刑法条文之完善对于降低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并不是完全不可调整的。
基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的发展，从1954年中国刑法初稿规定，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为12周岁。
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可能会受到父母的管教。
到1979年，刑法规定了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为14周岁。
在过去数十年来，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反复解释与讨论，也表明了立法者态度的改变。
从国际社会对各国的要求来看，《儿童权利公约》是大多数国家为保护权利而签署和承认的国际公约。
这一点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相符。
可以看出，12岁的年龄被确定为符合国际社会保护未成年人的要求。
最后，从改革现行年龄制度的角度来看，2年的调整范围基本合理。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将民事行为能力限制的最低年龄调整为8周岁，而以前的民事行为能力限制为10周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也将行政拘留年龄从16周岁改为14周岁，年龄范围也是下调到2年。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刑事责任年龄降至12岁，则适用无期徒刑应该更加谨慎。
最高法院的指示提到，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只有到了“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才能够适用无期徒刑。
但是，对于“极其严重”的规制并没有明确细分。
然而，在刑法规制中，对于成年人判处死刑的适用条件是“罪行极其严重”，因此相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无期徒刑条件实际上是相当于成年人判处死刑的适用条件。
对于无期徒刑的判定程序可以参考死刑复核程序，除非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确定，否则其他法院对这一年龄的罪行判处无期徒刑必须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告。
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反映不同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的差别待遇，而且可以贯彻落实我国宽严并济的法律规制。
尽管作者认为，考虑到当前的社会现实，应当降低未成年人目前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但在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之后，不能忽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因此，我们可以借鉴香港和台湾地区关于惩治和保护未成年人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国现有的未成年人处罚规定，对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后的未成年人处罚进行规定。
统一犯罪标准，扩大刑事责任范围，并将具有相同社会风险的犯罪行为纳入系统，如走私、运输毒品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纳入到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行为中。
首先，根据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与资讯传播的速度，实际上，年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无论是通过学校教育、互联网资讯、新闻报道等法律科普的渠道都可以充分了解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法律后果，并认识到行为是错误的。
这是基于当前国民受教育程度以及信息资讯的传播已经大大超越当初三十多年前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定的时期。
在今天，以毒品犯罪为例，立法、司法正与犯罪分子作越来越斗智斗勇的斗争。
由于毒品与暴力犯罪一样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扰乱法治社会的秩序，对人们的生命财产构成严重威胁。
而对于参与到毒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实际上，年满12周岁未成年人已有认知意识、辨别能力和控制能力，因此，在降低刑事法定责任年龄后，应该进一步对刑事责任范围做更详细的补充。
其次，加大对绑架犯罪的监管力度。
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绑架他人过程中的实施强奸、抢劫、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犯罪行为确立了刑事责任根据具体行为的罪行。
年龄责任制度在刑事责任范围内做出进一步补充有相当大的必要性。
关于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暴力行为的刑法规定无疑将是对一个国家的法律价值观、刑法、社会危害和社会趋势的全面审查和评估。
在美国等地区国家，刑事责任年龄较低，本身就意味着对这种未成年人的法律态度。
在现代，强调未成年人的独特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法律，尤其是刑法变弱。
由于国情，人类情感和法律需求是必要的，这些法律的制定是共同期望的结果。
并且，有必要规定对刑事责任年龄以下未成年人的相关保护和待遇措施。
一旦他们犯下危害社会的行为，这些保护和惩戒措施可以适用于他们。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降至12岁后，应改变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
承担全部刑事责任的年龄也将降低2岁，即承担刑事责任的相对年龄为12至14岁，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总体上将推前两周岁。
只有特定的起始年龄不足以填补法律无法填补的空白。
刑事责任能力一方面受年龄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心理发展程度的影响。
因此，寻找人类年龄和身心成长的发展规律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体可以与心理发展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而且人类的成长经历是不同的，所以人类的身心成长也是复杂多样的。
年龄可能会影响身体和精神的发展，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表现出真实的状态。
俗话说得好:穷人子女早当家。
因此，年龄仅仅是刑事责任能力的一个影响因素，而不是决定性因素，这使得仅以年龄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符合法律的科学性、合法性和司法实践的严谨性。
恶意补充年龄原则在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一原则是由著名的英国律师布莱克斯顿在他的著作《18世纪英国法律的解释》中提出的。
旨在指出未成年人犯罪时，他们是暴力的，大多数人对犯罪意识偏执，主观恶意很大。
同时，他们已经能够理解惩罚的性质、功能和意义，并具有辨别和自我控制的能力。
“恶意补足年龄”是指如果行为人尚未达到犯罪年龄，犯罪者对社会有害的行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在进行有害行为时是恶意的，“恶意”是指犯罪者具有主观辨别有害行为的能力，也就是说，至少知道其实施的行为是违法的。
如果一些未成年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禁止，并有能力控制和辨认意识，那么犯罪者将在这种情况下应对其个人行为负责。
由于适当使用了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相对较低的刑事责任年龄不但不会伤害未成年人，还会增加法律处罚和警告。
以我国香港地区为例，其所沿用的是英美法系的处罚原则，同时适用了恶意补足年龄的法规。
《香港未成年人法》规定年龄在10至14周岁之间的未成年人限制行为能力人。
未成年人轻罪不承担刑事责任，可以免除惩罚，对于杀人等特别严重的罪行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如果未成年人能够清楚地识别该行为的性质，并且有证据表明该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则可以推翻该推定并确认罪犯有刑事责任。
作者认为，通过将刑法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可以有效地预防社会低龄化犯罪的趋势继续上升。
当一个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时，他知道他的行为对社会和他人有极大的伤害，但他仍然这样做，他所使用的犯罪手段是残酷的。
此时，如果提出申诉时有充分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一点，那么我们可以适用恶意补充年龄规则，并根据恶意程度适当增加不充分年龄，使他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标准。
基于以下三个基础，在刑法中增加恶意补充年龄的规定是非常合理的。
首先，我国致力于司法改革。
法律职业教育的质量提升极大地提高了法律专业人员的数量和质量。
目前，许多高校对法律专业的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方面，他们要求学生不断学习专业知识，提高文化知识。
另一方面，安排学生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实习，以便将学到的理论应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弥补自身的不足。
国家对司法机关也有强制性规定。
司法机关的法官和检察官应当加强法律理论知识，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通过司法改革和法律教育，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法律精英，为恶意年龄补充原则的应用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其次，虽然国家法律没有对未成年人犯罪后给予刑事处罚，但只限于免除处罚和免除处罚，但是否存在犯罪仍是依靠法院的有罪判决定论。
在这种思考中，当未成年人客观地实施犯罪行为，主观上有很深程度的恶意时，他们就因为刑事责任生理年龄范围而免除责任和惩罚。
这能否解释刑事责任与刑罚相适应的原则有些矛盾？此外，确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原则是基于主观恶意。
如果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意较大，则未成年人的生理年龄不足以构成刑罚的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被视为负有刑事责任并受到刑事处罚。
这样，就符合刑事责任与刑事处罚相适应的原则。
最后，如果适用恶意年龄补充原则，一方面，法律可以保持自身的稳定，确保其谦虚和维护其权威；另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原法律中存在的未成年人有罪不罚的风险，更好地实现法律灵活性和稳定性的有机统一，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安全。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后的刑事责任范围界定刑事责任的实现是“是指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依法使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和对犯罪人的谴责成为事实，其具体表现是犯罪人实际感受到由上述否定评价和谴责所引起的，在社会生活上、名誉上的不利反应，这种能够使犯罪人实际感受的，而且可以使一般人感知的不利反应，就是刑事制裁措施。
”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身心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
一般来说，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与其身心发展有关。
刑罚和犯罪作为刑法理论的基石，共同构成刑法的基本范畴。
正是因为未成年人犯下的有害行为与成年人犯下的有害行为大相径庭，所以少年犯在实现刑事责任方面也应体现其独特性。
在对未成年人的司法审判中，既要考虑他们犯罪事实的社会危害性，也要考虑犯罪的主观目的、动机和年龄，他们是否第一次犯罪，犯罪后是否悔改等。
具体适用于从轻或减轻，适用于什么样的从轻或减轻程度都以最有利于青少年的行为为标准。
设置从轻处罚原则的原因是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不完全性和未成年人易于接受教育和改造的特点。
惩罚是刑事责任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体现。
刑罚是一种是最严厉的强制手段。
我国刑法规定的刑罚包括主刑和附加刑。
《刑法》的第三十二条包括：“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附加刑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以及驱逐出境。
”这些规定都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对于暴力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以及对犯罪人的犯罪行为的强烈谴责。
未成年人往往缺乏明显的主观意图，仅出于好奇或模仿心理而做出不良行为，对不良后果缺乏足够的预见性。
一般来说，未成年人有很强的可塑性。
根据他们在不同成长阶段的身心发展，给予适当的帮助和教育。
他们犯下的有害行为往往更容易纠正。
相反，对未成年人不加区别地适用直接适用于成年人的刑事制裁只会带来负面影响。
它不仅不能发挥刑法的惩罚和矫正功能，还会加剧青少年罪犯与社会的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当采用从宽处罚原则制定适用于未成年人的刑事措施时，必然要确定从宽适用的标准，因为盲目从宽和保护措施很可能会变成放纵和包庇，这将阻碍犯罪的预防和惩治。
因此，从宽原则要求宽容而不是放纵。
在基于降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定责任年龄至12周岁这一考量下，实际上是希望强化刑罚对于未成年人的教育功能，而不是单纯的惩罚功能，最终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严谨的司法程序，对于犯罪行为情节严重的未成年罪犯予以严重的警告和谴责。
第一，管制是指一种由公安机关执行和公众监督的，限制个人自由而不是监禁罪犯的处罚方法。
在我国，管制是一种处罚较轻的刑罚。
作者认为，该规定也可以适用于年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
从理论上讲，刑事处罚对未成年人的适用，首先是要体现犯罪和刑罚适应的原则。
监管处罚是主要刑罚中最轻的一种处罚形式，而法规本身的适用则表明犯罪轻，危害不那么严重。
因此，对于犯罪情节较轻，需要被拘留和惩处的未成年人犯罪分子，这绝对是一个更好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