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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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道教题材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其中道教作为一种重要的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在中国文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自古以来,道教的影响渗透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中,而在现代文学中,道教题材也得到了广泛的探讨和表达。
本文将从几个角度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道教题材。
首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道教题材常常与人生哲学相结合。
道教强调追求自然、宇宙和谐,以及个体的身心灵的和谐。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许多作品以道教的思想为基础,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通过对社会的批判和对自己内心的反思,最终选择了道教式的自由和解脱。
这种对于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使得道教题材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道教题材也常常与自然景观相结合。
道教强调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自然的真、善、美。
在中国的山水诗中,道教的影响尤为明显。
例如,现代作家郭沫若的《神女》中,通过对自然景观的描绘和对道教信仰的表达,展现了一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
这种将道教思想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方式,不仅增添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时也传递了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和追求。
此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道教题材还常常与人性的探索相结合。
道教强调修身养性,追求人性的纯粹和完善。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些作品通过对人性的探索,展现了道教的思想内涵。
例如,余华的《活着》中,通过对主人公福贵一生的追踪,展现了一个普通人在困境中如何通过修身养性来面对生活的哲学思考。
这种将道教思想与人性探索相结合的方式,使得作品更具有思想深度和人文关怀。
最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道教题材也常常与现实社会问题相结合。
道教强调追求社会和谐,反对权力和利益的腐败。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些作品通过对社会问题的揭示和对道教思想的借鉴,呈现了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反思。
例如,莫言的《红高粱》中,通过对乡村社会的描绘和对道教信仰的表达,展现了一种对权力腐败的批判和对社会和谐的追求。
道教的道家文化和文艺表现道教是中国传统的宗教之一,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
道家文化以其独特的哲学思想和艺术表现形式,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道教的道家思想和文艺表现两方面,探讨道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道教的道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追求内心的宁静和自然的境界。
其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道”。
道家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是万物产生的根本原则。
道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合一,主张顺应自然、追求生活的简单和纯粹。
这种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道家文化的熏陶下,中国的文艺表现形式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特点。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道教音乐和道教艺术。
道教音乐是道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独特的音律和节奏,表达出人与自然的和谐。
道教音乐不仅有一定的宗教仪式功能,还被广泛应用于舞蹈、戏曲和音乐演奏等方面。
道教音乐以其宽广神秘的氛围,给人以超脱尘世的感受,具有独特的审美效果。
道教艺术是道家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展现了道家思想的深邃和高远。
道教艺术常常采用象征性和隐喻性的手法,通过色彩、形状和线条等元素,表达对于生命、自然和宇宙的独特见解。
道教艺术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还能够引导人们反思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除了音乐和艺术,道教文化还对中国的文学和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家思想提倡追求内心的宁静和自然的状态,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作品中得到了广泛体现。
例如,道教对于山水的态度和诗人的山水意境有着紧密的联系。
许多文人以山水为题材,抒发对于自然的敬畏之情和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愿望。
总之,道教的道家文化和文艺表现在中国文化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道教的道家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合一,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教音乐、道教艺术和道教文学等艺术形式,以其独特的审美效果和思想内涵,丰富了中国的文化遗产,为后世的艺术表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浅谈老子美学思想及其对当代文学艺术的影响摘要]老子,道家思想及学派的创始人,其传承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同时,老子思想对中国古代美学以及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都做具有重大的贡献。
在老子的哲学中,“美”是他的毕生追求并且还将“美”与他追求的最高境界——“道”相结合,诠释出了他对人性本真以及自然中的“道”的一种理想追求。
老子美学思想中展现的整体、含蓄、自然、以及柔弱性美,既表达出了其深刻的内涵,同时也对当代文学艺术中美学的发展以及现实社会的精神追求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以及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老子美学思想;文学艺术;“道”;自然美;审美理想1 引言老子,是中国道家学派的主要创立者,同时也是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老子美学思想的诞生与传播对中国现代的哲学与美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著名学者李泽厚曾经说过:“道家思想的发展相比于儒家思想及其他各类流派思想的发展都更注重于掌握文学艺术、审美取向以及创作标准的重要特点,这也使得道家思想对于现代文学艺术的影响更多的处于创作与审美这一层面。
”老子美学思想作为道家思想的经典代表,他的审美思想规律被后世众多的文学艺术家逐渐转化为了永恒追求的审美思想境界[1]。
《老子》这一书籍里对于“美”的直接论述并没有多少,但有关美学思想的独到见解对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依旧影响深远。
老子追求道的同时依旧将“美”作为毕生的追求,并将二者在同一层面上有机地结合,合为“美道合一”,而从这一结合中抽离出的本质即为人性上的“真、善、美”。
老子美学中的“美”主要体现为:天得道即万物清明的整体美、深奥而灵通的含蓄美、任由万物肆意生长的自然美以及水润万物而不逐名的高洁美,而在这些美的体现中“信言不美”的思想始终贯穿其中,由此造就出了老子独特而又深刻的美学思想及内涵,使其对于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与传承仍具有影响颇深的现实意义[2]。
2 老子美学思想的基本内容2.1 “天得一以清”中所蕴藏的整体美得道则万物清明是诠释整体美的一种体现,而整体美不仅代表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原则更在艺术创造与欣赏的审美上有所体现[3]。
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探究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古代人民的智慧和情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道教作为一种重要的宗教文化传统,对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教的哲学思想、宇宙观念、修身养性理念等方面,都渗透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内涵和灵感。
本文将探究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分析道教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以及道教对文学创作思想的启示。
一、道教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1. 道教哲学思想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道教强调“道法自然”,主张顺应自然、顺势而为。
这种思想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广泛体现。
例如在《庄子》中,庄子通过“逍遥游”的寓言,表达了超然物外、顺应自然的思想。
在《道德经》中,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反者道之动”等理念,也为后世文人所推崇。
这些思想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被广泛引用,影响了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和主题取向。
2. 道教宇宙观念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道教对宇宙的看法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种宇宙观念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在《山海经》中,记载了古代人们对宇宙的探索和想象,描绘了神话般的宇宙图景。
在《西游记》中,孙悟空等人物的奇幻经历,也体现了道教宇宙观念中的“万物一体”、“虚空无边”的思想。
这些作品中对宇宙的描绘,反映了道教宇宙观念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3. 道教修身养性理念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道教注重修身养性,追求心灵的净化和升华。
这种理念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的修身养性之路,展现了道教对人性的关怀和启示。
在《诗经》中,诗人们歌颂了美好的品德和高尚的情操,体现了道教修身养性理念的影响。
这些作品中对人性的探讨和塑造,反映了道教修身养性理念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二、道教对文学创作思想的启示1.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道教强调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规律。
在文学创作中,我们也应该尊重文学创作规律,顺应文学创作的内在需求。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与道家思想及日本文化之比较初探
聂姗
【期刊名称】《南方论刊》
【年(卷),期】2008(000)005
【摘要】中国古代道家文化博大精深,不但对中华民族有着持续的深远影响,对亚洲甚至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文化传统都有着深刻的文化渗透.本文将把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与道家思想,以及深受道家影响的日本文化作一比较研究.试图在其中挖掘出东方浪漫主义文化的一些本质性存在,开掘出新的可研究领域.
【总页数】2页(P18-19)
【作者】聂姗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湖北武汉,4300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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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道教与文学魏晋南北朝道教与文学道教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发展至今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与文学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本文将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与文学的关系,并探讨其对塑造当时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首先,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化氛围浓厚,文人辈出。
在这个时期,道教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
一方面,道教的发展为当时的文学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创作灵感。
道教讲究心性修养和物我合一,强调返璞归真、追求自然的本性。
这种思想与文学创作追求真实、朴素、情感流露的特点相契合,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想和主题。
另一方面,文人士人往往也是道教的信徒或追随者,他们的信仰和实践经历,深深地影响了其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
例如,世人皆知的魏晋时期文学巨擘曹操,他的诗歌作品中便包含了部分道教的内容,尤以其《观沧海》一诗最为著名。
因此,可以说道教的兴起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素材。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文学的兴起也为道教信仰的宣传和传播提供了有力的平台。
古人有云:“道在百川之源,花香马蹄之处。
”通过文学作品的传颂,可以将道教的思想和理论广泛地传达给更多的人。
著名的道教经典《道德经》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写成,并通过摹写、歌谣等形式进行传唱。
以《道德经》为代表的道教文学作品影响深远,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也对后世的道教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文学作品形式多样,涵盖了诗歌、散文、小说等各个层面。
其中,道教诗歌对当时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魏晋时期著名的道教诗人曹植,他的《洛神赋》便是道教思想与文学艺术相结合的杰作。
通过描写美景以及个人情感的表达,曹植以道教的观念贯穿其中,表达了对自然、对人生、对情感的独特理解。
此外,道教小说亦是当时文学的热点之一。
例如《庄子》中的一些篇章,以幽默诙谐的笔调,通过寓言故事和富有哲理的描写,将道教的思想娓娓道来。
浅谈道教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道教是在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传统宗教,它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它以道和德为教义的核心,吸收了道家哲学的部分内容,以神仙思想为其中心思想,精、气、神的理论是其思想的最高理论。
道教对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塑造,对中国古代的文艺思潮都有深远影响,更有甚者,道教的很多题材直接进入文学作品,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道教对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塑造所产生的影响道家与道教的精神做基础,道家与道教的戒条,也就是中国文化教人为善去恶的教育范本,它以天道好还,福善祸淫的因果律做根据,列举许多做人做事、待人接物的条规,由做人做事而直达上天成仙的成果,都以此为标准。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潜移默化中已经接受了这样的道德观念,于是也相信有一种超越自然力量的“道”存在于世间,而这个“道”在一般人那里就是“良心”,就是一种敬畏观念,而在知识分子那里,便成为一种道德行为规范。
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些文人进行文学创作也多半遵循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人在世应多行善事,行善事会有好的报应。
在道教观念的影响和塑造下,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也有较强的适应性,他们不仅能入世,也能出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他们都能安然处之,道教主张轻功名,重生命,道教的主要经典《道德经》大抵以虚静无为、冲退自守为事,这种不与世争的观念使得中国古代文人在失意之时能够得到一种自我解脱,儒教使中国人处于工作状态,道教使中国人处于游戏状态,道教的自然主义,正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的心灵的止痛药膏。
在这种处世哲学下,中国文人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在不同的心境下写出不同的作品,李白是这样,苏轼是这样,还有很多的文人都是这样,在一种淡泊的心态下也让他们的文学作品有了更多的风采。
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潮的影响道教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极大。
《庄子》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寓言哲理著作,寓言故事并非人世间所真正有的事情,一般都是作者通过现实生活中所残留的现象来想象而构成的虚拟世界,庄周在其幻想的国度里构建了自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的理想世界,其丰富瑰丽的想象开启了中国古代浪漫主义的大门。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在儒、道思想下的成长-现当代文学论文-文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歌德曾在《浮士德》中感叹: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无非是祖先盛世的凄凉的余响这样的叹息难免令人伤感,而美国学者李维在《现代世界的预言者》中的说法,是以另一种客观姿态诠释了同样的感慨:所有的文化,都是萦绕于对先前黄金时代的回忆. [1]的确,远古历史时空中的原生态文明,无不凝结着人们对整个文化童年深情款款的记忆情结,它曾经真实而鲜活地存在于那个遥远年代, 虽然智慧之鸿蒙未辟,却依然无法遏止后人的频频回望,它仿佛一个古老而安详的梦境,从更沉潜的人类学心理原型角度来看待,它更是一抹镌刻在集体无意识中的深邃烙印,无法磨灭、不可或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沃土壤中,儒家与道家思想的交融碰撞,对中国文艺风尚和文化品格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铸就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精神. 因此,考察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背景和哲学渊源,面向儒、道二家的寻根问祖将是一条难以回避的路径,但是儒、道二家在诸多价值观念上的迥异甚至相互抵牾,使得人们往往将之置于一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模式之中. 但事实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哲学底色是由儒、道二家共同描绘的,只是二者在表现形式上是一明一暗、一显一隐,本文旨在从显在层面(道家思想)和隐潜层面(儒家思想)两个维度,探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在儒、道二家合理化张力裹挟之下的一种学理上的必然,展现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成长轨迹和历史境遇.一、显在的嫡脉之源:道家思想观念从浪漫主义诗学本体论和思想价值论角度考量,老庄道家的文化哲学显然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精神遗存:一方面是老子之道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本体论,另一方面是庄子之道作为一种带有主观倾向的心灵诗学[2],两方面的糅合与锤炼,构成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文化母题和基因底蕴.1、个体自由的生命状态道家文化哲学体系的基本观念是道,《老子》第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即世上万物万象都是由道而生,道是万物之根源. 老子认为,世界的一切运转都在冥冥之中有道支配,为此一切都要任其自由、顺其自然,任何人为的结果只会违反道的本原,这奠定了道家哲学本体论的基础. 而在庄子的笔下,道更多表现为对个体生命和心灵诗学的关注,成为一种至上的人生理想,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即是天人合一、顺任自由、保持天性,自在逍遥于. 《逍遥游》的游正是庄子对至高自由人格精神的寄托---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3],在无何有之乡这个理想中,个体因无所待而获得真正的身心自由,它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个自由和谐的精神家园.这一追求个体生命自由的价值观,正是中国现代浪漫作家所崇尚的精神之一. 五四文坛上异军突起的创造社诸子,以式的浪漫风格受到瞩目,他们时常表现出对中国道家传统文化的亲睦契合. 郭沫若曾忆及少年时代时说,我特别喜欢《庄子》[4]、起初是喜欢他那恣肆的文章, 后来也渐渐为他那形而上的思想所陶醉[5],道家文化精髓激发了郭沫若崇尚自由奔放的天性, 并为他后来哲思体系的建构奠定基点,随着郭沫若世界观的成熟,他逐渐将道家思想与斯宾诺莎学说相互参证、糅合、熔铸,最后建立了泛神论哲学体系,并强调我在思想上向着泛神论,是在少年时所爱读的《庄子》里面发现了洞辟一切的光辉.[6]在郭沫若的泛神论观念中,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7],即自我便是神,自我能超越一切,这正是建立在道家追求天人合一、个体自由的思想基石之上. 在青年郭沫若笔下的《天狗》中,塑造了一个自我意识充塞宇宙天地、迸发无穷情感、疾呼解放的天狗形象---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诗人面对大自然波澜壮阔的景观,发出了对自由生命真谛的呼号:啊啊! / 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在《凤凰涅盘》中,诗人借凤凰之口,质问恶俗的现实,批判压制个体自由的世俗世界---啊啊! / 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 宇宙,/ 我要努力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的屠场呀! /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其实,郭沫若的独特并不在于他写就的一系列现代新诗,而在于他在继承道家思想前提下所开创的一种新精神---放任自由、个性、身心解放---充溢着浪漫主义的现代性精髓.2、抗争世俗的叛逆精神庄子思想体系中对世俗人伦、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批判和抵制,是道家文化哲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庄子认为,一切世俗权威都是对自由精神的禁锢、对生命本真的戕害,他对俗世伦常的、蔑视与鄙弃,一方面是通过神人、圣人、真人、至人的道家理想人格予以反面映衬,所谓(神人)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礡万物以为一, 世蕲乎乱, 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逍遥游》),(圣人)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德充符》),(真人)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 以观众人之耳目哉(《大宗师》),(至人)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天道》); 另一方面则是正面抨击儒家传统道德和世俗理性对个体生命的潜在摧残,庄子甚至直接向仁义礼智、尧、舜、禹、孔子等提出非议和挑战---夫仁义憯然乃愦吾心, 乱莫大焉(《天运》),毁道德以为仁义, 圣人之过也(《马蹄》)---足见庄子生命诗学中尊个体、非世俗、反权威意识的彻底性,而在五四时代应运而生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又实现了这一文化灵魂的复活.五四是一个积极抗争世俗、反叛传统儒教、高扬个人觉醒的时代,叛逆精神是那个时代的典型风尚,人们努力冲破中国传统文化中自身造就的蒙昧(康德语)[8],更彻底地世俗纲常,更自觉地推崇自由解放和个性,处处闪耀着浪漫主义的光辉, 更流淌着道家精神的余温. 创造社中坚人物郁达夫在早年《》时期的放浪率性和离经叛道,便熔铸着传统的道家精神和现代的浪漫情怀, 小说大胆表露的个体意识,连同狂热的望躁动、畸态的心灵感受和扭曲的情感意志,一并激烈地坦陈着对人性解放的渴望,虽然赤裸裸地书写个人的望、丑恶与罪孽,却并不因此卑微狎琐,反而获得了一种悲壮和崇高的美感,因为他在对人性隐秘世界的挖掘中揭露了世俗道德戒律的虚妄,凸显了人与世俗抗争的超拔勇气,这一可贵的叛逆精神为郁达夫赢得了浪漫才子的美誉. 另一方面,青年郁达夫在行为方式上更带有鲜明的才子气,有一股与道家精神密切关联的魏晋名士之气,他曾写道:每自伤悼,恨我自家即使要生在乱世,何以不生在晋的时候. 我虽没有资格加入竹林七贤之列,至少也可听听阮籍的哭声. 或者再迟一点,于风和日朗的春天,长街上跟在陶潜的后头,看看他那副讨饭的样子,也是非常有趣.[9]魏晋名士的高洁、放浪和颓唐,陶渊明的隐逸率真之气,以及清代诗人黄仲则野性难为堪的精神,都曾深深镌刻在郁达夫的情感、生活和创作之中,无论是其论才不让相如步的卓绝才华,还是二分轻薄一分狂的狂狷性情,乃至他的嗜酒、狎艳和漂泊,无不传承着道家孤高狂放、愤世嫉俗和恃才傲物的风尚.3、对抗异化的自然人性早在中国文明的发轫期,庄子便以一种先验的智慧审视着文明带来的负面效应,他是世界思想早提出反抗异化思想的哲人[10]. 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分崩离析、淳朴民风沦丧殆尽,物质文明以一种急遽发展的姿态,遮蔽了人们的清醒和忧虑,它带来名利、财富和繁荣的同时,还裹挟着人性之恶---自私、享乐、贪、野心、侵掠等等---的膨胀, 庄子从人性本体思辨观出发, 犀利揭露人因物质功利而泯灭自然天性、丧失真实本性、扭曲生命价值的异化现象,大声疾呼物物而不为物所物、不以物挫志、不以物丧己、不以物易性(《齐物论》),呼吁人们摆脱人为物役、心为物役的困境,以避免中于机辟,死于网罟(《人间世》),倡导人重拾自然本性,重回精神家园.历史总在轮回中前进. 庄子反抗异化的文明批判,在现代浪漫主义价值观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认和开掘, 西方浪漫主义在思维起点上,便非常重视对现代工业文明和科技理性的反思批判,并引申出浪漫主义精神对个体乃至整体人类的精神救赎的意义.20 世纪初,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揭示西方现代文明酿成的至伪偏至、性灵之光,愈益黯淡,即一方面是物的膨胀(物质也),另一方面是个性的泯灭(众数也),他高呼精神界之,务求打破林林众生,物来蔽的失衡状态,这既是对西方现代浪漫主义精神的认同,更是对中国传统道家反抗异化观念的呼应. 但正如庄子在人的异化观念上的超前性,鲁迅遭遇了同样的尴尬,他一系列浪漫文论中的对现代文明和人的异化关系的探讨,并没有得到当时中国作家的普遍关注和创作上的呼应. 时至20 世纪40 年代,自称为中国最后一个浪漫派[11]的沈从文,对于人性、现代文明、个体生命的倾心关照和反思,才暗自契合了道家反抗异化的思想. 在沈从文的浪漫叙事中,无论是对文明枷锁下都市人性的解剖嘲讽,还是对未经现代文明侵蚀的湘西边陲的礼赞,无不渗透出对健康人性的孜孜追求和对现代文明的灼灼焦虑. 在《八骏图》都市文化圈中, 沈从文勾勒出一群表面温文尔雅的学究人物,他们已在繁缛华丽的都市中迷失自我,被庸俗的名利、望和虚伪所控制,小说中的海滨公寓被讥讽为一个治疗病态心理的天然疗养院.而另一方面,沈从文却在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湘西世界里,发现了一股尚未被文明阉割的原始天性和生命强力,《边城》中的人们顺乎天然、悠然自适、性情皆善,满目是幽静灵秀、隽永明媚的自然风光,在翠翠、傩送和天保之间始终萦绕着一曲清新浪漫又略带感伤的爱情牧歌,沈从文将人性和自然二者纯粹化、浪漫化之后,成就了自己所言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2], 这不仅印照于现代浪漫主义的哲学背景之下,更植根于中国道家哲学的沃土之中.4、回归自然的生命品格自古以来,崇尚自然的观念在中国就相当发达,西方一位汉学家曾说:在早于西方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学中,便已有了自然观的完美表露. [13]老子最早谈及对自然的推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 自然一词,在《老子》中凡五见,主要指事物的本然、本初状态,即自然而然、自在自足、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如果说,老子的自然本体论尚且是个抽象的哲学概念, 那么在庄子的诗学体系中自然则被赋予了更丰富具象的内涵,一是天地万物的自然状态,二是生命个体的本真、自足、和谐状态. 庄子认为,回归自然是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是人性消解一切虚妄意义之后复归的鲜活本原,正如《逍遥游》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姑射山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生命个体惟有拥抱自然、回归自然、与自然相融相契,方能达到人生至境,获取人生至乐.中国现代浪漫作家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展现着对回归自然文学母题的青睐. 郁达夫在后期创作中便有明显的风格变迁和主题转型,诚如他的自白---想回到大自然的怀中, 在大自然的广漠里徘徊着[14]---《东梓关》、《迟桂花》等后期代表作,是以一种恬淡沉静的风格更趋近了传统道家回归自然的母题,《》时期的浮躁凌厉、悲愤峻急和桀骜不驯消失了,完全被自然超脱的圆熟心境所,年届中年的郁达夫还在宁谧怡人的西湖之畔,搭建起一座属于自己的风雨茅庐,俨然一位现代隐士. 在沈从文湘西系列小说中,更构建了一个超凡脱俗、人境交融的现代桃花源,那里的人与自然格外和谐,正如沈从文所言:人虽在这个背景中凸出,但终无从与自然分离[15],在无待、无碍、无累的自然状态中,个体得以重新返归心灵家园. 至于徐訏、无名氏所代表的后期浪漫派,或许他们留给读者更多的直观印象是异域的旖旎风光、诡媚的情感意境甚至抽象的思辨,然而他们小说中所隐匿的皈依自然、超脱尘俗和回归人性真我的精神力量,这一源自中国道家传统的东方智慧,往往会被遗漏和忽视. 在《荒谬的英法海峡》中,我无意间来到一个世外的孤岛上,那里杂居着黄、白、黑诸色人种,没有官僚,更没有阶级,小说借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大同世界,再现了一种返璞归真、淡泊平和、回归田园牧歌生活的美好意愿,实际上也暗含着与中国道家回归自然观念的投契.二、潜在的价值渗透:儒家思想传统中国的思想传统是一种以儒家为主、道家为辅、儒道互补的格局,这对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非常深远. 儒道二家始于轴心时代并在漫长发展中彼此融和、协调、对立统一,儒家思想以积极入世、关怀现实、仁民爱物的道义感与责任感,取得了中国思想体系的中心地位,而道家思想则以无为而治、虚静贵柔和处下不争的风格态度,安守于中国思想传统的边缘地带,形成了一主一辅、一中心一边缘的稳定结构. 因此,儒家思想将是我们考量诸多问题时需要不断返回和驻足的一个重要原点. 不可否认,道家哲学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嫡脉,但在诸多深层价值观念上,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无法绕开儒家思想的潜在作用,即儒家精神的集体无意识已深深嵌入国人尤其是的心理、意念和生命结构中,它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之间远非是抗拒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保持着某种合理化的胶着状态.1、实用理性李泽厚先生曾对儒家思想塑造的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特征, 有过相当精辟和深入的研究论述,他认为实用(践)理性是构成儒学甚至中国整个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民族特征[16]. 所谓实用(践)理性是一种追求现实功利、目的和效用的理性精神, 它最早源于孔子对鬼神论、怀疑论等言论的反拨, 即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论语八佾》),后逐渐发展为一套重视现实功用的儒家思维模式,它不重视在理念上抽象思辨地探讨哲学课题,而重视如何妥善处理解决现实问题,强调行动本身的实际效用[17]. 因此,实用(践)理性的儒家观念自一诞生,便沿着重功利、轻思辨、求务实、趋实用的路径成长, 它与西方重抽象、思辨、和玄虚体验的思维模式,有本质的差异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自诞生之初,便在诗学、美学的理论准备上颇有欠缺,五四浪漫作家倾向于一种急功近利的创作方式,大多数五四浪漫小说只流于简单的情感宣泄,留下一些焦虑、苦闷的抽象概念. 正如夏志清先生所言,它们没有像山姆柯尔律治那样的人来指出想象力之重要;没有华兹华斯来向我们证实无所不在的神的存在; 没有威廉布莱克去探测人类心灵为善与为恶的无比能力[18];鲁迅亦批评五四浪漫小说夸耀其颓唐、炫鬻其才绪[19];梁实秋更在《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对五四浪漫文学进行了全面清算和批驳[20]. 显然,五四一代的浪漫书写,并不是从浪漫主义美学诗学的理论逻辑出发,而是沉溺于一股模糊的启蒙价值和情感冲动之中,缺乏对浪漫主义精神价值的深入理解,而这一逻辑前提的丧失也表现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21]. 张灏先生指出,五四其实是一个矛盾的时代,五四思想更是具备两歧性,浪漫抒情与实用理性这一对趋向相反的价值体系在彼此激荡、盈虚消长中,形成了诡谲歧异的五四时代精神[22]. 换言之,实用理性这一儒家观念,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深深植入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生命肌体中,即使在那个极力反思、批判和解构儒家思想的五四时代,亦无法阻挠儒家思想的潜在渗透,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也是自五四开始,走上了一条在浪漫与现实、感性与理性、务虚与务实之间摇摆不定的宿命之途.2、群体本位仁学与礼学是儒家思想的两大核心,前者彰显仁者爱人,仁学带有鲜明的社会群体道德的色彩;后者则曰克己复礼为仁,又曰礼自外作,礼学实际上是用以论证仁学中心的一种外在依据和方式,礼代表儒家群体秩序的外在规范,克己复礼是要克制和压抑个体需求以达到维护群体稳定的目的,儒家这一群体本位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烙下了深刻的精神印记,它重在追求集体群体的和谐与协调,甚至以压抑个体精神生命为代价,这一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规约并引导着国人的思维方式、精神结构和行为模式.从哲学本体论上看,崇尚群体本位的儒家思想与追求个性意识的浪漫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但却恰好成就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中国特色和历史境遇. 伴随五四文化启蒙的兴起,高扬人的觉醒、肯定人的价值尊严、承认人的意志的个体本位主题,成为一股主流的言说趋向,创造社诸子凭借自我表现的浪漫主题,昂然走在五四的先锋潮头. 而自大溃败至四一二发生,五四精神热潮逐渐消退冷却,当人们将思虑的触角伸向民族国家的历史纵深处时,很快感觉到了个体力量的有限性,而来自儒家群体本位的观念再度浮出历史地表,一度狂热追捧浪漫主义、高扬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作家们,首先开始了对自我表现主题的全面,或许正因为他们当年曾是浪漫主义文学营垒中的主将,深谙浪漫主义的诗学主题和美学精神,因此他们的反戈一击更具颠覆性. 自1925 年前后,创造社成员开始一反前期的文学主张,而以集体观念自我观念,将阶级意识无条件地置于个性意识之上,早期的个体抒情也迅速逆转为集体叙事. 1926 年,郭沫若发表《与文学》一文,毅然写道:浪漫主义的文学早已成为的文学[23],不久又在《留声机器的回音》声疾呼:应该克服自己旧有的个人主义,而来参加集体的社会运动[24]. 随后,郁达夫、郑伯奇、田汉、王独清等创造社同人纷纷投入到变革洪流之中. 1928 年,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后期创造社成员,在接受日本左翼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后,重新创办《文化批判》一刊,并连同以蒋光慈等人为首的太阳社,共同拉开了文学(普罗文学)的大幕. 普罗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文艺的一次特殊联姻,在+恋爱的文学模式中强调与恋爱的糅合关系,即运动与浪漫爱情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如同王德威所言---与恋爱这两项观念, 获得了对等地位[25],但随着普罗文学的日益炽盛, 与恋爱逐渐成为无法兼容的选择对象,即当恋爱与发生冲突的时候, 二者只能选择其一,而最终的选择往往是为而牺牲恋爱, 的精神意志彻底了浪漫的个人情感. 因此,普罗文学在事实上改造了浪漫主义的某种性质,将原本崇尚个体自我的浪漫主义,改造为另一种充满宏大理想、英雄情结的浪漫主义,改造后的浪漫将个体本位彻底消融在群体本位中,改造后的理想也不再是个体小我的自发意愿,而是另一种符合的集体利益和群体理想, 正是儒家群体本位意识,为这一观念逆转和思想置换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它造就了浪漫主义在的一种独特、必然和有意味的历史境遇.3、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一说最早是徐复观先生于1962年在《中国人性论史》中提出;翌年,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讲演中予以阐释[26]. 事实上,忧患意识早在儒学经典文献《易经》中已初显端倪,据《易传系辞下》记载:《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当文王与纣王之事耶? 面对充满变革与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战事连年、夷夏纷争,孔子建构的儒家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就对大时代的国族、社会和民生等问题有着深切思虑与忧患. 当然,面对时事沧桑和天下罹难,纾难解患成为诸子百家的共同追求,诚如庄子所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庄子骈拇》),但诸子各家所忧患的着眼点却不尽相同[27],徐复观先生亦曾说:儒道两家的基本动机,虽然同是出于忧患,不过儒家是面对忧患而要求加以救济,道家则是面对忧患而要求得到解脱[28]. 因此,儒家的忧患意识之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是因为它超越了对自我生命忧虑的浅层面, 而进入了一种忧国、忧世、忧民的思维深度,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 其中的道在当时是指周礼和周公之治,随时代推移而演化为一种对国族、社会和民生问题的普遍关注.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上,忧患的主题意识、感时忧国的精神[29](夏志清语)始终没有中断,即使是在突进的创造社前期,浪漫才子郁达夫笔下哀怨凄楚的零余人所痛悼的也并不仅仅是自我个体的,而是整体国族的,迟至1932 年,郁达夫在《达夫自选集序》里明确对早期自叙传作品坦言道:悲怀伤感, 决不是一个人的固有私情,。
道教的道家文化和文学表现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融合了古代哲学、宗教和文学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道家文化和文学表现形式。
本文将从道家文化的起源与传承、道家文学的特点与形式,以及道教对文学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道家文化的起源与传承道家文化是源于道家哲学的思想体系,起源于先秦时期的老庄思想。
老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与无为而治,通过返璞归真来追求真理和人的自由。
道家文化以《道德经》和《庄子》为代表作品,通过这些经典文献,道家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并对后来的文化和文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道家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得以传承,不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形成独特的文化符号和价值观念。
二、道家文学的特点与形式道家文学以唐宋时期为代表,这一时期是道家文化和文学的鼎盛时期。
道家文学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首先,追求自然与人的和谐。
道家文学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与和谐,追求自然本真的境界。
这种追求在道家诗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描写山水田园景色和咏史抒怀为主要题材,通过描绘自然景物来表达作者对自由、逍遥和无为而治的向往。
其次,强调意境的思索。
道家文学注重以抒怀情志和深思熟虑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并通过意境的构建来引发读者的共鸣。
道家文学作品往往运用比兴手法,借用自然景物和动物来抒发情感和表达思想,给人以深层次的思考和享受。
再次,注重形式与风格的独特性。
道家文学追求以简洁清新、超然高远的形式风格来展现思想,以达到温润如水的艺术效果。
在诗歌创作方面,道家文学倡导以五言古诗为主,以其音律和平仄的运用,赋予了诗歌以深邃的韵味和美感。
三、道教对文学的影响道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家文学与道教信仰相融合,互相交融的关系促使了道教文学的繁荣。
道教文学以神话、传说、道德教义等为题材,通过富有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的手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
道教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例如,道教发展早期的《神仙传》,以及明代陈维崧编纂的《太平广记》等,无一不展示了道教文学对后世文学作品的深远影响。
道教的道家文化和文艺作品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道教则是道家文化的主要表达形式之一。
道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与其它两大宗教佛教和儒教齐名,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还涵盖了很多哲学思想和文艺作品,这些文艺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本文将就道教的道家文化和文艺作品展开论述。
一、道教的道家文化道教作为道家文化的代表之一,强调追求自然和谐、返本归真的人生观。
道教的核心思想是“道”和“无为”,其文化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追求自然和谐:道教主张顺应自然规律,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在道家文化中,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希望通过悟道超越尘世琐碎,与自然达到心灵的合一。
2.返本归真:道教强调内心的平静和内在的修炼,追求人的本性和真实的自我。
这种追求真实、纯粹的态度,体现在道家文化中的诗歌、音乐和绘画等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中。
3.放下世俗执着:在道教的道家文化中,人们常常被告诫放下世俗执着,超越名利欲望的追求。
这种释放身心的态度,在文艺作品中也有所体现,通过表达对物质欲望的超然态度,弘扬了一种高尚的道德观念。
二、道教文艺作品道教文艺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以下是几种典型的道教文艺作品:1.道教音乐:道教音乐在古代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乐曲以舒缓、悠远的旋律和吟唱形式为主,常常被用于庙会、道场仪式和宗教寺院中。
这些音乐作品以其神秘而庄严的氛围,为信徒提供了一种修行和超脱尘世的感觉。
2.道教文学:在道家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道教文学作品,如庄子的《庄子》、道德经等。
这些文学作品以寓言、诗歌、传说等形式,表达了道家哲学思想和道教修炼之道。
它们以简洁的语言、深刻的思想,引导读者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3.道教绘画:道教绘画通常以仙山仙水、神仙仙境为主题,画面多以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和道教场景为表现对象。
道教绘画作品以其唯美、空灵的艺术风格,表达了对自然和宇宙的崇拜,体现了道家追求超越尘世的理想。
道家“自然之道”及其现代美学价值庄子的无言之说及其接受庄子的美学思想极其丰富,仅对于“美”的见解,就有以“圣人法天贵真”而论美与真的关系,以“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而论自然之美,等等。
为了进一步说明美的法则,庄子还提出了诸如“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
可以致意者,物之精也”(《秋水》)、“言者无所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等观点,首开了无言可以拓境之先河,丰富了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拓展了美学内涵的空间。
在庄子看来,自然就是纯而又纯的客观存在,要想认知它,即要获得“道”,只能去“法”自然,即通过“心斋”、“坐忘”,通过尊崇自然的法则,尊崇与自然同趣而无丝毫人为创造痕迹的“天乐”或“真画”来实现这一目标。
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庄子文艺美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庄子的这种自然的观念,“无言”的学说,在历代均得到了一般文人学士的推崇,甚至成为人们评论作品高下的根据或准则。
这一根据或准则进而演变成中国诗歌学美学中的诗文自然论,开启了“中国文学以自然为审美理想,在师造化观念指导下,以创造这一意境为作品的最高品位”的文学创作理念,①最终形成了与儒家思想“文以载道”、“经世教化”不相一致的美学观点。
儒家倡导积极入世的人文精神,但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一旦无法实现这一美好理想时,人们往往就会将自己的梦想寄之山水,以求精神上的解脱。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们从庄子的学说中得到了启发,于是,他们在文学创作上不拘于表面上的语言文字,而注重于言外之意的创造。
例如《文心雕龙·隐秀》中的“义生文外”,皎然的“情在言外”,刘禹锡的“义得而言丧”、“境生于象外”,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味”,苏轼的“没在酸咸之外,可以一唱三叹”,严羽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以及后来的神韵说、境界说和滋味、妙悟说等,无一不是庄子“无言”之说的翻版。
滋味说和妙悟说是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概念。
钟嵘在《诗品》中就明确地将滋味说看成是诗歌艺术最高的审美标准。
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学审美精神的影响【摘要】中国文学的独特风貌早已闻名于世。
中国文化的两大思想架构--儒家和道家,对中国文学审美风貌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中国,儒家思想注重社会礼法秩序,而道家更强调一种超礼法的“形而上”风范,因而道家在文学审美整体形式的把握上,则更为突出。
这一观点,已为许多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所不断论述。
不管怎样,道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之巨大,已是不争的事实。
【关键词】道家思想;审美意识;审美规律;审美情趣要想探讨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就应该先对道家涵义作一注解。
道家学派由老子开创,后有杨朱、尹文等发展老子思想,他们俱游于齐稷下学宫,称稷下黄老之学。
然后,庄子集道家思想之大成。
与儒家相对应,人们习惯把道家学说简称为“道家”。
道家以“道”贯天地,以人为核心,以自然秩序、社会秩序和心灵平衡合为一体为目标。
道家思想既重人生,也重自然。
道家不是在以人与自然物、生物的区别中确定人在世界的地位和价值,而是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的人与物的统一和联系中来定位人的价值。
道家追求人格理想,老子推崇圣人人格,庄子推崇真人、至人、神人。
道家的人格具有超越性和神异性的特征,主要表现有二:一是人如何超越人生困境和世俗精神环境,以及对宁静心理环境的追求。
包括生死大限的解脱,时困命囿的摆脱,哀乐情欲的化解等;二是人又如何获得精神逍遥的自由境界。
这是庄子人格理想之所在。
它包括形体的逍遥(“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心的逍遥(“不知耳目之所宣,而游心乎德之和”《庄子·德充符》)。
道家的人生价值和人格理想的宗旨是逍遥自然,以“游”为中介,即游身于世外,又游心于“道”。
这是道家的人生价值,也就是其人格理想。
由此可以看出道家思想博大、幽远、玄远、无涯,是无限的。
道家是一个存在于虚实之间的东西。
也由此可见,道家自产生之日起,就注定要与中国文学结缘,且自始至终相伴。
道家渗透文学,文学体现道家,是一种多层次衍射的文化现象。
简述文学作品中的道家思想可以这样说,在儒道释三家中,对中国古代文坛,影响最深的是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的思想,更给古代浪漫主义作家的文学作品深刻的影响。
庄子在中国哲学史上既是一位有着鲜明特色的伟大哲学家,又富于诗人的气质。
在他的著作中,用生动形象而幽默诡异的寓言故事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这种寓言的方式使庄子的思想和想象具有着水一般的整体性。
《逍遥游》是《庄子〃内篇》中的第一篇。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雄放奇幻,最能显示出庄子的思想和他文章所特有的艺术风格。
庄子在《逍遥游》中极力宣扬了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和虚无主义的人生观,思想毒害性是很大的。
他所鼓吹的连自己的形骸也忘掉了的“至人”是根本不存在的,那种绝对自由的“逍遥游”也根本不可能存在。
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理想,其实质是一种消极避世、没有理想的、空虚的主观幻境。
但文章写得挥洒自如,想象丰富,不失为我国散文史上的一篇名文。
“逍遥游”就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精神自由,是庄子所追求的理想化了的精神境界,也是他的虚无主义人生观的集中表现。
庄子所说的自由,完全是脱离实际的、违反人情物理的唯心主义的,是不足为训的。
《逍遥游》的思想是在说明人应当脱弃一切物累以获取最大的自由。
苏轼继承了庄子的创作方法和艺术原则在创作中他喜好另辟蹊径,大胆创新。
他善于发掘题材的新意义,而且将侍意提炼到具有哲理的高度。
在《自评文》中,苏轼对自己的文学创作的特征作了真实而生动的描述“吾文如万解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泊泊,虽一回千里无难。
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其他,虽吾并不知也。
”这不仅概括了苏轼创作的特色,而且是苏轼创作理论的生动体现。
苏轼一贯主张作家创作应该是有感而发、直抒胸脸“好诗冲口谁能择,俗子疑人来遣闻”、“吾且休归我欲眼,人言此语出天然”。
总之,一切以自由表达自我感受为前提。
他主张“冲口”、“脱手”的写作态度,并非是不假思索,随便草率而为之,而是以思维达到极度兴奋状态的灵感作基础。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第一节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演变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
它曾经一度蔚为壮观,大放异彩,后来几经反复、波折,逐渐趋向中落下。
LX1,其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五四时期这就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迸发势不可挡,成绩斐然、盛况空前的阶段。
当时具备浪漫主义女性主义的文学社团,除了创造社、浅草社、新月社等外,就Thiberville倡导现实主义闻名的文学研究会的一些著名作家,也无不或多或少地显现出来了显著的浪漫主义创作女性主义。
例如冰心,她创作的小诗、散文,饭寓情感,以情获胜,吟诵出来了一曲曲浪漫主义色彩浓郁的母爱、童真、自然的颂歌。
庐隐则以非常吻合郁达夫的笔调,用书信体、日记体的形式,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抒写内心的主观情感。
除了许地山,则用别一种笔调,整体表现了浪漫主义另一方面的特色。
他早期的作品《缀网劳蛛》等充满著浓烈的宗教意味,富有传奇色彩和异域情调。
即使就是具备细致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的叶绍钧与王统照,他们早期的创作也仍然流露出较多的主观因素,特别强调“美”与“快乐”,甚至将“美”与“快乐”的力量特别强调至不适度的地步,例如王统照的《微笑》。
(分析略)时常在灰色的现实人生上装饰一两点“光明”的理想,同时,侧重于描绘人物的内心体会,通过人物内心的镜面回去偏折社会现实,整体表现了显著的浪漫主义特色。
除了,沅君、王以仁等的创作。
当然,在这一阶段,最能够代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自然就是做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
这个社团中的郭沫若的诗歌,郁达夫的小说,田汉的戏剧,成仿吾的评论,在比较完备的意义上表明了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倾向。
这个基本特征和倾向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抒发了破旧立新的狂飙突进的精神,焕发出昂首天外的英雄主义气度,如郭沫若的《女神》;二是展示了知识分子分裂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灵,弥漫着浓重的感伤气氛与忧郁情调,如以郁达夫的创作为代表的一大批自我抒情小说。
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
鲁迅的浪漫主义学观与西方浪漫主义和中国传统文资源都有密切关联,他既面向西方思潮大幅度的开姿态出现,又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实与时代需求,显示出世纪初一代化巨子面对现代世界文时的从容宽阔心胸其从本土现实出发的极建构心态。
现代化与民族化鲁迅构建浪漫主义文观的双重方向。
代表迅浪漫主义文学观的论著有《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及《拟播美术意见书》等等。
鲁迅浪漫主文学观的核心表述是他《文化偏至论》中所说的“掊物质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就显出鲁迅作为文化巨子的对于前辈学的飞跃式超越精神与整体性推动浪主义建构步履的功勋。
鲁迅在“质”与“灵明”的冲突坚守“灵明”;在“个人”与众数”之间选择“个人”,这就超越了“短视型的现实功利价值,立意于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发与国家的强盛等问题。
得注意的是鲁迅在建浪漫主义诗学时对道家文化的鉴途径,其一是老庄的反异化精;其二是道家文化的“物物而物于物”的主体自由诉。
二者都着眼于“物与“我”的关系。
鲁迅对会、科技发展过程中带的“物”对“人”压抑、物质文明对体精神的挤压、美感的失、人的灵性的失落、德的堕落等时时抱有警之心。
这种浪漫主思想主张就与道家文化中的异化思想资源极为契近。
《庄子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我为一。
”庄子既讲人与天一,同时又讲人与天两不相胜。
人与不相胜而相合,这是道家“自然”“道”、“以天合天”观而整部西方近现代哲,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则“将人看作
自然界的全部和最高本”,“把整个自然界看作的生成过程”,认人本主义才是真正彻底的自然义。
这就将主体的地超擢在主宰层面,人”不仅为自然立法,也应该“万物”立法。
历史实践的发已经证明了这一论点虚妄,人类业已受到了大自然“报复”。
而道家视域中的人自然、社会的关系却与大相径庭,天大、地、人大,天地并不大人,人也不大于天地。
天自然,人道无为,道家反对人灭天,以故灭命,这并不是取消人的意志和欲望,恰恰是从当社会、时代的“大有作为”的“争”中发现了人为力量对人自身造成的祸害与痛苦而得出的结。
道家独特的“物我”观在全球生态日趋恶化的当,重新受到了重视
迅追求理想的人性,呼唤“精界之战士”,既对儒家文化的“纲五常”批判起来不遗余力,又对家文化中的“不撄人心”深为满。
他主张通过无功利性的审美成人性的完整,最终实现学的大功利。
由此,他超越了康德超功利、无利害观念,认为创作者有在无先在动机、无先设绪以后,才能在审美直观中实现自与世界的融通为一,才能“万物与我为一”之中达成精的怡悦。
在他看来,采的疯狂执迷的生命过程,本身就一首富于起落回旋感的诗。
去除成见”、“物我为一,以“赤子”之心投身创造,随物赋形”、“自由自为,等等,这些浪漫义诗学主张属于典型的道家文化统。
家美学中老子的“无为而无为”思想与庄子的“无用之用观念,都诉求于主体精神自由,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
自然而然”、“天行空”的美学精神不仅成就鲁迅独树一帜的文学创作,同时也是鲁迅浪漫义诗学的核心。
鲁迅的浪漫主义学观带有鲜明的道文化特征,而明显不同于西方浪漫义文学观。
西方近现代意上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从博克到德,从黑格尔到车尼雪夫斯基,无不认为主受到了外在异己力量的害,因此,在意识到自己的压迫过程中,往往伴随有怖、痛感与神秘惊悸的成份在。
而鲁迅浪漫主义文学观中不包含这种惊悸恐怖成份,看到恐怖和神秘的宗教意味。
在《恶声论》中他反而认为中国“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中国人之所崇者,不在无形而在实体,在一宰而在百昌”,可见他对中国道家文化一脉中厚的泛神论主张在总体是予以肯定的,对“顾瞻百、审谛万物,若无不有灵觉妙义的泛神主义艺术亦是肯定赞扬的。
中国古典浪漫主从“自然而然”的家到注重个性自、主张感官享受的明季市民浪潮流,再到近代人文主义思潮汹涌澎湃,都用意于打破级森严的社会壁垒,在平凡人中寻找生存的快乐与足,追求个人的解放与精神飞腾自由。
其中,庄子的泛神对浪漫主义美学影响远,它以自身雄奇奔放绚丽无羁的艺术风格示出中国古典浪漫主义文学所能到的高度。
黑格尔为道家文化中的泛神主义艺术强调的是在一切现象里观太一实体和抛舍主体自我。
主通过抛舍自我,意识伸展得最广阔”,个人消融在一切高尚优美的事物中,“诗人……忘却了他的自我,同也体会到神性内在于他己的被解放和扩张内心世界;这就在他心里生了东方人所特有的那种心情开朗,那种自由幸福,那种魂游悦”。
这就从艺术发生学角度强了道家泛神主义的创造性功能,其心就是“物我交融”。
鲁迅的浪漫主文学观虽然也包含了个体自然、宇宙、社会的交融交汇征,但他与古典形态的泛神论的别也十分明显,因为老一脉哲学思想的总体特是“静态”地“消极性”地入自然、宇宙、社之中,而鲁迅则是以强调个、主体情感的飞扬为础,最终达成主客体的一。
这种区别既预设了鲁迅以后的现实斗争层面的“转向”,也注了鲁迅终究要走出道家式浪漫主的必然命运。
创造社作为20世20年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社团,其创作的典型特征便主情主义。
我认为这主情主义写作的根源以一直上溯到晚明性灵心学、三国晋时期的文人风度,直至先秦诸中的老庄一脉。
从精神价值取向而,张扬个性旗帜,崇感性人生,敢于哭笑骂,对于自己的真感受不加丝毫掩饰,这种新鲜活泼的生存方式的令深受儒学规范束缚奉“奴隶性人格”处世圭臬的传统中人瞠目结舌。
即使到了思想前解放、西学观念汹而入的20年代,创造社的经叛道仍然为当时的主流社、群体以异眼视之。
创造社正是从一文统中吸取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从而为己所用,刮起了狂飙”式的性灵文学的风暴。
就浪主义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广度、在读社群中产生的轰动指数而言,毫疑问,创造社诸子的作达到了成功的巅峰;而如果从学史角度来评价其影响的深及其艺术造诣所达到高度而言,三四十年代的浪主义文学则超过了20年代的创造。
如果说创造社的浪漫主义文学作是一种富有反抗精神的狂飙突进”式的浪漫义的话,那么,以废名、沈从文为表的浪漫主义写作则是一“田园牧歌”型的浪漫主义。
而者更加贴近于“效果史意义上的道家文化,因为其体的是道家式的“静”的欣赏与
玩味。
郁达夫曾说:自己大约因为从小的教养成人以后的习惯的关系,所嗜读,多是些静如水似的世文学。
现在佗傺无聊,明知道时已经改变,非活动足以图存,这一种嗜好应该服扬弃了,但一到书室,拿起来的,总仍旧是二十年曾经麻醉过我的,那毫无实用的书。
”从《沉沦的惊世骇俗到《迟花》的“向往闲静”,郁夫成功地在浪漫主义学领地实现了从激情冲动田园慢歌的战略转移,而园牧歌与有节制的感、去欲后的冲淡、静的抒情写意,共同构了三四十年代浪漫主义文学主流。
事实上,早在20年代就有废名在抗争呐喊的创造社式的浪漫主义作之外另辟了一方“世外桃源,他把古老的农村当作理想中伊甸园,以怡然自的心态导引读者认同与欣赏原、朴讷、静谧、封闭的乡村文明,从而在文学史家那里获得“素雅的浪漫主义者”的称誉。
田牧歌型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在30代,经由沈从文达到了术美的巅峰,其中“然融汇着哈代、艾略特、莫泊桑契诃夫等‘多而杂的外国文学韵味,它的基本格调却植根在中国传的老庄哲学和陶渊型的传统文化积淀的沃里”。
或者可以说,在废名、沈从所受“综合性”影响中,道家文化当了他们会解中西诗学博兰霓在《知识论》所说的“支援意识的重要支柱。
如废名在其自传体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就反对、质疑现知识界流行的进化论:“什么叫进化呢?你们为什么不从德说话而从耳目见闻呢?你敢说你们的道德高于孔夫吗?高于释迦吗?果道德不足算,要夸耳目见闻,要夸知识,须知世的大乱便根源于此了,知识只不过得杀人的武器更加厉而已。
进化论是现代争之源,而世人不知。
”
这种述,不惟不难从道家经典寻绎出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