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语介绍

吴语区全图

吴语是一门历史悠久的语言，通行于上海、浙江、江苏南部、皖东南+赣东北边界。其中上海、浙江北部大部分、江苏南部大部分，同属吴语最大的一个分片：吴语太湖片。（图上所有泛蓝色地区）。包括了苏州话、上海话、宁波话、常州话、绍兴话、无锡话等一系列子方言。

这些对于自己母语最基础的了解，本应该在我们本地课堂里完成。只是可惜，现在的语文课以普通话为正统，有意忽视了蕴含较多古汉语元素的吴方言。

有人说，其实我们从小并不是母语教育，而是母文教育。因为大家所学习的，音韵词汇，乃是普通话的，而非自己母语的。这些本应该在课堂里学到的吴方言常识，就只能在这里让大家补充了。

吴语，作为一门语言，拥有很多特殊的用法和词汇，甚至有的和普通话迥异。吴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单独的语言代码。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的世界语言之一。使用人数在全球排名第13（由于吴语式微，有下降趋势）

以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为例，各地吴语有所差异

(一)吴语初源来自古楚语

吴越地区在春秋时为吴国越国领地，当时这些诸侯国的主体民族为百越人(属侗台语族)。吴为越并，语言并无变化。越后又为楚国所灭，吴地被列为三楚之一的“东楚”内。这表明是楚人给吴越地区带来了华夏语基础。这还可以由好几个方面推论：

据传说吴国王族与周同姓，来自中原，这还有“宜侯”铭文为证，则王族原来可能是会说华语的，但数百年与越族相处之后能否在日常说话中保持下来大可怀疑，因连王名都已越化。但吴越王铸礼器兵器皆使用汉字，吴季札尤其通中原礼乐(孔子弟子中江南唯吴人子游一人，《礼记》记孔子称季札为“吴之习于礼者”)，那么统治层应至少在文化上要学华语，犹如旧时欧洲贵族之习拉丁文。只不知当时用的是中原雅音还是相邻的楚音(从楚伍子胥、伯嚭、文种、范蠡皆入仕吴越看，近楚可能性大。注意即使更早的吴太伯传说可信，《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则也是从周先经楚才至吴的)。

楚语正式进入吴越由楚灭越开始。楚灭越时间现有四说：(1)楚威王七年，即公元前333年(《史记·越世家》及《六国年表》未记年，仅云“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同时破齐徐州。《楚世家》破齐事列该年，集解引“徐广曰：时楚已灭越而伐齐”)；(2)楚怀王二十二年，即前306年(《史记会注考证》)；(3)楚考烈王元年，即前262年(《越绝书·吴地传》)；(4)楚考烈王十四年，即前249年(蒙文通：《越史丛考》；蒙氏认为楚陆续败越夺地，夺取吴故地较早，但未及会稽，直至秦方灭)。后二说实为春申君入吴之时。《史记·楚世家》说考烈王元年(前262年)封令尹黄歇于吴号春申君，至幽王元年(前237年)被杀，凡25年(而《春申君列传》则说考烈王十五年春申君才求移封于江东，《越绝书》则谓幽王立，封春申君于吴，治吴三年后以子为假君，父子治吴凡14年)，这段时间内据《越绝书·吴地传》说春申君泊无锡湖、祀历山，造龙尾陵道，作吴两仓、吴市、诸里大闬、狱廷、楚门等，还有好几处客冢，说明当时楚国积极加强对吴的统治，官吏、兵将、食客众多，春申君被杀后又十六年才被秦灭亡(楚灭后楚人在吴仍有很大势力，从项梁叔侄在吴的号召力及后来项羽率江东子弟八千人过江反秦可知)。楚人几十年的统治形成当地发展汉语的条件，今日老湘语与吴语有许多共同处，似非偶然。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分全国为三十六郡，于吴越地东置会稽郡、西置鄣郡。汉初曾一度合并，后又改会稽为吴郡，汉武则改鄣郡为丹阳郡；至东汉又分置会稽、吴郡。秦汉置郡设官驻兵，中原移民主要聚居点应在郡治的吴(今苏州)、会稽(今绍兴)、宛陵(今宣城)及一些重镇如秣陵(金陵，今南京)等处，吴语方言应是以此等地方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故后来吴语还是分别以苏州为苏南吴语中心，绍兴为浙江吴语中心，宣城为皖南吴语中心。但当时越族力量还很强，部分越人往往进入山区成为所谓“山越”，而浙南、福建一直还是越人天下。虽然汉武帝诏命徙瓯越、东越、闽越于江淮，不过迁走了三越的王族、军队主力与豪强而已(注：此说不确，《史记·东越列传》和《汉书·闽粤传》都明确记载“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东越(粤)地遂虚”)，广大散居越人退入山区，后来又出就故地，如史载“(东瓯)后遗人往往渐出”(《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吴地记》)，“(闽越)遁逃山谷者颇出”(《宋书·州郡志》)，而形成了回浦(温州)、冶(建安)、东冶(福州)三县。东汉时还曾派高级将领骠骑将军张意以水军讨伐东瓯(见《太平御览》引《东观汉纪》佚文)。直至三国时许靖致曹操书还叙说自己从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说明那时浙南、福建还没有被真正完全控制。乃至南朝宋谢灵运“尝自始宁(上虞南乡)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当由山间还有山越遗民而致误会。因此无怪乎西汉末扬雄所记“吴越”方言词主要还是侗台语词汇了，这说明后来吴语方言的形成是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

但扬雄《方言》中除“吴越”并称者为古越语外，常见的便是“吴扬”、“吴楚、荆吴”、及“楚扬、荆扬”等合称。“扬”既然可与“吴”、“江淮”等并举，应不是指包含吴(会稽)、庐江、九江、豫章、丹扬等五郡的大扬州，而应指吴楚之间的丹扬郡地而言，丹扬地区为今西部宣州吴语区及徽语区。分析这类“荆吴”、“荆扬”语词，则较多属汉语词。这正表明了楚语由西而东，扩及吴、会二郡的路线。从很少见到“吴”与北方方言并称，也反证了吴楚方言间关系不比寻常(《汉书·地理志》：“本吴粤[越]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由于南吴语比北吴语保持更多的古吴语特点，作者曾将温州方言与扬雄《方言》所说各地方言进行对比，结果是北邻吴扬、江淮各2条相合，中原关东5条、关西达17条而多数属通语，值得注意的楚、南楚沅湘间竟有十八九条相合。如：“晓、惮、慧、篷、嬉、杜狗、篓”等，其中如“惮(怒)、慧(病愈)、拌(挥弃)”等最具温州方言特色的词都见于楚语，可见楚语在吴语尤其南吴语的形成中应起过重要作用。吴语的形成除结合古越语底层外，汉语方面可能由楚与中原话两源融合而成(中原话主要来自晋室南迁)，怪不得中原人说吴人“音楚”。唐《慧琳音义》合称吴楚之音。

即使据最晚的说法，楚治吴始于前249年，至西晋永嘉之乱洛阳陷落的310年，也已有560年的发展，东楚方言与古吴越语相融合当已形成一种有地方特色的汉语江东方言。王充《论衡·自纪》篇记建武十年他八岁就学时“书馆小幢百人以上”，说明东汉初会稽教育已很发达，居民相当稠集，也自会向外发展。尤其东吴西晋期间，郡县屡屡分置增多，说明人口在不断增加，方言区域在不断扩展。它与中原汉语的巨大差别，则在晋室南渡时才在文献记载中明显表现出来。

(二)江东方言生出吴语

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陆氏(约550-630年)是身为吴人的语言大家，历经陈隋而故于唐初，亲记其所见闻，自然贴切。从郭璞注《方言》大量以当时“江东”方言进行对比，可见江东方言晋代即已形成，这又出现几种情况：

1.从南北、东西的语音歧视说明江东方言自为一系

因南北方言巨异，晋南渡时南人北人互相轻视，南人称北人为“伧”，北人称南人为“楚”。

(1)顾亭林《日知录·方音》引《宋书》“高祖虽累叶江南，楚音未变”。又“长沙王道怜素无材能，言音甚楚”。《世说新语·豪爽》“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又引《文心雕龙》云“张华论韵，士衡多楚”。刘宋皇族及王敦皆南徙北人，已习南音，陆机更是吴人，因都住于东楚之地话带楚音，故也称之为“楚”。北朝《魏书·岛夷刘裕传》：“岛夷刘裕，晋陵丹徒人也。”《岛夷萧道成传》：“岛夷萧道成，晋陵武进楚也。”这些出生在常州地区的南朝皇帝，都被加以“楚”名。

(2)《世说新语·轻说》：“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这是说支公到会稽(在建业东，故称“东”)见王氏兄弟不说官话雅音，就讥之为鸟语。又同篇：“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原注：“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故云老婢声。”)顾为晋陵无锡人，不愿依当时风习学洛下语，乃讥北音为婢语(按“伧”义鄙贱之人，与“臧(～获)”同源)。

以上为南北之别，而江南之东西亦已有较大差别。

当时吴人又鄙称赣人湘人为“溪”(也作“傒”)，因古代荆山以南、洞庭湖至鄱阳湖之间，是“五溪蛮”的原居地，方言含有苗瑶语底层(自明代至今仍有呼江西人为“鸡”的，是“溪”音变)。

(3)《世说新语·容止》：“温(峤)劝庾(亮)见陶(侃)，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按陶为豫章都阳人，家于寻阳，故云)。

(4)《南史·胡谐之传》：“谐之，豫章南昌人也……，上(齐武帝)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帝大笑。”(又范伯年云：“胡谐是何傒狗！”)

(5)《梁书·杨公则传》：“所领是湘溪人，性怯懦。”(《南史》作：“公则所领，多是湘人，溪性懦怯。”)

可见当时江东方言与北、与西皆已不同。

2.南北互学方言及双重语言制

《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金陵成为六朝政治文化中心。这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汉人人口大量增加，他们努力学习土话，增强了当地汉语方言对非汉语的同化力量，二是中原南迁人士大量聚集于新都城，又使都城形成双方言制，即士族阶层与庶民的双重语言制。这有南北朝人士的当时记录：

(1)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徘调》：“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注：吴人以冷为渹。《御览》卷二一引此条注“音楚敬反”)刘既出，人间见王公云何，刘曰：末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语林》曰：“真长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吴语及细唾也。”’)

(2)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阎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

(3)《宋书·顾琛传》：“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

(4)《南齐书·王敬则传》：“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危拱彷遑，略不衿据，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悉”(敬则原籍临淮射阳，南徙侨居晋陵南沙县，初为南沙县吏，母为女巫)。

由(1)可见北来人士连丞相也努力学吴语，由(2)可见南朝士族能说官话，庶民操吴语，极易分辨，是为双重语言制。但由(3)(4)还可见当地有的人即使贵达了也不放弃自己的方言，这就加强了土语的力量。但北来雅音官话的力量还是很强的，唐张籍《永嘉行》：“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可能这对以后的北吴语的官话化打下了底子，以后我们看到不但南京、扬州等处宁镇地区沿江吴语官话化了，还影响其周围吴语发展为带有一定官话味的吴语，即以太湖为中心的北吴语，以青戈江为中心的西吴语(宣州吴语)，而离南京远因而发展较慢的南吴语则能保持较多的古老特征。但我们不能肯定，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东晋，还是主要由晚唐、南宋的移民造成的，也许是几次移民积累而成的。因为当时的江东方言还不就是后来的吴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