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反叛与突围——丁玲初期女性文学创作试析耿庆伟(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泰州225300)摘要：丁玲是一位具有清醒女性意识的作家。
其初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以男女两性关系的书写为重心．反对女性在历史中被书写的命运和在现实中丧失话语权的遭遇．在颠覆男权制文化的同时努力寻求和开拓女性话语场，在文本创作中显示了清醒的反叛和突围意识。
关键词：性剐意识强女意识男女情爱反叛与突围丁玲是一位具有清醒女性意识的中国现代作家．一生中留下了许多女性文学书写的文本范例。
特别是其初期的文学作品更以超越性的奇特方式表达了女性意识的内省经验。
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对周围的男权世界采取了否定性的批判立场．在潜文本的话语中阐释和张扬女性的的主体意识，扬女抑男也成为丁玲早期小说创作中一个明显的特色。
尤其是《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在暑假中》等小说文本中采取了一种摧毁男性优越感的高度性别化的写作立场，将男性的“象征秩序”(拉康语)颠倒过来。
女性形象不再是被叙述．而是自述；女性也不再是男性欲望的对象，而是作为独立于男性之外的性别群体而存在。
这一独立的女性群体一出现就屁示出强烈的反叛和挑战立场．不再是传统文化规范所定义的“正面”女性形象。
她们的行为举止、爱情标准、生活信念迥异于惯常。
从言说到精神都显示出对男女性别秩序的反叛和突围。
在普遍的男权制社会中。
男性在女性中的位置几乎类似于上帝的位置。
为女、为妻、为母的社会性别角色定位将女性严格地限制在家庭内，无条件地匍匐在男性的脚下．感激涕零地接受男性灵光的照耀，无任何独立人格和个性尊严，承担着生儿育女的繁殖任务，并由此构建起对女性的性别角色要求：美丽、勤劳、贞清、善良。
外在的美貌是衡量女性生存价值的重要砝码和取得幸福的先决条件。
女人要么作为生育的需要而存在，要么作为一种风景文化和娱乐文化被男性社会所认可。
但在丁玲的笔下则充满了对男性形象的仇视和控诉。
在其早期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作者加以正面肯定的男性形象，他们要么是卑鄙无耻的小人．要么是欺骗引诱女人的流氓。
女性的困境与突围读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有感陈原08中基2008221102310005《我在霞村的时候》讲述了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北方某根据地霞村中一个名叫贞贞的女孩的故事,作者着意刻画了在战时非常态的生存环境下，一位身心饱受严重创伤的农村青年女性形象。
主人公贞贞先是不幸被日军掠去沦为“慰安妇”,后来受党指派借助其特殊的身份为抗战工作获取情报，但回村后人们对贞贞的态度是嘲笑、冷漠和蔑视，这使贞贞在身体的累累伤痕上更添了一层心灵的屈辱。
作为民族革命战争大背景下的青年女性，贞贞的个人命运深深地打上了战争的烙印，她被鬼子掳去，沦为“慰安妇”，遭受蹂躏长达一年多，身心均受重创。
敌人的迫害对贞贞无疑是残酷而惨烈的，但霞村民众对贞贞的精神虐杀更是把她推向了绝望的深渊。
在身陷日军从妓的日子里，贞贞曾两次从敌军中逃出，与游击队取得联系，以自己的特殊身份搜集情报，扶病冒险地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在她的“捣乱”下，日军吃了一些败仗。
“人大约总是这样，哪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难道死了不成？后来我同咱们自己人有了联系，就更不怕了。
我看见日本鬼子吃败仗，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我想我吃点苦，也划得来，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除非万不得已。
”在这样的苦难中，这个朴实可爱的农家女孩儿，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完成了对自身悲剧命运的超越，在一种非人的境遇里找到了生存的理由，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参与了民族抗战事业，向伤害她的日本强盗实施了复仇，在时代的洪流中实现了自身价值。
然而，在贞贞回村以后，等待她的不是亲人的心疼和乡亲的理解，反而是更大的噩梦和折磨。
“听说病的连鼻子都没有了，那是给鬼子糟蹋的呀。
”“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哼，还做日本官太大。
”“弄的比破鞋还不如。
”“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哎，怎么好意思见人!” “尤其是那一些妇女，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
突围与陷落从现代文学女性写作看女性启蒙的艰难性一、概述在现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女性写作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内涵，为文学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五四运动时期的女性觉醒，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女性地位提升，再到当代社会的女性自我认知与表达，女性写作始终承载着女性启蒙的重要使命。
这一过程中充满了艰难与挑战，女性在追求自我价值、表达自我情感、争取社会认同等方面，都面临着种种困境。
现代文学女性写作的发展，既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成长，也揭示了女性在启蒙道路上的曲折与坎坷。
在男性主导的社会语境中，女性写作往往被视为边缘化的存在，其声音和立场时常被忽视或曲解。
同时，女性自身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性别歧视、家庭束缚、社会期待等多重压力，也使得她们的写作之路充满了荆棘。
从现代文学女性写作看女性启蒙的艰难性，不仅是对女性写作历史的一种回顾与反思，更是对女性在社会、文化、心理等多个层面所遭遇困境的一种揭示与探讨。
通过深入分析女性写作的内在逻辑和外在环境，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女性在启蒙道路上的挣扎与抗争，以及她们如何通过写作这一方式，逐渐突破束缚，实现自我救赎和社会价值的提升。
1. 简述现代文学女性写作的历史背景与发展概况现代文学女性写作的历史背景与发展概况深深地根植于社会变革的土壤之中，是历史条件和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长期被束缚于家庭与子女的责任中，她们的生活和思想被严格地限定在“贤妻良母”的角色之内，缺乏自我表达的机会和平台。
随着近代社会的急剧变革，特别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女性逐渐获得了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教育权益，这为她们走进文学创作领域，书写自己的思想和生活体验提供了可能。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现代文学女性写作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这一时期，随着封建思想的逐渐瓦解，女性开始勇敢地挑战传统角色，追求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性的解放。
她们通过文学这一载体，表达自己对自由、平等和独立的渴望，以及对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的批判。
困境中的反叛与突围
本文以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本的深入
解读在文化与人性的冲突之中把握女性文学的精神走向和创作品格。
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是从人性和人的价值的高度上探寻和思考着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解放的道路的。
无论是对父权制菲勒斯中心主义文化价值观念的批判和否定,还是对女性/母亲的文化价值的重新
认同和界定,以及对女性自身身体的认识和发现,亦或是在性和爱的
纠缠中对人性的审视,都是立足于对人性的提升和完善的价值立场,
使人能真正超越性别狭隘的偏见,走上通往人性的自由、健康和和谐发展的理想天国。
这既是女性作家的创作追求,也是女性文学所具有的永恒的美学价值和精神品格。
女性的突围与困境作者：姜丽清来源：《艺术广角》2019年第06期姜丽清：文学博士，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黄金时代》与《萧红》两部影片均以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萧红为表现对象，集中展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突围及其面临的困境。
一、突围——对传统女性定位的反抗萧红的第一种突围选择是逃离，这是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反抗。
影片《黄金时代》中，童年的萧红生长于缺乏关爱的传统家庭，等待她的是未知的包办婚姻与一眼望得到头的余生。
所以，当镜头中年少的萧红看到“窗”外的广阔天地时，她毅然决然地逃离了家庭。
待到被未婚夫所弃而困于旅馆中时，萧红再一次通过“窗”成功逃离。
“逃离”成了萧红对传统女性角色定位进行突围的一种方式，也是向力量强大的男权社会的一次次微弱但决绝的反抗。
影片《萧红》中，这种“逃离”是以萧红的一次次情感选择的方式表现的。
这部影片以萧红的四段情感经历为线索讲述了萧红的人生。
第一次逃离传统家庭的禁锢，她是借由私奔实现的;不得已选择曾经逃离过的未婚夫，是为了能够继续求学，以逃离“笼中鸟”的命运;选择萧军，是为了自主的爱;选择端木蕻良，是为了自主地把握自己的人生……影片中萧红的每一次对传统女性角色的逃离与突围，都是借由情感的选择实现的。
萧红的第二种突围选择是弃子，这是对传统女性天职的颠覆。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最佳角色定位就是“贤妻良母”，所以“生育”被定义为女性的天职，闪耀着神圣的光辉。
“‘生育’一直是男性鼓吹的女性的天职与天赋，是男性传宗接代的必要条件，却也成为了最为有效的将女性束缚在家庭之中的武器，因而一直被男性神圣化以求女性甘心臣服。
”[1]但是，在萧红的认知中，这种天职却变成了造物主对于女性的刑罚与压迫，不仅生育过程极为痛苦，还有可能让女性付出生命的代价。
因此萧红对于这种传统女性的天职是抗拒的。
影片《黄金时代》中，萧红在医院生下与未婚夫的孩子后，护士喜气盈盈地将孩子带到她面前时，萧红的反应是恐惧并排斥的，这是她对于传统女性天职的颠覆，也是她对困守于家庭之中的女性生活的又一种突围。
女性写作的突围——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的“私人化写作”史，结束了文学史几乎只有一种性别声音的历史，为20世纪文学史提供了更丰富的内涵。
20世纪女性写作在20年代进入到第一次繁荣期。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这是一个大力提倡民主与科学，猛烈反抗封建与专制的时代，也是一个新旧思想激烈交战的时代，旧有的父权意识形态、父权社会家庭结构受到激烈冲击。
对父权制的反叛，开风气之先最使青年受益的就是冲出封建家庭的牢笼，寻找自己理想的爱情与婚姻生活。
这种反叛与性别关系不是很大，它是对束缚人性与个性的没有自由人格的封建社会的反抗，是现代社会人们追求自由、平等，追求人的解放、个性解放的必由之途。
只因封建社会对等级秩序的建立首先是以牺牲女性的自由为代价，在“君IT臣臣、父父子子，去夫担①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妇”的伦理道德中将女性放逐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从而建立起统治阶层的绝对权威。
所以女性反抗的道路更为艰苦卓绝，因而其反抗也就更有振聋发馈的力量。
20年代女性写作正是在这样一种集体反叛的浪潮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呈现出具有社会的、时代的、悲剧审美意义的生命景观。
20世纪40年代的女性写作与20年代相比较有了质的突破。
在沦陷区的上海，出现了女性写作的繁荣。
尤其是张爱玲、苏青等几位女作家的出现，成就和丰富了女性写作的文学与社会的意义。
这些身处城市文化中心的女性，在“五四”时期与男性是处于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到了40年代，发现自己仍陷在被主宰的境遇里。
父权制的被颠覆，只是使男性们扬眉吐气，有了自己的情感生活与自由天地。
而作为从封建专制家庭里走出来的女性，在社会上、在夫妻俩性生活中，因其经济地位的低落和男性根深蒂固的夫权意识，陷入了另一张铺天盖地的罗网里。
城市商品文化促使她们对自己性别身份与社会地位的思考。
她们意识到，只有在经济上获得自主权，才能拥有生命的主动权，才能最终冲破男权的藩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