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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理论阿奎那：1.起源：国家是完善的社会，国家是人的理性需要产生的。
产生于“同伴生活的自然需要”。
他认为，人是社会和政治的动物，愿意过社会生活。
人所以是社会的动物，因为人有理性，人的理性是上帝赋予的，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著标志。
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著标志上帝赋予人理性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具有推理和判断能力，认为一个人的生活不能满足生活需要一般动物具有更多的自我保存的本能，而人则懂得社会分工的价值人具有理性的原因人较其他动物更善于表达感情，互相沟通思想其他动物的例子也告诉我们过社会生活的好处（蜜蜂和蚂蚁为例）2.目的：人们成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公民的共同幸福生活。
“我们私人利益各有不同，把社会团结在一起的是公共幸福。
”“人们之所以组成社会，之所以聚集在一起，目的在于过一种有道德性的生活。
人们结合起来以便享受一种个人在单独生活时不能得到的生活美满，而美满的生活就是按道德原则过的生活。
这样看来，人类社会的目的就是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
”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里从人性论出发论证国家的起源问题。
他认为，原始的人们过着分散而孤立的生活，尔后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而产生了相互的争斗和敌对。
人们所以产生纷争的原因是由于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是由人的本性使然。
这种情形对于人类而言是极端不利的，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摆脱人们之间的敌对状态，用法律手段维持社会秩序，使人们的欲望限制在一个相当的、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使社会上相互冲突的状态维持在一种平衡之中。
人口的不断增加原始的人们过着分散而孤立的生活相互的争斗和敌对人性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摆脱人们之间的敌对状态法律手段维持社会秩序人们的欲望限制在一个相当的、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社会上相互冲突的状态维持在一种平衡之中博丹：国家是由多数家族的人员和共同财产组成的合法政府，并被一个拥有最高权力及理智所支配的团体。
格劳修斯：格劳秀斯是近代社会契约论国家观的倡导者，他认为国家起源于人类的契约，而非上帝的创制。
国家理论（终极）一、国家的起源与本质国家起源问题是各类国家学说分歧的焦点所在，更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根本点。
对于国家起源问题的解释，决定了对于国家性质、国家职能、国家命运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
马克思主义在国家起源问题上有两个基本论断：第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是说明国家产生的时间问题；第二，国家的出现，是社会部发展的结果。
它是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形成、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这是说明国家产生的原因问题。
国家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基本论断是：氏族制度的解体是社会部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
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都是人类社会部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
国家起源于社会部基本矛盾的运动。
在原始社会后期，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促进了分工和交换的出现。
在经历三次社会大分工之后，特别是商业的独立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分工和交换已经达到相当普遍的程度，经济活动一跃而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容，经济利益也上升为决定人际关系的根本因素。
分工、交换、利益分化这些因素的出现，使经济因素逐渐取代血缘因素成为决定人类社会制度的主要因素。
随着群婚制度向“一夫一妻制”的被迫过渡，个体家庭逐渐取代氏族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生产分工日益细化，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
原始的氏族组织和道德力量已经无力应付这一变化，于是就需要有一个第三种力量，它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冲突，至多允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以合法的形式进行。
于是，氏族制度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分裂为阶级所炸毁，被新的机关——国家所代替了。
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论断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
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围以；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同社会日益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人类社会自形成国家以来，即形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即产生了政治服从的问题。
人们为什么要服从政府的限制与约束？为什么愿意接受政府许多强制性的规定，例如纳税、服兵役等，并把这些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政府的合法性权威为何为人们所承认？这些问题成为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
如“君权神授说”，将统治者的权力视为神授的权利，故须服从君王，否则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
契约论者则将政府的合法性基础视为经由人们的同意。
到后来的功利主义者则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观点，认为凡是能推动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政府就是合法的政府。
社会契约论思想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改变了政治统治的逻辑基础，改变了政治服从的理由。
从霍布斯到卢梭，从康德到罗尔斯，近代以来西方主流政治思想家都信奉社会契约论，没有一种理论像社会契约论这样几百年长盛不衰。
［1］契约理论在古典时期既已存在，但却一直不是主流学派，只有到了近代霍布斯手里，他把一般的契约理论作为原型和隐喻，细致地、富有创造性地论证了国家的起源及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霍布斯的契约理论对后世的政治学说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近代以来所有关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的探讨都无法绕过霍布斯。
他将西方自然法和契约观念相结合，第一个完整地建立了西方近代社会契约理论体系。
一、霍布斯国家起源理论的成就霍布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论证国家的起源，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趋利避害是支配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则。
在国家产生以前，人类生活于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不仅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
由于自然状态中没有道德法律的约束，这种自由是很随意的，每个人都按照自我保存的原则行使自己的权利。
出于自利的目的，人们的欲望“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止休”。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是人们得陇望蜀，希望获得比现在取得的快乐还要更大的快乐，也不是他满足于一般的权势，而是因为他不事多求就会连现有的权势以及美好的生活也保不住。
［2］72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欲取得安全生活最佳途径就在于“让整个世界都惧怕他，服从他”。
西方国家理论的发展脉络述评魏万磊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本文按照这种思想组织体系，力图对目前较为混乱的政治学核心理论——国家理论予以梳理，并深化对国家理论背后的“问题意识”的理解。
关键词：国家理论问题意识政体分类法哲学思考国家理论自政治学诞生以来就是该学科首先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政治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的研究主题涉及了国家这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现象，如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一样，对国家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也是政治学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
政治学的研究中心大致经历了这样的三个阶段：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学，它最早的研究重心是城市，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和中世纪教权和世俗权的二元对立，宗教从政治中剥离，研究重心明确转变为国家；西方近现代权力政治学，由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肇始，强调权力对政治的意义，期间产生了对欧美政治学有巨大影响的契约论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西方当代系统政治学，一战到二战的行为主义革命还未完成，后行为主义革命又开始兴起，以伊斯顿的政治体系理论为代表，把系统论引入政治学，把政治看成是政治资源的权威性分配过程，但由于其自身的内在缺陷及其替代性理论的产生，国家理论又重新复兴，国家在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得到强化。
这样一个大致的三段论类似于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循环，但似乎还可以预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现代化把绝大多数农村转变为城市，农民转化为市民，村委会转变为居委会，乡村转变为社区，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政治学的研究中心将进一步向研究城市转移，成为对人们自然的生活方式的研究。
（1）国家理论大致包括国家起源论、政体划分及选择论（2）、国家消亡论等内容，下面就各自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一、国家起源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和对政治合法性的探讨联系起来，我们通常把政治合法性理解为统治者为什么统治以及被统治者为什么服从统治的理由的证明与解释，这里就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前提：统治与被统治的秩序是先在的。
导读：数百年来，国家起源一直是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从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霍布斯、卢梭、弗格森、孔德到摩尔根、马恩和列宁，都有过经典性的系统论述。
时至今日，在新资料、新方法、新技术的支持下，在吸收过去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国家起源更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三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国家文明起源）之一，并且产生了很多既有实证性又有理论性的研究成果。
卡内罗在这篇经典文章中，对当今各种理论流派做了比较详细的概括总结。
就他自身而言，是持强制论或者说战争论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国家兴起的主要动力。
他甚至认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都毫无二致地证明战争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国家兴起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当然，他也认为，战争并非国家起源的唯一因素。
尽管战争可能是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
国家的兴起还需要一些特殊条件，经过一些具体的过程，例如自然的限制、社会的限制、资源的集中、政治的演化等等。
卡内罗的战争论虽然是一家之言，但由于它对历史的继承和现实的尊重而有巨大的合理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文明起源研究有重大影响，而且今后仍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本文写作于1970年，从时间上看观点已显陈旧。
但是作为国家起源理论的一种重要流派，仍然值得介绍和回顾。
国家起源的理论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L. Carneiro）（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南美民族学中心主任）陈虹、陈洪波译陈淳校（复旦大学文博系上海200433）在人类存在的前两百万年里，人们是以游群或村落形式生活的，就我们所知是完全自治的。
可能到公元前5000年，村落开始聚集为较大的政治单位。
但是，一旦这种聚集过程开始，它的步伐就会加速，并且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导致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的形成。
（在谈到国家时，我指的是一个自治的政治单位，在其疆域内包含许多社群，拥有一个集中的政府，政府有权征税，为劳役或战争招募劳力，以及颁布并执行法律。
）尽管可以确定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政治发展的终极阶段，但是对国家的起源仍所知甚微。
的确，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是令人完全满意的。
它们都因或这或那的原因而令人失望。
然而，我坚信有一个理论的确为国家的兴起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我曾经提到过这个理论【1】，在此我将做更充分的阐述。
但是在此之前，似乎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几种传统的理论。
一些明确的国家起源理论出现相当晚。
古典作家如亚里士多德，因不熟悉其它形式的政治结构而认为国家是“自然的”，因此不需要加以解释。
然而，探险时代使欧洲人明白，世界上很多人并不生活在国家中，而是生活在独立的村庄或部落中，这使得国家看起来并不那么“自然”，因此需要加以阐释。
在迄今提出的众多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中，我们只考察几种。
例如，那些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上的理论现在已经完全不可信，在这里就无需赘述。
我们也摒弃这样的看法，即认为国家是人类“创造力”的表现【2】，或认为国家的形成是“历史的偶然”。
这些观点使国家看起来像是某种神秘或偶发事件，将其置于科学认识之外。
依我之见，国家的起源既不神秘也非偶然。
它并非“天才”的创造或机会的产物，而是有规律的、明确的文化进程的结果。
而且，它并非一种独特的事件，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国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独立形成。
哪里有适宜的条件，国家就会在那里出现。
自发论严谨的国家起源理论有两大类：自发的和强制的。
自发论坚持认为：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某些人群自发地、理性地、自愿地放弃他们的个人权力，并与其它群体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可以叫做国家的大型政治单位。
这类理论中最著名的是社会契约论，通常与卢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我们现在知道，人们从未有过这种契约，而社会契约论在今天看来只是一种历史的好奇。
最广为人知的现代自发论是我称之为“自动”的理论。
该理论认为，农业的发明自动产生了粮食剩余，这能使一些人从粮食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陶工、纺织工、金属工匠、泥瓦匠等，因此产生了劳动的广泛分工。
从这个职业专门化过程中发展出政治整合，使一些先前独立的社群联合成为国家。
已故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经常提及这个观点【3】。
这个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农业并不会自动产生粮食剩余。
我们知道，世界上的许多农业人群并不生产多余的食物。
例如，实际上所有的亚马逊流域的印第安人都是农业人群，但是在土著时代他们并不生产剩余食物。
这样一个事实表明他们具有生产剩余食物的技术潜力，即在欧洲定居者需求食物的刺激下，一些部落为了贸易确实增加了木薯的产量，其数量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的需要【4】。
因此，产生食物剩余的技术手段是存在的；但是缺乏使之实现所需的社会动力机制。
另一个流行的国家起源自发论是卡尔·威特福格尔（K. Wittfogel）的“水源论”。
就我的理解而言，威特福格尔认为国家是以下列方式兴起的：在世界上某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村民们不得不通过小规模灌溉的方式来养活自己。
当他们看到这样做对大家都是有利的，一个时代随之来临——他们放弃自治并把村庄联合为一个大型政治单位，以便从事大规模灌溉。
他们设置官僚体制来规划和管理如此宏大的灌溉工程，继而引发了国家的诞生【5】。
这一理论近来陷入了困境。
现在的考古证据清楚地表明，在威特福格尔用来证明其“水源论”的地区中，至少有三个——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墨西哥——在大规模灌溉之前已经产生了羽翼丰满的国家【6】。
因此，在国家的兴起中，灌溉并没有扮演由威特福格尔赋予的关键角色【7】。
这个理论和其它所有关于国家兴起的自发论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即无法解释：自治的政治单位为何在没有重大外部压力时会放弃他们的权力。
我们发现到这种缺陷在从小型村落到大型帝国的各种政治单位中反覆表现出来。
实际上，我们可以遍览历史的篇章，却难以发现有真正的案例适用于这个规则。
因此，为了说明国家的起源，我们必须放弃自发论，寻找别的出路。
强制论对历史的详细考察表明，只有强制论才能够说明国家的兴起。
武力而非领悟的私利，是一步步导致自治村落走向国家的政治演化动力。
战争根植于国家绝非新观点。
2500年前赫拉克利特写道，“战争是万物之父。
”但是，最早关于战争在国家起源中作用的仔细研究，距今不到百年，是由赫伯特·斯宾塞（H. Spencer）在其《社会学原理》一书中提出的【8】。
大陆作家的征服论，可能比斯宾塞关于战争和国家的著作更为大家所熟知，例如路德维格·古姆普罗维兹（L. Gumplowicz）【9】、古斯塔夫·拉兹恩霍弗（G. Ratzenhofer）【10】及弗朗兹·奥本海默（F. Oppenheimer）【11】等人。
例如奥本海默提出，国家是农业定居者的生产力结合游牧者的能量、并通过后者对前者的征服出现的。
然而，这一理论存在两个严重缺陷。
第一，它无法说明美洲本土国家的兴起，那里尚未发现游牧业的存在。
第二，现在已经充分证明，在最早的国家出现之前，旧大陆的游牧业尚未兴起。
尽管特定强制论尚有不足之处，但毋庸置疑的是，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国家兴起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关于战争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发现于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中国、日本、希腊、罗马、北欧、中非、波利尼西亚、中美洲、秘鲁和哥伦比亚，这里只提一些最著名的例子。
因此，以北欧的日尔曼王国为原型，爱德华·詹克斯（E. Jenks）认为，“就历史而言，没有任何困难可以证明所有现代类型的政体（即国家）的存在都归功于成功的战争”【12】。
詹·范西纳（J. Vansina）的《热带大草原的王国》【13】是一本未经理论检验的书，我们发现，中非的国家都是以这种方式接连兴起的。
但是，这条规则就真的没有例外吗？在世界的某处，就真的没有一个国家不通过战争动力兴起吗？直到几年前，人类学家们还普遍相信古典玛雅就是一例。
当时的考古证据没有一点关于早期玛雅战争的迹象，这使学者们认为它们是一个完全不通过战争兴起的、热爱和平的神权国家【14】。
但是，这个看法现在站不住脚了。
近来的考古发现赋予古典玛雅以一个完全不同的见解。
第一个是博南帕克（Bonampak）壁画的发现，它表现了早期玛雅的战争以及折磨战俘的狂欢。
接着，在蒂卡尔（Tikal）附近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部分围绕着该古代玛雅城市的土方工事，清楚地指明了与邻近瓦夏吞（Uaxactun）的军事敌对状态【15】。
总结目前对该课题的思考，迈克尔·科（M.D.Coe）说，“古代玛雅像后古典时代的嗜血国家一样热衷战争”【16】。
然而，虽然战争的确是国家起源的主动力，但它却非唯一因素。
毕竟在世界上许多发生战争的地方并没有出现国家。
因此，尽管战争可能是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
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我们可以认为战争是国家形成的动力机制，但是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些促成国家兴起的特殊条件。
环境限制我们如何确定这些条件呢？一种有希望的方法是，在全世界那些独立产生国家的地区寻找共同因素——诸如旧大陆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谷以及新大陆的墨西哥河谷、秘鲁的山地和沿海河谷。
这些地区在很多方面不一样——如海拔、温度、降雨、土壤类型、干旱模式及其他许多特征。
但是，它们确实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的耕地都受到限制。
其中每一个地区都被高山、海洋或沙漠隔开，这些环境特点明显限制了该地区农业人群占据并耕种的土地。
可以说，在这个方面，这些地区与亚马逊盆地或北美东部的森林地带是极其不同的，那里绵延不断的森林提供了几乎不受限制的耕地。
但是对于国家起源来说，受限制的耕地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呢？其意义可以通过比较世界上两个不同生态环境地区的政治发展来理解——一个地区拥有受限制的耕地，而另一个地区拥有绵延不断的不受限制的土地。
我用来比较的两个地区是秘鲁的沿海河谷和亚马逊盆地。
我们的考察始于已出现农业群体但尚处于完全自治的阶段。
首先来看亚马逊盆地，我们看到那里的农业村庄数量很多，却极为分散。
即使在那些相对密集的地区，村庄之间的距离至少也有10至15英里，如兴谷河（the Upper Xingu basin）上游盆地。
因此，即使采取简单轮作形式需要大量的土地，典型亚马逊社群周围仍然有足够的森林土地满足其农业需要【17】。
就亚马逊地区整体来说，人口密度较低，土地造成的生存压力较小。
战争在亚马逊流域肯定经常发生，但它通常是出于复仇、掠夺妇女、获得个人威望及类似的动机。
因为不缺土地，因此也没有为了土地而发生的战争。
亚马逊流域发生的此类战争的后果如下：落败的群体并未按惯例被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
胜利者既没有做出任何切实的努力使被征服者臣服，也没有强索贡品。
这也许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很难做到，因为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能够阻止失败者逃到更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