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报纸是清末启蒙中有识之士开下层社会民智的一个主要方式。
阅报讲报作为白话报纸启蒙的辅助形式，扩大了白话报纸的传播渠道，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启蒙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从而使更多的下层社会民众受到白话报纸的冼礼。
一、“开通风气最好的法子”中国最早的白话报出现于１９世纪后期，高潮时期则是在清末十年，当时“我们中国的报纸，虽是不如外国多，到底也总算不少了”。
然而，生活下层社会的人们经济困难，无钱买报，“你劝他花钱买报看，他势不肯的，就是买报看的，也不能买得许多”，同时中国“识字十人中只好得一人，此书纵然浅显，也要识得字，才念得过”，［１］因此启蒙运动初期存在过“始都中无肯阅报者”情况，“阅报的风气不大开”。
［２］为让更多的下层社会民众摆脱蒙昧，沐浴近代文明的阳光雨露，有识之士发明并推广设立阅报处（所）、讲报处（所），并积极鼓动。
１９０４年１１月著名的白话报纸《京话日报》就提倡开设阅报处，并称赞“这是开通风气最好的法子”。
１９０５年５月３０日的《大公报》载文称，“但靠著两种报考查天下的事，究竟所知道的事有限，要打算多买又买不起，惟有设立阅报处最好”。
但是，有人发现办阅报处只“是与认字而无余款买报者有益”，而“不认字者尚难知其风气”，主张开办讲报，“或请学理老师，或请老学究，多立处所，每日午后至两点钟，宣讲近期白话报”。
［３］随后，阅报、讲报处所在全国城乡陆陆续续开办起来。
１９０５年５月２３日的《大公报》登载一篇名为《天津也当设立阅报处》的文章，讲述阅报处开办初期的情况：“你们看北京城，不多的日子，立了许多阅报处，这个方才创办，那个闻风兴起”，“天津有志之士甚多，必不至于专让北京人作这个好事”，［４］热心人士争先恐后地开办阅报处。
根据１９０５年７月１３日《顺天时报》的说法，北京第一间阅报处设在琉璃厂工艺局的楼上。
文章没有告知开办的具体时间，但我们可推测当是１９０５年。
北京第一间讲报处开办于１９０５年４月，开办人是医生卜广海。
阅报讲报处出现后，不少人纷纷响应。
到１９０６年仅北京，阅报、讲报处就“遍于内外九城，不下数十处”。
江苏苏州也从１９０５年起设置讲报处，到１９０６年底，已设置了６处。
［５］据统计，清末十年全国有２２０余家阅报讲报处所。
其中，最早的兴办于１９０１年夏，最晚的是１９１１年夏，而高峰期是１９０４年至１９０８年。
一些阅报、讲报处所往往对读者、听众提供一些免费服务及其他便利条件。
天津启文阅报社“内备京津、申江、广东、新加坡各种华字报章……任人观览”，“不取分文”。
［６］张智兰在北京原以讲演聊斋著称，“近被报纸激动热诚，故拟每日演讲报纸两小时，不取书资”。
［７］民办的免费，官办的也不收费。
１９０４年《直隶教育杂志》上刊登了《宣化县呈送阅报研究所暨附设半日学堂章程折》。
此折介绍了阅报研究所的规定：“凡士庶军民农士商贾人等，每日不拘时间，均准赴所阅报。
所有报资由官捐备，不取阅者分文，以期广开民智。
”有的阅报处还“备茶水座位，不取分文”。
［８］天津启文阅报社“室内设棹凳，阅报者可任便休息，此外另设一棹以备茶水、吸烟之用”，另备有纸笔“以便阅者抄录”。
［９］北京卜广海医生开办的讲报处“外送茶水，不取分文”。
不过，阅报、讲报和演说毕竟是新生事物，原来是闻所未闻。
有识之士就以广告等形式向人们告知有关看报、听报处所。
开办于１９０５年４月的北京西城阅报处不仅登报公告周知，还四处张贴传单，上写“请看报”三个大字，下面注明具体地址。
有些阅报讲报处在筹备过程甚至通过各种形式通告筹备动态。
１９０７年６月的《顺天时报》载有：“东安市场总办耆君，因开通民智起见，拟在东安市场设立阅报处一区，仍名为‘正俗阅报社’。
正组织一切，日内将行开办矣”。
这些热心人士考虑得相当周到。
二、“茶坊酒肆”与白话启蒙空间的拓展然而，固定的阅报、讲报场所也有不足。
《京话日报》的彭翼仲觉得，“讲报所地方窄小，应该大大的立一处宣讲所，各省有戏楼的大会馆，很可以借用”。
茶馆（楼）、戏楼、寺庙、会馆等公共场所是下层社会经常光顾的地方。
有人认为中国大城市中，“平均起来约一条街道就有茶馆一家”。
［１０］码头工人、船夫、车夫等下等社会成员每天几次出入茶馆，“北京上等社会人，向来没有喝茶举动，九成所有的茶馆，去喝茶的，都是下等社会中人”。
［１１］成都的评书艺人常以茶馆作舞台，商人、算命先生、手工工人总是以茶馆为工作场所，小商小贩和苦力等则以茶馆为市场。
即使是“人力车夫、收荒匠、粪夫等，也都有他们自己的茶馆”。
［１２］武汉的“码头、手工作坊工人、老年居民以及社会上各色人等，闲余之暇也喜欢驻足茶馆，品茗聊天”。
有识之士主动地将这些公共场所发展为阅报讲报场所。
北京的卜广海、王子贞本来开办了固定的阅报处，还经常到茶馆进行讲报活动。
启文阅报社是天津第一家阅报社，就设在茶楼附近，其目的就在于吸引茶楼的客人。
天津劝善茶社内陈列了《白话新报》，客人可以随意取阅。
著名革命党人的赵声于１９０３年在天津东乡大港设立阅报所。
在开办这家阅报所时，他“深惧阅者阻于途远，定章可留餐宿，并在阅报楼下设茶馆”。
［１３］路旁、街头等室外公共空间也被用作阅报讲报场所。
实际上，最初的阅报是在室外进行。
当时为使下层社会的人们方便地看报，有人建议“张报纸于牌，植立通衢，供人阅览”。
最早的贴报出现在１９０５年４月，当时一位湘学堂的英文教习刘瀛东捐《京话日报》３０份，沿街张贴。
有识之士从贴报中获得灵感，于是“继又进而有阅报所、讲报处之设。
……今之署曰京师公立阅报处、通俗讲演处所者，多由此嬗蜕而来。
［１４］北京第一讲报处是医生卜广海从贴报中找到灵感后开办的。
路旁、街头讲报也是随处可见。
郭瑞是北京著名的讲报员，他本来是一位教书先生，庚子事变后痛心国事，经常在街上宣讲圣谕。
《京话日报》创办后，他就义务沿街讲报。
后来彭翼仲与他达成协议，聘他为《京话日报》的讲报员。
北京一位叫佟宣的女同志也在路口设置了一间讲报处。
［１５］三、“慎择讲员，选购报纸”除了重视场所的选定及提供周到的服务外，有识之士还强调“慎择讲员，选购报纸”。
一般来说，阅报处所提供阅看的报纸比较多。
由王吟笙、张仲岩、曹幼占等人开办的日新阅报社，“所备报章已有三十余种，书籍亦有二三十余种”。
［１６］傅崇矩在成都开设的阅报社，可供阅读的报刊达８１种，其中有《香港商报》、《日华新报》（日本）、《图书月报》（日本）、《农务官报》（直隶）、《晋阳公报》（山西）、《绍兴公报》（浙江）、《时事画报》（广（下转第３２页）清末启蒙运动中的阅报讲报活动刘秋阳（武汉工程大学政法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３）［摘要］阅报讲报作为清末白话报纸启蒙的辅助形式，遍及城乡各地，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下层社会的“开通”。
［关键词］清末启蒙阅报讲报【黑龙江史志２００８．１８】史志鉴研究15（上接第１５页）东）、《北京商报》等。
［１７］讲报处供讲报员讲的报纸大体差不多。
一位天津私塾的蒙师受杜学义启发，投书报纸，广邀同志协助他讲报，讲的几份报纸是《大公报》、《直隶白话报》、《青龙报》、《京话日报》和《启蒙画报》。
相比较来说，阅报处的“设置甚易，只须择公有地方数处，略备桌椅，购置各种日报而已”。
开办讲报处所的难度要大些，除了必须具备上述硬件，更要聘请讲报员。
“不通文墨”的下层社会的民智能否开启，与讲报人员的素质有很大关系。
有识之士对此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１９０４年直隶宣化县在《呈送阅报研究所暨附设半日学堂章程折》中，对阅报研究所职员的行为准则作出规定：“尚白话，演说务使明白易晓妇孺皆知”；“穿便衣，同人到所，宜去衣冠，脱尽官场习气，平民不至生畏避心，不致有局促志，所谓动人以感情也”；“讲应酬”。
［１８］北京医生卜广海在开办报处时要求讲报员“热心爱国，并且口齿清楚”。
在讲报技巧上，《京话日报》创办人彭翼仲一再强调，讲报员要“完全依照报纸的意思讲，甚至索性念报，既要讲报，千万不可节外生枝，自己以为口才好，说了许多闲篇儿，一个不留神，还许要得罪人呢。
”［１９］四、“诚于下等社会及寒士大有裨益”由于定位明确，服务周到，所以从各方面资料来看，下层社会对有识之士进行的阅报、讲报启蒙活动表现出一定的兴趣。
在城镇，“阅报者联肩而至”、“往来之农工商贾，听讲者颇不乏人，观其环立旁听，大有闻所未闻之状”之类的现象，经常出现。
１９０５年北京出现阅报处后，“阅报讲报各社皆已林立，每日听阅者击毂摩肩”。
［２０］天津公益阅报处“每至朔望，四处来社阅报者趾错踵接，络绎不绝。
”当然阅报讲报也有过变化过程。
天津的杜学义开的讲报处开始讲的问题由于脱离实际，下层社会不关心，听众较少，后来改讲英敛之针对下层社会选编的《敝帚千金》。
听众逐渐增加，不到十天，听的人就增加到四五十个，还有远道而来的。
杜学义照顾不过来，特别找了四五个志同道合的人来帮忙。
［２１］阅报讲报活动在乡村受欢迎的场面不亚于城市。
陈昭延和李秀圃等人在天津海河邓善沽镇开办的阅报社吸引了大量的读者，“阅报者拥挤不堪”。
《申报》在１９０６年刊载了一篇论说《论阅报者今昔程度之比较》，其中提到过去工商界阅报的人数增加，而农民以前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报纸，现在也渐渐知道，甚至“闻报社之讲演，则鼓掌欢呼，惟恐其词之毕，而恨已之不能读者”。
［２２］阅报讲报演说活动“于劳动社会颇有影响”，社会下层“竟闻而乐之，渐渐开化”。
赵声在天津大港开阅报处后，“刻下大港人士来郡城者，皆具有新知识，非复从前气象矣”。
一位原来“不善文”、“稍能说几句白话”的“野蛮子”曾致函《大公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大讲阅报讲报的“好处”：“报不可不看，阅报处不可不立，往往儿有看报为难的，虽一日花钱有限，就有力量不能的。
无知的人明白最难。
若是有了阅报处，听人家说看报好，他必偷闲儿去看看、听听，到底儿好不好。
阅报处里头再有人演说时事及卫生的话，他耳朵里所听的，眼睛所看的，都是开心破愚的事，再想想自己那从前的事都不对，日子久了，他心里自然就有一点儿明白意思了。
他不怕明白一件事、一句话，他必向他同类的人说说，一可传十，越传明白人越多”。
［２３］在阅报讲报的影响下，“下流社会已渐见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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