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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摘要】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问题一直在流变中发展。
本文围绕叙事性的定义和特点、流变历程、影响因素、发展趋势和现状展开讨论。
叙事性在中国当代诗歌中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受到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而不断变化。
叙事性的流变历程反映了诗人对时代变迁的认知和表达方式的变革。
影响叙事性流变的因素包括文化传统、社会发展、个人经历等多方面因素。
叙事性的发展趋势是多样性和包容性，题材和形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当前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的现状呈现出既有传统叙事又有现代叙事的并存状态。
通过对叙事性问题的分析，可以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创作提供启示，并指引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流变，定义，特点，历程，因素，发展趋势，现状，启示，发展方向1. 引言1.1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概述中国当代诗歌一直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内涵丰富的表达方式吸引着广大读者和评论者的关注。
在当代诗歌中，叙事性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和探讨的问题。
叙事性是诗歌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叙述特征和叙述方式，可以是通过具体的事件、情节或者形象来展现，也可以是通过抽象的言语、思想或情感来表达。
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流变。
从传统到现代，叙事性的表现形式不断演变和变革，反映出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的变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的流变经历了多次的转折和演变，受到了文学思潮、文化传统、时代变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本文将从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的定义和特点、流变历程、影响因素、发展趋势和现状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以期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2. 正文2.1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的定义和特点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是指诗歌作品中通过叙述故事、描绘情境或表达情感来展现出一种故事性、情感性的特征。
与传统叙事诗相比，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更加含蓄、抽象，常常是通过隐喻、象征等形式来表达。
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更注重内在的情感表达和思想意蕴，而非简单的叙述事件。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流变。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诗歌叙事性较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处于一个较为黑暗的时代，人们的生活非常压抑，因此需要诗歌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早期的诗人如舒婷、北岛等人的作品多运用直接叙述的手法，那些人们生活中的细节成为了他们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他们也不拒绝把生活中的小事转换成为艺术的素材。
文化大革命期间，诗歌的叙事性变得更加复杂，此时的诗人在表达情感时更多的是采用抒情性的手法，而这抒情的深度多少都受到了空前的限制，因此有一部分诗人的作品变得更为宏大、抽象化。
如刘义庆的《太行山上》、费良勇的《给孩子们的信》等作品都在细节和情感深度上有了一定的转变。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开始追求自我，追求艺术的自由表现。
诗歌的叙事性也开始了一次新的变革，在这个时期，许多的诗人在追求写作自由、表现主题的同时也讲究生动的情节和细腻的情感，这些都体现出了他们对于自我意识和历史的思考, 杨红樱、张枣、陈黎、赵珏等都是此时的代表人物。
而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中国的社会环境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变化，全球化的思想渗透到各个领域过程中，儒家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因此，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也在改变之中。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融合越来越明显，传统与现代相互碰撞的场景也成为了许多诗人笔下的重要元素，王小山、郁达夫、郑愁予等都是在这时期成为代表的诗人。
总的来说，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问题是不断在流变的，这也反映了时代变迁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情境和要求，诗人在这些情况下的创作思想和手法自然也会有所不同。
作为现代化的精神产品，诗歌在不断的转变中也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对于中国文化的推动和影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诗歌作为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一直以来就承载着人们对于生活、情感、思想等方面的表达和思考。
在中国当代诗歌中，叙事性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学语境的不断演变，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流变，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和内涵。
本文将就中国当代诗歌中叙事性问题的流变进行探讨和分析。
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在历史上一直具有深厚的传统基础。
古代诗歌中的叙事性表现得非常突出，比如《离骚》、《长恨歌》等都是以叙事为主要手法的诗篇，这些作品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现代文学的崛起，叙事诗渐渐式微，抒情诗成为了主流。
在20世纪末以及21世纪初，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性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文学思潮的多元化，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性也出现了新的可能。
传统的叙事诗以叙述一定的事件或者故事为主，而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性更多地表现为对于个体、情感、身份、历史等方面的表达和反思。
在这一过程中，诗人们往往以抒情的语言来叙述自己的情感体验或者对于人生、社会的思考，叙事性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故事叙述，而是更多地呈现为个人、独特的表达方式。
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性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在过去的诗歌创作中，叙事性往往是以故事、事件为主线，但在当代诗歌中，叙事性更多地展现为主体性、多样性和超文本性。
诗人们在叙述个人经历和情感的往往会将自己的体验与时代、历史相联系，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思辨和想象的叙事诗作品。
这些作品在形式和语言上呈现出了更加自由和多样的特点，使得诗歌的叙事性更加具有灵活性和包容性。
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也在不断创新和深化中。
随着文化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当代诗歌在叙事性方面呈现出了更加开放和前卫的趋势。
一方面，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出版，而是在网络、社交媒体等多种平台上进行呈现和传播，使得诗歌创作和传播更加便捷和多元化。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诗性叙事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其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诗性叙事成为了一种突出的文学形式。
诗性叙事不仅仅是将诗歌和叙事结合，更是一种对于情感、意境和思想的深度探索。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诗性叙事。
首先，诗性叙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审美特点。
传统的叙事文学注重情节的展开和人物的形象描写，而诗性叙事则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意象的塑造。
通过运用诗歌的语言和形式，诗性叙事能够更加深入地揭示人物内心的矛盾和情感的纠结。
例如，现代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就是一部充满诗意的叙事作品。
小说中，主人公福贵的生活经历被以诗歌般的语言展现出来，读者不仅能够感受到福贵的痛苦和坚韧，还能够在诗意的叙述中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其次，诗性叙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也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通过运用诗歌的表现手法，诗性叙事能够更加深入地探讨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现实。
例如，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就是一部充满思想的诗性叙事作品。
小说通过对于一个家族的命运的叙述，揭示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残酷和人性的扭曲。
通过对于历史事件的再现和对于人物内心的描写，莫言将诗性叙事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使读者在阅读中思考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进步。
此外，诗性叙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也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
传统的叙事文学注重线性的故事结构和逻辑的推进，而诗性叙事则更加注重意象的展开和联想的自由。
通过运用诗歌的表现手法，诗性叙事能够将作品中的情感和意境融入到文字之中，使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美的享受。
例如，余秋雨的小说《庐山谣》就是一部充满意象的诗性叙事作品。
小说中，余秋雨通过对于庐山的描写和对于人物内心的描绘，使得作品充满了山水之美和人文之韵。
读者在阅读中仿佛置身于庐山之中，感受到了一种超越现实的美的享受。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诗性叙事具有独特的审美特点、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形式。
通过运用诗歌的语言和形式，诗性叙事能够更加深入地揭示人物内心的矛盾和情感的纠结，探讨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现实，以及使作品充满美的享受。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在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历程中，“叙事性”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也经历了诸多流变。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问题，并分析其流变的原因和影响。
我们需要明确“叙事性”的含义。
在诗歌创作中，叙事性指的是诗人运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事件发展来表现情感、思想和意境的能力。
传统意义上，诗歌常常被视为情感与意境的表达，而叙事则更多地被赋予小说和散文的形式。
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性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性经历了一次显著的回归和突破。
当时的诗人们开始尝试将叙事元素引入诗歌创作中，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抽象抒情，而是更倾向于描绘现实生活和人物命运，从而打破了传统诗歌的束缚。
这种突破也为中国当代诗歌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力，使诗歌更具有生动和感染力。
例如多名诗人开始尝试用叙事手法创作长诗、史诗等。
随后，在90年代初期，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再度发生了变化。
在这一时期，诗人们开始更加注重对叙事的批判性反思和自觉性介入。
他们通过更为敏锐的观察和更加直接的语言，将创作的焦点转向了社会现实和个体命运。
此时的叙事性不再局限于叙述一个故事情节，而是更多地融入了对社会风貌和人生命运的深刻反思，呈现出更加宏大和深刻的叙事空间。
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又一次发生了变革。
此时的诗人们更加注重诗歌的语言质感和意象的塑造，他们试图通过更加抽象的语言表达来呈现叙事元素。
诗人们开始更加喜欢选择富有象征意义的叙事情节，通过对现实经验和历史记忆的重新演绎，来启示读者更多的内在思考和情感共鸣。
一些诗人还尝试用诗歌的形式来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通过排比、叠韵等手法来营造叙事的节奏。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的流变，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诗人创作意识和审美追求的体现。
这种流变不仅反映了中国当代诗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和思想情感表达，也使中国当代诗歌在叙事性上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和丰富化的特点。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中国当代诗歌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其发展变化的轨迹也一直牵动着人们的心弦。
在这“叙事性”问题一直是备受争议的焦点之一。
叙事性诗歌在中国诗歌创作中有着悠久的传统，但在中国当代诗歌中，叙事性的呈现却发生了一系列的流变，几经起伏，至今仍在不断地探索之中。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当代诗歌中叙事性的一些流变。
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诗歌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形式主义，开始注重诗歌的现实性和言语的表达力。
在这个过程中，叙事性诗歌逐渐被重新关注和发展。
代表性的诗人如汉语新诗的奠基人之一的郭沫若、戴望等，其诗作大多强调叙事性，通过具体的情节和事件来表达诗人的情感和思想。
他们的作品以其深厚的现实性和历史性，成为了当时诗坛上的璀璨之星。
随着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性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在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新诗人开始涌现，他们试图摒弃传统形式，追求个性化的表达，强调诗歌的语言美感和形式革新。
在他们的诗作中，叙事性逐渐不再是主导的表达形式，而是以其它形式的表达取而代之。
这些诗人如北岛、余秋雨、海子等，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对生活和情感的深刻思考，同时也在诗歌语言和形式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成为了当时诗坛的佼佼者。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化的多元化，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性又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直接影响了当代诗歌的创作和表达方式。
在这一背景下，一批新生代诗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试图将诗歌的叙事性与时代的脉搏相结合，通过对当代社会和个体命运的关注，使诗歌的叙事性重新成为了当代诗歌的一种重要表达形式。
这些诗人如西川、铁凝、余华等，他们的作品以其深刻的现实关怀和对个体命运的抒发而备受瞩目，同时也在诗歌的叙事性表达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发生着流变，这一流变也正是诗歌创作的必然之路。
叙事性诗歌，作为中国诗歌的传统表达形式，历经千年依然能够在当代诗歌中焕发新的生机，正是因为它始终与时代相契合，与人们的生活和情感相联系。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中国当代诗歌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其中一个备受讨论的问题就是诗歌的“叙事性”流变。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和流变，成为了诗歌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中的重要议题。
本文将就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叙事性”。
叙事性是指某种文学作品中包含了叙述和描述，通过讲述故事或者描述事物来传达作者的情感、思想和观点。
在诗歌中，叙事性通常表现为诗人通过具体的事件、人物或者场景，来传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以及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
而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流变，就是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诗歌的叙事方式和表现形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
在20世纪初，中国诗歌开始出现现代意识的觉醒，诗人们开始追求个性化的表达和独立自由的创作。
在这个时期，诗歌的叙事性主要体现为对自我情感和内心体验的直接表达，诗人们试图通过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来达到心灵的交流和共鸣。
朱自清的《背影》、舒婷的《我住的街道》等作品，都是表现了诗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和生活体验，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和情感表达。
这种叙事方式强调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和个人经历，展现了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和文化的多元发展，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也发生了新的变革和发展。
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诗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社会现实和时代问题，诗歌的叙事性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在这一时期，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主要体现为对社会现实和时代变迁的关注和反思，诗人们通过叙述社会事件、人物命运和历史场景，来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思考。
北岛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余光中的《一颗明珠》等作品，都是体现了诗人对社会现实和时代命题的思考和表达，具有较强的社会关怀和批判意识。
中国叙事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叙事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多个方面，包括历史、文化、社会和文学自身的发展。
以下是对中国叙事文学的形成与发展的一个概述，具体如下：一、早期叙事文学：史传与神话传说中国叙事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史传和神话传说。
史传，如《史记》、《汉书》等，以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刻画和评价，传达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而神话传说则以神奇的情节和人物形象，反映了古代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理解。
这些早期叙事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为后来的叙事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借鉴。
二、唐宋传奇：叙事文学的成熟唐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叙事文学逐渐走向成熟。
传奇小说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学形式，如《莺莺传》、《李娃传》等。
这些作品在情节设置、人物刻画、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的叙事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明清小说：叙事文学的高峰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印刷技术的普及，小说成为叙事文学的主要形式。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优秀的小说作品，如《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
这些小说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有所创新，标志着中国叙事文学的巅峰。
四、现代叙事文学：多元化的探索与创新进入现代，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社会变革的加速，中国叙事文学也开始了多元化的探索与创新。
现代小说、散文、戏剧等叙事文学形式逐渐兴起，如茅盾、巴金、老舍等作家的作品，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同时，网络文学的兴起也为叙事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五、当代叙事文学：多元共生与全球视野进入当代，中国叙事文学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
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中国叙事文学也在不断吸收国际文化元素，展现出更加开放的视野。
当代作家如莫言、余华、贾平凹等人的作品，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融入了全球化的视野，为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总之，中国叙事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和创新的过程。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发展与演变中国古代文学包括诗歌、散文和叙事文学三大类，其中，叙事文学曾是历史长河中的主旋律。
从《左传》、《春秋》到《红楼梦》、《西游记》，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精品络绎不绝，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时代意义。
下文将就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发展与演变，从其形式、主题和艺术特色三方面展开探析。
形式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史”为基础的历史性叙事，如《史记》、《三国志》等；二是以“小说”为基础的虚构性叙事，如《红楼梦》、《水浒传》等。
这两种形式的区别不仅在于叙事的真实度，更是在于叙事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的价值取向更多地体现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自觉，后者则更多地反映出民间的世俗趣味和人性困境。
此外，中国古代叙事文学还有一种特殊形式，即以诗歌为表现手段的叙事，如《长恨歌》、《木兰辞》等。
这种形式在古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唐代，被称为“叙事诗的黄金时代”。
这种形式的特点是十分精练的语言和优美的韵律，它们常常被视为唐诗的代表作之一，具有非凡的诗意和艺术魅力。
主题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主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历史性主题和人性困境。
历史性主题，指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来展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人性困境则是对人性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如生死、爱恨、忠诚、义理等。
两者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主题体系。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历史性主题从古至今历经漫长的时间、经历长期的沉淀，形成了叙事丰富、内容广泛的特点。
从《左传》、《春秋》到《史记》、《资治通鉴》，这些历史文献成书年代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在不断地叙述中国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强调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民族自信。
而人性困境则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如《红楼梦》中的“情”、“才”、“逆境”等，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人性思考和审视，使得读者在感受人性深处的共鸣和情感冲击的同时，更能够领悟其中蕴含的精神内涵。
艺术特色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叙事结构方面，它注重叙事的完整性和精细性。
试论“诗性叙事手法”在古代叙事文学的源流和发展一、诗性叙事的定义所谓诗性叙事是指叙事话语对于常规叙事话语的逻辑背离。
表现为不完整叙事及内涵的开放性。
一般而言，诗性叙事还包括叙事中表现出来的诗性语言、诗歌表现手法的采用，诗歌意象的营造及诗性情感的抒发等。
总之，诗性叙事就是对自然、对人物、对事物带有审美倾向的言说。
二、诗性叙事的源流。
《诗经》中叙事诗的诗性特色一是忽略故事,二是极易转向抒情。
《卫风・氓》以一个弃妇的口吻叙述主人公定婚、结婚、婚变的一系列过程,已经构成一种理想的叙事诗的题材，但是诗人结构全篇的支点仍然是弃妇意识的流动。
诗的开端“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既可看作是对事件原委的客观交代,同时也是主人公反思不幸婚姻时追根溯源的意识所至。
诗的第一、二章尚能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初恋、定婚，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第三章忽然变成了整章的抒情，抒写一个过来人对婚恋的慨叹。
从第四章开始,时间的秩序感多次被打乱,，上下句之间出现了大幅度的叙事跳跃。
例如从婚后的含辛茹苦(“自我徂尔,三岁食贫”)跳到被弃后归家途中的凄凉(“淇水汤汤,渐车帷裳”),从丈夫婚后的逐渐粗暴(“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跳到被休归家后兄弟的冷嘲热讽(“兄弟不知,口至其笑矣”),从初恋时的海誓山盟(“及尔偕老”)跳到被弃后的满腔愤怒(“老使我怨”)。
其实如果我们稍作联想就不难解释叙述者(或曰抒情主人公)如此语无伦次的原因。
叙事与抒情在《氓》中(甚至可以说在《诗经》所有的叙事诗中)实际上是互为表里的。
当叙述者(抒情主人公)回想甜密初恋的时候,心态比较平和,所以尚能按时间顺序叙事，一旦美好的回忆被无情的现实打断，悔恨、悲愤之情一齐涌上心头，一句两句不足以表达，所以要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整整一章加以宣泄，并以“于嗟女兮,无与士耽”之类偏激的言辞将悲愤之情推向极致。
在这种情绪的控制下,再要求她平心静气地叙述婚后种种是不可能的。
《氓》中所宣泄的悲愤之情对我们的震撼,远远超过了一个纯朴、热情、勤劳、刚毅的弃妇形象对我们的感染。
同时许多论者都曾注意到,《大雅》史诗中的英雄形象都比较模糊。
这些诗篇与其说是在讲述英雄的业绩，不如说是在宣泄叙述者(或曰叙述群体)的崇敬之情。
这种现象再次印证了中国早期叙事诗的的诗性特征。
魏晋时期，由于人的觉醒及文的自觉，在向内与向外两个维度，文人们实现了对自我人生及山水自然的诗意的发现，诗性的内涵在魏晋重文的背景下表现为诗性的表达，在笔记类著作《世说新语》中表现为叙事的诗性。
从语言、叙事和结构三方面论证了这一观点。
叙事的诗性。
言语之外，《世说新语》在叙事策略上也表现出明显的诗性特征。
《世说新语》在叙事上呈现出时空模糊、不完整叙事、淡化情节的诗性特征。
《世说新语》常常“采辑旧文”，成于众手，在对“旧文”的重述、阐释和阐释上尤其能突出《世说新语》的诗性特色，这些叙述中除人物及必要的地点意外，时间、背景等信息被完全隐去，完全不同于史传中以时间开头的叙事方式。
诗性的语言。
《世说新语》语言的诗性首先表现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世说新语》在叙述人物语言及形象刻画上都大量使用了比喻。
如：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
”(《赏誉》)《世说新语》以比喻的方式，诱发人们的想象，通过对比更生动、深刻的展现本体的精神风貌，同时也是人们对于喻体自然美的发现。
《世说新语》本文也在此过程中收获了叙事效果上的简约、生动。
这些精妙的比喻不仅是魏晋言语机锋的真实反映，也成为《世说新语》诗性叙事的组成部分。
结构的诗性。
《世说新语》诗性的叙事，还与其以意象为结构单元的组织形式有关。
《世说新语》“依类相从，条贯故事”分为三十六门，一人之言行事迹往往分散在很多门类之中。
我们认为这其中的每一类都是一种意象单元，以深蕴在言行事迹之中的精神内涵为分类依据。
这种分类方式古已有之，《论语》《说苑》《魏晋世语》等都可能直接影响了《世说新语》的体制和类目设定。
值得注意的是，《世说新语》娱乐、谈助、风流的思想意识，使得本书在条目的设定上有别于以往及以后的相似著作，这点从清人吴肃公的对《世说新语》“脍炙之助多，劝诫之义少”(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的批评中可见一斑。
这种编纂方式“采众美以成芳，集群葩而成秀”，将千余故事，依意象串联在一起，合而可成整体，分而各具情韵。
《世说新语》的意象叙事还表现在叙事过程中注意意象的营造，也就是说，以意象完成叙事功能。
钱钟书先生曾云：“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
”王子猷尝寄居空宅中，便令种竹。
或问其故，徽之但啸咏，指竹日：“何可一日无此君耶!”(《任诞》)这里，被称为“君”的竹子已经人格化、情感化，成为一种主客交融的审美意象。
唐代是我国诗歌创作的辉煌时期, 也是传奇小说发展的黄金时期。
“诗赋取士”使得当时文人几乎人人能诗。
文人在创作传奇时, 潜意识中的诗歌创作方法和技巧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传奇的创作中去, 这就使传奇中或隐或显地体现出诗的特质, 特别是在“虚白”、意境的营造、抒情等手法的使用上, 表现得较为明显和突出。
唐传奇中的诗歌特质和创作手法表现在叙事的跳跃性。
小说叙事本来应该具有较大的连贯性，而是个具有较大的跳跃性，但是唐传奇在叙述故事的时候，重在表现创作者的理想情趣，为此创作者塑造人物的时候，通常是截取人物几个重要的生活片段而把另外一些内容、事件省略，留下大量的空白，让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去填充。
这样就是唐传奇与诗歌虚白的创作手法具有很大的相同性。
“虚白”手法是诗歌创作所遵循的一项重要的原则，其源出自于庄子的“虚室生白”。
由于中国传统的审美光、语言符号传意的有限性、诗歌住含蓄等原因，诗人要以有限的文字点燃读者无穷的想象，虚白的手法便成为古典诗歌创作的一项重要法则。
唐传奇对此手法多有吸收，在记载人物时候重在表现突出实践，如《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都集中学习额侠士的一次重要行动，其他则是一笔带过。
特别是裴铏的《昆仑奴》，更是充分运用了诗歌虚白的手法，小说的题目是《昆仑奴》，若是按照史传的手法该市对昆仑奴加以简洁，可是传奇的开头而是顾左右而言他，是崔生和红绡的故事，由他们的故事带出摩勒的出场，小说的主人公是摩勒，可读者读完全篇对摩勒所知依然甚少，摩勒从哪里来，怎样到的翠蚨，他如何知道“一品郭子仪有十元各级，如何知道一品院中有猛犬，最后摩勒怎样生活等都没有交代。
小说由此而充满了张力，也为后人的再创作留有大片空间。
同样，红绡身上也有很多的空白，也给读者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
唐传奇这种述写人物不求面面俱到的创作手法，与诗歌追求朦胧含蓄的美学观是相同的。
唐传奇除了在人物塑造上有较多的吸收诗歌虚白的创作手法外，其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也对诗歌之跳跃性有较多的借鉴。
唐传奇之情节结构有别于史传人物编年式的叙事模式，一般具有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等部分，精巧优美而富有艺术魅力，对于表现矛盾冲突，刻画人物想象较之于六朝小说都有很大的提高。
比较诗歌的内在结构和唐传奇的内在结构，会发现唐传奇构思极为精巧别致，跳动着诗歌的韵律，起伏着诗的节拍，极富有诗歌的感染力。
唐传奇多以环境只烘托、气氛只渲染唤起读者某种感情和直觉，从而使读者进入到传奇的艺术境界中去，感受其迷人魅力。
而这一切是通过诗意的营造达到的。
唐传奇冲过诗的意境的营造，增强了其感染力。
许尧佐的《柳氏传》叙述昌黎韩翊与柳氏艰难曲折的爱情故事。
其中韩翊寻找与之失散的柳氏赋诗：“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
”柳氏答诗“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
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这里的“柳”不光是柳氏的谐音，折柳赠别是诗歌意象所传达的意义，而且还用杨柳的柔弱又不堪折的生命态度暗示柳氏的命运。
《诗经·周南·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以桃比兴，描绘女子的美貌。
孟棨的《崔护》篇中，崔护吟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此“桃花”意象指的也是与崔护相遇的都成南庄美丽的少女。
“燕子”和“青鸟”也是诗人笔下常写之物，两者都象征送信使者，相传青鸟是替西王母送信的神鸟。
《传书燕》中，绍兰拜托双燕为夫传信“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殷勤凭燕翼，寄于薄情夫。
”表达其对丈夫的思念之情。
《飞烟传》中赵象回复飞烟曰“昨日瑶台青鸟复来，殷勤寄履乖和，耗冰雪之妍姿，郁蕙兰之佳气。
”这里的青鸟指的是为赵象送信的人，与诗歌中青鸟的意象意义相同。
诗意的营造使传奇作品有了诗化和抒情化的特征，创作者用象征、按时等手法，使传奇作品中的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得以通过具体物像表现出来，引发读者的想象。
明清时期。
从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 唐代小说“文备众体”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文体上的成熟, 诗歌参与唐代小说叙事并直接导致了其向“诗性小说”的转型。
展示人物性格塑造典型形象。
我们知道，小说叙事以典型形象塑造为中心，它主要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肖像、心理活动等方面的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反映社会生活。
明清四大名著中的诗词也从这几个角度丰富了小说人物形象。
《水浒传》里写人物比枪、比刀、比棒、比箭等等，均以诗出之。
如第 34 回写秦明与花荣厮杀：“狼牙棒当头劈下，离顶门只隔分毫；点钢枪用力刺来，望心坎微争半指。
”等诗句赞美二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英雄本色。
《西游记》继承了《水浒传》以诗描写人物动作的写法，且更富动感。
且不说孙悟空与诸神及妖魔的拼杀描写皆采用了诗歌的形式，仅仅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被唐僧赶走，即将离去的细节也以诗出之，且动感十足：“含泪叩头辞长老，含悲留意嘱沙僧。
一头试迸坡前草，两脚蹬翻地上藤。
上天下地如轮转，跨海飞山第一能。
顷刻之间不见影，霎时疾返旧途程。
”诗中的“含”、“叩”、“辞”、“嘱”、“试”、“蹬”、“上”、“下”、“跨”、“飞”、“返”等词不仅生动地体现出孙悟空的广大神通，还表现了他含冤被逐的痛苦无奈之心。
在肖像描写方面，《三国演义》依然很少用诗，不过描写貂蝉的三首诗十分别致。
《水浒传》中的人物出场几乎都有诗相伴，这些诗也都较好地通过人物的相貌、姿态、声音、表情以及服饰等外形特征表现了人物性格。
如第 38 回写李逵：“黑熊般一身粗肉，铁牛似遍体顽皮。
交加一字赤黄眉，双眼赤丝乱系。
”仅 27 个字，就通过肤色、身材、五官的描绘，突现出一个卤莽、耿直又“顽皮”的黑大汉形象。
但是人物肖像描写最成功的还是《红楼梦》，如第 27 回写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以一种灵动飞空的诗笔手法极其精练传神地浮现出一个美丽多情、善感多愁、超凡脱俗而又命运坎坷的绛珠仙子形象。
推动故事发展化为情节因素小说最基本的要素是故事情节。
小说对诗歌的运用需要从属于文本故事情节的叙述，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独特的艺术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