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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李约瑟难题”的内涵看法1937年,已经在胚胎生物化学上取得重大成就的李约瑟博士,认识了三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此后,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和感情,并献身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成为国际上最知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他对中国古代科技了解愈多、研究愈深,就愈在脑海中产生这样挥之不去的问题: 为什么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能有这么多科技成果,在总体上超过欧洲,近代科学却在欧洲兴起而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呢?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实际上,此一难题包含两个问题,既: (1)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在把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2)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显然,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内在的联系。
前一问题是前提、基础,它不成立,后一问题便无的放矢;同时,后一问题又是前一问题的深化和发展。
因此,两者也可以简化为一个问题。
1991年,李约瑟在为王国忠所著《李约瑟与中国》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他在研究中国科技史过程中,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 “既然能有这么多早期科技成就,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呢?”提出这一难题,正展示了李约瑟的大家风范,表明他不止是出色的科学史家,而且还是深刻的思想家。
他并不满足于史料的爬梳考证,还力图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知识。
爱因斯坦曾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重要。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波普尔强调科学始于题,没有了问题科学也就不存在了。
确实,能够提出一个深刻的、覆盖面大的问题很了不起。
一方面,它体现了提出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引导提出者努力去破解这一问题。
另一方面,它又吸引一批研究者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工作,或深化或拓展,从而推动科学前进。
因此,“李约瑟难题”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已经成为科学史、科学哲学的通用术语。
一个学者提出的问题能够成为学科的术语,无疑是极高的荣誉。
关于李约瑟难题个人分析国贸1101 王炽韬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李约瑟难题，该难题主要有两个：一为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二为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众所周知，这两个疑问也是一直以来各历史学家等共同探究的课题之一，中国在历史上发展的确经历了不少时期，但以近代的几个时期发展变化尤为重大。
以下是我对该难题的个人探究，若有片面请多指教。
以下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1.中国在公元前具备了较早且较为完善的教育体制。
从春秋末期开始，道家和儒家便开始发表了各自的学说，分别以老子和孔子为代表人物，至今还受到全球人士的尊敬和追崇。
到了战国时期，历史上出现了墨家、法家等多个学术流派，以至于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虽然仅仅只有部分被统治者采纳，但这样的局势给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加之当时的秦朝全国统一，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且秦朝采用了法家的建议，通过一系列的立法措施使全国在货币、语言等多方面进行统一。
在千年后，立法在全球推广，可见其前瞻性和优越性。
而儒家虽然在秦朝遭受了焚书坑儒这一重大事件，却在汉朝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当时董仲舒等人主导。
自此，儒家的礼义廉耻及其丰匀文化的文化底蕴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思想，沿袭至今，博大精深。
而这些在当时的西方国家仅仅是开始萌芽而已，而中国却提早了千年便开始成型，早已步入成熟的中年。
教育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根本，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有了强有力的后盾。
2.中国在历史上出现了几个繁荣鼎盛时期。
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至唐太宗时期开始出现大繁荣的景象，到唐玄宗时期为最，史称“开元盛世”，文化和手工业等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诗歌发展至此也到达了鼎盛。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所谓“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地大物博的国家，早期思想先进，各个学派百家争鸣，文化百花齐放，实用的科学技术为中国古代创建了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甚至一度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但我们都有经验，一旦一件事发展到高峰必然会物极必反，在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到高峰后，极大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古代中国的扩展。
并在逐步政教分离等多项原因中衰退。
使十七世纪左右，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经过研究之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进入到观点深化，见解深化的阶段。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
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
认为近代科学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自然知识的演化提供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
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了解这些之后使我明白了：首先，我们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和系统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未与古代科技建立良好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
题一：关于约瑟之问原因的个人思考1没有一个长久的稳定环境战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使得人民没有一个长久的稳定环境。
绝大多数的人民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
所以，就没有多余的精力来研究科学。
或者说，不能很好的保证科学的连续发展（每次大围的战争或者自然灾害发生时，很多科学技术往往会失传）。
而欧洲在中世纪之后没有遇到过大围的严重的战争、自然灾害的影响。
2经济基础的特殊性在十六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中，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这种经济附束了绝大多数的劳动力。
因此，劳动力的缺乏造成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难以获得发展。
相反，英国由于圈地运动，给资本主义市场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在工业革命期间，农业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直在快速下降，而工商业所需要的原材料来自全世界，来源充足。
由于三次社会大分工的不彻底，使得中国人民可农可牧，一个从事工商业的劳动力同时也是一个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纯粹的工商业劳动力有，但比例小），而且工商业是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之上的工商业（因为工商业所需要的原材料绝大多数是来自国的农业剩余产品），一旦农业经济发生停滞甚至衰落（事实上，农业经济自十六世纪以后，始终没有大幅度突破过宋朝时的顶峰，自十九世纪以降，农业经济就衰落了），工商业就不肯能独立发展下去。
欧洲不一样，三次分工很彻底，从事工商业者很难再从事农业，而从事农业者可以从事工商业，使得欧洲在农业经济衰退时，其工商业照样可以不受影响的发展。
其经济为农牧混合经济，其中的牧业的生产（主要是羊毛生产）可以随着需求的扩大而扩大生产，市场经济就顺势发展了起来。
3思想观念第一，近代科学为技术科学，为西方所重视，而中国，只注重表面而缺少关注其在原理，非常注重实用性，即注重经验科学。
比如说微积分，导数，万有引力，孟德尔遗传定理等等，在中国几乎找不到。
因为这对农业军事等方面没有任何实用性，因此，造成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只能进行量的积累，没有质的突破。
统治者是农业生产者的代表，不可能以牺牲农业去支持商业的。
看待李约瑟难题中国科技史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李约瑟难题的重要性。
那就是如何解释，在人类历史漫漫5000年中，古代的中国，有一段非常辉煌的科学技术史，可是在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西方。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给我们提出中国近代科学何以没有发展的难题。
下面是我们小组对李约瑟难题的见解。
一、在经济体制方面。
明前期，关口仍然对外开放，因此东西方经济、文化、与科技交流频繁，但明朝经济上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也就是自然经济。
而此时，西方已经开始了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与扩张成为西方各个大国的目标与理想，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得到满足，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明朝中后期到清朝，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雍正帝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严重打击商业经济。
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在摇篮里。
1840年后，经济体制就变成小农经济和初期资本主义。
1.海上贸易的衰落。
明朝开始闭关锁国，减少海上贸易。
明世祖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鼎盛时期划上句号。
从此中国的海航开始衰落。
到清朝时，每年海上只有200来艘渔船。
唐宋时期因为海上贸易发达，与国外的交流甚多，经济文化发达。
而明清时期则因为闭关锁国，导致了科技的落后，中国开始迅速落在世界之后。
2.生产力的压抑。
明朝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江南一带出现雇佣的形式。
然而在明末，郑成功起义，加上清兵入关，战争迅速打压了资本主义萌芽。
雍正时期采取重重措施重农抑商，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促进，生产力受挫，生产关系也得不到发展。
因此经济体制也没有能迅速从农业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而科技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
二、政治体制方面，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科技继续发展。
古今中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支持和正确的科技政策。
1.我国封建专制制度一贯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种以农为本，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理解“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约瑟难题.以下是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一，地理环境的产物。
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技术没有继续发展，跟中国所处在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三种差异其一，大国文明和小国文明的差异，中国是一个大国，欧洲是一群小国；其二，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农业文明甚至是小农文明，而欧洲是商业文明，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其三，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大陆文明，欧洲是海洋文明。
中国的地理格局是，东临茫茫大海，这是古人难以逾越的海洋；西北部是茫茫沙漠，无垠戈壁；而西南耸立了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
这种地理环境形成了一种屏障，让新观念难以传播，难以推广并成为社会风潮。
举例而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张衡对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其实有着巨大的成果与成就，但这些如四大发明仅仅残留于技术层面（正面效应的结果），却没能在社会形成科学风，形成强有力的理论系统（负面效应的结果），这就解释了科学和工业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得到全面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反观西方地理环境，而西方文化发源地希腊是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人们需要长期与恶劣的自然做斗争,因此养成了西方人民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的科学传统,开放的地理环境又使他们与外界多有往来,造成了工商业的发达。
就是由于地理环境被迫使其中的人民形成了探索及开放的精神与性格，而对外贸易的需求同样也是西方快速发展科技的重要催化剂。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而言，西方所处的冒险环境比中国所在的较为安逸的环境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科学研究制度差异，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立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
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
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
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
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
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中国在13世纪之前社会制度的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总而言之，宋明以来被集权制度下奴化的儒家违反人性的“三纲五常”等，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
对李约瑟之谜的探究李约瑟，1900年12月9日出生在英国，是英国现代生物化学家、汉学家和科学史专家。
他留下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
1937年，作为36岁的生物化学家，在剑桥大学在接待了来自中国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鲁桂珍等人，有一次李约瑟突然问鲁桂珍，为什么中国在科学发明上明显地无所成就?鲁桂珍发起脾气，说道，正是中国的科技成就一度使得西方的科学技术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那种认为只有西方发展了科学技术的观点荒唐至极，从此激起了他对中国及其科学文化史的兴趣与好奇心。
使他步人了一个新的领域——科学史，他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在中国浩翰典籍之中，下列问题始终在李约瑟的脑海中盘旋，即：中国古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到底有多少贡献?回答这一问题正是他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主要动机。
李约瑟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在公元五世纪之前，东西方文化在各自的领域独具特色，各具风骚。
但是从公元五世纪开始，西方开始进入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而在此的一千年之中，东方文明一枝独秀，突飞猛进。
如果此时有诺贝尔奖，那么百分之七十的奖项都将被中国人所取得。
但是在这辉煌的一千年之后，灿烂的东方文明跌入谷底，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始异军突起，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于是他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而在李约瑟之前，西方人认为中西科学的主要差异是由气候，地理条件等因素决定的，正如之前西方人认为黑人是低劣的，主要原因也是气候，地理条件等因素。
他们一直用人类学的主张来解决中西方科学上的差异。
同时，西方人认为中国人的语言逻辑具有先天的缺陷，不适合发展先进的科学。
而李约瑟用颠覆了这种主张。
但有人在对李约瑟问题进行解答时明确表示“李约瑟难题”不成立是伪问题。
理由是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中国过去只是技术发达，不是科学进步。
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一般说来，科学应该是由概念、定律、定理、公式和原理等要素组成的具有逻辑自治的知识体系”，而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知识体系”。
[李约瑟难题表述]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以下是本人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点粗浅的看法和见解，理论的基点就是动物世界的基因进化论，动物世界里面往往优秀的基因进化，都是灾难的降临从而造成基因的突变。
注意：在我这里我把民主作了比较宽泛的理解，我把民主体制分为原始民主体制和现代民主体制，在古代,如果统治者的主动性在加强（就是统治者的欲望有条件实现），被动性在减弱（外在力量对统治者的欲望缺少约束力），那就意味着原始的民主体制在向负面发展，如果民众的主动性在加强（民众有能力去申诉自己的权利），被动性在减弱（民众有能力拒绝外来的不公），那就意味着原始的民主体制在向正面发展，中国古代那么先进发达，为什么没有率先进入现代文明？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点.中国社会是高度发达农业社会，为物质需求提供了稳定性，物质需求的满足，从根本上就注定了这个社会的变革动力小。
有压力才有动力，压力某种情况下会转换成动力。
第二点.中国半成熟的原始民主状态，造成社会制约度相对比较宽松，人们在当时不公平不自由的环境下，虽然面临痛苦但是勉强能够生存，因此人们没有迫切的愿望来改进政治制度，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同一时期的全球来看，至少在宋元时期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
（注意我说的当时的历史）以下几小点是我说明古代中国确实在政治结构中存在先进性和优越性。
1.中国的政治制度从孔子总结周朝制度而创立，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要求统治者对他人进行干涉或者侵害的时候保持一定的底线，汉朝发展到董仲舒试图约束皇权，汉武帝都下了罪己诏，一个高傲最高统治者承认自己有错误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对李约瑟难题的两点个人解读李约瑟难题从提出之日起，答案千奇百怪，而且解答者互不相让，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让我感到有趣的是两点，一是当下的中国社会仍然受困于这个著名的难题，这其实是用现实情况直接反驳了很多人坚持的观点；二是在这个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些百家争鸣的精神倒是为可能解开这个难题提供了一点希望。
这个著名的难题其实包含好几个子问题，最关键的是两个：一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二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在提供我的观点之前先简要说一下我的答题思路，由于专业、时间和资料等的欠缺，我没有能力深入全面地去解答，只能凭个人经验和网上的二手资料进行解释；我只从中国的角度、而无法从欧洲的立场出发来回答；而且我只试图回答中国的科技发展为什么到公元十六世纪会转而衰败，并至今没有彻底扭转颓势这个问题。
先从科学和技术的概念入手来做一点分析，由此建立我的理论模型。
科学不同于技术，它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活动，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思想活动。
而技术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标志，是一种具体的活动能力。
技术可以直接提高生产效率、创造财富。
科学是思想，它形而上，不能直接带来财富，但却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块基石，也是技术进步的基础。
我的第一个结论是：技术不可能脱离科学而得到大发展。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技术和科学是分成两条线路独立发展的。
古代科学的进展体现在以古代哲学、特别是自然哲学为主的知识积累过程中，是靠从事各类知识活动的学者进行传承；而技术是体现在具体的劳动之中，它的主要传承者是从事各种生产活动的工匠。
在青铜时代的文明中，这两种传统各自独立地发展着，一种传统由工匠保持下去，另一传统则由祭司、书吏集团保持下去，一直到中古晚期和近代初期，技术传统和哲学传统的各个成分才开始靠拢并汇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新的传统，即科学的传统。
科、技从此互相促进，共同进入了大发展期。
可惜的是，科学传统的产生地点仅限于欧洲。
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呢？之所以造成这个局面，我的两个推论，一个是因为中国过早地成为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国，另一个是由于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滋养了中国人性格深处的“草食动物性”。
先论证第一个推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家，国土面积达到360万多平方公里，基本包括现在的华东、华北、华中各省，以及四川、甘肃的大部分地区，当时的人口有资料说已经有2000万左右。
这样的体量即使放在今天的世界也绝对是一个大国了！但统治那样一个大国的政府体系却是相当的精简、甚至是简陋的：举例来说，中央“部委办”一级的机构仅仅是“三公九卿”，最多只有12个部级以上的领导协助皇帝管理全国事务！2200多年前，在交通、通信等物质条件和社会管理系统都极端落后的条件下，面对一个“思想混乱”、民心不稳的巨大国家，怎样实现政令畅通、上行下效的有效管理？怎样确保这个大好江山下传万代子孙而不易色？当然只有政权及社会的稳定压倒一切。
但又怎样实现并保持住坚如磐石般的稳定？面对如此巨大的管理压力，唯一的手段就是乱世用重典，杀一禁（警/惊）万。
这是任何稍有智能的生物都看得懂的有效警告。
我们的历史界历来高度肯定秦始皇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和车轨等行政手段积极的历史意义，对影响后世百代的严刑峻法好像也一并加以表扬，指出这样的法律对统一思想、统一民心、维持专制独裁统治的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种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刑法在当时的表现形式，一般来说，就是用的一切手段去消灭一切和现政权的不同意见以及被异见“污染”过的人的大脑。
除焚书这个小游戏外，常规性的动作是砍首、活埋，还有烹、炸、煮、烤、车裂等等，手法叹为观止，杀几个人没有得到预期的社会影响？那就干脆灭族，一次杀几百、几千人，把和持不同意见的人有一丁点血缘关系、隶属关系的所有人都实行肉体消灭。
这部“百代犹得”的“秦政法”相当的高效，并且非常容易被历朝历代的“皇帝学弟们”复制和执行。
始皇帝告诉他的“学弟们”一个简单道理，要想长期保有这么巨大的一片不动产是非常辛苦的，想不辛苦的唯一的手段就是杀人，尽量地去杀掉一切不听你们话的人、想不听你们话的人和你们不喜欢的人。
这个道理流行了2000多年，一直到明、清两朝的“学弟们”都活学活用、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如秦时最多只有灭三族，到了明代，最高的纪录是明成祖朱棣灭了方孝儒的十族，一次性凌迟处死了873人，立刻名震海内外！这样“积极”的社会影响一定是让皇帝相当满意的。
对生存在这片土地上漫山遍野的“草民们”，皇帝们只说了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道理：如果一棵树上有一片树叶不按照“我”要求的方向飘动，或者哪怕仅仅只是想了想，那么整棵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贯彻秦政法的直接后果就是，仅仅在一代人之前的春秋战国，中国社会所展现出来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盛况立刻成为了中国历史的绝响，中国社会从一个恣意生长、生机无限的热带雨林转瞬间就进入了漫长的冰河世纪。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国人真的是非常优秀聪慧的民族：两千多年前，上帝只给了我们懵懂的先民们一点点阳光雨露，他们就激情澎湃、智慧激荡，成就了人类历史上一座座伟大的思想灯塔、光辉照耀至今！我们这些卑微的后代只能在他们的荫庇中羞愧到无地自容。
我的第二个的结论是：一个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思想的社会是产生不了科学传统的。
因为科学传统的内核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创造性的思想，这种精神和思想却又是建立在独立的人格之上的。
但这些“奢侈品”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早就被视为极度危险的异端邪说，可能有过类似的凤毛麟角的个体，但作为一个整体，中国社会从秦始皇开始就已经和“赛先生”说再见了！引用第一个结论，没有科学精神和科学传统指引下的技术发展，终究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觉得李约瑟所说的16世纪这个时间概念只是个偶然因素，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在里面，如果没有外力影响，所谓“中国技术巅峰”的出现往前或往后推个几百年都属正常，况且本土技术能够灿烂到16世纪，还产生过四大发明，那真是“祖上积德”、属“意外之财”啊！关于第二个推论，我只是想找个理由来解释由第一个推论引出的疑问，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大一统”？这种癖好不仅皇帝有，老百姓的接受度好像也很高，大家事事处处都喜欢一样，不爱做“出头鸟”。
“大一统”的癖好是怎么形成的？我认为其中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东亚优越的自然环境养成了中国人的“草食动物性”造成的。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自然界中的草食动物由于处于食物链的下端，为了给上游的食肉动物提供能量、维护整个生态平衡，往往表现为生殖能力强、繁殖成本低、数量庞大，且性格上温和健忘，喜欢群居，盲从于族群的首领，但一遇到危险的通常反应却是手足无措或做“鸟兽散”，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是，对它们来说，比死亡更不可思议的是反抗，即使他们有能力反抗，通常情况下它们会选择放弃这种权利。
这类动物能够生存繁衍并壮大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条件相对宽松优越的自然环境，比如水草丰美，食物链上游的食肉动物数量不能太多等等。
以上这些特点，我觉得和中国人的人格特性有高度的正相关。
中国人就是食草动物的“拟人化”！在东亚，华北平原、河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珠江平原等广大地域，从古至今都是自然环境非常优越的人类栖息地。
很多地域历史上其实是有着比现在好得多的自然条件，而我们今天所看到许多地方自然环境的恶化，就是因为千百年来承载过太多的先民而衰败的结果。
比如，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到明朝都在修建的长城，北方沿线地区的生态环境为这个形象工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片温带原始森林从此永远消失；再比如，就在清乾隆年间，现在已是漫天黄沙的陕西榆林地区还有着茂密的森林，烧炭业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当地人民的一个主要谋生手段。
在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中，中国人的繁殖能力是惊人的。
网上的资料告诉我，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中国的人口总量可能在2000万人左右，在公元2年，西汉平帝时期，全国的人口总数可以到惊人的5959.4978万。
可是，历史是这样开玩笑的，经过东汉末年的战乱，到公元263年的三国时期，总人口数锐减到737.2881万人，也就是说，仅在那些年里，每100个中国人中有88人可能是非正常死亡！好在人数随后又开始攀升了，到公元609年隋炀帝时间，全国人口又恢复到了4601.9956万人，但到了唐朝末年的826年，总人口又下降至1576万人。
余下的历史我就不忍列举了！如果做张统计图表，人口总数的折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象是中国股市上的某只妖股，毫无征兆地上下大幅波动。
但这条折线和数字变动的背后是怎样惊心动魄、催肝裂胆的人间惨剧！让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这条折线。
从皇帝们的角度看，他们当然知道数量庞大的“草民”是帝国的根基，是高级的生产资料，是他们的私有财产。
理论界认为当生产资料短缺时就会有通过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的冲动，恩格斯说过，“几乎一切机械发明都是由于缺乏劳动力引起的”。
但是在皇帝们的眼中，中国什么时候缺过劳动力了？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对待抵抗者的态度，如长平之战中“坑杀”40万赵国降卒，那可全都是优质的青壮劳力啊！到了明末清初，四川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一支流寇部队用了四、五十年时间就把有310多万人口、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川中地区杀成了百里人烟俱灭，莽林丛生的原始森林，清初顺冶年间的人口统计只剩8万！再到太平天国运动对降低大清帝国人口的特殊贡献，以杭州为例，1861年12月29日，杭州开始被太平军包围，当时人口372万，三个月后城破，人口只剩72万。
这样的例子实在“罄竹难书”！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皇帝和想成为皇帝的人，都非常清楚一个道理，最有效率地实现自己目标的方法就是最大限度地杀人。
而那些“草民们”也用事实一再表明了他们是杀不完的！这真要感谢东亚的优越自然环境！从另一个角度说，面对随时而来的屠刀，“草民们”的态度和羊群的态度高度一致，他们要么为了自保作鸟兽散，要么就是引颈待戮，很少知道有组织、有效率地去反抗。
面对人类社会中的“虎狼之师”，为了延续自身基因，本能的反应告诉他们，最正确的做法就是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切资源尽可能多地繁衍后代。
如果侥幸遇上短暂的所谓“盛世”，那么更是什么都不要想，多做做“夫妻间爱做的事”，那才是多子多福的硬道理！天无绝中国人之路！最后总结一下：在东亚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上，人类很早就繁衍成了一个较大的群体，他们温和聪明，个性类似草食性动物。
2200多年前，他们中的一个凶狠贪婪的统治者（可能是基因变异者，成了披着羊皮的狼），抓住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占领了这里所有的资源，如何管理好这个庞大的国家给了他巨大压力，作为“千古一帝”，他的精明让他看准了同类的弱点，一反这片土地上已历经549年的“原始民主”的传统，改用最残暴的制度来进行管制他的“草民”：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只准有一个思想，一个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