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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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班级:机制1206961学号: ***********: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
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所谓“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地大物博的国家,早期思想先进,各个学派百家争鸣,文化百花齐放,实用的科学技术为中国古代创建了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甚至一度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但我们都有经验,一旦一件事发展到高峰必然会物极必反,在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到高峰后,极大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古代中国的扩展。
并在逐步政教分离等多项原因中衰退。
使十七世纪左右,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经过研究之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进入到观点深化,见解深化的阶段。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
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
认为近代科学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自然知识的演化提供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
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了解这些之后使我明白了:首先,我们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和系统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未与古代科技建立良好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
看待李约瑟难题中国科技史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李约瑟难题的重要性。
那就是如何解释,在人类历史漫漫5000年中,古代的中国,有一段非常辉煌的科学技术史,可是在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西方。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给我们提出中国近代科学何以没有发展的难题。
下面是我们小组对李约瑟难题的见解。
一、在经济体制方面。
明前期,关口仍然对外开放,因此东西方经济、文化、与科技交流频繁,但明朝经济上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也就是自然经济。
而此时,西方已经开始了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与扩张成为西方各个大国的目标与理想,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得到满足,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明朝中后期到清朝,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雍正帝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严重打击商业经济。
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在摇篮里。
1840年后,经济体制就变成小农经济和初期资本主义。
1.海上贸易的衰落。
明朝开始闭关锁国,减少海上贸易。
明世祖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鼎盛时期划上句号。
从此中国的海航开始衰落。
到清朝时,每年海上只有200来艘渔船。
唐宋时期因为海上贸易发达,与国外的交流甚多,经济文化发达。
而明清时期则因为闭关锁国,导致了科技的落后,中国开始迅速落在世界之后。
2.生产力的压抑。
明朝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江南一带出现雇佣的形式。
然而在明末,郑成功起义,加上清兵入关,战争迅速打压了资本主义萌芽。
雍正时期采取重重措施重农抑商,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促进,生产力受挫,生产关系也得不到发展。
因此经济体制也没有能迅速从农业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而科技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
二、政治体制方面,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科技继续发展。
古今中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支持和正确的科技政策。
1.我国封建专制制度一贯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种以农为本,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四大发明的角度论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指中国科学家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一个关于中国科技发展的难题。
李约瑟认为,中国在古代曾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科技成就,但在欧洲的科学革命之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这一现象被称为“李约瑟难题”,成为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四大发明的角度来看,李约瑟难题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四大发明是指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四项在中国古代先进的科技成就。
这些发明在当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在欧洲的科学革命之后,这些发明却没有得到有效的进一步发展。
肯定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但更加关注中国科技发展的不平衡和落后,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之一,其发明与汉代蔡伦以及纸张的发明有密切的联系。
蔡伦将植物纤维煮熟,将其涂布在细木条上,烘干后形成了类似于现代纸张的产品。
这项发明在当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提高了文字的传播效率,促进了科学、文化的繁荣。
在欧洲科学革命之后,纸张生产技术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改进和发展,这导致中国的造纸术在欧洲西方发展进程中相对滞后,甚至倒退。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另一项伟大发明,它的发明与北宋年间木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有很大关系。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当时对中国的书籍印刷、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欧洲的科学革命之后,活字印刷术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和发展,这导致中国的印刷术在欧洲的影响力相对较小。
欧洲人后来发明了印刷术,推动了文艺复兴,这一点并不为人了解。
而火药是中国古代的另一项重要发明,它的发明与中国古代冶炼技术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中国人最初是将硝石、硫磺、木炭等物质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爆炸性的火药。
然而在欧洲的科学革命之后,火药在欧洲的技术和应用得到了更多的进一步发展,而中国的火药技术却相对滞后。
通过以上对李约瑟难题的解读,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中,四大发明在当时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欧洲的科学革命之后,这些发明却没有得到有效的进一步发展,这使得中国的科技发展相对滞后,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著名科学史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至今还困扰着众多科学史工作者的难题,那就是: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西方更为有效?而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也就是说,一句话,曾经领先世界各国几百年上千年的中国科技,中国文明在近代为什么又落后于西方,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中国光辉灿烂的5000年文明造就了辉煌的成就,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曾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全人类历史的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这样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的出现使得欧洲的航海家有可能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
除此之外,中国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
天文方面,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中的《石氏星表》测定了120多个恒星的位置,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
我国古代对日月食、恒星、太阳黑子的记录均早于欧洲。
东汉时期张衡就发明了水运浑象仪,他关于地球为圆形的见解比西欧人早1000多年,他发明了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可以遥测到千里之外地震发生的方向。
唐代僧一行与梁令瓒共同创制了黄道游仪,用它发现了恒星位置的变动,这在世界上是首次。
元代郭守敬制成了一种新型浑仪——“简仪”,比欧洲发明同类仪器要早300多年,他还主持了全国的天文和大地测量工作,测定的黄道和赤道的交角值及其精确,受到世界天文学界推崇,他编成的《授时历》,同现行公历一年的周期相同,然而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300年。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理解“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约瑟难题.以下是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一,地理环境的产物。
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技术没有继续发展,跟中国所处在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三种差异其一,大国文明和小国文明的差异,中国是一个大国,欧洲是一群小国;其二,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农业文明甚至是小农文明,而欧洲是商业文明,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其三,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大陆文明,欧洲是海洋文明。
中国的地理格局是,东临茫茫大海,这是古人难以逾越的海洋;西北部是茫茫沙漠,无垠戈壁;而西南耸立了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
这种地理环境形成了一种屏障,让新观念难以传播,难以推广并成为社会风潮。
举例而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张衡对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其实有着巨大的成果与成就,但这些如四大发明仅仅残留于技术层面(正面效应的结果),却没能在社会形成科学风,形成强有力的理论系统(负面效应的结果),这就解释了科学和工业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得到全面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反观西方地理环境,而西方文化发源地希腊是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人们需要长期与恶劣的自然做斗争,因此养成了西方人民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的科学传统,开放的地理环境又使他们与外界多有往来,造成了工商业的发达。
就是由于地理环境被迫使其中的人民形成了探索及开放的精神与性格,而对外贸易的需求同样也是西方快速发展科技的重要催化剂。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而言,西方所处的冒险环境比中国所在的较为安逸的环境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科学研究制度差异,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立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理解“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约瑟难题.以下是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一,地理环境的产物。
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技术没有继续发展,跟中国所处在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三种差异其一,大国文明和小国文明的差异,中国是一个大国,欧洲是一群小国;其二,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农业文明甚至是小农文明,而欧洲是商业文明,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其三,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大陆文明,欧洲是海洋文明。
中国的地理格局是,东临茫茫大海,这是古人难以逾越的海洋;西北部是茫茫沙漠,无垠戈壁;而西南耸立了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
这种地理环境形成了一种屏障,让新观念难以传播,难以推广并成为社会风潮。
举例而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张衡对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其实有着巨大的成果与成就,但这些如四大发明仅仅残留于技术层面(正面效应的结果),却没能在社会形成科学风,形成强有力的理论系统(负面效应的结果),这就解释了科学和工业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得到全面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反观西方地理环境,而西方文化发源地希腊是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人们需要长期与恶劣的自然做斗争,因此养成了西方人民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的科学传统,开放的地理环境又使他们与外界多有往来,造成了工商业的发达。
就是由于地理环境被迫使其中的人民形成了探索及开放的精神与性格,而对外贸易的需求同样也是西方快速发展科技的重要催化剂。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而言,西方所处的冒险环境比中国所在的较为安逸的环境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科学研究制度差异,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立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
对李约瑟悖论的理解并探讨其现实意义李约瑟悖论的涵义: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曾对中国古代科技发达而近代中国科技却落后于西方的问题进行过研究论述这一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悖论”。
李约瑟在《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一文中阐述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科学技术成就之后对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三种论点中国无科论制度抑制发明论和中国文明停滞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该文结论部分提出的三个“悖论”本意就是对这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进行分析与反驳结果使关于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的问题深化了故从积极意义上称之为“李约瑟悖论”。
这表明李约瑟本人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既在不断求解又在不断修正和深化。
对于“李约瑟悖论”现在我们可以更为明确地加以表述它具有渐次递深的三重内涵或者说包括三个悖论。
一、李约瑟第一悖论与中国无科学论该文引述了冯友兰先生《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1936 一文的观点注意到“中国无科学论”的症结就在于人们对“科学”概念的理解上。
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包括经验、实用、思辨形态的占典科学和以数学、实验、假说形态为基础的近代科学。
如果科学仅仅被定义为近代科学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讲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也不存在。
就科学整体而言从5 世纪到15 世纪中国科学技术成果辉煌并领先于欧洲当然整体领先并非什么都领先。
这样中国科学近代落后的问题既不是从来就落后更不是从来就没有科学技术也不是古代科学技术与近代科学设有关系而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是近代科学落后。
因此可以将李约瑟第一悖论表述为古代科学技术产生那么多成就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或者反过来说近代科学为什么发源于中世纪科学技术滞后于中国的欧洲。
二、李约瑟第二悖论与制度抑制发明论针对关于中国科学近代落后的原因被简单地归于官僚封建制度压制科学应用与技术发明的通常说法李约瑟引用有说服力的例证加以否定认为公元前 5 世纪到15 世纪中国官僚封建制度在自然知识应用方面比欧洲军事贵族封建制度或奴隶制古代文明有效得多。
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
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
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
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
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中国在13世纪之前社会制度的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总而言之,宋明以来被集权制度下奴化的儒家违反人性的“三纲五常”等,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
浅谈“李约瑟难题”罗时猛 201420142 卫生毒理学公共卫生学院记得高中时上政治课时,先生曾说过,哲学上有一个法则,就是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首先要把它转化成三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为什么要”与“怎样做到”。
在这里我们也遵循此法则对“李约瑟难题”进行简单的讨论。
讨论大致分三个部分,一是“李约瑟难题”的含义,二是“李约瑟难题”的意义,三是“李约瑟难题”的应对。
首先,说说“李约瑟难题”的含义。
“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一个著名的问题,在对中国科学技术史有了充分了解之后,他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别的国家差,但是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出现像牛顿、伽利略、史蒂文这样的伟大科学家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其实“李约瑟难题”简而言之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那么繁荣发达,而近代乃至现在却落于人后?很明显“李约瑟难题”现实意义重大,因为它引起了我们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我们只有认识到中国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才能想办法去克服它,以使中国步入健康快速的发展轨道。
刚看见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海中便浮现各种各样的画面,想到中国古代的各种富强繁荣,如鹤立鸡群般耸立于世界,受到各国敬仰,又想到近代的狼狈,又如落汤鸡般奄奄一息,受各国凌辱,毫无尊严可言。
从君临天下到俯首称臣,似乎原因很多很多。
但是真要说出个所以然来,似乎又难以道出真正的缘由,也许事情发生的原因太过复杂,难以一言道出个所以然来,这里我们先就题论题的说一下“李约瑟难题”。
这个标题一听就感觉很奇怪,为什么不叫“毛泽东难题”或“胡锦涛难题”,也就是说有关中国发展的问题怎么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而是个外国人,这很值得我们反思。
也许这从某些方面反应了中国人的自我反思能力与发现问题能力。
如果没有发现自身的问题,那么如何会想到要改进呢?“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无疑引起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思考,想想中国古代是多么的繁荣,后来却、、、大家都知道,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直到明清时期才逐步落后于世界。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班级:机制1206961学号: ***********: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
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考虑对李约瑟难题的解释:一、思想,文化,哲学角度1、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中国古代没有完善的形式逻辑思想,很难产生严密的理论武器。
爱因斯坦在1953 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J. E.Switzer)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
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中国是不具备“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两个基础的,所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所以中国古代的一切技术只能归结为经验技术,而非科学技术,所以李约瑟问题中的讨论涉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可以说是不够准确的,应该说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经验技术,而且,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中国的经验技术在世界上是远远领先的。
这是对李约瑟问题本身的一个完善。
2 、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技术发明。
大多数的发明创造并非是古代政府的有目的的创造,难以形成一个产业,一个大方向,大多数的发明来自于普通民众,很零散,无法集中利用,统一规划,发明力量无法有力发挥。
3 、迷信落后和重文轻技思想阻碍了科技发展古代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我们的普通民众普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迷信思想,上层社会的文人学士也普遍重文轻技,以文学为主业,很少有像沈括那样有空来整理钻研一下科学问题。
4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自然哲学的不同古代希腊和中国神话都包含有共同的宇宙观概念。
但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从神话到自然哲学的转换,两个文化不同的宇宙神话导致了两个文化的自然科学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
希腊观念以一个永恒的第一动因或外在的造物主为特点,所以希腊自然科学的动力就是去发现造物主设下的宇宙秩序的规律。
中国自然哲学的主要动力是在系统内寻找有机联系,而任何外在的原因是很难设想的,从而导致中国对自然和谐与自然变化有深邃的哲学理解。
5 、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则可能是始自一万年前含有具体思维的文化期间。
当时,东西方人类思维都是属于类似“具体运思”不过,二者的思路方式,已朝向分歧途径。
于是,双方便在旧大陆的两端各建构起不同的文化世界。
基本上,双方的文化元素是不相合的,所以自史前原始社会开始,东西方就处于分歧方向的不同文化世界中。
6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逻辑思想是整个文明与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
(1)东方思维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
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更注重工具的系统的锻造。
(2)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
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
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
(3)东方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
二者显示了不同思维水平的深度和高度。
(4)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
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
7、文字的逻辑性的缺失中国的文字相对于拉丁语系来说,缺少了逻辑性,并且在中国的古代,中国的古文对于科学的描述又无法弥补的缺陷,无法做出准确的定义和演绎,所以中国的古代文字系统对于科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阻碍。
二、科学本身所需的角度1、纯科学真空和连续性破坏。
2、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工匠文明中国古代的技术基本上都是经验技术,属于工匠文明,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惯性,成为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文化形态。
没有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的民间发明很难发展成为近现代科学。
3 、科技结构自身缺陷制约着中国科技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很少理论探讨,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科技的传播和发展是封闭的,4 、经验技术相对于科学技术的严重不足。
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由于科学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因而它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而技术则不然;以经验为基础的经验技术与以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
近代科学的诞生是必然的到了19世纪,由于与科学结合在一起的西方技术在整个世界显示出了强大威力,因此它迫使我们中国人最终抛弃了我们传统的科学,而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科学。
那么为什么近代技术设有诞生在中国,而且一向先进的中国技术为什么又突然落后了呢?技术有两个来源:经验和科学。
西方的近代技术是以实证知识的科学作为基础的,它们之间的结合是由它们各自的本质所决定的。
是一种必然趋势。
近代中国既然没有出现实证知识的科学,当然也就不会出现以它为基础的技术——科学技术。
由于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前生技术、多生技术、知识技术和突变技术,因而其发展速度明星呈加速趋势,这样一来,它在很短的时间里超过中国缓慢发展的传统经验技术5 、数学的不足中国古代没有能够对自然数学化,并且只把数学当作一门功利性的技巧,而并非一门学科来看,没有深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经验发现和积累,更加不会用数学来对自然进行研究,所以中国古代对于自然的研究只能停留于定性分析,或是凭空捏造一个理论来符合有机的宇宙观,不能对事物进行定量分析。
6、科学的两种基本元素的缺失爱因斯坦曾指出近现代科学的两个基础是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中国古代在这个方面处于完全缺失的状态,所以,近现代科学不会在当时的中国产生。
在古希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三段论等的形式逻辑,欧几里得发明了欧式几何,也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名言使大家认识到并且开始时用实验的手段去发现验证因果关系。
到了伽利略时代,伟大的伽利略结合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手段两方面的利器,终于开创了近代科学的先河,在他的基础上,之后的牛顿将这两个基础继续发扬光大,建立了不朽的牛顿经典力学科学技术是在否定之否定中进步的,这就是成人之所以区别于少儿的辩证逻辑思维过程。
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要进步,具有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是最重要的。
但儒家从思想上就提倡和维护等级制度,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学霸作风,东亚包括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既盲目追求“面子”、等级身份,不愿意承认学术错误,且又盲目崇信权威,缺乏反权威的意识,这就使得中国人在近代乃至现代科学技术上难以进步的根本原因。
当然,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的建立是要有民主制度进行维护与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建立相对于民主意识的形成又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
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0种之多。
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