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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的主要刑法原则包括:罪刑相适应、从旧兼从轻、宽严相济、赏罚分明、以刑辅政等。
其中，罪刑相适应是指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确定相应的刑罚;从旧兼从轻是指在适用刑罚时，应当遵循旧有的法律原则，但同时也要考虑到新近的法律变化;宽严相济是指要根据犯罪的性质和情节，以及社会的需求，灵活地运用宽严两种手段;赏罚分明是指对于有功者要给予奖励，对于有过者要给予惩罚;以刑辅政是指用刑罚来辅助政治管理，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中国法制史复习资料中国法制史复习资料第一章：中国法的起源和夏商法律制度1.中国法的起源：“刑起于兵，礼源于祀”的含义2.刑罚的原则和主要罪名2.1天罚神判的法治指导思想（自然神到人格神）2.2刑罚的原则：（唐虞）“眚灾肆赦，怙终贼刑”-过失减免刑罚，故意或惯犯加重处罚（夏）“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反对错杀无辜和滥罚轻罪（商）“殷罚有伦，义刑义杀”2．3 罪名夏-不孝，违命，昏，墨，贼商-乱政，疑众，巫风第二章：西周的法律制度“明德慎罚”“刑兹无赦”“刑罚世轻世重”的法律思想1.“五过之疵”西周关于法官责任制度的规定，严禁司法人员徇私枉法。
“五过之疵”指司法人员应当杜绝的徇私枉法，出入人罪的五种弊端，分别是惟官（同僚关系）、惟反（敲诈勒索囚犯令其翻供或隐瞒实情）、惟内（亲属关系）、惟货（索贿受贿）、惟来（勾结往来）。
这五种行为依法与涉案罪犯同等处罚。
2.周礼与吕刑周礼集西周的政治法律制度与伦理道德规范之大成；调整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维护宗法等级秩序；预防违法犯罪；周礼贯穿着一条“亲亲”“尊尊”的原则。
以孝和忠为核心。
l 了解礼与刑的关系：1.出礼入刑，礼的功能在于正面的积极指导，刑的功能在于处罚及遏制犯罪；2.“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3.中国古代婚姻制度☆【1】婚姻的原则一夫一妻原则，男尊女卑原则【2】婚姻的成立l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l 唐律规定了卑幼在外的合法婚姻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
【3】成立要件l “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l 唐律规定只要有“报婚书”或“受聘财”之一，婚姻即有效力。
【4】婚姻关系的限制l 同姓不婚l 良贱不婚l 哀丧不婚l 其他限制（秦律和唐律的娶人亡妻；不得娶所监临女）【5】婚姻的解除与限制l 政府强制离婚：违律为婚或嫁娶违律；义绝；l 夫家强制离婚：“七出”-不顺父母，无子，淫，妒，口多言，有恶疾，窃盗；l “和离”夫妻双方自愿协议离婚；l 但七出受“三不去”的限制：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夫妻协议离婚：4.五听西周时期总结的司法机关审讯技巧。
西周的法律制度西周的法律制度一、周初法制的指导思想(一) “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周初统治者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严峻斗争中深刻意识到天命虽然难料，但有规律可循：“天唯时求民主”，天总是寻求能够为民作主的统治者。
周初对周人贵族内部的文告中反复出现强调“保民”、“安民”以及类似的提法，可见他们标榜“敬天”，却落实在“保民”上。
另一条规律：天命总是归属于有德者并以“德”严格要求统治者内部，将德落实在国家活动的各个方面。
运用于法制便是“明德慎罚”，无论立法、司法都必须崇德，慎重从事，制定法规，任用法官，审理案件，施用刑罚，都必须反复思考，不可轻率。
(二) “亲亲”、“尊尊”鉴于统治者的内部关系是事关国家命运和政局稳定的决定条件之一，周初统治者十分重视在贵族内部提倡和贯彻“亲亲”、“尊尊”，即亲其亲者，尊其尊者的原则。
“亲亲”指维护家族内部秩序，“尊尊”指维护社会及家族内部的尊卑关系。
在“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前提下，将“亲亲”、“尊尊”原则制度化、法律化，落到实处，是西周法制的基本特点。
（三）“刑罚世轻世重”西周初期，统治者们在政治上、法律上更加成熟，在总结前代立法用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刑罚世轻世重”理论，并以此来指导周王朝的法律实践。
“刑罚世轻世重”是指应根据时世的变化来确定用刑的宽与严、轻与重，即惩罚犯罪应根据犯罪者的主观情节与当时的客观形势，进行权衡，强调具体适用法律时的灵活性。
二、宗法制、礼与刑(一)宗法制周王采取“封建诸侯，以藩屏周”的国策，实行统治。
鉴于商朝属国时服时叛而最后反戈相击，以及历史上因王位继承问题带来的扰乱，为了加强王室对诸侯国及其下属封邑的控制，为了解决权位继承问题，周初统治者系统地确立了宗法制。
宗法制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
周王为周族之王，自称天子，奉祀周族的始祖，称“大宗”，由嫡长子继承王位。
其余庶子和庶兄弟大多分封为诸侯，对天子是“小宗”。
西周司法制度篇一：西周的法律制度西周的法律制度一、周初法制的指导思想(一)“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周初统治者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严峻斗争中深刻意识到天命虽然难料，但有规律可循：“天唯时求民主”，天总是寻求能够为民作主的统治者。
周初对周人贵族内部的文告中反复出现强调“保民”、“安民”以及类似的提法，可见他们标榜“敬天”，却落实在“保民”上。
另一条规律：天命总是归属于有德者并以“德”严格要求统治者内部，将德落实在国家活动的各个方面。
运用于法制便是“明德慎罚”，无论立法、司法都必须崇德，慎重从事，制定法规，任用法官，审理案件，施用刑罚，都必须反复思考，不可轻率。
(二)“亲亲”、“尊尊”鉴于统治者的内部关系是事关国家命运和政局稳定的决定条件之一，周初统治者十分重视在贵族内部提倡和贯彻“亲亲”、“尊尊”，即亲其亲者，尊其尊者的原则。
“亲亲”指维护家族内部秩序，“尊尊”指维护社会及家族内部的尊卑关系。
在“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前提下，将“亲亲”、“尊尊”原则制度化、法律化，落到实处，是西周法制的基本特点。
（三）“刑罚世轻世重”西周初期，统治者们在政治上、法律上更加成熟，在总结前代立法用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刑罚世轻世重”理论，并以此来指导周王朝的法律实践。
“刑罚世轻世重”是指应根据时世的变化来确定用刑的宽与严、轻与重，即惩罚犯罪应根据犯罪者的主观情节与当时的客观形势，进行权衡，强调具体适用法律时的灵活性。
二、宗法制、礼与刑(一)宗法制周王采取“封建诸侯，以藩屏周”的国策，实行统治。
鉴于商朝属国时服时叛而最后反戈相击，以及历史上因王位继承问题带来的扰乱，为了加强王室对诸侯国及其下属封邑的控制，为了解决权位继承问题，周初统治者系统地确立了宗法制。
宗法制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
周王为周族之王，自称天子，奉祀周族的始祖，称“大宗”，由嫡长子继承王位。
其余庶子和庶兄弟大多分封为诸侯，对天子是“小宗”。
第二章西周的法律制度西周是我国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国家，开国之王是周武王。
夏朝的末代王桀和商朝的末代王纣都因为残暴导致了国家的灭亡，所以西周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适应新形势，对法制进行重大改革，达到奴隶制法发展的最完备状态，成为中国传统法制的蓝本。
西周发展完备的礼治及其所构建起来的礼制秩序，对西周乃至日后的传统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节西周的法制指导思想一、敬天保民、明德慎罚西周统治者为什么要坚持“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指导思想呢？在夏、商时期，统治者的指导思想是“奉天罚罪”，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天的旨意。
到了西周，老百姓就不会相信这样的说法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西周统治的合法性，就成了西周统治者在建国之初首先要解决的难题。
夏、商的统治者坚持的是“天命不可移”，西周统治者要论证自己建立国家、反对商朝、攻打商朝的行为是合法的、正当的、有依据的，就要更改“天命不可移”的理论。
西周统治者运用反证法论证了天命是“可移”的，天命移到西周统治者是因为“天命归于德者”。
西周的统治者们还要去论证，周是不是“德者”，如果是“德者”，天命就可以归于他们身上，周政权的建立就有了合法性。
周的“德”体现在两个方面：（1）社会生活方面：敬天保民；敬天保民要求统治者尊敬上天，同时要时刻小心翼翼地以高标准的德严格要求自己，要“怀保小民”。
标榜“敬天”，最终落实到“保民”上。
“敬天保民”在最高统治者与最下层的老百姓之间搭建起紧密的联系，最高统治者再也不是绝对高高在上了，他必须关注民生，让老百姓生活得好。
（2）法律方面：明德慎罚。
所谓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它是慎罚的指导思想和保证。
所谓慎罚，就是刑罚适中，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定罪量刑的刑法适用原则。
即无论立法、司法都必须崇德，慎重从事，制定法规，任用法官，审理案件，施用弄罚，不可轻率。
二、礼治思想周礼，即以夏、商的礼为基础，发展出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
西周时期的礼与刑作者：胡健祎来源：《成功》2018年第05期【摘要】西周时期，“刑”是同“礼”相对应的一个范畴，多指刑法和刑罚。
“礼”与“刑”是西周法律体系的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当时完整的法律体系。
其中，“礼”是一种积极的规范，即正面地、积极地规范人们，要求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而“刑”则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对于一切违背礼的行为进行处罚。
凡是礼所禁止的，亦为刑所不容，二者相辅相成，即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缺，“出礼入于刑”。
“礼”与“刑”的关系密切，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西周奴隶制法制的完整体系。
【关键词】西周；法律制度；礼与刑一、西周时期的礼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以及言行规范的总称。
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祭祀鬼神时所举行的仪式。
中国古代人重视祭祀，一开始就将神权与族权紧密结合起来，产生了“礼”。
商、周两朝在前代礼制的基础上，都有所补充和发展。
尤其周朝，礼制的内容和规模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调整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周初，周公“制禮作乐”，将夏礼、商礼发展成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
一般称为“周礼”。
在周人看来，“礼”是治理国家的惟一准绳。
后来的儒家将之概括为“为国以礼”的礼治。
礼是抽象的精神原则。
周礼所确立的全部规范和制度中，始终贯穿着“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四个原则。
“亲亲”——即要求在家族范围内，按自己身份行事，不能以下凌上，以疏压亲。
而且“亲亲父为首”，全体亲族成员都应以父家长为中心；“尊尊”，即要在社会范围内，尊敬一切应该尊敬的人，下级必须尊敬和服从上级。
君臣、上下、贵贱都应恪守名分。
而且“尊尊君为首”，一切臣民都有应以君主为中心；“长长”即小辈必须敬重长辈；“男女有别”即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和同姓不婚。
其中最基本的是“亲亲”和“尊尊”。
中西方罪刑法定思想之比较由于各国在政治、经济、法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等方面不尽一致，其罪刑法定思想体现出来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也各有不同。
通过对中西方罪刑法定思想的比较，反思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与司法中的不足。
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式和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
法律应该和政治所能容忍的自由成都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
然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程序也有关系。
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去考察法律。
” 在孟德斯鸠看来，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法的精神”，是一种由社会状态所决定的社会精神。
事实正是这样，要探求法的支配因素就必须深入到社会因素当中去，对法的探求离不开文化的大背景。
应当承认，在整个人类社会中，犯罪现象首先是个社会事实，其次才是法律事实;刑法首先是个社会规范，其次才是法律规范。
只有立足于刑法文化的角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刑法规范和刑法原则。
刑法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一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和沉积，是国家文化在刑法领域的体现。
因此，刑法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各国刑法所普遍遵循的刑法原则，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
这项原则是现代国家刑事法治秩序的基石，正确认识其发展演变历程对我们把握这项原则的基本内涵有着巨大的价值，对实现依法治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西方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问世于西方，其经典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它首创于宪法之中，然后才落实于刑法。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4条规定：“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
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
”第5条规定：“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
中国古代刑法同罪异刑的历史根源中国古代刑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贵贱有等、尊卑有差、良贱有别，例如十恶为中心的重刑原则与以八议为主的轻刑原则形成鲜明对比，在法律上表现为贵贱、尊卑、良贱同罪异罚原则。
中国古代刑法之刑有等差源于等级制度和宗法原则。
1 等级制度自从有了国家以后，中国古代社会始终贯穿着等级制度。
在中国古代法制中，更是依身份不同导致刑有等差，只要等级社会存在，法律的等级颜色就不会消失。
等级制度的根本在于土地所有权制度，因为经济上的等级差别必然反映在政治上的区别对待。
正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1] 463，《小雅·北山》。
西周时期，土地制就实行周王所有制，封畧之内，何非君土[1] 2047，《昭公七年》。
在土地国王所制下，层层分封的土地确立了政治上的等级地位。
正如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
[3] 1418，《礼运》在秦朝，等级制度出现了变化，逐渐由奴隶主贵族的宗法等级制转向官僚、大地主等级制。
虽然特权阶层发生了转变，但上下有序、上下有差的本质没有变化。
杨鸿烈先生就谈到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基础，同时并阐明了法律制度在时间上的‘变迁’与‘发达’[4] 。
谈到对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影响，就不能绕开对礼的推崇，礼强调等级名分。
礼原指仪式活动。
礼最突出的三种本原：一是敬天，二是尊先祖，三是隆君师 [5]1167《礼书》。
夏商时期，礼制发生了蜕变，从原始氏族之礼向等级之礼转化。
西周时期，礼制已经成为维护宗法等级社会的核心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更是强调贵贱有序方可为国[2] 2124-2125，《昭公二十九年》荀子也强调：礼是法制的前提、各种条例的总纲[6]12，《劝学》。
荀子强调礼治的原因是礼强调等级和差别，礼的差别就表现在贵贱之人有等级的区分，老幼有礼数的区别，贫贵之人和地位高低之人也都有他相应的社会等级地位[6] 178，《富国》。
中华法系的特色中国是拥有自己独特法律体系的国家，而中华法系正是中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法系以其独特的特色而闻名于世。
本文将介绍中华法系的特点和特色。
首先，中华法系注重传统文化的融入。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因素在中华法系中得以体现。
中华法系注重以传统理念和价值观为基础，尊重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注重社会稳定和公共利益的维护。
传统思想在中华法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影响着法律制度和判决依据的制定。
其次，中华法系强调和谐与公正的平衡。
中华法系倡导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的同时，也注重保障公民的权益和人权，追求社会公正和法律平衡。
中华法系不仅关注个人权利的保护，也注重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致力于维护社会和谐。
在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中华法系注重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力求实现公平和正义。
再次，中华法系强调法治精神和法律的专业性。
中华法系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倡导法官的独立性和司法公正。
中华法系注重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原则，推动法治观念的普及和法律的实施。
这种法治精神在中国法律体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保证了社会稳定和法律秩序。
最后，中华法系注重法律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中国法律体系具有适应性强、灵活性大的特点。
中华法系注重实践中的变通和调和，可以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应对，以求最优解。
法律的适应性保证了法律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法律支持。
总的来说，中华法系以其独特的特点展现了中国的法律体系。
传统文化的融入、和谐与公正的平衡、法治精神和灵活性的追求，构成了中华法系的特色。
中华法系的特色不仅体现了中国法律的独特性，也为中国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