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的社会生成

科学知识的社会生成作者：楚江亭来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2期〔摘要〕针对“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普遍正确的”和“确定性的”科学知识观，从多学科的理论视角论证了科学知识也是具有“社会性”、“价值性”、“境域性”和“不确定性”等特性，指出这一新的阐释对于深化科学教育的理论研究、克服科学课程的教学危机、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能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性；价值性；境域性；不确定性〔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07）02-0135-06科学知识通常被认为是具有“客观性”、“价值中立性”、“普遍正确性”和“确定无疑性”等特性，科学知识的形成、发展与变化也被认为是经验事实不断积累的结果，是与社会、个人等因素完全无关的。

由此，不仅使人们形成片面的科学知识观、造成科学知识的理论研究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而且造成师生缺乏对科学知识的反思、批判、追问与探究，不能清醒、深刻地认识到科学知识背后权力的运作和意识形态的渗透，缺乏对科学知识与道德、价值判断等关系的理解以及科学知识中“文化霸权”、“科学霸权”的分析和认识。

实际上，科学知识也具有“社会性”、“价值性”、“境域性”和“不确定性”等特性的，对科学知识性质的全新阐释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当代国际学术界对科学知识性质的研究随着科学的作用愈益彰显，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科学知识的性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研究显示：由于科学知识主要呈现的是人们对自然事物、事实以及自然现象等的认识，所以科学知识是一种“描述性的知识”，在一定的条件下或在一定的范式中是呈现出“客观性”、“价值中立性”、“普遍正确性”和“确定性”等特性的。

然而，就整个科学知识体系的产生、形成和变化而言，它是内在地受到社会因素以及人们认识问题的方式等的制约的，也是具有“社会性”、“价值性”、“境域性”和“不确定性”等特性的。

（一）科学知识的社会性基于科学知识是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或“说明”，因而，它一方面要受到自然界本身存在、发展和变化的制约。

另一方面也要受到认识者所处的社会背景、所持有的价值观、理论传统、研究方式等的作用和影响。

承认科学知识在一定条件下的“客观性”，并不是说科学知识就是一种完全脱离社会、脱离人而存在的绝对客观的知识体系，其本身也是包含社会性的。

其社会性是指科学知识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所依赖的特定社会条件、社会状况以及研究者的价值取向、政治立场、生活方式、语言符号等的限制或制约。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显示：科学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而非“客观的”；是“社会因素影响的”而非“社会因素无涉的”；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而非“超社会”、“超历史”的，该学科所进行的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也展现出科学知识是由社会、个体等因素共同建构的。

①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探索也表明科学知识并不一定能够被证明是“客观”的，尽管人们渴望科学家所生产的科学知识应该是客观的。

科学体制虽然拥有一套评价科学知识是否“客观”的有效方法和标准，但并不能绝对保证被检验为“客观的”科学知识就一定是客观的真理。

以库恩、罗蒂、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等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家，对传统的认识论和科学知识观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质疑那种坚持“观察”、“逻辑”、“实验”和“证据”等是科学知识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决定因素的客观主义，坚信“观察是渗透理论的”、“绝对客观的观察和研究是不可能的和不存在的”等理念，把“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视角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公开引入对科学知识性质的研究。

“对于客观主义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因为，显而易见的是，认识对象无论是作为一种事物、一种关系或一个问题都不是‘独立的’、‘自在的’和‘自主的’，它们与认识者的价值观念、利益、生活环境、兴趣等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不是认识的对象‘激发’了认识主体的认识兴趣，产生了认识主体的认识行为，恰恰相反，是认识主体的认识兴趣以及其他许多与认识行为有关的条件‘选择’了认识的对象，‘制造’了认识的客体，使认识的对象从无知的、寂静的、遥远的自然世界中‘凸现’出来，成为完整的、现实的认识过程的一个要素。

缺乏这种主体的认识兴趣以及其他许多与认识行为相关的条件，就不会有任何的认识对象，认识行为就会陷入到一种‘无的放失’的境地。

”[1](144)不仅如此，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流派的研究也显示，认识对象是由认识者在一定的社会因素作用下而建构的，而不是脱离一定的社会背景和认识主体而“独立”、“自然”的客观存在。

一个研究者无论他最后所生产的科学知识能否满足一定社会的价值需求，他在生产这种知识的时候必定是怀着某种价值实现的理想和愿望的，“研究者心灵的价值折射并指导着研究者的工作。

研究者使他们的研究客体与之联系起来的价值或许限定了，或许决定了某一时代关于科学现象中何者被认为重要、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2](12)所以，认识主体从认识对象那里“看”到的不仅有认识对象的“客观属性”，而且也包括了由认识主体所处的社会境况所决定的“社会属性”以及认识主体自身的“价值属性”。

当代著名思想家捷尔吉·卢卡奇在他的名著《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认为，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

因为“无论什么被认为是自然的，那么这种自然是与人相关的，人所涉及的自然无论采取什么形式，也就是说，自然的形式、自然的内容、自然的范围和客观性总是被社会所决定的。

”[3](5)在他看来，对任何自然的考察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经验结构之上的。

同时，他还认为科学知识是有片面性的。

针对当时的某些理论家过分崇尚科学知识，即认为科学家通过实验室观察、抽象得到的事实是最纯正的、最科学的事实，卢卡奇认为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科学知识的片面性。

这是因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抽象的研究方法，这种看起来非常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是很不科学的，原因在于“它没有看到并去说明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

”[3](8)同时，科学在区别现象与本质时，没有注意到这些研究对象的“内在结构本质上是历史的。

”[4](102)科学的研究结果也是有条件的，都是一定历史时代和不同社会形态的产物。

（二）科学知识的价值性价值中立论者认为，科学追求真理，“价值中立性”是科学知识的生命。

这种观点在西方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学者主张，科学研究者的使命只应该是追求客观知识，去掉各种社会影响，抛开研究者的各种欲望。

当然，当时的哲学家大多持一种朴素的真、善、美、利相统一的观点。

此后，经过中世纪宗教神学对科学知识的禁锢，近代科学家由于崇尚科学理性，所以，把科学看成是纯粹求真的事业，为保证其独立与纯洁，将科学与近代实验科学方法以及逻辑论证方法结合起来，试图将科学与社会的权力、意识形态、利益等完全分开。

马克斯·韦伯曾强调在经验科学与价值判断之间应划出经纬分明的界限。

“一门经验科学不能告诉任何人应该做什么——但能告诉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特定的条件下——他想做什么”。

而价值判断则属于“规范知识”，即关于“应是”什么的知识，“至于提出这些价值判断的人是否应该坚持这些终极标准，那纯属他个人的私事。

它所涉及的是意志和良心，而不是经验知识。

”[5](151)上个世纪2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在事实、价值二分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了科学知识“价值中立”的观念。

“关于‘价值’的问题完全是在知识的范围之外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感情各不相同的但却仍然是可靠的事实。

”[6](123)在价值中立论者看来，科学知识关乎事实，价值关乎目的；科学知识是客观的，价值是主观的；科学知识是追求真理的，价值是追求功利的；科学知识是理性的，价值是非理性的；科学知识是可以进行逻辑分析的，价值是不能进行逻辑分析的。

并认为，使科学知识远离价值就可以维护科学知识追求真理的纯洁性。

哲学家石里克曾指出：“一个思想家在进行哲学研究时，只应怀有追求真理的热忱，否则，他的思想就有被感情引入歧途的危险。

他的意欲、希望和顾虑会把一切诚实的科学研究的首要前提——客观性给破坏了。

”[7](619-620)然而，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这种科学知识的“价值中立论”得到了郑重而深入地批判。

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将价值问题引入科学哲学，并承认科学知识与价值及意识形态之间的相关性。

库恩指出，科学知识是以价值为基础的事业，“不同创造性学科的特点，首先在于不同的共有价值的集合。

”[8](325)普特南也提出“价值事实”的存在，并认为，“每一事实都含有价值，而我们的每一价值又都含有某些事实。

……一个没有价值的存在也就无所谓事实。

”[9](212)法兰克福学派则把科学技术视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马尔库塞认为，科学与技术本身已成了意识形态，因为科学、技术同意识形态一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具有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

哈贝马斯也宣称，技术与科学已经成了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即技术统治论的意识。

在他看来，“一方面，技术统治的意识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意识形态性较少’，因为它没有那种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而那种迷惑人的力量使人得到的利益只能是假的。

另一方面，当今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并把科学变成偶像，因而变得更加脆弱的隐形意识形态，比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范围更为广泛，因为它在遮盖实践问题的同时，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做辩解，而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需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

”[10](69)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期基也曾指出：“诸如真理、一致性和证实这些科学规范本身也许就是深刻的人类职责的高度凝炼的反映”，因此，“科学的价值并不是成为科学所探索的事实的一部分，而是成为科学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是科学的过程和科学的理性的一个特性。

”[11](584-585)科学哲学家劳丹曾在《科学与价值》一书中指出，价值本来就内在于科学本身的结构之中，也只有将价值纳入科学的内在结构，才能更好地解释科学的合理性。

他不仅把价值纳入科学的内在结构，而且还力图从科学的内在结构来揭示其发挥作用和变化的机制，从而构造了一个科学发展的网状模型和解决理论、目的、方法三者相互依赖的网状结构。

[12](81-82)科学哲学家格姆从科学陈述入手，指出科学陈述和各种判断都具有价值取向，“一个陈述是否具有科学上的可接受性，将取决于我们对接受它与否抱有何种期望，取决于我们赋予这些期望的相对价值。

”[13](18)马斯洛的观点更加鲜明：“科学是人类的创造，而不是自主的、非人类的”；“科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标是人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