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过程涉及的各种言语单位_与曾利沙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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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4-09-06作者简介:彭长江(1942-),男,湖南邵东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现受聘于湖南省衡阳师范学院,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

论翻译过程涉及的各种言语单位———与曾利沙先生商榷彭长江(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湖南衡阳421000)摘 要:“巴氏翻译单位”理论不够完备,但未能证伪;“话语/语篇翻译单位”理论倒是极易证伪,“概念的动态性”与“不同的理论层次”不能作为提出“话语/语篇翻译单位”的依据。

为了消除“翻译单位”问题上的混乱,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言语单位应该各有其名,“翻译单位”则应是它们共同的上位概念。

关键词:翻译过程;言语单位;翻译单位中图分类号:I 351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722X (2005)0420046205On Speech Un its I nvolved i n Tran sl a ti on:A D iscussi on w ith M r .Zeng L ishaPE NG Chang 2jiang(Foreign Languages Depart m ent,Hengyang Nor mal University,Hengyang,Hunan Pr ov .,421000,China )Abstract:I n s p ite of its deficiency,Barkhudar ov πs theory of “unit of translati on ”(UT )has not been falsified .The theory of a“discourse /text unit of translati on ”,on the contrary,can be easily falsified .The “dyna m ic nature of concep ts ”and “difference intheoretical levels ”cannot serve as the basis of postulating such a unit .To eli m inate the confusi on over the p r oble m of UT,the vari ous s peech units involved in translati on should have na mes of their own,with UT as their super ordinate concep t .Key words:p r ocess of translati on;s peech unit;unit of translati on 读了《外语教学》2004年第l 期发表的曾利沙先生的《论“翻译单位”研究的动态观》一文,十分钦佩曾先生冷静、认真的态度。

但对曾先生就“巴氏翻译单位”提出的批评、关于“话语/语篇翻译单位”的论述以及以“概念的动态性”和“不同的理论层次”作为翻译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单位存在的依据则未敢苟同。

1.国外翻译单位研究概况“翻译单位”这个概念,其实不是巴尔胡达罗夫而是维内(J 1V inay )和达贝内特(J 1C .Darbelnet )于1965年首先提出来的,其定义为“语符之间结合紧密、不能分开翻译的言语片断”。

哈斯(W 1Haas )于1968年就这种单位到底应该有多长,做了简短精辟的表述,“能多短就多短,需多长就多长”。

纽马克认为,这是长期以来直译与意译之间的冲突的具体反应———愈是意译,翻译单位愈长;愈是直译,翻译单位愈短,愈接近逐词翻译,甚至逐词素翻译。

(Ne wmark,2001:54)1971年,罗加诺娃称这种单位为“转换单位”。

(1971:30)1973年前后话语分析兴起,试图在话语中找到规律,其主要概念是衔接和连贯。

此后,许多译论工作者将翻译单位的长度推至极端,声称只有整个语篇才是真正的翻译单位。

他们做出这种结论的方法,不管讲得多么曲折,骨子里是类推法:既然作者创作的对象、语篇分析者分析的对象都是整个语篇,那么真正的翻译单位也只能是整个语篇。

巴尔胡达罗夫于上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语言与翻译》中说:“‘翻译单位’这个术语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而言的,更确切的说法,应是翻译等值单位,即原语中在译语话语里等值的单位。

”但他继承了维内和达贝内特关于翻译单位的定义,只是具体说法不同,也接受了哈斯关于翻译单位长度的选择原则,同时认为话语也可能成为“原语在译语中具备对应物的最小(最低限度)的语言单位”,第28卷 第4期2005年7月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Journal of P 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Vol .28 No .4July 2005但并不赞成“只有整个语篇才是真正的翻译单位”的观点。

(1985:145-160)至于翻译单位定义的理据,并非如曾先生所说的“巴氏所给”,而是笔者在《也谈翻译单位》一文中提出的见解(彭长江, 2001)。

“翻译单位”本是维内与达贝内特首先提出的,本应称为“维氏翻译单位”,但由于巴氏论述最为详细,本文也姑且称为“巴氏翻译单位”。

2.为巴氏辩护曾先生的文章肯定“巴氏翻译单位”是一种阶段性研究成果,但认为“从翻译学系统理论看”,这个理论有4个局限性:(1)没有进一步解决或说明:若那些被排除在转换单位之外的低层级的没有对应物的组成成分具有特殊的审美意义、文化意义或交际性含意等,能否在一定条件下做有效的横向语际转换,而非简单地将其融入上一级接受纵向意义重构,如下例: (W hatπs that ga me at f orfeits?)I l ove my l ove with an E,because sheπs e nticing;I hate her with an E,because sheπs e ngaged.I t ook her t o the sign of e xquisite,and treated her with an e l ope ment,her na meπs E m ily,and she lives in the e ast?(D avid Copperfield,XX II)曾先生共引了4种译文,为节省篇幅,本文只引其中第4种:我爱我的那个“丽”,可爱迷人有魅力;我恨我的那个“丽”,要和他人结伉俪;她文雅大方又美丽,和我出逃去游历;她芳名就叫爱弥丽,家住东方人俏丽。

原文的特点是E,enticing、engaged、exquisite、el ope ment、Em ily、east都以E/e开头。

巴尔胡达罗夫根据符号学理论称之为“语言内部意义”,即“语言体系内部符号之间的关系”。

他指出,语言内部意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必也不可能传达的,但这种类型的意义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时,如诗歌中由行尾韵母的重复构成的韵,就应尽可能传达。

必须指出,这种审美效果,并不是单个的语言单位(比如说单个的音位)产生的,而是由几个具有相同特点的词的并置关系产生的。

曾先生所举例子就具有这种“语言内部意义”:许多词都以e开头。

这些词在译文中的对应语则大多以同音字结尾,少数的以同音字开头(如另一种译文中的“爱弥丽”与“爱仁里”)。

曾先生认为这种译法不符合从巴氏定义中能够推出的“当下一级单位在译入语中无对应物时,应融入上一级单位进行重构性转换”的规律,成了例外,因而构成对巴氏翻译单位理论的“证伪”。

曾先生说:“不同译者……并未简单地寻求微观层次单个音位的硬性对应性转换(即将英语中的字母e所表示的音位/i /、/i/或/e/转换成与之严格对应的汉语音位———笔者),亦未简单地将其融入上一级单位予以纵向意义重构(即并未只简单地将以字母e开头的词为翻译单位,转换为意义相对应的词语———笔者),而是……将8个音位形式E/e 全部转换成与原文近似音位e(丽、俪、力、里等),或有异于原文的音位i(爱)或n(人)等。

”“每个音位上级单位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向下级单位迁移,或下级牵引上级向它靠拢,并给予必要的增删,从而使得译文通顺可读。

”(即以e开头的词的意义服从于这些音,为了具有这些音,不惜改变这些词的意义)。

如果笔者这种理解不错的话,那么曾先生的证伪并不成功,因为这个例子并不构成例外。

其实,上面译文的产生,是靠挑选那些能够与其他的词语共同产生相似的审美效果的词语。

翻译单位,仍然是这些词语。

比如说,译者是将is engaged作为一个翻译单位,进行整体转换,转换的结果可能是“已经订婚”“已有婚约”“要和他人结伉俪”“已有未婚夫婿”,甚至“名花有主”“花落旁人家”等等中任何一种。

但这种选择,受到“同其他词语一道产生与原文相似的审美效果”这个条件的制约,于是在这个译文中,选中了“要和他人结伉俪”,因为这个词组与其他有关词组一样,都以“丽”或其同音字结尾。

如果像曾先生所说的那样,译者将(比如说) is engaged中的第一个e转换成i,再让这个i“牵引”is_ngaged向其“靠拢”,转换成“要和他人结伉l”,再与i合成通顺可读的“要和他人结伉俪(l+i)”,那么笔者按此办法将上面的例子再“翻译”一遍:我爱我的小母鸡(j+i),长着黑花尾(we+ i);我恨我的小母鸡(j+i),不会呜呜啼(t+i);它会生蛋肉又肥(fe+i),和我远游去巴黎(l+ i);它芳名就叫珍珠鸡(j+i),家住美国夏威夷(y+i)。

相信曾先生是不会承认这是原文的译文的。

这只能说明,曾先生所说的译法至少不能说是对这个译例的客观真实的描述,不能说是对巴氏翻译单位理论的“证伪”。

(2)巴氏理论侧重于说明语言中那些仅为直觉・74・ 第4期 彭长江 论翻译过程涉及的各种言语单位或语感所确定的对应性单位,但在转换过程中主体有多大的主观性或客观性?对应与否有什么判断标准?何以检验?这第一问,实际上是要求巴氏对翻译转换过程中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做出定量的规定,笔者认为这有点强人所难,也许永远也没人能做出这种规定。

至于第二、三问,可以这样回答:大多数精通双语者认为二者对应就对应。

其实,巴氏对此早就有所预见:“翻译理论要研究的不是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一切关系,而仅仅是两者之间的带有规律性的即典型的反复出现的关系。

把原文和译文加以对比分析便可看出,两者之间除了具有规律性的关系外,还有大量的非普遍性的、无规律而仅仅见诸某个具体情况的关系———对应现象。

由于这些无规律的对应现象无法加以归纳总结,翻译的语言学理论自然也就不能将之纳入自己的范畴。

然而,正是这些‘无规律的’对应现象构成了翻译实践中最大的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