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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杰荐书】何勤华：西方法学的开山之作——柏拉图著《法律篇》推荐语何勤华：第二届“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1999年）；入选“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2001年）；评为“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才”（2003年）；当选“国家级教学名师”（2009年）；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原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现为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古代西方先哲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于2500年前创作的《法律篇》，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法学著作。
柏拉图对西方法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除了提出法的正义理论和法治的理论，出版和法律关系密切的《理想国》等之外，主要是创作了名著《法律篇》，从而开创了西方法学的学术传统。
据西方研究柏拉图的专家考证，《法律篇》（The Laws）是柏拉图晚年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大约完成于公元前360—前347年之间。
《法律篇》是柏拉图创作的一篇最长的对话体著作，共12 卷、195 章。
不仅论述了各种法律的制定，还涉及教育、道德、经济、哲学、宗教、文艺、音乐等内容，不过，该书的中心仍然是法律和国家制度的一些根本问题，比如：法律的起源，法律的制定必须着眼于德和善，对守法者必须给予名誉、对违法者必须予以惩罚，教育对法律的作用，关于饮酒的法律，国家官吏是“法律的仆人”，关于结婚的法律，立法技术和目的，执法官吏的选举，犯罪和刑罚，故意和过失，侵权行为和不当得利，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法官的责任，环保法，商法，移民法和国际私法，等等。
较之于《理想国》，《法律篇》在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转变或者说对我们今天最具指导意义的，是从“人治（”即“哲学王之治”）转向“法治”。
柏拉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哲学家，而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又没有好的方法把统治者变成哲学家，则法治仍然比人治要好。
应该说，在西方历史上，柏拉图是第一个阐述法律的社会功能、法律的至高无上、法治的必要性以及法治的各项措施的思想家。
法治是“美丽中国梦”的根基——访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
华博士
王甬平
【期刊名称】《宁波通讯》
【年(卷),期】2014(000)003
【摘要】王甬平：前段时间多个地区出现“官二代”破格任官职，也就是民间俗称之为“火箭式提拔”的现象，受到群众举报后的追查结果也确实是大多由违法乱纪而成，何校长您从法律角度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总页数】2页(P64-65)
【作者】王甬平
【作者单位】《宁波通讯》编辑部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7.51
【相关文献】
1.中西法律文化的辛勤耕耘者——访我国法律史学家、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何勤华[J], 何勤华
2.寻求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使命——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郑少华教授访谈 [J], 郑少华;黄晓伟
3.万华化学:将技术创新与产业集成做到极致——访万华化学高级副总裁兼技术总监华卫琦博士 [J], 樊森
4.追求真理崇尚法治——访民商法学博士生导师麻昌华教授 [J], 叶铭芬;王占锋;
周晓辉;
5.扎根中国科技城沃土绽放高校新时代光芒——访西南科技大学校长董发勤教授[J], 杜永军;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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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治发展道路的反思和选择
司永辉;李虹
【期刊名称】《社会科学论坛》
【年(卷),期】2003()6
【总页数】3页(P77-79)
【关键词】法治建设;社会变迁;社会结构;西化移植理论;改良主义理论;历史主义理论;程序演进理论
【作者】司永辉;李虹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0.0
【相关文献】
1.对我国“政府”推进型法治化道路的几点反思——《法治化道路模式选择谈》之续编 [J], 樊永岗;周冬平
2.道路选择与选择的道路--评《文化基础与道路选择--法治国家建设的深层思考》[J], 巩固
3.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思想的异同 [J], 杨志臣
4.国家法治先于社会法治为主导──中国法治化的道路选择分析 [J], 蔡道通
5.超越与退却──马克思和列宁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的比较 [J], 廖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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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的中国路径读书笔记法治建设的中国路径是指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以全面依法治国为目标、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目标、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安全稳定、社会发展、社会繁荣和人民生活改善为目标的一条道路。
一是规范和强化行政执法，突出“五个必须”，即必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行政执法工作，必须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必须及时、准确、公正处理超越法规范界限的问题，必须遵守法律法规，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相结合，坚决贯彻落实法治思想、法治行为的要求。
二是加大司法整治力度，突出“四个必须”，即必须遵循司法公正原则，必须以公正、准确、及时、全面的司法裁决执行为基本要求，必须切实落实和执行法律、党的政策，必须严格执行法律，通过加强执法和执行保障，维护正义，促进社会公平、法治和安全稳定。
三是加强立法工作，突出“五个必须”，即必须围绕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要求，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立法工作要更加准确、全面地反映宪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规律，必须把依法打好基础工作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必须把代表社会共识的政治原则和人民意志作为立法的重要参考要素，必须加大对立法编写过程的监督力度，确保立法质量。
四是弘扬法治文化，突出“三个必须”，即必须在实施法治的同时，不断加强法治教育和宣传，必须从思想观念入手，深入弘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加强对全民文明礼仪的规范，突出以人为本、公正平等的法治理念，弘扬社会正义和法治精神。
法治建设的中国路径是一条必须由各方共同执行的道路，必须以人民群众全面依法享受权利的要求为目标，必须坚持尊法尊重法律，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扬社会正能量，推动全面依法治国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指它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中所阐述的一系列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
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基石和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入应用和发展。
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文将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法律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则是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形成的一套科学的法治思想和制度体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探索始于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依托于宪法、法律、法治文化和法治体系，注重党的领导、人民主体地位、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等方面的内容。
同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按照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坚持党的领导，完善现代治理体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
党必须在法治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同时，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完善现代治理体系，为法治建设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2. 推进科学立法，完善法律体系。
科学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
内容提要：现代法治是社会走出传统的努力，这是人类社会对其发展形态的理性预期，而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价值追求却是自古有之，中国古代的传统意义上的法律意识价值基础未能演化出现代法治，在其背后有着各种各样深厚的历史背景与原因，马克思、韦伯站在比较世界法律文化的宏观立场，分析中国的传统法律，同时也分析了中国现代法治化的可能性。
人的价值观及社会的法律文化价值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到来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我国现代法治的构建必须参照各种因素,作出正确的价值评价。
通过对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历史考察，近现代中国受到的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的分析，思考有效推行中国现代法治的进程的路径选择。
因而中国的现代法治建设有必要把自由、秩序、利益、正义等作为法律的价值基础。
关键词：法治价值基础现代法治国家法治作为一种治理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和精神，从古以来就存在。
在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中，存在许多类似于法治的东西，但与现代法治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中国古代一直是君主专制制，并且在法律文化中，也一直是由儒家思想所统治，而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孝道”等等，不仅不能产生现代法治，反而阻碍现代法治的产生。
马克斯韦伯站在比较世界的宏观立场，分析中国的的传统法律，试寻中国现代法治化的可能性，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遭遇西方法律文化的入侵，因而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近现代法治在传统与冲击之后建构，在这过程中存在有冲突、反复、甚至是倒退，但是中国的法治发展一直处在发展的道路上。
中国现代法治应该立于传统之上，吸收西方的经验，把自由、秩序、权益、正义等作为中国现代法治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中国现代化的法治道路改革。
一、中国古代的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基础（一）中国古代的传统法律文化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几十年里，两股巨大的力量席卷了全世界，一是经济市场化，二是政治民主法制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计划经济几近灭绝，而法治化使各种的个人独裁、军人统治、威权政权以及极权政治土崩瓦解。
我国法治现代化本质内涵实践路径一、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内涵我国法治现代化是指我国在法治建设过程中不断强化法治理念，完善法治体系，推进法治实践，以及提高法治水平的过程。
它包括了多个维度的内涵，如法治理念的确立、法治体系的完善、法治实践的推进以及法治水平的提高等。
1. 法治理念的确立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确立法治理念。
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国、法制建设、依法执政等，是整个法治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
依法治国意味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等各个领域都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保障公民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
法制建设强调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法律机制。
依法执政则要求政府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党组织、国有企业等都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不得有违法行为。
这些法治理念的确立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基础。
2. 法治体系的完善法治现代化需要不断完善法治体系。
法治体系是指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地方法规等在内的法律规范体系。
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使其更加完备和健全。
还需要加强司法体系建设，保障司法公正和独立，提高司法效能。
3. 法治实践的推进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法治实践至关重要。
只有将法治理念和法治体系具体贯彻到实际行动中，才能真正实现法治现代化目标。
这需要各级政府和公民团体共同努力，加强法治教育，提高公民法治意识，加强执法能力和监督能力，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4. 法治水平的提高我国法治现代化还需要不断提高法治水平。
这包括了提高法治法律的透明度、公正性和实施效果，以及提高全社会法治素养和法治水平。
只有全社会都达到了一定的法治素养和法治水平，法治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
二、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要实现我国法治现代化，需要在多个方面进行全面推进。
1. 加强法治意识需要加强全社会的法治意识。
这需要进行全民法治教育，提高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
加强宪法、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增强公民依法维权的意识。
《法治建设的中国路径》读后感500字《法治建设的中国路径》读后感《法治建设的中国路径》是一本关于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著作，作者以丰富的案例和详实的数据，深入剖析了中国在法治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深受启发，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在书中，作者首先指出了中国在法治建设方面的基本原则和目标。
他强调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指出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方式。
作者还提到，中国法治建设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公平正义、法律规范、法律权威的社会。
这些基本原则和目标为中国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为后续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作者深入分析了中国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
他提到了中国法治建设的三大突破：立法突破、司法突破和监督突破。
在立法方面，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通过不断修订法律和制定新法律，保障了人民的权益和社会的稳定。
在司法方面，中国加强了司法独立和公正性的建设，不断提高司法效能和司法公信力。
在监督方面，中国建立了一套全面监察体系，加强了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和问责。
这些成就展示了中国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
然而，作者也客观地指出了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他提到了法律意识淡薄和法治环境不完善的问题。
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地方和行业法治建设不到位的情况。
此外，一些公职人员对法律法规的遵守不够严格，导致法律的执行不彻底。
作者强调，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需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同时也需要加强法律监督和执法的严格性。
读完《法治建设的中国路径》后，我深刻认识到了法治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法治建设不仅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的保障。
中国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鼓舞，也给了我们更多的信心和动力。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法治建设中面临的挑战和问题，需要不断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中国法治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我国法治路径的务实选择及原因分析
罗时贵
【期刊名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年(卷),期】2016(000)005
【摘要】我国实行法治已成为举国上下的通识,但选择何种路径实现法治却成为我国在初创法治治理阶段的理论难题.在借鉴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法治传统观点基础上,根据我国法治所处的初级阶段和环境态势,务实地将我国法治实现的路径选择定位为形式法治与精英法治.形式法治路径基于我国国情,其蕴涵的法治实质内容能够获得可行性辩护;精英法治路径基于人的能力差异性,并且与民主法治相容,还能以韦伯的“卡理斯玛型”自然精英要求来衡量和界定法治精英的标准,获得正当性的理论辩护.此外,比较考察自由主义两种法治观的发展路径,可以厘清和处理自由主义法治观所存疑的理论问题,即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的边际问题和个人权利与共同善的关系问题,为我国法治路径的选择消弭理论障碍.
【总页数】11页(P11-21)
【作者】罗时贵
【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西南昌33003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03.9
【相关文献】
1.我国法治路径的务实选择及原因分析 [J], 罗时贵;
2.质量,品种,效益：振兴我国经济的务实选择 [J], 钟泰和;向建平
3.论政府财政权的控制:模式选择与法治路径 [J], 李楠楠
4.《商法通则》——我国民商关系之务实选择 [J], 税光辉
5.我国推动政府信息化与电子政务实施的策略选择 [J], 张学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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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与法治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启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吸取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前提下，能够立足我国的传统与现实，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进行深入探究，分析市民社会与法治二者间的多方面、深层次的契合，从而利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指导我国的法治建设。
标签：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法治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颇为流行的话语，诸多学者均对此给予高度关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大都是以西方学界的市民社会理论作为自己研究问题的基石或者视角，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观点或者理论，却鲜有对马克思极其丰富深刻的市民社会、国家与法律发展的理论探讨。
一、市民社会与法治的内在逻辑关系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中，他提出并论证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这一原则，这就说明市民社会是实现法治的社会基础，它直接将市民社会与物质生产关系结合起来，说明法治的决定基础是市民社会而不是国家。
（一）市民社会是推动和实现法治的原动力在市民社会领域中形成的各个政治、经济利益集团或者组织，当他们在经济方面或者其他领域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会要求自己的利益诉求得到满足，不管是在政治还是在法律方面。
这种要求是实现法治最初始的根源，也推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没有均衡互动的多元社会利益与权利对法律法规的需求和践行，就难有自发性社会规则秩序的形成，法治秩序就无从确立。
”法治的根本和核心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推动下，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二者分离的意义在于可以促进市民社会自主性和多样性的发展，市民社会形成的多元权利及利益可以抵制政治权力的发展和扩大，这为保障公民权利与限制国家权力提供了现实可能和理论基础。
市民社会成员的意志自由和平权关系及财产所有权独立性等，可以有效地防范和遏制政治权力的扩张和社会机制的腐化。
因为一个相对独立地位可以形成自身独特的自治领域和行为规则，它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以现实自身私人利益为目的，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与他人订立契约，从事商品生产与交换活动的利益主体，他们在实现自身私人利益的同时促进着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全面依法治国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近年来，全面依法治国成为中国发展的主题之一。
作为一个法治国家，中国致力于用法治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而在社会治理中，法治成为实现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的重要路径。
本文将探讨全面依法治国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
一、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全面依法治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为核心的重大战略。
这一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中国深化改革、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在实践中，全面依法治国既包含了国家层面的法治，也包括了社会层面的法治。
二、全面依法治国的意义实施全面依法治国的最重要意义在于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法治的存在使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人民的利益更加受到保护。
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不仅关乎国家的发展，更关乎人民的福祉。
三、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在社会治理中，法治是实现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的重要路径。
法治路径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体现。
1.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法治的核心是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完善。
在社会治理中，各种问题需要由法律法规来约束和解决。
因此，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是实现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
2. 提高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社会治理离不开人民的积极参与和法律意识的提高。
因此，在社会治理中，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非常重要。
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和法律知识普及，让人民更加了解和尊重法律，从而主动遵守法律。
3. 加强执法力量建设社会治理需要有强大的执法力量来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公平正义。
因此，加强执法力量建设是实现社会治理的必要措施。
通过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执法能力，确保执法公正、严明执法纪律，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
4. 推进公平正义和法律公正在社会治理中，推进公平正义和法律公正是关键。
社会治理需要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而公平正义和法律公正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石。
通过加强司法体系建设、改革和完善司法制度，确保司法公正，实现公平正义。
五、全面依法治国与社会治理的挑战全面依法治国与社会治理虽然是实现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的路径，但也面临一些挑战。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思想、方略和实践路径分析作者：李石松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20年第14期摘要：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下的一项重要国策，是对依法治国的创新和深入化变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法律基础。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局面下最重要的一项思想方略。
因此，以此为背景，对全面依法治国进行各方面分析和阐述，以便大家更深入地了解全面依法治国的方略、思想及践行措施。
关键词：全面依法治国;思想方略;实践路径分析一、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意义当下我国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过渡期，既有着对过往的继承，又有着对未来的希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态势下，依法治国必须赋予更深刻的内涵。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战略总体布局，即小康社会的全面化发展、治党的全面化、体制改革的全面化、依法治国全面化。
其中全面依法治国是其他三项的基本保障，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现况和新时代相互链接，推动国家治理走向全新发展格局。
（一）推動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党的终极目标，而要实现该目标，必须要以依法治国为基础。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立离不开法制化。
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诸多困难、考验，产生一些障碍和问题。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中明确指出，要全面依法治国，以法治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使之更稳定、更持久。
十九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表示，必须践行全面依法治国，来加快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步伐。
（二）加强社会公平公正性新时代情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可以帮助全面依法治国战略进一步向前推进。
创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宗旨之一就是最大化减少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杜绝某些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狂妄非法行为。
最近几年，我国反腐工作力度持续加大，遵循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准则，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高层官员，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如果有违法乱纪行为发生，都要根据法律规定予以惩处，绝不姑息和纵容。
何勤华：法的精神就是追求公平作者：暂无来源：《检察风云》 2011年第7期他是一位政法大学的校长，他是一名全国著名的法学家，他还是心系民生民意的人大代表，何勤华的每一种身份似乎都肩负着推动我国法制建设步伐的重任，他会在《检察风云》“客座总编辑”栏目跟广大读者分享怎样的感悟与体会？2011年3月14日的下午，记者驱车赶往坐落在上海松江大学园区的华东政法大学，叩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开门的正是等候多时的中国法学界研究中西方法制史的翘楚何勤华。
在记者看来，被书堆满的校长办公室显得有些挤迫，但就是在这里，一部部纵观古今中外法制史的鸿篇巨著得以定稿。
作为中国著名法学家、中外法律史研究领军人物，这些年来，何勤华主持编写的一批系列书籍如《外国法制史》、《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法律发达史》、《西方法制史丛书》和《世界法学名著译丛》等，填补了我国对西方法和法学史研究的空白。
对于自己的为学，已是著作等身的何勤华感触道：世上可贵的并非完美与不朽，而是不停地创新与追求。
外表清瘦、谈吐儒雅的何勤华气质上一看就是位学者，而他对自己学者的身份似乎也更青睐些。
喜欢书香的味道，喜欢笔耕的苦中有乐，喜欢追寻真知，喜欢授业解惑。
所以，我们的话题从他近几年接连不断推出的大部头丛书说起。
何勤华说，每个国家的法制都有其闪光的亮点，也有其不足和缺陷，这可以为中国的法制建设提供经验和教训。
外国法移植进中国法，始于鸦片战争，我们现在审判用的法庭、法槌等都是从西方学来的，但没有人真正去梳理—下法律文明的起源，它是如何从原始社会的习俗过渡到文明社会的法律规范，最初是个什么形态等，这里有大量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知识，需要研究和梳理。
他主编的下一部巨著《法律文明史》（共计16卷）已获得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图书立项。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将外国的法制史与中国的法制史做一番梳理，是个浩瀚的工程，但必须是要有人来做的，何勤华责无旁贷，在他看来，将西方法制史与中国的法律打通，将古代的与现代的打通，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基本内涵“法律效果”实际上被用于指称由法律专业人士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所做的关于司法行为是否符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法律的预设要求、是否达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达到法律适用的应然效果的判断结果，而“社会效果”则通常是指社会公众关于司法行为是否公正、合理、妥当的判断结果，后者的判断依据、评价标准具有实际上的多元性、不统一性，总体上看是以非法律专业人士的普遍正义感与一般社会生活经验为基本支撑的。
可以说，“法律效果”应当都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社会效果”通常会有比较浓的直觉色彩、感性意味。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男的奸杀了一个女的。
法院判处他死刑或无期徒刑，这是法律效果。
而这个犯罪事实对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与民众间的反映，无疑是认为这件事违反了公序良俗。
这个效果就是社会效果。
二、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相互关系追求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是当前执法工作的首要任务。
如果不能正确理顺二者之间的关系，难免会出偏差，给执法思想造成混乱，笔者认为二者具有如下关系：首先、社会效果服从于法律效果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深刻阐明了依法治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要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就是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法律是政法部门执法的依据，凡是不依法办事，伤害无辜或放纵罪犯都将违背法制原则。
公安、检察院、法院等政法机关不积极查办案件，不履行职责是严重的失职行为，是对党和人民极端不负责任，是不讲政治的表现。
因此，能否严格依法办事，是公安、检察院、法院等政法机关是否适应形势需要的关键，我们要以非常严肃和慎重的态度对待国家的法律，这样做才显示社会主义法制的优越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4关注·客座总编辑何勤华：全面依法治国当需顶层设计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方略。
在中国，由于近代以来，法治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以当下全面依法治国需要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推进。
学术界一般认为，法治在西方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且这一传统一直未曾中断。
至中世纪后期，由于文艺复兴、罗马法传播和宗教改革等重大事件，法治在英、法等欧陆国家中自然生长，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成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方式。
之后，又通过几百年时间的发展、完善，终于成为一种成熟的国家治理模式。
而在东方国家如日本、中国，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近代化起步比较晚，时间比较短。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治理，包括法治，就常常通过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由国家自上而下地推进，才能取得成效。
但实际上，自然生长发展成熟的法治国家并不多，除了英、法这两个近代西方法治文明发源地的国家以外，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德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其法治发展也都是走了顶层设计的道路。
1787年美国制定了《联邦宪法》。
在取得了法定多数州的批准以后，《联邦宪法》以及所附前十条修正案《权利法案》于1789年生效，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宣告成立，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宣誓就职第一任总统。
在此过程中，美国的一批开国元勋对国家治理模式进行了顶层设计，使法治顺利运行了近230年，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安全、进步与繁荣。
一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日本，至近代，在西方列强的军事压力下，才不得不通过顶层设计的方式进行改革（包括法治改革），从而确立起了近代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
通过这些顶层设计以及自上而下地推动，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法治道路基本形成。
从美国和日本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法治道路的顶层设计，一是以政治革命、夺取政权为前提的；二是顶层设计，都是由掌握了革命后国家实际权力的领袖，并通过立法变革的方式实施。
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情况相仿，中国近代以来，也曾有过数次法治道路的顶层设计。
谈谈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
依法治国的核心思想是以法律为统治的基础，推进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的规范化，保障公民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依法治国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和实施的公正性。
法律是治理社会的重要工具，通过法律的制定、实施和执行，可以充分保障公民的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
其次，依法治国强调法律的平等性和公正性。
法律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必须坚持平等原则，保障每个人的受法平等权利，避免出现特权和不公现象。
再次，依法治国强调法律的适用性和效力。
法律必须切实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通过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的规范化。
除了理论基础，依法治国还需要实践的支撑和推动。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依法治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首先，强调党的领导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性。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对法治建设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其次，推动全面依法治国。
中国政府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都要坚持依法办事的方针，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
再次，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各级政府广泛开展法制教育活动，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素质。
最后，完善法律体系。
中国政府推动了一系列法律改革，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提高法治效果和社会管理的科学性。
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是相互促进的。
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馈理论，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不断推动依法治国进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法治化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