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一、“七实三虚”的历史小说特征

《三国演义》在艺术上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就是很好地处理了历史小说中，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关系问题。清代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说：“唯《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其惑乱。”这显然是用史家的眼光来指责文学作品。不过，“七实三虚”却符合《三国演义》的实际，代表了历史小说的特征。所谓“七分实事”，是指作品的主要框架、主要人物、主要事件是按照史书记载的真实情况来设计和组织安排的，从而给人以基本的历史真实感，因为它毕竟是“历史”小说。像《三国演义》所描述的自黄巾起义至西晋统一这段三国纷争就基本符合历史记载，书中的三大战役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事，作品中的人物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可以说正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则是指作者基于一定的思想观念和美学理想，在人物和事件的细节描绘上，尽量采用民间传闻中的精彩片断，并辅之以作者本人的虚构想象，使之在不影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增强故事和人物的艺术魅力。相比之下，只要在主旨明确的前提下裁剪适当，“七分实事”不难做到，而“三分虚构”则相对困难。如何使作品既不影响基本史实，又具有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的确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明清时期的许多历史小说，要么写得太实，成为通俗化的历史；要么太虚，与神魔小说、英雄传奇小说难以区分。“全实则死，全虚则诞”。只有像罗贯中《三国演义》这样，虚实结合，处理得当，才能成为艺术精品。

《三国演义》的艺术虚构，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技法：

1、细心穿插、巧于构思。即对正史、野史的各种材料重新组织，达到点铁成金的效果。比如，“失街亭”和“斩马谡”正史有载，是诸葛亮失误的例证，而“空城计”只见于裴注所引的“郭冲三事”，而且与前二者毫无联系。《三国演义》巧妙地把“空城计”插在“失街亭”和“斩马谡”之间，使之成为两个一般性情节之间的点睛之笔。这一神来之笔，不但淡化了诸葛亮用人不当所造成的严重错误，而且还使“失、空、斩”成为历史上大智大勇、料敌如神的杰出才智的浓缩和典范，成为戏曲舞台上至今盛演不衰的火爆剧目。 2、于史无征、采用传说。对于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极为有用而正史又没有依据的内容，大胆采用民间传说。如“桃园三结义”、“关张古城会”、“蒋干盗书”、“借东风”、“华容道”、“孔明吊丧”、“五丈原禳星”等等，都是以民间传说为蓝本进行创造的结果，都成了作品中脍炙人口的精彩部分。

3、本末倒置、改变史实。即将史书的个别事件加以改动构成新的情节。如关羽“单刀赴会”，《三国志·鲁肃传》的记载是双方“单刀俱会”，结果是刘备一方让步。裴注引《吴书》的记载则是鲁肃冒险赴会，义正词严而使“羽无以答”。《演义》则采用了关汉卿《单刀会》杂剧的情节，既与拥刘反曹的倾向一致，又突出了关羽的勇武凛然气概。再如，史书记载张辽主动投降曹操，《演义》则改为他被俘后拒不投降，经刘备、关羽说情，才被曹操义释，这就为后来关羽在土山接受张辽劝降埋下伏笔。

4、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如“怒鞭督邮”本来是刘备所为，小说却移到了张飞头上。这样，既突出了张飞爽直鲁莽的性格，又不致损伤刘备“仁君”的形象；斩华雄的本是孙坚，小说改为关羽，于是衬托了关羽的神勇；“草船借箭”本是孙权赤壁之战后第三年在濡须所为，小说变为孔明借箭，以描绘孔明的神机妙算。

5、妙笔生花、善于铺叙。就是把史书中有关情节的简略记载渲染铺叙，成为文学佳作。如“三顾茅庐”在《三国志》中，只写了在徐庶推荐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12字。但小说却挥洒笔墨，驰骋想象，尽情渲染，把这段故事写得曲折丰满，既突出了诸葛亮的神秘魅力，又表现了刘备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极富艺术感染力。再如“赤壁之战”，《三国志》的记载也非常简略，到了小说中，作者却以八回的篇幅，把这一历史故事渲染得波澜壮阔，引人入胜。

二、宏伟壮阔的艺术结构

《三国演义》“陈叙百年，该括万事”（高儒《百川书志》），人众事繁，矛盾复杂。但却组织得有条不紊，规模宏大而不散乱，结构严谨而不呆板。它把各个空间分头展开的故事化成以时间为序的线性流程。全书约可归纳为五条线：以东汉灭亡为引线，以西晋统一为终局，中间的魏、蜀、吴三线的兴衰是主线。这几条线此起彼伏，交互联络，建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

在魏蜀吴三线中，尤以魏、蜀两大集团的矛盾斗争为全书主干；在写魏、蜀两方时，又以蜀汉的故事为重点。在写蜀汉时，则以诸葛亮为中心，诸葛亮的故事在全书中占了近70回。在写诸葛亮时，以隆中决策为关键。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以浓墨重彩描绘的隆中决策是全书的主脑，“其余枝节，皆从此生”。诸葛亮在开头所分析的形势，从董卓谈到曹操、孙权，实际上就是小说前7卷（即前35回）情节内容的概括；诸葛亮出山后的主要故事，就是隆中决策的具体演绎；诸葛亮死后，姜维九伐中原，则是“受丞相遗命”，“以继其志”。直到最后一卷，才写三国归晋以作结。这样的艺术构思，使全书的结构既宏伟，又严整；虽头绪纷繁，却脉络分明。在这构架上，作者又兼用了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等不同笔法，时而实写、明写、正写、详写，时而又虚写、暗写、侧写、略写，使全书的故事详略得当，摇曳多姿。

三、出色的战争描写

《三国演义》是一部形象的百年战争史，是一部真正的战争文学作品。有人还称它是一部“全景式的军事文学”作品。它反映东汉末至西晋初近一百年的全部战争生活，其反映战争规模之大、之广，时间持续之长，其描写战争的艺术技巧之高，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上所仅见，而且在古今中外军事文学中也是罕见的。

1、善于把握各次战争的联系与区别，犯中求避，同中见异，千变万化，特点鲜明。

全书写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战争，其形式变幻多端：有智取，有力敌；有进攻，有防御；有伏击，有偷袭；有火攻，有水淹；有千军万马的大会战，有单枪匹马的个人搏斗；有以弱胜强，有以强制弱；有的先胜后败，有的转败为胜，等等。这些明显不同的战斗固然不会混淆，但有些形式相同的，若稍不注意，便极易造成雷同重复，比如，有人统计，仅火攻小说就写了几十次，这就势必要“犯”，而作者均能巧妙地“避”，每次火攻的描写都独具特色。诸葛亮初出茅庐就放了“两把火”，先是在博望坡采取伏兵计，用火攻将曹军打得大败；继而又率军主动撤出新野，布下口袋，待曹军钻入后，又施火攻，把曹军烧得焦头烂额。两次战斗紧紧相连，同是用火，却绝不雷同。“博望之火在城外，新野之火在城中；博望之火在林木，新野之火在房屋也”。（毛宗岗《三国演义回评》）

小的战斗互不相同，大的战役更是各具特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这是《三国》中最著名的三大战役，其相同处在于：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又都是用火攻。但它们却毫无重复之处：官渡之战是曹操烧袁绍的粮草；赤壁之战是孙、刘烧曹操的战船；彝陵之战是东吴烧西蜀的营盘。这是火烧的对象不同；同时，火烧的地点也不一样：烧粮草是在平原，烧战船是在水上，烧营盘是在山林。三大战役犯中求避，同中见异，特点鲜明，绝不雷同。

2、注重表现“智谋”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战争，既是力的较量，更是智的较量。《三国演义》写战争，不仅写力，更重在写智，写指挥员在战略决策、战术运用、力量转化等方面运筹的正确与否。全书百二十回，仅标题直接带有“计”、“智”、“谋”等字眼的就达三十回之多。各种计谋，无所不用，上演了一出出“斗智”的活剧。著名的三大战役，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原因都在于取胜一方智术和谋略的正确运用。比如袁曹官渡之战，仅有7人马的曹操所以能把有着70万人马的袁绍打得一败涂地，主要就是靠了谋略的正确；而袁绍的惨败，则主要败再不采纳好的建议，败在主观指导的错误。当初袁绍的谋士沮授分析得很对：“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如我军。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彼军不战自败矣。”这缓战坚守，本来是一好的建议，可袁绍不仅不采纳，反责沮授“慢”了军心，将其“锁禁军中”。后来许攸获悉曹操军粮已尽，建议袁绍乘虚进军许昌，可袁绍听信谗言，又怀疑许攸“与曹操有旧”，致使许攸遭到斥责后背袁投曹，泄露了袁绍屯积粮草的机密。结果曹操用许攸之计，亲率五千精兵烧了袁绍屯积乌巢的粮草，进而大破势力比他大得多的袁军，奠定了曹魏立国、雄踞中原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赤壁之战是一次最著名的由防御转入进攻、以劣势打败优势的战役，也是描写得最为精彩的一次战役。战前的曹操，在北方的军阀混战中，已破陶谦，平张绣，擒吕布，灭袁术，败袁绍，击乌桓，纵横天下，基本上统一了北方。接着又乘势挥师南下，一路势如破竹，荆州不战而降，刘备节节败退。当曹操以八十三万马步水军逼近长江、进军江南的时候，孙刘联军不过四、五万人，但最终硬是以少胜多，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当然也是智谋。这次战役用了八回的篇幅铺写，但真正的战场厮杀却只有一回，其他几回都是斗智的场面。

面对曹操的号称百万大军，诸葛亮、周瑜先是分析了曹军的弱点。诸葛亮对孙权说：“曹操之众，远来疲惫；近追豫州”，日夜兼程，其势所谓“强弩之末”，“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士民并非真心附操。周瑜则向孙权分析了曹军所犯的“四忌”：一是北土未平，犹存后患，而曹却久于南征；二是北军不熟水战，曹操却舍鞍马，仗舟楫，与东吴争衡；三是时值隆冬盛寒，马无藁草；四是驱中国士卒，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最后说，曹兵犯此数忌，虽多必败。这些分析，是中肯的，说明他们“知彼”。三江口一战，曹操失利，发觉自己短处，命令“深得水军之妙”的荆州降将蔡瑁、张允加紧操练水军。而孙、刘则尽力打破曹操争取主动的努力。周瑜利用蒋干第一次过江搞了一个“群英会”，使曹操中了反间计，杀掉了水军将领蔡瑁、张允。诸葛亮草船借箭，毫不费力地使曹操损失了十万支箭，并以次装备了东吴。周瑜又利用蒋干第二次过江，内外策划，让庞统给曹操献了连环计：曹操只注意了连接战船有利于防止风浪，却忽视了不利于防止大火。最后曹操又中了黄盖的苦肉计，相信了黄盖的诈降，为黄盖直入曹军水寨放火提供了方便。这样，赤壁火起，孙、刘无需非多大力量，已是全胜无疑了。

这次战役，智斗写得最充分。孙刘一方每次斗智的胜利，就是对曹操力量的一次削弱。就是优势劣势的转化。赤壁之战的全过程，是一个斗智的全过程。其结果是由此遏制了强大曹军南下统一全国的攻势，使三国鼎立的局面得已形成。

彝陵之战也是以少胜多。西蜀刘备为报杀关羽之仇，不顾一切，亲率七十五万大军讨伐东吴。初战时，西蜀势如破竹，东吴朝野震恐。后来，孙权大胆起用年轻的陆逊总督兵马。陆逊准确分析了敌我形势，在时值酷暑，蜀兵多有疾病，利在速战的情况下，果断采取坚守避战、后发制人的战略，忍辱负重，与蜀兵相持半载有余，使得蜀军将士欲战不能，“兵疲意阻”，斗志懈怠，不得不依林木深处安营扎寨，战线拉长，兵力分散，绵延七百里，明显犯了兵家大忌。东吴虽只有五六万人马，但由于兵力集中，养精蓄锐，出其不意，火烧西蜀连营七百里，致使西蜀全军覆没，刘备死于白帝城。这次战役主要是描写陆逊的战略，他上任后坚守避战，人们不能理解，多有抱怨，但他却忍辱负重，等待时机，后发制人，反败为胜。东吴的胜利，显然是智胜。

3、注重在战争中写人。

因为人是战争的主宰，只有写好了在战争中活动的人，才能更好地表现战争。所以，《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是参加战争的人，人的才能智慧，人的性格特点以及人物的性格冲突，而不是着重写战争的过程。作者继承和发展了《左转》以来描写战争的优良传统：详写战前谋划，略写战役过程；详写握有主动权的一方，略写被动的一方；详写未来胜利的一方，略写失败的一方；并不把失败方写得愚蠢无能，而是写出“强中更有强中手”，常常以失败者的“智”来衬托获胜者的更加高明。比如赤壁之战，曹操虽然兵多势强，虽然是战争的发动者，但实际上并未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并不是战争的胜利方，所以，在这次战役宏大的篇幅中，曹魏不足1/5，属于略写。小说重点铺陈的是掌握主动权、最后得胜的孙、刘一方，突出表现周瑜、诸葛亮的胸襟胆识和谋略智术。曹操虽然连中三计，但都不是轻易上当的。周瑜设群英会愚弄蒋干，曹操中反间计损折自己的两员水军大将，一是因为三江口初战失利，曹操对水军都督蔡瑁、张允早就有点不满，二是因为蔡、张乃荆州降将，本不被曹操信任，再加之曹操多疑，因此种种，曹操才一气之下下令杀掉了他们。一到“献头帐下，操方醒悟曰：吾中计矣！”然而，“操虽然中计，却不肯认错。”接着他用荀攸之计，使蔡瑁的族弟蔡中、蔡和到东吴诈降，以为内应。可见曹操并不蠢笨。后来曹操又中连环计，程昱提醒“船皆连锁，股市平稳；但彼若用火攻，难以回避。不可不防。”曹操拒不接受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他说隆冬之际，只有西风北风，不可能有东风南风，确实有一定的说服力。所以诸将“拜伏曰：丞相高见，众人不及。”但事实上，曹操只了解了事物的一般性，，而没能了解事物的个别性、特殊性，偏偏诸葛亮“借”来了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