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批判视线下大众文化理论研讨大众文化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矢志不渝地坚守的一块批判阵地，这一点尤为显著地反映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关于文化工业的分析之中。
他们认为，文化工业的出现从表面上看有助于文化的普及，但实际上却是对广大民众的意识形态欺骗。
这种理念当然也被该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所继承。
不过，相比于霍克海默等人在大众文化批判方面表现出的激烈态度，哈贝马斯的理解要相对和气得多、也似乎更为客观。
尤其重要的是，哈贝马斯独特的诠释学视角为大众文化批判给予了崭新的色彩。
一、大众文化的批判诠释模式何谓“大众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与他前辈的观点是一致的。
翻看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定义:所谓文化工业/大众文化，①“一般指的是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规模的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
②大众文化的典型特征是生产的批量性和重复性，它声称能够使原本只属于上层社会的文化普及开来，以满足一般民众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
对于大众文化标榜的这种积极意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不屑一顾。
他们认为，隐藏在文化工业背后的是当权者刺激消费的伎俩。
那些看似用于满足人类需要的文化产品只是为了消费、为了满足资本家的迅速膨胀的财富需求才制造出来的。
更可悲的是，这种经济利益之中还包藏着某些政治谋划，比如劝说大众遵守政治秩序等，都可以借助大众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来实现，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这里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有鉴于此，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对其展开了激烈的批判。
在这个批判的队伍中，哈贝马斯的视角具有独到之处。
③他认为大众文化并不完全是操纵民众的工具，尤其是在其产生的最初阶段，因此，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批判”并非完全是否定意义的，它更类似于康德对纯粹理性的“批判”，是一种分析、划界。
哈贝马斯力图告诉我们:在怎样的意义上大众文化是有效的，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考察与利用的。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界线在那里?要解决此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哈贝马斯大众文化批判的切入点。
如果说霍克海默等人对此问题的介入方式堪称直接，那么哈贝马斯则采取了相对迂回的策略:首先从公共领域理论入手。
所谓公共领域是指这样一个理想的场域，它使得作为私人的公众能够“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旧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
①换句话说，公共领域是一个既保护私人领域不受GJ权力机关侵犯、同时又对后者展开批判的公共空间。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形成、公共舆论的繁盛以及具有批判精神的公众的产生，从根本上讲都离不开大众文化的出现。
上面讲到，大众文化首先是一种普及性的文化。
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它主要表现为报纸、杂志、小说读本等等的盛行。
对哈贝马斯而言，一方面，正是这些文化作品的深入人心，使得资产阶级的个人认同感和集体认同感得以确立:“通过阅读小说，也培养了公众;而公众在早期咖啡馆、沙龙、宴会等机制中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报刊杂志及其职业批判等中介机构使公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②另一方面，公共领域作为大众就公共事务展开对话、交流和批判的领域，从根本上讲是公共舆论发生作用的场域，而公共舆论又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
大众传媒———例如书刊、杂志———为人们猎取信息、交流思想提供了有效平台。
因此，在公共领域中，虽然哈贝马斯没有明确提及大众文化，却处处萦绕着大众文化的影子。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大众文化非但没有任何消极的意识形态色彩，反倒成为反对GJ操纵的武器。
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与他的前辈分道扬镳。
借助哈贝马斯对大众文化的分析，可以得出存在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大众文化的一些重要特征。
首先，大众文化是诠释性文化。
这点对于任何文化形式都是适用的。
无论是早期的以文本形式传播的文化产品，例如书刊、杂志，还是后来的以音像方式展示的文化作品，例如电影、广告，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都在于要被接收者感知和解读。
那些在公共领域中活跃的公众之所以能够对GJ权力机关展开批判反思，当然离不开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但更重要的是对文化产品的深入解读。
公众需要在公共空间当中借助于相互之间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实现对文化产品内涵的全面理解。
③其次，如果仅仅从诠释学视野解读哈贝马斯的大众文化理论，似乎还不能表达哈贝马斯的全部深意。
在《认识与兴趣》一书中，哈贝马斯将“批判”作为“诠释学”的限定词，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批判诠释学理论。
这一理论的核心宗旨在于说明任何诠释、任何凭借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的对话与沟通模式展示出的诠释性文化产品，都必须同时蕴含着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以防备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要素对人类社会的入侵。
因此，诠释必须是兼具批判反思意识的诠释。
哈贝马斯认为，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大众文化完全可以胜任上述批判职责。
大众文化是资产阶级针对GJ权力机关的入侵展开批判的有力武器。
例如，18世纪英国的《广告人》杂志曾经连续刊登“《朱利厄斯书简》(就其形式而言是政治性重头文章的先导)……人们称这一系列讽刺文章是‘现代舆论的先锋’，因为它们公开指责国王、文武政要和大法官从事政治阴谋，并且揭示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
④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大众文化特有的批判诠释特质。
二、从批判的文化到消费的文化哈贝马斯曾对大众文化寄予厚望，但大众文化却在西方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时向意识形态缴械投降了。
大众文化的“界线”就在这里。
在此之前，大众文化是批判反思的诠释文化;由此向后，大众文化虽然仍旧是诠释的，却摆脱了本该有的批判反思意识。
从某种意义上讲，大众文化丢掉了自己的深层灵魂，从原本的批判文化走向了消费文化。
哈贝马斯在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详细地描绘了大众文化的衰落过程，这也意味着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前辈学者———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思想的交汇。
此时，所有人都将目标指向了被意识形态腐蚀的大众文化。
哈贝马斯认为，大众文化的衰落源于文化的商业化。
但是，任何大众文化难道不都掺杂着商业色彩么?不可否认，文化一旦走向普遍化必定要与市场、与商业打交道。
不过，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大众文化作为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有其独特之处。
虽然这类文化的繁盛不可幸免地要依赖于生产商、发行商的努力，但“市场的功能仅限于分配文化商品，以及将它们从资助人和贵族鉴赏者手中解放出来。
交换价值对商品质量本身并没有影响……文化商品与商品形式之间仍存在着一种不和谐关系”。
①正是由于这种不和谐关系，使得大众文化仍旧可以因循自身独特的反思逻辑，承担起公众“喉舌”的重任，并没有因为进入市场领域而面目全非。
然而，大众文化的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姿态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市场规律已经深入作品之中，成为创作的内在法则。
在消费文化的广阔领域，不再只是作品的传播和选择、作品的装潢和设计，甚至还包括作品的生产都依据销售策略进行”。
②我们可以通过实例来简单考察大众文化是如何“转型”的。
首先是报刊与书籍。
前面讲到，大众文化最早是以报刊、杂志的出现为标志的。
公众可以利用这类文化载体对公共事务展开对话交流、批判反思，从而保护自身利益不受GJ侵犯。
但是，由于这类载体逐渐“试图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群体的娱乐和消闲要求，以增加销售”，③因而迎来了自身角色的大反转。
例如，原本作为文学先锋派论坛的文学杂志被广泛发行的画报取代，因为后者可以将几乎所有民众———包括那些知识水平较低、之前根本无力进入公共领域就GJ事务展开评判的阶层———都拉拢到阅读群体之中，从而促使销售额的大幅攀升。
从表面上看，画报的发行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大众化”，但结果却是其批判性被大大削弱。
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不仅书籍杂志中的评论日益减少，出版商为了猎取利润，还将新闻报道伪装起来，使其从形式到风格都类似于故事叙述，因为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吸引最大多数公众的眼球。
在此基础上，广告的泛滥也变得可以理解:利润蒙蔽了商人的眼睛。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传统媒体的批判性被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对销售量的过度追求。
更有甚者，一些政XX、社团组织和公共治理机关利用大众文化媒介反思性的削弱，通过有计划的制造、精心设计、包装新闻事件来改变大众舆论的方向。
于是，那个曾承载着人类批判反思精神的大众文化成为了操控大众的工具，成为了各种政治组织、社团组织利用大众的工具。
一句话，文化的批判性被文化的消费性取代。
大众文化的衰颓趋势随着新兴媒体———如电视、电影和广播———的出现而愈加明显。
哈贝马斯就此评论说:“广播、电影和电视日趋消抹了读者与出版物之间必须保持的距离。
正如这一距离实现了公共领域，以在其中进行对阅读物的批判交流，它的存在对掌握信息的私人领域来说同样也是必要的。
……新媒体所传播的内容，实际上限制了接收者的反应。
”④大众每天都生活在媒体的狂轰乱炸之中，一不小心就丢失了自己的立场，被各式各样的新闻、故事、广告所诱导。
新兴媒体的泛滥对大众文化的消费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于是，那个曾经担负着批判反思职责的大众文化，在市场化运作中被彻底颠覆。
哈贝马斯翘首以盼的在批判意识的引导之下，通过公众之间的对话交往的诠释视野实现对GJ意识形态反叛的大众文化变质了。
现今的大众文化，极端地说连诠释的视野都已经模糊。
自从哈贝马斯从伽达默尔的思想中猎取诠释传统开始，他的诠释学就意味着每一个人带着自己的视野与世界打交道。
可是，大众传媒例如电影、电视甚至没给大众预留任何诠释时间，一切都在光影中一闪而过，我们对某一影像、文字的过多解释都会影响到观赏的连贯性。
大众只能毫无反思地观看所有的影视细节，为的是搞清故事的来龙去脉。
总之，没有反思、没有诠释，有的只是机械地观看。
以上是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文中描述的大众文化的衰败命运。
伴随着大众文化的持续败落，公共领域也不得不从批判的公共领域转化成为操纵的公共领域。
“大众传媒塑造出来的世界所具有的仅仅是公共领域的假象。
即便它对消费者所保障的完整的私人领域，也同样是幻象。
”⑤大众文化似乎带领大众走进流光溢彩的新世界，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修葺一新的囚笼而已。
三、交往行为理论背景下的大众文化重塑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的最大不同，就表现在当后者针对大众文化的颓势心灰意懒的时候，哈贝马斯却在尽其所能试图力挽狂澜。
在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其一，修正以往的偏激态度;其二，在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上重塑大众文化。
以往的偏激态度主要表现在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大众文化的过分批判。
在1990年哈贝马斯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撰写的新版序言中，他修正了自己的立场:“当时，我过分消极地推断了大众的抵制能力和批判潜能，这一多元大众的文化习惯从其阶级局限中摆脱了出来，内部也发生了严峻的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