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医医德思想概述
一般来说，中医医德深受儒家“仁”的伦理道德观念、墨家“兼爱”的道德原则以及佛教“大慈大悲”、“普救众生”的教义影响。
总的来说，我国古代医德的特点是：注重医德和医术的统一、医德规范与医德实践相结合；强调主体的道德修养；强调天人合一，人际关系和谐，讲究中庸之道。
具体来说，我国古代医德有以下主要内容：
一、“医乃仁术”的行医宗旨
“医乃仁术”意为医学是施行仁道主义的术业，它是儒家的仁义与医学本质的完美结合。
我国儒家文化一直强调要“先知儒理”，“方知医理”。
“儒医”代表了一般伦理学与医学密切结合的结果，仁既是一般伦理学的核心，也是医学伦理学的核心。
《孟子·梁惠王上》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
”历代医家皆以“医乃仁术”为行医宗旨、为医德的基本原则。
唐代名医孙思邈强调医生必须“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的“医家十要”篇中说：“一存仁心，……二通儒道，……三通脉理，……四识病原，……十勿重利”。
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中的“医家五戒十要”篇中，提出第一“要”为：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
“医乃仁术”的命题即使在今天
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它提示医学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以人为本，要做到“仁”与“医”相结合，医患相互合作。
二、尊重和珍视生命的“贵人”思想
《黄帝内经》作为我国第一部医学典籍，它标志着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是我国医学和医德教育方面的早期重要论著。
书中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
”《内经·素向》中的《疏五过论》和《征四失论》篇也提到医生应避免五种过错、四种过失，告诫医生要从病理、心理等方面分析病因，这样才能为病人解除疾病。
唐代孙思邈的“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名言更说明了重视生命的珍贵和医德的重要性。
三、“普同一等”的行医原则
古代医家从“仁爱救人”、“医乃仁术”的道德观念出发，强调对病人一视同仁，“普同一等”，“一心赴救”。
孙思邈提出：作为一个医生要做到“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明代医生闵自成仁而好施，丐者盈门一一应之不厌。
医生赵梦弼赴人之急百里之外，中夜叩门，无不应者，七八十岁时“犹救以往”。
朱丹溪是金元时代四大医家之一。
他行医时，“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
仆人告
痛，先生谕之曰：“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窭人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其困厄无告者，不待其招，注药往起之，虽百里之远，弗惮也。
”宋代医生张柄，治病救人“无问贵贱，有谒必往视之。
”元末明初的名医刘勉曾任太医，在他一生的医疗实践中，把“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作为自己的信条。
他常说，“富者我不贪其财，贫者我不厌其求”。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人的道德地位是分等级的。
我国古代医家这种崇尚把患者当作亲人式的医患关系的优良医风
是十分可贵的。
四、重义轻利的道德观
传说“三国”时期江西名医董奉隐居庐山，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载，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并以每年所收之杏，资助求医的穷人。
至今医界仍流传着“杏林春暖”的佳话，以赞扬医生的美德。
明代医生潘文元医术高明，行医施药从不计报酬。
他虽行医30年，但仍贫得几乎没有土地。
他死后，当地百姓万人空巷为他送葬，以表示哀悼和永远怀念。
“杏林春暖”的佳话和“万人空巷”的传说代表了我国古代典型的重义轻利的道德观。
五、清廉正派的行医作风
我国古代医家清廉正派的事例不胜枚举。
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的医书中，就强调医生要品行端正，医风正派。
明代陈实功在《医家五戒十要》的“五戒”的二戒中规定：凡视妇女及孀尼僧人等，必候侍者在旁，然后入房诊视，倘旁无伴，不可自看。
张杲在《医说》中记载：“北宋宣和年间的医家何澄，有一次为一患病缠年而百医不愈的士人诊治，其妻因丈夫抱病日久典卖殆尽，无以供医药，愿以身相酬。
何澄当即正色说：娘子何为此言！但放心，当为调治取效，切勿以此相污！”这士人在何澄的精心治疗下终于获得痊愈。
何澄的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一直为世代传颂。
六、尊重同道的谦虚品德
孙思邈在其名著《大医精诚》篇中论述了医生与同行之间的关系：“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
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
”陈实功所著《医家五戒十要》中倡议：“凡乡井同道之士，……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
”他的同行范风翼在《外科正宗》序中写道：“我的同行陈实功君从来胸怀坦荡，仁爱不矜，表现了同业之间互相敬重，虚心好学的品德。
”金元四大家中的养阴派首创人朱震亨（又名朱丹溪）曾为一患结核病的女子治病，病将愈，但其颊上有两个红点不消。
朱丹溪实无他法可医，
于是他亲笔写信让病人家人请江苏省的葛可久治疗，果然患者得以彻底痊愈。
这些事例，感人至深，发人深省。
七、忠于医业的献身精神
许多古代医家具有不畏权势，不图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医学事业和人民大众献身的精神。
在封建社会，我国医家地位很低，常被列入“三教九流”之列，和算命看风水的同属一等，称做“医卜星相”。
但他们为了救人，却弃绝官职，甘当人民医家。
宋代范仲淹有“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之说。
东汉名医华佗医技高明，却淡于名利，一生三次弃官，坚持民间行医。
明代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是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该书共190万字，52卷，载药1892种，收录药方11096个。
他前后花了27年，阅书800余种，采访四方，三易其稿，系统总结了我国16世纪以前医药学的丰富经验，对我国的医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晋代的皇甫谧，家中贫苦，自幼务农，20岁发愤读书，42岁因得风痹病半身不遂，耳聋。
54岁因治病服寒石散又大病一场，险些丧生，但他并没有因为身体不佳而弃学，反而一心扑在针灸学的研究上。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写成了《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的针灸学巨著。
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较系统地阐述了针灸学的理论知识，为针灸学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
他被后人称为针灸学之祖。
八、注重道德的自律和修养
孙思邈作为一个被历代医家所推崇的“精诚大医”，他十分重视道德的自律和修养。
他少年时代因病而学医，以毕生精力致力于医药学研究。
隋唐两帝曾多次召其做官，他拒而不受，终身为民除疾治病。
他为解除麻疯病人痛苦，竟带600余名患者同住深山老林，不怕传染，亲自看护，精心医治，详细记录病情变化和治疗过程，对病人“莫不一一亲自扶养”，共治愈了60多人。
他德高望重，被人称为“孙真人”和“药王”。
晋代的杨泉在《物理论》中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谆良，不可信也。
”即古代任用医生，一定要选品德好的人。
北宋林逋在他的《省心灵·论医》中与此相关的另一句名言是“夫恒德者，不可以作医”。
“医生乃人命生死之所系……”此名言至今仍广为传诵。
清代名医喻昌在其名著《医门法律》中，除了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传统医德的医德评价理论外，他对医德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在医德修养上首倡医生的自我反省，他希望世界上有“自讼之医”。
我国古代医德学的内容极为丰富，很多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但我国古代医德学也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
首先它是受封建宗法思想和等级观念及某些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
例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把尸体解剖视为不孝、不仁、不义行为而被禁止，严重阻碍了我
国尸体解剖研究的进展。
“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观念，就使妇女看病受到一些清规戒律的限制。
如明代李木延的《医学入门·习医规格》中说：“如诊妇女，须托其至亲先问证色与舌，及所饮食，然后随其所便，或证重而就床隔帐诊之，或证轻而就门隔帏诊之，亦必以薄纱罩手。
贫家不便，医者自袖薄纱。
”另外，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孝”、“仁”、“义”、“礼”等伦理观念，对医德也带来消极影响。
如“我国古代医德规范要求中，还有不少儒家学说中封建宗法等级的表现。
如《礼记·曲礼》中记载：“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
”这是封建的“君、臣、父、子”的宗法等级观念的表现。
其次是我国古代医学道德虽有较完善的医德规范论述，但缺少仍然缺少较为系统的伦理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