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医德思想探析-_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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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乃仁术大医有魂—浅谈对医德和医术辩证关系的几点思考医学道德,简称医德,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卫生服务的职业活动中应具备的品德,包括外在的医学道德规范和内在的医学道德品质两个基本的方面。
医术,是医务工作者在开展医疗活动中的经验和技术。
中国自古就有“医乃仁术”的医学定义,认为医生的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到其完成医疗活动的方方面面。
医德医术,密不可分。
几千年来,历代医家这样一个共识从未改变过:道德高尚是医师角色的重要特征,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一名医生。
我国古代医生择徒甚严,曾明确提出“非其入勿教”。
晋代杨泉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答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
但随着现代医疗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医疗技术和医疗器械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很多疾病都因为技术的进步而有了康复的希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却不幸的看到各大医院,众多医务工作者将医疗技术的提高,将患者的治愈率等指标作为了追求的目标。
现代医学,正在沿着所谓“数字化”的的轨道快速发展。
体检结果,医疗过程都变成了一连串看得见的毋庸置疑的数字,而我们的医生也以一种越来越“科学”的态度来审视疾病、对待病人。
但医学的这种发展仿佛进入了一个畸形的轨道,越来越精确的检查结果越来越高的治愈率同时也带来了频频发生的恶性医疗事故和令人震惊的医疗纠纷惨案。
我们是不是应该停下来重新审视我们一直坚信不疑并引以为豪的医学发展方式?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医德的缺失才让医学如同一架只有一个车轮的马车,跑的越快,便越危险,也与医学最根本价值所在渐行渐远。
因此,医德与医术再次成为面对现代医学,值得每个人重新思考的命题。
医学家裘法祖老先生在论及医术与医德关系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医术不论高低,医德最是重要。
医生在技术上有高低之分,但在医德上必须是高尚的。
”裘老先生的话振聋发聩,诚如裘老先生所言,医生的医术再高,有才无德的医生只能是给病人和家属带来无尽的痛苦。
只有医德这个魂在,医术才不至于仅仅成为医生安身立命的皮囊。
中医历史文献中的医疗伦理思想是什么中医,作为我国古老而独特的医学体系,承载着数千年的智慧和实践经验。
在中医的发展历程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诊疗技术和理论,还蕴含着深厚的医疗伦理思想。
这些思想在中医历史文献中有着清晰的体现,对当今的医疗实践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中医历史文献中强调的首要医疗伦理思想是“仁心仁术”。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医从医者应具备的基本品德。
医者要有仁爱之心,对待患者如同亲人,感同身受其痛苦。
这种仁爱不仅体现在对患者身体疾病的治疗上,更体现在对患者心理和精神的关怀上。
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言:“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
”意思是说,医生的职责不仅是治疗个体的疾病,更是要为整个社会的健康福祉着想,以仁德之心服务民众。
“大医精诚”也是中医医疗伦理的重要体现。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其《大医精诚》中详细阐述了这一思想。
“精”指的是精湛的医术,医生要不断钻研医术,精益求精,以确保能够为患者提供准确有效的治疗。
“诚”则强调医生要有高尚的品德和操守,对待患者要诚心诚意,不得有丝毫的虚伪和欺诈。
孙思邈认为,一个真正的大医,应当“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同时“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只有医术和品德都达到极高境界的医生,才能称得上是“大医”。
中医历史文献中还注重“医患信和”。
良好的医患关系是医疗成功的关键之一。
医生要取得患者的信任,就必须诚实守信,不夸大病情,不隐瞒治疗方法和效果。
同时,患者也要对医生充分信任,积极配合治疗。
《伤寒论》中有云:“相对斯须,便处汤药。
”这说明医生在与患者短暂的交流中,就要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治疗决策,而这需要建立在医患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
“治未病”的理念也是中医医疗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强调预防疾病的重要性,认为医生不仅要治疗已经发生的疾病,更要帮助患者预防疾病的发生。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中医思想:医德仁爱历史上医出于儒,医儒相通,“医乃仁术”与“仁者爱人”如出一辙,说明医家与儒家有着共同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传统。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墨子经说》:“仁,仁爱也。
”《素问宝命全形论》:“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
”《孝经》:“天地之性人为贵。
”孙思邈《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人命至重,贵于千金。
”表达出对人的生命、价值、权利的尊重和肯定。
范仲淹云:“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朱丹溪云:“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
”古代儒生与医生都有“惠民济世”的思想,认为以仁爱之心治理朝政,可平天下,以仁爱之心救助患者,则可将爱心传播到天下的百姓中,使家庭和睦,人伦有序,从而达到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
这种对人的生存、处境和幸福的关怀以及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在古代医家的观念中占据着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地位,治病、救人、济世三位一体,不可分割。
如《灵枢师传》:“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所终时。
”《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本草纲目序》:“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
”因此,虽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医生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但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敬业精神仍然促使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投身医学事业,为黎民百姓的医疗、保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作为仁术,传统中医药特别强调医生个体的道德品质修养,甚至将医生的道德作为行医的首要条件。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从业务技术和医德修养两方面对医生的职业道德进行了规范和要求,指出作为一名“大医”,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要坚持不懈地刻苦钻研,同时,还应当身怀“救济之志”,其中说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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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很多古代医学典籍中都有对医德的阐述,如“医律”“医要”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大医精诚》、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喻昌的《医门法律》等。
这些医德名篇凝聚了古代医者的智慧和力量,体现了中华传统医学的独特魅力,值得生活在现代的医生群体景仰、学习和思考。
对传统医德思想的挖掘和阐释有助于继承、弘扬优良医德传统,促进现代医德建设。
1.博爱济世中国医学从来都不仅仅只是治病救人、活人性命,而且还主张仁爱救人,赤诚济世。
博爱济世的医德要求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层层递进,从低到高不断发展,提升到更完美的人生境界。
第一个层次是“仁爱”。
强调爱人“医乃仁术”是我国古代对医术的高度概括,医学是对人的生命的关怀,这种关怀应该基于一种内在的德行,而不是外在强加于医者,作为一个医者比起其他的职业更需要“爱人”一个缺少“仁爱之心”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医者。
因此,医生要仁慈善良,热爱病人,珍爱生命。
《内经》说“天极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谨遵“生命神圣”就是坚持“主性命者在乎人,去性命者亦在乎人,养性命者亦在乎人。
“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晋代名医杨泉在《论医》中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
第二个层次是“博爱”。
强调医者不仅要爱人而且强调要广泛的爱、平等的爱、推己及人的爱。
医者要对所有的患者一视同仁,不分高低贵贱,而且要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
孙思邈《大医精诚》认为,行医时“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还要常“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
”医学家寇平主张同等对待每一个人,他说:“痴聋喑哑不可以欺瞒,英雄豪杰不可以趋奉,富贵之家不可以犀象脑子以为圆,贫贱之家不可以麻渣曲末以为散。
医者仁心医乃仁术——儒家仁爱思想对中医道德的影响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核心一个字概括就是“仁”,“仁”字在《论语》之中有 58 篇谈到,出现了109 次。
“仁”像一条红线贯穿在儒家全部思想领域。
中医受儒学熏陶,受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深远。
一、仁者爱人,推己及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
”当然,孔子这里所指的爱,不是狭义的爱,而是无私的爱,具有了普适性的现实意义。
正如《论语·学而》所说,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儒家集大成者孟子更明确的构建了推己及人,上达天道的仁爱思想体系。
如:《孟子·尽心上》中所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
”《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而作为医生,每天工作面对的是患者,是弱者,更需要具备这种“推己及人”“爱人如己”的思想。
二、医者仁心,仁爱救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传统医德遵循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原则与规范,顺应仁心,以仁心作主宰。
秦汉至魏晋时期,从医德思想的整体来看,以“仁”为核心的医道观日益凸现出来。
《黄帝内经·灵枢》有言“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优,传于后世,无有终时。
”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有言“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都表现了爱人、爱己、推己及人的仁心仁德。
晋代杨泉《物理论》提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
”将仁爱精神视为习医者的必备条件。
隋唐时期,药王孙思邈《千金方·大医精诚》有言“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首次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说医家“仁爱”道德观。
北宋时期,社会上形成了“尚医”的风气,“儒医”称谓出现,“医儒合一”的格局形成。
作为医生的儒者,强调要用仁的道德标准作为行医的行为准则,宋代官修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中也说到在审证、诊病、开方的过程中要“常怀拯物之心”。
医德之道以仁心为本在医学领域中,医德被视为医生必备的品质之一。
医德是指医生在执业过程中所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职业操守,其核心是以患者的福祉和健康为中心。
而在医德之中,以仁心为本则是医生必须具备的品德之一。
仁心是指医生对患者的怀有真心、关心和善意。
本文将从仁心、患者关怀和职业责任几个方面探讨医德之道。
仁心是医生最基本的素质之一,它反映了医生对患者的关怀和关注。
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应该抛开一切的私人利益,将病人的健康和福祉放在首位。
他们应该用一颗温暖的心去对待每一个患者,给予他们最大的关心和理解。
无论是面对情绪激动的患者还是困难重重的病例,医生都应该表现出善意和耐心,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患者关怀是医生应承担的一项重要责任。
医生除了提供精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之外,还应该关心患者的全面健康。
对于身体不适的患者,医生应该积极倾听他们的病情描述,耐心解答他们的问题,并给予合适的建议和指导。
此外,医生还应该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疾病往往伴随着身心的痛苦。
通过与患者的沟通和关怀,医生可以帮助患者走出痛苦,增强他们的信心和勇气。
职业责任是医生必须承担的一项重要义务。
医生作为医疗事业的从业者,他们应该始终牢记自己的职业责任和使命。
他们应该严守医疗行业的道德准则,尊重患者的人格尊严和隐私权。
同时,医生还应该不断提升自己的医学水平和职业素养,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他们应该勇于担当,无论面对多么困难和复杂的病情,都要竭尽全力为患者做出最好的治疗和护理。
在实践中,医德之道以仁心为本并不容易,医生需要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医德水准。
在遇到困难和矛盾的时候,医生应该坚守仁心,秉持善意和关怀。
同时,医院和社会也应该为医生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支持,鼓励他们发扬仁心,关注患者的健康和福祉。
总之,医德之道以仁心为本,要求医生始终将患者的福祉和健康放在首位,以真心和关怀对待每一位患者。
医生应该始终牢记自己的职业责任和使命,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关心患者的全面健康,并为患者提供最好的医疗护理。
关于传统医学道德与儒家思想传统医学道德与儒家思想中华文化传统医学源远流长,而道德则是传统医学的核心。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深刻影响了传统医学的发展,二者紧密相连。
在儒家思想中,体现了一种关注人的气质。
传统医学不仅关注疾病的治疗,更关注人的心理和精神是否健康;儒家思想也不仅仅关注人的物质生活,更重视人的精神涵养。
因此,传统医学道德与儒家思想强调的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互动和人伦关系的维护。
首先,传统医学道德与儒家思想注重医生的职业道德。
医师其实是一种职业,或者说是一种职业道德的载体。
传统医学强调医生要以病人为中心,把病人看作自己的家人,关注病人的情况和需要,积极治疗疾病,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而儒家思想更是强调医生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
在儒家思想中,“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协调,而医生的职业也是体现了这种互助和协调的过程。
当医生遇到病人的时候,主动地帮助病人,关注病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不仅是一种职业道德的需求,更是儒家思想的生动体现。
其次,传统医学道德与儒家思想注重医患之间的人际关系。
传统医学的实践中,医患双方要形成良好的互动和人际关系。
医生和病人之间是一种以“闻、问、切、诊”为主要手段的沟通,通过病人体内的各种反应,医生可以在病人的体内找到病因,然后根据病因来制定治疗方案。
但是,医生在操作过程中,也要考虑病人的心理感受,注意感情的疏导和扶持。
而儒家思想则是强调医患之间的“道”的交流。
在儒家思想中,“道”是一种价值观念的积累,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理解和沟通的概念。
医患之间的“道”的沟通,不仅是通过问诊来诊断病情,也包括对病人的精神状况和情感状态的理解和扶持,强化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任和沟通。
最后,传统医学道德与儒家思想注重医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传统医学的实践中,医生不仅要与病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还要与社会建立良好的关系。
医生应该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作为一名医生,要遵循“医德高尚,从医慎重,医术精湛,患者安心”的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德与现代医学伦理中国传统文化秉持着尊师重道、仁爱亲和的价值观,对于医德的要求更是严苛而细腻。
医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了重要的位置,被视为医学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在现代医学伦理面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德是否能够完全适用,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与思考。
一、医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德,强调医者要以仁爱之心对待患者,将患者的健康和生命放在首位。
中医药则更加强调整体观念,以“治未病”的理念,强调预防和调理。
此外,医者要秉持专业知识和职业操守,传承医道的精神,严守医学伦理规范。
二、现代医学伦理面临的挑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现代医学面临着诸多伦理挑战。
比如,医疗资源有限导致分配不公平问题,医患矛盾的加剧,个人隐私权与医疗数据的保护等等。
这些问题在传统医德的框架下无法得以解决。
三、中国传统医德与现代医学伦理的结合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德理念与现代医学伦理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但二者也可以相互借鉴与结合,形成一种更为全面和包容的医学伦理体系。
可以通过借鉴西方现代医学伦理的理念和做法,丰富和完善传统医德的内涵,使之更适应现代医学的需求。
四、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德的传承与发展为了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德与现代医学伦理相结合,需要不断弘扬和传承中医药文化的精髓,加强医德教育培养。
同时,也需要关注医患关系的改善,加强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等方面的努力。
五、结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德与现代医学伦理虽然存在着差异,但二者也可以相互借鉴与结合,形成一个更加完善和包容的医学伦理体系。
唯有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德观念,结合现代医学伦理,才能为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做出更为积极的贡献。
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德与现代医学伦理的探讨与交流,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且寻求合适的发展方向。
在医学实践中,我们应该准确把握传统医德的内涵,同时也要关注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动态,用医学伦理的视角来推动医学的进步与发展,为社会的健康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传统医德思想探析*_仁论文导读::医德”是职业道德的一种。
仁爱生命。
天道所展现的就是创生的精神实质。
论文关键词:医德,仁,天道在现代伦理学语境之下,“医德”是职业道德的一种,是指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品质以及在医学科学、医疗实践中应遵守的职业道德原则和规范。
但就中国传统医德而言,职业道德品质和职业道德原则、规范不足以涵盖其思想全貌。
传统医德植根于传统哲学的思想中,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达到了体系完备的成熟理论形态,呈现出超职业道德的特点。
完整揭示传统医德的思想面貌和理论体系,是自觉继承、弘扬优良医德传统的基础,有助于促进现代医德建设。
为了更好的认识传统医德思想,我们从三个层面对其进行把握和阐发。
一、仁爱生命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医德形成了丰富的医德原则和规范。
内容涉及学医、行医、医患、同道、取酬等方面的道德要求。
这些道德要求可以概括为仁爱生命、精进医术、忠恕待患、重义轻利、以和为贵几个方面。
(一)仁爱生命“仁”的实质是爱,是普遍的生命关怀。
医事追求治病疗疾目标的实现,内在的要求对生命的关爱之情,所以仁爱生命成为传统医德的首要原则。
清代医学家喻昌指出对待患者“必笃于情”(《医门法律》),所强调的就是这一关爱之情。
怀着对病人真诚的关爱和维护之情来行医施治是古代医家[①]一致的医德要求,历代医家的医德观念和行医实践都可以印证这一点。
其中,孙思邈的观念颇具代表性。
他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备急干金要方》)。
对病人抱着真诚的同情、关爱,体恤其疾苦,就能促使医家尽心尽力地诊治病人。
在传统医德中仁,医家对病人的关爱还反映在“一心赴救”(孙思邈)的行医态度上。
元代的朱震亨是当时声望很高的医学家,但始终坚持出诊看病,有时走百十里地也不辞劳苦论文的格式。
有史料记载:“四方以疾迎侯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虽百里之远弗惮也”,其仆从疲惫不愿前往时,他耐心说服:“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宋文宪公全集》卷五十,见《四部备要》中华书局仿宋版)朱震亨不避险峻和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反映出对病人疾苦的体恤,对病人生命的关爱和维护之情。
中医历来有出诊治病的传统,直接到病人的家里为其诊治,这需要不避寒暑甚至长途跋涉。
有的学者指出[②],古时中医弟子临出徒时,老师要送两件东西给他,一把雨伞和一盏灯笼,以此让后学者不要忘掉医家的本份。
这种医家的本份感实际上已经把客观的道德要求化为主观的道德自觉,体现出对病人真切的关爱之情。
古代医家多怀着仁爱、慈悲之情行医施治,甚至乐善好施、以拔苦与乐为己任。
据《北史·魏书·李亮传》记载,北魏时期,医家李亮因为医术精湛而闻名四方,很多病人不远千里上门求医,为了让远方的人有个住处,李亮大盖厅堂,供他们居住,如果有人不幸病死,李亮就置办棺木代为殡葬。
可见,古代医家对病人的关心超出了治病疗疾的范围,展现的是关爱生命本身的精神境界。
(二)精进医术医事的价值终要落实在以术济人之事上,对生命的仁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为载体。
因此,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把“精术”作为仁爱生命的基础。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开卷即说医学乃“至精至微之事”,“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
为了强调医术学识的重要性,很多医家都指出医学这一“生生之具”,如果没有术、没有学,那就会变成“杀人之具”。
清代王世雄在《回春录》中说到:“医者,生人之术也,医而无术,则不足生人”。
他认为一个医生若无精良医术,即使仁心厚重,也毫无用处,不能救人于病危之中。
同时代的吴瑭进一步讲:“医以生人,亦以杀人仁,夫医所以生人也,而何以亦杀人。
惟学则能生人,不学则适足杀人。
盖不学则无以广其识,不学则无以明其理,不学则不能得其精,不学则不能通其权、达其变,不学则不能正其讹、去其弊。
如是则冒昧从事,其不至杀人也,凡希矣”(《医医十病》)。
因此,医家痛斥那些不学无术的“庸医”危害甚大。
正是基于医术学识的重要,古代医家认为行医不仅要学而有术,还必须精益求精。
清代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写出“医中百误歌”。
此文运用歌谣的语言形式,总结了在诊治过程中医疗技术运用的各种不精准的表现,比如“失时宜”、“不明经”、“药不中”、“伐无过”等等,并且分别说明了这些误差怎样矫正,以方便同道中人记取和纠正自己的诊治技术,体现出古代医家精进医术的要求。
(三)忠恕待患怎样对待病人是医德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医患交往过程中,传统医家秉持忠恕原则,并具体表现在“易地而观”的待患态度上。
清代名医费伯雄对“易地而观”有过很好的阐述,他说:“我之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医方论》)?推己及人、以己为病人去体会其需要,可以避免自私自利之心,进而自觉满足病人的需要。
“易地而观则利自淡矣。
利心淡则良心现,斯畏心生”(《医方论》)。
清代医学家王孟英说得很全面,他说:“医以活人为心,视人之病,犹己之病,凡有求治,当不啻救焚拯溺,风雨寒暑勿避,远近晨夜勿拘,贵贱贫富好恶亲疏勿问,即其病不可治,亦须竭心力以图万一之可生”(《言医选评》)。
在行医治病中,视人犹己,进而生发一心赴救之念,解救病痛中人,这证明医家皆有“割股之心”的说法不虚,也说明忠恕待患有重要意义。
(四)重义轻利行医既是一种解救他人疾苦的途径,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因此,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医家取酬之事。
对于如何取酬,明代李梃提出的“听其所酬”可以代表历代医家一致的方法。
他说:“治病既愈,亦医家分内事也。
纵守清素,借此治生仁,亦不可过取重索,但当听其所酬”(《医学入门》),“听其所酬”的取酬方式反映出古代医家不避酬的现实态度和不图利的高尚风格。
古代医家认为行医图利是学医的大忌、有违医道。
清代徐廷祚在《医粹精言》中指出:“欲救人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论文的格式。
明代寇平说到:“千锺之禄不可费其志,万锺之贵不可损其心,不为其财而损其德,不为其利而损其仁”(《全幼心鉴》),反映出医家在行医过程中对道德的追求。
因此,传统医德甚至提出对穷困患者应该尽力帮扶的要求。
明代陈实功曾说:“贫穷之家及游食僧道衙门差役人等,凡来看病,不可要他药钱,只当奉药。
再遇贫难者,当量力微赠”(《外科正宗》),从经济上帮扶病人显然超出了医者的份内责任,彰显了古代医家重大义轻利的价值观。
正如柳宗元曾经赞颂古代以药为业的人时所说:“居市不为市之道”。
(五)谦和尊重同道之间的交往也是传统医德的一方面内容,对此,历代医家都主张应谦和尊重。
古代医家认为同道之间是一种志同道合的关系,“授受相传,原系一体,愿同志者毋分人我之心,共藏仁风之道”(《本草新编》),“有互资相长之功,切磨相向之益”(《张氏医通》),彼此应该以学为心,切磋技艺,以精进学识,共同进步。
所以主张“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外科正宗》)。
同道之间应相互尊重,谦逊礼让,以和为贵。
医德史上,善待同道的事例很多。
比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杨吉老”本为名医,一次,诊断一人为死症,后此人另求他人诊治,却最终痊愈。
杨吉老得知后,“具衣冠”前往拜见这位医家,并“自咎其学之未至”。
充分反映出医家谦和尊重、不避下风、以学为心的态度。
仁爱生命等行医原则是传统医德的外在表现,在传统医德的理论体系中,这一层面有其内在的思想和理论依据。
所以仁,为了更透彻地了解传统医德的思想内涵、把握其理论全貌,不能停留在医德原则这一层面,必须更进一步揭示传统医德的内容。
我们看,无论是仁爱生命、忠恕待患还是重义轻利、谦和尊重都表现出以“仁”为核心的特点,其依据由此可见一斑。
在传统医德理论中,“医乃仁术”是医德原则的内在依据,蕴含着更深刻的医德观念。
二、“医乃仁术”在传统医德思想中,“医乃仁术”代表的是古代医家对医事最根本的认识,也是一普遍共识。
关于医乃仁术其“仁”的内涵,学界现有很多解释,主要是理解为仁爱的道德原则[③]。
结合古代医家自己的理解来看,“仁”固然包括仁爱原则一层的意思,但若仅止于此来理解仁的内涵还不够透彻。
我们先来看古代医家对“医乃仁术”的解释。
明代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中说:“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清代医学家吴达在《医学术是》中也说到:“夫医乃仁术,君子寄之以行其不忍之心”。
由“活人之心”、“不忍之心”可以看出,古代医家是从心的层面理解仁的、是“以心释仁”的,仁的内涵应是“仁心”,仁的道德原则是“仁心”的具体落实和外在表现。
此外,“医乃仁术”中的“术”应是好的方法、方式。
所以,医乃仁术的意思是医事是仁心落实的好的方式。
古代医家将医事理解为仁心落实的方式,蕴含着“仁心”的人性观。
这一点也可以从医事起源的有关解释中得到证明。
在医事领域,创建药学的“神农”和创建医学的“黄帝”被称为“圣人”。
明代王肯堂在《伤寒证治准绳》中说到:“夫有生必有死,万物之常也。
然死不死于老而死于病者,万物皆然,而人为甚。
故圣人悯之而医药兴”。
这句话所论是圣人创造医药的行为。
王肯堂认为圣人之所以创造医药是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兴发悲悯之情的结果。
可见,圣人之所以创建医药,是源于内在仁心、兴发同情之感进而产生爱人、利人的行为,表现于开创医药之事论文的格式。
这一过程,由内及外、自然而然,有“沛然莫之能御”(《孟子·尽心》)之状。
我们知道,在传统文化里,“圣人”是人的代表,圣人的行为彰显的是仁心的力量。
这说明医药学的产生本身,就散发着仁心的人性光辉,展现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
通过医事起源的解释可以看到古代医家是以“仁心”来理解人和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