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７年１１月第４卷第１１期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Ｎｏｖ．２００７Ｖｏｌ．４Ｎｏ．１１神魔共舞的狂欢化诗学风格———浅析莫言的作品风格金凤（三峡大学文学院，湖北宜昌４４３０００）摘要：运用巴赫金的诗学理论来解读莫言对狂欢化诗学风格的追求，可以看出莫言在艺术思维，人物设置，语言风格及嘉年华会上的狂欢等方面都有集中的体现，其浓厚的民间情怀，执著的顽童心态和反叛的先锋意识在对狂欢化诗学风格的追求上得到了内在的统一。
关键词：莫言；巴赫金；狂欢化；反讽狂欢化诗学是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多年来潜心研究，精心构架的理论体系，它是一种渗透着狂欢精神的新的文学观念，文学史观。
狂欢化诗学的内容极其丰富，在文学上的突出表现在于它发现并揭示了狂欢化文学独特的艺术原则：（１）新的艺术思维———以狂欢节的眼光看世界，颠倒看，正面，反面一起看；（２）鲜明的指向性———针对高级的，权威的语言，风格，体裁等，拿他们“开涮”，动摇其绝对的权威性和等级的优越感；（３）从下层制造文学革命———以官方文化贬低的人物，如小丑，傻瓜，骗子等发挥特殊的形式———体裁面具功能；（４）独特的手法———杂交，即有意混杂不同语言，不同风格，不同文体……在巴赫金看来，这种渗透着狂欢精神的小说最少独白，最少教条，最富创造性，最富生命力。
纵观莫言的创作，他恰恰是以狂欢化的眼光观察世界，以小丑，傻瓜等被官方文化贬低的边缘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由从民间撷取的粗鄙语言与独白式的“高雅”语言相混杂，努力发掘出藏污纳垢的乡土民间中的狂欢精神，使自己的小说创作具有了狂欢化风格的先锋色彩。
但学术界对莫言的这种从艺术思维，人物设置到语言风格，民间狂欢上均与莫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却少有提及，笔者试图在这里做一总体的归纳与论述。
（一）颠覆传统的艺术思维在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中，人们习惯于依赖权威，习惯于看其正面，而狂欢化思维恰恰主张“翻过来看”，即连同其正面与反面一起看，“狂欢使神圣与粗俗，崇高与卑下，伟大与渺小，明智与愚蠢等接近起来，联系起来，订下婚约，接成一体。
”［１］在莫言的作品中，他以民间化的价值立场讽刺性地模拟理性规范的价值观念，使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念诸如崇高／卑下，善良／邪恶，英雄／懦夫，精神／肉体，优雅／粗俗的界限模糊，在文本的不同语境中显示出意义的含混性，彻底颠覆了一元对立，非此即彼，褒贬分明的传统艺术思维模式，并通过人物行为序列本身表现出一种复杂反常的伦理道德的概念。
如《红高粱家族》中的“我奶奶”，她为了追求自己的生命本质与爱情，认同了与余司令的野合；为了使余司令与冷支队长能联合抗日，她凭着机智勇敢促成了他们的联合；而为了猜花会能猜中，竟然通过秤死孩子的方式来确定要押什么花名，但“我奶奶”却是死在抗日中，这种生命的终结造就了其抗日英雄的历史。
我们在奶奶的这种行为序列中是难以确定叙述者或作者的态度的。
作者的这种正面东西反面看，正面反面一起看的狂欢思维有力地传达出一种超常理的伦理道德观念。
另一个人物是我爷爷，他一生杀人无数，打劫无数，是个地地道道的土匪。
同时又多次参加过抗日，也绑过国民军的票，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来评价，就是“最美丽最丑陋，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
这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矛盾的狂欢伦理，同时也是对宏大叙事的历史英雄传奇的有力消解，余占鳌的匪性难改使他最终也只能是个土匪式的英雄或英雄式的土匪，有力地颠覆了传统英雄人物的高大全。
（二）边缘人物的设置纵观莫言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在其文学的舞台上唱主角的是不谙世事的顽童和被排斥在主流权威之外的土匪等边缘人物，尤其是受人歧视的遭受遗弃的顽童，这类顽童我们可以仿照巴赫金的理论把他们分为两类：小丑与傻子。
从他们的言行举止和心理感情方面看，可将罗汉，二皮，狗，罗小通等归为前者，黑孩，小虎，赵小甲等则可归属于傻子之列。
巴赫金认为：“他们有权揭开他人的面具，有权用最损的话骂人，有权公开一切最最隐私的私生活。
”［３］因而，作者可以利用这些形象独有的特点和特权，让其成为自己的代言人。
在莫言的小说中，小丑以插科打诨的方式对成人的秩序世界提出挑战，以所谓无教养的反文明的举止反叛成人的权威，即使是受到大人的辱骂毒打也无所顾忌，努力地表达自己扰乱既定的成人秩序的欲望。
于是，罗汉的多嘴饶舌揭开了成人有意遮掩的事实真相，“狗”的快言快语说出了大人们彼此之间心照不宣而不敢，不愿说出的话语，而二皮，小弟及“我”的爱情追求是对文明世界繁文缛节的爱情模式的反叛和戏仿。
被成人贬斥的傻子角色更有反面的智慧和真理，在巴赫金看来，他（傻子）可以使人用另外的眼光，用没有被“正常的”，即众所公认的观念和评价所遮蔽的眼光看世界……．于是，在《檀香刑》中，小甲借助通灵虎须，看到了成人在锦衣玉１０４・・食掩盖下的豺狼本性，如此的转义与讽喻周遭世态，的确实现了陌生化的叙述效果。
黑孩，小虎，大福子这些民间苦难大地上的自由精灵，他们以丰富的内心感受与自然万物交流，倾听，感悟到了成人难以觉察的大千世界的微妙变化。
由此产生的“透明的红萝卜”等感觉意象具有典型的东方神韵，从而《透明的红萝卜》等小说成了感觉意象化小说的代表作，丰富了先锋文学的大家族。
（三）语言的杂交语言杂交是通过故意混杂，汇聚社会上各种语言，使神圣与粗俗，崇高与卑下，聪颖与愚蠢等接近起来或融为一体，使等级规定好的界限被打破，樊篱被逾越，它是多音齐鸣的，多声部的。
这种叙述语言的杂交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一是语言的反常修饰；二是语类的大杂烩。
这种语言的反常修饰集中体现在逻辑矛盾的修饰上，如“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在小说《红蝗》里，当莫言描绘一对近亲恋爱的祖先遭受家族的火刑，在熊熊大火中亲吻拥抱死去时，他这样来评价：“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悲剧，这件家族史上骇人听闻的丑闻，感人的壮举，惨无人道的兽性，伟大的里程碑，肮脏的耻辱，伟大的进步，愚蠢的倒退”。
类似的语言在其作品中比比皆是。
这是一种褒贬并置的语言，这种语言正是莫言狂欢化思维和艺术感受的集中体现。
它们虽然在形式上是矛盾的，但也正是这样，才能传达出叙述者超常态的伦理道德，即狂欢化的伦理道德。
狂欢化的叙述语言在作品中的第二个表现是语类的大杂烩，大杂烩的语言也体现出狂欢化的平等性，颠覆性和大众性。
如《红高粱家族》中的语言，有时一泻千里，如“高密东北乡的土匪种子绵绵不绝，官府制造了土匪，贫困制造了土匪，通奸情杀制造了土匪，土匪制造了土匪”；有时既典雅又诗意盎然，如“湾子里水平如镜，映出半天星斗……”，有时又极粗俗，惊世骇俗，如“治男人阳痿不举，那怕你蔫如抽丝的蛋．．．．．．．”这是一种不拘一格，纵情挥洒，千姿百态的语言，它颠覆了文学语言的规范，从而也使莫言的语言更富表现力。
此外，莫言在小说中还杂烩了俚语，俗语，咒语，顺口溜，民间歌谣，官方语等等。
这些话语的碎片相互嵌入，混杂，使得卑俗与崇高的等级界面消除了，被淹没在多重声音的混响话语洪流中，这种混响的声音形成了一种典型的狂欢化风格，它既是感官的狂欢，也是话语的狂欢。
（四）嘉年华会上的狂欢嘉年华（ｃａｍｉｖａｌ）原指中古复活节斋戒期前的狂欢。
巴赫金引申其义，指陈喧笑狂欢的节庆活动及心态，以价值颠倒秩序散失达到浑然忘我沉醉迷狂的状态为其高潮。
在莫言的小说中，《檀香刑》中的叫花子节，孙丙受刑仪式，《丰乳肥臀》中的雪节，《红蝗》中的祭蝗仪式，《高粱殡》中的送葬仪式等等无疑都是中国民间底层社会所特有的狂欢精神的最大程度的凸现。
这种种嘉年华式的节庆民俗和反常事件使莫言的小说洋溢着浓郁的狂欢化气氛，它将人们把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清规戒律和典章制度的压抑抛到九霄云外，释放久被压抑的自然生命的原始本能，从而使官方的道德，说教，政治训导无形中遭到消解。
如《檀香刑》中的刑场景观，使本来只应显示统治者威慑力量的处决仪式，变成一个狂欢节庆典，小说狂欢场景的极致是檀香刑的行刑过程，叫花子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涂脂抹粉，唱着猫腔在县衙前游行，其“颠倒调”蕴含了狂欢节的精神特征：“头穿靴子脚戴帽，儿娶媳妇娘穿孝，县太爷走路咱坐轿，老鼠追猫满街跑。
”孙丙被押在囚车里赴刑场游行，将狂欢表演推向高潮，大街两旁的万千百姓学着猫腔，猫调为他唱和，袁世凯等吓得面如土色。
在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漫长酷刑中，高密东北乡的猫腔戏班子在升天台对面的戏台上上演了一场万众若狂，轰轰烈烈的刑场大戏，杀气腾腾的刑场变成了群猫嗥叫，百兽率舞的狂欢节。
在这里，民众的行为与动机具有了嘉年华会式的色彩，掌权者的政治目的与民众的行为动机分道扬镳，共同揭示着狂欢式的世界感受。
“嘉年华式的喧笑是一种浑然忘我的境界，意在颠倒尊卑长幼，贤愚高下的限制，强调人生之内没有不可付诸一笑的事物。
”［４］这种把屠夫的凶残写成博得看客一笑的态度曾引起鲁迅先生极大的反感，而莫言执著的民间立场和平民情怀使他更多的感同身受到作为看客的民众的狂欢精神。
因此，在《檀香刑》中作者把最刺激人心的行刑过程渲染得淋漓尽致，惨无人道的砍头，大劈，凌迟和旷古未闻的檀香刑都不能阻止民众前赴后继的反抗，法律的尊严与统治者神圣权威又何在呢？总之，莫言叛逆反抗的顽童心态总是使他善于逆向思维，正面东西反面看，正面反面一起看，从而看到了嘉年华会中看客行为的积极的有意义的一面。
注释：①曹金合．狂欢化诗学风格的追求［Ｊ］．语文学刊，２００６，（３）．参考文献：［１］［２］［３］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４］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８．１０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