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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学“法律信仰”：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重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摘要：基于西方法律传统在现代社会出现的整体性危机, 伯尔曼重新审视和考查了法律与宗教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与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彼此紧张并相互渗透、赖存与影响的关系, 以此重新唤起人们对法律的情感与忠诚, 唤起对终极目的与生活意义的信仰, 以寻找出解决危机之良策。
为此, 伯尔曼使用了最广义上的法律概念, 在该意义上, 从“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中无法推导出“法律信仰”之命题, 如将其中的“法律”理解为国家制定法, 将是对伯尔曼的极大误解, 所以, “法律信仰”在我国是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
我国的法律问题不同于西方, 我国当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培养人们对法律的信任感和守法精神, 如何克服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及其人员的滥权问题, 以及如何树立法律的权威和法律至上的观念, 在我国须认真对待“法律信仰”, 并摈弃使用这一范畴。
••作者简介：范进学,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12年第2期。
自1991年梁治平将伯尔曼于1971年在波士顿大学的系列演讲并于1974年结集出版的《法律与宗教的相互影响》 (1) 翻译成中文以来, 关于“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遂风靡学界, 一时“法律信仰”之命题在我国学界获得了广泛认同与肯定, 笔者亦曾接受并为之鼓噪。
(2) 然而, 事过境迁, 当笔者重新阅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时, 发现所谓的“法律信仰”之意蕴离伯尔曼的初衷与文本意境竟相去甚远, 或许我们全都误解了伯尔曼!笔者欲以澄清, 不妥处敬请同仁批评正之。
一、西方法律传统的整体性危机与法律宗教之分离当西方法律传统在经受了基督教、路德教与加尔文教等新教以及近代的法国、美国革命和东方俄国革命等800多年之洗礼后的20世纪,西方人以及西方人的整个法律传统, 在伯尔曼看来正经历着一场整体性危机, 其法律价值和法律思想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1] (P.38-39) 。
法律怎样被信仰——谈法律与宗教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的这句话，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句引用率相当高的箴言。
这句箴言对我们的法学家是一种启迪，引发了许多感悟。
人们据此论证，若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溶入到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
人们发现，中国的落后，就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对法律的信仰，我们过于注重道德和政治（权力）的作用，过于强调情理法的结合，法律在我们的社会调整中并没有起到至上的作用。
为了使我们的社会走向现代化，实现依法治国，就必须让法律成为圣经，成为社会中唯一具有权威性的规范和机制。
对民众，需要的是为权利而斗争；而法律职业共同体应该以道德无涉、价值无涉为口号。
法治成为我们时代最美好的理想，然而曾几何时，法律成了道德和情理的对立物，拔地而起的法律因为缺乏“力度”，孤独地与不信仰法的社会奋战着，显得那样无奈。
“以德治国”的口号，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意识形态上的偏激，但也同时带来了它的副作用——我们社会特有的逆反心理被调动起来了，法学界对道德等社会规范的排斥更带上了一些社会批判的味道 .在关于《婚姻法》的修改和此后的有关案例讨论中，很多法学界人士（乃至社会）明显地表示出一种非道德化的倾向，对于法院某些依据公共道德规范作出的判决，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认为这是以道德取代法律，以社会效果取代法律自身的判断，并愤愤不平地要为那些“二奶”、“第三者”的名誉权讨个说法 .随着民法典编纂的日臻完成，分析注释法学必然将走向新的兴盛，这是否预示着新的一轮非道德化的法律思潮即将到来？法律的信仰是否必然以非道德化为前提或代价？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是在他1971年的一系列公开演讲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作者的主要观点是，法律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然而彼此相关的方面，是社会经验的两个领域。
尽管这两个方面不容混淆，但任何一方的繁盛发达都离不开另外的一方。
法律信仰——《法律与宗教》读书报告13级法学2班王欢学号：12013240523《法律与宗教》读书报告一、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伯尔曼从人类学的角度阐述了法律之中包含着宗教的成分。
（人类学即从人们的生活的细节中概括出最普遍的人类特征。
）第一章开篇就提出了西方人正面临着一场整体性危机，即人们正面临着不知生活的意义何在，该去向何方的问题危机，其征兆为都市世风日下，许多青年极度失望，在致力于国内外和平的事业中，各国都不能采取果断的行为。
伯尔曼认为，正式的宗教和法律的幻灭是此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整体性危机而引出法律与宗教的含义，即：法律不只是一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它是分配权利和义务，并据以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
宗教也不足以使一套信息和仪式；它是人们表明对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的一种集体关切，是一种对于超越价值的共同直觉和献身。
从此含义中，我们得出法律是用于指导我们生活，并赋予它社会性；宗教不只是信条和仪式那么简单，它源于人们对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的追求。
它源于生活，所以宗教具有世俗性。
由含义可以推出：法律与宗教是人性的，它们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
法律与宗教相互渗透：法律以其稳定性制约着未来，宗教则以其神圣观念向所有既存社会结构挑战；法律与宗教相互渗透：一个社会对于终极的超验目的的信仰，在它的社会秩序化过程显现出来，而这种社会秩序化的过程也在其终极目的的意识里体现出来。
伯尔曼认为：法律与宗教的共同要素是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
仪式（法官袍服、法庭布置、辞令和审判程序等）是通过正规的程序来达到庄严的效果，从而激发庭审现场人们的法律情感，即人们对法律的正义感的追求等。
仪式的存在正是从宗教仪式中汲取出来的。
这也是法律与宗教相互渗透的表现。
二、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在第二章“基督教对西方法律发展的影响”中，主要论述了宗教对法律发展的影响，即：从侧面论证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
法律、信仰、法治的一种理想性诠释——读伯尔曼先生《法
律与宗教》有感
梁亮;周旋旋
【期刊名称】《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年(卷),期】2009(009)001
【摘要】法和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作为人定规范不能也不应当被信仰,人们所要信仰的应当是法律背后所沉淀下来的法律精神.法律的实施、法治的实现是需要人们信仰法律,这种观点恰恰是一种颠倒.不是因为要实现法治而要求人们去信仰法律,而是要去信仰符合理性要求的制定法,从而在内心形成一种价值的趋同,不自觉地实现了法治.对法的信仰,能够促进人定法律规范向公平正义的"法"的接近;对法律的信仰,有利于对法的信仰的形成.普法教育是法的信仰形成的基本途径;以权利为本位、以自由为最终目的文化氛围的形成是基础;完善的经济体制、文明的政治制度和良好的法律制度是法治观念树立、"法"的信仰形成的保障.
【总页数】4页(P20-23)
【作者】梁亮;周旋旋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合肥,230039;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合
肥,23003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0-05
【相关文献】
1.建构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理性分析——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有感 [J], 杨安琪
2.我们的法律与宗教危机——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有感 [J], 方灿
3.关于建构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思考——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J], 王赛
4.中国法律传统与法治信仰——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J], 段知壮
5.论构建中国的法律信仰──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有感 [J], 王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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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法律与宗教》有感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详细论述了法律与宗教的关系, 认为要解决西方法律传统的整体性危机必须要创造彼此相融的法律与宗教。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 这句引文就流行于法律学者和学生的笔下、口中, 正是受它吸引, 我翻开伯尔曼教授所著的《法律与宗教》这本书让我一个法学生真正的审视起关于法律信仰的问题，但是仍有很多疑惑。
根据伯尔曼的论述, 西方法律传统出现了一种整体性危机, 体现为社会各阶层对法律的一种蔑视, 以至于避法、违法、抗法。
究其根源, 伯尔曼认为, 这“与宗教信仰和法律信任的丧失有关”,也就是人们“对于正式的宗教和法律的幻灭”, “意味着我们从根本上丧失了对于基本的宗教价值和法律价值的信任, 意味着对使生活变得有意义的超验实体的信仰和委身意识逐渐消失, 以及对于带来社会秩序与社会正义的任何一种结构和秩序的信赖和归属感的式微”。
所以, 伯尔曼所认为的这场危机源于人们对于法律信任的严重丧失和对于宗教信仰的丧失殆尽, 并且他将这一切归咎于“法律与宗教的截然分离”。
伯尔曼教授认为, 在所有文化现象里, 法律与宗教具有四个共同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
仪式, 指象征着法律客观性的仪式程序;传统, 指由过去沿袭下来的语言和习俗, 代表着法律具有延续性;权威, 指对法律渊源的依赖, 标志着法律具有约束力;普遍性, 指法律包含了与绝对真理间的紧密联系性。
以上对比中, 似乎隐含着伯尔曼教授对法律缘何被信仰、如何被信仰的思考, 也许正因法律有与宗教相似的要素, 才具备被信仰的可能。
谈及法律与宗教，不可避免会联想到我们国家的法律现状。
在我们这个法律工具化极其严重的国度，对于那些不合理的甚至是恶的法，我们是否需要信仰？在我们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法律如何获得神圣性如何被信仰？我们需要明确伯尔曼在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时，所指的法律是什么，才能论及中国的法律信仰问题。
读法律与宗教有感法律应该被信仰——读《法律与宗教》有感最近，我读了哈罗德?J?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法律与宗教》这本书有两个版本，都是梁治平翻译，其中一个是年的三联书店的版本，另一个是年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的版本），这是一部重新阐述、解释西方法律史的巨著，该书不仅简要地讨论了历史上法律与宗教的复杂关系，而且在学理上分析了法律与信仰之间的“内在的”、“深层的”联系。
一些精彩的语句，例如“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简洁且深刻，尤其是他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成了广大法律人的信条。
下面就是我对该书的理解以及一些自己的思考。
哈罗德-J?伯尔曼是我所敬仰的美国当代著名的法学家，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曾获得过文学硕士与法学学士学位，其后到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攻读法律史专业，之后陆续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期间在原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做过访问学者，去世之前曾是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埃莫里大学教授。
他不仅是世界法学界名副其实的超一流的社会主义法专家，而且也是当代法理学以及商法等领域公认的权威。
信仰一词来源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信仰是最典型的宗教体验，在此意义上信仰等同于谦卑、敬畏。
《现代汉语词典》对信仰一词作如下解释，对某人或某种主张的、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崇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
①也有人将其解释为：“对某种宗教或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
”②还有人则将其解释为：“在无充分的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的情况下。
就对它予以接受或同意的一种心理状态。
”③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则是从信仰与意见、知识的区别上来说明信仰及其特点的。
他认为信仰是一种“确信”，但这种确信和意见、知识的确信不同：意见是一种在主客观方面都没有充足理由的判断。
知识是一种在主客观方面都有充足理由的判断。
而信仰则是人们在主观方面有充足理由。
也就是在信仰者看来是确实可靠。
浅谈法律与宗教的关系和对法律的信仰法律与宗教是人类两个其中最古老及最普遍存在的社会建构。
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按照伯尔曼的观点法律被看成是用以解决纷争以及通过权利、义务的分配创造合作纽带的程序，宗教则被界定为对于生活之终极意义和目的的集体关切和献身。
它们代表了人类生活中两个基本的方面，法律意味着秩序，宗教意味着信仰。
没有法律，人类便无法维系当下的社会；失去信仰，人类则无以面对未来的世界。
法学家把法律看成是纯功利的工具和手段，把它归入“工具理性”的范围之内；神学家把宗教看成是超越程序与组织的信仰、爱和恩典，把它与法律对立起来。
就如人们所说的宗教就像一个预防犯罪或者再犯罪的系统, 司法则是一个惩罚罪犯的体系。
人们愿意投入更多的社会财富去建造监狱, 可是不愿意在预防犯罪上投入多一些。
在现代国家中，支撑法律运作的已经不再是“信仰”，而是大多数人的“信赖”。
换句话说，公民的守法主要不是出于“信念伦理”，而是基于权衡后果的“责任伦理”。
一个很贴切的例子：一个十字路口有四个红绿灯，并且红灯都亮着，还站着四个警察，警察不行，还得有帮助警察的人。
如果我们根本没有法律信仰，交通法规又算得了什么，恐怕人们真正关心的只是最后的罚单问题，那又要有多少警察才能够阻止人们不违反交通规则呢？有句法谚叫“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 这个判断即使不合于中国古时的情形，却至少是可以针对今日的。
我们的现代法律制度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诉讼法等许多门类，它们被设计来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建构一个现代社会奠定基础，同时，它们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价值，一种在久远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传统。
问题在于，这恰好不是我们的传统。
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所提到在西方人们对法律传统的尊重发生的危机。
其实并没有在我国出现。
中国历史上连一套较为完整的信仰体系都不曾形成过，何谈以信仰为基础而发展出的法律信仰？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