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佛文化”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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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印度、尼泊尔一带。
根据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禁止修建佛寺,由此推断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最早的时间应在秦始皇时代。
从古至今,佛教不仅影响着我们的历史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国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发展。
佛教中的许多思想在我国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一、否定宿命论佛教认为人有命运,但是不鼓励人听天由命,而是希望人开创命运。
佛教主张诸法因缘而生,命运也是如此。
坏的命运可以凭借着多做善事、进行忏悔而加以改变。
因此命运并不是必然的不可更改的。
再坏的命运也能透过自身道德和行为上的修行加以改造。
同样地,好的命运如果不加以维护,也会失却堕落。
在鲁迅的作品《祝福》中,祥林嫂勤劳、善良、质朴、顽强。
但在封建礼教的迫害之下,却是一个被践踏、遭迫害、受鄙视的人物。
她进行过自发的抗争。
为了赎“罪”,她去土地庙里捐了门槛,是因为她希望土地庙的门槛能代替她遭受万人践踏,在来世改变自己现在的处境以获得的幸福。
二、顺其自然的思想人生皆苦是佛教的一个重要思想,它相信地狱轮回,因果报应。
人生是苦的,在现在人们可以通过修行提高自身的修养获得来生的幸福。
但对于当下的苦难,则应当顺其自然。
出家是看破红尘的话,那么涅槃则是最终的解脱。
许地山《命命鸟》中的敏明和加陵通过涅槃以及生死轮回,最终实现了摆脱人生苦痛的愿望和理想。
在佛教中,涅槃意味着生死相续,是佛教徒力求达到的一种不死不灭的最高理想境界。
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更是有着凤凰涅槃的典故,意思是指历经艰险而后浴火重生。
三、丰富多样的佛教意象佛经中涉及到大量的动物和植物形象,它们随着佛经的翻译而进人了中国文学的画廊,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就是来源佛经之中的神猴形象。
佛经文学中的植物形象,也在佛教文化的东传过程中,渗透到中国文化的精神层面。
其中最典型的是莲花意象。
周敦颐《爱莲说》中盛赞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教应对苦难的三种方式姓名:左文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指导教师:罗成琰20030501摘要y663872文学是人类言说苦难的诗学方式,宗教是苦难世界的人们幻想幸福的意识形态。
对苦难的共同关注是佛教文化价值观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首要契合点。
在随缘中承担苦难、在还灭消解苦难、在度化中救赎苦难这三种佛教应对苦难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阐释佛教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间关系的新视角。
+文章以佛教“三三法印”、“四圣谛”及禅宗理论为宗教理论背景,来论述佛教应对苦难的三种方式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同时通过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带有佛教色彩的如鲁迅、沈从文、丰子恺、废名、许地山、施蛰存、李叔同、苏曼殊、徐志摩、汪曾祺、史铁生、马原、余华、阿来、阎真等作家及其作品的个案分析和系统梳理来论述20世纪中国文学对佛教应对苦难的三种方式在价值观上的选择、亲近与背离,在这种双向互动的论述中,文章认为,因为对苦难及应对苦难的方式的共同关注,佛教获得了现实层面的可行性和终极层面的永恒性,20世纪中国文学因此获得了一种可贵的人本主义品质。
菩提之花与缪斯之光必将在未来继续照亮人们选离人生苦难、重返精神家园的漫漫旅程。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佛教苦难随缘还灭度化ABSTRACTLiteratureiSthepoeticalwayforthehumanbeingstonarratethesuffering,religionisakindofideologyforpeopleinthesufferingtoimaginehappiness.FocusingonthesufferingtogetheristhefirstfusionpointbetweenBuddhismcultureandChineseliteratureof20“1century.Therearethree.13uddhismwaystodealwiththesuffering.bearingsufferingthroughobeyingthedestiny、dispellingthesufferingthroughextinguishingthedestinyandsavingthesufferingthroughsalvingthesufferingpeopletothenirvana,whichprovideUSwithanewperspectivetointerprettherelationshipbetweenBuddhismandChineseliteratureof20址century.Thisarticletook“ThreeDharmas”、“FourSaint.doctr.ines”andZenasitsreligioustheorybackgrand,todiscusshowthethreewayshadaffectedandpermeatedintotheChineseliteratureof20仙century.Atthesametime,throughindividuallyandsystematiclyanalyzingthefamouswritersofChinain20”centurywhohadtheBuddhismcharacteristicsuchasLu-xun、.Shen—congwen、Feng.zikai、Fei.ruing、Xu-dishan、Shi-zhecun、Li—shutong、Su—manshu、Xu.zhimo、Wang—zengqi、Shi—tiesheng、Ma—yuan、Yu—hua、A-lai、Yan.zhenetc.thisarticlediscussedhowtheChineseliteratureof20mcenturyhadchosen、closedtoanddeviatedfromthethreeways.Inthediscussingofmutualinfluence,thisarticledrewitsconclusion:becauseoffoeusingonthesufferingandthewaystodealwiththesuffering,Buddhismhadgottentherealisticfeasibilityandtheultimateandperpetualvalue,andChineseliteratureof20‘“centuryhadgottenapreciouscharacterofhuman‘centeredthought.TheflowerofBuddhiandthelightofMusewillbeboundtoilluminatetheendlessjourneyforpeopletodepartfromthesufferingandtoreturntotheirspiritualhomelandinthefutureKeywords:ChineseSufferingObeyingtheSalvingliteratureof20‘“centurydestinyExtinguishingIIBuddhismthedestiny引言文学是人类言说苦难的诗学方式,宗教是苦难世界的人们幻想幸福的意识形态。
2010年8月 湘南学院学报 Aug.,2010 第31卷第4期 Journal of X iangnan University V ol.31N o.4收稿日期:2010-02-20作者简介:杜方智(1938-)男,湖南永州人,教授,研究方法:鲁迅、柳宗元、佛文化。
鲁迅的“‘立人’哲学”———佛文化与《野草》之八杜方智(湖南科技学院,湖南永州 4250006)摘 要:鲁迅的“立人”哲学包括“改造国民性”和“立人”两个方面,它的产生有一历史发展过程。
“立人”哲学与佛文化、自主思想、众生平等、重善奉行有一定的联系。
鲁迅在《野草》中,借用佛文化从四个方面实施“立人”哲学:信仰意识与看客心理,献身精神与自私行为,自主立场与奴才德性,战士英姿与庸众丑态。
关键词:鲁迅;“立人”哲学;平等;信仰;献身;庸众;看客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73(2010)04-0079-05 鲁迅在日本留学和回国后认真研究佛文化,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社会原因,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①其次是感情原因,从日本回国后,置身于无边无际的荒原,孤独、苦闷、悲哀、失望,看不到前途,看不见曙光。
而他与朱安女士的不幸婚姻,更使他陷入绝望无助的境地。
他在无法排遣的“痛苦”、“寂寞”中感到:“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
”②再次是学术原因,他阅读佛教典籍,认真钻研佛文化,是为古典文学研究搜集材料,寻找证据,拓宽眼界,开辟新途。
这些原因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比较起来,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为了他的“立人”哲学。
一 “立人”哲学包括“改造国民性”和“立人”两个方面,他是鲁迅提出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它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彼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所谓“改造国民性”,就是对一个民族整体的、固有的、消极的精神文明道德素质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所谓“立人”,就是对一个民族群体的、应有的、积极的精神文明素质进行与时俱进的建设。
《野草》中佛教思想的体现《野草》面世已八十多年了,但面对这一丛“野草”,总是隐隐感到,有一种核心的东西存在着,却难以抵达。
像一粒跌落人间的陨石,尽管再小,却来自一个更广大的宇宙,《野草》的背后,似乎也有一个广大而未知的精神世界。
《野草》的信息,只有在进入这个精神世界后,才有可能得到更好的破译。
我想指出的是,这一隐藏在《野草》背后的精神世界,是佛教。
鲁迅与佛教的关系,作为“鲁迅与×××”的研究模式,早已成为研究对象,鲁迅与佛教的事实性联系,就像鲁迅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也几乎被穷尽。
基本的事实是,鲁迅接触过佛教,曾大量购阅佛典,但他并没有皈依三宝,在气质与个性上看,甚至与佛教相当隔。
这里强调佛教对鲁迅的影响,就像上文所言《野草》背后似乎有一个广大的精神世界一样,确实是出于一种直感,我感到,在外在的个性气质、人生态度与佛教似乎格格不入的鲁迅身上,潜隐着一股来自佛教的气息,这些,亦已成为人间鲁迅的底色。
鲁迅与佛教,二者若即若离,且皆幽深曲折,若仅限于事实性层面,或仅执著于佛教的义理作对照式阐释,似难深入。
深得佛门三昧的徐梵澄曾借用庄子“雷声而渊默”语形容鲁迅:其冷静,“渊默”,不能纯粹是对辛亥革命后的许多事情的失望造成的,必亦是由于一长期的修养,即内中的省察存养而致。
换言之,在自己下过绝大的功夫。
显然,这必是受了佛经或老、庄的影响。
①诚哉知人之言,其人更多的精神信息,蕴于“渊默”之中。
但由“雷声”而探其“渊默”,则又何其难也。
《野草》与佛教,亦复如是。
一鲁迅与佛教的因缘鲁迅与佛教,曾有一定因缘。
为求平安,他自小就被父亲领着拜当地长庆寺的主持和尚龙师傅为师,赐法号长庚;幼时出入迎神赛会和目连戏,“无常”和“女吊”等佛、道结合的民间宗教文化,也给他一定的熏陶。
如果龙和尚是他的第一个师傅,则他的第三个师傅也与佛教有关,留学日本时,曾随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和楚辞,章氏其时已转治佛学,倡以佛法救国,深请唯识宗。
一花一世界——鲁迅《我的第一个师父》中的人性美作者:卢军范丽媛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8年第10期摘要:《我的第一个师父》是鲁迅晚年创作的回忆性散文,文笔幽默亲切,描绘了以龙师傅为代表的俗世和尚群像。
他们不拘于佛教的清规戒律,大胆追求俗世生活。
虽然看似与佛教相悖,实则是人性与佛性自然和谐的通融。
散文在美与丑的二元对立中凸显了健康自然的人性美,从而达到对人性美的歌颂。
关键词:《我的第一个师父》人性美俗世和尚佛教鲁迅的回忆性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发表于1936 年4 月15 日《作家》月刊第一卷第1 期,讲述了鲁迅童年时代所拜的第一个先生龙师傅的故事,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立身行事迥异于传统的和尚形象。
龙师傅是周氏家族为了护佑长男鲁迅而选定的和尚师傅,但在幼年的鲁迅眼里他就是一个剃了头的俗人。
鲁迅在暮年回忆起龙师傅,不仅因为他是自己的第一个师傅,更是由于龙师傅身上所体现的本真自由的人性美。
一、俗世和尚群像《我的第一个师父》与鲁迅以往投枪匕首式的文字风格不同,这篇散文语调平和有趣,塑造了以龙师傅为代表的远离清规戒律的俗世和尚群像,将笔触聚焦到人性的本真,赞扬健康自然的人性美。
龙师傅俗名龙祖,是绍兴长庆寺的住持。
据相关资料记载,长庆寺建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是浙江绍兴著名的八大寺院之一。
长庆寺在清朝时还设有“僧纲司”,凡是绍兴府内触犯了法规的出家人,一律都要交由长庆寺的“僧纲司”处理,不用经过县衙等俗世机构。
这说明长庆寺在绍兴的地位是相当高的,而龙师傅作为长庆寺的住持,在众僧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然而有趣的是,龙师傅的法号却鲜为人知,不论是谁都称呼其为“龙师傅”。
单从这一点来看,龙师傅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和尚,也正好印证了鲁迅认为他是“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人”的看法。
在这篇散文中,和尚更类似于一个职业。
读者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汪曾祺的名篇《受戒》,荸荠庵里的和尚们与鲁迅笔下的龙师傅有异曲同工之妙。
鲁迅生命哲学观照下的“佛系”青年®丰字儿嶄粉未内容摘要:当下流行于青年中的“佛系”文化,表面上看是一种从容淡定的人生哲学,实质上是一种消极被 动心态的折射,“佛袍”下掩饰的是精神内虚。
鲁迅的生命哲学以“立人”为核心,关注着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是 一种进取的、发展的、创造的哲学。
借助于这一文化资源,不仅能够榨出当代青年“佛袍”下面藏着的“小”,而且 能够开掘出他们内心蕴藏着的“大”,启发广大“佛系”青年脱下阴冷的“佛袍”,从狭小的生命格局中挣脱出来,在广大的社会与时代中追求生命的意义。
关键词:鲁迅生命哲学生命意义“佛系”青年当代青年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019.03文学敎育青年是一个人的生命黄金期,也代表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所 以向来为鲁迅所关注,五四时期 他曾作过这样的寄语:“愿中国青 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 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能做事的 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 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 火。
”[1]然而,百年之后,当代中国 青年中却分明涌动着一股“冷 气”,那就是时下流行的所谓“佛 系”文化。
“这就是我的一生啊,怎 么样都行,无所谓”;“都行、可以、没关系”;“无欲无求才是王者荣 耀”……凡此种种,都是典型的 “佛系”文化流行语,从中我们既 感受不到一点生命的“热”,也看 不到任何一点生命的“光”,有的 只是冷飕飕、阴沉沉、灰蒙蒙、惨 淡淡。
青年人本该热情澎湃、朝气 蓬勃,但是如今生命底色竟至于 如此,人们不禁要问中国青年怎 么了?鲁迅果真有先见之明,他百 年前的上述寄语,言语中流露出 对青年人的担忧,那就是容易受 “冷气”的侵袭而不自觉归顺于 “自暴自弃者流”。
鲁迅的话不幸 言中,更不幸的是“中枪”的竟然是百年以后的当代青年!所谓“佛系”青年,究其实质不过就是“自暴自弃者流”,只不过罩上了一层雍容华贵的“佛袍”,以一副超凡脱俗的面目来掩饰自己精神的内虚。
酒·药·女·佛——鲁迅小说简论[内容提要]鲁迅的小说研究,似乎已经被人穷尽了,以至于有人会说,鲁迅被人们研究死了,但是,我以为过去人们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鲁迅小说加以历史化哲学化,即把鲁迅小说与某种历史理论、哲学理论联系起来,以鲁迅小说为该种理论的形象化,而对鲁迅个人生活经历与鲁迅小说的关系则比较忽视。
以至于鲁迅的形象给人们的感觉怪怪的。
似乎他是一个整天无忧无虑、全神贯注思考他人、思考社会的“智能人”。
这并不符合事实。
为了消除人们对鲁迅的这一误解,我写了这篇论文。
本文以为,鲁迅的小说,首先是为自己而创作的,鲁迅是一个饱尝人世间各种苦味的人,又是一个对人世间苦味特别敏感的人,所以,鲁迅内心淤满了苦痛,而小说的创作,对于鲁迅而言,首先是宣泄苦闷、寻求解脱的方便法门。
从这一理解出发,结合鲁迅个人经历,本文对鲁迅小说儿了一番重新梳理。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
正文之前是一节引言,简略介绍“酒·药·女·佛”一题的出处,以及鲁迅对魏晋人关于“酒”“药”“女”“佛”的理解的评论。
正文第一部分,“酒”,旨在通过研究文本,具体论证鲁迅面对贫穷与死亡而产生的恐惧以及为摆脱恐惧而本能地产生的对酒的理解与亲近。
这一部分主要围绕《孔乙己》《在酒楼上》展开。
第二部分,“药”。
鲁迅一生遭遇众多不幸,倍受他人迫压,鲁迅本能地捡起“憎恶”作护心法宝。
本文通过《狂人日记》《孤独者》《铸剑》的分析,论证鲁迅吸纳“憎恶”又极力排拒而终于排拒不开的心理路程。
第三部分,“女”。
鲁迅象每一个男子一样也在面对女人。
但是鲁迅似乎格外不幸。
女人没有成为鲁迅心曲的倾听者,而似乎成了鲁迅生活的枷锁。
面对女人,鲁迅感到太多的无奈和尴尬。
本部分围绕《明天》《祝福》《伤逝》《离婚》加以分析,论证鲁迅为摆脱面对女人尴尬而作的自我阉割对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
第四部分,“佛”。
通过《社戏》《女吊》等的分析,论证鲁迅所接受的佛学影响在鲁迅小说创作中的反映。
鲁迅文化与佛教的关系姓名周楠学号011102053 班级(5)鲁迅的故乡绍兴,有着信奉神佛的浓厚的空气。
在这样的环境里,鲁迅从小就与佛教有了缘分。
他一生下来,家里就忙着向菩萨为他“记名”.就这样还不放心,在他不满一岁时,父亲就抱他到附近长庆寺,拜主持龙和尚为师,师傅赠送他银质八卦一个,上面镌刻着“三宝弟子法号长庚”。
这个法名,后来也曾做过笔名(“常庚”、“庚”),并且在《在酒楼上》这篇小说里,“赠给了恐吓自己的侄女的无赖”。
他还得到两件“法宝”:一个是非喜庆大事不穿的“百衲衣”;一是每逢出门必挂在身上的牛绳—上面挂着历本、银筛之类的“辟邪物”。
鲁迅在晚年写的《我的第一个师傅》一文里,深情地回忆了龙师父及其一家人的生活。
在他的印象里,师父是一个颇具叛逆性格有很亲近的人。
论理,和尚是不该有老婆的,然而他有,并且养了4个儿子,孩子长大了,也当了和尚,有了家小。
龙师父这种蔑视佛门“清规”的行为,无疑给了年幼的鲁迅一些有益的启示。
鲁迅还生动的记述了龙师父带着第二个儿子受大戒的过程。
两排香放在他剃的精光的卤门上,同时烧起来,鲁迅担心他叫痛。
但他的师父有法子叫他儿子不喊痛。
他不说戒律,不谈教理,只在当天清早,叫了鲁迅的师兄去,厉声吩咐道:“拼命熬住,不许哭,不许叫,要不然,脑袋就炸开,死了!”在这上面,鲁迅感到“如释负重”,善男信女们也个个“合十称赞,欢喜布施,顶礼而散”了。
这些佛教仪式级其他佛事活动,使鲁迅对佛教有了最初的感性的认识了。
许多与佛教有关的民间故事,也给年幼的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还喜欢看民间戏剧,这些戏剧,差不多都与神佛有关,反映的是因果报应,目的是敬神禳灾。
同时佛教吸引鲁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的思辨智慧。
佛学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思辨哲学,它不同于一般世俗认识的根本处在于它是一种彻底的否定形态的思维方法。
它认为事物的“实相”不可能由世俗的肯定性认识来把握,而只能在对各种认识的不断否定中去体悟。
这样否定的结果,从形式上看是“无所得”,但实质上则是“有所得”,只不过这种“有所得”是通过“无所得”这种否定方式达到的,实际上也即是通过否定事物具有的一般的、个别的性质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在对现实的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因而它所取得的认识成果也就非常具有辩证色彩。
鲁迅的“三味”鲁迅当年读书,其师寿镜吾先生传下祖训:“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
”后沿用为三味书屋的馆训。
三味书屋曾是鲁迅读私塾的地方,少年时代,从12岁时起,几乎有六年时间往返此地求学度过。
这间书屋我曾去拜访,只是因为受保护的缘由,许多景象已难以触摸。
比如鲁迅亲手刻着“早”字的那张桌子,被锁在屋里,不得近前打量,也就无法亲身体验。
关于“三味”的由来,有三种解释:其一,出自“三昧”,梵语samadhi 的音译,意思是止息杂念,使心神平静。
原是一种外来音译的佛教语言,一为“定”,二为“正受”,三为“等持”,指诵读佛经、领悟经义的三重境界。
其二,源于宋代李淑的《邯郸书目》,“诗书味之太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是为三味。
林辰在《鲁迅和三味书屋主人》中取义为:“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诸子百家味如醯醢。
”其三,便是鲁迅的先生寿镜吾的解析:“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
”个中三味,既涵盖了芸芸众生之俗味,又囊括了思想精神的品味,颇显得意味深长。
我参观的鲁迅故居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东昌坊口,“三味书屋”横悬于房梁,匾额之下挂一幅松鹿图,两旁木柱上各一副联子:“至乐无声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诗书”,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样子。
在鲁迅眼里,先生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为人与治学对其影响很大。
鲁迅读的家塾原为“三余书屋”,说起“三余”的出处,要追溯到三国时期,有位叫董遇的人常劝他的学生,利用“三余”读书,即“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教诲学生只争朝夕,爱惜时间。
后被塾师寿镜吾的祖父改名为“三味书屋”。
“三味”里做的事情并不复杂,读他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可见一斑。
无非“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
”老师的苛刻也并非残酷,在鲁迅笔下,先生甚至是那么和蔼可亲:“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lsquo:读书!&rsquo:先生自己也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