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事件的评述

9·21乌坎村事件1情况通报编辑会上，陆丰市常务副市长邱晋雄首先对事件作情况通报。

邱表示，有关部门在解决村民的合理诉求的同时，已经有序地推进事件的化解、处置工作。

据邱晋雄透露，公安部门已经抓获“9.21”事件中打砸为首分子庄烈宏、曾昭亮、薛锦波等人，并将继续追捕事件其余犯罪在逃人员，加紧推进取缔“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非法组织的工作。

[1] 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认为，该事件是“村民表达诉求好的初衷，却用了错误的方式”。

从整个事件发生经过看，其主要指向村内矛盾，大部分村民的诉求还主要指向村内的经济问题，村民的不满主要是针对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特别是当了30多年的老支部书记。

只不过事件被村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炒作、利用、煽动，企图将事件升级。

郑雁雄特别强调，有境外势力对今次事件推波助澜，致使本已平息的事件又趋严重，改变了事件的性质。

郑雁雄表示，汕尾市应从乌坎村事件中吸取教训，今后将要求干部把接访群众、解决信访放在工作的第一位，要落实责任制包案解决，用纪律甚至法制限制领导干部不作为。

同时，针对落后地区群众容易出现“有诉求就过激，一过激就违法犯罪”的现象，郑雁雄认为，有关部门今后亦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法制教育，教导群众要合法、理性、有效地表达诉求。

郑雁雄说，在政府与群众的共同努力配合下，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渠道可畅通无阻。

村民五大诉求处置情况：（一）财务审计查实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存在违纪违规问题。

东海镇党委对存在违纪问题的乌坎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副书记陈舜意予以免职处理，市纪委对二人进行了立案查处。

（二）土地使用1、亿达洲公司存在着欠缴土地补偿款432万，目前，该公司已将全部欠款汇入到市国土资源局的账户。

2、暂冻结丰田畜产有限公司与碧桂园项目的合作事宜；今后由市政府主导并征得大多数村民同意后再调整其农用地性质进行开发。

3、在乌坎村北侧规划10万㎡作为宅基地。

目前，已完成选点、测量和规划等前期工作，并已接受住房困难群众的申请。

《经济观察报》：“乌坎事件”背后的利益博弈《经济观察报》：“乌坎事件”背后的利益博弈自9月21日“乌坎事件”发生以来，中央和广东省委始终高度重视。

12月20日，中纪委委员、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率工作组进驻陆丰，关于乌坎事件的成因和性质，朱明国传达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指示：“乌坎事件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是长期忽视经济社会发展中发生的矛盾积累的结果，是我们工作一手硬一手软的必然结果，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必须直面和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

共两次上访9月21日上午9时许，陆丰东海镇乌坎村近10名村民组织的约50名村民到乌坎旧电影院集会，反映土地等问题。

10时30分，聚集的群众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道陆丰政府进行非正常上访，经陆丰市领导到现场接访并进行解释和答复，12时40分，村民自行散去。

对此，汕尾、陆丰两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陆丰市、东海镇组成工作组进村做工作，回应诉求、维持秩序，22日晚，事态平息，23日村内恢复了正常秩序。

9月24日下午，乌坎村13位村民代表与陆丰、东海镇经过多次沟通，共提出查清乌坎村改革开放以来土地买卖情况、查清乌坎村委换届选举情况、公开村务、财务等三个诉求，并得到陆丰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丘晋雄代表市委市政府作的答复。

按照汕尾市政府的说法，11月中旬，事件出现反复。

对此，汕尾、陆丰两级党委政府迅速部署防控措施，13个工作小组进村入户，做好对群众的劝说工作，大部分村民接受劝说。

事件发生后，汕尾和陆丰市两级党政全面进村入户做村民工作。

经劝说，部分村民态度发生转变，11月24日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

26日，村里的白布标语、大幅宣传画被村民自行拆除，过程中没有发生过激行为。

12月9日下午，汕尾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就陆丰市处置“9·21乌坎村事件”做情况通报会。

会上，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认为，该事件是“村民表达诉求好的初衷，却用了错误的方式”。

从整个事件发生经过看，其主要指向村内矛盾，大部分村民的诉求还主要指向村内的经济问题，村民的不满主要是针对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特别是当了30多年的老支部书记。

乌坎事件的三个新特点（一）多个问题与矛盾交叉并发回顾此事件爆发的过程，可以发现，该事件是由多个问题与矛盾交叉并发的结果。

这其中包括农村土地问题、村务公开、干部任用不满、小村官大腐败等，而且其正当诉求又得不到及时有效处理的情况下才引发的。

（二）境外媒体推波助澜乌坎事件起于三个月前。

9月21日上午，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400多名村民因土地问题、财务问题、选举问题对村干部不满，到陆丰市政府反映情况。

得到市政府的答复后，村民自行散去。

后来，事件又出现多次反复。

虽然事件反反复复，其主要原因是村民对村内的经济问题不满，包括土地、财务等对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不满，包括选举问题，特别是对任职多年的老支部书记薛昌提出异议，但纵观整个事件进程，可以发现：境外媒体在此事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此，朱明国强调，“特别是当今网络时代，人人面前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人人都有话语权，人人都是新闻记者，网络维权已经成为群众维权最便利、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正在处置的汕尾乌坎事件，最高峰时有近百名境外媒体在村里面，与境外通信。

”谈起处置该起事件时，朱明国说，“参与处理这个事件，我心里特别沉重，压力非常大。

”（三）利益诉求多元化使群众容易“抱团”就乌坎事件，朱明国表示，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也使群众很容易“抱团”表达相同诉求，形成聚合效应，使潜在问题突显，矛盾纠纷升级，群众工作难度越来越大。

“面对挑战，只有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才能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现在的许多群体性事件，刚刚开始其实是很简单的。

”朱明国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对群众利益要先期预测、先行化解，从源头上、小事上预防。

他举例说：“比如乌坎村，他们就提两个诉求，一是土地问题，人家提得也有道理，省里处理事件时，五项承诺中第一项就是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我们的工作在有些方面是有失误的，乌坎村1.3万多人，7个自然村，78个姓，这种情况下，他们都团结在一起，可见我们的工作有多大失误啊！”朱明国继续阐述道：“乌坎村有9000亩土地，现在卖了6700多亩了，剩下2000多一点，既没把村民变成市民，又没解决城市的低保，1万多村民吃什么？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另外，朱明国还透露，在处理乌坎村事件时，村民反映了村务不公开，反映村干部贪污受贿，卖地不跟他们商量的情况。

“乌坎事件”折射出的村治困境与反思作者：吴理财李山来源：《人民论坛》2013年第27期或许，乌坎事件有其特殊性，但是民主选举后乌坎村所遭遇的，诸如村“两委”的体制性矛盾、民选村委会因为受制于村庄治理结构和民主治理机制不够健全而导致治理绩效下降、村庄社会结构分化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思想意识的分化，使得村民难以达成共识等问题或困境，在其他许多农村同样出现或存在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广东“乌坎事件”被认为是近年来最具有典型性的村民维权事件。

这一维权事件折射出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场景的影像，成为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现状的缩影。

从“乌坎事件”演变脉络中，可以窥见当下我国村民自治面临的困境，预示村民自治发展的未来走向。

“乌坎事件”的叙事乌坎村属于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村“两委”开始经营公司与出卖集体土地，以获得收益。

据报道，将近20年时间里，在未征取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原村“两委”与地方政府合谋非法征用、或与商人合作非法出让集体土地，造成乌坎村近2万亩集体土地流失（流失土地占全村80%）。

巨额土地补偿款与卖地款项却不知去向，村民们获得的补偿款只有两次，每人总共550元。

由于村务管理不透明与村财务管理缺乏监督等问题，原村“两委”干部贪腐肆无忌惮，激起村民对村干部的强烈不满。

2011年9月21日，乌坎村爆发大规模村民上访游行维权活动，控告原村“两委”干部私卖集体土地、侵吞集体财产与操弄村委会选举，强烈要求收回被卖掉的土地、公开村集体财务、举行村委会民主选举以及惩处以原村支书薛昌为首的违法村“两委”成员。

随后，由于当地政府处置不当，村民与当地政府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事态恶化失控。

在当地政府应对失效时，广东省委成立工作组及时介入，事态才基本得以平息。

2012年3月4日，经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了以林祖銮为村主任的乌坎村第五届村委会。

“乌坎事件”得到初步解决，乌坎村进入村民自治新阶段。

然而，在陌生的村民自治道路上，新村委会正面临着各种严峻的挑战。

大学生村官眼中的“乌坎事件”一起看似一般的群众上访事件，何以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一桩本应合情合理的上访诉求，何以升级为阻止、打砸进村民警和警车的群体性事件？2011年9月至11月间，一具位于粤东偏远地区的村庄因其内部别断升级的群体矛盾被各路媒体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并且成为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地点政府的一块心病。

乌坎村因乌坎事件而著名，络上对于此事的转发、跟帖数量曾一度接近10万。

旁观者中，有如此一群人，他们日子工作在农村，每天往来于形形色色的人群之间村民、村干部、乡镇领导、县市领导，还有正在和将要在农村投资的老总们，他们常常为招商引资、征地拆迁之类的事儿苦恼别已，又常常忙着在村域经济进展、农村环境整治、村民幸福感提升等咨询题上苦苦寻觅平衡点。

不管乌坎村离得有多远，发生在乌坎的事儿就像是大学生村官们的周围事儿。

在他们看来，用几个假如兴许就能幸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新型农民别在乎钞票，更在乎理湖南省湘乡市栗山镇西山村党支部副书记曹杰曾果断辞去在上海的工作，回到眼力当大学生村官，现已留任。

在他的任上，没有少触碰敏感话题。

仅乌坎矛盾中最突出的土地咨询题，他就触碰过多次。

村子要进展，就得有企业进来，企业进来，别可幸免要‘腾地’。

近3年，华鑫农业、海龙加工、祥福建材、栗之缘农业等农业项目一一降户西山村，每一件都有小曹的参与。

处理土地咨询题，小曹秉持的原则是慎重、慎重、再慎重，凡重大事件均会召开党员小组组长会议及村民代表大会，集体协商。

即便这样，对于补偿多少、拆迁安置的矛盾纠纷依然层出别穷。

那些态度尤为顽固、又有些别说道理的村民最不行办，遇到如此的人，小曹只能用笨方法一次一次别厌其烦地上门劝导，多上几次门，态度好点，总能说动的。

别久前，看到《人民日报》上有关乌坎事件的评论，小曹心想，假如乌坎的村干部能更知道如今的新型农民，兴许情况可不能闹那么大。

新型农民的影子能够从西山村一具顽固的老农民身上看到。

从乌坎事件看中国民主发展乌坎事件，是因集体土地在村民不知情情况下被贩卖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生的矛盾积累的结果”。

该事件的爆发不仅有其特定的具体根源，而且更有其全国性的普遍根源。

这种根源就是：村民自治在颇大的程度上没有得到落实。

在许多地方，不是村民自治，而是村民被治。

从乌坎事件的爆发与解决，我主要看到中国民主建设的两点启示：1.公民民主意识需加强，民权意识需觉醒；2. 掌权者的权力必须来自群众的权利，权力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权利；3.民主制度需要更深层次的落实。

1.民权意识的觉醒带动村民自治新发展从1970年至2011年，乌坎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已经连任此职长达41年之久。

他是乌坎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者。

最近几年来，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然将村里的几千亩土地陆续贩卖出去，卖地所得收入多达7亿多元，而给村民的补助款却只有550元，其余全被当地官员和村干部所私吞。

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乌坎村民们对这位长命书记的贪赃枉法多是默认和容忍。

虽然他们从未见到过选票的样子，但村里却总会贴出告示，宣告薛昌又成功连任村支书了，其间的舞弊腐败可想而知。

今年他又“做票”造假，声称自己以85%的得票率当选人大代表。

多年以来，村民对此的反应多是“井水不犯河水”，“你做你的官，我赚我的钱”，这就默认和纵容了薛昌等村干部的专横与贪腐。

这正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官员。

有什么样的村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村干部。

但是当人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觉醒后，一切都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直到去年，乌坎的村民们才从外出打工返乡的乡亲口中、从网络上有关民主选举的报道中了解到，原来宪法和法律已经确认了自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由此，“查清村委换届选举情况”就成为了村民们的一项主要诉求，进而爆发了乌坎事件。

现在在全社会提倡树立“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十二五”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加快发展所必要和必需的。

广东的乌坎事件对当代中国基层政治改革的意义从广东的乌坎事件去寻求它对当代中国基层政治改革的意义，虽然，乌坎事件的起因和其他大多数农村一样，由于土地问题产生。

但是，深入其核心，最终涉及的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本身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现自我的管理，自我的教育，自我的服务的一种模式。

村委会也是直选产生，负责组织村办经济，维护本地治安，人民协解。

但是我们从广东的乌坎事件，站在村民自治的角度来看，也就反映了几个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的薄弱环节：其一，民主选举。

以广东乌坎村2011年2月的村委换届选举为例，当时的选举并没有召开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只是由村原“两委”干部、村民小组组长、会计、企业代表等50人举行会议产生。

这位村里的党支书已经连续任职41年，这几十年来，乌坎村从来没有举行过一次全村选举，但每次村干部都是高票当选。

这个就折射出当代基层组织选举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一些地方一些人利用不正当手段破坏和干扰选举的行为时有发生，严重影响村民自治的顺利推进，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这些问题的产生愿意：意识程序性的规定不够完善，例如，如何界定选民资格。

村民选举委员会的推选程序，，对贿赂及不正方选举的认定等等。

而是村委会组织法的贯彻实施缺乏司法保障，对一些违法侵权行为民政部门缺乏有效的约束和处罚手段。

其二，基层反腐。

由于存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其合法性、正当性渐渐“变质”。

乌坎事件中严重查处8名村委会成员在土地买卖，财务管理方面的违纪行为。

，“乌坎事件”也给当下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那就是必须要拿出严厉举措加强村干部的约束与管理。

一个清正廉明的社会，才能更好的落实“三农”工作，广大的农民才能在政策上得到优惠，一个为民考虑的社会，才能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广大的农民才能获得应有的收益。

因此，需要加强对于利用手中职权大搞腐败，贪污、挪用资金现象的查处。

“乌坎事件”的起源：（1）导火索：乌坎村村委会将一块集体土地卖给开发商，几年来在当地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3200亩土地陆续被政府贩卖，卖地款项达七亿多元人民币，而补助款只有500元，其余全部被当地官员私吞，盗卖村民土地准备兴建滨海新区碧桂园的开发商为祖籍乌坎的港商陈文清，他于80年代成为香港的广东海陆丰商会会长，同时也是广东省人大代表。

当地居民屡次上访无果，近期仅存的一块土地被卖给地产开发商，激发当地人于21日游行示威，22日派出军警镇压而最终引爆骚乱。

（2）深层原因（内部原因）：“乌坎事件”的根源是利益冲突。

政府权力的滥用侵害了公民的权益，加之利益诉求渠道狭窄，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调节机制所致。

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说：“‘乌坎事件’起源于利益冲突，既是经济社会转型期矛盾高发的必然表现，更与当地农村基层工作、基层干部作风问题直接相关，但事件性质总体上依然是人民内部矛盾。

●没有足够的重视和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乌坎事件表面是群众和村委会的冲突，直接诱因是土地问题，实质是农村群众为维护权益与基层政府长期纠纷引发的事件。

●基层群众的利益诉求长时间在基层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村民的合理诉求没有合法、畅通的渠道，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必然会越级上访甚至会故意将事态放大；二是村级领导、乡镇领导采取的方法（一拖再拖或压制打击）不合理。

●没有正确认识乌坎村事件的性质。

乌坎村事件的参与者大多是人民群众，主要是利益表达、不满情绪的宣泄，不具有政治目的。

因此要争取采取民主、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

但在乌坎村事件来看，政府采取的是比较强硬的手段，使矛盾激化。

●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存在腐败现象。

（3）外部原因：舆论危机一些西方媒体和社会敌对分子妄图炒作、利用危机，煽动群众，企图将事件升级。

二、政府如何处理此类事件1.总体思路：针对此类群体性事件，政府因坚持以下总体思路（1）创新社会管理制度，理性看待“稳定压倒一切”；（2）二是坚决摒弃“敌对思维”，反对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化；（3）三是坚持人民民主，政府应维护人民合法权益，还权于民；（4）四是着力畅通“诉求渠道”，完善利益表达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