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责任险需求研究综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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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INSURANCE MONTHLY ·SEP2019郭振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保险系主任、教授,兼任中国保险学会理事、上海市保险学会常务理事。
长期讲授《保险学》《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等课程,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上海社科基金项目各一项。
在行为保险学系列(三)(四)的《风险判断偏差与非理性保险决策》中笔者已经提出,保险消费者的风险判断主要依赖感性的直觉思维和经验判断,而不是像经典经济学理论所预期的那样主要依赖理性的基于统计数据的风险评估。
而且,保险消费者主要依赖“可得性启发式”进行风险判断,进而以可得性启发式为基础或公理,推导出个体对小概率保险风险的风险判断规律为“多数人低估、少数人高估”,进而得到“多数人低估保险价值、少数人高估保险价值”的结论,这对解释保险需求疲弱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保险消费者的风险判断主要依赖感性的直觉思维和经验判断,判断结果是主观的,可以称为“主观风险”。
行为保险学系列(三)(四)中关于“风险判断偏差与非理性保险决策”直接使用了主观风险的研究成果“系统1和系统2”和“可得性启发式”来阐述保险消费者风险判断的主观性。
文章发表后,不少读者就“主观风险”这一议题提出各种问题,希望有更深的讨论。
为此,本文对主观风险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综述,着力于厘清这些理论是否以及如何适用于保险风险的主观判断,并将保险风险判断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以便我们对主观风险以及主观风险对保险需求的影响有更深刻的理解。
梳理与主观风险相关的研究后,笔者发现,根据时间先后,主观风险研究有三个阶段,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越来越深入,得到了愈来愈符合实际的结论,分别是:风险感知研究、风险判断的启发式原则研究和经验风险判断研究。
本文首先对主观风险和客观风险的区别及其对消费者保险决策的影响进行分析,然后分别综述主观风险研究三步曲的主要研究成果:风险感知研究综述、风险判断的心理机制研究综述和经验风险判断研究综述。
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在中国市场举步维艰的原因分析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事责任险”)即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属于职业责任保险的一种。
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并在60年代后得到较快发展。
职业责任保险是以具有专门技能或知识的人员或其执业机构对第三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
职业责任险种董事责任险是以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和监事因疏忽或过失对公司、股东、雇员及社会公众承担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赔偿责任来进行赔偿的特殊的职业保险。
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国家,D&O责任险出现行情看涨的趋势。
统计显示,在美国,96%的上市公司投保D&O责任险;在加拿大,上市公司投保的比例高达88%;高科技、生物、银行等几个被认为风险较大的几个行业D&O责任险则更为普遍。
D&O责任险费率也一路攀升,达到保额的5%。
美国保险市场上,AIG保险集团是D&O责任保险市场的龙头老大,其次依次是Chubb、Aetna,其他著名的保险人还有CIGNA、Crum and Forster、Home等等。
如此明显的对比之下,中国的董事责任险市场更显冷清。
综合分析双方市场的.差异,并结合我国市场和法律环境的实际情况,总结下来,我国董事责任险发展困境所导致的原因如下。
一、法律和司法环境的差异由于我国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时间较短,董事的民事责任制度、利益保护机制还存在立法缺陷,这些都成为董事责任保险开展的巨大制度障碍。
民事赔偿责任的认定和司法判罚的操作都影响到投保人考虑通过保险转嫁损失赔偿的投保需求,也是董事责任险确定赔偿责任和支付赔款的依据。
案例1:国律实业通过拍卖受让了ST炎黄5万股法人股,当时成交价为每股2.822元,总价14.11万元;但到2004年6月,却曝出ST炎黄存在重大违规担保事项。
国律实业据此起诉,要求ST炎黄赔偿有关经济损失,并将高管一起告上法庭。
CFaR理论研究综述(全文)一、引言现金流在险值(Cash Flow at Risk,CFaR)是研究者在在险值(Value at Risk,VaR)的概念基础上提出的应用于非金融机构的现金流风险度量工具。
CFaR度量在一定置信水平下公司未来某一时刻所面临的现金流的最大短缺额,其将公司所有的风险敞口融合为一个单一的数据来指导管理层的风险管理决策。
与先前度量企业现金流风险的财务指标、波动性指标方法相比,现金流在险值技术更加简单明了,数据需求量不大,而且受到科学的统计方法支持,越来越受到非金融企业风险管理者及许多著名咨询机构的重视。
二、文献综述CFaR技术的发展是学术界与企业界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发展共经历了简单估计、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以及基于敞口的四个发展阶段。
(一)简单估计的方法早期的学者和从业者根据VaR的原理,利用简单的公式估计了现金流在险值。
在假设现金流正态分布,并且已知其波动性和期望收益的前提下,CFaR值被定义为现金流的短缺或现金流预期值与真实值之差,其计算方法如方程(1)所示:CFaR(95%的置信水平)=1.65×现金流的波动性(1)根据不同的置信水平,现金流波动性所乘的参数1.65也相应地变化。
这一方法简单易行,但在计算现金流波动性时直接把所有风险因子的影响考虑到现金流的变化量中,没有具体刻画出风险因子的影响方向和大小(卢煌平,2021)。
(二)自下而上的方法J.P. Morgan (1999)提出的公司风险矩阵(Corporate Metrics)为衡量公司在总体环境下,当市场价格发生变动时,影响公司现金流量波动所产生的风险。
这种方法属于由下而上的技术,试图区分出暴露在市场风险下的现金流成分。
该模型要求必须明确指出所有暴露于市场风险中的因素,分析过程繁杂且须对公司非常了解,比较适合公司内部人士使用。
此模型特色在于可以确认市场价格与公司现金流量的关系,只因省略一些重要的风险来源,导致估计出的在险值不够准确。
董监高责任保险与企业“漂绿”行为:抑制还是加剧?马嘉萌 王 佳(上海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200444)摘 要:“漂绿”现象的泛滥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阻碍。
为探索治理企业“漂绿”行为的有效方案,本文以2008—2021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董监高责任保险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董监高责任保险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
机制分析表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是董监高责任保险抑制“漂绿”行为的内在渠道。
同时,本文还发现董监高责任保险对“漂绿”的治理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从外部监督机制来看,政府监管和媒体监督与董监高责任保险的“漂绿”治理功能之间存在一定替代效应,而投资者关注对董监高责任保险的“漂绿”治理更多发挥了互补作用;从管理层团队特征来看,在董监高团队女性比例较多、平均年龄较小以及拥有较多海外背景的情况下更有助于强化董监高责任保险对“漂绿”行为的抑制效果。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董监高责任保险的发展和“漂绿”行为的监管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关键词:董监高责任保险;漂绿;外部监督;内部治理中图分类号:F842.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23)11-0055-12DOI :10.19647/ki.37-1462/f.2023.11.007一、引言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企业作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中坚力量,承担着绿色发展的社会责任。
绿色信息披露是企业对外公开环境社会责任表现的重要窗口,更是外部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绿色发展的关键渠道。
尽管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规模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其中仍存在不少“滥竽充数”的情况。
企业通过选择性地对外发布对自身有利的环境信息为自己披上“绿色”外衣,但事实上并未作出实质性环境举措的行为被称为“漂绿”行为(黄溶冰等,2020)[1]。
财务风险文献综述(一)摘要:在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今天,企业时刻都面临着来自市场的各种风险。
财务管理系统作为企业风险预警器,愈来愈显示出其重要性。
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的目标在于了解风险的来源和特征,正确预测、衡量财务风险,进行适当的控制和防范。
关键词:财务风险成因控制防范一、财务风险的概念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财务风险是企业在财务活动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企业的实际财务收益与预期的收益发生偏离,进而造成企业蒙受损失的机会和可能。
山西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李燕在2008 年第 5 期的会计之友上发表《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分析及其控制》,她认为由于财务环境复杂多变,企业本身的资本结构不合理,管理者盲目扩大规模导致决策失误使得企业产生了财务风险。
企业应该从完善财务管理系统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建立高效的风险预警机制和分析指标,并且强化财务管理人员的财务风险意识这三个方面来控制企业的财务风险。
青岛科技大学的于新花在《会计之友》2009 年第二期中发表了《企业财务风险管理与控制策略》。
她分析了财务风险的影响因素和控制原则,进而提出了防范和化解企业财务风险的对策并结合房地产业谈了该行业应采取的措施。
她认为风险的产生是由于资本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债务水平高,企业资产的流动性弱,及财务决策失误和财务环境复杂多变并提出了通过建立合理的资本结构, 进行多元经营,制定合理的风险决策,建立财务预警机制等方式防范财务风险。
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岳上植,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张广柱在2009 年会计之友第一期下发表了《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模型构建研究》。
他们以中国沪深两市的 A 股上市公司资料为基础,利用距离判别分析法建立了一个既可以预测财务危机,又可以分析其成因的预警模型组,包括:预测企业整体危机,经营效率,财务结构是否合理的模型;预测企业是否具有成长能力以及偿债能力是否存在问题的模型。
这些模型可以及时发现潜在的财务危机并查出其产生的原因,有利于将财务危机控制在萌芽状态。
保险行业研究报告保险行业研究报告(上)近年来,保险行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保险产品的需求逐渐增加,保险公司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保险行业作为风险管理的工具,对于个人和企业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对中国保险行业的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并分析未来的发展趋势。
首先,我们将对中国保险行业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
根据数据显示,中国保险业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逐渐发展起来。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保险市场逐渐开放,吸引了一大批国际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这种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中国保险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其次,本文将对中国保险产品的种类进行分类介绍。
根据目前的市场概况,保险产品可以分为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两大类。
其中,人寿保险涉及个人的风险保障和财富传承,包括终身寿险、年金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等。
而财产保险则涉及企业和个人的财务风险保障,包括车险、健康保险、责任险等。
随着人们保险意识的增强,保险产品种类也在不断丰富。
接下来,我们将分析中国保险行业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首先是保险市场的竞争加剧,使得保险公司需要提高产品的差异化以吸引客户。
其次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保险的兴起给传统保险公司带来了很大压力。
然而,这也是中国保险行业的一个机遇,通过科技的运用,保险行业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最后,我们将对中国保险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人寿保险的需求将会增加。
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升,财产保险也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此外,保险行业还将面临着监管政策的变化,这将使得保险市场更加规范,公司之间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
总结起来,中国保险行业面临着很多挑战,但也有很多机遇。
保险行业将通过创新、科技和市场调整来应对挑战,实现更好的发展。
同时,保险公司也需要注重产品的创新和服务的升级,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我们相信,中国保险行业在未来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体育场馆公众责任险的研究综述①刘 婧(首都体育学院研究生部,北京 100088) 摘 要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在大量收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对公众责任险的含义、险种、产生背景、问题以及策略进行了研究综述,以期对今后体育场馆公众责任险及其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与帮助。
关键词 责任险 公众责任险 体育场馆 现状 1 引言场馆作为一个公共场所对社会开放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公共场所对社会开放就会存在公共安全问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必将引入保险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增加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公,维护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促进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步伐。
2 研究现状2.1公众责任险的含义及险种2.1.1公众责任险的含义公众责任是指公共场所的经营人在经营公共场所时由于过失等侵权行为,致使在该公共场所的消费者的人身或财产受到了损害,依法应由责任人对受害人承担的赔偿责任。
也称普通责任保险或者综合责任保险,承保被保险法人或其雇员在从事业务活动时,因意外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引起的法律赔偿责任。
2.1.2公众责任险的其中主要险种1)场所责任险适用于商店、办公楼、旅店、公共娱乐场所、体育馆和音乐厅等向公众开放的场所。
2)电梯责任险电梯责任险一般包括在场所责任险内,但是也可以单独承保。
3)承包人责任险适用于各种工程、装卸作业及修理行业等,投保人是承包人。
4)个人责任险适用与个人及家庭的日常生活活动。
5)环境责任险又被称为“绿色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承担的损害赔偿和治理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
2.2公众责任保险的研究概况公共责任险是责任保险中的一种,而场馆责任险是属于公共责任险。
对责任保险研究的文献资料致力于回答公众责任险的概述、公众责任险的现状、和推动公众保险的策略。
《董事高管责任险对股权融资成本影响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企业治理结构的日益完善,董事高管责任险(D&O Insurance)逐渐成为上市公司风险管理和财务安全的重要工具。
该险种为公司的董事和高管提供了因不当行为或诉讼而产生的经济赔偿保障。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董事高管责任险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以揭示其对企业融资决策和资本市场运作的实质性作用。
二、文献综述过去的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险的引入可以降低公司因潜在诉讼风险而产生的财务压力,进而可能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股价。
对于股权融资成本而言,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公司治理结构、信息披露和监管环境等方面,但针对董事高管责任险的直接研究尚显不足。
已有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险的购买可能通过提高投资者信心、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减少诉讼风险等方式,间接降低股权融资成本。
三、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收集相关数据,运用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具体包括描述性统计、回归分析等方法,以揭示董事高管责任险与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
四、数据与实证分析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本研究从中国证券交易所官网和公司年报等途径获取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
在筛选样本时,我们剔除了金融行业、ST公司以及数据不全的公司,最终选取了近五年内购买了董事高管责任险的公司作为实验组,同时选取了相同时间内未购买该险种的公司作为对照组。
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本研究以股权融资成本为主要因变量,以是否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为自变量,同时控制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杠杆率等可能影响股权融资成本的其他因素。
构建的回归模型旨在揭示董事高管责任险与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相关性。
3. 实证结果与分析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的公司其股权融资成本较低。
这表明董事高管责任险的购买可能通过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减少诉讼风险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了股权融资成本。
此外,我们还发现公司规模、盈利能力等因素也对股权融资成本产生显著影响。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吗作者:张十根陈昕彤王信平来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2年第05期摘要:已有文献大多从财务视角考察董责险的经济后果,鲜有文献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非财务视角对董责险的经济后果进行检验。
本文以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董责险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经验证据表明,购买董责险有助于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进一步研究发现,董责险对高管的保护程度越高,越能有效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董责险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在高管薪酬越低、独董比例越小的公司中越为显著。
关键词: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公司治理一、引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问题越来越引发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为了引导和规范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我国陆续出台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深圳证券交易所早在2006年就发布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08年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
近年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问题被列入国家发展大政方针政策之中并被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就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保障劳动者待遇和权益”“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等发展理念。
随着国家引导和规范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关法律、政策不断出台,大量企业纷纷积极响应,交通银行、中化集团等在董事会中设立社会责任委员会等公司治理机制以推动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1]。
伴随着实务界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践的不断展开,学术界也开始广泛关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问题。
梳理已有文献可以发现,研究主要聚焦于高管海外背景[2~3]、高管性别[4~5]等高管特征层面,企业财务特征[6~7]、企业文化[8~9]等公司特征层面,文化传统[10~11]、社会信任[12~13]等非正式制度层面。
随着社会责任与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活动渗透融合趋势的不断凸显,学术界越发意识到通过设置公司治理机制将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外部约束内嵌到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活动中是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选择[14]。
企业投资效率研究综述一、本文概述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投资效率问题逐渐成为了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
企业投资效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也是衡量企业经营状况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因此,对企业投资效率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企业投资行为的内在规律,也有助于为企业提高投资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本文旨在全面综述企业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分析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评估方法以及优化策略等方面的研究现状,以期为企业提高投资效率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文章首先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定义和内涵进行界定,明确研究范围和目标;接着从投资环境、企业内部因素、投资者行为等多个维度出发,探讨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关键因素;然后,对企业投资效率评估方法进行总结和评价,为企业进行投资效率评估提供方法论支持;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提出优化企业投资效率的策略建议,以期为企业提高投资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通过本文的综述,我们期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系统的企业投资效率研究框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推动对企业投资效率问题的深入研究,为企业提高投资效率、增强市场竞争力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企业投资效率的概念及理论基础企业投资效率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指标,反映了企业在资本运用方面的效果和效益。
其核心内涵在于企业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通过科学的投资决策和管理,实现资本的最大化增值。
一个企业的投资效率高低,不仅关乎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更对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具有重要影响。
在理论基础上,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主要依赖于现代金融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公司财务理论。
现代金融理论中的有效市场假说(EMH)认为,在完全有效的市场中,投资者无法通过分析信息或采用特定的交易策略来获得超额收益,企业的投资决策应基于市场信号而非个别信息。
文献综述一、国外研究现状我国民营企业财务风险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
根据我国的国情,民营企业的发展历史、股权结构等多种方面与非民营企业是不相同的,因而在对财务风险的研究,两者是区分开来研究的。
诸多学者先后对民营企业财务风险的理论和实践应用进行了有关研究如下。
郭仲伟教授(1987)在《风险分析与决策》一书中,全面的系统的研究了风险分析与决策的方法,这本书主要是借鉴了国外风险理论,指导人们如何对风险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
刘恩禄、汤谷良(1989)在《论财务风险管理》一文中,第一次全面论述了如何给财务风险下定义、财务风险有哪些特性以及财务风险管理的步骤和方法是什么。
企业只有掌控了这些,才能更好的防范企业在面临风险时临危不乱,这样企业向强壮的发展跨进了一步。
向德伟(1994)在《论财务风险》一文中,全面细致的分析了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及存在的基础,他认为“财务风险是一种微观风险,是企业经营风险的集中体现”,他运用广义财务风险概念,将财务风险分为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资金回收风险和收益分配风险四项。
”文章明确指出了财务风险的重要性,为财务风险理论向更深一层推进奠定了基础。
怯来法(1995)为财务风险下立定义,认为财务风险是“由公司的负债直接引起的,并由负债公司的股东承受的风险”,“公司资本结构中的借入资本比例愈大,则公司没有剩余现金支付股息的可能性也愈大。
普通股东承受的这种股息减少或没有股息的风险称为财务风险”。
唐晓云(2000)在《略论企业财务风险管理》一文中,认为企业财务风险是指在各项财务活动中,由于各种难以预料或控制的因素的影响,财务状况具有不确定性,从而使企业蒙受损失的可能性。
她进一步将财务系统分为筹资风险、投资风险、现金流量风险和外汇风险四种。
顾晓安(2000)在《企业财务预警系统的构建》一文中,从内部控制的角度来探讨,指出企业要通过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系统,保证企业经营活动的效益性,从而制约和调整企业内部业务活动的自律系统,最终达到防范和控制财务风险的目的。
【作者简介】支卉(1998-),女,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管理会计。
1引言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简称董责险),是为承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在履行管理职务或雇员职责时,可能存在的不当履职行为所导致的公司、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损失的风险而购买的一种职业责任保险,通常由企业负责购买。
2020年4月,瑞幸咖啡造假案的发生让董责险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
2021年11月12日,康美药业一审判决公布,由于承担连带责任,其中5名独立董事被判决赔偿上亿元。
这一“天价”赔偿引起了市场的巨大震动,导致上市公司出现了大规模的离职潮,给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进而再次推动了董责险行业的增长,其中独立董事的需求尤为突出。
据悉,截至2023年9月24日,A 股上市公司已发布超过300条购买董责险相关的公告,拟购买的董责险责任限额最高为7.5亿元,最低为1000万元。
董责险对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产生了影响吗?影响程度如何?这既是董责险需求方关注的焦点,也受到董责险供给方的关注。
本文以2016-2021年深沪两市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董责险对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
2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自2001年起,中国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正式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以此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推动上市公司的规范运营。
近年来,董责险对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影响一直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履职有效性意味着在遵循规定的基础上,独立董事能够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并发表勤勉意见,提醒董事履行披露和更正的责任,代表股东监督公司,保护股东的权益。
宣杰等[1]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分析和文献的梳理,提出了独立董事繁忙程度、独立董事薪酬水平、独立董事出席会议次数、独立董事比例4个指标来评估独立董事履职的有效性。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进一步以这4个指标为变量研究购买董责险对独立董事履职效果的影响。
2.1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独立董事比例根据李从刚等[2]实证研究显示,董责险的购买可以有效监督企业的违规行为。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日益频繁,董事高管责任保险(D&O保险)在企业并购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凸显。
本文旨在探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分析其如何影响企业并购决策、并购后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企业风险控制等。
二、文献综述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决策和风险管理等方面。
该类保险通过为企业提供一定的风险保障,降低了高管和董事在决策时面临的法律风险。
在并购过程中,这种保险可能会影响企业决策者的行为,如降低对目标企业的风险评估标准、调整并购策略等。
因此,有必要对企业并购过程中D&O保险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
三、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并购的影响(一)影响并购决策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可以降低企业决策者在并购过程中对风险的担忧,从而更积极地参与并购活动。
由于该保险为企业提供了法律风险保障,企业可能更愿意尝试更高风险的投资和更大规模的并购活动。
同时,由于保险公司可能要求公司在签订D&O保险前加强风险管理措施,企业可能在进行并购决策时更加注重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二)影响并购后的公司治理结构D&O保险可能影响企业并购后的公司治理结构。
一方面,由于保险公司可能对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一定的监管,要求企业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因此,在并购后,目标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会受到收购企业D&O保险的影响。
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股东和监管机构对公司治理的要求,企业可能会在并购后调整公司治理结构,以降低潜在的法律风险。
(三)影响企业风险控制D&O保险作为一种风险控制工具,对企业并购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并购后的经济风险和心理压力,为企业提供足够的经济保障和安全感。
其次,该保险的引入也可能导致企业更重视对风险的控制和评估,在并后能够及时有效地发现潜在的风险点并进行有效应对。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的影响作者:潘江玥张雨奇来源:《现代企业》2024年第05期上市企业管理层与治理层的代理问题一直深受国内外重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化解代理问题的重要举措,逐渐得到上市企业的认可。
随着资本市场相关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董事和高层管理人员受到更严监管,上市公司与公民的经济纠纷逐渐增加。
因此,保險公司推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第三方机构进入到上市企业治理体系中,提高公司治理能力,对管理者的道德风险进行约束,并对股东的利益进行保障,从而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
一、引言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金融危机,随着董事高管问责机制的出现,执业风险大幅增加,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应运而生,当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被问责并被追究法律责任时,由保险公司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得益于其对董事高管的日常保障,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成为上市企业公司治理的重要环节。
2001年,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被引入中国,随着独立董事制度的大规模推行,该保险也得到了相应的关注,但十年时间参保的上市公司不足10%。
2020年,新《证券法》颁布,资本市场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政府强调从严监管上市公司,董事和高层管理人员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督,为应对高严、高压的法律环境,公司将目光投向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以实现对公司治理的风险防范,推动企业价值的增值。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公司作为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主体,其治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是企业快速成长的重要推动力。
同时,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督的共同作用,对于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的主要责任在于董事、监事以及高层管理人员,治理层的管理决策能力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依托,也是股东利益得到保护的重要保障。
外部监督则主要是经济市场法律法规的制定的颁布,通过法律手段规范企业的信息披露、投资者权益等方面,并建立集体诉讼制度,从而对企业董事与高管的行为与权利进行约束,有效避免公司弊案的发生。
董事责任险需求研究综述(一)摘要:典型的董事责任险通常包括个人保障部分与公司保障部分。
个人的保险需求可以用风险厌恶来解释,而公司的保险需求则一直是经济学和公司金融理论的一大难题。
最早,Mayers 与Smith(1982)提出了公司购买保险的七大动机,经过后人的补充与引申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命题。
20世纪90年代之后,研究者对这些理论及其蕴涵的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董事责任保险;保险经济学;保险需求;公司治理董事责任险(全称应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本文简称“董事责任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责任险,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被上市公司普遍地采用,美国某些行业的投保率甚至达到100%,因此,对这一广泛应用的险种进行研究,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董事责任险承保的是董事责任诉讼风险,而超过半数的董事责任诉讼是由股东发起的,是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董事责任险承保的实际上就是公司治理风险;另一方面,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许多假说,如薪酬说、监督说等同时也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研究必然大大推进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
此外,董事责任险的买卖双方都是具有相当专业知识的机构,企业要决定买不买以及买多少,而保险公司会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收取相应的保费。
企业的决策是建立在明确具体的风险管理战略基础上,从而符合理性人的解释,还是纯粹出于惯性,从而更符合行为金融的解释?董事责任险为我们检验这些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一、基本理论及相关命题传统上,人们将公司购买保险的动机归为风险厌恶。
风险厌恶用于解释董事责任险的个人需求部分是有足够说服力的——董事和高管人员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股东诉讼的风险,而股东诉讼往往可能使董事面临巨额的赔偿,使其个人财富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这样,风险厌恶的人要么不愿出任董事和高管,要么就采取过于保守的管理策略,以减少出错的机会,而这对于企业来讲都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为了吸引管理人才,并激励其开拓创新,企业就会为任职的董事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购买董事责任险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风险厌恶却无法很好地解释董事责任险的公司需求部分。
因为公司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在公司这样的企业组织形式下,风险是由股东依据其股份多少来分摊的,而股东又可以通过资产多元化来规避这部分非系统风险。
另外,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由于保费加成的存在,董事责任险的保费往往超过预期理赔成本,因而,作为一项投资,董事责任险的净现值为负。
这就使得董事责任险公司需求部分的存在显得让人难以理解。
对公司保险需求的经典解释来自Mayers与Smith(1982),他们从MM定理出发,提出了公司购买保险的七大动机:第一,保险公司是最佳的风险承担者。
交易成本的存在决定了公司的风险具体由哪一方来承担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是不同的。
由于人力资本具有不可分割性,公司管理者和员工要求的风险补偿往往较高,而股东和债权人尽管可以利用资本市场来规避风险,但受资本存量制约,其风险承担能力有限。
保险公司是专门从事风险管理的,在风险评估和防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能够降低风险管理的成本,从而提升公司的价值。
第二,保险可以降低期望破产成本。
公司破产时要发生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费用,将主要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企业破产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因而,只要预期破产成本减少的现值超过保费加成的现值,企业就有动力购买保险。
第三,保险公司可以提供有效的理赔服务。
由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结果,保险公司在处理索赔方面享有比较优势。
对于因财产损失和责任诉讼引起的索赔,保险公司将利用其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点进行处理,公司的理赔部门还会对相关处理决定进行复核。
尤其是在责任诉讼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将聘请经验丰富的当地律师,代表企业进行抗辩。
第四,保险公司可以发挥外部监督者的功能。
根据代理理论,公司各个相关方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其决策都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为准则。
由于缔约成本的存在,人们无法事先签订一个面面俱到的契约,总有一些事项是合同中没有约定的,于是就产生了监督的需要。
而保险公司便可以充当监督者的角色,而且,相对于其他监督机制,如外部顾问等,保险公司会更加尽责。
第五,保险可以约束管理者的投资决策。
由于股东和债权人利益上的分歧,企业有可能投资于某些净现值为负或拒绝某些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债权价值会因此而减少,股权价值却增加。
意识到这种财富转移的可能性,债权人就会在购买债券时压低报价。
为了降低融资成本,企业不得不在债务合同中承诺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行自我约束,而购买某些保险便是常用的方法之一。
第六,保险可以减少期望税赋。
税法某些条款的规定使得当公司的税率是累进制时,相对于自保来说购买保险会降低企业的期望税赋。
第七,保险可以降低监管成本。
某些行业的产品定价是受到管制的。
为了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监管方必须对损失的分布进行估计。
而保险公司在损失估算方面是专家,他们通过测算损失发生的概率与损失的期望值来确定风险的大小,并在此基础上加成,从而确定具体的保费。
为了提高效率,监管者就倾向于由保险公司负责损失估算。
另外,由于保费加成随着产品价格转移给了客户,企业也有购买保险的动力。
在后来的研究中,Mayers与Smith(1987)对保险在约束企业投资决策方面的功能进一步做出了论述:意外损失使得某些资产的价值取决于未来的追加投资,因而具有买入期权的特征——如果损失不发生,资产的价值与未来的投资决策无关,而一旦损失发生,其价值就要看公司是否会追加投资以重置该项资产。
另一方面,在企业的资本结构中存在债务的情况下,追加投资的收益将主要用来偿还债务,从而使得股东的境况有可能比没有追加投资时还要差。
这样,即便净现值为正,企业也不愿追加投资。
投资不足将导致债权人可能无法足额收回借款。
因此,债券发行时,债权人就会把投资不足的风险考虑进去,并反映在其报价中,投资不足产生的成本最后还是由股东承担。
为了获得低成本的资金,企业就会千方百计使债权人打消疑虑,例如,在债务合同中规定限制分红,留存一定的资金用于偿还债务或进行投资。
为某些资产购买保险也是债务合同中经常采用的措施。
此外,他们还对最优保额进行了研究,认为避免投资不足没有必要足额投保,最优保额的临界点由资产结构中债务的金额与损失净额来决定,债务金额和损失净额越大,保额就应该定得越高。
在Mayers与Smith(1982)的保险监督功能基础上,Holderness(1990)将董事责任险需求与公司治理联系起来。
他认为,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董事责任险可以从不同方面起到监督管理层的作用:首先,保险公司在决定承保之前,要对被保险人进行彻底的了解;其次,当董事责任诉讼发生,企业根据保单索赔时,保险公司要对引起纠纷的董事行为进行全面的调查;此外,董事责任险还有利于其他监督机制的发挥——董事责任险的存在,使企业更有可能招募到胜任的独立董事,增强了董事会的独立性,从而更有效地维护股东利益。
这样,Holdemess(1990)就做出论断: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是为了实现对管理层的监督。
他根据1979年Wyatt的董事责任险报告对这个论断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所有权与管理权越是分离从而代理问题越是严重的公司越是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
Romano(1991)对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的动机有不同于前人的看法。
她认为,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的目的是避免董事决策失误给股东造成的损失。
通常,补偿管理者因为董事责任诉讼所遭受的损失是公司的法定义务(CorporateIndemnifieationPlans-CIPs),公司还可以通过修改章程对董事的责任加以限制(LimitedLiabilityProvisions-LLPs)。
这样,在CIPs法定LLPs普遍采用的情况下,董事的利益已经得到有效保护,公司没有必要再购买董事责任险。
董事决策失误的最大受害者是股东,董事责任险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股东,因而股东最有动力购买董事责任险。
Gutierrez(2000)也是股东利益保护说的支持者。
但不同于Romano(1990)关于董事责任险在CIPs法定、LLPs普遍采用下没有必要存在的论据,她认为董事责任险和LLPs都是优化董事薪酬契约的均衡解的一部分。
通过一个三阶段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Gutierrez(2000)证明了股东可以通过对董事法律责任与薪酬的设定,确保董事有动力去履行职责,而股东有动力进行诉讼,从而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
她的推理可以归纳为:股东诉讼是有成本的,因此赔偿金额必须足够高股东才有动力行使诉讼权。
而另一方面,股东诉讼权的行使还受到董事的支付能力的影响,在缺乏董事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对于同一赔偿金额,如果董事支付能力弱,股东因担心无法足额获得赔偿,就缺乏诉讼的动力;如果董事支付能力强,而赔偿额又高的话,即使董事存在过错的可能性很低,股东也有动力频繁提起诉讼。
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实现,因此,有必要为董事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
具体来讲就是,当董事支付能力强时,最好的办法是对最高赔偿额进行限定,或是对董事责任加以限制,从而防止股东诉讼过度;当董事支付能力弱时,就需要为董事购买保险,从而刺激股东诉讼的积极性。
这些理论为研究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通过后人的补充与引申,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命题:1.风险厌恶说。
董事责任险是公司吸引风险厌恶的管理人才为企业服务的手段。
这样,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受到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以及公司发生诉讼风险的可能性的影响。
由于大公司拥有更多的员工和更多的资产与客户,其面临的诉讼风险更大,因而公司的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正相关。
一些引起公司规模变动的活动,如资产并购和剥离等会增加诉讼风险,因而会增加公司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
拥有公司股份的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较高,因此董事责任险需求与管理层持股正相关。
另外,由于独立董事的风险大于内部董事,独立董事的比例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也应该正相关。
2.薪酬组成说。
董事被认为是风险厌恶的,对于其任职的风险会做出理性的预期,并索取相应的风险报酬。
这样,董事责任险就可以看作是董事薪酬的一部分。
按照这个说法,董事责任险需求应该与董事的其他形式的报酬负相关。
3.管理者资质信号说。
通常,优秀的管理者较少遭到董事责任诉讼。
为了向外界显示自己的才能,优秀的管理者就倾向于把免赔额定得高一些。
当管理者的资质不易评价时,这种信号的作用尤其重要。
由于成长型公司和股价波动大的公司的业绩容易受管理者资质之外的因素影响,其管理人员更加需要通过高免赔额增强投资者信心,因而,成长型公司和股价波动大的公司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较小。
4.财务困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