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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08年第3期《妇女研究论丛》学术期刊
斯皮瓦克“属下”研究及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基于性别和种族的双重视角
许晓琴
摘要：斯皮瓦克在其著名的《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论文中，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立场重读文学经典，对三部西方女性小说文本进行后殖民批评和分析，并将“属下不能发言”的政治伦理运用到对文学文本的批判阅读之中。斯皮瓦克以性别和种族的双重视角，对西方白人女性文学文本进行后殖民解读和充满洞见的批评，对后殖民批评有着独特的贡献和重大意义，不仅拓展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空间，并且丰富和发展了后殖民批评理论。斯皮瓦克所倡导和践行的文学、文化批评的政治伦理观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使她成为一位颇具影响和独树一帜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
关键词：“属下/贱民”；斯皮瓦克；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一、批评策略与批评立场
1976年盖亚特里·查克拉巴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42—)发表了著名的英文翻译论著, 即雅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在长达80多页的“译者前言”中系统地阐释了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充分体现其对德里达思想的准确把握与研究，由此而蜚声北美理论界。此后，斯皮瓦克开始了她具有解构色彩的大量批评实践以及有着犀利批评文风的著述生涯。斯皮瓦克逐渐成为当代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与赛义德、霍米·巴巴(Homi K．Bhabha)一起被誉为“后殖民三剑客”。赛义德的理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 巴巴的理论有较强的“第三世界”文化批判和“少数族群”研究特色，通过模拟、戏仿对殖民话语进行解构和颠覆,斯皮瓦克的理论则带有鲜明的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色彩。她的关于属下不能发言、全球后殖民状况、女性贱民主体、后殖民批评主体身份、国际劳动分工和剥削关系、帝国主义危机控制新方式等论述不仅在文学、文化批评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丰富了发展中的后殖民理论,这使她在后殖民批评领域的学术影响仅次于赛义德，成为继赛义德之后美国最重要的后殖民批评家。
斯皮瓦克在理论归属上较为复杂。她在《在他者的世界里：文化政治学论文集》（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1987）著作中，斯皮瓦克承认德里达的著作对她自己“有潜在的影响”，并不止一次地称德里达为自己的老师，然而她又一再声明说“我不是一个解构主义者”①。她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同样难以确定，一方面她对萨拉?达尼乌斯（Sarah Danius）和斯蒂芬?琼森（Stephen Johnson）表白，“我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另一方面却又对罗伯特?扬(Robert Y oung)宣称，“我是个旧式的马克思主义者”②。同时，在她的著述中也常常可以看到多种理论和方法被“嫁接”、整合的痕迹。在批评实践
作者简介：许晓琴，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2007年度社科研究重点项目“爱德华·赛义德后殖民‘对位批评’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7SA068）。
中，斯皮瓦克不断变换自己的批评方法和批评策略，理论方法灵活多变，她总是“拒绝在排斥其他学派的前提下信奉任何一种批评学派或文化/政治的主导叙述方法”③。她坚持认为批评家必须在“没有一个总体的分析立场”④的情况下从事批评。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相比,斯皮瓦克的理论明显存在“片断性”而缺乏体系性的缺陷，因而她的后殖民批评也被认为是“最难捉摸、最为复杂”⑤和最具争议性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斯皮瓦克在后殖民批评中引进了性别视角，将女性（性别）话题作为后殖民批评独特的分析类型，以女性（性别）的视角进行富有洞见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因此“性别问题在斯皮瓦克整个经历以及她全部的兴趣范围内都是她著作的焦点”⑥。而这恰恰是赛义德的缺陷和盲点，正如吉尔伯特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东方学》还是《文化与帝国主义》“基本上仍停留在一个男性/男性主义概念的视野范围内”⑦。尽管斯皮瓦克的理论方法多样，批评立场灵活,但通过分析考察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实践,不难看出其理论批评有着浓厚的解构主义的底蕴和明显的解构主义的批评色彩，因此斯皮瓦克的批评往往又被称为解构批评。
二、“属下”研究与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
作为一个后殖民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斯皮瓦克的批评大多是围绕女性而展开的。由于她来自第三世界的身份背景,她总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历史与现实中的第三世界妇女,关注“贱民”/“属下”(subaltern)那些沉默的边缘群体。“贱民”/“属下”一词源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葛兰西的原意是指农村劳动力和无产阶级，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对“属下”概念进行了扩展和引申，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阐释。按照斯皮瓦克的观点，“属下”/“贱民”用来指那些没有自己话语权或不能表达自己的群体。“属下”身份和“贱民”地位使妇女们的境况如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1月18日》中描述1848法国大革命中的那些农民一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代表。”⑧“属下”/“贱民” 尤其是指那些承受性别、种族、阶级多重压迫不能言说自己，失去了自身主体性的女性群体，她们是承受双重权力话语，即白人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的压制而成为沉默的“他者” 群体。于是，斯皮瓦克将葛兰西有关“贱民”/“属下”的命题运用于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其主题是反对帝国的殖民话语和男权中心话语，批判帝国的霸权意识、殖民主义意识和殖民主义的叙事；同时，质疑欧洲中心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产物——西方白人女性主义，反对和抵制女性理论中的白人主义的话语霸权，揭露西方白人女性主义对第三世界妇女形象的扭曲和丑化。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同时也成为她的后殖民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
“贱民能否发言”是斯皮瓦克后殖民研究和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心话题，也是“贯穿她书写生涯的一条主线”⑨。斯皮瓦克最有影响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主要体现在《属下能说话吗?》（又译为《贱民能否发言？》论文中。1985年,斯皮瓦克发表了“属下能说话吗?关于寡妇自焚的思考”⑩的论文。1988年又发表了长篇论文“属下能说话吗?”○11。斯皮瓦克将“贱民”的命题用来研究印度边缘群体——“性别化的贱民”(gendered subaltern)的处境。斯皮瓦克以1929年被英国废止的印度寡妇自焚(sati)为例,对印度古老习俗——寡妇殉身进行分析。斯皮瓦克的观点认为，英国殖民主义话语霸权主要表现在对寡妇一词的翻译的“讹
误”之中。寡妇殉身是指印度宗法制社会的一种礼教仪式，丈夫死后妻子要登上亡夫祭坛进行自焚。梵语“寡妇”一词的传统写法是“sati”,而早期英国殖民者却将其译为“suttee”。“sati”的原意是“好妻子”,而“suttee”则是“忠诚的”自焚殉夫的仪式的意思。斯皮瓦克指出，殖民主义者的这种语言误译或改写显现出“男性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结构”○12，而且是帝国话语和男性话语的双重霸权最生动的注解和例证。对此,斯皮瓦克进一步分析指出,“白人,在试图从褐色男人手中拯救褐色女人时,通过在话语实践中绝对地把好妻子与在丈夫的火葬堆上的殉身认同”,这无疑是给予印度妇女尤其是寡妇以一种话语控制,实质上这是“一种更大的意识形态的限制”○13。斯皮瓦克认为在印度这个前殖民主义国家中,帝国主义总是与阶级压迫和性别压抑胶着在一起，女性因此成为帝国主义霸权和男权统治的双重牺牲品。女性在夫权制和帝国主义的双重扼制下,成为帝国话语和男性话语书写欲望与意义的文本。印度本土传统观念也认为,女人在丈夫去世时只有自焚为丈夫殉身的女性才能得到超升，否则其肉身就将在生死轮回中永远不得解脱。斯皮瓦克对印度本土在“寡妇殉身”习俗所表现出宗教施予的精神统治与胁迫性，以及男权中心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斯皮瓦克认为，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学中的女性都被打上了父权制和殖民化过程的贱民烙印,在男性意识形态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双重建构下,妇女群体成为虚构性和想象性的“他者”。她尖锐指出，“在父权制与帝国主义之间、主体构成与客体形成之间,妇女的形象消失了,不是消失在原始的虚无之中,而是消失在一种疯狂的往返穿梭之中,这就是限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第三世界妇女’错置的形象。”○14斯皮瓦克指出,作为殖民地的底层妇女(属下妇女)的“他者”,“受到双重的掩盖”,“在属下阶级主体被抹去的行动路线内,性别差异的踪迹被加倍地抹去了。问题不在于女性对叛乱的参与,或性别劳动分工的基本规则,这二者都‘有据可查’。相反,既作为殖民主义历史编撰的客体,同时又作为叛乱的主体,性别的意识形态建构一直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属下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属下就被更深地掩盖了”○15。在这样的境况下斯皮瓦克提出了质疑和诘问“属下能说话吗?”，斯皮瓦克作了肯定的回答和结论:“属下是不能说话的”○16。作为知识分子的女性、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斯皮瓦克担当起为她们说话和呐喊的责任。斯皮瓦克从性别的视角, 进一步对经济和阶级关系引起的社会变革进行批评和分析,并对被压抑、被边缘化的女性贱民意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斯皮瓦克的贱民研究揭示了贱民沉默的历史事实，展现出历史再现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并以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完成其批评主题诉求。
三、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集中体现在著名的《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Three Woma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1985）○17这篇论文中。斯皮瓦克将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用于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将“属下不能发言”的政治伦理运用到对文学文本的批判阅读之中，这也正是斯皮瓦克对后殖民批评的贡献之一。在《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中, 斯皮瓦克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立场来重读文学经典,对19世纪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经典作品《简·爱》(Jane Eyre)、20世纪英属西印度群岛女作家简·里斯(Jean Rhys)的《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以及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三个女性小说文本进行后殖民批评和分析，并对这些文本作出全新的阐释。
《简·爱》是一部历来“为女性主义狂热崇拜的文本”○18,这部西方经典一直被看作是妇女个人奋斗的历程。传统的文学批评认为，《简·爱》是一部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小说。整部作品以自叙形式写成，小说主要描写了简·爱与罗彻斯特的爱情。在简·爱的内心世界里，爱情应该建立在精神平等的基础上，与社会地位、财富和外貌无关，只有男女双方彼此真正相爱，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它表现了一种理想的爱情，它超越一切等级、美貌和财富等外在因素,追求灵肉一致的两性精神之爱。简·爱和罗切斯特经过重重阻力苦难,摆脱罗切斯特前在的与疯女人伯莎·梅森的婚姻的束缚,终于结合在一起。女主人公简·爱的形象是女性实现自身价值、争取平等权利的一个象征。在漫长的岁月里,简·爱这个相貌平平而充满独立意识的女性,可以说感动了无数的读者。
但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桑德拉·M·吉尔伯特(Sandra M．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从这部作品中却读出了不同的含义。她们的著述《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The Madwoman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19，重新书写了一部受压抑的女性文学的历史，她们把伯莎当作简·爱的镜子，并以此探讨小说文本本身的权力关系。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将“疯女人”伯莎?梅森 ( Bertha Mason)看成是白人妇女简·爱的黑暗化身（Jane’s dark double），是简·爱一直想抑制的另一个隐秘的疯狂的本我。伯莎的所作所为被认为是简的所思所想, 伯莎代表着最真实的、最阴暗的简·爱的另一面。吉尔伯特和古芭有意无意地探询双重心理,将疯女人梅森解读为一个女性的两面, 一个代表社会可以接受的或传统人格, 另一个代表将自由具体化的、无拘无束的、有罪的本我。疯女人是简·爱的另一面, 同时也是被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象征,它寄寓着对男权社会对女性作家创造力的贬损的回应和抨击，寄寓着向父权挑战的作者本身。吉尔伯特和古芭的这种解读不同凡响，受到评论界格外的关注。
斯皮瓦克对此却有着自己的解读和鲜明的观点。斯皮瓦克认为，《简·爱》是一部充斥着帝国主义理念的白人女权主义叙事文本。她指出，“帝国主义乃英国文化主要的重要部分，也是英国的社会使命，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解读19世纪英国文学”20。在她看来，19世纪英国文学所宣扬的个人主义女权主义充斥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
观念,它往往对“贱民”妇女进行边缘化、非人化的处理。斯皮瓦克认为，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在对疯女人梅森的描写和形象塑造上进行了妖魔化处理：“在屋子的那一头,有一个身影在昏暗中来回跪着。那是什么?是野兽还是人?乍一看，看不清楚；它似乎在用四肢匍匐着;它像个什么奇怪的野兽似地爬行、嘶叫、抓扯,嗥叫着，像马鬃一般蓬乱的深灰色的头发遮着头和脸”○21。斯皮瓦克则指出，伯莎·梅森这一人物是“根据帝国主义原则制造出来的形象”，“通过伯莎·梅森这个牙买加的克里奥尔人,勃朗特混淆了人与动物的界限。”○22斯皮瓦克认为,梅森这样一个非西方的女人，在帝国主义话语场中被作为“疯女人”来书写，这种对梅森进行非人化的描写,是作者的帝国意识及“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思维作用下的产物和结果,是欧洲人对这个牙买加人——“尚未人类化的他者”○23的一种充斥着种族偏见的描写，这种帝国偏见也正是小说的叙事动力。斯皮瓦克指出，“《简·爱》情节发展是通过一系列的家庭/反家庭的二元组合达到的”，《简·爱》中的女主人公在小说的叙述中从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变成了合法婚姻家庭的一员，“以小说的叙事能力言之，简何以从反家庭成员变成合法的家庭成员的呢？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给小说提供了有效的‘话
语场域” ○24。而这个话语场域(discoursive field),正是建立在“帝国主义乃英国文化主要的重要部分，也是英国的社会使命”○25这一殖民主义理念的基础之上的一个符号系统和文化历史语境。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帝国主义构成了所有小说的话语场域。
出生在加勒比地区多米尼加的英籍女作家琼·里斯年轻时就读过《简·爱》,深为伯莎?梅森的身世所触动, 因此对“阁楼上的疯女人”这个形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要对她进行重新书写，并下定决心“要为她写出生命来”○26。她以《简·爱》提供的情节为线索,根据自己对疯女人出生的社会环境——19世纪英国在西半球的殖民地的亲身了解,撰写了一部以疯女人身世及遭遇为题材的小说《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1966)，改写了夏绿蒂·勃朗特的名著《简·爱》中罗切斯特的疯妻子这个角色，于是在《藻海无边》小说中梅森以女主人公的身份重新出场。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是一个英国殖民者的混血后裔,从小过着寂寞的生活,成年后在继父及罗彻斯特父兄的安排下,嫁给了罗彻斯特。按照英国法律,她把3万英镑陪嫁全部归到罗彻斯特名下。然而,丈夫贪图的只是她的钱财,对她没有丝毫的爱情。因为安托瓦内特的母亲伯莎死于精神病，罗彻斯特就故意用伯莎来称呼她以示轻蔑和羞辱。尽管婚后安托瓦内特尽力取悦他,换来的却是更深的嫌弃和厌恶。最后,罗彻斯特想方设法把她带回英国,像囚犯一样将她囚禁在桑菲尔德庄园的顶楼上,迫使她走向疯狂。里斯将女主人公安托内特（梅森）的身世经历进行了历史化和地域化的处理。斯皮瓦克肯定了里斯对伯莎?梅森的命运所进行的对抗性处理,但她坚持认为,西方的帝国话语以及殖民主义的现实是不允许边缘阶层发言的。在斯皮瓦克犀利的批评眼光中，《藻海无边》暗示了“即使个人或人的身份这样隐秘的事情,也可能由帝国主义政治来决定”○27，它仍然未能摆脱帝国主义政治伦理的浸染。而且，由于受社会、历史、政治、阶级以及种族背景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琼·里斯对梅森（安托内特）的重写自觉不自觉地与殖民话语形成了既抵制又认同的双重关系。然而，斯皮瓦克的阅读存在着矛盾和悖论的地方，正如苏珊·梅尔(Susan Meyer)指出的那样,“斯皮瓦克是根据她批评论辩的需要来转换和决定的身份的。当她对《简·爱》中白种女人的个人主义、女权主义进行批判时,伯莎?梅森的身份是土著人，当其批判《藻海无边》中对土著声音的压制时,安托内特（伯莎）又变成了克里奥耳白人。”○28尽管如此，作为后殖民理论家与女权主义者的斯皮瓦克，与赛义德一样将现代小说与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揭示了女性的命运与帝国主义的关联。对于《藻海无边》这部小说文本, 斯皮瓦克尖锐地指出，琼·里斯“从克里奥耳白人而不是从土著人的利益出发,重写了欧洲小说传统框架中的一部英文经典”○29。
玛丽·雪莱(Mary Shelley)是英国著名小说家，于1797年出生在伦敦，1816年嫁给了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创作于1818年的《弗兰肯斯坦》（Frankerstein，1818）是她的一本非常著名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玛丽·雪莱利用倒叙的手法让主人公弗兰肯斯坦痛苦地回忆了在他身边接连发生的不幸。痴迷于科学的弗兰肯斯坦在实验室中用所谓科学原则创造了一个怪物。怪物原本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但因其丑陋恐怖的相貌，使得所有人都拒绝他、远离他，不为人类社会所容。怪物向往爱情和幸福，他请求科学家再给他造一个同类，却遭到了拒绝。在饱尝了孤独、悲苦和辛酸后，他不顾一切地向人类复仇，最后与他的创造者一起同归于尽。斯皮瓦克认为，“这是一部有早期女权思想但是现在仍然充满神秘色彩的小说”，其原因是“它没有用女性主义个人主义的语言来创作。”
○
30斯皮瓦克分析说，“在这部充满说教的小说里，玛丽·雪莱主张，社会工程不应该以纯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作为基础。这是她对工程化社会之功利主义幻想含蓄的批评”○31。斯皮瓦克十分关注玛丽·雪莱故事第一部分里塑造的三个人物，她认为“这三个人似乎代表了康德关于人的主体建构三部分的思想。弗兰肯斯坦代表理论理性或‘自然哲学’的力量，享利-克拉瓦代表实践理性或‘事物的道德关系’的力量，伊丽莎白-拉文萨代表审美判断——‘诗人梦幻般的创造力’。按照康德的理论，‘审美判断力是联结自然概念王国和自由概念领域与自由概念领域的中介……它促进了道德情感的形成’”○32。斯皮瓦克认为玛丽·雪莱“成功地创作了一部康德式的寓言。”○33她进一步分析指出，《弗兰肯斯坦》“在不经意中也流露出不少帝国主义情感”○34。
在斯皮瓦克后殖民解读中, 《简·爱》、《藻海无边》和《弗兰肯斯坦》这三个文本在人物塑造上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殖民主义叙事的倾向性，使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的权力话语形成共谋关系。《弗兰肯斯坦》里的莎菲，与《藻海无边》中的安托内特/伯莎一样，处在两种背景之中，两种观念之中。这里使我们看到安托内特/伯莎形象在帝国主义文学中的普遍性，同时也显出了这一形象的多重向度。处在两种背景、文化、观念的影响和冲突之中，是这两个人物的共性。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斯皮瓦克指出：“我现在想进一步推进一个论点,并做一番对比。后殖民作家的任务,也即那些由历史在实际上产生出来的殖民地女性公民的后裔，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在《弗兰根斯坦》中强有力地展现出来的特殊的主—仆关系。”○35而对于女权主义斯皮瓦克作了这样的阐述,“……存在于都市社会关系和机构内的女权主义具有一种与19世纪欧洲的不断向上活动的资产阶级文化政治中为个人主义而奋斗有着关联的东西。因此,即使我们女权主义批评家发现了对普遍性或学术客观性所作的具有男性主义的真理诉求的修辞性错误,我们也只好去实行建构一种全球姐妹关系的真理的说谎行为”○36。斯皮瓦克将女权主义理论、阿尔都赛理论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整合在自己的后殖民理论中，通过后结构主义迂回曲折地解构和重述西方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受到福柯等人的后现代话语理论即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影响,致力于对帝国与殖民的霸权和男性霸权的解构,反对白人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它主要侧重于从话语层面尤其是文本层面反对对第三世界女性再现与阐释中的权力关系。正如后殖民女权主义学者莫汉蒂所指出的:“通过不同再现话语(科学的、文学的、法律的、语言学的、电影的)来建构的一个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复合他者之女性——同作为她们自身集体历史的真实的、物质的主体之女性之间的关系,正是女性主义学术实践力图提出的关键问题之一”○37。
斯皮瓦克以种族和性别的双重视角所进行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进一步扩展了阅读政治的视野。斯皮瓦克通过对西方白人女性的文学文本所作的后殖民的解读和充满洞见的批评，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拓展了新的空间,也使后殖民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她的理论在女性主义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被称为“学院派女性主义者”○38，而她的著述也被认为是“后殖民形式文化批评最有分量、最有创造性的贡献之一”○39。斯皮瓦克所倡导和践行的文学、文化批评的政治伦理观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对后殖民批评有着独特的贡献和重大意义,使她成为一位颇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和独树一帜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⑤⑥⑦[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陈仲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7、98、97、98、92、95、95页。
⑧Spivak,ThePost-ColonialCritic:Interviews,Strategies,Dialogues,ed.SarahHarasym (New Y 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0 )p.71.
⑨陈永国：《从解构到翻译：斯皮瓦克的属下研究》，《外国文学》，2005年第5期。
⑩"Can the Subaltern Speak? Speculations on Widow-Sacrifice," Wedge, 7/8, Winter/Spring 1985, pp. 120-130.
○11"Can the Subaltern Speak?" Cary Nelson and Larry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Univ.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p. 271-313.
○12○13○14○23○26○33斯皮瓦克：“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转引自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152、154、163、166—167、173页。
○15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转引自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16[英]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刘象愚译序，第36页。
○17Spivak, G.C.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Critical Inquiry 12.1 (1985): pp. 243-261.
○18○20○22○24○25○29○30○31○32斯皮瓦克：《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转引自[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222、228、227、222、237、239、239、240页。
○19Sandra M Gilbert & Susan Gubar.The Madwoman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Y 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1[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84页。
○25Jean Rhys, Interview with Elizabeth V reeland,“Jean Rhys: The Art of Fiction LXIV,” Paris Review 21.76 (fall 1979)，P.235.
○27Susan Meyer, Imperialism at Home: Race and V ictorian Women’s Fiction (Ithaca:Cornell UP,1996) P.65.
○28Spivak,“Three Woman’s Texts and Acritique of Imperialism”,Critical Inquiry 12.1(1985),P.253.
○34Cf. Gayatri Spivak,A Critique ofPostcolonial Reason: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 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p.140.
○35Cf.Gayatri S pivak,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 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p.148.
○37莫汉蒂：“在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与殖民话语”，转引自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7页。
○38○39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第92页。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社科研究重点项目“爱德华·赛义德后殖民‘对位批评’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7SA068）。
作者简介：许晓琴，四川大学文学博士，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校“学科学术带头人”，主要从事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英美文学、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研究。
浅析外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一.渡边澄子与《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冲破黑暗》 渡边澄子是日本近代文学的研究者，大东文化大学名誉教授，并对野上弥生子等近代女性文学家进行研究，是日本著名的女性文学批评家。著有《野上弥生子研究》、《青踏的女性—尾竹红吉转》、女性作家评论系列的《与谢野晶子》等。渡边澄子所著的《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冲破黑暗》是通过对樋口一叶、清水紫琴、野上弥生子、平林泰子、佐多稻子、岸田俊子、与谢野晶子、宫本百合子八位日本当代著名女性文学家以及其主要作品的进行研究分析，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深入探究日本女性主义文学。这些勇敢的女性作家们不甘于受到不平等社会制度的束缚、生存的价值受到的否定，她们勇敢的追求自我的实现，通过笔端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激励女性们自我崛起、勇敢地与生活抗争，这是日本近代女性文学的重要意义。 二.渡边澄子对樋口一叶及其代表作品《自焚》的评价 在《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冲破黑暗》一书中，渡边澄子称樋口一叶为新的飞跃，一叶是明治时期著名的女性作家，在其短暂的生命中留下多不不朽的著作。一叶生活的时代，是深受男尊女卑思想控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男性甚至对女性使用尊敬的语言都会受到世人的嘲讽。一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进行创作的，其创作的作
品皆是描写在那样的时代生活的女性的悲惨命运。渡边对一叶的评价极高，她认为一叶是一位已超越喜怒哀乐、拥有最高级别感情的女性作家。在评论一叶的小说时，她没有像一般的文学评论者一样，选择《十三夜》、《青梅竹马》、《闽江》这类被称为一叶的代表作品去评论，而是选择樋口一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撰写的小说《自焚》去仔细解读。创作《自焚》时，一叶已染病在身，该作品是一叶一边与病魔做斗争一边竭尽全力撰写的苦心之作。 小说《自焚》讲述了美尾与町母女二人悲惨的婚姻生活，揭露了在黑暗的封建思想和金钱至上的观念的迫害下，妇女的悲惨遭遇以及悲剧的传承延续性。母亲美尾是一个非常美丽、向往过富足美好生活的女性，但丈夫与四郎平庸不上进，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对妻子呵护有加的，但实质上只把美尾当作美丽的私藏品看待，并没有把她看做是有诉求有平等地位的人来看待。美尾在多次劝说丈夫与四郎努力上进未果后，在自己母亲的蛊惑下决然地放弃家庭，离开丈夫女儿离家出走依附于权势利益。与四郎在美尾出走后，感到受到奇耻大辱，开始不择手段地敛财，长期的劳累致使身体严重受损，早早离世，对于女儿町他毫无关爱，草草将其嫁给大她十几岁的上门女婿金村恭助。女儿町在缺乏父母疼爱的环境中渐渐长大的，虽然集财富与美貌于一身，最终也难以在黑暗的社会制度下得到好的归宿。恭助并非真正爱慕町，
女性主义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欧美，至今仍在继续发展。它是西方女性主义运动高涨并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因而有着较鲜明的政治倾向。它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其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造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以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批判。它努力发觉不同于男性的女性文学传统，重评文学史；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表达方式，关注女性作家的创作状况。它声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的压抑，提倡一种女性主义写作方式。女性主义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广泛改造和吸收了在当代西方影响很大的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与方法，体现了它的开放性，增强了它对父权中心文化的颠覆性。 一、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背景和思想来源 首先，女性主义批评是西方妇女运动高涨的产物。 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在西方出现了风起云涌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就业、教育、福利和政治、文化各领域向现有的制度提出了质问，并努力将这种质问上升到对妇女的本质和文化构成的探讨。它包括妇女应是什么的问题，女性气质和女性特征怎样界定以及怎样重新界定的问题，它包括反对妇女作为供男性消费的性欲对象的战役，反对色情描写、强奸等暴力形式。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女性主义批评应运而生。它首先发现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的存在（如在作为主流文学的男性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性别歧视存在；及时女性作家的作品，多数也收到男性中心话语的控制），从而对之加以批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这样依托着争取女权的政治斗争的强大动力而发展起来的，它同时又反过来为女性政治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其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着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思想来源。 一是60年代起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转折，给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理论思路和方法上多方面的启示。当女性主义批评崛起的时候，正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走向没落、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转变、新马克思主义影响日益扩大的时期。女性主义批评冲破了新批评的形式主义方法，注意吸收被新批评所摈弃的作家生平资料，并重视进行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分析；对新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对她们洞察妇女自身的地位及女性文学与阶级、种族冲突的密切关系提供了帮助；解构主义则为她们消解文学创作和作品中的男女二元对立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 二是女性主义批评继承了一些先驱者的理论创造。其一是弗吉尼娅·沃尔夫，她是著名的意识流作家。（1）她肯定了女性文学有不同于男性文学的独特题材、语言、风格等，并努力寻找妇女自己的文学传统。（2）她明确提出了“双性同体”的思想，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3）她对妇女创作的考察常常注意从她们经济地位、社会阅历、文化教育入手，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不仅广泛的生活经验之门对妇女关闭，而且法律和习俗也严格限制了她们的感情生活。其二是西蒙·德·波伏娃，他在《第二性》中指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这种”女性是形成的“观点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对后来全世界的女性运动发生了重要影响。
试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浅析小川洋子的《妊娠日历》 作者：万秉冉 来源：《文艺生活·下旬刊》2020年第08期 摘要：《妊娠日历》作为日本人气女作家小川洋子的代表作之一，自面世以来广受赞誉，曾获得第104届芥川奖。作品以女性生育体验为话题探讨生育对女性的影响和女性对生育的认知，具有很深的社会意义。本文试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出发解读《妊娠日历》，浅析其对社会生育认知的颠覆。 关键词：女性主义批评;《妊娠日历》;小川洋子;生育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24-0054-02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24.036 一、女性主义批评与《妊娠日历》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女权主义运动高涨并逐渐深入到文学、文化领域，从而出现了女性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是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一个分支，以妇女为中心，主张“颠覆父权文化，消解男性中心主义”①，其目的在于“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传统，在各个领域全方位推翻男尊女卑的‘性别定型’论，肯定妇女经验的正确性”②。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 日本女性主义批评相较发源地欧美起步较晚。据王宗杰在《新世代女性文学的位相》③中所言：女性主义在60年代就已传入日本，但直到90年代中后期日本文学界才真正开始女性主义批评。洪漫在《日本的女性主义研究》④一文中总结了日本女性主义批评的几个角度，包括：（1）“从女性的视点对男性作家的批判”、（2）“采用女性观点对女性作家的批评”、（3）“尝试对女性表现手法进行分析”、（4）“男性气质分析”。此外学者肖霞还提及了“社会性别”和“社会资本”批评两个视角。⑤ 《妊娠日历》是日本现代人气女作家小川洋子（1962-）的代表作之一，曾于1991年获得第104届芥川奖。作品聚焦女性妊娠、生产经历，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大学女生“我”围观姐姐怀孕的全过程，面对姐姐的痛苦，“我”的心理逐渐变得扭曲，产生了杀死姐姐孩子的恶念。作品穿插了大量对怀孕、生产的生活细节描写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的心理活动描写。对于这部小说，小川洋子曾说过：“我想要在小说中创造出在现实的社会或家庭的场合，人们被认为是正常或异常、正确或不正确等等价值标准被全部推翻的新的现实。”⑥可见小川试图通过这部作品向世间对妊娠和生产行为的固有价值标准发出质疑，是一部关注女性的优秀作品。
第26卷第2期2011年4月 齐鲁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Qilu Normal University Vol．26No．2 Apr．2011 *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8年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项目2009A549研究论文。 收稿日期：2011—01—04 作者简介：王影君（1973—），女，吉林四平人，副教授，辽宁大学在读博士，主要从事中西文艺理论研究。 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渊源探析 * 王影君 （沈阳工业大学外语学院，辽宁沈阳110870） 摘要：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对父权中心主义文化的解构批判，汲取了符号学、解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等学说的成分，得益于德里达、索绪尔、弗洛伊德和拉康等人的学说，在不断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中建构后女权主义理论，倡导差异、多元中心和女性自我意识，以寻求多元身份认同的女性主体话语权。 关键词：后女权主义；系统差异；文字符号；主体意识；语言文化中图分类号：IO －O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16（2011）02－0116－04 一、导言 后女权主义批评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在理论上与索绪尔、弗洛伊德、拉康、阿尔都塞、福柯和德里达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并将理论的重心由女性政治平权运动转向意识形态的更深层次，直接质疑批判西方传统男性中心主义统治下的思维模式、 文化形态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概念上推崇差异、多元和非中心。后女权主义迎合了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中建构的精神， 力图重塑人类文化，以此恢复女性的主体文化身份以及政治话语权。 随着帝国主义的工业文明进入高技术的复制仿真时代，电子资本开始改变既有的生产模式，也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电子资本和高科技传媒使得人类文明进入全球一体化的图像化时代。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 －Strauss ）的一系列二元结构理论开始无法恰当解释新的人际交往和所形成的新的关系模式。同时，在文学批评上，结构主义所提倡的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文本封闭概念，已经被传媒符号和视觉图像大潮所冲毁，文本不得不向现实世界敞开， 从而促使文学批评开始进入以社会文化为文本的大文本批评时代，在这样的文学批评思潮中涌现出许多大师级的人物。 二、文字差异的发现 法国的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首先为文本向文化敞开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关于文字的延异理论宣告了文本的解构与文字意义的新的开始。德里达在由索绪尔所建构的能指与所指的系统中，进一步注意到词语的意义是因为差异而生成的。原来， 一种语意的表达和意义显露具有排他性，但是这种排斥会因为差异的客观存在留下未被擦除干净的痕迹， 真正的语意总是处于被无限延迟的状态，意义无法最终到达它的所指，总是处于途中，德里达称之为延异。这样，由索绪尔所发现的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相对应的明晰结构，最终在延异理论里成了被肢解的语言大厦。从此，海德格尔深情吟唱的 “人类在语言中诗意地栖居着”、“大地在语言中敞开”等开始在解构主义的滔滔洪流里出现崭新断裂。语言的无上权威被文字的“延异”功能擦除成斑驳碎屑，从此原本被压制在权威话语体制后的许许多多边缘的言说开始顺着缝隙
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分析《可以吃的女人》 作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之一，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欧美，至今仍在继续发展。它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高涨并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因而有着比较鲜明的政治倾向。它是以妇女为中心是一种用女性意识关照文学作品具有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的文学批评。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分析作品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女性人物形象正是在这么一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女权主义文学作家，她们以女性的姿态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女性的生存、地位、价值等问题。在探索女性人生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她们为我们创造了许多成功的女性形象，这一系列的女性形象渗透着女权思想，并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时期的创作中有着明显的改变。 〈可以吃的女人》（TheEdibleWoman）是阿特伍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笔调轻松，语言幽默，在很多方面不乏喜剧色彩，但是它的主题却是十分严肃的。该书探讨了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问题。1969年，小说出版后立即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注意。当时妇女解放运动恰好席卷西方世界，不少评论家异口同声地指出它是一部女权主义抗议文学作品。尽管作者在1979年为本书写的序言中指出，她在创作此书时女权主义运动尚未兴起，但这部小说所表现的内容确实反映了西方社会的现实。 但《可以吃的女人》无疑给出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女性视角。主角玛丽安不是一个边缘或叛逆的女子，事实上她仅有一次最根本意义上离经叛道的行为，便是文末选择离开彼得。我依然坚持认为，这个举动无关对错，也并非什么权利。它仅仅是一种觉醒，然后则是觉醒之后的再度走向正轨。 而文中玛丽安的室友恩斯丽则是令我更感兴趣的角色。文字的魔力便在于此，一个在日常生活中行为怪诞，想做就做的女子，在小说中却全然是一副奇妙，独特而富有个性的形象。如果硬要套到女性主义上，恩斯丽算得上是女权主义的实践者。她将婚姻，爱情和生育分开对待，在不同角色间转换地游刃有余，根据自己的意志独立行动，来去自由，甚至是个真正做到了把男人仅仅当作精子库的女人。然而她在令人惊叹之余，又对这个女子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和疏远感，因她过于果断，过于坚决，过于不可把握。她投射出一个完全不与男性发生情感交集的强势女子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亦体现了所谓女权的真实悲哀所在。 一个女子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从任何一个角度而言都是无错的。然高三时阅历史题无数，对伏尔泰一句反复出现的名言始终印象深刻：“难道农民的儿子生来脖子上戴着项圈，贵族的儿子腿上生来长着踢马刺吗？一切生理平等的人都应该是平等的。”纵然是伏尔泰，也给这种平等冠了一个前提——生理平等。农民和贵族的平等固然艰难，仍将实现。而男女的不平等，其根源是生理不平等，并且将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普遍情况下持续这种不平等。 第二次女性主义呼吁不要忽略女性的生理现实而去追求与男性的所谓事实平等，这无疑是一个比较进步的论调。然而亦舒说，女人若以四海为家，必有不幸。
研究生读书篇目：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版。 2. 【美】佩克拉肯主编，艾晓明柯倩婷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 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年。 4.李小江，《女人：跨文化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5.任一鸣《解构与建构》九州出版社，2004年。 6.李银桥《女性权力的崛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7.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8.玛丽琳J·波克塞《当妇女提问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广西妇女理论研究会出版《社会性别理论与实践》，2007年版。 10．王艳芳《女性写作与自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罗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13．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14．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15．【美】琳达·诺克林等《失落与寻回——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6．【美】卡米拉·帕格利亚《性面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 17.（英）弗尼吉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18.（英）罗瑟琳·科渥德（Rosalind Coward）：《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小说吗》，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9.（法）埃莱娜·西苏(lelene Cixous)：《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0.（美）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作为妇女的阅读》，张京媛
１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回顾 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经历了两大高潮。 第一个高潮从１９世纪中叶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主要目标是从法律上为女性争取财产权、选举权及受教育权。１８４８年，美国废奴运动积极分子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和卢克丽霞?莫特倡议、主持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并起草了女性主义第一个历史文件《观点宣言》。这是美国女性运动的第一次爆发，它其实是个体主义思想和女性在社会中从属地位之间深刻矛盾的反映。１８９５年斯坦顿编著的《妇女圣经》一书出版，掀开了女性对《圣经》中男性权威质疑与诘问的序幕。到２０世纪初，第一次浪潮进入尾声时，妇女在选举权、教育权和就业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女性运动的第二个高潮出现，运动的主要目标转向更深的层面。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女性主义从生物学、经验感受、话语、无意识和社会经济条件这五个方面对男子中心主义进行清算。如以自由主义女性为主体的女性主义理论关注从性别平等、性别中立转向性别差异和女性的独特性；激进女性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父权制。７０年代中后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重视对女性经典作家文本的解读，其中“女性视角”的提出构成了女性主义批评解读文本的基点。所谓“女性视角”，即用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关照作品，包括一套与男性迥异的阅读和写作标准。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伍尔夫， 美国的贝蒂?弗里、凯特?米利特、肖沃尔特，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等。其中，肖沃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试图为英美文学中的女性主义传统勾勒出一条线索，也即：（１）女权阶段（１８４０－１８８０）；（２）女权主义阶段（１８８０－１９２０）；（３）女性阶段（１９２０－）。较强调女性的性别特征。波伏娃《第二性》（１９４９）被誉为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经典。“女人并非生来就是，而是后天变成的。”这表明女性主义者开始不从生理上，而是从社会、文化上来考察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并认为法国和西方社会都是由男性控制的家族式的社会，女性在社会中是第二性的，是“他者”；还首次比较系统地清算了男性作家文学作品所虚构的“女性神话”，批评了他们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从思想和观念上给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多方面的启迪。２０世纪后半期法国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是克里斯蒂娃。通过采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她的符号学话语打破了传统语言定势的一统天下，目的是要颠覆作为男性社会意识形态基础的二分法，并超越这种充满菲勒斯中心的二分法；她提出的有关互文性的概念也给文本分析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由于第二次浪潮过于浩大，女性主义并未形成一个概念统一的学派，此后经过４０多年的发展，西方女性主义经受了不断创新、挑战、质疑与突破，从把女性视为被动的受害者到具有主动的能动者，从男女二元对立到多元的性别观，从身份政治到分裂矛盾的身份，从白人中心到后殖民女性主义，从后现代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这就是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和大致走过的道路。 ２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中西结合” 社会性别为女性主义者批评“男性逻克斯中心主义”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点，女性主义一切理论都从这里开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产物，它以女性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以性别和社会性别为基本出发点，以“从边缘走向中心”为行动纲领，致力于挖掘女性在历史、文学、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探讨性别和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从文学角度对性别歧视进行批判，从而达到发掘女性的语言、寻找女性文学史、重建文学新理论的目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不同的方法、角度、理论来研究的主题，主要有社会性别、性行为、种族、阶级、经典文学书目、再现角度、阅读、主观性、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欲望、身体、作家身份、母性、家庭等，其中以美、法、英研究最为突出。 这些国家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都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借鉴作用。一般认为，中国最先引进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是１９８１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四期发表的《＜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女性文学。还有在１９８３年选编了《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为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实践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我国学术界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译介和研究日趋活跃，经过三、四代批评家的努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阐述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产生、发展的理论依据。有的批评家从马克思关于文学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关系的论述中阐述了女性诗学发展的必要性；有的从生理、心理的相互契合、沟通方面论述了解构男性中心主义的可能性；有的在不否定男女平等前提下，张扬女性的特殊性，以此建构一种自给自足的女性诗学；第二，在各种层面界定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内涵。批评界从主题、题材、体裁、结构、象征、比喻及叙事角度等方面寻找着女性特有的文学表达方式，探索女性主义文学的特殊性；第三，建立了一个以批评男性中心为支撑的理论框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男性中心主义进行了猛烈轰击，揭示其压抑女性的真面目，呈现广大女性的现实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简述 石晓静 （太原理工大学阳泉学院，山西阳泉０４５００１） 摘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及其批评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下“中西结合”，结合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批评及中国女性的性别境遇而得到产生和发展，是一种非女权运动而产生的“文化批评”， 不断建立并形成自己的女性主义批评体系，但由于上路时间短，仍有许多工作尚待完成。 关键词：女性主义；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Ｉ０４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１３６（２００７）０７－０１１３－０２ 科学之友Ｆｒｉｅｎｄ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ｍａｔｅｕｒｓ２００７年０７月Ｂ １１３ －－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综述 摘要：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崛起并迅速发展，成为当代西方文学与批评领域的新思潮。它引入了性别、种族、阶级等共时性话语，并借鉴其它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特色，丰富了女性主义的内涵，不仅推动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的发展, 也是美国文学批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键词：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性别；种族；阶级 （一） 女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经历了很长一段发展、成熟的过程。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薄迦丘、乔叟等人文主义者已开始呼吁家庭婚姻中的“男女平等”。1729年，英国的克雷弗特(Mary Wollstone Craft)发表了题为《女性权利》的论著。19世纪出现妇女解放运动的萌芽。20世纪初开始了更积极争取男女平等和选举权的运动，被称为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在这期间也出现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声音。以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1929)为先声，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49年出版了《第二性》，大大深化了女性主义思想，这对以后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进入“第二次浪潮”，主要以反对男性在家庭的统治为核心，强调男女平等，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实现经济独立。这个时期的女性运动主要是争取白人妇女的权利，白人女性主义者成为所有女性的代言人，她们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观点普适化，而忽略了黑人女性和其它第三世界女性的差异性。莫汉蒂在《在西方注视下：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与殖民话语》一书中指出，西方女性主义者在提到“妇女”这个范畴时，不约而同的把它看作一个先验的、统一的、有一致利益和欲望的整体，而有意忽略它内部包含阶级、种族、文化等差异。美国的白人妇女很难将黑人妇女视为平等的姐妹，甚至很难视她们为女人，这就导致了白人女权主义者不可能真正站在黑人妇女的立场上为她们谋求福利。 20世纪60、70年代正值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高潮，它强调黑人的团结，旨在唤起黑人大众的民族意识和自豪感，最终解放黑人种族，但事实上它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黑人男性，忽略了存在于种族内部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忽视了黑人妇女的存在和要求。在这两次运动中，“黑人”成了黑人男性的代名词，而“妇女”一词则成为白人妇女的专利，“所有的女性都是白人，所有的黑人都是男性” 黑人女性地位一直处于双重边缘状态。 早在19世纪30、40年代，美国黑人女性就开始了争取女性权利的斗争。主要代表有；
研究生课程论文 课程名称：西方文艺批评理论 学院：外国语学院 专业：日语语言文学学号： 2014020128 姓名：陈亚斐 授课老师：宁梅 成绩： 2015年1月
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视阈下的《甄嬛传》 陈亚斐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邮编；550025） 摘要：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于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开始传入中国，在中国文坛引起了较大的轰动,使人们以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文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化进程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推动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奠定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拓展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突出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对女性意识和女性文本的独特关注，也促进了中国女性写作的繁荣和发展。 关键词：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甄嬛传》 引言 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是伴随女性运动出现的。在人类历史上，女性在社会等级观念的桎梏下，无论在政治、社交，还是在经济领域，几乎没有发言权。她们成为“不重要的他者”，完全被男人所忽视，这是女性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女性主义批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前者从属于后者。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走过了50年的历程。女性主义批评被认为是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甄嬛传》一曲女性生存的悲歌，是改编自流潋紫所著的同名小说。该剧由郑晓龙导演执导，讲述的是甄嬛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单纯少女成长为一个善于谋权的深宫妇人的故事。其中以甄嬛为主的五个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再现了以男性为主导，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背景下女性地位的卑微。本文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角度解读该作品中五个女主角悲惨命运的成因。 一、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发展简史 上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伴随着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席卷了整个北美地区和欧洲大陆。女性主义批评( Feminism)正是随着这次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而蓬勃发展的。作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之一,女性主义批评是妇女解放运动深入到社会、文化、文学等领域后所产生的成果。可以说,女性主义批评是妇女解放运动中重要的言说形式,它是以妇女为中心、用女性意识来评论文学作品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的文学批评。女性主义的特点是以性别或者社会性别为基础,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个人色彩。通常认为,女性主义批评可以分为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其中英美学派更关注主题、母题和人物等传统批评观念,重在社会历史研究,法国学派则侧重结构。 女性主义批评从未停止过脚步，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许多理论的影响，包括新批评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新批评提倡和实践立足文本的语义分析，对当今的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女性主义理论兴起的时候正是新批评走向没落的时候，因此女性主义理论打破了新批评的形式主义，并吸收了新批评所摒弃的关于作家生活背景的研究，提倡进行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女性主义也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平等，而在以前的社会里，从某种角度讲男性与女性是两个不平等的阶级，因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流派。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借鉴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解构主义强调去中心化，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中心，反对所谓的“二
当代艺术中的女性主义分析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导言 从20 世纪60 年代末开始，随着“男性主义”的逐渐衰落，在西方艺术领域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艺术流派——女性主义。在美国和欧洲率先兴起后，女性主义艺术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艺术现象，它以明确的自我意识和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势如破竹的势头迅速崛起。她们首先否定了战后的女性就要回到家中的观点，因为她们在二战中已经获得了工作的机会。继而是争取选举权，这是摆脱边缘状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机会的必要之举。 一、女性的身体政治性 (一)性别地位所决定的身体语言 无论是浏览中世纪的绘画和雕塑还是欣赏当代的波普艺术，不难发现在关于人体艺术的作品中，女人体的比例要远远大于男人体。这是因为女性的身体蕴含更大的能量或表现力吗?上世纪20 年代初，德国的法尔亨博士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男女特征比较论》这样一种理论。他认为：“人类发展是男性优势与女性
优势之间的无数次交替。由一性优势发展到两性平权，再由两性平权转化为一性优势——由无数次轮回构成了人类历史。而这种性别优势也直接影响了人体艺术的发展。当一性占优势时，另一性往往成为人体艺术的表现中心。”如产生在古埃及女子专政时代的纸莎草纸画，画中的女子皆着衣而男子却赤裸身体。而到了父权时期情况则翻转过来。马奈的名作《草地上的午餐》中女子皆是赤裸而男子却是穿戴整齐，罗丹的代表作《青铜时代》首次展出时，作品中毫无遮掩的男裸体遭到当时社会舆论的毁谤非议。希腊的神话中有很多血淋淋的抢夺少女的故事，这些故事多多少少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文艺复兴时期很多画家致力于绘画这种题材的作品，画面中多是体格强壮彪悍的男人掠夺柔弱面带恐惧的少女，从而画面中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可见这些都是性别胜利的一种体现，无形中包含着鲜明的自我肯定意识。 (二)女性们反对“被观看” 当今时代男性无疑是中流砥柱，因此，男性艺术家关于人体艺术的性别选择再次指向了女性，其中不乏一些艺术家的作品是以情色、女性为创作语言，尽管我们不能盲目的以摄影师的性别来判断其作品的倾向，但作为社会中的强势性别，一些男性摄影家的确
酷儿理论\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的关系 摘要：酷儿理论是一种全新的基于性和性别的研究的批评理论。本文介绍了酷儿理论、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的发展及其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三者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最后就三者的关系和区别进行了总结讨论。 关键词：酷儿理论性别研究女性主义关系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酷儿理论是一种全新的基于性和性别的研究的批评理论。拉曼·塞尔登(Raman Selden)把它称之为“一种对于主体，性别与其表现方式之间的关系的激进式反思”。酷儿理论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致力于探讨跟性、性别以及性欲相关领域的问题。 提到酷儿理论，不得不提性别研究；而作为一种相对来说较新的跨学科理论综合的性别研究又是从女性主义研究中所衍生出来了。众所周知，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三次浪潮。概括地说，第一次运动浪潮主要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主要的诉求是女性在经济上与男性平等，各国妇女积极争取选举权。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始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一直持续到70年代后期，主要处理的是女性在工作、薪水、受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妇女的堕胎权以及妇女在家庭或工作中的性别角色。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此次浪潮中，女性主义研究的热潮逐渐形成了。或者说，女性主义研究实际上就是女性主义运动在学术理论领域方面的延伸。第三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后现代女性主义。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此次思潮主要致力下实现各种不同身份的女性在性别方面的平等：黑人女性、少数民族女性、双性恋女性、同性恋女性、变性的女性、来自于后殖民地区以及社会底层的女性。也正是在此次运动浪潮当中性别研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逐渐为人们所熟悉。 作为对第三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的回应，性别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正如其名所暗示，性别研究主要通过使用性别(gender)这个概念来分析研究各种不同的学科。在过去，大部分人都把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两者混淆起来使用。直到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西方女性主义者才对两者作了区分。1968年，美国知名性科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斯托勒(RobertStoller)反驳了佛洛依德提出的人都是双性特质的观点，第一次从理论上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作出了明确的区分。从这个时候开始，社会性别才被理解为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构建下所形成的性别角色、行为以及属性差异，而生理性别指的是人类生理上的从解剖学角度来确定男女的一种生物属性。从这个观点来看，前者是流动的、易变的并且以社会文化为基础，而后者是固定不变的。以自然为基础。很多著名的学者都阐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最有名的当属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Beauvoir)，在她最重要的作品——被尊称为西方妇女的“圣经”的《第二性》里，她指出“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造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is literary criticism informed by feminist theory, or by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more broadly. Its history has been broad and varied, from classic works of nineteenth-century women authors such as George Eliot and Margaret Fuller to cutting-edge theoretical work in women's studies and gender studies by "third-wave" authors. In the most general and simple terms,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before the 1970s—in the first and second waves of feminism—was concerned with the politics of women's authorship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s condition within literature, this includes the depiction of fictional female characters. In addition feminist criticism was further concerned with the exclusion of women from the literary canon, and Lois Tyson suggests this is because the views of women authors are often not considered to be universal ones.[citation needed]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complex conceptions of gender and subjectivity and third-wave feminism,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has taken a variety of new routes, namely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Frankfurt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作者：杜芳琴 在谈到女性主义的时候，我们必须分清运动和学术两个不同的层面。本文侧重于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及其在文学、文化批评中的运用和历史变化。 一、女性主义理论及其发展历程 (一)女性主义理论的特点 从20世纪60年代初第二次女权运动兴起以来，女性主义已经蓬勃发展了四十年，它从 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流派众多，理论繁杂，多彩纷呈且变动不居的复合构成。就理论层面而言，女性主义可以概括为如下特点： 1.多元并存、时空重叠。 在第二次女权运动蓬勃兴起的60—70年代，也就是我们惯常了解的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最为活跃的时期；到了90年代，第 三世界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与前度活跃的流派多元并立，互相辩驳论争，成为女性主义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女性主义已从早期纯粹以女性抗争为旨归的理论探索，进展到以两性权力互动、改变不合理的性别文化为目标的性别研究，再发展到当下结合心理分析、政治理论、哲学、生态环境研究、种族研究、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学科、跨学科的范畴，并且已经渗透到社会人文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各个领域，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文化领域最具批判力的跨学科的学术思想体系。 女性主义的各个派别不是泾渭分明、判然有别的，而是在时间的延续和代表人物上呈时空重叠和纠结难分之势。比如，最有悠久历史的自由女性主义至今仍有广阔的市场。黑人女性主义不只是到80—90年代才活跃起来，而是早在60年代就不乏中坚分子，如有名的安吉 拉·戴维斯，她现在依然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而创造性/社会性别制度概念 的盖尔·鲁宾既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又运用精神分析方法和结构主义分析，把她归入某一派别终有削足适履之嫌。 2.根植现实、不断丰富。 女性主义起源于妇女运动，理论的提出与检验都是根植于运动与现实的需要。无论在如火如荼的运动中，还是在扎扎实实的学科建设中，女性主义者首先关注的是男女权力的不平
MOUNTAIN FLOWERS 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写作都是女权主义的，但许多女性主义文本反映了女权主义所关注的问题。在文学批评界，传统的文学批评因为倾向于以男性经验为基础进行普遍性的阐述而受到攻击。传统批评方式认为文学经典作品表达永恒不变的真理，而这种真理不受性别等世俗问题的影响。女权主义者则认为，这种批评方法拒绝承认经典文学作品常常推崇男性价值观和利益，从而使得男性偏见制度化和机构化，女性主义者因此必须提高女性对于性压迫这一事实的觉悟。这一时期的开拓性文学批评作品《性政治》选用了男性经典文学作品作为性政治分析的依据，披露了在文学这种父权意识文化产物中的性别偏见和性暴力，解构了经典文学作品中被贬损的女性角色塑造。女权主义者力图通过提倡对于文学中女性形象的重新评价来唤醒人们对于女性价值的再认识。第二次浪潮中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在揭露文学作品中父权偏见的同时，还努力挖掘和定义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包括寻找和再版那些被湮没被遗忘的女性作家及作品，以及对于女性生活、创造力、风格、体裁、主题、形象等性质的重新定义。随着性别意识的不断加深，女权主义者大力提倡一种抵抗性阅读，其目的在于揭露女性是如何被迫去认同文本中压迫女性的性别偏见的，并且培养一种真正从女性视角进行阅读、拒绝与自己的压迫者合作的女性读者。这种观点在朱迪丝?菲特利(Judith Fetterley)的作品《抗拒性读者》(The Resisting Reader，1976)中得到极为充分的表达。 女性主义质询在人类社会中，妇女为什么总是扮演从属于男性的角色。它关注在历史中妇女的生活是怎样变化的，探讨女性的经验与男性的有什么不同，不管是作为一种实质性的本体论或者心理差异的结果，还是作为历史印迹和社会结构的结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女性创作的文学是怎样表达或表现女性生活与体验的特点的。它也研究男性主宰的法则，以了解男性是怎样运用文化来推进他们对女性的主宰的。 从总体上讲，女性主义有一个漫长的政治史，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至少在英美发展成了一种实质性的力量。照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gleton)的说法，弗吉妮娅?伍尔夫(Virginia Woolf)是“当代女性主义论争开创之母”，她宣布了许多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她本人也成了某些论争展开的场地；伍尔夫的两个关键文本对女性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即《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1929)和《三个畿尼》(Three Guineas, 1938)。她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女性与男性相比在物质上的不利，第一本书集中讨论女性文学生产的历史与社会语境；而第二本则讨论男性权力与职业(法律、教育、医疗等领域)之间的关系。 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她还争论说，女性写作理应发掘女性经验，而不应该只是对两性经验的比较和对照。因此，这篇文章成为探讨女性写作传统可能性的一个早期宣言。伍尔夫对女性主义的主要贡献是，她认识到性别、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能够受到挑战和发生形变。她拒绝“女性主义”意识，要求自己的女性性(femi-ninity)处于无意识状态：“像女人那样写，但是像一个忘记自己是女人的一个女人”(伍尔夫)，她挪用了布鲁姆伯里文人圈子里“双 性同体”(androgyny)的性伦理，希望在“男性”的自我实现与“女性的”自我消灭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在这一点上，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特别是伊莱恩?肖沃尔特认为伍尔夫在两性冲突中采取了一种被动的撤退立场，但托里尔?莫娃（Toril Moi）则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她认为这是伍尔夫的一种策略。莫娃借取了克里斯蒂娃把女性主义与先锋派写作结合在一起的观点，提出伍尔夫的兴趣并不在男性与女性写作的平衡上，而在固定的性别身份的彻底移置上，她在自己的现代主义小说中打散了那些固定的观点，从而拆解了本质主义的性别观。 莫娃争论说，伍尔夫反对的只是那种颠倒了大男子沙文主义的女性主义，她对女性写作的独特性有十分清醒的意识。她认为，女性写的之所以与男性写的不同，并不是因为她们在心理上与男人不同，而是因为她们在社会地位上与男人不同。因此，她要写作女性经验的意图就是要发现描写女性生活受到限制的语言表达形式，她相信，当女性最终获得了与男性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平等之后，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她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了。 照哈姆(Maggie Humm)的说法，波伏娃及其《第二性》则成为“第一潮”女性主义的终结。《第二性》显然充塞着第一潮阶段的“物质主义”，但它也认识到两性之间在利益上有广大的不同，并严厉抨击男人在生理、心理与经济上对女人的歧视，从而召示了第二潮女性主义的到来。 此书极为清晰地确立了现代女性主义的根本问题。当一个女人试图界定自己时，她开始时一定说“我是一个女人”；而没有一个男人会说“我是一个男人”。这一事实揭示在“男性的”(masculine)与“女性的”(feminine)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对称：男人界定的是人，而不是女人，这种不平衡可以追溯到《旧约》。女人散布在男人中间，没有自己单独的历史，没有自然的团结；她们也不像其他受压迫团体那样结合在一起。女人被铆进了一种与男人不平衡的关系中：他是“一个人”，而她只是这个人的“他者”。男人的主宰巩固了一种屈从的意识形态气候：立法者、牧师、哲学家、作家和科学家竭力说明，女人的从属地位是上天的意志，对人世是有利的。按照伍尔夫的说法，女人作为“他者”的假定被女人自己进一步内化了。 波伏娃的著作仔细辨析了性(sex)与性别(gender)的差异，而且看出了社会功能与自然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波伏娃）。正是与生理学、心理学、生殖、经济等相关的阐释系统建构了那“另一个人”(男性)的在场。波伏娃对“是一个女性”(being a female)与“被建构成‘一个女人’”(being constructed as‘a woman’)作了重要区分，由此她能够在女人只要求打破她们的客观化处境时彻底摧毁父权制。与其他“第一潮”女性主义者一样，波伏娃要求摆脱生理差异获得自由，她也同样不信任“女性性”，这样她也就与一些当代女性主义者划清了界限，后者更多地强调女性身体与无意识的重要性。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综述李丽琴 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