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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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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研究

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研究

J201102033 中国古代史黄美

内容摘要:婚姻法律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国家制度重要内容,成于唐代的《唐律》在婚姻立法方面堪称中国古代法律的典范。无论从内容上、结构上、还是立法技巧上都是空前的。《唐律》的制定有力地推动了唐朝的稳定与发展,以后各个封建朝代的婚姻立法都借鉴或承袭了《唐律》。对唐代婚姻法律制度进行研究,将为我们完善立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本文以《唐律》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唐律》中关于婚姻成立、婚姻解除的相关规定着手,对《唐律》进行解读。探讨《唐律》的制定原则及其特点,以及对现代婚姻立法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唐律》;婚姻法律;《户婚律》

学术界关于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在该课题研究的方面成果丰硕。有的主要是从法律角度探讨唐代的婚姻问题,如金眉《试析唐代“七出三不去”法律制度》1;有的主要从社会史的角度讨论了婚姻的裂变问题,如牛致功《唐人的“离婚”当议》2;有的则涉及到唐代汉族和少数族通婚以及有关少数民族婚法,如罗桑开珠《昌议唐蕃联姻》3。本文试图在借鉴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史学、婚姻法学及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注意把唐代婚姻法律制度放在唐代社会政治制度和生产方式发展变化这个大框架中进行考察,以《唐律》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从婚姻的成立、婚姻的解除两个方面对唐代婚姻法律制度进行详细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对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作初步评析。

一《唐律》中关于结婚的法律规定

唐代婚姻的成立与现代婚姻的成立有很大的不同。自古以来,以礼法结合所设置的各种结婚条件都已融入各朝的相关立法中,尤其在唐代,这点尤为明显。在唐代,在婚姻关系上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六礼的过程外,还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有一些新规定,是婚姻成立的条件更加具体明确。

(一)婚龄的规定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早在周代,已将择偶过程的婚俗,纳入礼制。如适婚年龄规定“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因此,根据当时当地的社会实际情况,对男女的结婚年龄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历来都是中外婚姻立法的必然而重要的内容。

汉代以前的礼经对适婚年龄屡有记载,说法不一。唐代关于结婚年龄共有两次立法,一次是贞观元年,一次是开元二十二年。这两次立法均是以诏令的形式出现的,《通典》卷五九《礼典·嘉礼》曰:“大唐贞观元年(627年)二月诏: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婿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另其好合。”4唐朝初年,由于经过隋朝末年大的社会动荡,人口锐减,到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经过了数十年的恢复,全国户口总数才达到三百八十万户,与隋朝兴盛时的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户相比,还不到隋朝的一半。在这种“乱离甫尔,户口单弱”的形势下,为了迅速恢复经济,社会需要大批劳动力,唐朝政

府必须立即制定增殖人口的政策。于是将婚姻年龄定在男子年二十、女子年十五以上,必须婚媾。开元年间,又规定了新的适婚年龄,《唐会要》卷八三《嫁娶》曰:“(开元)二二年(734年)二月敕: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5可见,唐中期比前期结婚年龄明显提前。唐代实行的早婚制度,对于恢复经济,解决劳动力短缺等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左传·襄公九年》所记“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可知婚龄也因结婚人的尊卑身份而有差异。在实际中,唐人的结婚年龄也常会因为一些社会原因提前或后延。如白居易的《议婚》诗所说:“红楼富家女……娇痴二八初……已嫁不须臾。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富家女易嫁,嫁早轻其夫;贫家女难嫁,嫁晚孝于姑。”6又白氏《赠友》云:“三十男有室,二十妇有归,近代多离乱,婚姻多过期。”7可见到唐代后期由于社会动荡,结婚的实际年龄具有较大的弹性。

(二)身份的确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士族门阀制度,所以在婚姻方面讲究“门当户对”,因此对配偶的选择非常慎重严谨。《唐律》在维护等级婚姻方面做了严格的规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士庶禁婚

《唐律》特别重视门第家世,严禁士庶通婚,违反者受到法律制裁。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庶的区分较其它时代明显,极力避免士庶间的混淆,以保障士族在政治、社会上的特权,因此盛行士庶不婚的身份内婚制,这种现象一直沿存到唐代。在唐代统治阶层眼里,仍以冠冕定士族,有浓厚的门第观念。或相矜尚,自为婚姻,如唐高祖所云:“比见关东人与崔、卢为婚,犹自矜伐”8;或恃族望而与卑族进行财婚习俗,由“贞观六年(632年),太宗谓……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可得到印证。据此可知山东士族并不尽局限于自相为婚,但向外通婚时则多高挂门第,以求陪门财,而三品以上的朝廷大臣,仍争与山东士族通婚,显示出山东士族社会地位之高。到文宗时,社会上仍以山东士族通婚为荣,直至唐代后期,山东士族的门第观念仍在,人们仍然肯定他们的社会地位。

2.良贱禁婚

唐代社会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按人们的不同身份地位,法律把民众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即良人,《唐律》中称其为“凡人”;另一类是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唐律》中称为贱民。良人是国家的主要民众,他们可以分配到土地、为国家服徭役和兵役,可以订立契约,从事各种民事活动。贱民则不同,他们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因其身份的不同,贱民又可分作两大类:一类是官贱,均隶属于官府的奴婢,主要有官奴牌、官户、工乐户、杂户、太常音声人等;另一类是私贱,是指隶属于主人的家仆,主要有奴牌和部曲(部曲妻、客女、随身同)。9在良贱的身份区分下,婚姻对象也被限制。正如《户婚律》“奴娶良人为妻”条所言:“人各有耦,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10对于良贱通婚情况,《唐律》制定了严厉的限制和惩罚措施。

首先,《唐律》禁止良人与奴婢通婚,《户婚律》“奴娶良人为妻”条曰:“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离之。其奴自娶者,亦如之。主知情者,杖一百;因而上籍为婢者,流三千里。即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徒二年。奴婢自妄者,亦同。各还正之。”11由条文内容看来,显然禁止私

奴婢与良人通婚,违犯者判刑,对奴婢假冒良人身份通婚者判刑更重。《户婚律》“放部曲为良”条曰:“妾者,娶良人为之。”12所以婢只能在有子及经放为良的情形下,为良人妾,但仍不得为良人妻。可见对于奴婢与良人通婚有严格的限制。

其次,《唐律》明确规定杂户、官户、工乐户等,不得与良人为婚。杂户是因前代犯罪而没官、散配诸司驱使的官奴,其地位高于奴婢;官户是蕃户的总称,是前代配隶人户或本朝配没的人户,其地位高于奴婢而低于杂户;工乐户是隶属于少府和太常的贱民,其身份与官户相同。对于杂户与良人为婚的情况,《户婚律》“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条曰:“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13法律明文禁止良人与贱民阶层通婚。据《唐律疏议·户婚》“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条疏:“其工、乐、杂户、官户、依令‘当色为婚’,若异色相娶者,律无罪名,并当‘违令’。既乖本色,亦合正之。”14此亦规定贱民应“当色为婚”,不可与良人婚。在诸多良贱不婚的规定中,对太常音声人、部曲,则有特殊规定。《户婚律》“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条《疏议》曰:“太常音声人,依令‘婚同百姓’,其有杂作婚姻者,并准良人。”15开元二五年也有太常音声人依令“婚同百姓”的规定。因此,以婚姻而言,太常音声人似已挤身良民之列,得与良民通婚16,但仍被排斥于衣冠公卿子孙之外。至于部曲,唐《名例律》“官户部曲私奴婢有犯”条《疏议》曰:“部曲,谓私家所有。其妻,通娶良人、客女、奴婢为之,部曲之女亦是。”17而《户婚律》“放部曲为良”条疏议亦曰:“又问:部曲取良人女为妻,夫死服满之后,即合任情去住。”18但部曲却不得与杂户、官户为婚。唐《户婚律》“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条曰:“其部曲、奴婢……如与杂户、官户为婚,并同良人共官户等为婚之法。”19可见社会观念仍排斥良贱为婚。

3.官民禁婚

除前述良民与贱民不可通婚外,良民之间也有限制,此即官吏与平民间得禁婚。为防止监临之官凭主管一方事务,利用手中掌握的重要权力,枉法拘情,以婚姻这一合法形式来以权谋色、因色枉法,唐《户婚律》“监临娶所监临女”条曰:“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若为亲属娶者,亦如之。……即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可以看出法律禁止监临官娶所监临之女为妾。据唐开元二十五年《户令》三十四条记载:“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上,及县令于所统属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20从唐令的规定看,唐代法律禁止监临官在任期间与部下、百姓有婚姻往来,但已有婚约者除外。《疏议》曰:“监临之官”,谓职当临统案验者,娶所部任女为妾者,杖一百。为亲属娶者,亦合杖一百。可见任官者也不能将部民女嫁与自己的亲属,违者亦受惩罚。

(三)婚姻成立的首要条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包办婚是封建婚姻缔结的主要形式。在古代中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决定了子女们的终身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理念,屡见于经典。如《诗经》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云:“娶妻如何,匪媒不得”,《礼记·曲礼》则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孟子·滕文公》“章句”亦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可见礼制上相当坚持婚姻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唐律疏议·户婚》“卑幼自娶妻”条: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

从尊长。违者,杖一百。21可见,父母及尊长在唐代婚姻关系中享有较高的权力。出门在外尚且如此,在家子女的婚姻就更不必而言了。对于这种体现封建家长制的婚姻缔结方式,历代法律都极力保护。《唐律》作为封建法典的楷模,在这方面也起到了模范作用。

唐《户婚律》“嫁娶违律”条曰:“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若期亲尊长主婚者,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余亲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事由男女,男女为首,主婚为从。”可以看出父母有包办卑幼婚姻的情况,余亲也有主婚权,子女若不服从,父母可告官,杖一百。不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要父母告官,就将追究刑事责任。

唐《户婚律》“为婚妄冒”条疏议曰:“为婚之法,必有行媒”22,《名例律》“略和诱人等赦后故蔽匿”条亦云:“嫁娶有媒”23。因此,法律明确规定嫁娶须有媒人。而且定有媒人失职的罪刑,唐《户婚律》“嫁娶违律”条曰:“诸嫁娶违律……未成者,各减己成五等。媒人,各减首罪二等。”疏议曰:“谓违律为婚,当条合得罪,定而未成者,减己成五等。假有同姓为婚,合徒二年,未成,即杖八十,此是名减五等。其媒人犹徒一年,未成者杖六十,是名‘各减首罪二等’……凡违律为婚,称‘强’者,皆加本罪二等;称‘以奸论’有强者,止加一等。媒人,各减奸罪一等。”24可见禁止媒人胡乱牵引对象,对婚姻当事者有保护的作用,有利于避免大量违法婚姻的出现,减少对社会的危害。

(四)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六礼”

“六礼”是中国古代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据《左传》“昭公元年”条记载,六礼依次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25唐代沿用了前代的规定,《唐律疏议·户婚》“以妻为妾”条疏文云:“妻者,传家事,承祭祀,既具六礼,取则二仪”26,就是说男女双方结为夫妻,必须具备“六礼”,六礼备谓之“聘”,六礼不备谓之“奔”。唐代婚姻六礼仍是必经程序。婚姻成立必备要件之一是婚约,有了婚约,“婚姻之事于是定”,产生人身的约束力。据《唐律疏议·户婚》“违律为婚”条疏文规定:“即应为婚,虽已纳婚,期要未至而强娶,及期要至而女家故违者,各杖一百。”27可知唐代法律对于违反规定强娶或不嫁的行为,给予严厉的惩罚。唐朝政府还制定了许多结婚过程中的规定,如《唐律》规定男女双方应以书面形式确立婚姻关系,以免引起争议,明确要求双方要讲信誉,否则就要追究法律责任,从而促使双方当事人在互报婚书时应慎重从事,一旦作出承诺就得切实履行诺言,不能反悔,这也符合现代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在婚姻程序问题上,《唐律》亦作了诸多限制,在特定的时间内,不得从事嫁娶活动;尊长丧期内不得嫁娶;祖父母、父母被囚禁时不得嫁娶;丈夫丧期内妻子不得再嫁、违者视服制处杖、徒、流等不等之刑罚。

二《唐律》中关于离婚的法律规定

《唐律》对婚姻的解除也作了相应的规定。而导致婚姻关系解除的法律事实归纳起来,不外乎:(一)婚姻的自然解除,既因夫妻一方的死亡而发生再娶再嫁的再婚问题:(二)婚姻的人为解除,既因弃妻、义绝或和离而发生的离婚问题。“七出”、“三不去”是唐代婚姻解除的法定理由。同时也根据具体情况作出是否“义绝”,是否符合必须离婚的规定。此外,唐代还有一种“和离”,即协议离婚,这是《唐律》首创。这一规定在中国法制史上实属罕见,在当时具有很强的进步

意义,在避免纠纷,提高妇女地位、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一)婚姻的自然解除

1.妻死与再娶

妻死之后,夫妻共同生活的关系,自然宣告解除。但夫方必须于妻丧期满后,才可再娶。按照《唐律》的解释,这一期间为十二个月。贞观元年(627年)二月诏曰:其庶人男女无家室者……男年二十……及妻丧达制之后,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28

2.夫亡与再嫁

夫亡而妻再嫁,古不为嫌。唐朝亦不反对再嫁,太宗时期为增加户口而鼓励鳏寡者再婚。但《唐律》规定:“诸居父母丧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要求妻必须为夫服丧三年,若在为夫服丧期内改嫁,徒三年,且为“十恶不义”之罪。29除此之外,对于寡妇的再嫁并无过多限制。与改嫁相应,娶再婚妇也无鄙夷。可见唐代妇女的再婚,并没有受到法律太多的约束。

(二)婚姻的人为解除

婚姻的人为解除,即离婚,是指夫妻双方生存期间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行为。离婚的法律效力不仅涉及夫妻双方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对家庭和社会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唐律》规定了两种离婚方式:一是强制离婚,即“出妻”和“义绝”;二是协议离婚,即“和离”。强制离婚与协议离婚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强制性,反映出的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后者则具有协议性,反映出的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

1.“七出”而“三不去”

通常所说的“七出”,又称“七去”、“七弃”,指的是妻犯有七种法定过错之一时,丈夫可以休妻,也就是由丈夫单方面强制离婚。可见“七出”是法律确认的丈夫强制性的休弃妻子的权力。“七出”最初只是礼制的一项内容,后入《唐律》,成为中国封建法律中颇具特色的一项离婚法律制度。“七出”包括: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者去;多言去;盗窃去。30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法律置女子于卑贱的地位,因而出妻的特权往往操之于男方的意愿。

《唐律》的七出之法源于礼制自不待言,但在内容上有调整,七出的顺序为:“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妬忌,七恶疾。”31《唐律》在七出之外,还规定了“三不去”来对“七出”加以限制。“三不去”谓: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32这一规定意味着,丈夫休妻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如不符合则要追究丈夫的刑事责任。这比前代的法律规定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至少丈夫不能在没有法定条件允许下随心所欲地休妻,尽管休妻权掌握在丈夫手中,但他要行使此权利要受法律约束。就“三不去”的精神而言,是对男子自由休妻的一种限制,自有其积极意义,对于稳定婚姻关系,也具有一定的效果,体现了儒家仁义的精神,也反映了礼制与法律对人伦的重视。但从根本上讲,“七出”、“三不去”所构建的法律秩序体现了古代中国血缘家庭社会的要求,贯穿着稳定家庭社会的精神。就违反“三不去”的处罚来看,唐律规定,凡是妻子有“七出”之状,但存在“三不去”的情形休妻,杖一百,并且休妻行为无效,原婚姻仍存续。但是,“三不去”并不具有完全排除“七出”适用的效力,妻犯恶疾及奸,虽有“三不去”的条件,夫仍可休妻。由此可见《唐律》重奸非、畏

恶疾的法律精神。

2.义绝

按照古人的理解,夫妻关系是由“义”来连结的,这种“义”可以理解为夫妻基于基本的人伦对对方及对方家族所应承担的道德和法律上的义务。这种婚姻观念渗透到法律中,便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颇具特色的官府强制离婚制度—义绝。在礼法上,只是大致确定了义绝的原则和精神,而法律则是将其具体化、制度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唐律疏议·户婚》“义绝离之”条: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唐律疏议·户婚》“妻无七出而出之”条《疏议》曰:“义绝,谓‘殴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杀妻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毋、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及妻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伤夫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及与夫之缌麻以上亲、若妻母奸及欲害夫者,虽会赦,皆为义绝。’妻虽未入门,亦从此令。”33这是中国古代颇具特色的一种离婚制度。其意是指夫对妻、妻对夫的一定范围内的亲属,犯有殴、杀、奸罪,以及有“欲杀夫者”。如果符合这一条件丈夫不但可以“出妻”,而且这种婚姻关系必须解除,但未规定“欲杀妻者”如何处置,可见在婚姻关系中男女地位明显不平等,这些规定是男尊女卑的封建理念在婚姻法中的具体体现,是封建社会法制共有的特点。

3.和离

《唐律》所称的“和离”,是指男女双方不能安宁、和谐相处而自愿离婚,类似于今日之协议离婚。作为一种离婚形式,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它作为一种较成熟完善的离婚法律制度正式入律,则始于唐代。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这一离婚形式下,法律将男女双方置于同等的法律地位,双方共同决定婚姻关系归于消灭。《户婚》篇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合离者,不坐。”即如果夫妻确不能和谐相处,就可以协议离婚,而法律不追究责任,这就保证了双方协议离婚的权利。

三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原则和特点

婚姻法律制度是婚姻形态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集中体现,作为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在唐代社会的大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它的立法原则也与以往有所不同。唐代婚姻法律制度恪守儒家的伦理纲常,并不断通过法律与习惯法中的家法族规加以完善,使之更加丰富和完备。

(一)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原则

1.一夫一妻制

一夫一妻是我国的一项古老制度,历朝历代“双妻并嫡,悬为厉禁”。我国古代自夏朝开始,统治者实行的就是家国相通,亲贵合一的宗法制度。为了维系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组织形式,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推行嫡长子继承制,而为了保证嫡长子的纯洁性,在婚姻上均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重婚。唐朝自不例外,严格维护一夫一妻制,《唐律》明文规定:“一夫一妇,不刊之制”,34“诸有妻者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男子有妻再娶,构成重婚罪,不仅要判刑,而且要强制离婚。“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女子更是不得同时拥有二夫,不得犯奸,违者不仅丈夫可以自行将其休弃,而且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根据此规定,平民百姓基本遵守“一夫一妻”的法律规定。当然,为了维护“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婚姻目的和男子的特权地位,《唐律》在法律上承认妾的合法地位,允许贵族官

僚等在正妻之外纳妾。

2.同姓不婚

同姓不婚是一个很久的传统禁忌,中国自西周以来就有“娶妻不娶同姓”的传统,礼经中有明载,如“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35;“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36;据礼经所言,凡是同宗共姓,不论正姓、庶姓,虽隔百代,仍然不可通婚。同姓不婚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生理原因,“男女同姓,其生不蕃”37、“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38,同姓结婚,子孙的健康受到威胁,直接影响到传宗接代。二是伦理原因,“不娶同姓者,重人伦,防淫佚,耻与禽兽同也”39,禁止宗族内结婚,乱了名分。三是宗法原因,“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40、同姓结婚不能扩大家系,也不利于扩大社会关系。出于礼教的尊卑、名分不可乱的原则,唐代首次将同姓不婚引入律中,《户婚律》“同姓为婚”条曰:“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41同姓及亲属结婚者为法律所禁止,这是针对中国自古以来血缘婚实践结果而做出的合乎科学的法律调整,很有进步意义。

3.非公平性

非公平性即不平等性,主要由礼的等级性原则所决定的,体现在婚姻关系上就是男尊女卑。这种不平等不仅表现在夫妻双方权利与义务上,也体现在整个婚姻关系中。女性所承受的不公平不仅来自于丈夫,也来自于夫家众亲戚,以至夫家之宗族。另外,妻、妾地位的法定化也为女性的家庭地位作了安排,也就是说女性在接受男性不平等待遇的同时也接受自身地位的限制。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非公平性,是在承继历代婚姻法律制度基础上体现出来的。但由于唐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以及较开明的文化思想,这种非公平性体现在对女性的束缚与控制上,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对此要强调的是,公平与非公平也是相对的,非公平性在婚姻法律制度中是主要的,公平性是次要的。如在夫妻同时触犯国家大法、犯十恶之罪时所受惩罚是相同的,而在其他民事纠纷中或者刑事案件中却又是同罪异罚。

4.礼法结合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贯穿始终的社会现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质和特有的中华法制文明。在礼法结合的发展过程中,《唐律》的“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正是以前礼法结合思想自然演进的结果。这一点在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并达到了新的高度。礼法关系是《唐律》中最重要的一种关系,也是中国古代法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42唐代统治者不断修律的过程,就是其不断接受儒家法文化观念及实质的过程。唐代立法者更是公开宣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43德礼主要是指“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既是唐婚姻法律制度始终贯彻的基本原则,也是法律要竭力维护的社会关系,同时还是判定犯罪与量刑的主要依据。唐朝的婚姻立法充分体现了德礼为本这一立法指导思想,不论是婚姻的成立还是解除,不论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人身关系还是财产关系,伦理纲常贯彻始终。唐一代的婚姻关系基本上都是由法律化了的“礼”来调整,礼与法在婚姻法律制度领域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高度的和谐,成为后世立法的楷模。

(二)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特点

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从其调整婚姻关系的法律规定来看,它不仅系统的总结了前代王朝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而且集中地体现了唐代统治者的立法思想

和原则,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1.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封建性

在中国古代社会,等级森严。统治阶层为不同身份的人设定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男尊女卑,长幼有序,不可逾越。唐律也贯穿了这一等级原则,使婚姻关系领域同国家的政治制度一样充满了等级特权的色彩,而且这种特权是公开的,法律有明文规定。“凡是同居之内,必有尊长”44。尊对卑享有特权,长对幼享有特权,夫对妻享有特权,男对女享有特权,尊、长、夫、男与卑、幼、妻、女同罪不同罚。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家国同体的社会,这种家国同构的特征决定了家族在社会中的本位地位。家族的兴旺与和谐是国家强盛与稳定的基础,只有维护了家族的伦常秩序,才能实现对国的统治秩序。唐律继承和发展了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和立法经验,强化了引礼入律、礼法结合,真正实现了“礼法合一”。唐代婚姻法律制度更是确立了“一准乎礼”的立法思想,或是将礼的内容直接植于婚姻法律制度之中,或是有关婚姻立法要合乎礼制的精神,或是出礼则入刑,直接以犯罪进行处置。可以说,在唐代各项具体的婚姻法律制度中无处不显现着“一准乎礼”这一宗法思想,渗透着其封建性。

2.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开放性

由于唐代处于我国古代民族大融合时期,它广泛地吸收外族文化,同时少数民族犷悍的风格、不讲礼法、不重视贞节观念和各民族的婚俗给唐代婚姻制度以较大的影响,使得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闪现出对人性的关注。主要表现为:

(1)有限地承认男女自由结婚的合法性。《唐律疏议》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即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已经建立了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这条规定,有限地承认男女自由结婚的合法性。从法律上为青年男女的自由择偶打开了方便之门,并影响着后世各朝代青年男女的婚姻观念,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2)唐律承袭礼制,规定了“三不去”对“七出”加以限制。这对于保护妇女的婚姻合法利益、稳定婚姻家庭关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七出”,“三不去”所构建的法律秩序体现了古代中国血缘家庭社会的要求,贯穿着稳定家族社会的精神。

(3)设立了和离制度。和离制度相比较“七出”和“义绝”而言,它关注的是夫妻双方的感情状态。这反映出唐代婚姻法律制度开始关注婚姻的本质,是对传统“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婚姻观念的突破,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意义。

(4)设立了义绝制度。义绝制度是中国古代颇具特色的一种官府强制离婚制度。从内容来看,《唐律》禁止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纠纷和暴力,其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内部伦常和防范家属相犯,对稳定和维护封建婚姻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有重大作用,这对今天的整饬家庭暴力也有一定的启示。

3.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强制性

我国封建社会法律体例上的一大特点是以刑为主,诸法合体,违法的后果不分刑民,一律以刑罚处之,唐律也不例外。这种立法方式,使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公法的性质,从而大大加强了国家对婚姻关系领域的干预力度。婚姻家庭中小至生养死葬,婚姻离合,分家析产,大至亲属之间的殴伤残杀,告诉容隐,无一不在唐律的管辖之下。婚约具有法律的强制力,女方悔者杖刑,男方悔者,虽然不坐,但丧失聘财。违反结婚条件而缔结婚姻,轻者杖,重者绞,为十恶不

赦的“内乱”。甚至对于结婚时间,法律也要横加干涉,祖父母、父母丧期及被囚禁期均禁止结婚。唐律规定子孙必须听从父母的教令,必须供养祖父母、父母,子孙若违反教令,供养有阙(缺),则处两年的徒刑;45诸同居之人要“有罪相为隐”,46如果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然所告属实,告者仍要处徒二年。47可见,唐代婚姻的成立是在父母之命的基础上,尊卑长幼之间,无论是人身关系还是财产关系,毫无协商的余地,卑幼只能绝对的服从,充分体现了国家的强制力。

但是唐律的强制规定又有相当的灵活性,国家干预的范围与程度得到了适度的控制。唐律规定同姓不婚,但如果是赐姓,虽与本宗姓异,只要是同宗,则予禁止,此规定不违同姓不婚立法的本意,体现了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唐律虽规定了特殊时期的禁婚,就祖父母、父母被囚禁期不婚而言,如果是奉祖父母、父母之命在此时期为婚的,法律不予禁止。就订婚的成立条件而言,根据《唐律》及其《疏议》的规定,虽然没有婚书及私约,但已受聘财的,也视为婚约成立,唐律对受聘财的法律效力的认可,同样体现了国家在此领域的适度干预。总之,唐代法律在国家强制干预的基础上适度控制,维护着婚姻关系的良好发展。

四结论与思考

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唐之婚姻法律制度,由于受经济条件、政治因素和历史文化的制约,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与其它朝代的婚姻法律相比,《唐律》可谓古代封建法律之集大成者。透过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可以了解在法律与历史两个层面上的唐代人民的婚姻状况,同时也能追踪其在中华文明的延续中是怎样的沉淀与重塑。对唐代婚姻法律制度进行研究,从而达到准确全面地展现唐代婚姻法律文化和其中蕴涵着的中华法律文化真谛,为今日的婚姻立法提供借鉴。但唐代婚姻法律制度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反映出其落后的一面。唐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空前繁荣的。同时这一时期加强了同边疆少数民族及周边国家的交往,处于民族大融合时期。中原先进文化被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给唐代带来一些重要影响,使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唐代婚姻立法的先进性

唐代婚姻法律制度集中国封建婚姻立法之大成,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楷模。无论是从内容,结构上还是立法技巧上都是空前的。在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技术上,尤其表现出其先进性,代表了中国古代对婚姻关系调整规范的最高水平。

1.立法思想的先进性

(1)援礼入法,加强礼法结合

唐代的成文法的形式确认和规范婚姻关系,很显然是注意并认识到了法制与礼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唐代立法者公开宣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57。而要让那些对维护统治秩序有重要意义的礼制原则和精神成为人人遵守的行为准则,就必须经过国家的立法活动使之上升为法律规范。唐代婚姻法律制度将礼法上的原则规定和精神制度化、法律化,主要集中在结婚和离婚两个方面。在唐以前,结婚须有“父母之命,媒约之言”,但这只是传统礼制上的一种要求,而不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要求,是以对其进行保护和规范,只能依靠社会道德舆论和人们内心的认同感来维持。唐代立法者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首次将其制度化、法律化。就离婚而论,“七出”和“义绝”虽然在唐以前的社会生活中己经起到

了类似法律的作用,但终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规范,既缺乏法律应该具有的可操作性、规范性,也缺乏有效的约束力。一直到了唐代,才真正将其制度化和法律化。唐代婚姻立法对礼法上的规定的修改是全方位、多层面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扩大了主婚人的范围,用主婚人制度取代了自西周以来的“父母之命”,主婚人范围由礼制上的父母扩大到整个期亲范围,变相的赋予了婚姻当事人一定的婚姻自主权。二是根据社会的现实需要,变相地抑止了礼法极力主张的寡妇守志行为,肯定和鼓励寡妇再嫁。三是在婚姻的禁忌方面,对同姓不婚作了重大修改,代之以同姓同宗不婚。四是对“七出”的内容和顺序都作了调整和修改。如将“不顺父母”从礼制上的第一位跌至法律上的第三位;“无子”由礼制上的第二位跃居为法律上的第一位;淫、口舌、盗窃等位置前移和妒忌、恶疾位次退后等。这些重大修改,均是根据社会实际需要作出的。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实际上是以国家社会义务为其特征而不是以家族利益为特征的。

(2)缘情立法,注重人文关怀

“缘情立法”是唐代婚姻立法的开创之举。首先《唐律》对主婚人制度的确任和规范,体现了唐代婚姻立法的“缘情立法”,因为在主婚人制度下,法律规定除了父母、祖父母以外的任何人单方面无决定子女婚姻的权利,这无异于赋予了青年男女一定的婚姻自主权,为唐代婚姻自由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法律环境。其次,法律对卑幼在外的事实婚姻加以认可,实际上是承认了出行在外的青年男女有某种程度的婚姻自主权,这等于是为青年男女挣脱礼法的束缚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再者,《唐律》关于“寡妇欲守志者改嫁”的规定,也带有较重的人性化色彩。从某种意义上看,实际上是默许甚至鼓励寡妇改嫁。此外,《唐律》在规定“义绝”的同时,又强调轻微的行为须当事人自己告诉才受理,法律在这里实际上就为夫妻修补情义、恢复感情提供了条件,给予当事人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这也就为原本冰冷无情的法律抹上了一层浓厚的温情色彩。

2.立法技术的先进性

(1)从主婚人制度的确立看立法技术的先进性

唐代立法者将礼法上的“父母之命”法律化、制度化,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主婚人制度,表明唐代统治者在立法技术和经验上己经相当成熟。从西周时期对主婚权的调整和规范到唐代对主婚人的调整和规范,是立法技术上的一次重大飞跃。唐代主婚人法律制度的建立,较好地解决了主婚人在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难题。作为主婚权这一权利的主体,主婚人从权利的背后走进了法律的调整范围,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不仅使得主婚权的权利内容有了明确的主体归属,而且使得建立一个法律责任体系来保证权利的依法运作、惩治权利滥用成为现实。(2)从“七出”顺序的变动看立法技术的先进性

唐代立法者极其重视封建家庭于国家的意义,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家庭秩序,《唐律》精心营造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与前代“七出”不同,唐代“七出”将“无子”提到首位,淫佚、口舌、盗窃的位次也前移,嫉妒后移,恶疾退至最后。《唐律》这一变动,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有利于唐代婚姻立法更趋于圆满和严谨,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漏洞的出现。《唐律》意识到立法意图和立法体系不相协调的漏洞,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本身就是唐代婚姻立法在立法技术上的一种成熟和先进的表现。

(二)唐代婚姻立法的缺失

唐代婚姻法律制度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土壤中形成、发展起来的,由于受经济条件、政治因素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制约,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因而,唐婚姻法律制度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体例上,均表现出明显的缺失。

1.立法内容的不完整性

(1)从立法内容来看,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在许多领域存有立法的空白。唐代的婚姻立法没有设立婚姻登记管理制度。唐代婚姻关系的成立,无须进行审查和登记,只要订有婚书或女方接受聘财,就算有婚姻关系,故无法从源头上杜绝违律为婚的现象。

(2)在程序法上有很大的空白。法律虽然详细规定了违律为婚和义绝的处罚原则,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对这类行为是按照何种法律程序进行追究和审判,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进而影响法律的实施。

(3)受时代的客观因素制约,唐代婚姻立法未能就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进行明确的规定。依现代民法学理念看,当属重大缺陷,可谓立法上的一大盲区。因为现代婚姻法均把这两项视为是立法的重点。但在中国古代,这两项却都不成为问题。子女的归属,依礼按照惯例,都是归男方,女方对此无权争议。关于财产,女方根本无权参与对男方家财的分割。

2.立法体例的含混性

从立法体例上看,唐代婚姻立法不仅没有摆脱传统立法体例的束缚,反而同自身所处的母体《唐律》一样,成为中国古代传统立法体例—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典型。

(1)调整婚姻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其他法律规范相混杂,共存于统一的法典《唐律疏议》之中,所以独立的形式意义上的婚姻法尚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婚姻法虽有所反映,但不充分、不完备,且是分散于法典各处。

(2)法律规范的功能作用呈单一状态,迷信于刑罚的万能。婚姻关系本属民事关系,但唐统治者为了保护封建婚姻关系,却采取了刑事立法的调整方式。因此,其精心构建的只是一个以刑事责任为主,以民事责任和经济责任为辅的法律责任体系。。

(3)对婚姻关系的调整并不周全,它把许多问题都委诸于礼,对礼的依赖性比较大,因此,礼在其中的作用仍较突出。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和其他古代法律制度一样,它是在中国的土壤中诞生并成长起来的,没有受到外来法系的影响。它随着整个《唐律》及其文化流播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和重要因子。

(三)唐代婚姻立法的历史借鉴

作为一部比较完备的封建法典,《唐律》及其婚姻法律制度,不仅为唐代发挥了重大作用,更具有可供后人借鉴的成功经验。《唐律》所确立的婚姻制度,对我们今天的婚姻立法亦足资借鉴。

首先,唐代婚姻法律制度开创的男女平等观念为当今社会男女平等原则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唐律》有限地承认男女婚姻自由,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种等级观念,为当今社会的婚姻自由制度的建立培育了萌芽,并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年男女的婚姻观念。唐律设立的和离和允许妇女提出离婚的制度,将男女置于相对平等的主体地位,并将“情不相投”作为离婚的实质条件,这与当今社会“夫妻感情破裂”

的离婚条件,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不仅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体现出对妇女人性的关怀,为妇女追求幸福的婚姻生活提供了契机,而且也为现代社会平等原则的建立提供了制度支持。

其次,唐律以“三不去”对“七出”离婚制度加以限制,对当今离婚制度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三不去”是对男子“七出”休妻的限制, “三不去”体现了唐代的婚姻伦理色彩,表现出很强的人文关怀。这对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妇女利益、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以及增强男子对婚姻家庭的责任心都具有积极意义。离婚自由是当代社会婚姻法律的基本原则。然而,在这一基本原则之下,许多人的婚姻观念和道德标准发生了重大改变,视婚姻为儿戏者有之;只能共患难,不能同甘甜,抛弃糟糠之妻,追求所谓的婚姻幸福者比比皆是。所以有必要对现行的离婚制度予以适当的限制,以示对婚姻的尊重以及增加夫妻双方对社会的责任。一方面,可以效仿唐律的伦理精神,给处于弱势群体的离异妇女以特殊保护,在其离婚后能获得经济上的补偿。另一方面,要做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大力宣扬社会主义道德观,处理好法与道德的关系,实现依法治国的同时也要注重德教的重要作用。我们要继承有利于现代婚姻家庭稳定、和睦、幸福的传统伦理道德,并将其发扬光大,甚至以法律来保障实现。

再次,关注亲情伦理秩序、注重血缘关系是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显著特征。尽管其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利益和家族稳定,但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积极作用。厘清血缘关系是现代家庭男女平等的重要基础,对于提高人口素质有着积极意义。立法强调尊老爱幼,家庭和睦,重视亲情,家庭的温馨和谐等等,而这些与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一致。而唐律对贞节观念的淡化,对妇女再婚和夫死改嫁表现出宽容的态度,闪现出唐代婚姻法律制度对人性的关注,对于完善当代婚姻制度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要关注人性,注重人文关怀,要关注婚姻的本质。

最后,《唐律》中干预、调整婚姻的规定,对现代婚姻立法亦有现实意义。唐代为了婚姻家庭稳定有序,《唐律》不惜重刑来处罚婚姻家庭中的“十恶”之大罪,从而将婚姻法律调整的范围扩展到最大限度,将法律处罚的功能发挥到最高限度。当然,现代婚姻立法应当抛弃这种对纯属民事的婚姻行为附以刑事处罚的规定,但是唐律以法律强制、国家干预来维护婚姻关系的做法,却是值得借鉴的。婚姻法属于私法,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其精髓,意思自治是指现有法律规定内,当事人有婚姻行为的自由,但对于违法的自治行为,法律仍要追究。可见,法律并不保护违法的意思自治行为。因此应加强婚姻法的制裁力度,发挥法律的权威性,增强国家对婚姻的管理、干预。同时,可适当扩大法律对婚姻的调整范围,将应当弘扬和保护的、长期以来由习惯、道德调整但效果不甚理想的行为,纳入法律的范畴,以国家强制力来加以调整,以造就符合中国国情所需要的婚姻关系。

总之,《唐律》中有关婚姻关系领域的规定,在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对婚姻关系的稳定,整个社会生活的安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至今仍影响深刻。中华民族是具有传统伦理美德的民族,现代婚姻法律理应符合广大民众意愿,应该尊崇优秀的伦理道德,法律应惩恶扬善,保护社会正义。

注释:

1 金眉:《试析唐代“七出三不去”法律制度》,《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2 牛致功:《唐人的“离婚”当议》,《学术界》,1994年第2期。

3 罗桑开珠:《昌议唐蕃联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

4 [唐]杜佑:《通典》卷五九《礼记·嘉礼》,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40页。

5 [北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八三《稼娶》,第1529页。

6 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卷二《讽喻》,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31。

7 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卷二《讽喻》,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6页。

8 刘昫等编纂:《旧唐书》卷六一《窦威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64页。

9 [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名例》,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1页。

10 [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户婚》,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9页。

11 曹漫之主编:《唐律疏议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523-524页。

12 曹漫之主编:《唐律疏议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473页。

13 [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户婚》,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0页。

14 [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户婚》,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1页。

15 [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户婚》,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1页。

16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九思出版社1977年版,第819页。

17 曹漫之主编:《唐律疏议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5页。

18 [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户婚》,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1页。

19 曹漫之主编:《唐律疏议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6页。

20 [日]仁井田隆:《唐令拾遗》,栗劲、霍存福等译,吉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页。

21 [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户婚》,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7页。

22 曹漫之主编:《唐律疏议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0页。

23 曹漫之主编:《唐律疏议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页。

24 曹漫之主编:《唐律疏议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2页。

25 《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11-1212页。

26 [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户婚》,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7页。

27 [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户婚》,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1页。

28 [北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八三《嫁娶》,第1527页。

29 [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名例》,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页。

30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卷三十《丧服》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04页。

31 [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户婚》,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7页。

32 [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户婚》,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7-268页。

33 曹漫之主编:《唐律疏议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19页。

34 曹漫之主编:《唐律疏议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1页。

35 吕友仁、吕咏梅译著《礼记全译孝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31页。

36 吕友仁、吕咏梅译著《礼记全译孝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37 徐中舒主编:《左传选》僖公二十三年,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0页。

38 徐中舒主编:《左传选》昭公元年,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38页。

39 参见班固:《白虎通》卷九《嫁娶》“论同姓外属不娶”条。

40 吕友仁、吕咏梅译著《礼记全译孝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7页。

41 曹漫之主编:《唐律疏议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9页。

42 王利民:《论唐律的礼法关系》,《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

43 [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名例》,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44 [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户婚》,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7页。

45 [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斗讼》,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37页。

46 [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名例》,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0页。

47 [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斗讼》,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35页。参考文献:

1. [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2. [唐]吴兢:《贞观政要》岳麓书社1991年版。

3. [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4年版。

4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22年版。

5. [后晋] 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97年版。

7.[宋]王溥:《唐会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8.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9. [日]仁井田隆:《唐令拾遗》,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刊印。

10.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7年版。

11.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乔伟:《唐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3.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4.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5.吕思勉:《中国婚姻制度史》,中华书局1929年版。

16.陈鹏:《中国婚姻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17.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8.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陶希圣:《婚姻与家族》.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20.陈寅格:《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1954年版。

21.向淑云:《唐代婚姻法与婚姻实态》,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22.杨廷福:《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3.曹漫之主编:《唐律疏议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论唐代婚姻法律制度

唐代婚姻的习俗和其发展的特点 在中国法制史上,唐律集封建法律之大成,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作为其内容之一的婚姻法,也是后代各朝婚姻立法的典范,唐律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在婚姻家庭法律领域所推崇和维护的伦理道德,对于家庭关系的稳定,整个社会秩序的安定,产生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它的立法指导思想、内容不仅有时代特色,而且深刻影响了后世,当代对唐代婚姻立法成功经验的启示与局限性的认识,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婚姻立法也可提供历史明鉴,也可使我们更好地完善和实施我国的婚姻法律制度。 一、唐代法律制度的历史地位 唐代是我国历史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经济、政治、文化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唐代的律令制度是秦汉以来国家制定法发展之集大成,也是中国封建法律最为成熟的阶段。律疏是汉代以来法律学发展的结晶,堪称中国古代法律的典范。唐律、疏律对后世法典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终南宋(1279年)之世,一直作为现行法延续实施。因此,唐律是中国古代一部有着承前启后作用的法典。唐代的律令制度对于古代周边国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相关响。日本以及当时的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受唐代法律的影响更为深远。笔者对唐律在婚姻方面的立法思想和相关规则进行探究。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最为成熟的时期,唐律是我国保留下来的较完备的古代成文法,其主要特征是体现了礼与法的完美结合。“礼教”伴随着中国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发展,在当今社会中仍有存留,并深刻影响着每一代中国人。 二、唐代婚姻法的主要内容 隋唐时期的中国古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经过绵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已经成熟和完 备。 (一)结婚年龄的规定 据记载,唐代曾先后有过两次关于结婚年龄的诏令,第一次是在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即下诏令:“其庶人男女之无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并须申以婚媾,命其好合。”规定的年龄为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必须婚媾;第二次是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发布了一条新的诏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将以前的结婚年龄提前为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唐太宗的诏令中“须”申以婚媾即应该婚嫁,对于婚聘年龄的规定具有强制性,这在唐朝初年那种特殊形势下,实行早婚制度对解决劳动力短缺、稳定社会秩序有着积极意义。延至唐玄宗时期,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多地少的问题使得当政者有必要采取某些措施以抑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而唐玄宗颁布诏令为结婚设置一个许可年龄的限制,可能正是减少人 口的措施之一。 (二)基本原则 “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是我国古代婚姻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媒妁之言”是中国古代男女婚配的先行条件。由此可见,“媒妁之言”与“父母之命”自古是婚姻缔结的必备条件,唐代也

唐代给侍法律制度研究

唐代给侍法律制度研究 一、被侍者和充侍者 (一)侍老 侍老是指达到一定年龄的老年人。给侍法律制度规定,年满八十的老年人被称为侍老。笃疾者与侍老一样享受给侍待遇。唐令中多有明文为证,"老谓八十以上,疾谓笃疾,并依令合侍"。"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千二人;百岁,五人"。唐令中没有限制享受侍老权利的社会等级要求,说明在唐代侍老的范围十分广泛,除了第一等级外,上至贵族与官吏,下至贱民,对于满足年龄条件的人依律官府都可拨侍下养其老。 1.官吏侍老 古代官吏达到高龄之时同样要面临养老问题,但官吏和庶民与贱民不同,其受官员致仕制度保障。官员致化制度即官员退休制度,是官员达到一定年龄之后,无法胜任本职工作,向皇帝提出辞呈告老还乡的制度,是职官退休和养老制度的重要内容。致仕官吏的养老也是养老中的一个群体,是对给侍法律制度的补充。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关于官员致仕年龄的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事","七十致政",意思是官员到了七十岁要将职位还给国家,回家养老。到两汉时期致仕制度初步形成,"养老与致仕密切相关,官员致仕时举行养老礼,官员致仕后在乡参与乡饮酒礼,而礼最重要的参与者即为致仕之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致仕年齡和致仕经济待遇"半禄"都曾以诏令的形式确定下来。到唐代官员到屯十岁就会申请致仕,"年七十以应致仕,若齿为未衰,亦听厘务。凡请致化五品以上奏闻,六品下由尚书省录奏"。@官员致仕的年齡限制有一定的放宽,对于

年龄未满毛十但健康状态不好的官员,也允许其提前致仕。而年龄已满七十,身体很好的官员也能够延退休,绝续处理政事。唐代给致仕官员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支持,以使其安享晚年。"诸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给半禄"。五品以下的致仕官员则只能享受四年的半禄待遇。后来唐玄宗在敕文中取消了四年的限制,使五品以下致仕官员的半禄待遇可终其余年",提高了低品级致仕官员的物质生活水平。 ...................... (二)侍丁 唐代给侍法律制度完备的最主要标志为亲待外侍之分。亲侍是与侍老有亲属关系的人。外侍与侍老无亲属关系,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1.亲侍 (1)亲属关系。亲侍指侍丁与侍老之间有亲属关系,包括直系血亲、期亲。侍了侍养祖父母、父母,是作为子孙应尽的职责。对于家族当中期亲的养老,其所犯罪行的具体情节可申请不同的处理办法。"死罪上请,唯听敕裁,流罪侍亲,准律合住"。犯非"十恶"的死罪者,家中有老疾无侍,且无期亲可充侍时,可以"具状上请",听后皇帝发落。犯有不属于"会赦犹流"的流罪之人,可以申请"权留养亲",以此来保证侍老得到给侍的法律权利。犯有徒刑的但仍要侍奉亲长的,在刑罚执行上也有一定的变通。 ......................... 二、侍老的权利与侍下的权义

论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对女子的危害

论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对女子的危害 姓名:冯倩 学号: 班级:园林092 摘要:我国古代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位妻子,妻下面有妾,妾下面是通房,女子要遵从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嫡出与庶出也有很大的差别,正是由于这样的婚姻制度导致了古代女性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对她们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关键字:古代婚姻制度女子危害一夫一妻多妾制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实行的封建制度给女性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甚至可以说她们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我国古代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危害。 1、我国古代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对女子的危害 1.1一夫一妻多妾制概述 婚姻是人类社会两性结合的基本制度和形式,是由于人类自身生产而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是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在古代,《礼记?昏义》上明确指出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有着“兴家族,广后嗣”的幌子,从皇帝开始,贵族官僚妻妾成群都是明正言顺的,如汉代丞相张苍的“妻妾以百数”(《史记?张丞相列传》),甚至造成“内多怨女,外多旷夫”(《汉书?贡禹传》)的社会现象。因此我国古

代婚姻制度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这种制度正式确立是在西周时期,一妻是指一个男子只能有一个正妻,然而男子尤其是贵族官僚实际上是可以合法纳妾的,男子可以占有多个不同名分的女子并且会被礼法所认可,不受道德约束,妾的数目是按照社会地位而确定的。如果女子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为此理由将她休掉。 1.2女人的争宠导致的悲剧 这种形式上实行的一夫一妻多妾制是为维护封建宗法和家族统治,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其目的是为了约束女子,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不仅这样,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自古民间就有皇帝有三宫六院,佳丽三千的说法,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这直观地反映了女子身份的卑贱。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典型的特征—男尊女卑。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古代,女子是没有地位的,只能忍受不平等待遇的摧残。 不仅这样,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不相同的,只有被称为正 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於从属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地位的差别,一般来说妾是很不喜欢正妻的,作为正妻经常会遭到别人的白眼与记恨,因此不管是妻还是妾,她们的生存环境很艰苦。《红楼梦》中的赵姨娘和王夫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当王夫人受尽恩宠,俯视众人,赵姨娘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了,别人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在这样的环境下会经常导致悲剧发生。女人们为了生存,想尽办法争宠,打压别人,生存能力弱的就会在这种斗争中失去生存的权利,轻者独守闺房,孤苦一生;重者失去身家性命,而剩下的又继续斗争,

第七章 隋唐的法律制度

第七章隋唐的法律制度 1.隋唐的法律制度在历史中的作用和重点? 答:隋唐法律制度特别是唐朝的法律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它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重点在于:唐律的制定、地位和影响;名例律中的五刑、八议、十恶等一些制度和区分公罪与私罪、自首、类推和化外人相犯等一些基本原则;中央的司法机构,刑讯和死刑复奏制度,出入人罪等一些规定。 2.隋唐立法概况? 答:隋朝的法律形式,由大臣苏威所定:律、令、格、式。隋律包括《开皇律》《大业律》《开皇律》——隋朝的第一部律,也是隋初重要的立法成果。是高颍等大臣参考魏晋以来立法,确定取适于时的指导思想,修定。 《大业律》——隋朝第二部律,也是隋炀帝的主要立法成果。是牛弘等大臣重定的律令。 区别:体例上:开皇律12篇,大业律18篇;内容上:用刑比开皇律更轻,其中从重减轻的律条有二百余条。实施上:大业律并未切实得到实施,只是在形式 上假借遵循礼乐之名。 3.开皇律体例与内容? 答:体例上:隋律共12篇,500条。篇名依次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 内容上:一。关于刑罚制度:确定了死、流、徒、杖、笞五刑,而且还规定了刑等。 二.关于十恶制度:十恶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大赦时十恶仍不可赦免。 三.关于八议和官当制度:这两个是重要的司法特权制度。规定在八议之科,及官品等七以上犯罪,都可依照律文减一等量刑,还把官当作为定制,并 规范了其内容: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 一官当徒一年,当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当 流者各加一等。 4.唐初的法律指导思想? 答:一礼法并用治国的思想:(1)礼是治国的主要手段(2)法是治国不可缺少的工具。(3) 治国必须礼法结合。 二.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的思想:(1)法律内容要统一;(2)法律内容要简约; (3)法律内容要稳定。如果肉容多变就会造成两个危害:一 个是会使百姓无所适从;另一个会使官吏难以掌握,以致在工 作上出差错,甚至使不法之吏借此行奸。 三.慎重行刑的思想:(1)严格依法办案:司法官应严格依法办案,防止滥刑,并把它作 为慎重用刑的一种表现; (2)慎重审理重案:对重刑者规定专门的程序加以审理,避免错案。 以礼法并用治国的思想为指导,唐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还用法维护礼,君权、父权和 夫权得到了切实的保护,所以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 5.唐的立法概况?

从唐代的婚姻状况看妇女的社会地位

从唐代的婚姻状况看妇女的社会地位 网络教育学院05(2)历史专业李拴昌 内容摘要: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是“开放型”社会,表现在许多方面,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可从婚姻制度、婚俗文化、妇女的婚姻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得到表现,再结合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妇女地位相对较高的原因。 关键词:唐代、婚姻状况、妇女、地位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观念一直占主导地位,妇女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地位极其低下。相对而言,唐代妇女是幸运的。她们处于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属“开放型”社会,其开放特点不仅表现在政治制度、民族政策、外交关系等方面,而且反映在民间礼俗和婚姻制度上。她们受到的封建束缚和压迫相对较少,一改过去哭不露齿,站不依门,行不露面的传统,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她们拥有广泛的权利:参政权;受教育权;财产继承权;家庭成员的决定权;家庭事务的管理权;自我意愿的决定权;婚姻的决定权(包括初婚决定权、离婚决定权、再婚决定权)。下面我就唐代的婚姻制度、婚俗文化、妇女的婚姻生活和社会生活,谈谈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愚生将感激不尽。 一: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和婚俗文化 法律是在阶级社会中产生并用来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强制力量,我国几千年来有关婚姻、家庭的法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在秦朝,秦律已经有了对婚姻、家庭问题的简单规定。到了唐朝,封建社会进入了全盛时期,法律也趋于完善,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颁布的《永徽律疏》(简称唐律),它得古今之平,在中华法系中堪称最为完美的一部封建法典。其中,对于婚姻制度的规定,在结合礼教的过程中,兼顾社会生活和民风民俗,将情礼法恰当结合,

全国06年7月公司法律制度试卷及答案

全国2006年7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公司法律制度研究试题 课程代码:00943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 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我国公司设立的立法,采( D ) A.自由主义 B.准则主义 C.特许主义 D.准则主义与核准主义相结合 2.公司法确认的资本三原则不包括 ...( D ) A.资本确定原则 B.资本维持原则 C.资本不变原则D.资本流动原则 3.根据我国《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修改须经代表( C ) A.1/4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B.1/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C.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D.1/2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4.公司法规定的法律责任形式,不包括 ...( D ) A.民事责任 B.刑事责任 C.行政责任 D.救济责任 5.下列对公司债务的表述,正确的是:公司以其( C ) A.注册资本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B.实收资本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C.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D.净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6.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对于是否转换为股票,由______决定。(D ) A.公司 B.股东会 C.董事会 D.债券持有人 7.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抵押合同的形式( A ) A.应当用书面形式 B.既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 C.可以用口头形式 D.可以用口头形式,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8.资产负债表的三大要素中,不包括 ...( D ) A.资产 B.负债 C.所有者权益 D.现金流量 9.我国对企业所得税税率实行( A ) A.比例税率 B.定额税率 C.累进税率 D.差别税率 10.春晖有限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申请破产。下列情形中,属于破产债权的是( C ) A.甲公司要求收回其租赁给春晖公司的房屋 B.乙公司因派员参与破产程序花去的差旅费2万元 C.丙银行贷给春晖公司的50万元贷款,但尚未到还款期 D.丁银行贷给春晖公司30万元贷款,春晖公司以机器设备抵押,还款期已届满 11.下列情形中,属于效力待定合同的是( A ) A.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订立的合同 B.重大误解的合同 C.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 D.欺诈合同 12.下列关于合同形式的表述,正确的是( C ) A.合同只能采用书面形式 B.合同不能采用口头形式

我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历史演变

我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历史演变 摘要:婚姻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婚姻礼仪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和探究我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历史演变,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感知古代男女间社会关系的文化特征及其发展脉络。 关键词:婚姻制度;社会规范;中国古代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婚姻具有非常神圣而庄严的意义。《易系辞》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认为男女婚姻是承载天地阴阳之性密合而成。《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所措。”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算为五伦,而伦常礼制、社会规范都是基于婚姻制度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古籍中也早有关于婚姻内涵的记载。《礼记·经解》郑玄注:“婿曰婚,妻曰姻”;《说文解字》解释为“:婚,妇家也”“、姻,婿家也”,都说明了婚姻具有严肃的伦理学意义,婚姻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婚姻礼仪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和探究我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历史演变,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感知古代男女间社会关系的文化特征及其发展脉络。 一、婚姻的几种发展模式 在漫漫的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我国的婚姻制度经历了凤凰涅槃般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从早期的原始群婚模式一步步走向具有现代文明特征的一夫一妻制度,见证和审视着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种发展模式。 原始群婚。原始群婚是人类早期祖先进行的一种两性偶合关系,古语曰:“其民聚生野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古代人们露宿野外,群居共生,男女之间的交往没有任何的规定和约束,也没有明确和固定的配偶,完全处于一种自然奔放状态,“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远古时代原始群婚的现状甚至产生了一些民间传说,比如《诗经·商颂》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男女无别、媾和无禁的自然婚姻状态。 血缘婚姻。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步,原始人群逐渐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集团部落,并且渐渐以血缘家族的形式作为识别标准。古人认为血缘家族中父辈和子女之间是不能够通婚的,但是兄妹同辈之间是可以通婚的,由此构成了血缘婚姻。关于这种婚姻制度模式,中国的古籍文献中也有相应记载传说,比如《风俗通》中就介绍了女娲和伏羲之间的关系,说女娲其实是伏羲之妹,兄妹两人是联袂成婚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在后世出土的汉墓石刻上,人们能够看到伏羲与女娲“人首蛇身,两尾相交”的造型,而“两尾相交”正是夫妻媾和的特别象征。 亚血缘婚。亚血缘婚又称为伙婚,此种婚姻与血缘婚姻的最大区别就是血缘婚姻只是禁止父辈和直属下辈之间进行通婚,而伙婚除此之外,还禁止同辈兄弟姊妹之间产生婚姻关系。伙婚制的最大特点是兄弟可以共妻,姐妹可以共夫,但这个“妻”或者“夫”必须是外族人员,比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同时都嫁给了舜,体现了伙婚制度下姐妹可以共夫的特点。亚血缘婚有利于自然选择婚姻配偶,这对于提高人口数量和质

唐朝监察制度

浅析唐朝监察制度及其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内容摘要:在中国历史上,监察制度早已存在并在各个时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而其中尤以唐朝监察制度的发展最为显著,其上承各个朝代监察制度的优点与长处,下对以后各个朝代的监察制度,甚至现代法治建设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介绍唐朝监察机构的组成、职能、作用以及其职权的行使等内容,以期能揭开唐朝监察制度的神秘“面纱”。 关键词:监察制度御史言谏制度 中国监察制度是随着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加强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到了唐朝,其在继承和发展秦汉以来监察制度的基础上,在专制集权制度显著发展的时候,其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我国监察制度中它是比较完备的,所起的作用也是积极有效的。 一、唐朝监察机构的组成、规模及职能 唐朝监察体系有两套制度组成:一是御史台,一是言谏制度,下面我们逐一介绍一下: 1、御史台 御史台, 秦朝时叫御史府, 到东汉时被称为御台, 唐朝承袭了这一监察制度, 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唐朝的机构设中央设置独立的监察机关御史台, 是全国最高监察机构, 统管全国监察工作。唐朝时在机构名称上也曾发生过几次变化, 唐高宗时, 龙朔二年( 660 年) , 改御史台为宪台; 武则天光宅元年( 684 年) , 御史台分左右肃正台; 唐中宗神龙年间复为左右御史台; 睿宗延和元年废右台, 合二为一, 改称御史台1。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御史中丞二人为辅, 1 张晋藩:《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408页

“掌邦国刑宪点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1有权弹劾百官,参预大狱,审查礼仪。这在当时被看做是维护封建政治统治的重要机构,是皇帝的“耳目官”、“凤宪”,可以说是无所不纠,无所不察。他们还经常承诏为特别使者,出使外藩或检查灾情,这些也反映了监察机构是皇帝御用工具的特性。 唐朝在御史台中分设了台院、殿院、察院,统管三国两晋以来常因事设置职权不清的诸御史,从而使监察机构进一步扩大。 (1)台院,设有侍御史六人,主管弹劾及判断中央及京都官员的违法犯罪,其中一人为“知弹侍御史”,协助台官处理弹劾案件,还有“知推侍御史”二人掌管刑狱之事。由于侍御史职权极重,在御史中品位最高,所以受到了特殊重视,其由皇帝直接任命,或者有宰相、御史大夫商定有吏部选任。 (2)殿院,设监察御史九人,主管殿廷礼仪、国家财政及京城风纪的监察监督朝会、巡幸、郊祀活动的礼仪,以维护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 (3)察院,设监察御史十人及侍御史九人,主要执掌对地方州县、驿馆事务、军队及派员驻尚书省六部的监察,唐朝还建立了定期的巡视监察制度。此外,各道还设置执行特殊使命的具有地方常态监察性质的按察使。在御史台中,监察御史的职位最低,但是任务却是最繁重的,其权力也极大,可以不经过御史台长官,而直接向皇帝报告,是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但是御史的活动并不是不受拘束的,其权力利的行使要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进行。武则天统治时期,曾广置行使弹劾权的监察御史里行,其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御史的权力,来加强封建专制统治。 关于监察御史的职能,在唐朝初期,其仍按汉代的六条问事进行弹劾。武则天时期尚书侍郎韦方奉旨修订监察州县的四十八法,所谓“以四十八条察州”。2实行了十年之后,因其比较繁琐难于执行而被废止。唐玄宗时期,其将中宗时期的六条定制发展为了专门的法律,使得监察御史的权力行使有了法律依据,其内容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不均;三是,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 1 《唐六典》卷一二 2 张晋藩:《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409页

唐代婚姻制度及其限制的法理思考

论文摘要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唐律被称为封建法制的典范,而其中的婚姻制度更是独具特色,即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又具有极大的开放性。本文阐述了唐代缔结婚姻和解除婚姻的制度及其限制性规定,凝练出唐代婚姻是礼律融合的产物、受民族互化融合的影响、唐代妇女法律地位进一步提升等观点。本文认为通过研究唐代婚姻制度及相关法律关系的变革,对于完善我国当代的婚姻制度,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和谐婚姻制度无疑具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唐朝缔结婚姻解除婚姻 唐代的婚姻制度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婚姻家庭立法的成熟时期,无论是法律内容、立法技巧,还是法律形式、调整手段,都比以往历史时期的法制成熟与完善。唐代的婚姻制度一方面继续体现礼法融合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婚姻开放性的特点。这些不仅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同时对日本、缅甸等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一、唐代缔结婚姻的法律制度 在婚姻的缔结方面,唐代承袭着旧有的礼制,遵从“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实质要件,传统的“六礼”程序是成立婚姻必备的形式要件。同时,在婚姻缔结方面,唐代的《唐律疏议》中还有“嫁娶违律”和“违律为婚”的禁止结婚情形。 (一)实质要件 第一,缔结婚姻须符合“一夫一妻”制度。在封建时代的上层社会,一夫一妻制更多的表现为一夫一妻多妾制,唐朝的婚姻制度也不例外。唐《贞观令》规定:贵族官僚除正妻外,侧室也各分等级。《唐律疏议》规定:“有妻者不得复娶妻,违者徒一年”、“不得乱妻妾位,违者处徒刑”。 第二,缔结婚姻须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唐律疏议》确立了父母及尊长享有主婚权。规定“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又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可见,唐律已正式将行媒规定为婚姻成立的法定要件。《唐律疏议》还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媒人各减首罪二等。”由此可见,媒人在成立婚姻关系中处于重要地位,需要承担仅次于主婚人的法律责任。 第三,缔结婚姻须遵循“同姓不婚”。中国自古同姓不为婚,这一原则同样为唐律所秉承,《唐律疏议》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但对于同宗异姓,则不在禁例;原本同姓,被皇家赐予他姓,众所共知者,属在禁之例;即使对音同字异之姓,如“许”与“徐”之类,都不得为婚。唐朝禁止同姓为婚,是为防止辈份混乱,维护礼所倡导的伦理道德。 (二)形式要件 唐代缔结婚姻需要履行“立私约”、“报婚书”和“六礼”程序。 “立私约”是男女双方尊长缔结婚姻关系的口头协议,包括对对方生理或其他方面一些缺陷的认可。“报婚书”是双方尊长以书面形式提出和答应订立婚姻关系。唐律规定,已报婚书的许嫁女不许反悔,悔者受杖六十的处罚。而男家自悔无罪,仅不能追回聘财,可见婚书对男女双方的约束是不平等的。“六礼”程序,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是指男家委托媒妁以雁为礼物,向女家求婚,《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问名”,指男家请媒妁求取女方姓名、生辰等情况,向宗庙卜问婚配吉兇。“纳吉”,是男家将卜问所得吉兆通知女家,唐朝的纳吉主要是将“报婚书”送达女家,女家答书许讫。“纳征”,是男家向女家送交聘财,正式订婚,《仪礼·士昏礼》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唐高宗时期曾规定根据官品高低缴纳不同数量的聘财,庶人则以礼而行。“请期”,即请定婚期,择取吉日成婚,《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最后一个程序是“亲迎”,即成婚之日,男方亲自前往女家迎娶。经过“六礼”程序,男女双方缔

公司法律制度研究2009年07月真题及答案

全国2009年7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公司法律制度研究试题及参考答案 课程代码:00943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法定休假日工作的,则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工资报酬必须是不低于工资的() A.100% B.150% C.200% D.300% 2.有权行使无效劳动合同确认权的是() A.劳动者 B.用人单位 C.人民法院或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D.工会 3.公司承担环境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是缴付罚金,但有时公司内部应对犯罪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会被判处刑罚,承担刑事责任,这被称为() A.单罚制 B.双罚制 C.附加刑 D.环境犯罪从重处罚 4.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请求赔偿的主体是() A.只能是产品的生产者 B.只能是产品的销售者 C.既可以是产品的生产者又可以是产品的销售者

D.产品质量的监管部门 5.“售出商品概不退换”侵犯了消费者的() A.公平交易权 B.自主选择权 C.依法求偿权 D.受尊重权 6.经营者通过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责任等内容的,其内容() A.无效 B.有效 C.部分有效 D.经消费者承认后有效 7.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与经济优势滥用的首要区别是() A.经营者是否共同行为 B.“经营者”范畴中是否包括自然人 C.经营者各方是否还保有独立主体资格 D.经营者是否具有经济优势 8.经营者在购买商品时,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个人回扣的,以() A.行贿论处 B.受贿论处 C.贪污论处 D.挪用公款论处 9.保险代理人属于保险合同的() A.投保人 B.关系人 C.保险辅助人 D.保险人 10.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公司注册资本的() A.10% B.20%

第二讲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

第二讲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 ?古人认为,婚姻是“人伦之基”,是万事之始。 ?人类的婚姻活动有一个从愚昧到文明的历史进化过程。 ?先后经历了群婚制、对偶婚制和一夫一妻制三种主要婚姻形式。 ?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 第一节上古原始社会的婚姻礼俗 ?《吕氏春秋·恃君》说:“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 一、血族婚(也称族内婚) ?血族婚是原始人类的第一个婚姻形式。 ?即在氏族内排斥父子辈之间的通婚,只允许同辈男女(兄弟姊妹)的婚配关系。 ?干宝《搜神记》说:“槃瓠产六男六女,槃瓠死后,自相配合,同为夫妻”。 二、亚血族婚和对偶婚 ?《左传2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国语2晋语四》:娶妻避其同姓。 1.什么是族外婚和对偶婚 ?亚血族婚,也称族外婚。 ?所谓族外婚就是不同氏族的兄弟姐妹之间互相通婚。 对偶婚 ?所谓对偶婚就是不同氏族的同辈男女之间一对一的配偶,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实行同居,它是族外婚配偶范围的缩小和配偶对象的相对固定。 2.族外婚和对偶婚的特点 ?在亚血族群婚阶段,男女婚配仅仅是纯粹的性关系,彼此既不结成固定夫妻和家庭,也没有经济往来纠葛。 ?婚姻形式是男子夜宿女家,昼归本氏族。 古代称谓中的反映 ?《尔雅·释亲》说:“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女子谓昆弟之子为…侄?,谓…出?之子为…离孙?,谓…侄?之子为…归孙?。” ?云南永宁地区的摩梭人,目前仍实行走婚制。 三、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确立 ?1.一夫一妻制产生的原因 ?在男子社会地位曰益提高的情形下,原先子女归母亲氏族而继承母氏族财产的制度,自然而

唐朝法律的特点

唐朝法律的特点、地位与影响 (一)唐律的特点 第一,礼法并用、高度融合。自西汉以来,统治者不断积累治国经验,在总结法家“法治”、“重刑”思想的基础上,重点吸收儒家怀柔策略,使法律制度不断儒家化。经过几百年的努力,至唐律“一准乎礼”,以儒家的礼为法律取舍的唯一标准,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高度统一和有机融合。正如唐太宗所说:“失礼之禁,著在刑书。”唐朝把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与国家法律的统治力量紧密揉合在一起,法的强制力加固了礼的束缚作用,礼的约束力又强化了法的威慑力,由此构筑起严密的统治法网,有效地维护了唐朝的统治。 第二,科条简要,宽简适中。唐律继承魏晋以来法律条文力求简约的立法原则,自制定《贞观律》时起,“凡削繁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形成了科条简要、宽简适中的立法特点,立法水平和技术都取得空前的成就。 第三,酌量古今、用刑持平。无论是同以前还是以后的历代王朝相比,唐律规定的刑罚(即法定刑)都是最为宽平的。人谓唐律“得古今之平”,并非溢美之辞。不仅死刑执行方式比较文明,而且适用于死刑的条款也大为减少,笞杖徒流刑罚的适用也相对较轻。因此,唐朝堪称为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颠峰时代。 第四,语言精练明确,立法技术高超。唐律虽然仅有502条,但它法律内容丰富,法律逻辑严密,语言精练明确,立法技术高超,不仅基本能调整当时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且许多原则、标准比较周密,可操作性强。如自首、化外人有犯、类推等原则的确立,公罪与私罪、故意与过失等概念的明确,各种量刑标准的规定等。总之,唐律以结构严谨、立法技术完善而被举世公认。 (二)唐律的地位与影响 承先启后:唐律是中国古代成文法典的杰出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承袭秦汉以来的立法成果,吸取魏晋北朝的律学成就,表现出高度的成熟完备性。唐律以古代立法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为后世宋元明清各代立法提供了优秀的参照蓝本。 泽披邻邦: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不仅直接影响了本国,而且还超越国界,对东亚各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朝鲜《高丽律》的篇章内容取法于唐律,日本《大宝

公司法律制度研究复习资料汇总

公司法律制度研究复习资料汇总 第一章公司和公司法概述 第一节公司概述 (一)公司的概念与特征 1.公司的概念:公司是依照公司法设立的,由股东投资形成的企业法人。 2.公司的特性:(1)公司必须是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 (2)公司以盈利为目的 (3)公司是独立的法人 (4)公司是由股东投资成立的 (二)公司的沿革和发展 公司萌芽于中世纪。最早出现的公司形式是无限公司,继之而起的是两合公司。无限公司来源于 中世纪时意大利及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城市中出现的家族经营团体;隐名合伙和两合公司则来源于 这一时期地中海沿岸城市出现的以海运为主的康孟达组织。直到20世纪以来,公司制度,主要是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才进入了黄金时代年。 (三)公司的分类 (1)、按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方式的不同,分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2)、按公司的信用基础不同,分为:人合公司、资合公司、人资兼合公司; (3)、按公司的国籍不同,分为:本国公司、外国公司、多国公司(跨国公司); (4)、按公司间的控制和依附关系不同,分为:母公司、子公司; (5)、本公司与分公司; (6)、一人公司。 第二节公司法概述 (一)公司法的概念与特征 1.公司法的概念:公司法是规定公司的设立,组织,活动和解散及股东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定 的总成。 2.公司法的特征:(1)公司法是确定公司法律地位和资格的组织法 (2)公司法是规范公司经营活动的行为法 (3)公司法是以强制性规范为主的法律 (4)公司法是串通的商法,属于司法范畴,但也包含了许多法律规范 (5)公司法主要采取成文形式 (6)公司法具有国际性 (二)公司法的立法例及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关系 1.公司法的立法例 公司法的立法例有三种模式:其一是编入民法,其二是编入商法,其三是制定单行法。 2.公司法与民法的关系 通说认为,民法为公司法的一般法,是公司法的基础。民法中的一些基本制度均适用于公司法; 公司的有些行为本质上属于民事行为,应当适用有关民事行为的规定。公司法为民法的特别法, 只是在一些只吨上坚持不同与明暗的原则的精神。 3.公司法与证券法的关系 公司法与证券法也有着紧密的关系。公司是最主要的证券发行主体。证券发行作为公司筹集资本的方式,即使公司法调整的范围,也是证券法调整的对象,二者在这里出现了交叉重复。 (三)公司法的作用

浅谈中国古代婚礼制度的演变

浅谈中国古代婚礼制度的演变 婚礼并不是产生婚姻时就有了的,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知礼的文明阶段才形成的。对于婚礼的起源、发展、呈现方式等,历来存在多种不同看法。1928年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根据社会发展进程和妇女在生活中的位置,梳理了历朝历代的妇女生活和婚礼制度,提出婚姻的形式是从群婚到掠夺婚,经过买卖婚姻,发展为媒妁婚姻。 群婚是人类最初的婚姻形式。存在于原始时代血缘家族公社时期至母系氏族社会前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整个旧石器时代)。群婚的前期类型为血缘群婚。即由血缘集团内部同一辈分的男女成员互相婚配。后期则发展到两分组织间的族外群婚,即一个集团的一群男子与另一集团的一群女子集体互相通婚,而集团内部的男女则禁止婚配。这两个集团或是氏族,或是胞族。 掠夺婚是以强行“掠夺”的方式达到成婚目的的一种婚姻仪式。它是在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历史阶段中产生的。掠夺婚俗称抢婚,也叫劫夺婚,是古代氏族部落外婚制时期用战争手段俘获妇女的一种强制性的婚姻形式,后来在不少民族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在一些汉字的构造还可以看出来。“妻”,甲骨文写作 。字形像手抓长发女子,上部为长发状,中间是一只手,整个字形像用手抢女子,也就是说,妻子是抢来的女人。“取”和“娶”是古今字,“取”甲骨 文作,以手持左耳状。《说文?又部》:“取,补取也。”可见,取的本义是捕获、抢夺,自然,“取亲”就是劫夺婚了。而“娶”是后来为表示娶亲义另造的字。另外一组字“婚”、“昏”中,也可以看出劫夺婚的遗俗。“昏”甲骨文写作,字形像太阳落在树枝当中,表示黄昏。许慎《说文解字》:“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古代婚礼在黄昏举行,所以结婚的“婚”和黄昏的“昏”同用“昏”来表示,“以昏为期,因名焉。”这是抢婚制的遗俗,选择黄昏时进行抢夺,但已逐渐由真抢变为假抢。男方黄昏时去迎亲,要乘墨车,即不加文饰的黑色车乘,迎亲的人也要全部穿黑色衣服。现代社会中倡导自由婚姻,因此抢婚实际上已改变它原来的意义,但作为婚礼的仪式依然保留,多见于我国西南云、贵、川、藏等省份的少数民族地区。

唐律法律形式体系探究.doc

唐律法律形式体系探究 2020年4月

唐律法律形式体系探究本文关键词:唐律,探究,形式,体系,法律 唐律法律形式体系探究本文简介:摘要:将法律体系一词引入对唐律的研究值得商榷,比较法律体系与唐代的文法刑书,并分析唐律与法律体系含义的重叠和区分,认为应立足于唐律 唐律法律形式体系探究本文内容: 摘要:将法律体系一词引入对唐律的研究值得商榷, 比较法律体系与唐代的文法刑书, 并分析唐律与法律体系含义的重叠和区分, 认为应立足于唐律自身的逻辑关联方式研究唐律, 唐律是以法律形式为关联方式构织的系统, 可以称之为法律形式体系。 关键词:法律体系; 唐律; 逻辑关联; 法律形式体系; 内容完备、体系严谨的唐律, 一直是法律史研究中的热点, 其研究成果之丰硕让后学者愧于提笔。但是, 对于唐律的研究也并非都是和谐的, 不少学术观点都备受争议,

其中, 律、令、格、式的性质及与之有关的问题, 已成了唐代法律乃至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一个分歧最大、矛盾最尖锐的问题。[1]98谈及律、令、格、式的性质, 刑法行政法这些现代部门法词汇是争议中的高频词, 这些争议与法律体系一词引入唐律研究也是有莫大关系的。法律体系一词也常见于关于唐律研究的文章之中, 也许这一词汇的引入为唐律开拓了新的研究角度。诚然, 面对丰硕的论着, 后学者会感觉到要在唐律这座富矿中再挖出金子, 的确是件困难而棘手的事, 注入些新鲜的血液, 可以为唐律的研究增加些活力, 但是, 也可能混乱了这种原始的唐韵十足的唐律血统。 一、今之法律体系与唐代之文法刑书 在今日法律研究中, 法律体系是一个再常见不过的词汇。法律体系, 是指由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法律体系是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构成的整体, 其逻辑关联方式是法律部门。法律部门是按照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同性质、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方法等所划分的不同法律规范的总和, 法律部门的分类组合是法律体系这一概念成立的逻辑前提[1]98。

浅谈中国古代婚姻制度

2013~2014学年度第一学期课程论文论中国古代婚姻制度 课程名称:中国法制史 指导教师:刘乾坤 班级:13级法学一班 学号:201302030092 姓名:李真燕

浅析中国古代婚姻制度 【内容摘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家庭的先决和条件。在古代中国, 婚姻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被纳入礼的范畴,婚礼是中国文化的有形部分。《礼记》中说:礼是“始诸饮食”,“本于婚”。“饮食”包括物质的生产和分配的方式,“婚”是人本身的生产,包括男女交往方式和婚姻的方式。婚姻沟通着物质与观念、道德与法律,折射出社会的风尚和礼仪。 【关键词】古代婚姻制度,封建礼法,封建制度,婚姻条件。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宗法制度下的包办和买卖婚姻,婚姻是男女双方家族的事情,婚姻的成立和解除由家长决定。在这种男子为中心的宗亲制度下,夫妻的关系是极不平等的,夫权至上,“夫者倡,妇者随”,女性附属于男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婚姻和家庭是家族伦常关系的载体,所以在其中充满的伦理和道德的约束,而这造就了相对稳定的婚姻关系,女子要从一而终的要求培养了爱情的专一和忠诚的传统,家长制的控制使两性关系归于单纯,扼制了婚姻道德的沦丧。 一、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其实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其丈夫,从一而终。一个男人一般有一个正妻,却有多个妾,同时男人娶几个女人都不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其基本特征,父母有很大的主动权和决定权。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不但没有带给中国古代男女感情生活的幸福,而成了束缚中国古代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沉重枷锁。 二、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主要形式 为维护封建宗法和家族统治,形式上实行一夫一妻制,但这只是对女子的约束,男子尤其是贵族官僚实际上是可以合法纳妾的,事实上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礼记?曲礼》中给妻妾定了名号,“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平民才真正实行一夫一妻制。《论语?宪问》载“别无媵妾,唯有夫妇相匹而已”,即所谓匹夫匹妇。贵族内部还盛行媵嫁制度,《仪礼?士婚礼》解释道:“媵,送也,谓女从者也。”可见媵就是诸侯女儿出嫁时随嫁的人。媵嫁制度规定,诸侯女出嫁要由她的妹妹(娣) 、侄女(姪)随嫁,此外还有两个与女方同姓的诸侯国各送三女随嫁,这就是所谓“天子、诸侯,一娶九女”。到战国时期,这种陪嫁制度虽逐渐废止,但陪送侍女、丫鬟的现象却一直都存在。《礼记?昏义》上明确指出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有着“兴家族,广后嗣”的幌子,从皇帝开始,贵族官僚妻妾成群都是明正言顺的,如汉代丞相张苍的“妻妾以百数”, (《史记?张丞相列传》)甚至造成“内多怨女,外多旷夫”(《汉书?贡禹传》)的社会现象。一夫一妻多妾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这利于家庭和国家的稳定。在宗法等级制度要求下,妻为嫡,媵为庶,嫡为家族的正宗。如汉律“乱妻妾位”构成犯罪。孔乡侯傅晏“乱妻妾位”(《汉书?恩泽表侯》)被免爵。唐律禁止“有妻更娶”和“以妾为妻”。而严明的嫡庶之

略述唐代的司法监督制度

略述唐代的司法监督制度 王宏治1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摘要:唐代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监察体系,朝廷以中书门下作为立法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尚书省作为行政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御史台作为专职监察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巡察使以中央的派出机构对地方州县的司法活动进行监察,从而构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监察网络。 关键词:监察;司法;中书门下;尚书省;勾检;巡察使 中国分类号: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到唐代已趋于完善,其对司法方面的监察尤其具有特色,表现在形成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专职的监察机关多方位地对司法进行监督,地方常设机构与中央临时派出机构多层次地对地方司法进行监察。这种监察体制的建立,除了确保皇权统治外,也确实对保障国家吏治的清明和司法的公正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中书门下监督司法 (一)两省官的监督作用 中书省与门下省合称“两省”,又称作“北省”,是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决策机关,具有立法机关的性质。中书省的职责是“掌军国之政令”,“盖以佐天子而指大政者也”2;门下省的职责是“掌出纳帝命”,“所谓佐天子而统大政者也”3。凡国家大政,包括法律的颁布,一般都要由中书省草为诏敕,门下省复核后,方可正式颁发,宣告天下。唐太宗十分重视中书、门下的作用,曾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者,皆应执论。”4唐初定制:“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己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5国家所有的公文都要经过中书、门下两省颁发。在司法监督方面,唐太宗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即规定:“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6以后又扩大为五品以上,并将门下省的复核作为定制,“自今门下复理,有据法合死而情可宥者,宜录状奏”7。真正从事司法监督的实际上是给事中和中书舍人,而给事中与中书舍人是以和侍御史组成的“三司受事”来对上诉到中书门下的狱案进行复核。“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若刑名不当,轻重或失,则援法例退而裁之。”8 1作者简介:王宏治(1948~),男,湖北武汉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2《唐六典》卷9《中书省中书令条》。 3《唐六典》卷8《门下省侍中条》。 4《贞观政要》卷1《论政体第二》。 5《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三年》。 6《贞观政要》卷8《论刑法第三十一》。 7《旧唐书》卷50,《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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