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dence Science V ol.23 No.1 2015·94·
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纠纷中
医疗损害鉴定之内容
赵西巨李心沁*
（1.山东中医药大学，济南250355；2.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济南250011）
【摘要】我国《侵权责任法》不应满足于只是列举医生告知义务的范围。以患者为导向、面向“实质性”信息的一般性信息告知标准应成为我国立法的发展方向。应避免概括地让医疗专家鉴定“医生是
否违反告知义务”、“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的认定应化
解为法官对一系列具体因素的综合考察。“医学判断”与“一般人知识”的区分有助于厘清哪些具体事项
有赖于医疗鉴定，哪些具体事项应归入一般人（包括法官）的知识范围而不需要请医疗专家鉴定。医疗
损害鉴定的对象仅限于常人知识不能及的医学专业问题。
【关键词】知情同意；医疗损害鉴定；医学判断；一般人知识应
【中图分类号】D91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226（2015）01-0094-13
The subject of medical damage authentication within disputes concerning breach of doctor’s duty to
inform. Zhao Xiju, Li Xinqin. 1. Department of Law,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011
【Abstract】It is not enough for Chinese Tort Liability Law to just list information that falls within a
doctor’s duty to inform. There is a need for Chinese legislation to develop a patient-oriented, general standard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uch as the materiality test. It is not wise to generally put the whole task of identifying
“whether the doctor breached his or her duty to inform” and “whether there is casual link between the medical
malpractice and the damage” on the shoulders of medical experts. The establishment of medical malpractice
and causation shall depend on trial judge’s overall weighing on a wide list of specific factors, medical and non-
medical.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edical judgment” and “common/ordinary knowledge” will make it easier to
sort out which factors shall be subject to medical expert authentication and which shall not. The issues that call
for medical damage authentication should be confined to those that are beyond the reach of layperson knowledge.
【Key Words】 Informed consent, Medical damage authentication, Medical judgment, Layperson knowledge
* 赵西巨，法学博士，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心沁，针灸推拿学硕士，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
［基金项目］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本医疗保障体制下医生的资源配置义务及责任研究”（编号：J14W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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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一份来自司法鉴定机构的统计，在2002 至 2011年间505 例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案例当中，涉及知情同意争议的案例由2004年的9.09% 突增至2005 年的23.52%，且此后一直居高不下，违反患者知情同意权的问题日益凸显；而且在此类案件中，如何界定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及如何确定其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值得研究的课题。1
在逝去的“医疗事故”年代，“医疗事故”这一概念无心去涵盖医生违反告知义务而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情形。2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告知义务的规定被放置在了行政管理和行业规制色彩较浓的“医疗事故的预防与处置”这一章节当中。3相应地，“未如实告知患者病情、医疗措施和医疗风险”所导致的责任也主要是行政层面的面向“医疗机构”和“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理或纪律处分。4在民事赔偿责任领域，存有医学判断替代法律判断之嫌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内容主要涉及：（1）医疗行为是否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2）医疗过失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3）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4）医疗事故等级；等。5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内容并没有明确地、特别地提到“医生是否违反告知义务”。
在我国《侵权责任法》所开创的“医疗损害责任”新年代，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告知义务所产生的责任已经被明确地纳入到了民事侵权责任的管辖范围，单独成为一种“医疗损害责任”形态。6作为回应，最高人民法院也在“侵权责任纠纷”案由上做了丰富和细化，增加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第三级案由，并在其旗下专门增加了“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纠纷”这一案由。7医生违反告知义务的民事责任已经融入到了“医疗损害责任”大家庭当中。
在“医疗损害责任”年代，有一问题尚未明确。以借助专家判断为主旨的医疗损害鉴定究竟是昔日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还是后来日益受宠的（法医类）司法鉴定，《侵权责任法》作为实体法，没有做出规定。在此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出台的对《侵权责任法》的首次适用司法解释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8当时的卫生部也不甘落寞，识时务地推出了“医疗损害责任技术鉴定”这一概念，并要求医学会积极参与到司法机关或医患双方共同委托的医疗损害责任技术鉴定当中。9地方法院在医疗损害鉴定主体（即是医学会还是司法鉴定机构）的选择和优先性考虑上，更是做法
1杨天潼等：《505 例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法鉴定分析》，《中国法医学杂志》2014 年第5 期，第491页。
2参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条。
3同上，第11条。
4同上，第56条。
5同上，第31条。
6参见《侵权责任法》第55条。
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的通知（法［2011］41号）。
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3号）第3条：“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的，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及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组织鉴定。”。
9参见卫生部关于做好《侵权责任法》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 (卫医管［2010］61号) 第4条：“（二）对于司法机关或医患双方共同委托的医疗损害责任技术鉴定，医学会应当受理，并可参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依法组织鉴定。医疗损害责任技术鉴定分级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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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10在此方面，我国有必要重塑一元化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11 未来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应坚持基本的同行业（same school）鉴定原则，既要注重鉴定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也要照顾到鉴定的中立性和程序上的公正性。12医疗损害鉴定仍是一个借助医疗专家意见和专业判断的过程。
不管医疗损害鉴定的主体归属何家，就医疗损害鉴定的内容而言，有一点似乎是较为明晰的。由于医生违反告知义务所生民事责任在“医疗损害责任”一章中的存在，将医生是否违反告知义务纳入到医疗损害鉴定的内容之列似乎是情理之中。比如，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当中，一方面，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获得了一个不同于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和医疗过错认定格局，即由“医疗机构”就“医疗机构是否履行了向患者一方说明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在此基础上，“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病历记载、知情同意书等证据进行综合认定”；
13 另一方面，“医疗机构是否尽到告知义务”是与“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有无过错”、“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列，一起作为“医疗专门性问题”，列为“当事人双方有权申请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的事项。14 同样，有的地方高级人民法院也明确将“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与“诊疗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临床诊疗指南》、《临床操作技术规范》等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或诊疗常规，是否低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是否实施了不必要的检查”等并列，一起列为医疗损害鉴定书需详细分析说明的“委托事项”。15尽管有的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在描述受托鉴定机构的医疗损害鉴定内容时只是列举了“医疗行为有无过错”，16 在“医疗损害责任”新时代，人们有理由认为，此处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或许包括是否存在违反告知义务所产生的“过错”。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解释思路，在最高人民法院数易其稿的《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中似乎得以继受。根据网络上可视的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版本的征求意见稿，一方面，医疗机构应当提交证据进行证明它尽到了《侵权责任法》第
10关于此方面的汇总，参见陈小嫦：《〈侵权责任法〉背景下医疗损害鉴定程序改革研究》，《证据科学》2013年第2 期，第187页。
11关于在此方面的调查研究，参见肖柳珍：《医疗损害鉴定一元化实证研究》，《现代法学》2014年第4期，第176~183页。
12赵西巨：《关于我国医疗过失与因果关系之鉴定和认定的思考》，《证据科学》 2011年第4期，第390~392页。
1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10］第400 号）第8条。
14《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10］第400 号）第17条：“对下列医疗专门性问题，当事人双方有权申请进行医疗损害鉴定：（1）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有无过错；（2）医疗机构是否尽到告知义务；（3）医疗机构是否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4）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5）医疗过错行为在损害结果中的责任程度；（6）人体损伤残疾程度；（7）其他专门性问题。”。
15《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医疗损害鉴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粤高法发［2011］56号)，第15条。
16《上海法院关于委托医疗损害司法鉴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沪高法［2010］363号）第3条：“医疗损害的鉴定，由受托鉴定机构对医疗行为有无过错、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医疗过错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等进行鉴定，损害后果依据伤残等级标准确定。医疗损害赔偿中涉及三期（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鉴定按照相关规定确定。”。属于此种情况的，还包括：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医疗损害鉴定工作的通知》第2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卫生厅发布的《关于医疗损害鉴定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2010年第30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 第9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11年8月15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次会议通过）第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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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5条第1款规定的说明义务及取得相应书面同意的义务；17另一方面，“医疗机构是否尽到告知义务”与“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有无过错”、“诊疗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机构是否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诊疗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人体损伤残疾程度”等事项，被列入了医疗损害鉴定机构认定的“医疗专门性问题”。18
现在的问题是，医方是否尽到或违反告知义务是否应当概括地成为医疗专家鉴定的内容之一，还是将其做一个细致的分解，从而根据是否属于医学判断而决定某些事项是否有必要劳驾医疗专家去做鉴定？这一医疗损害鉴定的具体的小问题从大的方面讲其实关涉到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纠纷的“个性”发展问题，即它是一个与一般的“医疗损害责任”毫无区分、应毫无保留地适用一般医疗损害责任规则的纠纷，还是一个与通常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保持一定距离、应适当地照顾甚至培植患者自主权益的责任形态？如果将视角转移到我国的《侵权责任法》，这个问题的解答需要考察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4条、第57条和第55条的关系问题。
二、外围问题：《侵权责任法》第54条、第57条与第55条的关系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确定了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导的归责原则。19 它不仅适用于一般人的侵权责任，也适用于“专业人员(professionals)”的侵权责任。20这种“专业人员”不仅包括律师、会计师、建筑师等，而且包括医生。我国《侵权责任法》并没有就专业人士的责任，即“专家责任”21，单独做出一体化的规定。但是，我国《侵权责任法》单挑出“医务人员”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这一章。这章中的第54条强化了医疗损害责任的基本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这一信息。22因此，在医疗损害责任中，医疗过错的认定必不可少且非常重要。
关于医疗过错的认定，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7条提出了看是否“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的说法，即“医疗水平”论；23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8条还列举了可以直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三种情形，其中包括“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24关于判定医疗过错的标准究竟是“诊疗规范”、“医疗水平论”还是“违反合理注意义务”说（即合理医生标准），作者已在他处另有触及。25 作者不主张将医方的“诊疗规范”上升为判定医疗过错的法律标准。关于“医疗水平论”与“违反合理注意义务”说（即合理医生标准）之间的
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7条。也有较新的版本将这种举证责任倒置之安排限制在了“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场合。
1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15条。
19《侵权责任法》第6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0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21参见［日］能见善久：《论专家的民事责任——其理论架构的建议》，梁慧星译，《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2期，第22~29页。
22《侵权责任法》第54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23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7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4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
25参见赵西巨、唐炳舜：《诊疗、告知、医疗产品使用与医疗损害责任之厘清——以我国〈侵权责任法〉为中心》，《私法研究》（第15卷），法律出版社2014年2月，第103~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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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作者认为是“根本性”标准与“工具性”标准之间的关系。判定医疗过错的根本标准应是看医务人员是否违反合理注意义务，而“医疗水平论”可以工具性地提供认定医疗过错的便捷。但是，不管做何选择，这三种标准皆属于以医方为导向的判定标准。
在第57条之外，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明示了医方的“说明”义务以及违反说明义务所产生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因而肯定了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之民事责任在“医疗损害责任”中的存在。26但是，这种存在的个性化程度如何却需要细究。在归责原则的适用上，第55条前有第54条；在医疗过错的判定标准上，第55条后有第57条。因此，厘清第54条、第57条与第55条的关系尤为重要。
在归责原则上，《侵权责任法》第54条与第55条应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首先，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4条为医疗损害责任的“一般条款”。27它所创造的过错责任原则的统治力不限于传统的诊疗领域，应波及到信息告知领域。其实，患者自主权的主张屈居于过错责任这一原则之下，已属于患者权利对医疗行业的让步。其次，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的表述本身（“医务人员未尽到［说明］义务，造成患者损害”）也表明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责任是一种建立在过错责任原则之上的责任。
那么，在医疗过错的判定标准上，《侵权责任法》第57条与第55条的关系是否也属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作者认为，应谨慎待之。《侵权责任法》第55条应适当保持与第57条的距离。这是因为二者分属于“信息告知”和“诊疗”两个不同的领域。
可以暂且将视线移至其他法域。在德国法中，可以从《德国民法典》第二编第八章第八节第二目“医疗合同”条款（第630a-630h 条）28中窥见到德国法对医生诊疗义务与告知义务的不同对待。在诊疗领域，《德国民法典》第630a 条认为，医方所提供的诊疗并非建立在“结果保证”之上，仅需要“按照诊疗当时存在的、公认的专业标准完成”，从而建立了一个以医疗专业标准来考察诊疗行为的判定标准。但是，在信息告知领域，根据《德国民法典》第630e 条，医方的告知义务指向的是“所有对［患者］同意治疗有关键意义的（重要的）情况”，并特别列举了医方告知义务的范围。信息告知领域因有了属于自己的标准，再适用诊疗领域的标准显得不再有必要。
在英联邦法中，“信息告知”领域和“诊疗”领域的对立和区别对待更为明显。这主要体现在英国建立的唯“医疗做法”是瞻、以医生为导向的Bolam测试标准29是否可适用于信息告知领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是否定的。比如，澳大利亚昆士兰州2003年《民事责任法》第22条第5款就明确规定，该条所规定的以Bolam测试标准为基础而构建出来的判定专家过失的标准不能适用于职业人员“提供警示、建议或其他信息”的场合。30 纵观英美法国家司法者和学者的论述，反对将Bolam测试标准或类似以医疗行业做法为导向的标准适用于信息告知领域的理由主要集中在
26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7杨立新：《医疗损害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66~68页。
28关于此部分内容，参见夏昊晗译：《德国医疗合同法》，《民商法论丛》，第55卷，法律出版社，2014年3月，第728~736页；曾见：《德国患者权益新立法的主要内容和启示》，《证据科学》2014年第2期，第220~233页。
29Bolam v Friern Hospital Management Committee［1957］ 2 All ER 118, 122 (“如果他按照一个做法行事，而该种做法被熟知那种特定技能的一群负责任的医疗人员(a responsible body of medical men)接受为适当，他就不应负过失责任。……换句话讲，如果一个人按照这种做法行事，不能仅因为存在一种相反的意见应认定他有过失。”). 关于英国法中的Bolam标准之详细介绍，参见赵西巨：《英美法中的“两种流派”原则》，《月旦民商法杂志》第29期（2010），第107~127页。
30Civil Liability Act 2003 (Qld), s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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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五个方面。
第一，即使在诊疗领域——医疗从业者的核心领地，Bolam测试标准也不总是得到适用。加拿大最高法院认为，如果医生没有采取在通常人看来明显的、合理的预防措施，即使他的做法属于一种标准的、通常的医疗做法，他也存有过失。31 一位新西兰学者所做的对法院和其他裁判者意见的分析表明，医疗通常做法在界定医生的注意标准方面只是相关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32一位澳大利亚法官则直言，用Bolam测试标准来限定责任没有法律依据。33
第二，即使属于Bolam测试标准的支持者，对Bolam测试标准的青睐也是有适用面限制的。他们或者将Bolam测试标准限定在“诊疗案件”中，无意触碰“风险告知问题”；34或者将Bolam 测试标准在信息告知领域的适用限定在医生主动告知信息这一场合，而并不涉及医生应患者的询问而被动提供信息这一场景。35其实，这种根据患者是否询问来决定是否适用Bolam测试标准的做法是危险的。医方，为了获得Bolam测试标准的适用和庇护，可能会将患者的询问进一步分为“概括询问”和“具体询问”，从而声称只有在患者对某一风险进行“具体询问”时，医生才产生告知义务。36实际上，如若将Bolam测试标准适用信息告知领域，患者对信息的需求，即使是明显的，也很少有或没有价值，因为，根据Bolam测试标准，是医疗行业做法决定了某一信息是否纳入告知范围，而患者的信息需求并不重要。
第三，之所以在诊疗领域给予医疗做法以极大的尊重，是因为司法者缺乏医疗专业知识。但是，在信息告知领域，行为决策往往涉及“非医学判断”，它不是一个“纯医疗判断（a pure medical judgment）”，它并不需要医学知识和技能的介入，没有必要让医疗行业规范担当衡量医生行为的法定标准。37
第四，如果Bolam测试标准统治了信息告知领域，负面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即使存在一种医疗专业观点认为某一风险需要告知，另一种不主张该风险告知的不同行业观点的存在很容易让违反告知义务者逃避责任。其次，在医疗信息披露领域，是否存在一个“可辩明的行业做法”是令人质疑的。38在信息告知方面，医生可能很难寻找到一种通用的行业规范或行业做法。患者也很难证明一个在告知上惯常的统一的行业标准的存在。39 关于某一风险是否需要披露的来自医疗行业的判断可能会极具个性化，会使得原告患者很难证明医生存在告知上的过失。40每一个医生面临的患者的情况会千差万别，告知的范围和程度会有所区别。41在这种主观化很强的领域，医疗行业做法会限制医生对具体情况的判断。信息告知应因患者不同而各异，而不是取决于整个医疗行业的决定。42再次，在信息告知方面医疗做法的发展可能并非出于维护患者权利的需要，而是出于保护医疗行业或出于方便的需要。43 行业规范可能沦落为医生个人观点的保护盾牌。医生会拿一个根本不
31ter Neuzen v. Korn (1995) 127 D.L.R. (4th) 577, 595 (SCC).
32 Joanna Manning, The Standard of Care and Expert Evidence of Accepted Practice in Medical Negligence,15 JLM, 394, 401 (2007).
33Rogers v. Whitaker (1992) 175 C.L.R. 479, 493 (HCA), per Gaudron J..
34Bolitho v. City and Hackney HA［1997］ 4 All ER 771, 779.
35Sidaway v. Bethlehem Royal Hospital Governors［1985］ 1 All ER 643, 661, 664, per Lord Diplock, Lord Templeman.
36这发生在了澳大利亚的Rogers v. Whitaker (1992) 175 C.L.R. 479, 486~491(HCA)案中。
37Canterbury v. Spence, 464 F.2d 772, 785 (1972).
38Canterbury v. Spence, 464 F.2d 772, 783~784 (1972).
39Wilkinson v. Vessey, 295 A.2d 676, 687 (R.I. 1972).
40 Michael A. Jones “Informed Consent and Other Fairy Stories” (1999) 7 Med L Rev 104, 111.
41Wilkinson v. Vessey, 295 A.2d 676, 687 (R.I. 1972).
42Largey v. Rothman, 540 A.2d 504, 508 (N.J. 1988).
43F. v. R. (1983) 33 S.A.S.R 189,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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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行业做法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即使存在一个告知上的行业标准，该标准也会过度概括化而丧失指导价值。44 最后，使用医疗行业标准作为信息告知的标准，也容易在医疗行业催生“沉默共谋（conspiracy of silence）”现象。医疗行业内很少有人愿意打破整个医疗行业的集体沉默（community of silence）来表达对同行不利的意见。45
第五，以医疗行业为导向的信息告知标准与患者的自我决定权并不契合。以医生为导向的标准将患者做出知情决定的权利置放在了次要位置，因为对该权利的衡量完全是由那些负有告知义务的人所设定的标准来决定的。46
因此，“诊疗”和“信息告知”应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充满了专业知识和专业判断，一个非专业人士和普通人知识便可胜任。一个以尊重医生的专业判断和自由裁量为使命，一个以维护患者的自我决定权为已任。一个容忍医生忠诚于自成一派的医疗观点，一个鼓励医生超越流派向患者提供全面的信息。所以，在医疗过错的判定标准上，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7条与第55条宜解释为属于一种并列的关系，而非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二者各有所归，各有侧重，各有所长。这种并列而非统辖关系有利于我国在信息告知领域发展出一个不同于“医疗水平”论的过错判断标准。
三、关键问题：信息披露标准的选择和构建
现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并没有推出信息披露的“标准”，它只是圈定了信息披露的“范围”或“事项”。它只是列举式地规定了信息告知的具体内容，并没有规定信息告知的一般性标准。根据第55条，具体告知内容会随着医疗活动的内容而有所不同。一般“诊疗活动”所需要的告知内容包括患者的“病情和医疗措施”；而“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实施则需要告知“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47
关于医疗领域的信息披露规则，最完美的状态应是“信息披露的一般标准+信息披露内容的列举”。关于信息披露的一般标准，目前世界上较为完美和精致的表述首推澳大利亚的Rogers标准。48 Rogers标准围绕“实质性（materiality）”或“重要性（significance）”这一概念展开了两翼。这两翼分别是面向“处于患者位置的一个合理之人”的“客观之翼（objective limb）”（它启动的是医生的“主动型告知义务（proactive duty to warn）”）和面向“具体患者”或“特定患者”的“主观之翼（subjective limb）”（它激活的是医生的“应对型告知义务（reactive duty to warn）”）。
就作者的视域而言，比较看来，Rogers标准的细腻程度和发达程度最值得称道。《德国民法典》第630e 条在规定告知义务时，倒是提出了一个面向患者的一般性标准，即“医方有义务告知患者所有对其同意治疗有关键意义的（重要的）情况”。但是，条款中的患者系指“合理患者”还是“具体患者”，“重要性”的判断是以医生为视角还是以患者为视角，不够明确，需要进一步考究。
44 Note,Physicians and Surgeons-Physician’s Duty to Warn of Possible Adverse Results of Proposed Treatment Depend upon
General Practice Followed by Medical Profession in the Community, 75 Harvard Law Review, 1445, 1447 (1962).
45Largey v. Rothman, 540 A.2d 504, 509 (N.J. 1988).
46Wilkinson v. Vessey, 295 A.2d 676, 687 (R.I. 1972).
47比较一下德国法中的告知义务的范围。《德国民法典》第630e 条第（1）款特别列举了以下事项的告知：“治疗方案的性质、范围、实施、预期结果及风险，以及该方案在诊断或者治疗方面的必要性、紧迫性、适应性和成功机会。如果有多个疗效相当的、必要的惯常方案，但是其缺陷（负担）、风险或者治愈机率有本质不同，也应当告知替代性治疗方案。”
48Rogers v. Whitaker (1992) 175 C.L.R. 479, 490 (HCA). “如果，在特定案件的情形之中，处于患者位置的一个合理之人（a reasonable person in the patient’s position），如果得到风险警示，可能对风险赋加重要性（attach significance to），或者，如果医疗执业人员意识到或应当合理地意识到特定的患者（the particular patient），如果得到风险警示，可能对该风险赋加重要性，那么，该风险便是实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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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就信息告知的规则构建而言，我国台湾立法，同我国大陆立法一样，也应属于“列举式”的，尚缺乏信息告知一般性标准之规定。台湾“医师法”第12条、“医疗法”第63条、“医疗法”第64条、“医疗法”第81条只是列举了告知的具体内容范围。49 在司法层面，台湾“最高法院”也曾将信息告知的范围做了丰富。50尽管台湾立法中未见类似Rogers标准的规定，但是台湾地区学术界和司法界却存在着诸多意欲构筑偏向患者的、考察信息“重要性”的概括性标准的冲动和痕迹。比如，在台湾地区学术界，就信息告知的标准而言，翁玉荣教授倾向于具体病患标准说，即凡依现代治疗之“具体病患”之年龄、人格、信念、身心状态可确知某医疗资料与该病患息息相关为其所“重视”，且医师亦有预见可能者，就该资料，医师负有说明之义务。王泽鉴教授也倾向于“具体患者说”，即医生依“医疗法”第63条规定而为告知时，须顾及各该人的教育程度、职业、年龄等情况，对病人提出的“特别问题”，亦应为必要的说明。在司法层面，具体病患标准说的采纳可见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2001年度重上字第28号判决书。根据该判决书，医生的说明范围“应视医疗行为之种类、性质而定，须顾及病人的教育程度、职业、年龄等情况，凡依患者之年龄、人格、信念、身心状态，可确知某种医疗资料与病人之利益相结合，而为病人所重视资料，而医师有预见可能时，医师就该资料即有说明义务，对于病人提出之特别问题，亦应为说明。”台湾“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2676号判决书也提到了医生说明义务产生的“一般情形”，即“如曾说明，病人即有拒绝医疗之可能时”，即有说明之义务，系从医疗信息对患者医疗决定的影响程度来划定医生的说明义务之一般边界。而且，根据该判决书，过于专业或细部疗法，可以不予说明，而“过于专业或细部疗法”系指那些涉及医疗专业技术，且一般而言不影响病人决定是否接受医疗的不具“重要性”信息。
为了有别于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7条，在构建《侵权责任法》第55条时，我国可建立一个以患者需求为导向、以信息的“实质性影响”为核心概念、以医生的客观化的主动型告知义务为主体、以更加主观化的积极回应型告知义务为补充的信息披露标准，从而在信息告知领域建立一个属于其自己的医疗过错判定标准。这样我国在信息披露规则上就会出现一个细腻的“概括式（实质性标准、主动型+应对型）+列举式（非穷竭列举）”的规则格局。其中，医生的告知分为两部分：一是主动型告知。所谓“主动”是因为它的启动并不依赖于患者的询问。它是一种最起码或基础性的告知。它基本上考虑的是一个“合理患者”做医疗决定时的信息需求，同时这个“合理患者”是被置于具体的原告患者位置的，因此属于客观为主、考虑主观因素的告知。
二是应对型告知。它是一个主观性告知。它回应的是“具体患者”或特定患者的信息需求。这种信息需求很可能通过患者询问的方式来显现。在主动型告知之外，应对型告知更加接近个体患者的个性化信息需求。
两种告知都是围绕信息的“实质性”而展开的。信息的“实质性”实际上提供的是一个过滤机制，它只要求医生将对患者医疗决定起到实质性影响的信息告知给患者，而不是将所有的医疗信息和盘托出。它完成的是在医疗过错判定阶段对医疗信息的第一次过滤。在因果关系阶段，法律将进行第二次过滤，只有那些如若告知将会对患者的医疗决定产生决定性影响（患者会拒绝治疗）的信息的未告知才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9参见程杰：《医疗知情同意的台湾经验与启示》，《科技与法律》2013年第1期，第13~22页。
50关于医师说明义务的内容，台湾地区“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2676号判决提出了以下诸点要求：“(一)诊断之病名、病况、预后及不接受治疗之后果；(二)建议治疗方案及其他可能之替代治疗方案暨其利弊；(三)治疗风险、常发生之并发症及副作用暨虽不常发生，但可能发生严重后果之风险；(四)治疗之成功率（死亡率）；
(五)医院之设备及医师之专业能力等事项。”也可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5年度台上字第2672号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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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问题：“专业判断”与“一般知识”的区分与厘清
只有建立了以患者为导向的信息“实质性”标准，人们才有可能对其中哪些要件需要来自医疗行业的专业判断做进一步的解剖。这种细究有利于人们理解哪些要素的判断有必要借助专家意见，这些专家意见不管是以医疗专家鉴定还是以医疗专家证言（expert medical testimony）的形式呈现。
在英美法中，同其他医疗侵权案件并无不同，违反告知义务之诉的构成要件，包括医生是否违反告知义务（即是否存在过错）的举证负担是由患者来承担的。在违反告知义务之诉中，医疗专家证言或意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会因信息告知标准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果采取的是传统的以医生或医疗行业为导向（physician-oriented）的信息披露标准，患者需要通过医疗专家证言，来证明所适用的告知标准以及被告医生违反这一标准。51除非存在医疗行为之不合理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落入了普通常识之范围这样的例外情形，同诊疗案件中医疗过错的证明一样，对于医生未尽充分告知义务之过错的证明，医疗专家证言存在同样的必要性。52这主要是因为，在某一特定情景中应当做什么样的治疗风险披露这一问题涉及“医学判断”，而非属于普通常识和普通人经验所能及的范围。53如果没有医疗专家证言的帮助，在判定过错时，陪审团只能诉诸于猜测和臆想，或武断地设立他们自己的标准。54在早期英国的Sidaway案中，法官也认为，“要决定什么样的风险应向患者主动告知，以及此种告知的方式…同医生的综合性注意义务的其他部分一样，同样涉及到职业技能和判断的行使。”55
但是，如果采纳以患者为导向的信息披露标准，医疗专家证言的作用便是“有限的和主要是辅助的”。56在注重患者信息需求的规则之下，在证明患者为做出明智决定所需要的信息方面，医疗专家证言并不是很关键。57关于知情同意案件中医疗专家证言的角色定位，英美各国法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妙。
（一）美国法
首先，在美国法中，在确定和阐明“疗法的风险和现有疾病不予治疗的后果”上，医疗专家证言通常是必不可少的。58有必要运用医疗专家证言来证明“一种风险事实上存在，按照可接受的医疗做法，应知晓此种风险”。59原告患者，应通过医疗专家证言，证明：“某种特定治疗中隐含的风险的性质、治疗成功的可能性、特定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可用的替代疗法的性质”。60其次，对于以下事项，医疗专家证言也通常需要：“患者所遭受伤害或残疾的原因”、“是否存在某种紧急情形”。61
最后，告知义务的例外（比如医疗特权（therapeutic privilege）、放弃和紧急情形）的证明，一
51Carr v. Strode, 904 P. 2d 489, 494 (Hawai’i 1995).
52Woolley v. Henderson, 418 A.2d 1123 (Me. 1980) .
53Aiken v. Clary, 396 S.W.2d 668, 674 (Mo. 1965).
54 Aiken v. Clary, 396 S.W.2d 668, 674 (Mo. 1965).
55Sidaway v. Bethlehem Royal Hospital Governors［1985］ 1 All ER 643, 659.
56Arato v. Avedon, 858 P. 2d 598, 611(Cal. 1993).
57Carr v. Strode, 904 P. 2d 489, 498 (Hawai’i 1995).
58Canterbury v. Spence, 464 F.2d 772, 791~792 (1972).
59Reinhardt v. Colton, 337 N.W.2d 88, 96 (Minn. 1983).
60Carr v. Strode, 904 P. 2d 489, 500 (Hawai’i 1995).
61Canterbury v. Spence, 464 F.2d 772, 792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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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般需要医生来承担，通常需要医疗专家证言的帮助。62 基于“医疗特权”的不予告知一般认为是医生“行使其职业判断”的结果，63 因此，对于医疗特权的存在，需要医疗专家证言来证明。
知情同意案件中的许多事项并不落入医疗专业的领域，普通证人证言（lay witness testimony）即可以加以证明。普通证人证言可用来证明“一位医生没有披露特定的风险信息、对于该风险患者不知晓、治疗后的不良后果”。64普通证人证言也可用以证明，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位合理患者会认为什么内容具有实质性。对于某一风险对患者医疗决定的实质性影响（或者说风险告知对患者医疗决定的合理的、可料想的效果）之证明，不需要专家证言。65
因此，就风险信息的实质性标准而言，在医疗专家证言的需求上，美国一些司法案例形成了“信息（information）”与“实质性（materiality）”的区分。一些相关信息的确定，如“治疗的风险、风险的严重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合理的替代疗法”，需要医疗专家证言来证明。66但是，风险的“实质性”则不需要专家证言来证明。即使没有专家证言，事实裁判者也可以确定在特定的情景下处于原告患者的合理之人会认为什么具有实质性。67特定风险的未告知对患者决定的实质性影响之证明不需要专家证言。这是因为前者（“信息”）是“医学问题（medical questions）”，而后者（“实质性”）则是非医学问题。68 医生可受专业训练去诊断和治疗疾病、去评估某种疗法的风险和益处和替代疗法，但是，医生并没有接受专业训练去评估应给患者什么样的信息以使其做出明智的医疗决定，医生也没有接受训练去决定什么信息不应向患者告知，因为该信息对患者的决策不具有实质性。69
（二）英国法
在英国的Sidaway案中，Scarman法官认为，对于以下“医学因素”，法院应重视医疗专家证言：（1）风险实际发生的可能程度；（2）可能的伤害的严重性；（3）风险的品性（是所有手术的共同风险还是特定手术的特有风险？）；（4）医疗特权抗辩或患者最佳利益抗辩。70（三）加拿大法
在加拿大的Reibl v. Hughes案中，法院认为，医疗专家证言与疗法风险的认定有关，但是，未告知风险对医疗决定的实质性影响则是不完全由医疗证言决定的事情。71该案援引了美国的Canterbury v. Spence案，认为以下因素的证明需要专家证言：（1）某一特定治疗中潜在的风险；（2）疾病不予治疗的后果；（3）替代的治疗方法及其风险；（4）原告患者所遭受的伤害的原因；（3）是否存在告知义务的例外，比如，是否存在紧急情形或风险告知对患者产生不利影响。
纵观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归纳起来，以下问题需要“专业判断”和医疗专家意见：（1）某一疗法的风险及其性质；（2）风险发生的可能性；（3）风险的严重性；（4）合理的、可用的替代疗法及其性质和风险；（5）疾病不予治疗的后果；（6）患者所遭受伤害的原因；（7）告知义务的例外（比
62 Canterbury v. Spence, 464 F.2d 772, 791 (1972); Korman v. Mallin, 858 P.2d 1145, 1150 (Alaska 1993).
63 Carr v. Strode, 904 P. 2d 489, 498 (Hawai’i 1995).
64 Canterbury v. Spence, 464 F.2d 772, 792(1972).
65 Canterbury v. Spence, 464 F.2d 772, 792(1972).
66 Jaskoviak v. Gruver, 638 N.W. 2d 1, 9 (N.D. 2002).
67 Bey v. Sacks, 789 A.2d 232, 238 (Pa. Super. 2001); Jaskoviak v. Gruver, 638 N.W. 2d 1, 9 (N.D. 2002).
68 William J. McNichols, Informed Consent Liability in A “Material Information” J urisdiction: What Does the Future
Portend， 48 Oklahoma Law Review 711, 739(1995).
69 Grant H. Morris, Dissing Disclosure: Just What The Doctor Ordered (2002) 44 Arizona Law Review, 313, 326.
70 Sidaway v. Bethlehem Royal Hospital Governors ［1985］ 1 All ER 643, 654~655, Lord Scarman dissenting.
71Reibl v. Hughes (1980) 114 D.L.R . (3d) 1, 13 (S.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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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医疗特权、紧急情形）。而以下问题归入人们的“一般知识”，因而无需医疗专家意见：（1）医生是否告知某一风险；（2）对于某一风险，患者是否知晓；（3）某一信息的未披露是否对患者的医疗决定构成实质性影响；（4）治疗后的不良后果。这种区分是有明显价值的。医疗专家外人员（比如法官）通常不会带有职业上的自我利益（professional self-interest）考量的。既然有些问题并不属于医疗专业知识的范畴，医疗专家外人员可以自信地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他们做出的判断，相较于存有职业利益考虑的医疗专家判断，会更趋合理和可信。72
五、兄弟问题：知情同意案件中因果关系的判定
在涉及风险未告知的知情同意案件中，因果关系的判定考察的是如果未被告知的风险告知了，原告患者是否会仍然接受还是拒绝接受所实施的治疗这样一个问答题。73它考虑的是未披露信息对患者医疗决定的“决定性”影响，而非“实质性”影响。同医疗过错的判定一样，这并不是一个完全需要医学专业判断的问题。法官可以在考察医疗专家意见、原告患者证言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判断。
知情同意案件中因果关系又存在客观因果关系和主观因果关系之区分。前者考虑一个“合理的患者”若被告知风险后会做如何反应，而后者考察的是一个“具体的患者”（即案中的原告患者）若被告知风险后会有何种回应。医疗专家证言在两种类型的因果关系认定中的可用性是不同的。在客观因果关系之下，医疗专家证言将有较大的用武之地，它可以用来证明医疗干预行为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患者反应的合理性。但是，在主观因果关系之下，原告患者个体的证言将扮演主要角色，但是却饱受“事后诸葛（hindsight）”之诟。74 与信息“实质性”的判断相呼应，可以将“处于患者位置的一位合理患者”做为判断因果关系的一个基本目标群体。它基本上考察一个“合理患者”告知后的客观反应，遏制了具体患者证言的“自我服务”弊端，给予了被告医生通过专家证言证明医疗干预行为合理性和必要性的机会和空间。与此同时，这样的“合理患者”应处于“患者位置”，其包含对特定患者个体情形和因素的考量，有主观化内容，法官应考察原告患者证言的可信度并给予其充分考虑。
在涉及未告知替代疗法的知情同意案件中，因果关系的判定变得相对复杂。它具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要考察如果患者被告知替代疗法，他是否会拒绝所建议实施的疗法而选择该替代疗法，此谓“决定”上的因果关系（decision causation）；二是要进一步考察如果患者选择了替代疗法，是否会取得比所实施疗法更好的结果（比如使得伤害得以避免或得以减少），即“伤害”上的因果关系（injury causation）。75“决定”上的因果关系涉及到两种疗法的利弊权衡，也涉及价值判断。不同疗法的风险—益处界定和分析离不开专家意见，但是未告知信息对患者医疗决定的影响则不牵扯太多的医学专业判断。它也会牵扯到客观因果关系和主观因果关系之区分和界定问题，医疗专家证言和患者自身证言的相关性和重要性会随着因果关系的客观化与主观化趋向而有所不同。“伤害”上的因果关系的判定主要牵扯到两种疗法的风险比较，是需要医学判断更多参与和服务的一隅。
72 Annotation, Daniel E. Feld “Necessity and Sufficiency of Expert Evidence to Establish Existence and Extent of Physician’s
Duty to Inform Patient of Risks of Proposed Treatment” 52 ALR 3d 1084, 1089.
73这样的判定标准不仅出现在英美法中，也显露在《德国民法典》当中。《德国民法典》第630h条第（2）款允许医方主张，即使按照第630e 条的要求告知，患者也仍旧会同意接受该治疗方案。
74参见赵西巨：《知情同意诉讼中的证据学：英美法的观察》，《证据科学》2008年第5期，第604~606页。
75Seney v. Crooks (1998) 166 D.L.R. (4th) 337,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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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终问题：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纠纷中医疗损害鉴定的内容
将视角再回归至我国的《侵权责任法》。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除了规定医务人员的信息告知义务及其责任之外，还规定了告知义务的一种例外，即“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其中所言的“不宜向患者说明”内含“医疗特权”的使用。另外，第56条还规定了医生告知义务的第二种例外——紧急情形，即“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由此，我国《侵权责任法》通过第55条和第56条基本上勾勒出了我国的知情同意规则：（1）医生具有告知义务，告知的事项范围主要是医疗措施、医疗风险和替代疗法；（2）未尽到告知义务导致损害，将产生民事赔偿责任；（3）告知义务存在二种例外：医疗特权和紧急情形。
我国《侵权责任法》尚未明确引入信息的“实质性”概念。其实，“实质性”尽管是抽象的概念，但在判定时仍需考虑一些具体因素，比如，医疗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风险的严重性、治疗的性质、医疗干预的必要性、患者的信息需求程度、是否存在替代疗法等情形。76这些因素在判定因果关系时同样需要考虑。有些考虑因素在医疗过错与因果关系的判定上是共享的。
至此，在违反患者知情同意权诉讼中，在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判定中，“医生是否违反告知义务”、“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样单一的问题要化解为法官对一系列具体因素的综合考察。这些具体因素包括：
1.“医疗风险”方面：（1）被告医生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某一风险的存在；（2）风险的性质；（3）风险发生的可能性；（4）风险发生的严重性。
2.“替代疗法”方面：（1）所实施疗法的性质（可择期的、必要的、试验性的？）（2）医生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存在替代疗法；或者说替代疗法的合理性、可用性和可及性；（3）替代疗法的性质；（4）替代疗法的风险与益处；（5）不同替代疗法的风险与益处比较；（6）医疗干预的必要性、合理性；（7）“不予治疗”的后果
3.“告知与被告知”方面：（1）医生是否告知某一风险或替代疗法；（2）对于某一风险或替代疗法，患者是否知晓。
4.“告知的例外”方面：（1）是否存在“医疗特权”的运用；（2）是否存在紧急情形。
5.“未告知信息与医疗决定间的关系”方面：（1）未告知信息是否对患者的医疗决定具有实质性（重要性）影响；（2）未告知信息是否对患者的医疗决定具有决定性影响；（3）未告知的具有实质性（重要性）影响的信息，与其他信息一起，是否对患者的医疗决定具有决定性影响。
6.“损害”方面：（1）患者遭受何种损害或者治疗后的不良后果；（2）损害的原因。
7.“患者”方面：（1）特定患者个体情形和因素；（2）患者的信息需求程度，比如患者是否存在主动询问。
上述因素当然不需要全部劳驾医疗专家去做医疗损害鉴定。牵扯医学专业判断的，可以成为医疗损害鉴定的事项；通过一般人知识即可有效地完成判断的事项，应留给医疗专家外人员（包括法官）去完成。见表1。
76 Xiju Zhao, The Duty of Medical Practitioners and CAM/TCM Practitioners to Inform Competent Adult Patients about
Alternatives, Springer, 2012, p. 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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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医疗损害诉讼中需鉴定的内容和无须鉴定的内容
认定事项需要医疗损害鉴定的内容不需要医疗损害鉴定的内容
医疗过错（1）是否存在某一风险
（2）风险的性质
（3）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4）风险发生的严重性
（5）所实施疗法的性质
（6）是否存在替代疗法
（7）替代疗法的性质
（8）替代疗法的风险与益处
（9）所实施疗法与替代疗法之间、不同替代
疗法之间的风险与益处比较
（10）医疗干预的必要性、合理性
（11）“不予治疗”的后果
（12）是否存在“医疗特权”情形
（13）是否存在紧急情形
（1）医生是否告知某一风险或替代疗法
（2）对于某一风险或替代疗法，患者是否知晓
（3）未告知信息（医疗风险或替代疗法）是否对患者
的医疗决定具有实质性（重要性）影响
（4）特定患者个体情形和因素
（5）患者的信息需求程度
因果关系（1）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2）风险发生的严重性
（3）所实施疗法与替代疗法之间、不同替代
疗法之间的风险与益处比较
（4）医疗干预的必要性、合理性
（5）患者遭受损害的原因
（1）未告知信息是否对患者的医疗决定具有决定性影响
（2）未告知的具有实质性（重要性）影响的信息，与其
他信息一起，是否对患者的医疗决定具有决定性影响
（3）特定患者个体情形和因素
（4）患者的信息需求程度
（5）患者遭受何种损害，或者，治疗后的不良后果
“医生是否违反告知义务”、“医疗过错行为（医生未告知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一个法律问题，切记不宜让无法律背景的医疗人士去做判断。其实，“司法机构所提之问题并非医学上的判断而系法律上的评价”也是令医疗鉴定专家苦恼的事情。法官应尽到职责，积极行使法律判断，特别是在我国医疗鉴定组不包括医学专家以外人员的情况下。上述在知情同意案件中对医疗鉴定内容的具体分割鲜明地向人们昭示：“医生是否违反告知义务”、“医生未告知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一个最终是由法官判定的问题，尽管这其中需要医疗专家就某些医疗专门性问题提供专业知识与专业判断。
我国法官对医疗鉴定存在一种过度依赖的现象。77有一份调研表明，由于绝大部分法官没有医学知识背景，100%的法官对医疗损害案件的审理依赖医疗损害鉴定意见，高度依赖的比率为71.93%，中度依赖的比率为28. 07%。78从台湾历史看，在医疗纠纷中从高度仰赖专家意见到法院摆脱对鉴定机构的过度依赖似乎有一个过程。79 相较于诊疗案件，在违反患者知情同意权诉讼中，“专业判断”领域与“一般人知识”领域的区分，“医学判断”领域的限缩和“普通人知识”领地的扩张，给予了法官更多的话语权和自由裁量空间，法官可以有更多的职业自信去行使自己的判断。
（收稿：2015-01-10，修回：2015-02-02）
（责任编辑：刘鑫）77参见赵西巨：《论我国立法和司法对法定外在标准的过度依赖:以我国医疗损害责任鉴定与诉讼实践为例》，《证据科学》 2012年第3期，第297~312页。
78肖柳珍：《医疗损害鉴定一元化实证研究》，《现代法学》2014年第4期，第177页。
79杨秀仪：《台湾医疗纠纷之迷思与真相——十五年回顾与展望》，《月旦民商法杂志》第45期（2014），第56~73页。
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纠纷中医疗损害鉴定之内容
作者：赵西巨， 李心沁， Zhao Xiju， Li Xinqin
作者单位：赵西巨,Zhao Xiju(山东中医药大学,济南,250355)， 李心沁,Li Xinqin(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济南,250011)
刊名：
证据科学
英文刊名：Evidence Science
年，卷(期)：2015(1)
引用本文格式：赵西巨.李心沁.Zhao Xiju.Li Xinqin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纠纷中医疗损害鉴定之内容[期刊论文]-证据科学2015(1)
医疗损害赔偿诉讼证 据规则
医疗损害赔偿诉讼证据规则 一、人身损害司法鉴定及医疗技术鉴定的功能区别及证据属性 人身损害司法鉴定属于法医学，多数属于对故意或过失性的人身侵权行为的损害结果进行的鉴定，多数为侵权行为单一且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明显，鉴定目的主要是确定人身损害程度及后期治疗费用。而包括医疗事故及医疗过失鉴定在内的医疗技术鉴定则属于临床医学，而由于医疗纠纷均是因过失性临床医疗侵权行为导致的纠纷，临床医疗行为也存在医疗措施本身所具有的侵袭性、患者体质的多样性、损害原因的复杂性、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病症发展的不可控制性等特点，医疗技术鉴定的目的在于确定医疗行为过错及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与人身损害的司法鉴定有所区别。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人身损害司法鉴定等同于医疗事故与医疗过失的医疗技术鉴定。 医疗技术鉴定是对医患双方争议的事实作出的医疗专业判断，是对医疗事故进行行政处理的证据，也是处理医疗纠纷的重要证据。因此，医疗技术鉴定应当针对是否存在医疗侵权行为事实作出医学技术认定。即医疗技术鉴定结论的内容，应当包括提交鉴定的医疗行为是否具有损害行为、损害结果及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医疗行为本身是否具有过错等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对因患者原患疾病、医疗合理损害、医疗非正常损害等混合因素形成的人身损害结果，医疗技术鉴定应当对医疗过失侵权行为导致的人身损害结果的等次及比例作出确认，以克服医疗事故鉴定覆盖面狭窄的缺陷。 医疗技术鉴定固然重要，但是，其只是法官认定事实的证据材料之一而非全部，甚至不是关键。在事实认定中，其能起多大作用，归根结底还是要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全部
专业资料 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规定(2018版修订稿) 为进一步提高医疗质量，有力地保障患者安全，增强全院医护人员的医疗安全意识和工作责任心，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促进医疗纠纷、事故处理的合理化、规范化、制度化，根据《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江苏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对我院《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规定》进行第三次修订。 一、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处理程序 （一）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工作实行科主任负责制。各临床、医技科室要根据本科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并予以贯彻落实。 （二）一旦发生医疗纠纷或不良事件，当事人应立即向科主任汇报，科主任应及时亲自参与事件处理，控制事件进一步发展，力争将损害控制在最小程度内，并将调查处理经过在24小时内向医务科报告。 （三）在上报医务科的同时，指派专人负责保管与纠纷有关的全部病史资料。若患方要求复印病历，按有关规定办理。死亡病历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会诊记录及病程记录应当在医患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封存和启封，严禁涂改、伪造、隐匿和销毁。疑似输液、输血、注射、药物引起不良
后果的，医患双方应共同对现场实物进行封存,封存的病史及实物均保存在医院。 （四）医务科接到报告后，应负责进行专项调查、核实，将调查结果及时向院领导汇报，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患者及家属答复、解释。 （五）对于重大纠纷或医疗事故，应组织院医疗纠纷管理委员会院内医疗纠纷责任认定专家组(具体人员见附件)进行讨论，确定事件性质，明确主体，提出整改措施，实施持续改进，并及时在全院内部进行通报。 （六）医疗纠纷发生后，科室需组织全体人员进行讨论，提出科室处理意见，提出整改措施，实施持续改进，做好科室相应文件记录，并以书面形式提交医务科。根据调查结果及科室意见，由医务科拟定初步处理方案。 （七）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的处理工作，由所在科室和医务科共同进行。当事人应适时介入，特别是在处理与反映情况有较大出入事件时，当事人及当事人所在科室负责人应参与解答病人及家属所提问题。涉及到对病人进行经济赔偿时，科主任应参与赔偿数额的最终商定。 （八）医疗纠纷病例的尸检、申请医学会鉴定、协议公证及法院应诉等事宜，由医务科牵头，所在科室及当事人参与。 二、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的处理 （一）医疗纠纷的处理
医疗机构医院医疗损害鉴定管理办法 目录 第一章总则 (2) 第二章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 (3) 第三章鉴定的委托和受理 (5) 第四章鉴定实施 (8) 第五章监督管理 (15) 第六章法律责任 (16) 第七章附则 (19)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医疗损害鉴定工作，确保医疗损害鉴定工作有序进行，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根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医疗损害鉴定，是指医疗损害鉴定机构组织相应专家，对委托人提交的医患双方因诊疗活动引发的争议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患者的损害后果、医疗过错行为与医疗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等专门性问题进行专业技术判断，并向委托人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第三条医疗损害鉴定应当坚持科学性、公正性、同行评议的原则。 第四条国家卫生健康委、司法部是医疗损害鉴定的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医疗损害鉴定标准、规范性文件，组建国家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指导、监督全国医疗损害鉴定管理工作。 省级和设区的市级卫生、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损害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组建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管理和督导本行政区域内实施的医疗损害鉴定工作。 第五条医疗损害鉴定机构接受委托开展医疗损害鉴
定活动，应当遵照本办法。 第六条医疗损害鉴定以服务司法和社会为目的，医疗损害鉴定机构收费应当注重社会公益性。患方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鉴定费用的，可按规定申请相应的救助、援助。 鉴定费预先向医患双方收取，最终按照责任比例承担。 医疗损害鉴定收费由省级价格部门会同同级卫生、司法行政部门确定价格管理方式。 第二章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 第七条从事医疗损害鉴定业务的医学会应当是省级医学会或者设区的市级医学会。 从事医疗损害鉴定业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且同时具有法医临床和法医病理鉴定业务范围； （二）所属司法鉴定人进入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的人员达3人以上，其中法医临床和法医病理专业各有1人以上为高级技术职称； （三）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符合条件的医学会和司法鉴定机构可以从事医疗损害鉴定业务，并于开展首例医疗损害鉴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同时向所在地省级卫生、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备案材料应当
医疗事故鉴定由什么机构负责 规定，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 在医疗事故发生后，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当事人一定要注意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选择，那么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由什么机构负责呢?如果你对此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看下文进行具体了解。 一、医疗事故鉴定由什么机构负责 《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设区的市级地方医学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管辖的县(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再次鉴定工作。”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首次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医疗机构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
二、怎样申请进行医疗事故鉴定 1、医患双方共同委托鉴定的 如果医患双方在治疗过程中，发生医疗纠纷的，并且协商一致，通过医疗事故鉴定，来确定是否构成医疗事故、构成何种等级的医疗事故、医疗事故赔偿数额的。通过医疗事故鉴定来解决医疗纠纷的，可以由医疗纠纷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当地医学会组织医疗事故鉴定。 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的组织，是由医疗纠纷发生地的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卫生行政部门下属的医学会，专门设有医学会，该委员会是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 如果是医患双方共同委托鉴定的，委托鉴定的提出即可以是在医疗诉讼前的协商过程中;也可以是医疗诉讼的庭审过程中。不过，该程序也有其特殊性，双方共同委托的，要求医疗纠纷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共同委托医疗事故鉴定。在这种情况下，医学会是不接受单方委托的!也就是说如果患者及其家属单独要求做医疗事故鉴定的，当地的医学会是不会受理的。 2、卫生行政部门组织鉴定的 如果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争议
医疗知情同意书 导读：本文是关于医疗知情同意书，希望能帮助到您！ 医疗知情同意书（一） 康复治疗是以现代康复医学和临床医学为基础的一种治疗方法，采用功能训练、物理因子等治疗并辅以必要的药物和手术，促使患者受限或丧失的功能和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恢复，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并回归社会。由于各种医学治疗方法均具有一定的风险，同时疾病本身的转归及预后、病人体质的特殊性等等原因，均使患者在治疗或住院期间可能发生以下的并发症或意外情况，虽然发生率很低，但是不能完全避免。医师将根据患者的病情及体质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康复治疗方案，在治疗或住院期间尽量避免这些并发症或意外情况的发生： 1、疾病的自然进展使病情及症状进一步加重。 2、疾病的复发或发生其他新的疾病。 3、为患者施行特殊检查或治疗时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或损伤。 4、因多种因素（如疾病性质、病程、患者积极性、体质、单位或家庭支持情况、合并症等）导致疗效达不到患者及家属的满意。 5、在康复治疗过程中，可能诱发严重心血管反应、脑血管意外、呼吸心跳骤停等。 6、康复治疗可能诱发各种栓塞（如血栓、脂肪栓、癌栓等），严重时可导致肢体坏死、截肢、甚至梗塞重要脏器危及生命。
7、康复训练致使疼痛加剧、骨折、关节损伤、关节紊乱及关节肿痛、肌肉肌腱劳损或拉伤。 8、肿瘤、长期卧床、老年等各种原因引起的骨质疏松，可能会在正常的康复治疗过程中造成骨折，或者摔伤致骨折。长期卧床易发生压疮、泌尿系统感染等。 9、各种康复器械引起的损伤。 10、电疗时可能出现电击伤、皮肤灼伤、烫伤、红斑、水疱、表皮脱落及色素沉着等。 11、针刺时可能出现晕针、滞针、断针、血肿、感染、血气胸等症状。 12、患者吞咽障碍可能导致气管异物窒息。 13、其他不可预见的意外情况。 14、备注： 本人系（监护人、委托人）因其患疾病在贵院行康复治疗，经医师向我详细说明病情及康复治疗方法后，我同意选择康复治疗，愿意积极配合治疗，了解上述情况并承担相应风险。 患者（监护人、委托人）签字医师签字 年月日 医疗知情同意书（二） 患者：性别：年龄：病历编号 : 患者及家属朋友，您好！随着材料的改进，目前义齿修复的种类多，价格、性能各不相同，请您在接受治疗前详细咨询您的主治大夫以选择治疗方案，避免不必要的资金损失，治疗费用在
重症医学科（ICU） 1、甲级强的松龙冲击治疗知情同意书
空血浆置换知情同意书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疾病介绍和治疗建议 医生已告知我患有，需要在进行血浆置换治疗。 血浆置换是指将全血分离成血浆和细胞成分，然后遗弃患者血浆，用健康人血浆或血浆代用品予以替代。其U的在于从中清除某些疾病的相关致病因子，从而达到治疗LI的。这些因子包括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抗体（IgM. IgG等）、沉积于组织的免疫复合物、异型抗原和异常增多的副蛋口，有时还包括一些同蛋白结合的毒素。此外，血浆置换治疗还可能减少了非特异性的炎症介质，并可改善一些疾病的网状内皮系统功能。 U前在神经系统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肾脏疾病、血液病和肿瘤性疾病、肝脏病、一些代谢性疾病等许多领域中，均可以应用血浆置换作为一线治疗和辅助治疗。 治疗潜在风险和对策 医生告知我进行血浆置换有如下可能发生的一些风险，有些不常见的风险可能没有在此列出，具体的治疗方案根据不同病人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医生告诉我可与我的医生讨论有关我治疗的具体内容，如果我有特殊的问题可与我的医生讨论。 1.我理解任何所用药物都可能产生副作用，包括轻度的恶心、皮疹等症状到严重的过敬性休克，甚至危及生命。 2.我理解该治疗可能发生的风险： 1）因输入血浆可能导致感染血源传播性疾病。 2）治疗过程中因抗凝导致出血或加重原有出血倾向，出现脑出血、消化道出血、穿刺或手术部位出血等。 3）该项治疗可能影响心血管系统稳定性，导致血压下降，心律失常，加重原有心脏病。4）可能会并发感染或原有感染播散。 5）出现对透析器的过敏反应。 6）电解质紊乱。
3、血液透析知情同意书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试题答案 （试卷一） 医院：科室：姓名：得分：（每小题10分） 1、《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已经2018年6月20日国务院第1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共分五章五十六条。 2、医疗纠纷的定义：条例第二条规定是指医患双方因诊疗活动引发的争议。 3、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医疗机构做好医疗纠纷的预防和处理工作，引导医患双方依法解决医疗纠纷。 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公安机关依法维护医疗机构治安秩序，查处、打击侵害患者和医务人员合法权益以及扰乱医疗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财政、民政、保险监督管理等部门和机构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的有关工作。 4、国家建立完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发挥保险机制在医疗纠纷处理中的第三方赔付和医疗风险社会化分担的作用，鼓励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鼓励患者参加医疗意外保险。 5、医疗机构篡改、伪造、隐匿、毁灭病历资料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或者责令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的处分。对有关医务人员可以责令暂停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或者责令给予开除的处分，对有关医务人员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给予或者责令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的处分，对有关医务人员可以责令暂停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执业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制定和实施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二）未按规定告知患者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 （三）开展具有较高医疗风险的诊疗活动，未提前预备应对方案防范突发风险； （四）未按规定填写、保管病历资料，或者未按规定补记抢救病历； （五）拒绝为患者提供查阅、复制病历资料服务； （六）未建立投诉接待制度、设置统一投诉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兼）职人员； （七）未按规定封存、保管、启封病历资料和现场实物； （八）未按规定向卫生主管部门报告重大医疗纠纷； （九）其他未履行本条例规定义务的情形。 7、新闻媒体编造、散布虚假医疗纠纷信息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8、医患双方在医疗纠纷处理中，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并未废止，与本条例相冲突的条款将会失去法律效力，本条例尚未规定的条款，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
目录 中文摘要 (Ⅰ) 英文摘要 (Ⅲ) 前言 (1) 1材料与方法 (5) 1.1材料 (5) 1.2方法 (5) 2结果 (10) 2.1医疗损害案件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10) 2.2医疗损害参与度重新评定 (12) 2.3两次参与度评定的等级差异性统计学分析 (12) 2.4医疗损害参与度不一致案件的统计分析 (13) 2.5将两次参与度等级的差异点进行医疗过失分析 (14) 3讨论 (16) 3.1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的主要任务 (16) 3.2医疗损害技术鉴定中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评定 (16) 3.3结合《侵权责任法》谈医疗损害因果关系参与度 (21) 4结论 (24) 参考文献 (25) 综述 (27) 致谢 (37) 在校期间参与的科研课题与研究成果 (38) 个人简介 (39)
山西医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医疗损害技术鉴定中参与度评定的研究 摘要 目的： 通过对医疗损害案件中医疗损害的责任类型以及医疗损害因素参与度的分析，结合2010年7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中对医疗损害案件的侵权责任的相关条款的规定及其相关解读，探讨如何更科学、公正的对医疗损害技术鉴定中医疗损害参与度进行评定。在法医学与法学之间架起桥梁，明确医疗损害技术鉴定中参与度评定的鉴定思路，规范我国医疗损害技术鉴定实践中参与度的评定。 方法： 从北京市某鉴定机构建立的“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案例数据库”中挑选出2003～2012年符合研究条件的医疗损害案件340件。对340件医疗损害案件按以下6步方法进行研究分析：1.文献研究：通过研究近几年国、内外关于医疗纠纷的司法/技术鉴定、医疗损害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评定的文献，初步了解国内外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的思路方法、标准，目前我国医疗损害参与度评定的思路。2.医疗损害因素参与度评定规定的讨论：通过查阅大量医学、法医学、法律的书籍及关于《侵权责任法》条款解读的文章，积极参与2013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批准，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和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共同起草，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提出的司法鉴定技术规范《人体损害参与度评定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的讨论、编制过程。3.医疗损害案件的流行病学调查：对340例案件按照医院等级、发生科室、医疗损害责任类型、医疗损害参与度大小等分别进行统计。4.系统抽样及对医疗损害参与度重新评定：根据不同医疗损害责任类型的案件在340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进行系统抽样，抽取出200例样本；并根据《指南》中“医疗损害参与度评定”之规定，对200件案件中的医疗损害参与度进行重新评定；同时邀请2-3位临床专家参加（专家与初次鉴定听证时邀请的专家情况基本一致）；遇疑难复杂的案件，邀请主任法医师进 I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陈述书 患者：刘锦涛 医方：湛江市霞山区妇幼保健院 陈述人：母：白云美，父：刘春林 一、简要事故和治疗经过： 患者刘锦涛2016年7月12日01点25分在霞山妇幼保健医院出生，当时接生医生邓秋媚把孩子抱给我看说是男孩，我说好。当时我特意留意了孩子的腿，他的双腿活动灵活，哇哇的哭声，双眼自然转动都很正常。医生给小孩量身高、称体重，做体检查，说一切都正常。还把小孩带出去给我老公看了。医生说一切都好，我特别高兴。小孩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好，我和儿子还在产房观察了两个钟头，4点多钟才转入住院部。12日早上医生来查房，9点多护士抱宝宝出去洗澡按摩，下午3点到4点又抱出去洗澡。晚上我老公来了后，我还是担心之前胎检说小孩的腿有点弯曲，发育不好。我们就打开尿片再看看，看到他的腿好好地不弯。他的双腿活动都很好，当时我和老公都好高兴。 7月13日早上医生护士查房，然后抱宝宝出去洗澡、游泳、按摩、下午也一样。晚上我给小孩换尿片时一动他就哭得很厉害。我一看他的腿有点肿，当时我叫我老公看。7月14日，早上医生护士又来查房，然后抱宝宝去洗澡、游泳、按摩，回来后，我又看了小孩的腿，发现越肿越大。过了一会儿，医生又来抱小孩去做全身检查。从医生的表情看，我觉得有点不对。下午我妈妈来医院，我就给她说小孩的腿有点问题。她当时看了说怎么肿这么大。3点多护士又来抱小
孩去洗澡、游泳、按摩。我叫我妈跟去看看，她回来说小孩洗澡时哭的好厉害。当时我们都觉得小孩腿不对。决定出院前拍片看看。 15日早上就叫来医生拍片，结果一看小孩的腿断了。我妈就去办出院手续。开始医生不给办，我妈说我们要回老家去给小孩治腿。医生问我妈，你们坐什么车回去，坐火车要好几天会误了宝宝的治疗时间。我妈说坐飞机回去，他们说宝宝没出生证坐不了飞机。医院办出生证要一个月才能拿到。我妈说小孩在你们医院出的事，你们医院是有责任的。医院办公室主任马上就叫我妈去拿我老公的身份证，找人给我们办出生证。后来我们一想，这事不对呀！我们小孩在你们这里出的事，你们应该负责。我们与医院办公室主任交涉，要求先给孩子留医院治疗腿，其它事宜待孩子康复后再协商解决。当时主任说这里治不了要转院，有个医生说可以请别的医院的专家过来治，叫我们给300元介绍费。我们说不管你们是转院还是请别的专家过来都好，反正你们要把宝宝治好。他们请的是附属医院的专家来给小孩接骨。 当晚小孩就转到新生儿科保温室。院方要我们交1800元押金，说600元一天，我们说没那么多钱，先交600元。那个医生就打了个电话，不知道说了什么，最后说那先给600元。16日上午我们去看宝宝，他在保温箱里，双腿用胶布缠起来，吊在保温箱架上。专家说是股骨骨折，用这种悬吊式接腿，是最好的方法。如果是先天性假关节，那就没办法、长不好，留院观察长两三星期再拍片就知道是骨折还是先天性。根据拍片显示，这是一起人为的责任事故，小孩腿是人为搞断了的。孩子不是先天性的，而是出生两天后，护士抱去洗澡回来，小孩腿就断了。孩子就这样在保温箱里在没有母乳的情况下痛苦
知情同意管理制度及程序 根据《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患者就医时享有知情权和同意权。为维护医院和患者的合法权益，在医疗活动中，要尽好告知及知情同意义务。 一、常规告知：医疗常规问题的告知，自患者入院起，科室根据入院流程及医疗行为中涉及的相关需求进行告知，如患者入院须知、患者入院时医患沟通记录单、患者知情同意授权委托书、患者住院期间医患沟通记录单、医保自费项目清单、病危通知单等。 二、特殊告知：在医疗过程中，进行临床试验、药品试验、医疗器械试验、手术、麻醉、输血以及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等，应当向家属交代清楚，履行告知义务，得到理解并签署书面的知情同意书。 1、手术治疗知情同意书，必须由术者或主要助手填写或签字，大中型疑难手术由副主任医师级别以上人员签字。 2、麻醉知情同意书，应有实施麻醉者与患者交代麻醉知情同意内容并签字。 3、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患者需要输血时，由主管医师或值班医师交代输血知情内容并签字。 4、有创性诊断、治疗操作的知情同意书，如胸穿、腰穿、
腹穿和骨穿等，要由主管医生或值班医生交代知情同意内容。 5、使用贵重药物和一次性耗材以及非医保目录的药物和器械之前，必须由主管医师向患者交代，由患者选择后双方签字。 6、在急诊或急救等紧急情况下以上相关同意书可由值班医师签字。 7、进行临床试验、药品试验、医疗器械试验等，要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署相应的知情同意书。 8、在各项知情同意文件的签署中，患方必须由患者本人或其指定的代理人签字；如由其代理人签字，必须同时签署“患者知情同意授权委托书”，方能生效。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试题答案 姓名：科室：得分： 一、选择题 1、《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实施时间为（C）。 2、因紧急抢救未能及时填写病历的，应当在抢救结束后（A）小时内据实补记，并加以注明。 小时小时小时小时 3、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有（D）。 A.协商 B.调解 C.诉讼 D.以上均是 4病历资料封存后医疗纠纷已经解决，或者患者在病历资料封存满（B）年未再提出解决医疗纠纷要求的，医疗机构可以自行启封。 年年年年 5、医患双方申请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应当向医疗纠纷发生地（A）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A.县级 B.市级 C.省级 D.都不对 6、卫生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B）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7、疑似输液、输血、注射、用药等引起不良后果的，医患双方应当共同对现场实物进行封存、启封，封存的现场实物由医疗机构保管。需要检验的，应当由（A）委托依法具有检验资格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A.双方共同 B.患方 C.医方 D.法院 8、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C）小时内进行尸检。
小时小时小时小时 9、医疗机构将未通过技术评估和伦理审查的医疗新技术应用于临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或者责令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的处分，对有关医务人员责令暂停（C）执业活动。 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个月以上1年以下 个月以上1年以下 D.以上均不是 10、患者有权查阅的病历资料有（D）。 A.急诊病历 B.手术记录 C.检验报告 D.以上均是 二、判断题 1、《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实施后，没有废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2、《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加重了篡改、伪造病历资料的法律责任。（√） 3、发生医疗纠纷，只有通过协商、调解后，才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紧急情况下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5、医学会专家库由卫生行政部门单独设立。（×） 6、医疗机构封存的病历资料必须是原件。（×） 7、《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首次明确媒体应客观理性报道医疗纠纷。（√） 8、展医疗损害鉴定的鉴定费用，由责任比例较大的一方承担。（×） 9、申请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申请人可以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申请调解。（√） 10、医疗纠纷中发生涉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犯罪行为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依法处置，维护医疗秩序。（√） 三、填空题
医疗损害鉴定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省市医学会组织医疗损害鉴定工作，统一医疗损害鉴定程序，根据《卫生部关于做好〈侵权责任法〉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卫生厅关于医疗损害鉴定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的相关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医疗损害鉴定是指对在医疗过程中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及伤残等级等作出明确认定的鉴定。 第二章医疗损害鉴定的委托与受理 第三条人民法院委托的医疗损害鉴定，除具有法定回避情形外，医学会应当受理。 各市医学会原则上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人民法院委托的医疗损害案件鉴定工作，对异地人民法院因案情需要委托的医疗损害鉴定也应予受理； 省医学会负责组织医疗损害案件重新鉴定，和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部门同意后，全省有重大影响的医疗损害案件的初次鉴定。
第四条医学会接受医疗损害鉴定委托时，应当要求委托法院出具《医疗损害鉴定委托书》，填写《医疗损害鉴定委托登记表》，同时提供与委托鉴定事项相关的已经质证后的鉴定材料。委托单位需提交以下鉴定材料： （一）医患双方有效证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经治医生等相关人员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复印件； （二）患者的门诊病历原件及复印件，住院病案原件及复印件，疾病诊治相关的客观病案资料复印件，病理切片、影像资料等； （三）委托法院对鉴定资料的质证笔录和质证意见； （四）医患双方书面陈述材料； （五）重新鉴定的，需提交市级医疗损害鉴定书复印件。 医学会应当妥善保管委托法院移交的鉴定材料。鉴定时若需耗尽检材或者损害原物，可能导致证据灭失的，医学会应当提前告知委托法院征求当事人同意。 第五条医学会在收到鉴定委托后，应当及时对委托鉴定事项和鉴定材料进行审查。医学会认为需要调取与医疗损害争议有关的第三方医疗机构病历资料、反映患者目前损害后果的相关临床检查资料以及其他相关鉴定材料的，应当及时告知委托法院，由委托法院向双方当事人
负责医疗事故鉴定的机构有哪些 设区的市级地方医学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管辖的县(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再次鉴定工作。必要时，中华医学会可以组织疑难、复杂并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医疗事故争议的技术鉴定工作。 一、负责医疗事故鉴定的机构有哪些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事故争议，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设区的市级地方医学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管辖的县(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再次鉴定工作。必要时，中华医
学会可以组织疑难、复杂并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医疗事故争议的技术鉴定工作。 二、医疗事故鉴定需要哪些材料 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应当自受理医疗 事故技术鉴定之日起5日内通知医疗事故争议双方当事人提交 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所需的材料。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医学会的通知之日起10日内提交有关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材料、书面陈述及答辩。医疗机构提交的有关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材料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住院患者的病程记录、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会诊意见、上级医师查房记录等病历资料原件; (二)住院患者的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等病历资料原件; (三)抢救急危患者，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补记的病历资料原件; (四)封存保留的输液、注射用物品和血液、药物等实物，或者依法具有检验资格的检验机构对这些物品、实物作出的检验报告;
知情同意管理制度 根据《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患者就医时享有知情权和同意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指出：“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为了做好医疗行为的告知义务，维护医院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制度。 1、常规告知即医院常规问题的告知。自患者入院起，科室根据入院流程及医疗行为中涉及的相关需求进行告知。如住院患者须知、患者授权委托书、病情告知书、病重病危通知书、出院通知书、死亡通知书、欠费通知书、尸检意见书等。 2、特殊告知即在医疗过程中对患者的病情、诊断和治疗所造成的创伤或手术方案及风险等必须履行的告知。 （1）手术知情同意书，必须由术者或第一助手填写并签字，大型疑难手术由副主任级别以上医师签字。 （2）麻醉知情同意书，应由实施麻醉者与患者交待麻醉知情内容并签字。 （3）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患者需要输血时，由主治医师或值班医师交待输血知情内容并签字。 （4）介入检查治疗知情同意书，在介入检查治疗前，由术者向患者交待知情内容并签字。
（5）术中意外处理及手术中改变术式必须由术者或上级医师向患者或家属交待手术方式并签字。 （6）透析治疗知情同意书，在患者需要透析时，由主治医师或值班医师交待透析知情内容并签字。 （7）美容整形外科手术知情同意书，在美容整形前，由术者交待手术方式及术后效果并签字。 （8）有创性诊断、治疗操作(包括内科、外科、骨科、妇科等)知情同意书，由主治医师或值班医师交待知情同意内容。 （9）在急诊或急救等紧急情况下以上相关同意书可由值班医师签字。 （10）对新开展的手术或大型手术等，应由科主任交待知情同意内容并签字。 （11）使用贵重药物和一次性耗材前必须由主治医师向患者交待，由患者选择后双方签字。 （12）试用药品知情同意书，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13）在各项知情同意文件的签署中，患方必须由患者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签字生效。
--WORD格式- 可编辑-- 医疗知情同意书汇编 唐山市人民医院 二0 一0 年八月 目录 第一篇公共告知部分 (1) 1、入院知情同意书 (2) 2、入院宣教 (4) 3、授权委托书 (5) 4、病危病重通知书 (6) 5、输血/ 血液制品治疗知情同意书 (7) 6、使用自费药品和医用耗材知情同意书 (8) 7、拒绝或放弃医学治疗知情同意书 (9)
8、未愈患者自动出院或转院知情同意书 (10) 9、劝阻住院患者外出知情同意书 (11) 10、尸体解剖知情同意书 (12) 第二篇临床分科部分 (13) 第一章普通外科. (14) 1、腹腔镜下结直肠手术知情同意书 (15) 2、肠道手术知情同意书 (17) 3、结直肠手术知情同意书19 4、脾切除手术知情同意书21 5、胃十二指肠手术知情同意书23 6、阑尾炎手术知情同意书25 7、乳腺手术知情同意书27 8、腹膜后肿物手术知情同意书29 9、胆道系统手术知情同意书31
10、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知情同意书33 11、肝脏手术知情同意书35 12、胰腺癌手术知情同意书37 13、门脉高压症手术知情同意书39 14、疝手术知情同意书41 第二章胸心外科 (43) 1、肺癌手术知情同意书 (44) 2、食管贲门癌手术知情同意书 (46) 3、胸外科手术知情同意书 (48) 4、胸壁肿瘤手术知情同意书 (50) 5、纵膈肿瘤手术知情同意书 (52) 6、先心病手术知情同意书 (54) 7、风湿性心脏病手术知情同意书 (56) 8、冠心病手术知情同意书 (58) 第三章耳鼻喉科 (60) 1、鼻内镜下鼻腔电凝止血手术知情同意书 (61) 2、鼻内镜下鼻腔泪囊吻合手术知情同意书 (63) 3、鼻内镜下鼻中隔偏曲矫正手术知情同意书 (65) 4、鼻腔鼻窦恶性肿瘤切除手术知情同意书 (67) 5、鼻腔鼻窦良性肿瘤切除手术知情同意书 (69) 6、鼻腔鼻窦内翻性乳头状瘤切除手术知情同意书 (71) 7、鼻咽纤维血管瘤手术切除手术知情同意书 (73) 8、扁桃体切除手术知情同意书 (75) 9、颌下腺肿物手手术知情同意书77 10、喉/下咽恶性肿瘤联合根治手术知情同意书79 11、喉癌支撑喉镜下激光手术知情同意书81 12、甲状腺癌联合根治手术知情同意书83 13、甲状腺良性肿瘤手术知情同意书85 14、颈部肿物切除手术知情同意书87 15、颈段食管癌手术知情同意书89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 例试题及答案 HEN system office room 【HEN16H-HENS2AHENS8Q8-HENH1688】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试题答案 一、选择题 1、《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实施时间为（C）。 2、因紧急抢救未能及时填写病历的，应当在抢救结束后（A）小时内据实补记，并加以注明。 小时小时? 小时小时 3、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有（D）。 A.协商? B.调解 C.诉讼 D.以上均是 4、病历资料封存后医疗纠纷已经解决，或者患者在病历资料封存满（B）年未再提出解决医疗纠纷要求的，医疗机构可以自行启封。 年年年年 5、医患双方申请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应当向医疗纠纷发生地（A）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A.县级 B.市级 C.省级 D.都不对 6、卫生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B）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7、疑似输液、输血、注射、用药等引起不良后果的，医患双方应当共同对现场实物进行封存、启封，封存的现场实物由医疗机构保管。需要检验的，应当由（A）委托依法具有检验资格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A.双方共同 B.患方 C.医方 D.法院 8、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C）小时内进行尸检。 小时小时小时小时 9、医疗机构将未通过技术评估和伦理审查的医疗新技术应用于临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或者责令
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的处分，对有关医务人员责令暂停（C）执业活动。 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个月以上1年以下 个月以上1年以下 D.以上均不是 10、患者有权查阅的病历资料有（D）。 A.急诊病历 B.手术记录 C.检验报告 D.以上均是 二、判断题 1、《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实施后，没有废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2、《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加重了篡改、伪造病历资料的法律责任。（√） 3、发生医疗纠纷，只有通过协商、调解后，才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紧急情况下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5、医学会专家库由卫生行政部门单独设立。（×） 6、医疗机构封存的病历资料必须是原件。（×） 7、《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首次明确媒体应客观理性报道医疗纠纷。（√） 8、展医疗损害鉴定的鉴定费用，由责任比例较大的一方承担。（×） 9、申请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申请人可以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申请调解。（√） 10、医疗纠纷中发生涉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犯罪行为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依法处置，维护医疗秩序。（√） 三、填空题 1、处理医疗纠纷，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及时的原则，实事求是，依法处理。 2、患者的法定或委托代理人可成为医疗纠纷的主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3月2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3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12月14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推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患者以在诊疗活动中受到人身或者财产损害为由请求医疗机构，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案件，适用本解释。 患者以在美容医疗机构或者开设医疗美容科室的医疗机构 实施的医疗美容活动中受到人身或者财产损害为由提起的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 当事人提起的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第二条患者因同一伤病在多个医疗机构接受诊疗受到损害，起诉部分或者全部就诊的医疗机构的，应予受理。 患者起诉部分就诊的医疗机构后，当事人依法申请追加其他就诊的医疗机构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应予准许。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追加相关当事人参加诉讼。
第三条患者因缺陷医疗产品受到损害，起诉部分或者全部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和医疗机构的，应予受理。 患者仅起诉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医疗机构中部分主体，当事人依法申请追加其他主体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应予准许。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追加相关当事人参加诉讼。 患者因输入不合格的血液受到损害提起侵权诉讼的，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四条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 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医疗机构主张不承担责任的，应当就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五条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按照前条第一款规定提交证据。
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培训 This manuscript was revised on November 28, 2020
长沙市医调委主任莅临南仁开展医疗纠纷的预防与处理讲座 12月5日下午，长沙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专家李亦山主任应邀在长沙南仁医院会议室作了题为《医疗纠纷的防范和处理》的卫生法学讲座。该讲座由院长刘晓萍主持，部分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20余名临床医护人员认真听取了讲座。 讲座上，从医40余年并拥有20年临床经验的李亦山主任以自己丰富的从医经验和现身案例向大家展示了医疗纠纷处理的重要性，在亲身经历了多起医疗纠纷后，向政府提出了建议：由政府建立第三方组织来调解医疗纠纷。医调委建立后，5年间解决近500起纠纷，成功率在95%以上。在现场，李主任以长沙市医调委总顾问的角度，从依法行医、认真履行告知义务，告知患者病情、措施以及风险，充分尊重病人的知情选择权，以加强医患沟通、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等方面并结合大量具体生动的案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条文进行了讲解。 现如今，随着医疗事业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和消费意识的提高，大家对医疗行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医务人员与就医人员的信任出现了鸿沟，更由于某些医疗行为和医疗处理的不规范、医患沟通的不到位，导致医患关系愈发紧张，医疗纠纷频发。李主任强调，现在的医患关系已经变得很微妙了，全体医护人员要做到爱院如家，加强各科室之间的协调和管理，杜绝任何可能发生纠纷的漏洞，守好“第一道防线”。 讲座上李主任还讲到，要规范处理医疗纠纷，就要从下面4个点着手。1、依法依规进行治疗，如获得医疗资质认证，手术时牢记家属签字等；2、操作医疗仪器时按医疗法规操作；3、注意与患者及患者家属间的及时沟通；4、各医护人员工作认真负责，不断加强学习，提高医护水平。 在讲座结束后，院长刘晓萍表示，提高医护人员医疗纠纷防范和处理能力，实现和谐的医患关系十分重要。今后我们要更加严格规范医疗操作，积极与患者沟通，在保护患者基本利益的同时，提升医护人员的安全感，建立健康和谐的医疗体制。
《医疗损害鉴定大全》 医疗损害鉴定释义医疗损害鉴定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因为在日常医疗行为中存在法定过错并造成患者人身损害而导致的医疗损害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于医疗技术等专门问题对外委托的鉴定，统一称为医疗损害鉴定，医疗损害鉴定。 百分网“医疗损害鉴定”名称的演变 xx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以前，医疗损害民事诉讼中的鉴定因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不同，其鉴定名称也不同。人民法院委托医学会进行的鉴定，称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的鉴定称为“医疗过错司法鉴定”。 为了正确适用《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于xx年6月30日发布《关于适用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进行鉴定的，统一称为医疗损害鉴定。 但是，对于人民法院委托到医学会进行的鉴定，xx年6月28日卫生部发布的《卫生部关于做好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卫医管发61号）规定为“医疗损害责任技术鉴定”。对于人民法院委托到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的鉴定，xx年11月18日发布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规定为“医疗损害责任过错鉴定”。 百分网医疗损害鉴定规则的适用 xx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以前，医疗事
故技术鉴定适用卫生部xx年颁布实施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试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适用xx年司-法-部颁布实施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鉴定材料《医疗损害鉴定》。 卫生部xx年6月28日发布的《卫生部关于做好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指出，医疗损害责任技术鉴定仍然适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而医疗损害责任过错鉴定，将仍然适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进行鉴定。 百分网医疗损害鉴定的内容 当事人有权对以下内容申请鉴定：医疗损害鉴定 （1）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有无过错; （2）医疗机构是否尽到告知义务; （3）医疗机构是否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4）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5）医疗过错行为在损害结果中的责任程度; （6）人体损伤残疾程度; （7）其他专门性问题。 百分网医疗损害鉴定的主体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的，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及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组织鉴定。 人民法院委托进行医疗损害责任过错鉴定的，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组织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