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出抗美援朝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有哪些？如何评价这一决策？
促使中国出兵参战的决定性因素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是维护国家主权。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时，就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侵占了中国领土，干涉中国内政，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中国不能没有反应。当时除了抗议、声讨之外，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已经考虑可能要同美国打一仗。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给了我们新的课题：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二是保卫东北地区安全。美国投入朝鲜战争的空军飞机于8月27日起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城镇、乡村，地面部队准备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界推进，严重威胁中国东北地区安全。三是维护东北地区经济建设。东北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地区，经济恢复和建设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和示范作用。新中国工业基地一半在东北，而东北工业基地一半在辽东、辽南。如果中国不出兵，让美国压至鸭绿江边，整个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无法进行正常建设。四是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美国出兵朝鲜后，国内各种反动势力就活跃起来，活动明显猖獗。不将美国在朝鲜的气焰打下去，国内反动气焰就会更加增高，不利于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稳定。五是从迟早要打的利弊得失上的考虑。如果不出兵，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一千多公里的边防线需要部署很多兵力，还要改善装备和修建机场，随时准备打，与其如此，从经济上说，从国家长远建设上说，迟打早打，早晚要打，晚打不如早打。
意义:(1)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同时，国内开展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这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它极大地提高了我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广大青年学生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军和各种军事干部学校。他们还走上街头，以活报剧、快板剧等形势，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罪恶和侵略行径，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道理家喻户晓。工农群众努力增产，支援前线。各界人民群众还开展了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共捐献战斗机3710架以上，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战斗。抗美援朝运动既保证了前线的军事行动胜利，又促进了国内政权建设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开展。(2)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保卫了我国的安全，巩固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三年战争中，中朝人民军队共歼灭敌人109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1.2万多架，击毁击伤敌人坦克2690多辆，击毁击伤敌人其他各种武器以及缴获各种作战物资无数。抗美援朝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鼓舞了世界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信心和勇气，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试分析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的原因及影响。
一、国家利益方面的原因
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国与国往往因为相同的国家利益而结盟，更会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而反目。所以国家利益是国家处理外交关系的首要原则。
1950年，中苏就因为共同的国家利益——应对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而结盟，随后苏联予以中国多方面的援助，中苏关系进
入“蜜月”期。然而就算在这个时期，两国的国家利益也是有冲突的，只不过还没凸显出来，还隐藏在共同利益之下。如《中苏同盟条约》中签订的一些中苏合营企业，因为斯大林支持金日成的革命，毛泽东不得不搁置夺取台湾的计划，还不得不出兵朝鲜战争等等。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中苏关系又进入新阶段，赫鲁晓夫以提供核保护和核技术换取毛泽东对他的支持，随着赫鲁晓夫在苏联政坛的逐渐独揽大权，随着中苏在越来越广泛领域的合作，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大背景之下，两国的国家利益的冲突表现的越来越明显。
二、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
（一）对斯大林的评价上
中苏在意识形态的分歧首先是在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一方面试图通过消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是为其改革奠定思想解放的基础,通过改革焕发社会主义的生机。毛泽东一开始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既有保留又有肯定。肯定的是赫鲁晓夫打碎了笼罩在斯大林头顶上的层层光环，暴露了其丑陋的一面，让毛泽东在心理上感到某种满足。保留是因为害怕社会主义世界的震动。随着波匈事件的发生，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开始了改变。毛泽东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否定斯大林必定影响到列宁和列宁主义,影响到十月革命道路的认识,最终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因此从1958年开始两党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能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中苏开始
论战，苏联全面否定斯大林，中国则开始全面肯定斯大林。
（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
中苏在意识形态的分歧还体现在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上即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上。在苏联,赫鲁晓夫一上台便着手进行改革,他要求按商品经济原则重新确定国家和集体农民之间的关系,强调物质利益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原则之一。赫鲁晓夫在1958年4月的共青团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人民自动调节”的思想,并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发展中的主要方向是尽力扩展民主”,国家消亡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组织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组织的问题”,“国家机关所履行的许多职能应该逐渐过渡到由社会团体来履行”。?中共认为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是搞现代修正主义。
1958年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发起，中共的出发点是要探索自己的模式,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运动是解决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当时也认为这是一条更为有效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当东欧也有国家开始效仿时，苏联认为这撼动了其权威，批判中国的行为是教条主义。
（三）在对外关系上的分歧
该分歧则主要是针对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赫鲁晓夫主张与美国和平相处，所以因为“台海危机”“中印战争”而指责中国，引的中国大为不满。当时的中国处处受到美国的遏制，在中共看来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那是不可能的。中共认为苏共已是“半修正主
义”，存在着“国际投降主义”，苏共则认为中共不肯接受“国际和平”，存在“左倾冒险主义”。毛泽东一向是强硬派，他就不赞成“和平共处”的主张，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是不赞成的，所以才撤换了周恩来的外长职务。
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国家利益的冲突又扩大了意识形态了的分歧，意识形态的分歧又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从1960年苏联单反方面撕毁合约，撤走专家，并开始了中苏论战，大有打仗的架势。60年代后期冲突不断，更在1969年3月爆发了中苏珍宝岛之战，战争一触即发。
三、中苏两国领导人的因素
中苏同盟的破裂与两国领导人也密不可分。
（一）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在他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俄国农民和工人身上的许多品质:勇敢狂热与谨慎畏缩兼备,天真烂漫与举止粗俗同在,心地善良而又充满狡黠,坚忍顽强而又充满狐疑。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胸襟坦荡,善于反潮流,敢于为天下先,勇于打破常规旧习;作为一个蹩脚的政治家,他出言无状,举止乖戾,得意忘形,一触即跳。此外,他还常常流露出专横跋扈、见风使舵、心胸狭窄、诡计多端的政客嘴脸。?
在公开场合有失检点、信口开河,充分暴露了他缺乏修养、脾气暴躁的一面，在联合国大会上脱鞋敲桌以示抗议，曾扬言“你们要斯大林，就搬北京去”，公开讥讽毛泽东是“破鞋套”，“好斗的公鸡”。签好的
合约，说撕毁就撕毁，太过妄意而为。这都使得双方关系难以缓和。（二）毛泽东
毛泽东，也是个性鲜明的一个人。他好强，易敏感，爱冲动，不大掩饰内心感情及好恶。
试分析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原因及其影响。
中国７０年代“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成因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１．就中国方面而言
（１）６０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尤其是１９６９年中苏边境爆发武装冲突，中国的安全面临苏联的严重威胁。费正清指出：“中苏关系破裂是６０年代国际关系中新的大事。”“当时莫斯科和北京已公开互相攻击”，这为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１］１１３。罗斯·特里尔指出：１９６９年初，苏联和中国在中苏边境爆发武装冲突，“近千人被打死，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毛泽东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苏联，而不是美国”。中国有一句谚语：“不怕南面虎，要防北方熊。”毛泽东“从谚语出发制定政策”，开始想“用美国这张牌来对付苏联”①。（２）６０年代中国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和反美反苏的“两条线”外交战略，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十分艰难。费正清指出：６０年代毛泽东的闭关自守政策“并未使中国有所收益”。中国不得不对外开放，扩大与外界交往。这意味着，美国在改变与台湾关系的前提下可与中国重新建立正常关系［１］１１４。居里斯·阿切尔指出：６０年代，中国不仅与美国对抗，也与苏联冲
突。尤其是，“中苏关系越是恶化”，毛泽东越是“忧虑”“美苏联合进攻红色中国”。也许当时中国阻止这两者联合起来“最好的办法”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此促使毛泽东制定联美战略［２］。
（３）负责中国外交政策的人员和机构也影响中国制定“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乔纳森·波拉克指出：“地缘政治因素不可能解释所有北京对外界的反应；负责中国外交政策的人员和机构也是必须加以考虑的要素。”尤其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在中国“同西方和解”和“恢复中美邦交”的进程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当时“中国外交政策的最后决定者”。值得一提的是，“每一个中国领导人在同美国官员打交道时都发挥了各自不同的风格。对中国官员说来，个人品格同政策问题是融合在一起的，而非互相抵牾。因此，中美两国关系的最初突破，实质上是由于在基辛格与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建立起个人的和政治的和谐共存而得到的”②。
２．就美国方面而言
（１）苏联推行全球霸权主义战略，对美国也构成“威胁”，美国开始重新评估其对华政策。此促使中国决定联合美国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罗斯·特里尔指出：
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面对苏联的全球霸权主义，美国发现中国是“一张可以对付莫斯科的牌”；“并且，毛也需要建立一个与苏联对抗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读过尼克松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认为，“要从另一方来对抗苏联”，尼克松是最“合适”的人物。总之，“苏联问题，曾在１９７２年使毛和尼克松走到一起”①。约瑟夫·纽
曼指出：
６０年代末，苏联在整个亚太地区寻求扩张，对中美两国都“构成了威胁”。当然，由于苏联的霸权主义对中国造成的“威胁”“更复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更直接的”。所以，北京和华盛顿有必要联合起来，美国对华政策需要“发生改变”［３］。
（２）“美国急于结束越战并因此更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费正清指出：“许多美国人愿意从越战中解脱出来；尼克松政府也为与北京接触做好了持久的准备。”这些表明，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机”业已“成熟”。美国总统尼克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访华［１］１２７。罗斯·特里尔指出：１９６９年，“毛认为，美国在越南已碰钉子，将不可能给中国造成麻烦”；“美国的政策正在变化”，“倒向美国，会对中国有利”。这促使毛泽东决心联合美国遏制苏联①。
（３）美国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使自己在对苏方面更为有利。罗伯特·斯卡拉宾诺指出：尼克松政府希望改善美中关系，从而“使得美国在处理对苏联关系方面处于一个更为有利的地位”，同时避免中苏关系重新“结盟”［４］。这也有助于毛泽东制定“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
（４）美国不希望中苏之间爆发战争，以造成苏联最终控制中国。所以，尼克松政府希望改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班宁·加雷特指出：美国尼克松政府想“阻止苏联可能向中国发起进攻”；如果苏联进攻中国，则“将导致中苏之战，这场战争或者发展为国际性的，或者可能导致苏联控制中国”［５］。这同样有助于毛泽东制定“一条线、一大
片”战略。
此外，１９７０年初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恢复，有助于增加中美“相互信任和善意”，对中国与美国和解起了积极作用。
影响：（１）“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苏联对中国的威胁，维护了中国的安全。罗斯·特里尔指出：中国７０年代实施“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促使它与美国以及西方国家联合起来“与苏联对抗”，从而有助于“中国的安全”②。
罗伯特·罗斯指出：“稳定的美中关系有助于中国努力威慑苏联的冒险主义。”［２７］２６６乔纳森·波拉克指出：“毛深深为苏联对中国构成的长期威胁所困惑，认为与北京建立关系的诱惑力会使美国为中国的生存提供安全和政治上的保障。他的愿望只是部分地实现了。”［２８］
（２）“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实施推动中美开始建立起正常关系。费正清指出：７０年代中国实施“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出现了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确立了中美两国的关系”。中美终于“建立起正常关系”，“北京历经艰辛才做到这一点”［１］１２６－１２７。此后，双边贸易开展起来，双方代表团不断互访（主要是科技领域的交流）。中国还吸引更多美国人来中国旅游③。
（３）“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实施推动中国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罗斯·特里尔指出：中国７０年代“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不仅使得中美结束了敌对状态，而且改善了中日关系。日本采取主动，“赶忙拥抱北京，而与台北断交了”
②。
（４）“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实施使得中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开始得到了极大提高。乔纳森·波拉克指出：中国实施“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后，“打开通往美国之门，为中国较全面参与现存国际机构的各种组织铺平了道路”。尤其是，“中国进入了联合国”；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则被逐出了联合国”，从而“挫败了苏联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谋”，“极大地提高了北京的政治和外交声誉”［２９］。
罗斯·特里尔指出：“尼克松中国之行所造成的气氛，使多数国家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上投了赞成票。在尼克松离开北京之后的九个月内，又有二十个国家承认了毛的政府。”①（５）“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实施造成美国体面地从越南撤军。费正清指出：７０年代中国实施“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影响之一是成功地导致１９７３年初在越南的美国军队全部“和平地从西贡撤往旧金山”。
（６）“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实施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罗斯·特里尔指出：１９７０年后，“（毛泽东）向美国敞开了大门，把一个两极世界改变成三角关系的世界”①。
此外，“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实施为中国与世界经济组织合作和发展其对外经济打开大门。乔纳森·波拉克指出：“（７０年代以后）北京对于外国的贷款、投资和其他形式的援助的需求不断增长，
这表明了在中国规范性的政策宣传与其为经济发展寻找一切时机的行为之间，有着很深刻的差别，这在同世界银行的关系上表现得十分显著。但是，如果没有同美国和解所提供的明确认可，中国与世界经济组织近于完全的合作，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影响同日本的关系最密切。由于有了中美缓和这个背景，中国才能成为日本毫无疑问的最主要的贸易伙伴。”
20世纪70年代中越关系急剧变化的原因有哪些？中越关系的变化给予我们的启迪是什么？（论文）
试分析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原因和内容（一）国际格局及中美、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是此次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客观依据。80年代初，国际格局虽然仍是美苏两极对峙，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陷入了被动，国力削弱，对中国的威胁有所减弱。美国由于摆脱了越战的包袱，实力有所恢复和增强，特别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了“重振国威”的口号，增加军费开支，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加剧了与苏联的争夺，也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较量由此前的苏攻美守转入僵持、互有攻守的局面。中国作为国际格局中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块头大，分量重，如果加在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国际战略力量失去平衡，而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而且对中国也不利。国际格局中的这种新变化使中国政府不能不去重新审视并在外交上做出相应调整。
在美苏关系趋向紧张的同时，中美、中苏关系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中
美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波折、困难和摩擦。先是美国在两国建交后不久即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对刚刚建交的中美关系造成冲击。后是美国总统里根入主白宫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几乎引发中美关系的倒退。1982年中美发表“八一七”公报才使中美之间因美国售台武器所引起的一场危机有所缓解。中美关系经历的这些波折和摩擦，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美国一些势力关于中国的一些片面看法，引发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对美政策的思考。另一方面，中苏之间露出一缕缓和的曙光。苏联为了应对美国的战略攻势，开始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就中苏关系发表讲话，表示希望改善中苏关系，呼吁中苏应该实现关系正常化。中美苏三角关系的这种微妙变化，为中国在美苏间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提供了机会。（二）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发展方向有了新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认为，由于帝国主义战争根源的存在，战争的危险性是一直存在的。一度认为大战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并在国内作好早打、大打及打核战争的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领导人对战争问题的看法开始有所变化。虽然仍坚持“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但不再认为“迫在眉睫”，而是强调有可能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干部会议上表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11]1981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听取军队同志汇报时指出：我看大仗几年打不起来。美苏两霸在战争问题上，谁也不敢先发动。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
为的紧张。[12]基于对战争可以被延缓的判断，中国领导人考虑把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平的环境作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国家利益优先次序的变化是此次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又一客观依据。
国家利益是指主权国家全体人民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要素的综合。包括如下内容：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集中表现在保护国家有形本体的存在上。包括维护本国领土完整、人民生存不受外来势力的控制侵略等方面利益。这是一个国家首要的、根本的利益。国家的经济利益表现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社会繁荣等方面利益。政治利益主要表现为主权独立、国际地位及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利益。文化利益表现在意识形态的维护，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持，民族认同感的确立和维系等方面的利益。各种国家利益在不同条件下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在一定条件下，当某种国家利益成为更紧迫实现的需要时，这种国家利益在排序上就先于其他种类的国家利益。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行改革开放，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十二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具体的战略部署，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13]中国要实现这样的经济建设目标，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我们希望至少有50年到70年的和平时间。[14]国家的外交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国家的总体战略服务的。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心，意味着发展利益上升为国家利益的核心。相应的中国外交目标也要从重点维护国家传统的安全利益转移到实现和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上来。
（四）“一条线”战略在中国外交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一面。首先，制约了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使中国外交上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受到一定的影响。“一条线”战略与“一边倒”战略一样，都是以战略关系划线。“一条线”战略强调“联美抗苏”，突出了中国与苏联的敌对关系，美国却利用其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与苏联又争夺又对话，使中国在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居于被动地位。其次，“一条线”战略不利于中国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改善。由于中苏相邻，“一条线”战略下，中国处于反苏霸权的前沿阵地，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采取“以苏划线”的做法，使中国与苏联集团、对苏联有好感及在中苏间保持中立的国家的关系变得或敌对，或复杂化，或与中国疏远，这对于中国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内容：中共十二大再次强调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并把它作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出发点，一方面是对中国长期以来始终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的坚持与发展。如邓小平关于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论述中，把维护国家主权权益作为新的外交战略的首要任务，这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也为之注入了新的内容。主要体现就是不同任何大国结盟。试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方针的内涵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
基本内涵：在对国际形势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思想，其基本内涵：首先，辩证分析中国既是一个“大国”又是“小国”，合理定位中国在国际格局所处的位置。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同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大的国家地位不相称，仍处于低水平收入国家，还是经济小国、穷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三百美元，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八百美元对经济发达国家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中国来说，这就是雄心壮志”；从政治角度来看，“中国已是一个政治大国”，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同时，中国的力量又不够强大，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有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任务；从国家规模角度上讲，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大国，人口居世界首位，领土居世界第三位。但同时“我国可耕地面积只占世界7%，绝大多数农民教育科学文化素质低，文盲率在亚洲名列前茅。由于人口太多，现在就有十亿五千万，增加人民收入很不容易，短期内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因而中国实际上是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
其次，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十六字方针，构成了我国外交工作为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
服务的指导思想。“冷静观察、沉着应付”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及其发展变化的基本态度，以及把握发展变化趋势、认清机遇和挑战、从而确定正确有效对策的基础；“韬光养晦”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的对比的实际出发，首先把我国的事情办好，以免过分张扬、授人以柄、引火烧身，着重营造有利于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和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有所作为”是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特别是某些时期的严峻形势，对我国外交工作应有的必需的精神面目和工作要求。中国绝不能因为错综复杂的环境和严峻的形势而无所作为，必须始终努力奋发有为，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争取有利国际环境的保证。
运用：20世纪90年代，正值新旧格局交替的大变动时期，相对落后的中国面临着西方国家联合施压和制裁的威胁，所以，那段时期在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付诸实践时，中国更偏重于前者，冷静谨慎、埋头苦干、独善其身。但是，在今天的国际大环境下，中国要为自身发展谋取更为宽广的空间，要真正成长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就必须在韬光养晦的基础上更加积极地有所作为，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韬光养晦绝不是挂“免战牌”，一味委曲求全、息事宁人。在涉及领土、主权、国家安全等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绝不能退让妥协。维护本国国家安全、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国家核心利益，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基本权利。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对苦难的记忆刻骨铭心，对今天和平安定的生活十分珍惜，全体中国人都不会容忍侵害中国核心利益、破坏中国发展成果的
事情发生。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然而，“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以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两句掷地有声之语，再次向国际社会中某些别有用心者宣誓了中国坚定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决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对于任何侵害国家核心利益、破坏国家安全的挑衅，中国必将予以最强烈的谴责和坚决反击。
另一方面，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更加勇于承担国际责任，在国际上树立起和平友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第一，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国强必霸”是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思维，但中国的发展是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中国一直致力于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不断以自身的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习近平指出“：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和平发展，永不称霸，既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自觉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的庄严承诺。第二，从实际出发，理性维护国家利益，构建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不能只靠中国的一厢情愿，同样需要外部世界特别是一些长期奉行消极对华政策的国家的理解和配合。因此，中国以身作则，在拓展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努力践行互利共赢理念，构建利益攸关的命运共同体，建立更加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与世界各国
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共同利益。第三，积极参与、勇于担当，彰显“负责任大国”风度。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在党代会中正式提出“负责任大国”的说法，而在近年的实践中，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中国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南北问题上，中国秉承“义利观”，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不断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的能力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中国坚定地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如何评论90年代中后期中国建立的伙伴关系外交。
在国际关系中，主权国家对外战略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国家利益，由于各国的利益既有差异和对立，又有一致或相近之处。致使它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讨价还价，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合作、冲突，进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外交战略。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集团外交、势力范围外交、霸权外交盛行。与上述冷战时期的外交不同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是一种新型的外交，有以下特点：
（一）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是以合作为目的的外交。国际合作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常态，它指在一定领域内利益和目标基本一致或部分一致的各国际关系行为体所进行的不同程度的协调和联合。12但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不同于集团外交、势力范围外交样式的合作。在
这种合作式样中，合作成员间一般都签署有具有国际法意义的条约，相互间要承担约束力很强的责任与义务，而且为针对某些目标而合作，合作成员的地位实际上也是不平等的，有主导成员和附从成员之分。例如，为进行冷战目的而成立的联盟—北约和华约。中国与伙伴方建立的伙伴关系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双方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里的合作，促进双方各自利益的实现，不是为了共同对付第三国，或对第三国的排斥或对抗。中国与伙伴方不签署任何条约，彼此不受结盟条约、义务、时间的约束，具有行为自由。然而，中国伙伴关系外交中的合作关系也不是国际关系中随意性很强的一般合作关系，而是彼此间负有一定的国际道义义务的合作关系。中国与伙伴方合作关系的确立一般都以双方元首的联合声明为标志，在声明中都确定了一定的合作领域，还建立了一定的交往和磋商机制来保障伙伴关系的发展。
（二）中国伙伴关系外交中的伙伴关系是一种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关系。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世界上的各个国家由于自己的历史、国情和价值观念等的不同，在一些问题上不可避免的存在分歧，但是各个国家也存在关于自己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利益，因此，在一些方面又存在合作的可能性。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倡导，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双方着重强调共同利益，并寻求相互间的合作，同时坦率承认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当相互之间因分歧而关系紧张的时候，双方不应忽视其他方面的共同利益而急于对抗，应在追求共同利益基础上，通过对话和磋商处理相互间的摩擦和分歧，防止因为局部的分歧而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
（三）中国与伙伴方建立的伙伴关系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在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中，中国与伙伴国寻求的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战略合作，双方不存在谁领导谁、谁控制谁，与冷战时期美国控制日本、西欧等伙伴国完全不同，双方是在独立自主、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伙伴关系的，目的是实现互利与共赢。
（四）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是一种长远的、战略性外交，不是一种只发挥权宜之计功能的策略性外交，而是面向21世纪长期性的构想。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外交目标的实现。冷战后，中国外交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内的经济建设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与世界各国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是实现中国外交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在建立中国和世界各国稳定的合作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1．伙伴关系外交使中国在大国关系调整中居于主动地位。大国关系对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处理好与各大国的关系是实现中国外交目标的关键性的一环。通过开展伙伴关系外交，中国与一些大国的战略协作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如中俄、中法关系。中俄关系从1994年起，一年上一个新台阶，直至达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中俄关系迅速发展对美国调整其对华政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996年秋，克林顿政府开始调整对华外交，不久提出美中两国也应考虑建立伙伴关系的建议。随后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使中美两国自1989年的不正常关系得以扭转，并推动两国就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