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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2012—13学年度第一学期

本科生公共必修课:中国近现代史

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传教士,一个在晚清发挥了重要角色的团体。是文化侵略的始作俑者?还是传播福音的天使?又或是舍己为人的圣徒?他们的身份一直饱受争议。

早在西方人用炮火打开国门之前,想要使普天下受到救赎的传教士带着西学知识来到了东方。这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清朝皇帝的行事作风及思想,更是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来到中国的第一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带着传扬基督的目的开启了尘封一百多年的大国之门。在马礼逊的影响之下,英国人见到了方块字,少部分英国人开始学习中文,中国人开始学习英文。尽管是带有明显的西方性道德传扬的目的,但是传教士为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不少贡献,使国人突破了固有的传统观念逐渐接受外来文化。

来到中国的传教士的初衷都是一样的,但随着中国的社会变革,传教士在不知觉的情况下逐渐接受东方思想,但他们仍然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自身拥有的文化。他们创办了基督学校、中文刊物,宣扬了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传播了科学和技术。被中国人视为不带任何侵略目的的友好的美国传教士由于清王朝的政策被吸收进了统治阶层,这使他们有机会抨击过时了的孔教的罪恶、妇女的从属等中国人民愚昧的行为。尽管许多人认为基督教的传播是对中国的剥削与掠夺,但事实上传教士做了许多对中国社会有益的事情。

尽管前面说到的传教士有多么的深入人心,但也有许多披着传扬基督的外衣的传教士进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活动。19世纪60年代后,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强行推行基督教,与百姓发生冲突。此后几十年间,中国各地反对教会的呼声不断。外国教会还企图通过杂志改变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政治思维,大肆宣扬人种地位高低,以及为他们的侵略制造有理的舆论。可是这些措施不但没有是事情往西方人预想的轨道运行,反而更是激起了国人强烈的反侵略意识和反抗。这些所谓的传教士的行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使传教士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在中国近代史人们将目光都聚焦在与中国普通群众联系最紧密的西方传教士身上。在19世纪这样一个闭关锁国多年的国家里,传教士作为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文化的桥梁,他们有着功不可没的影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部充满剥削、误解和敌意的历史。我们不能简单的将传教士理解为传播基督教的教士。美国传教士托普德在我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位传教士了,他不在乎百姓是否接受了他的思想,而是他真正用心去帮助百姓关心百姓。我想从这里可以看出,无论前面提到的传教士做的恶事有多么恶劣,但仅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将其给淡化。由此,我的观点显而易见: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利大于弊。

【参考文献】

1.纪录片《西风东渐近代中国的西方身影(一)》起止时间:1~18分钟;

2.书籍《费正清文集:观察中国》起止页码:P31~44;

3.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P29~30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_评_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_

?书 评?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李喜所 近年来,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其活动的广泛性和影响的复杂性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顾长声先生出版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堪称新时期传教士研究的拓荒之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该书是以传教士所依托和推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主线,侧重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华,因此无论内容安排,还是资料取舍,显然都忽视了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自80年代中期以来,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有关论文越来越多,并相继出版了若干专门著作。这些成果拓宽了传教士问题研究的领域,对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大多还只是论述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某个方面,还没有就全面评价传教士问题提出合理而又符合实际的解释体系和理论框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教案、传教士的教育活动等有限的方面,对若干重要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也待深入。最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王立新副教授撰写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该书是继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后,近代传教士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特别是在解释体系、研究范围、资料运用及研究方法上均有创新和突破,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该书还引发了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思考。 一、关于如何评价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如何评价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史学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曾感叹说:“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说法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有相当的难度。1949

传教士在中国

传教士在中国 请选中您要保存的内容,粘贴到此文本框 本文出自《腾云》044期。推荐人:苗曦 四川日报区域中心副主任 推荐语: 如果说3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全球化浪潮,甚至已有了全球贸易网络的雏形,那么当时前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比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无疑都是最早的全球化信使,而这批全球化“先行者”之所以能在中国立住脚,和当时的中 国最高统治者对西方文明持相对宽容和学习的态度有着密 不可分的联系。历史证明,当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心态更加包容和自信时,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总会带来很多奇妙的产物。 以文治武功著称的康熙就是一个科技爱好者,尤其对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洋乐器、机械玩具和各种西方科技知识充满热情。比利时人南怀仁曾记述,朝鲜人曾向康熙进献活海豹,康熙询问他欧洲何书中记载了这种“鱼”。南怀仁深得康熙信任, 后来得以执掌钦天监,当上国家天文台台长,1688年死后 也尽享哀荣,以国家之礼厚葬。4年后,康熙甚至下保教令,

宣布信奉天主教合法,以至于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 虽然大门打开了一道细缝,但仅仅依靠难以捉摸的皇帝个人爱好来推动与西方的交流并不靠谱,需要理性缜密的制度设计与民众的启蒙。事实上此后清廷也不断在开放和封闭之间反复摇摆,既未能形成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蒙,也没能融入当时的世界贸易与货币体系。而这一年的世界却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688年开始,中国距离外面的世界反而越发遥远。 300多年后,采取开放政策的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甚至都这样吓唬美国的CEO们:“想想亚洲、拉美、东欧吧,那里的人聪明、反应快又廉价,而且离你们这么近,他们是你们最可怕的噩梦。” 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已成为今天全球化的新驱动力,如何实现经济和市场全球化之后的新制度建设、新文明培育、新文化输送正成为中国下一个全球化课题。

《吾国与吾民》读书笔记

《吾国与吾民》读书笔记 《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共有九章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讲吾民,主要介绍中国人的的精神层面,包括中国人的特征、德性、心灵和人生理想;第二部分讲吾国,主要介绍中国人的生活层面,包括妇女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以及生活的艺术。我最欣赏的是第一部分,林语堂先生对国民的剖析和批判颇有见解。在第二部分,他列举出国民生活的诸多领域,描绘了国人生存的基本风貌,并提出“艺术与人生而为一”的美学理想,恐怕也是他想借以改善国民素质的一个期望吧。 林语堂先生从中国人的南北差异说起。北人粗犷勇武,南人纤细文弱;北人崇斗,南人善商。虽然南北风俗悬殊,但共同的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基石。在巩固中华民族持续力的文化力量中,有三条重要的纽带:一是家族制度,二是科举制度,三是崇拜淳朴。“家庭,是中国人文主义的标记。”在中国,家国一体,中国人的家族意识甚至高于种族意识。“家族制度的存在,使子孙蕃育,扩大民族之量,而考试制度之施行,则选拔才智,鼓励求学,提高民族之质”。同时,返璞归真的田园理想根植于一般中国人的意识之中,古人相信“越接近自然,越能保持体格上和道德上之健康状况”。中国人推崇“清淡之幸福”,这是先民对文明的一种辩证取舍,既知道文明之利益,又明白它的危险性。中国人民保留着近于儿童般淳朴的原始天性,在林语堂看来“中国在文化是年老了,而种族的生命却还年轻”。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思想的合一,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灵。在塑造人格和德性方面,“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民族生命赖以活动”。当顺利发皇时,中国人人都是孔教徒;失败时,人人都是道教徒。儒家积极入世,道家消极遁世;儒家重人伦,道家任自然;在这人世的沉浮之间,中国历代的仁人志士都在寻找一个介乎工作姿态和游戏姿态的平衡点。于是,林语堂看到中国人德性的最高理想——圆熟,可谓圆滑成熟,也可谓老于世故,此乃中国人中庸精神的最好概括。中庸,即是中正平和,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林公认为,中庸之道,是华夏子民极重要的生活轨范,也是他们自名国号曰“中国”的一大原因。此外林公还看到,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的国

晚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晚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经济学院 1200015464 【摘要】 随着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晚清时期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华,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积极消极两方面辩证客观地分析了其影响。一方面,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思想文化科技,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少传教士向社会底层的百姓伸出救济之手,给贫苦困难的人民带去了福音。另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对列强侵华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加重了晚清人民的苦难。 【关键词】晚清传教士近代中国社会两面影响 近代中国是一段弥漫着炮火硝烟的屈辱历史,也是一段充满着探索救国道路努力的奋斗历史,一个特殊的群体——西方传教士在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背景中扮演着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多年来,人们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正如邹振环先生所言:“他们与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最大不同点,还在于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都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因此,增加了对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和世俗文化活动评价的复杂性。”①本文试图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辩证地评价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西方来华传教士简介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至唐代,“唐代景教是第一次,元代也里可温教是第二次,明代中叶,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扩展,天主教在中国又重新取得了布道的机会”②明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面对固守传统的中国人,采取了“以学术为媒”的手段,颇有策略地以传播西方科技为名渗透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道德。 至晚清时期,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扩张在华势力,为来华传教士提供了一定的庇护,也不可避免地使传教士的活动染上了殖民侵略的色彩。一方面,许多传教士秉持着弘扬福音普世济民的宗教信仰为中国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充当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和军师,甚而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掩盖的罪行。 历史进入新的一页,当我们走在中国现代化的都市里,仍会时不时看到一些西式教堂里布道的西方传教士和虔诚祈祷的中国基督教徒,以及历史遗留下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可以想见当年传教活动的深远影响。 二、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两面影响 正面影响:西学东渐(这是最主要的,本文只论及这一点。此外,还有改良社会风气,推动妇女解放,救济贫民等也属正面影响) 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传入了大量西方科技。但这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只有少数士大夫了解,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打开,西学以各种途经再次大量进入中国,其中,经西方传教士而传播的各种思想科技占据着不可忽视的比例,传教士在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传教士出于“使全中国福音化”的动机,在传教遇到中国上层人士和民众冷淡对待甚而抵制时,采取了相应策略。他们在中国大量创办教会学校、医院,翻译西学书籍,试图在这些活动中笼络人心以便于渗透基督教义。而历史和这些传教士开了个玩笑,实际上基督教化并未在近代中国社会得到实现,但这些西方先进科技、思想、制度等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①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 页2 ②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页349—350

传教士为中国建立了哪些名牌大学 (1)

传教士给中国建立了哪些名牌大学? 关于传教士在中国作用的评价,中国人最权威最常见的定义,就是他们是作为西方枪炮的先声力量来搜集情报、帮助瓜分中国的,再说的具体些,就是先遣队、探子和情报员,以及文化侵略,给中国人民喂精神鸦片,似乎传教倒变的无关紧要甚至仅仅是掩护和幌子。这些情况是否存在,论者应当以事实说话,这里谈谈传教士给中国建立的名牌大学,看我们的母校是否在其中。如果不在,多半就不是重点大学毕业的。 东吴大学: 1900年,著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担任了东吴大学董事长,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正式诞生,其法学院尤为著名,被誉为“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著名的法学院”,培养了中华民国外长、总理、著名法学家王宠惠;著名法官、法学家吴经熊、李浩培、潘汉典;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倪征燠。上世纪50年代院校调整,其主体成为苏州大学,法学院和会计系成为华东政法大学与上海财经大学的基础组成部分。 燕京大学: 燕大有诸多学校整合而成,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后整理校务,面貌焕然一新。1929年起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

总共近20个系。著名校友有黄昆(中科院院士、中国半导体创始人)、孙道临、周汝昌(著名红学家)、王钟翰(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王世襄(著名学者和收藏家)、黄宗江、张广达(著名历史学家)、江平、郑念(著名作家)、谢婉莹(冰心)、周南(新华社前社长)、赵兰坤(连战母亲)、黄笃修(淘大品牌创始人)、杜联喆、房兆楹夫妇(著名学者)、沈昌焕(中国外交教父)、谭其骧和侯仁之(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李慎之(社科院前副院长、周恩来秘书)、俞启威(1949年新政权的天津第一任市长)、中国前外长、大陆恢复联合国地位后首任驻联合国代表等。1952年由燕京大学直接拆分而成的大学包括今中国政法大学(燕京大学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燕京大学经济系);中央民族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部分由燕京大学拆分到的有:清华大学工学院;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成为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校园。 齐鲁大学: 该校是1904至1952年在山东办学的教会大学,由来自美国、英国及加拿大三国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共同筹款联合整合旧有教会学校基础上开办。齐鲁大学校长、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刘世传自豪地说:“正如我的另一个母校,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老的大学一样,齐大是中国最老的大学,绝对没有一个中国大学能在这一点上赶上齐 大!”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齐鲁大学被解体,理学院中的生

吾国与吾民读后感

《吾国与吾民》读后感 翻开书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庸》里孔子的一句话“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翻译过来大概是:中庸之道本来是离人不远的,假使有人遵行中庸之道而远离人群,那就不可以称为道了。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林语堂会把孔子的这句话放在书的首页。看完这本书,我可能明白了。 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先查了下这本书的创作背景,那是在20世纪的中国,一个处于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时代的中国,一方面传统的思想、生活方式在人民心中根深蒂固,另一方面,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一连串外来势力的侵略和欺辱,人们对外来文化有所接触和接受,在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动荡、转变的时代,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对待自己的国家以及自己国家传统的文化、理念等都感到茫然若失。在这种情况下,林语堂先生,写下了这篇《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旨在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正如赛珍珠在这本书的序所写“它满足了所有以上这些要求。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由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摘录于P8)对于这一点,我十分赞同。 看着这本书,毫不夸张,有时每看一页,我都有很多的话想要表达出来,但是那一时的想法又有点缥缈。原因应该在于,尽管隔这本书最开始创作时间已经过去了80多年,中国的改变担得起“翻天覆地”这个词。可是,我还是能从那些字里行间看到我自己的身影,看得到很多当今中国人民的形象。我不知道这一点是好还是坏,而凭我现在的个人素养,我也觉得要我从整体去全面的把握这本书,可能有点难度,于是乎,我就聊聊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人 在《吾国与吾民》这本书的第一章里,谈了很多关于我国南北方的差异(而很显然,现在,这种南北方的差异还是存在并且比较鲜明)、退化、新血统的混入、文化的稳定性等方面。我想谈谈我对文化稳定性的一些看法。 文章中说道“中国为什么历经周期性的劫难之后,仍能生存下来,这种种族耐力与吸收外族血统的能力究竟来自何方?”(摘录于P47)接着作者又说道“这种耐力与活力,部分是体质上的,部分是文化上的。而使种族稳定的文化因素之一首先是中国的家族制度。另一个使社会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 谭树林 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这些中外文期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而且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编辑排版方式,在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谭树林,1967年生,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基督新教对中国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6、17世纪天主教传人中国之始,新教传教士就曾注意到中国,并且有过种种把新教传人中国的计划。一,据福克斯日记记载:“在1661年,施丹白(Johnstubbs)、考司路普(Rieh耐eostr叩pe)和福尔(Hen卿F·凡川三位教友,他们很勇敢地开始到中国传教。”之乡但他们后来是否到达中国,福克斯没有提及,在中国文献中也未见相关记载。一般认为,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一1834)受伦敦会派遣来华,被视为新教传华的开始。尽)早期新教指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1842年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该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共有61人。”他们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据统计,从18巧年马礼逊和米怜(WiiliamMll 加)在马六甲创办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共创办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传教士倡办 一、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面临的传教形势 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之所以在中国首创报纸期刊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当与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有关。 16至18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葡、西、荷、英等国,先后来叩天朝国门,不断在中国东南沿海搔扰,加深了清政府对“洋夷”的恐惧。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也被士大夫怀疑为与本国政府勾结的“第五纵队”。就连一向善待传教士的康熙皇帝,在1717年的一份诏谕中也表示出这种忧虑:“我有理由担心,在未来的几百年,中国可能会陷人与来自海外的西方国家冲突的危险中。”件七仪之争发生后,罗马教廷两次派员出使中国,使“皇帝(指康熙帝)对欧洲人的态度变得比以前更愤怒”。“最后康熙帝以罗马教皇干涉中国内政为由,禁止在中国传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雍正登基后,对天主教极为仇视。他认为中国人阪依天主教,不仅仅是摒弃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和儒学传统,而且恐怕中国人信仰天主教以后,就不再相信天主教宣传以外的东西那样,清政府的法令就不会得到很好的贯彻,甚至会发生骚乱,中国将要沦亡。同时,由于天主教士曾经参与同雍正敌对的清L糖集团图谋皇位的宫廷争斗,雍正对传教士更加忌

《吾国与吾民》读书笔记

《吾国与吾民》 一、作者背景 1. 作者简介 林语堂,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 又改语堂。 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及英文系主任、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校长、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外交部部长、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务。主编《语丝》、《论语》以及创办《人间世》、《宇宙风》、《天风》等刊物。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76年在香港逝世。 2.成长背景 1895年出生于福建龙溪,父亲为教会牧师,典型的基督教会家庭,1912 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教师和杂志编辑工作。妻子廖翠凤是鼓浪屿首富廖家小姐,育有三女:长女林凤如、次女林玉如、小女林相如。 二、写作背景 《吾国与吾民》由美国纽约约翰戴公司于1935年出版,文章旨在向西方人展示中国人最忠实、最完备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和艺术等特点,并与西方人的性格、理想、生活作相应的比较。 三、吾国与吾民 1.中国历史现状 中国是现存国家年龄最高,而且保存着赓续一贯的固有文化,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曾经是雄视全球的强大帝国,是异民族的战胜者,贡献给世界几个重要的发明,涵育有完全自己的生活智慧,自己固有的文学和哲学、艺术。 2.中国人的特性 中国人的性格:北方——粗暴豪迈,长于战斗; 南方——柔荏驯良,长于贸易。 中国人的德行(民族德性):稳健、淳朴、爱好自然、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生殖为高、勤勉、俭约、爱好家庭生活、和平、知足、幽默、保守、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 何小莲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上海200092) 摘 要:传教医师不仅是卫生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卫生健康状态的观察者研究者,同时也是新学说新观念的教导引介者。应当说,晚近以来健康观与卫生思想,基本趋近于当时重要的世界医学及卫生学主流思潮。特别是许多公共卫生问题的病因解释,都归于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因而,卫生问题成为国族存亡的隐喻。在公共卫生观念与中国传统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角色开始是被动的,尔后逐步转向积极主动。 关键词:传教医师;公共卫生;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6)05-0029-05 收稿日期:2006-04-05 作者简介:何小莲(1966-),女,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19世纪末,基督教教会医药工作的发展,不仅使医院规模扩大、医师人数增多,也扩大了医学工作的范围。教会医疗机构是近代中国最早注重公共卫生的机构。进入20世纪以后,医学传教界更加重视公共卫生。中国人之渐渐接受新医,公共卫生的开展实为一关键因素。虽然在这方面的投入很有限,但传教士的努力促进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开展,并与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一、前近代时期:公共卫生的沼泽地 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改善卫生状况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流行疾病的泉源”。因为许多传染病在外国已经受到控制,而在中国却惊人地流行着。每当瘟疫爆发,染疫死者众多,为害甚烈。中国当时也没有人口统计,疾病的灾害到底使中国人遭受多少生命财产损失,中国人全然不知。“天寿在乎天命”的观念普遍主宰着人们的意识,人们从来都不会想到,人有力量来保障自己和集体的生命。 传教士一来到中国,感觉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卫生与疾病。眼病传染,天花、鼠疫、麻风病等流行,都与环境不洁、卫生习惯不良有密切关系。早期来华西医李文斯敦(John Livingstone)将中国的疾病,分为“洁净”与“不洁净”两大类。汉口医师麦考尔(P.L.Mcall)曾这样写道:“没有必要特别提醒人们,中国卫生问题有多么紧迫。大多数人都可以常常看到这样的景像———一个乡村池塘,在它的一边就是厕所,各种各样的废物被投掷到水中;水上漂浮着死狗,稍远处有台阶,附近人家有人下来打水,为日常家用。就在旁边,有人在塘里洗衣或洗菜。”或者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断了腿,因为没有及时救治,没有用夹板固定伤腿,伤处的皮肤也溃烂坏死,伤情更加严重,此人的一生都被彻底毁掉了”。[1]95当美国社会学者罗斯(E.A.Ross)1910年来到中国时,他这样描述了他的所见:“这片土地人口拥挤,感觉压抑,普通民众对于卫生常识一无所知”,[2]24“几千年来,生活在华南和中原的人们,稠密地聚居在乡村或围墙内的城镇中,拥挤在肮脏小巷内低矮、阴暗、通风不良的房屋中,睡在令人窒息的窄小房间内。饮用的是运河或稻田间排水沟内的脏水,吃的是变了质的猪肉、以污池中的废物为肥料的疏菜。由于人口高度密集产生的有毒物质使无数的人丧命。”[2]27城市里都没有公共用水设施。靠近河边的城市,河水就是居民的公共用水。由专门卖水的人直接将不经处理的河水用水桶挑着送到各家各户……如果河水太污浊,人们通常就用装有明矾并带有小孔的竹筒放入水中进行搅拌,等水变清流澈后再饮用。[2]5在这样卫生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患上传染病将是很可怕的事。譬如天花,加上大家对此都漠不关心,也不会采取隔离措施,以致疫情传染开来,结果后患无穷。[1]95 公共卫生问题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有社群生活,就有公共卫生问题存在。公共卫生问题与人口集聚数量、人口密度、互动频率成正比关系。在地广人稀的乡村,公共卫生问题也存在,但不很突出。在地狭人众的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互动频率加大,公共卫生问题就凸显出来。 二、传教士的早期努力 教会医院成为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宣传、教育和开展的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讲,传教士的卫生工作也是从教会医院———起初多是传教士的“家里”开始的。 在教会医院里,中国人首先学到近代卫生法则,然后再扩大至整个社会。医院的整洁有序是个人清洁的前提。为了使病人配合治疗和防止疾病流行,医生和护士要向人们宣传不要随地吐痰,饭前洗手,不喝脏水,不吃腐烂食物的重要性。一些医院还引导病人养成洗澡的习惯。 鉴于中国有大量的传染病,隔离设备显得极为重要。当时的传染隔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是纱窗的安装,用于防蚊蝇。20世纪初,公共卫生学博士巴姆(Harold Balme)所主 第27卷 第5期2006年10月 大连大学学报 J OUR NA L OF DA LI AN U NI VE RSITY Vol.27No.5 Oct.2006

当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做了什么

当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做了什么 作者:网络上美丽的福音使者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在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的湘雅医院、齐鲁医院、协和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

《吾国与吾民》读后感

《吾国与吾民》读后感我可以坦诚相见,我并不为我们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公之于众,因为我并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的多,所以不需要他们的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静,并且她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如此自白,林先生的性格便跃然纸上,令人情不自禁产生这样的念头:“这定是一个率真的作家。”历来并不乏剖析中国人品性与生活习性的文章与著作,但读来或则过褒扬近乎谄媚以期宣传之效果,或则过批判近乎无情并因之令人悲悯而缺乏客观性。一本阐述中国的著作,它的价值应足以当得起阐述中国者,不能犯上述任何一点毛病。这样的作者必须立于客观的地位,其客观的程度足以领悟全部中国人民的旨趣,这样的人才不是轻易找得到的。但正如赛珍珠女士所说:可是出乎不意,与历来伟大著作的出世一样,《吾国与吾民》不期出世了。它满足了我们一切热望的要求,它是忠实的,毫不隐瞒一切真情的。作者以坦率幽默的笔调,睿智通达的语言娓娓道出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的社会,文艺与生活情趣,并与西方人的性格,理想,生活等做了相应的广泛深入的比较。你会惊叹于作者简纯的风格,而这种简纯偏又不影响作者对真理领悟的陈览。林先生确是立于了客观的地位,无论是揭露中国的弊端,抑或是陈述其美好之处,他总是在扮演着一个叙述者的角色,但绝不只是信息的传送者,我们往往被他感染。有时,我们甚至会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写的,如若是中国人,怎能这样坦诚,信实而又毫不偏颇地论述他的同胞?可细读全书,这又分明是一个中国人写的!如若不是中国人,又怎能如此富有诡辩与学识,幽默与澄明将中国人剖析的如此之深刻?每每读起林先生的文章,脑海中想到的竟是鲁迅先生,总不免要作一番对比。后者往往让人醍醐灌顶却又悲悯无奈,而前者虽平淡谦和却极具启示。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这本书是写给纯朴而忠恕的一般人的”,这也就是为何此书能够与绝大多数的读者达到认知上的共鸣与契合。这里,我仅摘录一段本书中作者关于道教的论述,供大家欣赏。“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常隐藏有内心的浮浪特性和爱好浮浪生活的癖性。生活于孔子礼教之下倘无此情感上的救济,将是不能忍受的痛苦。所以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为工作姿态。这使你明白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则都是道教徒。道家的自然主义是付镇痛剂,所以抚慰创伤了的中国人之灵魂者。

外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影响

外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影响: 关于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到兴起,传教士的功劳是功不可没的。就如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份中文近代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是由英国传教士在1815年创办的。中国新闻史上的众多“第一”都与外人、外报相关,是他们揭开了中国新闻业发展史的序幕。 罗伯特·马礼逊作为来华传教的第一位新传教士,虽说被派往我国的根本目的是宣扬西方社会的观念,想要实现思想征服,但是他在我国报业发展史上的功劳是不可或缺的。 在鸦片战争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的种种限制逐渐被解除。在一些不平等的条款保护下,传教士活动更可以说是进入一个稳步发展的时期。 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以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1842年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从1815年到1842年是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第一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的初创时期。 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中文报刊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此后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澳门和广州等地出版了一批中外文报刊,这些报刊主要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23年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英国传教士纪德于1828年创办的《天下新闻》、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1832年创办的《中国丛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于1833年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38年创办的《各国消息》。但是,这些都是在1840年之前的报刊,也只有十多家不到。 当时大多数中文报刊是以宣传基督教为宗旨,宗教色彩浓厚,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宣称该刊“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其内容也大都是讲解《圣经》、宣传基督教义。但外文报刊的宗旨和内容却与中文报刊不同,如《中国丛报》的办刊宗旨是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邦的情报,其内容也大都是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宗教、伦理、风俗等方面情况的调查和研究。 从1842年到19世纪末是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的第二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迅速发展时期。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读后感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读书报告 先前从未仔细的了解过传教士,顾名思义,以为他们只是简单的来中国宣传天主教。殊不知他们是如何宣传的,又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怎样重大的影响。读罢此书,传教士在我心中的形象逐渐从富有宗教气质的高僧转而成了“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 起初的传教士,他们的行为虽然或多或少的干涉了我国的文化,也曾为了让当时的中国百姓接受他的科学而私自将地图上英国的本初子午线划到了中国等等,但他们的正面影响不容忽视。如利玛窦,他搜集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政界内情、儒家思想、宗教伦理、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和物产情况,由此编写了《中国书简》,传播到了意大利,对中外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他们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让当时只知道科举的文人接触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天文学、并工学、数学和地理学,虽说他们的传播有一定的缺陷与保留,但对于丰富中国的文化是有一定贡献的。 传教士传教的手段十分多样,比如他们在医疗事业、慈幼事业、救济事业方面借助“帮助”弱小的名义传播基督教。 1983年,美国派遣第一个传教医生伯驾来到中国,他的办法是为病人施行手术前把基督教传教的小册子送给患者,向他传教,动完手术后继续向病人传教。到1900年,分布在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地已有传教会所属的医院四十余所。一方面传教医生把西医西药的科学技术引进了中国,另一方面这些医院、诊所对中国医生极为苛刻,引起了国人的不满。 三者当中最令我气愤的是所谓的慈幼事业其实充满了恶行。多灾多难的旧社会人民迷信落后,尤其是遇到灾荒时,往往对生下的儿女进行抛弃,有些不忍心的母亲就把孩子送进了育婴堂。上海、天津、南昌、青岛等众多地方都分布着育婴堂或孤儿院。但是,育婴堂并非婴儿的福地,基础设施的缺陷加上里面年轻的嬷嬷缺乏耐心、爱心和知识,婴儿的死亡率极高。一旦发生大量死亡事件,他们还会掩盖实情。即便幸存下来了,也是噩梦般的生活。例如书中提到宁波的伯特利孤儿院,除了接受宗教灌输以外,孤儿们十岁以下就要糊火柴匣和编制渔网,十岁以上要刮麻、打麻帽和编织毛线。长得好的有才华的孤儿就用来为外宾表演,被修女们作为摇钱树,从而受到好一点的待遇。反之,其他婴儿穿着破烂,营养不良,经常挨打。他们的房间里挂满了宗教招贴画。修女们利用这个告诉孩子,听话的升到天堂享福,不听话的被魔鬼拉入地狱。阴森的图画我一想到就觉得毛骨悚然,更别提这会给幼小的心灵蒙上怎样一层恐怖的阴影! 更过分的是,传教士还试图参与我国的内政。尽管当时的皇上极力阻止,还是挡不住少部分传教士的秘密活动。他们在鸦片战争时的所做所为更是令人发指。传教士一方面鼓动英国政府适用武力作为内奸为英军提供情报担任翻译;一方面有向中国大念和平经,要林则徐停止反抗。郭实腊就是其中之一的翻译官,当百姓反对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他就装出热爱和平的样子去欺骗百姓。一句“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郭实腊被百姓问的无以回答,以至恼羞成怒只是英军对当死的老百姓实习残酷的屠杀。此刻,他们“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的面目一览无余。但是此时传教士的分布已经很广泛了,再加上鸦片战争这个背景,想要将他们赶出国门已然成为不可能。更糟糕的是,传教士还对《南京条约》的签订发挥了很大作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班封建社会。 随着更多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们还想方设法的把“传教宽容条款”塞进了不平等条约,变得更加猖狂。他们甚至肆意捏造事实,将许多居民赶出,通过强词夺理逼迫当地政府的方式将他们的房子据为己有。此外洪秀全领导的愚昧迷信的太平天国起义也和传教士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洪秀全在走出考棚后没有收到传教士给他的《劝世良言》,绝不会有这么愚昧的起义活动。 读完这本书,才发现中国的屈辱史上传教士“功不可没”。虽然传教士促进了我国与外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 (1010307410 邓飞阳10级药学4班) 摘要: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是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但在传教期间,传教士们在医院、人才、著作等方面,均为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从事的医学事业进行分析,旨在阐明中国近代医学发展过程中,传教士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各项活动对中国医学发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医学传教士近代西医 西方医学与中国古代医学均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两种文化的繁衍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而西方医学与中国医学之间的交流也久有渊源,早在古代,基督教的部分支派便有将西医传入中国的记录。但直到近代,西方医学才在传教士的推动下步在中国形成体系。其中的背景和历程,值得深入探究。 一、传教士推动近代医学传入中国的背景 明清时期,由于政府逐渐由开放转向保守,中西的交流逐渐被削弱。到了清朝前期,除广州外,中国再无其他与外界交流的门户。此间虽然有部分传教士登陆广州,并尝试将西方的教义与医学在中国进行传播,但囿于清政府对地域的限制,同时由于中国医学的体系已趋完整,治疗方法与经验著作积累丰富,西方医学彼时尚未占据明显优势,因而其影响非常有限。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逐渐卷入世界体系,在此后,一系列的条约使得中国不断开放通商口岸,更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土地,并获得了更加自由的空间,此时“西医”“中医”的概念区别才逐渐的建立起来。由于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医学在解剖学、生理学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体系逐渐完善,治疗方法更加多样,对中医无法解决的很多杂症有了较明显的疗效,因而逐渐被广泛接纳。 二、教会医学初入中国 最初的西医普及完全是由西方基督教主导的。在西方传教士的理念范畴中,中国土地上几亿人远离对上帝的信仰,是极其危险的,因此,要以极高的责任感为这些“处于地狱边缘的人们”传播上帝的福音。但军事上的胜利与文化上的征服往往并不同步。由于中国文化根深蒂固,且有着流传已久的神话图腾,西方传教士单一的理念灌输往往无法得到认同,而对于侵略者的敌视情绪,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对于传教士和教会的冲

吾国与吾民读后感

吾国与吾民读后感 吾国与吾民读后感(一) 在选课的时候我和同学一起选了现当代文学赏析这门课程,之后又听其他同学说这个老师是一位非常有趣同样也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老师,因为这个缘故,在老师的作业要求下,我选择了这部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 林语堂先生本名叫林和乐,是福建龙溪人,他是中国现代着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吾国与吾民》是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的。在林语堂老先生的作品中有很多非常着名的,有《生活的艺术》《我的话》《苏东坡传》等等。 《吾国与吾民》一书由称作为《中国人》,很清楚的让人从字面就可以理解到一些意思,另外它还有一个英文书名是“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这部书不仅仅是林语堂先生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他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局面,中国出现危机,中国人民慢慢的变得麻木,对于国家的发展显得无所适从,林语堂作为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又以崭新的理论,探究了潜在和必然的希望,断言了中国是伟大而不会轻易分解的。在当时的中国发展之下,有许许多多的中国青年对于中国的发展阐述了诸多观点,但是往往都是一些局限于表面的事物。而林语堂先生林

语堂用一种客观而冷静的态度勾勒当时的中国,用含蓄的口吻道出中国人性格养成的历程,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国情,冷静的解决问题。 《吾国与吾民》这一本书全书共分十章,分别为中国人民、中国人之德性、中国人的心灵、人生之理想、妇女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生活的艺术、中日战争之我见,在每一章中都具体描写了中国事物的发展,点点滴滴的文字中都透露了作者渴望救国,深切爱国的感情。在《中国人的性格》这一章中,林语堂先生写出了中国的特点,他有力批判性的文字写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腐败的所在,而不是官方,或许只有身处其境,才能明白林语堂的一番心思。从历代以来,中国沦为封建社会,历代的领导者很多都是消极迂腐,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使得中国人也变得消极避世,成为侵略者眼中的羔羊,林语堂对这些社会残留的问题都进行了分析解释。 在林语堂的书中可以找到这样的一句话“我能坦白地直陈一切,因为我心目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我甚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扰担忧,因为我未尝放弃我的希望,中国乃伟大过于她的微渺的国家,无需乎他们的粉饰。她将调整她自己,一如过去历史上所昭示吾人者。”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林语堂先生是多么的热爱祖国,但是他不是溺爱,而是勇于对批判,从多方面让人们认识到真正的中国。 而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物是人非,中国早已不是那个受侵略严重的社会了,中国进步了,人们的思想也得到了大大的解放,但是仔细想想,我们的社会真的是没有暴力,没有侵略的完美社会吗?不是

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浅析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的原因及影响》1412387 历史学院历史学专业王铂瑶 摘要:本文通过对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华兴办高等教育过程的梳理,探究西方传教士办学的背景和原因,以此进一步分析西方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来华历经了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罗马天主教及清代的基督教新教四个时期,长达1000多年的漫长历程。在清末之前,传教士的活动因受政治干预,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的影响历经挫折,传教活动收效甚微。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传教士借助中外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传播基督教。他们把创办学校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重要辅助手段,从小学、中学开始,一直办到高等教育。他们通过高等教育来接触中国上层人士,再由这些上层人士去影响其他人,这一途径成为最佳选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基督教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19世纪末期,已出现了5所基督教大学,除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到20世纪初期,教会大学蓬勃发展,达到了16所之多,其中基督教大学13所,天主教大学3所。当时的中国国内面临着中西文化冲突、社会改革潮流此起彼伏,这对于传教士来说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尤其是随着社会改革的发展,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也为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提供了客观条件。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西方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的背景和原因。 传教士在华兴办高等教育的主观原因,是基于传教策略的转变。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以传播基督教为目标,目的是为了让中国人皈依上帝。在使用教育这种“间接布道”方式后,中国还是没有实现“一夜之间皈依基督”的愿望,同时,“教案”接连不断出现的严峻的局面让传教士意识到,只有得到中国士大夫的同情和理解,他们的传教事业才可以更顺利进行,同时也深刻的了解到,要想接触中国的士大夫和其他上层人士,兴办高等教育是一种不错的途径。而且他们可以通过高等教育来培养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然后让这些领悟能力高并同时具有

传教士与晚清时期西方近代教育的传入

传教士与晚清时期西方近代教育的传入.txt大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需要不停地做出选择;而小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机会。男人因沧桑而成熟,女人因成熟而沧桑。男人有了烟,有了酒,也就有了故事;女人有了钱,有了资色,也就有了悲剧。教育理论与实践10中国电力教育2009年3月上总第132期晚清时期,传教士为了以教育达到传教目的,不遗余力地将西方现代教育引入中国。他们批判中国传统教育,宣传鼓吹西方教育制度,并且通过教会学校和参与洋务教育的机会将西方教育模式引入中国。一、办教会学校,翻版西方教育模式无论英美,基督教会在教育的开办上一直占着主要的位置。在 19 世纪,英美学校中已经开始教授科学课程,到19 世纪中期,西方已经有了一批大学在教学内容、管理体制、教学水平上具有了世界领先水平。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西方教育中开始普遍重视当时的科学研究成果,教学内容更丰富,教育观念更进步,主张教育要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教学注重实物教学和科学实验、启发和引导,反对灌输和体罚,德智体美并重。这些在传教士按照母国的教育在华办教会学校时,都不自觉地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使教会学校成为传教士宣传鼓吹西方近代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实例。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规律,教会学校逐渐走向了世俗化和本土化,开始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发挥其作为教育机构的功能。鉴于洋务运动时期对西学和新式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与之强烈对比的巨大空白,教会学校成为中国第一批西学人才的养成所,当洋务教育兴办新式学堂时,教会学校发挥了其示范作用。1.教会学校最早开设自然科学和外语课程,为洋务学堂课程设置提供参照教会学校最早开设自然科学课程。以狄考文主持的 1876年的山东登州文会馆从第一年就开始有笔算数学,到第九年就已经涉及到微积分;对比洋务教育中新式学堂尤其是领头雁京师同文馆的八年课程表,发现从第四年开始数学和代数学的教授,第五年讲授格物,讲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第六年讲授微积分、航海测算,到七八年已经涉及到化学和天文测算。由此可见,西方科学课程已经被引入中国,成为洋务学堂课程设置的参照物,体现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是西方近代教育的中国版。①教会学校普遍重视外语和科学课程,弥补中国传统教育中自然科学知识和教育的缺陷,满足了洋务事业对新式人才的需求,教会学校也是以此作为吸引学生的手段,间接地满足洋务教育对外语人才的需求。2.教会学校展示全新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管理形式,为洋务学堂管理提供样板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就是对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扼杀,学生实践能力差。教会学校则与之相反,教学方法比较科学。比如,讲生理课时有人体结构标本,植物课有各类模型,先说现象再叙原理。同文馆的学生还经常作一些基本的化学和物理实验,学馆要求学生参与译书,到总理衙门担任翻译。医学教习德贞也经常让学生到医院实习。教学一般都从学生实际水平出发,循序渐进进行教学。实行的选课与学分制,近代科学的教学考核和课程设置制度,教学中还注重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参加班级管理,倡导自由独立。同时是中国传统教育所不具备的,这些都保证了教会教育的教学质量。教会学校中,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平等,体育和美育颇受重视,开当时新型学校风气之先,这些方面亦对洋务学堂有影响。比如福州船政学堂曾购买了一些秋千、皮球等体育用品,供学生进行体育活动,甚至连学堂监督也和学生一起荡秋千、踢皮球、打燕子,这是旧式学堂闻所未闻的。②3.教会学校的留学现象间接促进洋务教育留学中国近代的留学潮在教会学校中开始传播。而中国官方留学生的派遣特别是赴美留学的派遣,大都和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马礼逊学堂的学生容闳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中国近代首次官派留学生的促成者和领导者。1872 年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官费留学生的派遣与容闳的努力分不开。而追本溯源,马礼逊学堂的教育奠定了容闳一生思想的基础。中国近代女子留学第一人金雅妹亦是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出国门,成为我国近代妇女界第一位女大学医学毕业生。柯金英和石美玉也是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的,都学有所成。早期近代留学生主要是教会学校的学生,或传教士收养的穷孩子,而晚清派出的首批留学生虽然与传教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传教士对近代留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教会学校是从传教的需要出发,但客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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