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
（1010307410 邓飞阳10级药学4班）
摘要：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是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但在传教期间，传教士们在医院、人才、著作等方面，均为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从事的医学事业进行分析，旨在阐明中国近代医学发展过程中，传教士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各项活动对中国医学发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医学传教士近代西医
西方医学与中国古代医学均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两种文化的繁衍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而西方医学与中国医学之间的交流也久有渊源，早在古代，基督教的部分支派便有将西医传入中国的记录。但直到近代，西方医学才在传教士的推动下步在中国形成体系。其中的背景和历程，值得深入探究。
一、传教士推动近代医学传入中国的背景
明清时期，由于政府逐渐由开放转向保守，中西的交流逐渐被削弱。到了清朝前期，除广州外，中国再无其他与外界交流的门户。此间虽然有部分传教士登陆广州，并尝试将西方的教义与医学在中国进行传播，但囿于清政府对地域的限制，同时由于中国医学的体系已趋完整，治疗方法与经验著作积累丰富，西方医学彼时尚未占据明显优势，因而其影响非常有限。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逐渐卷入世界体系，在此后，一系列的条约使得中国不断开放通商口岸，更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土地，并获得了更加自由的空间，此时“西医”“中医”的概念区别才逐渐的建立起来。由于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医学在解剖学、生理学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体系逐渐完善，治疗方法更加多样，对中医无法解决的很多杂症有了较明显的疗效，因而逐渐被广泛接纳。
二、教会医学初入中国
最初的西医普及完全是由西方基督教主导的。在西方传教士的理念范畴中，中国土地上几亿人远离对上帝的信仰，是极其危险的，因此，要以极高的责任感为这些“处于地狱边缘的人们”传播上帝的福音。但军事上的胜利与文化上的征服往往并不同步。由于中国文化根深蒂固，且有着流传已久的神话图腾，西方传教士单一的理念灌输往往无法得到认同，而对于侵略者的敌视情绪，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对于传教士和教会的冲
击层出不穷。
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被迫调整方案。在贫瘠的广大地区，传教士很容易地发现，缺医少药的现状是他们可以从中找到转机的突破口，通过传播医学治病救人，往往能够得到更多的接纳，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同时也与中国绝大部分的传统观念并不冲突。因此，教会医院开始建立，相当部分的传教士原始只能开始削弱，逐渐转为专职医生。虽然在初期阶段，西方医学中的解剖学对于中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仍然遭到了广泛的抵制，但随着西医疗效在实践中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认可，中国人对西方医学有了重新的审视角度，逐步接纳了西方医学的治疗手段。西方医学也便在传教士的推动下，在中国的城市中逐渐占据了领先地位，教会医院从初期的通商口岸逐步扩散到了传教士活动的广大区域中。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中国传统医学界的风气日下，高额的出诊费、药费成为了医生牟利的重要手段，两相比较，中国传统医学逐渐失去了更多人的青睐与信任。
三、西医理论在传教士推动下的普及
与教会医院建立、部分传教士逐渐过渡为专职医生的同时，西方医学的理论也逐渐步入中国。这其中，起到主要推动作用的仍然是传教士。
1.西医文献资料的出现与发展
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下，一批中国人掀起了“师夷长技”的热潮，大量翻译西方文献资料。但从事医学编译工作的，仍然是专业知识较为丰富的传教士，这与医学学科自身的特点有着直接的关系。以丁韪良、德贞为代表的一批西方传教士，编译《全体新论》等体系较为完整、内容充实的医学著作。初期阶段，医学文本主要局限在部分小册子的发行上，与传教并行，意在成为一种辅助材料。但随着神职人员更多地向专职医生过渡，原有的辅助材料已不能满足医学知识扩展和宣传的需要了。因此，建立起具有影响力的长期医学宣传材料，成为了西医发展历程中不可回避的一项任务。
作为北京地区第一本科技期刊，《中西闻见录》是西医在中国建立的的重要的理论阵地。虽然其内容不局限于医学，但始终保持着对医学相关知识普及的重视。该报纸由丁韪良发行，成为了当时北方较为重要的报刊，与宁波、上海等地逐渐缩小了医疗差距。其中刊登的诸多医学文章，基本上属于科普性质的文章，内容浅显，通俗易懂，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其撰写人德贞，在北京是一名颇有威望的医师，同时更是受到官方认可的医学教授。在撰写过程中，德贞更正了部分中医对人体结构的错误认识，以细致全面的阐述和浅易通俗的语言，对西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有效地推动作用。在传教士译书著书的热潮下，一些华人也开始钻研西方医学，翻译著作，中国的近代医学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医学学校的建立
除了著述立作，翻译典籍，传教士还在中国兴建起了西医学校。古代中国的医学传承主要方式为民间家传与世医承继，虽造就了不少医学家，但很多技术、理念、配方都有着封闭性与局限性，在无医学著作传承时，往往会面对失传的危险。明清时期太医院兴起，从各地招募医学生进行教育。这一手段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医学人才，有助于医学事业的交流与创新，但太医院的服务对象主要集中在宫廷之内，广大国人并未享受到医学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在传教士推动下的新式医学学校的建立，培养了众多医学人才，为中国医学近代化乃至现代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尽管在教会学校中，教义或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灌输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性质带有文化同化的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教会学校的建立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医学的发展进程。
由于清政府对于西方人在中国兴建学校，冲击传统理念持反对态度，教会学校的初期建立与发展举步维艰。初期的医学教学，是在医学院校尚未建立的条件下进行的，多由中国青年在教会中工作或学习，逐步了解西医的知识。由于西医在医学方面的领先地位，中国政府及民间人士逐渐对中医提高了重视程度，北洋西医学堂、北京协和医学堂等医学院校先后建立。但囿于传统观念，清政府对于西医教育仍持保守态度，在立案、奖励方面极为拮据，使得西医学校经费短缺，也有部分学校因学生对医学的偏见而难成规模，使得部分医学院校半路夭折。直到20世纪，医科院校由清向民国过渡阶段，才逐渐有了进一步的转机。
整体而言，清政府对于西医的态度是实用主义为辅，更重要的是维持传统的观念，巩固清廷的统治，其对于西医的容纳很大程度上是武力下的产物。民国时期则更加开放，包括女子医学校在内的医学教育业迅速发展，在兵戈四起的民国时期挽救了成千上万的军人的生命。其意义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教育行业或是医学行业，在观念的冲击上，对中国的广大群众乃至政局变革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四、中国近代医学发展与观念的变化
较为有趣的是，西方传教士一方面需要传播基督教义，另一方面则要发展医药科学，两者并行间，部分传教士转为专职医生，这对于具有保守观念的广大中国群众来说，无疑在客观上起到了观念动摇的作用。
首先，医学院校对于女子学生的招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人在性别观念上的看法。在护理等方面的优势，让女子学生在医学院校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这对“男尊女卑”的观念和旧型教育体制都是有力的冲击。同时，新的科学技术的引入与普及，在某些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关于科技的实用性为主，忽略研究性的思路，使更多中国学者注重理论，改变了科研方式。此外，在对人体治疗观念上，西方的解剖学也打破了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是“西学东渐”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晚清西医来华及中西医学体系的确立》（鲁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潘荣华，安徽大学）
3.《碰撞与融合》（郭艳华，山西大学）
4.《中国高等教育西医学教育的发轫》（秦永杰，第三军医大学）
5.《美国新教传教士与晚清中国》（江宁，外交学院）
老师：
先说一下文章参考文献吧。由于是在cnki资源总库中查的学位论文，所有的文献都没有出版杂志以及卷期的信息，下载下来的文献甚至还有手写标题。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完善参考文献格式了。
关于这门课程，我觉得可能与预想的还是略有区别，没有想到会用过多的篇幅来强调北医和协和这两所院校的具体情况。由于课程时间比较有限，还是希望能够更多地从更大更广的角度来探讨医学与人文历史方面的问题，比如这篇论文中涉及到的宏观的医学教育、医学技术等等。《春苗》电影以小见大，尤其是能更加生动地体现出那个时代的医疗观念和医疗情况，这种方式是比较能够让学生理解和接受的，这个环节强烈建议保留。
?书 评?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李喜所 近年来,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其活动的广泛性和影响的复杂性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顾长声先生出版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堪称新时期传教士研究的拓荒之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该书是以传教士所依托和推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主线,侧重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华,因此无论内容安排,还是资料取舍,显然都忽视了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自80年代中期以来,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有关论文越来越多,并相继出版了若干专门著作。这些成果拓宽了传教士问题研究的领域,对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大多还只是论述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某个方面,还没有就全面评价传教士问题提出合理而又符合实际的解释体系和理论框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教案、传教士的教育活动等有限的方面,对若干重要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也待深入。最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王立新副教授撰写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该书是继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后,近代传教士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特别是在解释体系、研究范围、资料运用及研究方法上均有创新和突破,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该书还引发了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思考。 一、关于如何评价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如何评价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史学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曾感叹说:“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说法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有相当的难度。1949
晚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经济学院 1200015464 【摘要】 随着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晚清时期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华，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积极消极两方面辩证客观地分析了其影响。一方面，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思想文化科技，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少传教士向社会底层的百姓伸出救济之手，给贫苦困难的人民带去了福音。另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对列强侵华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加重了晚清人民的苦难。 【关键词】晚清传教士近代中国社会两面影响 近代中国是一段弥漫着炮火硝烟的屈辱历史，也是一段充满着探索救国道路努力的奋斗历史，一个特殊的群体——西方传教士在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背景中扮演着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多年来，人们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正如邹振环先生所言：“他们与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最大不同点，还在于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都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因此，增加了对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和世俗文化活动评价的复杂性。”①本文试图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辩证地评价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西方来华传教士简介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至唐代，“唐代景教是第一次，元代也里可温教是第二次，明代中叶，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扩展，天主教在中国又重新取得了布道的机会”②明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面对固守传统的中国人，采取了“以学术为媒”的手段，颇有策略地以传播西方科技为名渗透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道德。 至晚清时期，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扩张在华势力，为来华传教士提供了一定的庇护，也不可避免地使传教士的活动染上了殖民侵略的色彩。一方面，许多传教士秉持着弘扬福音普世济民的宗教信仰为中国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充当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和军师，甚而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掩盖的罪行。 历史进入新的一页，当我们走在中国现代化的都市里，仍会时不时看到一些西式教堂里布道的西方传教士和虔诚祈祷的中国基督教徒，以及历史遗留下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可以想见当年传教活动的深远影响。 二、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两面影响 正面影响：西学东渐（这是最主要的，本文只论及这一点。此外，还有改良社会风气，推动妇女解放，救济贫民等也属正面影响） 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传入了大量西方科技。但这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只有少数士大夫了解，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打开，西学以各种途经再次大量进入中国，其中，经西方传教士而传播的各种思想科技占据着不可忽视的比例，传教士在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传教士出于“使全中国福音化”的动机，在传教遇到中国上层人士和民众冷淡对待甚而抵制时，采取了相应策略。他们在中国大量创办教会学校、医院，翻译西学书籍，试图在这些活动中笼络人心以便于渗透基督教义。而历史和这些传教士开了个玩笑，实际上基督教化并未在近代中国社会得到实现，但这些西方先进科技、思想、制度等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①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 页2 ②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页349—350
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中： 1、《黄帝内经》：我国现存最早、最完备的医学理论著作。 包括《素问》（生理、病理、疾病治疗原则原理）和《灵枢》（解剖、经络、针灸） 2、扁鹊：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第一个进入正史记载的医生。 3、华佗：“外科始祖”，最突出贡献为创制“麻沸散”。其他贡献有行剖腹术、创五禽戏。 4、张仲景（医圣）与《伤寒杂病论》。 5、孙思邈与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 《大医精诚 ．．》、《大医习业》 精湛医术高尚品德修养 6、李时珍与达尔文称其为“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 西 1、（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医学之父 ·重大贡献：推动巫医分离，奠定西方医学基础 ·其他：“体液说”（血液、粘液、黄胆、黑胆） “希波克拉底誓言” 2、维萨里（解剖学之父）的《人体的构造》：奠定了解剖学的基础。 盖伦：“猴子解剖学家”、血液运动的“潮汐说”。 3、哈维的《心血运动论》：提出“血液循环理论”。 、巴斯德（法）与科赫（德）：开创现代微生物学与细菌学。 巴氏高温消毒法在结核病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使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治疗狂犬病方法 结核菌素 5、弗莱明发现青霉素：抗生素的诞生。 过程：“抗生现象”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弗洛里、钱恩促进青霉素临床应用瓦克斯曼发现链霉素（青霉素的完美补充）抗生素大量问世 有抗结核杆菌的能力 现代医学的发展 一、现代医学的主要发展：器官移植、微创外科、医学影像学。 器官移植：1、移植：将身体的一部分（如细胞、组织或器官）通过手术或其他途径移到同一个人或另一个人的特定部位，使其继续存活的方法。（供者移植物受者） 2、简史：器官移植萌芽临床应用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 谭树林 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这些中外文期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而且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编辑排版方式，在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谭树林，1967年生，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基督新教对中国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6、17世纪天主教传人中国之始，新教传教士就曾注意到中国，并且有过种种把新教传人中国的计划。一，据福克斯日记记载:“在1661年，施丹白(Johnstubbs)、考司路普(Rieh耐eostr叩pe)和福尔(Hen卿F·凡川三位教友，他们很勇敢地开始到中国传教。”之乡但他们后来是否到达中国，福克斯没有提及，在中国文献中也未见相关记载。一般认为，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一1834)受伦敦会派遣来华，被视为新教传华的开始。尽)早期新教指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1842年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该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共有61人。”他们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据统计，从18巧年马礼逊和米怜(WiiliamMll 加)在马六甲创办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共创办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传教士倡办 一、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面临的传教形势 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之所以在中国首创报纸期刊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当与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有关。 16至18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葡、西、荷、英等国，先后来叩天朝国门，不断在中国东南沿海搔扰，加深了清政府对“洋夷”的恐惧。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也被士大夫怀疑为与本国政府勾结的“第五纵队”。就连一向善待传教士的康熙皇帝，在1717年的一份诏谕中也表示出这种忧虑:“我有理由担心，在未来的几百年，中国可能会陷人与来自海外的西方国家冲突的危险中。”件七仪之争发生后，罗马教廷两次派员出使中国，使“皇帝(指康熙帝)对欧洲人的态度变得比以前更愤怒”。“最后康熙帝以罗马教皇干涉中国内政为由，禁止在中国传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雍正登基后，对天主教极为仇视。他认为中国人阪依天主教，不仅仅是摒弃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和儒学传统，而且恐怕中国人信仰天主教以后，就不再相信天主教宣传以外的东西那样，清政府的法令就不会得到很好的贯彻，甚至会发生骚乱，中国将要沦亡。同时，由于天主教士曾经参与同雍正敌对的清L糖集团图谋皇位的宫廷争斗，雍正对传教士更加忌
中国医科大学2013年7月考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考查课试题及答案 1. 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是B A. 武昌起义 B. 保路运动 C. 黄花岗起义 D. 收回利权运动 满分：1 分 2.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了三次重大论战。其中，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论战是B A.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B.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C. 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D.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满分：1 分 3. 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是B A.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B.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C.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通过 D. 十一届三中全会 满分：1 分 4. 我国在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采取的赎买政策是B A. “四马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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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列事件a．五四运动．b．中国共产党成立．c．北伐战争．d．大革命失败，按时间顺序排列，正确的是A A. abcd B. bacd C. acbd D. badc 满分：1 分 9. 1927年9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着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是##。A A. 党指挥枪 B. 官兵平等 C. 拥政爱民 D. 一切行动听指挥 满分：1 分 10. 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会议是A A.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B. 中共七大 C.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D. 中共八大 满分：1 分 11. 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的事件是C A. 遵义会议 B. 中共一大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 何小莲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上海200092) 摘 要:传教医师不仅是卫生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卫生健康状态的观察者研究者,同时也是新学说新观念的教导引介者。应当说,晚近以来健康观与卫生思想,基本趋近于当时重要的世界医学及卫生学主流思潮。特别是许多公共卫生问题的病因解释,都归于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因而,卫生问题成为国族存亡的隐喻。在公共卫生观念与中国传统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角色开始是被动的,尔后逐步转向积极主动。 关键词:传教医师;公共卫生;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6)05-0029-05 收稿日期:2006-04-05 作者简介:何小莲(1966-),女,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19世纪末,基督教教会医药工作的发展,不仅使医院规模扩大、医师人数增多,也扩大了医学工作的范围。教会医疗机构是近代中国最早注重公共卫生的机构。进入20世纪以后,医学传教界更加重视公共卫生。中国人之渐渐接受新医,公共卫生的开展实为一关键因素。虽然在这方面的投入很有限,但传教士的努力促进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开展,并与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一、前近代时期:公共卫生的沼泽地 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改善卫生状况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流行疾病的泉源”。因为许多传染病在外国已经受到控制,而在中国却惊人地流行着。每当瘟疫爆发,染疫死者众多,为害甚烈。中国当时也没有人口统计,疾病的灾害到底使中国人遭受多少生命财产损失,中国人全然不知。“天寿在乎天命”的观念普遍主宰着人们的意识,人们从来都不会想到,人有力量来保障自己和集体的生命。 传教士一来到中国,感觉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卫生与疾病。眼病传染,天花、鼠疫、麻风病等流行,都与环境不洁、卫生习惯不良有密切关系。早期来华西医李文斯敦(John Livingstone)将中国的疾病,分为“洁净”与“不洁净”两大类。汉口医师麦考尔(P.L.Mcall)曾这样写道:“没有必要特别提醒人们,中国卫生问题有多么紧迫。大多数人都可以常常看到这样的景像———一个乡村池塘,在它的一边就是厕所,各种各样的废物被投掷到水中;水上漂浮着死狗,稍远处有台阶,附近人家有人下来打水,为日常家用。就在旁边,有人在塘里洗衣或洗菜。”或者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断了腿,因为没有及时救治,没有用夹板固定伤腿,伤处的皮肤也溃烂坏死,伤情更加严重,此人的一生都被彻底毁掉了”。[1]95当美国社会学者罗斯(E.A.Ross)1910年来到中国时,他这样描述了他的所见:“这片土地人口拥挤,感觉压抑,普通民众对于卫生常识一无所知”,[2]24“几千年来,生活在华南和中原的人们,稠密地聚居在乡村或围墙内的城镇中,拥挤在肮脏小巷内低矮、阴暗、通风不良的房屋中,睡在令人窒息的窄小房间内。饮用的是运河或稻田间排水沟内的脏水,吃的是变了质的猪肉、以污池中的废物为肥料的疏菜。由于人口高度密集产生的有毒物质使无数的人丧命。”[2]27城市里都没有公共用水设施。靠近河边的城市,河水就是居民的公共用水。由专门卖水的人直接将不经处理的河水用水桶挑着送到各家各户……如果河水太污浊,人们通常就用装有明矾并带有小孔的竹筒放入水中进行搅拌,等水变清流澈后再饮用。[2]5在这样卫生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患上传染病将是很可怕的事。譬如天花,加上大家对此都漠不关心,也不会采取隔离措施,以致疫情传染开来,结果后患无穷。[1]95 公共卫生问题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有社群生活,就有公共卫生问题存在。公共卫生问题与人口集聚数量、人口密度、互动频率成正比关系。在地广人稀的乡村,公共卫生问题也存在,但不很突出。在地狭人众的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互动频率加大,公共卫生问题就凸显出来。 二、传教士的早期努力 教会医院成为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宣传、教育和开展的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讲,传教士的卫生工作也是从教会医院———起初多是传教士的“家里”开始的。 在教会医院里,中国人首先学到近代卫生法则,然后再扩大至整个社会。医院的整洁有序是个人清洁的前提。为了使病人配合治疗和防止疾病流行,医生和护士要向人们宣传不要随地吐痰,饭前洗手,不喝脏水,不吃腐烂食物的重要性。一些医院还引导病人养成洗澡的习惯。 鉴于中国有大量的传染病,隔离设备显得极为重要。当时的传染隔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是纱窗的安装,用于防蚊蝇。20世纪初,公共卫生学博士巴姆(Harold Balme)所主 第27卷 第5期2006年10月 大连大学学报 J OUR NA L OF DA LI AN U NI VE RSITY Vol.27No.5 Oct.2006
中国医学史重点 1.最早的医疗工具——砭石 2.导引是中国古代呼吸运动和肢体运动相结合的一种养生术。 3.浙八味：白术，白芍，浙贝母，杭白菊，玄参，麦冬，温郁金，延胡索。 4.医学起源论：医源于动物本能（混淆了动物本能的救助行为与人类早期经验医学之间的 界限），医源于圣人（出于崇拜部落英雄，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贡献做出了无限夸大），医源于巫（否认了医与巫之间的本质区别） 5.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6.早期医疗卫生的逐步积累和提高主要表现在： ①随着人们对疾病知识的进一步提高，对不少疾病已经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出现了“六 气致病”学说，预示着早期医学已经开始摆脱鬼神迷信致病说。 ②春秋时期，在精气神、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等哲学思想的影响下，早期医药学理论 开始萌芽。 ③药物和知识的逐步积累，药物品种，数量增多，出现了酒剂、汤液，是医药学史上的 重要发明。 ④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人们开始讲究卫生，积极预防疾病，早期的预防思 想出现。 ⑤随着医药卫生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逐渐扩大，宫廷医学出现了早期的分科，医事管理 制度初步建立。 7.商是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朝代。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 成系统的文字符号。 8.王懿荣在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对人体部位的认识一般按照体表部位认识。甲骨文中的 “疾年”“降疾”“雨疾”是目前有关流行病和多发病的最早记录。记载的“疾小臣”一职是商代宫廷负责医疗的低级官员。 9.《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本诗歌总集，在西汉被称为儒家经典，出现肺结核记录。 出现最早的阴阳概念。 10.《山海经》是先秦的一部古籍，记载38种疾病名称，记药126种。药可分治疗类，预 防类和治疗、预防双重作用的药物。 11.《周礼》原名《周官》，汉代刘歆整理后改今名。记载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医学 分科的出现，是医学进步的标志，也是我国最早关于医学分科的记载。记载“酒正”官职。 12.《礼记》叙述了先秦社会的礼仪制度，有关于瘖、聋、侏儒的记载。 13.《左传》记载了骨折、远视、发秃、瘈咬伤、佝偻等。 14.六气：阴、阳、风、雨、晦、明。 15.五味：醋、酒、饴、姜、盐。 16.五食：麻、黍、稷、麦、豆。 17.五药：草、木、虫、石、谷。 18.气最初的含义是指天空中的云气、呼吸之气即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大气。 19.《管子》最早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精气学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 20.阴阳是宇宙中相互关联的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 21.阴阳的基本内容包括：阴阳交感，阴阳对立制约，阴阳互根互用，阴阳消长平衡，阴阳 互相转化。 22.《尚书》中《甘誓》《洪范》两篇是最早出现“五行”字样的历史文献。 23.我国最晚在夏代已经掌握了人工酿酒技术。仪狄造酒、杜康造酒。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读书报告 先前从未仔细的了解过传教士，顾名思义，以为他们只是简单的来中国宣传天主教。殊不知他们是如何宣传的，又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怎样重大的影响。读罢此书，传教士在我心中的形象逐渐从富有宗教气质的高僧转而成了“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 起初的传教士，他们的行为虽然或多或少的干涉了我国的文化，也曾为了让当时的中国百姓接受他的科学而私自将地图上英国的本初子午线划到了中国等等，但他们的正面影响不容忽视。如利玛窦，他搜集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政界内情、儒家思想、宗教伦理、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和物产情况，由此编写了《中国书简》，传播到了意大利，对中外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他们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让当时只知道科举的文人接触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天文学、并工学、数学和地理学，虽说他们的传播有一定的缺陷与保留，但对于丰富中国的文化是有一定贡献的。 传教士传教的手段十分多样，比如他们在医疗事业、慈幼事业、救济事业方面借助“帮助”弱小的名义传播基督教。 1983年，美国派遣第一个传教医生伯驾来到中国，他的办法是为病人施行手术前把基督教传教的小册子送给患者，向他传教，动完手术后继续向病人传教。到1900年，分布在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地已有传教会所属的医院四十余所。一方面传教医生把西医西药的科学技术引进了中国，另一方面这些医院、诊所对中国医生极为苛刻，引起了国人的不满。 三者当中最令我气愤的是所谓的慈幼事业其实充满了恶行。多灾多难的旧社会人民迷信落后，尤其是遇到灾荒时，往往对生下的儿女进行抛弃，有些不忍心的母亲就把孩子送进了育婴堂。上海、天津、南昌、青岛等众多地方都分布着育婴堂或孤儿院。但是，育婴堂并非婴儿的福地，基础设施的缺陷加上里面年轻的嬷嬷缺乏耐心、爱心和知识，婴儿的死亡率极高。一旦发生大量死亡事件，他们还会掩盖实情。即便幸存下来了，也是噩梦般的生活。例如书中提到宁波的伯特利孤儿院，除了接受宗教灌输以外，孤儿们十岁以下就要糊火柴匣和编制渔网，十岁以上要刮麻、打麻帽和编织毛线。长得好的有才华的孤儿就用来为外宾表演，被修女们作为摇钱树，从而受到好一点的待遇。反之，其他婴儿穿着破烂，营养不良，经常挨打。他们的房间里挂满了宗教招贴画。修女们利用这个告诉孩子，听话的升到天堂享福，不听话的被魔鬼拉入地狱。阴森的图画我一想到就觉得毛骨悚然，更别提这会给幼小的心灵蒙上怎样一层恐怖的阴影！ 更过分的是，传教士还试图参与我国的内政。尽管当时的皇上极力阻止，还是挡不住少部分传教士的秘密活动。他们在鸦片战争时的所做所为更是令人发指。传教士一方面鼓动英国政府适用武力作为内奸为英军提供情报担任翻译；一方面有向中国大念和平经，要林则徐停止反抗。郭实腊就是其中之一的翻译官，当百姓反对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他就装出热爱和平的样子去欺骗百姓。一句“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郭实腊被百姓问的无以回答，以至恼羞成怒只是英军对当死的老百姓实习残酷的屠杀。此刻，他们“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的面目一览无余。但是此时传教士的分布已经很广泛了，再加上鸦片战争这个背景，想要将他们赶出国门已然成为不可能。更糟糕的是，传教士还对《南京条约》的签订发挥了很大作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班封建社会。 随着更多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们还想方设法的把“传教宽容条款”塞进了不平等条约，变得更加猖狂。他们甚至肆意捏造事实，将许多居民赶出，通过强词夺理逼迫当地政府的方式将他们的房子据为己有。此外洪秀全领导的愚昧迷信的太平天国起义也和传教士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洪秀全在走出考棚后没有收到传教士给他的《劝世良言》，绝不会有这么愚昧的起义活动。 读完这本书，才发现中国的屈辱史上传教士“功不可没”。虽然传教士促进了我国与外
一文读懂中国中医药发展史 西医药开始对中国医学产生影响是在19世纪初，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而此前的数千年间，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人类健康作出了卓越贡献，是中华数千年绚烂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早在几千年前的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日常饮食劳作和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就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人们发现食用了某些动、植物后具有减轻或消除病痛的功效，这就是认识中药的起源。随着人类的进化，开始有目的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所谓“神农尝百草”和“药食同源”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人们在烘火取暖时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逐渐形成了热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劳作时发现身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其他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初步形成了原始医学。 春秋战国时期，扁鹊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扁鹊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基础，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中医理论的奠基人，被后人誉为“医祖”。
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于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问世。全面系统阐述了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治疗的原则与方法，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医学理观念，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标志着中医从单纯的临床经验积累发展到系统理论总结阶段，形成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 秦汉后期，随着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 《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对于合理处方、安全用药、提高疗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东汉时期，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热病（包括瘟疫等传染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被中医界称为“医圣”。 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实收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东汉末年，“外科鼻祖”华佗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较西医的麻醉药提早了1600多年。
《浅析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的原因及影响》1412387 历史学院历史学专业王铂瑶 摘要：本文通过对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华兴办高等教育过程的梳理，探究西方传教士办学的背景和原因，以此进一步分析西方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来华历经了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罗马天主教及清代的基督教新教四个时期，长达1000多年的漫长历程。在清末之前，传教士的活动因受政治干预，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的影响历经挫折，传教活动收效甚微。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传教士借助中外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传播基督教。他们把创办学校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重要辅助手段，从小学、中学开始，一直办到高等教育。他们通过高等教育来接触中国上层人士，再由这些上层人士去影响其他人，这一途径成为最佳选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基督教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19世纪末期，已出现了5所基督教大学，除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到20世纪初期，教会大学蓬勃发展，达到了16所之多，其中基督教大学13所，天主教大学3所。当时的中国国内面临着中西文化冲突、社会改革潮流此起彼伏，这对于传教士来说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尤其是随着社会改革的发展，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也为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提供了客观条件。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西方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的背景和原因。 传教士在华兴办高等教育的主观原因，是基于传教策略的转变。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以传播基督教为目标，目的是为了让中国人皈依上帝。在使用教育这种“间接布道”方式后，中国还是没有实现“一夜之间皈依基督”的愿望，同时，“教案”接连不断出现的严峻的局面让传教士意识到，只有得到中国士大夫的同情和理解，他们的传教事业才可以更顺利进行，同时也深刻的了解到，要想接触中国的士大夫和其他上层人士，兴办高等教育是一种不错的途径。而且他们可以通过高等教育来培养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然后让这些领悟能力高并同时具有
中国近现代以来医生职业的变迁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和社会历史的变迁，人们越来越珍惜生命、重视生命，对医疗质量的需求也在逐步地提高，于是，医生这一职业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迁，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中西医的碰撞，使医生这一职业的变迁更为明显。 明清相沿宋制，长官称为院使，下设御医、吏目、医士数十人，主要为宫廷服务。御医属于皇帝内廷的医生，专门为皇帝服务。而在民间，中医则是救死扶伤的主力军。中医虽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却没有固定的医院，医生分散、游离不定，构成比较复杂。 近代岭南社会活动家梁龙章从中西比照中，指出中国医学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医学人才的培养问题。他说：“中国公家无试医科大吏，无提倡、无毕业出身明文。既缺乏专门教育，医学固无根底。”“在西国学医不同，选少年聪颖子弟，入院读医书，学人形图，究五脏生长，审六腑气化，明大经大络筋骨窍道气血隧道，知化学，考药石，制药水，学成乃得与试，如超拔高等，国中荣之。有毕业纸，然后挂牌医人，主权甚大。”“西人真有专门之学乃敢治病，且本国多少博学之士，纵有学贯天人之才，非习专门亦不敢干预医事也。”中国则是“举国皆医”，“无论九流三教，科甲举贡生员，读书不第，涉猎医书，皆称儒医”。在中国对医生没有严格的资格认定和准入制度。门槛高，难入必精；门槛低，易入必滥。 在这样的情况下，游方郎中、江湖术士“应运而生”，这不仅危害着国人的生存与健康，更毁坏了医学的声誉，民国时期甚至被视为推进西医学的阻碍。时人认为：“我国医师多系悬壶问世，以谋一己之生活。对医学之社会性，毫无注重，问世医生，滥竽其中，不学无术者，亦不乏其人，且为生活之舒适，不顾医德机取巧诈，在在皆是，予人民之恶劣之影响，益增新医学推进之障碍。故今后医学教育，应着重医德之养成”。 传统的中医构成可以用良莠不齐来形容，既有一些造福一方，泽及万众的良医，也有医术低劣、医德不佳的庸医，“良医”“庸医”古已有之，他们一同构成了中医的群体。他们行医目的不一，手段各异，这就是中医医生群体成分复杂、医界混乱的现实根据。“今之医者类多读书不就，商贾无资，稍猎方书，借谋衣食，偶然奏效，便负神奇”，结果只能是“以谬传谬，以盲引盲”。（郑观应：《医道》）中医陆士谔对中医界鱼龙混杂的状况也进行了批评：“缘眼前医界，有真学者，有伪学者。所谓伪学者，乃是说嘴郎中，全无根底，摇笔弄墨，居然千言立就，反复盘问，则瞠目不能答一语。此等人何能与之群？” 对于社会上的游医及江湖郎中，在华生活了50年英国伦敦会著名的传教士麦高温有着极为细致的观察和描述。在麦高温的印象中，中国人获取行医的资格十分简单：“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人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公开地行医。中国没有大学考试，没有医院，没有对医药学和解剖学的研究，行医也不需要烦人的执照。只要那个人有一件长衫，一副有学识的面孔——就像在英国常见到的那种人一样，以及对于汤药和成药的肤浅知识，他随时都可以治疗令西医一流的内科医生头痛的疑难杂症。”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的同时，也把西医进一步地传播到了
传教士与晚清时期西方近代教育的传入.txt大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需要不停地做出选择；而小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机会。男人因沧桑而成熟，女人因成熟而沧桑。男人有了烟，有了酒，也就有了故事；女人有了钱，有了资色，也就有了悲剧。教育理论与实践10中国电力教育2009年3月上总第132期晚清时期，传教士为了以教育达到传教目的，不遗余力地将西方现代教育引入中国。他们批判中国传统教育，宣传鼓吹西方教育制度，并且通过教会学校和参与洋务教育的机会将西方教育模式引入中国。一、办教会学校，翻版西方教育模式无论英美，基督教会在教育的开办上一直占着主要的位置。在 19 世纪，英美学校中已经开始教授科学课程，到19 世纪中期，西方已经有了一批大学在教学内容、管理体制、教学水平上具有了世界领先水平。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西方教育中开始普遍重视当时的科学研究成果，教学内容更丰富，教育观念更进步，主张教育要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教学注重实物教学和科学实验、启发和引导，反对灌输和体罚，德智体美并重。这些在传教士按照母国的教育在华办教会学校时，都不自觉地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使教会学校成为传教士宣传鼓吹西方近代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实例。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规律，教会学校逐渐走向了世俗化和本土化，开始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发挥其作为教育机构的功能。鉴于洋务运动时期对西学和新式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与之强烈对比的巨大空白，教会学校成为中国第一批西学人才的养成所，当洋务教育兴办新式学堂时，教会学校发挥了其示范作用。1.教会学校最早开设自然科学和外语课程，为洋务学堂课程设置提供参照教会学校最早开设自然科学课程。以狄考文主持的 1876年的山东登州文会馆从第一年就开始有笔算数学，到第九年就已经涉及到微积分；对比洋务教育中新式学堂尤其是领头雁京师同文馆的八年课程表，发现从第四年开始数学和代数学的教授，第五年讲授格物，讲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第六年讲授微积分、航海测算，到七八年已经涉及到化学和天文测算。由此可见，西方科学课程已经被引入中国，成为洋务学堂课程设置的参照物，体现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是西方近代教育的中国版。①教会学校普遍重视外语和科学课程，弥补中国传统教育中自然科学知识和教育的缺陷，满足了洋务事业对新式人才的需求，教会学校也是以此作为吸引学生的手段，间接地满足洋务教育对外语人才的需求。2.教会学校展示全新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管理形式，为洋务学堂管理提供样板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就是对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扼杀，学生实践能力差。教会学校则与之相反，教学方法比较科学。比如，讲生理课时有人体结构标本，植物课有各类模型，先说现象再叙原理。同文馆的学生还经常作一些基本的化学和物理实验，学馆要求学生参与译书，到总理衙门担任翻译。医学教习德贞也经常让学生到医院实习。教学一般都从学生实际水平出发，循序渐进进行教学。实行的选课与学分制，近代科学的教学考核和课程设置制度，教学中还注重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参加班级管理，倡导自由独立。同时是中国传统教育所不具备的，这些都保证了教会教育的教学质量。教会学校中，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平等，体育和美育颇受重视，开当时新型学校风气之先，这些方面亦对洋务学堂有影响。比如福州船政学堂曾购买了一些秋千、皮球等体育用品，供学生进行体育活动，甚至连学堂监督也和学生一起荡秋千、踢皮球、打燕子，这是旧式学堂闻所未闻的。②3.教会学校的留学现象间接促进洋务教育留学中国近代的留学潮在教会学校中开始传播。而中国官方留学生的派遣特别是赴美留学的派遣，大都和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马礼逊学堂的学生容闳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中国近代首次官派留学生的促成者和领导者。1872 年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官费留学生的派遣与容闳的努力分不开。而追本溯源，马礼逊学堂的教育奠定了容闳一生思想的基础。中国近代女子留学第一人金雅妹亦是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出国门，成为我国近代妇女界第一位女大学医学毕业生。柯金英和石美玉也是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的，都学有所成。早期近代留学生主要是教会学校的学生，或传教士收养的穷孩子，而晚清派出的首批留学生虽然与传教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传教士对近代留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教会学校是从传教的需要出发，但客观上
中医药学发展史 摘要：中医药学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学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它既古老又充满生机，千百年来一直有效的指导着临床实践，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为世界医学的发展和全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中医药学的起源、中医药学理论的确立、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回眸百年中医药的历史长河，我们或许更能深切认识此次中医中药中国行的意义和价值。伴着中华民族近代百年的跌宕起伏，刻着中华文化烙印的中医药也走过坎坷多艰之途。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医药遭受质疑之声始终不曾断绝，2006年一度为全社会关注的所谓“取消中医”论调，再次给中医药发展投下阴影。 《诗经》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涉及药物的书籍,仅植物药就有杞(枸杞)、艾(艾叶)、桑椹等50多种。《尚书》中已有“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的记载，这可能与当时多用大剂量且副作用较大的药物治病有关。同时也说明人们当时对药物的性能及副作用已有一定的了解。《礼记》中关于“孟夏月也……聚蓄百药”，则反映了人们已注意到在一定的采集季节广泛采集贮存药物。到了西周、春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人们的用药经验也日益丰富。此时虽还没有出现药物学专著，但在很多文献中都有关于药物的记载。如《周礼·天官》中述的“五药”，可能是对药物的初步分类；书中还有对胆矾、丹砂、雄黄、礐石、磁石这“五毒”炼制的外用腐蚀药，这可能成为中国古代使用化学药物的最早记录。《诗经》中也有关于药物的丰富记载，书中记录了大量的动植物，虽然没有明确指明这些动植物的药用作用，但是许多都是后世所使用的药物，如芣苢（车前）、藚（泽泻）、葛（葛根）、薇（白薇）、芩（黄芩）、虻（贝母）、荑（白茅）、壶（葫芦）、木瓜、枣等。《诗经》中对一些植物的采集、采地及食用的效果也有一些记载。《山海经》是在先秦文献中记载药物最多的，其中还明确指出了药物的功
中国的医疗发展及现状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生老病死，伴随着开始有了医学的产生与发展。同样的在华夏这片土地上勤劳的中华儿女运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了独特有充满神奇魅力的医学。 中国的中医学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相传伏羲发明了针灸并尝试草药，神农炎帝更是尝尽百草，并且用茶来解毒。相传在公元前3000多年，中国的轩辕黄帝写下了人类第一部医学著作一一《黄帝祝由科》，后世人在这部医药著作的基础上不断增补删改，逐渐形成了后世的《黄帝内经》和《黄帝外经》，并由祝由科里将纯粹的医药分离了出来，形成了后来的中医学。而其中的《黄帝内经》则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一防病养生保健康的预防医学观点。在周代中国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医院和医疗制度，周代的医 疗机构设有医师、上士、下士、府（管药库）、史（管记录）、徒若干人。下面又分食医（管饮食卫库）、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四种，这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医学分科。医师总管医药行政，并在年终对医生进行考核；《周礼》记载“岁冬则稽其事，以制其食”，就是说，医生每年都要通过年终考核增减俸禄。当时的患者已经分科治疗，而且建立病历。“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规定在死者病历上要写明死因，然后送交医师存档，以便总结医疗经验，提高医疗技术。这也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病历制度。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的，它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通过对现 象的分析，以探求其内在机理。人们通过对矛盾现象的观察，逐步把矛盾概念上升为阴阳范畴，并用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事物的运动变化。阴阳学说认为世界
是物质的，物质由阴阳二部分组成，凡是剧烈运动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都属于阳。相对静止的、内守的、下降的、寒冷的、晦暗的都属阴。因而阴阳存在两个对立面，在阴阳消长和对立统一作用下，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相互变化中构成世界万物。中医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来阐述人体上下、内外各 部分之间，以及人体生命同自然、社会这些外界环节之间的复杂联系。阴阳对立统一的相对平衡，是维持和保证人体正常活动的基础；阴阳对立统一关系的失调和破坏，则会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影响生命的正常活动。 自从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近代医学的发展。中国传统医学逐渐向现代医学发展。我国首次提倡将现代医学用于检验，始于清末。清光绪年间，刑部曾要求各省审判厅成立检验学习所，并制定了作为授课教材的《洗冤录》、《法医学》、《生理学》、《解剖学》、《法律大意》、《医学大意》等，但由于人才缺乏，未能成立。在当时各医院主持外科工作者，均为外藉医生，我国医护人员，处于在实践中学习的医徒位置。其后，教会或外国的医学基金会、慈善团体先后在各地创办医学院校。辛亥革命后，我国也相继自行筹建医学校。至20世纪中叶，上述高等医学院校所培养的毕业生中，已有不少学识渊博、基础雄厚、出类拔萃的外科学家。 建国初期，我国的卫生医疗事业刚刚起步，医院少、药品缺，人民健康水平十分低下，随着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视，先后对各类医疗机构进行了恢复、整顿和改造工作，从而形成了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以集体所有制为辅的，防治结合的城乡医疗卫生网络。但由于实行的是单纯福利性事业和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使我国医院所有制日趋单一化，这种由国家独
新教传教士和近代术语的传播 作者：余冬林《光明日报》（2015年09月05日04版） 近代术语是中国各学科赖以构建的基石。它既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又为中国学术从传统四部之学向近代七科之学演进奠定了基础。1807年9月，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由此揭开以新教传教士为主角的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序幕。此后，西方诸国新教传教士相继来华，在近代术语的生成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近代术语的变迁中，我们也不难窥见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状貌。 马礼逊初抵广州时，由于清政府厉行禁教政策，使其不敢公开露面，更不用说进行宗教布道和文化传播。“广州高度警惕的清朝官员在禁止中国人信仰这一外来宗教方面做得要比禁止鸦片流入成功得多。显然，他们认为宣扬外国教义远比单纯售卖药物危险。”（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禁教令虽然被解除，但新教传教士很快发现传教依然步履维艰，不仅因为儒释道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不相容，而且人们往往把传教士与殖民侵略联系起来。要改变这种状况和中国人心目中的“蛮夷”形象，新教传教士开始了近一个世纪的文化传播活动。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当时的中国人不理解这些新教传教士，甚至一些西方人对他们也颇有微词，如扬州教案发生后，时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佗认为传教士是“一群不切实际、惹事生非的神经质”。 当时，曾有西方人云：“中国语言文字最难为西人所通，即通之亦难将西书之精奥译至中国。盖中国文字最古最生而最硬，若以之译泰西格致（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总称）与制造等事，几成笑谈。”（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虽然对此不以为然，但是依然要面对中西语言文化的巨大鸿沟。此外，近代西方自然科学门类和名目繁多，而在中国其学其名几乎都没有，因此，此类术语的翻译更为困难。对于术语的翻译，傅兰雅等提出了著名的译名三原则：“沿用中文已有之名、设立新名、编辑中西名词字汇”。其中创设新名采用三种方法：一是以平常字加偏旁作为新字，仍读本音，如镁、矽等，或以不常用字释以新义为新名，如铂、钾、锌等；二是数个字解释某物作为新名，并以字数少为妙，如“养气”“轻气”“火轮船”等；三是音译，以官音为主，凡以前译书已惯用者则袭之（参见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受到中国上层敌视的新教传教士转而致力于在普通民众和下层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动。“那些在1842年前被禁止布道并因此而总要躲避一段时间的新教先驱们不得不借助于书面文字。这与相信铅印经典只要能到达普通民众的手里就具有巨大效力这一最早的传道信念相契合。中国的现实条件则强化了这种写作偏好。”（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因此，新教传教士主要通过编纂英汉字典、编写教科书、创办报刊、译述汉文西书等渠道来传播西学和近代术语亦在情理之中。 编纂英汉字典。为解决语言障碍问题，19世纪20年代以来，入华新教传教士相继编纂、出版了多种英汉字典，如马礼逊的《英华字典》、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等。这些字典大都问世于西学大规模涌入之前，一批政治类新术语如自由、国会、内阁等，自然知识类如阳极、蛋白质、分子等应运而生。马礼逊及后继者在英华字典中厘定的术语，“不仅在中国传播开来，构成中国近代新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麦都思、罗存德等的辞典东传幕末、明治间的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所借鉴。”（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 编写教科书。新教传教士为拓展传教事业，纷纷以兴办学校作为主要手段。因中西知识体系的差异，新式学校往往会面临教科书匮乏的困境。为解决这一问题，1895年之前，新教传教士充当了教科书编写者的角色。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几乎都有过单独编写教科书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