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罗斯东正教对中国的影响
骆晓会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湖南株洲412007)
摘 要:俄罗斯东正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十月革命以前直接影响为主但影响甚微,其原因一是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为沙俄政府的外交和侵略政策服务;二是俄国东正教传教士没有一种强势的物质和文化作依托,所以很难自觉和有意识地去扮演先进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十月革命后以间接影响为主而影响甚广,如东正教的拜神祈祷礼仪和封闭保守意识等,以俄罗斯文学为媒介或载体,向中国社会渗透或传播的轨迹相当清晰。
关键词:俄罗斯东正教;中国;影响
中图分类号:B9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11(2005)02-0067-03
一、东正教的直接影响甚微及其原因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的活动始于17世纪中叶,是伴随沙俄的武装侵略逐步扩展的。1671年随军东正教传教士叶尔莫根在沙俄军队占领的我国黑龙江流域中游的雅克萨城,修建了一座“主复活教堂”;5年后,又在此建立了一座东正教修道院,取名为“仁慈救世主修道院”。此后,东正教在现俄国远东地区广泛传播。
1685年和1686年,清政府两次抗击沙俄入侵的雅克萨之战,抓获大批俄俘。根据清政府的优俘政策,其中大部分被遣返回国,45名愿意留在中国的俄俘(不少人实际上是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的后裔),根据康熙皇帝的指示送到北京城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编入八旗兵镶黄旗,并供给他们衣食、住房和津贴,东正教司祭马克西姆?列昂季耶夫还被授予七品官衔。为了满足这部分俄俘的宗教信仰要求,清政府拨给他们一座关帝庙作临时祈祷用。不久此庙即改建为东正教堂,名曰“圣索菲亚教堂”。这部分俄俘后与中国人通婚,血缘上及文化上与中国人杂交,经200多年逐渐发展为罗、杜、姚、贺、何等5大中国姓氏。[1]无疑,通过他们,东正教文化和习俗在一定范围内对中国社会有所渗透和影响。
清政府尊重东正教的政策和措施,引起沙皇彼得一世和俄国东正教会的重视并受到鼓舞。1700年6月18日彼得大帝下令建立驻北京布道团,1712年马克西姆去世,圣索菲亚教堂需要新的司祭,从而1714年修士大司祭伊拉利昂?列扎伊斯基及其随行人员被派来华,并于1716年经蒙古边境抵达北京,建立了第一届俄罗斯东正教驻华传教士团。从1716年至1933年沙俄政府或俄国东正教会先后向北京派出20届传教士团,每届成员约10人左右,累计200多人。其中,除神职人员外还有学者、外交官及学习汉学的学生等。1860年以前,传教士团的主要工作不是传教,而是为沙俄夺取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袤土地搜集情报;1860年沙俄驻中国的外交使团正式成立以后,传教士团开始注重一些传教的基础工作,如翻译出版神学著作,增加传教点、修道院和教堂,兴办神学校、慈善机构和养老院,发展中国籍教徒等。据统计,到1906年,在中国的俄罗斯东正教徒已达3万人。[2]
俄国十月革命后,因大批旧俄军官、贵族及神职人员等逃亡到中国,所以教堂、教徒也急剧增加。到新中国建立前夕,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建立了北京、哈尔滨、天津、上海、乌鲁木齐5大教区,新建了几十座教堂,创办了20所宗教院校。[1]另据统计,1898年到1956年,哈尔滨和整个东北地区的东正教教堂、修道院和祈祷所大约有97座,其中建设在哈尔滨市内的有22座;[3]教徒人数在1922年已达30万人。[4]由于在中国的东正教会敌视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1924年苏联与北京中国中央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就规定所有属于俄罗斯东正教堂的财产,均须“按照中国内地置产现行法律及章程移交给苏联政府”;所以俄罗斯东正教会北京总会的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主教在中国教会团体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又将在中国的东正教会改名为“中国东正教会”。比较17—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的直接传播要广一些,直接影响也深一些。但是不用说与佛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比较,就拿与东正教同宗的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教的情况比较,也是相形见拙。东正教远远没有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融合,中国的东正教仍然是俄国“侨民教会”的性质,其教徒仍多为俄侨。
那么,为什么东正教在中国的直接传播缓慢,直接影响甚微,特别是为什么未能像其他大宗教那样,始终未将东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提上议事日程?实际上,哪怕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也不是没给俄罗斯东正教这样的机会。五四运动以后的20年代,在中国反帝爱国运动高涨的同时,中国知识界掀起了非基督教运动。由于危机感和紧迫感,从而导致了中国基督教新教的“本色化运动”和中国天主教的“中国化”进程,其主旨就是要基本解决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5]但俄罗斯东正教像过去一样,又未能抓住这一历史契机,仍游离于西方宗教传播主流进程之外而被边缘化。其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如前所述,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来华的主要目的是搜集情报,为沙俄政府的外交和侵略政策服务,甚至本身就充当或行使着俄国政府在中国的外交机构或职能,
所以根本
收稿日期:2004-12-14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04C061)
作者简介:骆晓会(1954-),男,湖南宁远人,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史和中俄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
未把传教当回事。传教团中许多神职人员“从在北京定居之日起就对基督毫无诚意”,他们留在中国的子孙甚至不信上帝不信教。但是,这不能解释1860年以后,特别是十月革命后在华俄罗斯东正教失去母国政府支撑后的发展状况:教堂、教徒陡增但在中国籍公民中的传教成果却仍无起色。因此这还另有其他重要原因。
二是俄罗斯经济和政治制度、科技文化本身很落后,俄国东正教传教士没有一种强势的物质和文化作依托,所以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很难自觉和有意识地去扮演先进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对比起来,以后俄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和世界各地传播布尔什维主义,就没有这种文化弱势感或自卑感,所以当时其传播者的敬业精神和虔诚态度也非常可嘉)。
俄国沙皇政权曾自羽“第三罗马”,并责无旁贷地继承了东正教的衣钵。但与西欧国家相比,俄罗斯在经济、文化上的弱势使它很难让东正教这个世界新中心的影响力与另两位基督教兄弟匹敌。俄罗斯东正教组团赴华,是在彼得大帝执政期间乃至亲自关注下进行的。也正是这位沙皇面对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强势,开始了俄罗斯的“西化运动”。但是经过两个世纪的变革和调适,直到20世纪初,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相比,仍然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是列宁所说的一个“农民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因此,在这相同的两个世纪俄罗斯东正教的在华传播过程中,不仅俄国官方、教会和传教士缺乏传教的冲动或动力,而且在中国人眼里也看不到东正教有什么先进的文化背景,在心理亦意识不到俄罗斯有什么自己可学的东西(十月革命前到俄罗斯留学的中国人非常稀少足能说明问题)。从而也就出现了许多学者所述及的现象:所筹集或拨付的传教经费不足;东正教在传播过程中没有主动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融合(如东正教传教士在穿着方面没有中国化,使用圣经时没有与儒家经典相结合,发展教徒时清规戒律过多,不准入教者维持中国传统的祭孔敬祖习俗,传教人员多数不愿学中国语言,接触中国人有困难等);开办的学校和医院、孤儿院、养老院等慈善机构很少,对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科学知识没有予以足够重视……
二、东正教的间接影响深远及其表现
东正教在中国直接活动的物质领域(如地域、教徒人数等)和精神领域非常有限;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在茫茫史海或史籍中更是难觅踪迹。但换一个视野或角度去思考问题,即东正教通过其他媒介或第三者对中国产生的间接影响,却甚为普遍,颇具深度。这第三者或其他媒介中最强劲的就是布尔什维主义(后以斯大林主义为主导)和俄罗斯文学。
布尔什维主义在当时是一种激进而又强势的世界潮流。也许是马列主义本身是世界思想史上反对宗教最坚决最彻底的意识形态体系,所以人们只关注其对宗教的批判,很少触及有关这种体系与宗教的某种亲和性乃至促进宗教传播的某种作用的研究和探讨。实际上,这种具有俄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系统中,无疑含有俄罗斯固有文化和思想传统,而作为俄罗斯传统思想文化主体和核心的东正教又无疑在其中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东正教的祈祷和偶像崇拜等一整套繁琐的敬神教义和仪式。东正教是非常严格的一神教,主张上帝是绝对的独一无二的存在,认为上帝无可比拟,敬拜和尊崇不能归于任何别人,也不能归于那些不存在的神及其偶像;十字架是圣物,是“公义的天平”,是“对抗魔鬼的兵器”。所以东正教要求教徒必须去教堂,并戴贴身的十字架;必须虔诚地履行圣礼(东正教教徒要行七圣礼:洗礼、坚信礼、忏悔礼、婚配礼、授职礼、终敷礼),持守斋戒。尊敬圣像对东正教的生活十分重要,东正教要敬拜神,并要在圣像前祈祷。东正教的圣事之一圣体血(天主教称圣体,基督新教称圣餐),更具特色和神秘色彩。根据东正教神学家约翰所提出的物质变化说,认为放在祭坛上的饼和酒在祝圣之后,已发生质的变化,变成耶稣真正的、能给予生命的体和血。如果领受者吃喝了经过祝圣的饼和酒,他也就分享了主耶稣的生命,就会感到主耶稣还在活着,并与自己同在,将永远得到耶稣的“恩宠”(基督新教神学家反对此说,认为饼和酒只是耶稣的体和血的象征,只是对耶稣受难的纪念……)。这些东正教原理和礼仪,深深嵌入到俄罗斯文化和民族性中,无论什么样的俄罗斯意识形态都不可能完全清除。
作为沙皇俄国实体的继承者,苏维埃俄国的意识形态自然也不能例外。从布尔什维克和苏俄政府倡行的某些仪式、挂领袖像等,即可隐约看到东正教圣礼或敬神拜圣的影子;在列宁逝世追悼会上斯大林所致的悼词,其韵律和格调也明显带有东正教圣事上的祷词风格,如其中一连就用了完全重复下列语句的6个工整的排比句:“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特别是联共(布)中央用水晶棺永远保存列宁遗体的决定,也是受到了东正教“圣体血”仪式的影响,这是想用领袖的遗体去替代基督的“体血”,并试图将领袖当作永生的神来敬拜。这种敬拜在以后又普遍引申为在办公处、会议室等挂革命导师或领袖像……上述做法,在近代和当代中国都是似曾相识的。
其次值得关注的是东正教的保守性和不开放性。东正教的保守性和不开放性,主要来源于停滞落后的东罗马帝国和沙皇俄国的封建制社会背景。迄今为止,它仍标榜“正教信仰是源自基督和使徒的纯一不变的正道”。[6]尤其是俄罗斯东正教不像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那样能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是严格尊奉一神教宗旨,敌视自由和进步,反对多元和开放。如它信守古老的基督教教条,不允许对神学教义、仪式作任何改造和革新;仍保持一整套繁琐的宗教仪式,严格守斋;它目光短小,不重视社会问题,反对教会生活的现代化;它甚至在祈祷时坚持用古斯拉夫语,而反对使用现代语等等。
十月革命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由于国内斗争的严酷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中固有的革新与开放因素被窒息,而东正教和俄国专制主义传统中的保守与封闭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活并在斯大林执政时期逐渐占了上风。如苏联党内早期的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那种民主、自由和开放的朝气蓬勃气氛消失了,盛行的是斗争哲学和批判立场。如对国际共运外部大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各国反动派,对国际共运内部则大批国际和国内各种所谓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当然,在党内、国内也不排除有实用主义的批判,而不是主义纯洁的批判,即实际是被斯大林利用作了权力斗争的工具。但问题是并不仅仅限于这个范围,而是对马列主义(实为斯大林主义)之外几乎所有意识形态乃至学术流派持敌视和批判态度,即使自然科学也不能幸免。如著名的“李森科运动”就是苏联在遗传学领域反科学的大批判运动。
上述东正教的保守与封闭意识,通过布尔什维主义(被吸收的多为斯大林主义)渗透到中国,其表现是举不胜举的。如国民党推行的一整套苏式书刊检查制度(曾为蒋介石建立第一个特工系统的邓文仪,在苏联留学时就是专门学习和研究苏联政治保卫局这样的对内控制和情报机构,回国后还组织过苏式宣传机构——中华复兴社[7]);20年代在中共党内也曾大批“托洛茨基主义”和大抓“托派”;从延安整风开始改
68株 洲 工 学 院 学 报2005年
造知识分子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中经1957年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党思想”,到文化大革命则对“封、资、修”的东西统统“批倒批臭”。如此等等,多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事实,就不必多加论述了。当然,这些不仅仅是外来影响造成,而是外来影响与中国固有历史传统有机结合的结果。[8]
其三应该提及的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东正教思想和观念。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俄罗斯著名作家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都曾有很深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感并倾注到他们的作品中。普希金的早期诗作虽带有某种无神论色彩,但在其创作的晚期宗教则成为主题,其宗教意识得到充分表露。托尔斯泰被东正教会开除教籍,实际是因为他对上帝过于虔诚,而对教会产生反感和怀疑。他嘲讽了东正教那套繁琐的礼拜仪式,对基督教有自己独特的理解,重新解释和编写了《福音书》,以建立自己理想的人间天国。在其晚年,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宗教探索上。从这里也可看出,俄罗斯的基督教(即东正教)通过文学这一载体,特别是随着上述俄罗斯文学大师们的作品在中国的大量出版和发行,对中国读者的影响无疑是广泛而深入的;但是由于这些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及其作品本身所接受和融通的基督教思想和观念,并无鲜明的东正教特色,有的甚至还带有东正教异教色彩。所以,俄罗斯的基督教实际上对中国读者产生了影响,但却很难看得见这些影响,因为它们没有东正教的表征或符号;即使有,近代中国的读者一般也很难对东正教与天主教及基督教新教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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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n Orthodo xy's Influence on M odern China
LUO Xiao-hui
(Zhuzhou T eachers Co llege,Zhuzho u Hunan412007,China)
Abstract:Befor e the O ctober Rev olutio n,Russian O rtho do xy ex ert ed dir ect influence o n modern China,but t he influence was slig ht because it only serv ed as a too l of czarist Russia's diplo macy and agg r essio n and co uldn't act as pr opaga tor of adv anced culture w itho ut str ong ma terial and cult ur al suppo rt.Aft er the Octo ber Revo lution, t he str eam o f Or thodox r ites and co nser vat iveness,w ith Bo lshev ism(later o n Sta linism)and Russian lit eratur e as t he intermedium o r ca rr ier,per meated thr oug h China's spiritual and cultur al soil and ex er ted pro found influence o n it.
Key words:R ussian O rtho do x y;China;indirect influence 69
第2期骆晓会 论俄罗斯东正教对中国的影响
国际国内形势的心得体会 篇一：XX形势与政策学习心得 XX形势与政策学习心得 第1篇：XX形势与政策学习心得 从XX年9月至XX年1月，我积极参加《形势与政策》教学实践活动，主要参加了学习形势与政策课程、参加调查社会就业形势调查、组织班级就业大讨论团日活动等活动，总计2周时间。下面我就学习形势与政策课程方面的活动谈谈自己的个人体会。通过认真学习形势与政策后，加深我对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的形势与政策认识，使之达到一个全新台阶、新高度，学习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为我们今后面对世界的分析能力奠定基础。从形势与政策的学习中，我了解它对我们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仍要继续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八字方针。时代发展极大程度影响着我们发展的道路，根据时代发展趋势，从而提高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认真学习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我们必须从不断学习中提高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树立个人目标，从一个个小目标开始，努力奋斗，一步步努力完成，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四有"的优秀大学生；学习
形势与政策，积极结合自身，我们应该抓住新的战略机遇。只有国家的昌盛，才有个人的好发展。同样在这个沧桑巨变的时代，如何做到顺应时代的潮流，更好的为国家做贡献。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发展是非常快的，每年以8~9%的速度发展，世界惊呼：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展，同时也带来了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随之而来的起了"中国威胁论"这一说，但这实一些国家的无稽之谈。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中国的发展要注意以下两点： 一、要保证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不要错过珍贵的和平年代。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使国防、科技、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得到提高，才能充分保障国家安全，心得体会《学习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二、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有了良好的外交，才有良好的国际环境，才能吸引外资，为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关注世界。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其
俄罗斯东正教的特点 乐峰 东正教从拜占廷帝国传入俄罗斯后，迄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在其传播和发展过程中，适应俄罗斯的国情，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这些新特点表现为俄东正教与多神教的混合；俄东正教重视对圣徒、干尸和圣像的崇拜；俄东正教的排他性和不宽容；俄东正教的依附性；俄东正教的传教术等。 关键词：俄罗斯 东正教 多神教 传教术 作者乐峰，１９２８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一、俄罗斯东正教与多神教的混合 公元９８８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出于政治的需要，将拜占廷的东方正教引入基辅罗斯，他首先受洗入教，而后命令所有基辅罗斯人入教。由于“罗斯受洗”不是出于人民的自觉自愿，多数基辅居民对“受洗”存有疑虑或恐惧。因此，接受东正教只是一种表面形式。原来居民信仰的多神教经过改头换面后保存了下来，由此，便出现了“双重信仰”，说明罗斯人在其基督教化以后几百年间宗教意识的状况①。 东正教传入罗斯后，罗斯人民对它慢慢适应习惯了，新的圣像、十字架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而后在民族的传统中确立了下来，成为大多数人的东正教信仰。但是，当时在人们的观念中，不仅在老百姓，就连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中，仍然没有放弃对多神教神祇的崇拜。在人们的意识和生活中，新旧两种宗教密切的互相交织在一起，旧的多神教成为新的东正教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教会历史家伽利可夫斯基认为：罗斯人虽然已经受洗，但仍然崇拜和祭祀风神、太阳神、雷神、火神、畜神以及山妖、夜叉和吸血鬼……②东正教认为神圣的善恶神（天使、圣徒、魔鬼等）就是多神教的神灵们（山神、太阳神、山妖、林妖等）；在东正教徒看来，上帝的三位一体等于三个神住在一起；东正教把多神教的神的名字换成东正教的神的名字，如：泊伦（雷神）变为伊里亚（传教士），维列斯（畜神）变为弗拉西（圣徒）。 东正教与多神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既相信善恶两种本原，又认为恶神具有巨大的力量。一些恶神在多神教中所扮演的角色，同魔鬼在东正教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什 ① 参见И．А．克雷维列夫：《宗教史》，第１卷，莫斯科思想出版社１９５７年俄文版，第３４４页。 ② 参见伽利可夫斯基：《古代罗斯基督教同异教残余的斗争》，第１卷，哈尔科夫１９１６年俄文版，第１２６页。 103
摘要：对中国外交而言，国际关系正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转变，中国自身及其与外部关系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开创中国模式，日益与世界融合，并被视为变化着的世界中最重要的变量。身处这一历史转折期的中国外交战略，需要在自我角色定位、战略姿态和中长期目标等方面实现重大转进和提升。中国未来国际战略要把握世界发展变化大势，找准自身定位，以新观念、大思路谋篇布局、应对挑战，以宏大战略视野、超越性思维，实现具有创立中国和平发展范式意义的战略转进。 未来十年中国的国际战略可以说就是实现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不久前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明确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方针和政策。从国际战略角度讲，未来十年中国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大体可以概括为：把握世界发展变化大趋势，找准自身定位，以新观念、大思路谋篇布局、应对挑战，以我为主，扬长避短，用开创性思维破解难题。 一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拐点：国际关系正在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转变。一是世界力量格局演变进入多极时代。经济全球化催生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美欧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主导地位大大削弱，世界上出现了更多的力量中心、决策中心和行动中心；世界经济、政治重心东移，权力重新分配。二是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日益深化的相互依赖，它们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竞争与合作交织，形成一种竞合（co－opetition）关系。三是世界发展严重失衡，这在全球、地区和国家等三个层面皆有表现，而从经济、政治和安全等方面看，则表现为新旧矛盾叠加、交织、加剧，局部动荡此起彼伏，热点问题频出。恐怖主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这种失衡的一种反动。四是安全问题呈现前所未有的广泛化、复杂化。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界限日益模糊，而且与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交织。五是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全球治理成为国际政治中日益重要而紧迫的议题。六是国际政治呈现越来越多的社会性特点。非国家行为体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社会信息化加快推进，明显改变着传统国家政治生态和国家间政治的特性。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立的国际体系受到根本性冲击，改革和重组国际体系的进程已经开始。 “复杂性”是认识全球化时代和多极化世界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最重要概念，它比以往具有更深刻的含义，不仅是对国际关系状态的描述，更是现代国际关系本质特征的表现。认识这种本质特征的重要性如同我们认识“人的复杂性”，它包含前所未有的多元性、多样性、相互关联性、模糊性、不确定性和未知因素。正因为如此，我们说根据意识形态来划分同质或异质国家、决定国家关系的政治属性和亲疏，已经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 对中国外交而言，与以往处境最大的不同还不是外部世界的变化，而是中国自身的变化及其带来的中国与外部关系的变化。中国历经30多年改革开放，主动与世界融合，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开创中国模式，已成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日益被视为当今世界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中最重要的变量。我们观察、讨论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的发展变化时，再不能作为一个旁观者“冷眼向洋看世界”，而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局中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主角之一。处在重要历史转换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需要在自我角色定位、战略姿态和中长期目标等方面实现重大转变和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的自我国际定位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国，并以此规定自己所扮演的国际角色和外交作为。今天，尽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属性没有改变，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利益和影响已经遍及世界各个地区。有关地区和全球事务的重大决定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成为国际上认定的中国身份标签。身份的多重性是中国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国际角色的特点，而“日益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发展中大国”身份是中国外交的主要角色定位；应当继续不当头，不扛旗，但必要的领导性或引导性作用不应回避，而且这也是创立一种中国和平发展战略范式所需要的。在这两年的外交事务中，中国的角色转换事实上已经发生，而更明确地以此作为顶层战略设计定位并增强其宏观指导性的自觉意识，对提升中国外交战略的主动性和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 二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上述大变局向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展开的历史时期。对这一大变局，我们可以做两个大判断：一是中国与主要国家之间直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二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和挑战。在此期间，一方面是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大调整、大变革，另一方面是包括所有大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都面临政治经济变革的重大挑战，或经历转型的困难过渡期。重建平衡、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以及动荡和不确定性，交叉构成国际形势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国际地位提升不可避免地带来外部关系的某种紧张和矛盾冲突的加剧，中国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自身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会有意无意地被国际社会渲染、放大，甚至更容易被作为争端的“主要矛盾方面”。“中国威胁论”难免会被以各种方式不断炒作，进而会影响一些国家的对华政策。中国的国际战略，必须对这一形势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必须紧紧扣住“转变”这个关键词，必须以新的视角和站位来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展开创造性的思考、运筹并以之处置实际问题。
简述东正教对俄罗斯的影响 东正教是俄罗斯的国教，与天主教、基督教并立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目前也是第二大教派。“正教”在希腊语中是正统的意思，因此东正教也称为正教会或正统教会。十世纪以前俄罗斯的主要宗教是本土的多神教，直到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才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俄罗斯的基督教化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也就是在长期的与本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思想意识，改变了俄罗斯，培育了俄罗斯人的宗教性。1997年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更是强调了“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俄罗斯精神和文化形成于发张中的特殊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东正教对俄罗斯的文化、艺术、生活甚至是政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东正教是俄罗斯人精神文化之源。俄罗斯文字的形成是由东正教会的传入为前提产生的。东正教的传播要求很多神职人员，因此他们支持开办大量的学校，虽然主要目的是培养为完成圣礼的神甫，但客观上这些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俄罗斯著名作家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理等，都把很深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感写到他们的作品中。 俄罗斯绘画的起源与基础来自于东正教拜占庭风格的俄罗斯古典绘画艺术，随着东正教的传入，俄罗斯掌握了拜占庭的艺术风格和画技。在俄罗斯东正教的文化中，绘画成为人类与神沟通的媒介，这就给宗教绘画赋予了崇高的境界。东正教不但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石建筑艺术的发展。俄罗斯的建筑艺术在10-11世纪达
到了很高的水平，宗教成为俄罗斯建筑艺术发展的动力因素。还有音乐剧《圣母俄罗斯》就是用音乐的形式来表示东正教对俄罗斯文化生活的影响。 在接受东正教后，俄罗斯人了解了“罪孽”的概念，禁止了祭祀、贩卖奴隶、限制奴役，使得他们成为最具品格的民族，在现实生活中东正教所宣传的爱与宽恕的思想处处可见。 俄罗斯独立以来东正教不断拓展势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普金就是一名虔诚的东正教教徒，他执政后很重视宗教的作用，因为在历史上东正教是统治阶级维护政权的有效工具和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总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2001年俄罗斯权威机构社会结果显示俄罗斯人55%信奉宗教，其中就有91%信奉东正教。由此可以看出东正教已经融入到俄罗斯人的精神里，东正教不仅创造了俄罗斯，而且也在精神上哺育了俄罗斯人。
主要原因在于，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一直积弱不振。导致美国 一国做大，成为了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和太平洋周围韩、日、澳大利亚等国际集团由于猛然间失去对手而自己又没有走出冷战思维，从而产生了一种彷徨、无力的感觉，在这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已走上了正规，国力正大力增长，各个方面都有了巨大的飞跃式发展，再加上在89年的时候在我国中心地带出现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和我国自身的大规模人口基数，从而送给了那些国家集团一个良好的目标和借口(当然，没有这些那些国家也会找到他们认为合适的理由的。）。那些国家集团为了找到一个转移国内矛盾的目标，同时也是为了找到一个他们自己存在的理由从而刻意的引导自己国家的舆论将中国妖魔化、威胁化（当然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各行业快速发展也对国际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而以使自己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有理由继续获得国内的支持其高额的军费开支。当然，中国应该抛开这些噪音，专心发展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千万不要上这些国家的当，不要像印度一样顺着他们的心意去走，从而成为他们的走狗。只要国家真正的强大还怕别人的几句闲话吗？就好像有一句话，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的阴谋诡计都是苍白无力的。 1，抹黑中国找借口提高军费开支研发新装备等中国周边国家恐慌找它买武器撑腰 2，众所周知，美俄各自拥有4000多枚现役核弹头，占全球核弹头的90%以上，即使按约定进行“大幅”削减，仍在核力量上对中国保持 压倒性优势。但美国大学生近日一项非常规项目却得出荒谬结论，宣称中国核武器库可能比目前估计的多很多倍，最多可能达3000枚。 美军称不确定中国真正军事实力加大“中国威胁论”炒作 3，认同，反驳认同中国威胁论 ?中国核武恫吓坐实中国威胁论自由电子报社论 ?陈劲松：盗版大国与“中国威胁论”陈劲松个人文章*新中国威胁论海儿个人文章 ?刘宗正：中国威胁论刘宗正个人文章 [编辑] 反驳中国威胁论 ?有些国家为何不能善待中国的发展？林治波个人文章 ?李翌鹏：换个角度看“中国威胁论”出处：李翌鹏个人文章 ?董志勇：中国是亚洲经济发展的威胁吗？出处：董志勇个人文章4，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世 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各种
东正教与当代俄罗斯价值观的重塑 苏联解体后，东正教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其丰富的伦理观对处于转型时期俄罗斯价值观的重塑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对国家的发展方向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历史演进 东斯拉夫人是俄罗斯人的祖先。在统一的国家建立之前，东斯拉夫人有着自己的宗教多神教。随着基辅罗斯的建立，统治者们为了建立统一政权，以一神教取代多神教。后来，在基辅罗斯入侵拜占庭帝国的过程中，基督教传入俄罗斯。1054年，基督教正式分裂为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天主教及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正教。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新兴的奥斯曼帝国灭亡。日益强大的莫斯科莫斯科大公国成为东正教新的中心。东正教的引进对俄罗斯社会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统治者通过东正教结束了多神教带来的混乱局面，为确立稳固的君主政体奠定了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在俄罗斯，东正教依附于世俗权力，是统治者手中掌握的精神工具，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东正教教会也借助世俗权力获得了在宗教界的领导地位，具有凌驾于其他宗教派别之上的绝对优越性。东正教在俄罗斯的传播促进了文字的形成及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和价值观也深受东正敎宗教伦理的影响。一直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建立之前，东正教在俄罗斯民族的政治、精神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拥有国教的重要地位。苏联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改变，东正教的发展受到重创，很多教堂被关闭，宗教人士受到迫害。苏联解体后，在社会转型期间，俄罗斯国家领导人基于历史和现实，以宗教取代了无神论，东正教的地位和发展又迎来了一个新时期，对俄罗斯各个领域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二、东正教的伦理观对当代俄罗斯价值观的重塑 宗教往往蕴含着鲜明的伦理观。东正教的伦理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弥赛亚救世观。“弥赛亚”由圣经《旧约》中的“膏油”、“涂油”、“涂膏者”等词语演变而来的。根据基督教教义，被涂膏者是上帝的使徒，担负着拯救世界的使命。在俄罗斯帝国的发展扩张时期，弥赛亚意识是其坚定的精神基础。苏联解体之后，弥赛亚意识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在在民族迷茫徘徊之际，传统的精神财富成为人们重拾民族自信，自我拯救、提高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精神来源。尤其是在照搬英美模式受挫的困顿中，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意识重新升腾起来，成为在困境中激发爱国主义的重要动力，是当代俄罗斯价值观重塑的重要资源之一。 东正教中蕴含的第二个重要的伦理观是以聚合性为基础的集体主义。俄罗斯宗教学者认为，聚合性是指人所共在的世界并不是按照人的世俗法规来实现统一，世界的统一唯有神赐，即在灵魂同一的前提下实现全世界精神的统一。聚合性被认为是东正教相对于西方基督教的独特优势。西方基督教崇尚个性自由与独立，从而导致在精神道德层面普遍的利己主义和个人至上的倾向。而东正教崇尚聚合性，强调自由与统一相融合。因此，俄罗斯宗教学者认为，西方文明因其
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认识和分析中国和当代世界的问题，必须具备历史纵深感，以史为鉴，从历史比较重汲取智慧、把握规律，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和评价世界，要善于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认识问题，从全球的角度来观察和认识问题，通过对当今世界各种力量、各种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来把握住事件发生发展的本质，对现象有一个理性的正确认知。要善于通过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来观察和认识问题。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深化，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越来越大，同时当该中国的前途命运也紧密的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要深入准确的看待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必须与历史相结合，与时代背景相印证，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而不能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从世界整体中孤立出来、单独分析，否则只能是空谈，而没有实际的参考价值。国际舆论中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由来已久，其中“中国威胁论”具有更广泛的市场。从历史上看，在冷战之前，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后，美国曾经鼓吹过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会对邻国以及亚洲国家造成危险，而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苏联也曾兜售过“中国威胁论”，其原因是认为中国会威胁其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统治地位。冷战之后，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中国经济、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在美国的西方国家的大力宣扬之下，“中国威胁论”又泛滥起来。中国崩溃论也并不是新鲜话题。早在苏东剧变时，西方就兴起了第一波“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必然要呗西方资本主义所征服，但之后中国不仅抵挡住了西方和平演变的压力，而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飞速发展，西方又把“中国崩溃论”的重点转向经济，开始唱衰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各种关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以及相似的论点比比皆是。在当代社会以和平与发展为前提的背景下，伴随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社会也相应调整了对华策略，希望通过这些言论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扮演的角色进行约束与限制。“中国威胁论”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使他们感到了威胁，害怕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流行进而影响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同时，中国在国际事件中的话语权不断提高，特别是在某些国际事务中中国与俄罗斯在观点上达成一致时，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霸权角色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宇宙警察的职能受到限制。所以时下，中国与邻国各种领土、领海争端纠缠不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
俄罗斯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传统的国家。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无论是最初的多神教还是后来持续久远的东正教，都在俄罗斯的广袤土地上找到了繁殖的土壤。它们的传播带给俄罗斯的不仅仅是宗教的信仰，还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诸多方面，并以其强势的姿态给社会和生活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建筑艺术在俄罗斯的繁荣和发展亦是见证了这个铁一样的历史演变进程，并以其各个时期的艺术形式和建筑风格昭示出这种演变的真实风貌。本文正是基于宗教因素介入和指引的思想上，将俄罗斯建筑的辉煌与伟大作一个关联的呈现。重点论述在20世纪之前的俄罗斯建筑发展史及其所受的宗教影响。 关键词：俄罗斯建筑宗教东正教 引言 关于俄罗斯东正教和俄罗斯建筑的书目不胜枚举。其中乐峰先生的《东正教史》是前者比较典型和突出的代表作；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教授的译作《俄罗斯建筑史》，应当是关于后者的文献中比较权威的著作之一。北京大学教授任光宣所著的《俄罗斯艺术史》对俄罗斯的建筑也有专门的论述。而将宗教文化与建筑相联系并将这种联系进行研究的著作尚未发现。本文的初衷在于：俄罗斯的宗教文化传统和建筑艺术传统都是非常优秀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而这两种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是如此显著和强烈，每一个欣赏俄罗斯文化艺术的人都不应忽视，而是应当更加真切地用身心去体验它。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强调联系，同样的理论可应用于俄罗斯的宗教与建筑。本文的重点是介绍建筑艺术的发展，而宗教的动力因素被看作建
筑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为宗教服务的祭祀建筑——教堂，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俄罗斯的建筑艺术是伟大的，它有着与生俱来的古朴风格，同时在不断的宗教文化势力的影响下，具有了为宗教服务的浓厚性质。本文在简要讲述俄罗斯的建筑历史发展的同时，着重论述建筑中的主流建筑——宗教建筑，即“教堂”的主要艺术取向，历史特征和发展趋势，力图体现建筑艺术所受宗教的影响之深刻。其中从东正教作为中世纪俄罗斯国教的地位来看，它的影响无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应当着重讲述。当然，在例举的同时，不免涉及建筑方面的专业术语。本文举其大概特色，尽量避免枯燥罗列，做到有主有次。对建筑主体的描写可能是不全面的，但却会不遗余力地突出中心。 建筑是艺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将世界文化划分为21个文明单位，其中俄罗斯文化被称为“俄罗斯东正教”，这非常突出地表现了宗教特别是东正教对俄罗斯文化艺术领域的强烈影响。 特别是在中世纪，宗教文化对建筑起过重大的作用。建筑通常是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和自然土壤之中的，但是宗教文化的力量将相距数千公里，政治体制并不相同的国家和地区纳入到一个建筑文化圈中。而这时的主要文明国家和地区被几个宗教势力所囊括：一个是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一个是北非、中亚、西亚、印度和西班牙的伊斯兰教世界，一个是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印度教-婆罗门教世界。其中，基督教世界又可分为东正教和天主教，后来又有新教的世界。宏观的说，
对现阶段中国国情的认识和看法国情是国家发展的依据和出发点，它包括：历史国情、自然国情、现实国情。 基本国情是各类国情的概括和提炼，它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三个“没有变”，是对中国发展现阶段和历史方位的准确判断。它们分别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三个“没有变”是对我国现状的历史性定位，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机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第三，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 第四，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 第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 第六，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七，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 第八，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改革开放，科学发展有了成绩，是客观的事实，也是好的，但如果我们将这份鼓舞过分演化为自我陶醉或洋洋自得就不好了。正因为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所以我们不得不清醒认识到，我们是在崛起，但眼下我们还有诸多问题和困难有待解决。过早沾沾自喜，只会弱化我们进步的动力。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虽然世界第二，那么人均国民总收入呢？06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是7476美元，位居世界第94位。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还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众所周知，国际贸易方面我国是以出口大国的姿态步入世界市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总额增长约数十倍，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然而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依然偏低。显然，在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我国
俄罗斯留学必知的东正教节假日介绍 东正教在沙俄时代是国教，十月革命后教会的活动受到了限制。苏联解体后，东正教重新活跃起来。东正教的节日繁多，其中复活节最为重要。和看看俄罗斯留学必知的东正教节假日介绍。 一、复活节 东正教最大的节日是复活节。复活节是东正教最古老、最突出的节日，是“节日中的节日”。它为纪念耶稣复活而设，在每年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举行，一般在三月底四月初。这个节日来源于《圣经》中关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记载。 复活节前夕(星期六晚上)，在耶稣像前点起油灯，供上圆柱形的鸡蛋面包及染成各种颜色的鸡蛋。晚上教徒手持蜡烛和彩蛋到教堂门口排队。夜间12点正，圣门敞开，内有教士喊：“耶稣复活了!”人们都跟着喊：“耶稣复活了!”并且互相拥抱、接吻、交换彩蛋。然后教士把少量的面饼和葡萄酒分给教徒吃，把面饼称为耶稣的“圣体”，葡萄酒称为“圣血”，谓之领“圣餐”。据说，吃了“圣餐”的人会得到幸福。 二、十二大节日 1.主降生节 主降生节又称圣诞节，是纪念“耶稣诞生”的节日。东正教的圣诞节日期与天主教的不同。天主教把12月25日定为圣诞节;东正教因历法不同，节期也不同，东正教把圣诞节定在公历1月7日。长期以来，不论是否是教徒，俄罗斯人都隆重庆祝这一节日并把12月24日至1月19日之间的这段日子定为圣诞节期。俄罗斯人认为圣诞节是新的一年的开始。在圣诞节期间，人们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占卜，吃圣诞鹅，装饰圣诞树。由于这一节期正好在元旦前后，所以往往和迎新年的各项庆祝、娱乐活动交织在一起。 2.主领洗节
主领洗节又称显现节或主显节，是纪念耶稣在约旦河里接受先知约翰洗礼的节日。东正教把主领洗节定在公历1月19日。这一天，俄罗斯人除去教堂祈祷外，还要到江河里破冰取“圣水”，健康的人还要跳进冰窟窿里洗一洗。按风俗习惯，18日晚上，人们要进行占卜。特别是女孩子可在此时占卜自己的终身大事。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现在。 3.主进堂节 主进堂节又称圣母行洁净礼日。东正教把主进堂节定在公历2月14日或15日。此节是纪念圣母玛丽亚在生育耶稣满了洁净期后，带婴儿耶稣进圣殿，为自己行洁净礼，将婴儿耶稣献给上帝。 4.圣母领报节 东正教把圣母领报节定在公历4月6日。此节是为纪念圣母玛丽亚领受天使向她传报上帝的旨意，告知她将由“圣灵”感孕而生耶稣。 5.主进圣城节 主进圣城节又称棕枝主日，东正教把主进圣城节定在复活节的星期日。此节是为纪念耶稣“受难”前不久，骑驴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当时群众手执棕枝踊跃欢迎耶稣。为表示纪念，此日教堂多以棕枝为装饰，有时教徒也持棕枝绕堂一周。 6.主升天节 主升天节又称耶稣升天节。东正教把主升天节定在复活节(每年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后第四十日，即公历5月14日和6月17日之间。此节为纪念耶稣“升天”的节日。据《新约圣经》记载，耶稣于“复活”后第四十日升天。 7.圣三主日(复活节后第五十日后的星期日) 8.主显圣容节(公历8月18日) 9.圣母安息节(公历8月27日) 10.皇母圣诞节(公历9月20日)
俄罗斯与东正教文化复习要点 1. 俄罗斯历史 俄罗斯位于欧洲的东部和亚洲的北部，国土面积1700万平方公里，陆地所接壤的国家有十余个。俄罗斯的主体民族是斯拉夫人，斯拉夫人分为东斯拉夫、南斯拉夫和西斯拉夫三支，其中东斯拉夫人人数最多。东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被称为“罗斯”。 公元9世纪时，以基辅为中心的“基辅罗斯”国家建立，统治者自称“大公”。基辅罗斯国受到南面的文明大国拜占庭的影响。东正教是基辅罗斯接受拜占庭文化的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为迎娶拜占庭公主，决定改宗教信仰，把东正教定为国教。而在“罗斯受洗”之前，俄罗斯的宗教信仰是多神教，东正教定为国教以后，迅速扩展为全民的宗教信仰，渗透到俄罗斯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文字到建筑，从宗教信仰到社会生活，无一不在东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俄文字母直接采用拜占庭僧侣创制的基立尔字母，起先有43个字母，后来逐渐演变为今天的由32个基立尔字母构成的俄文。建筑艺术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样式，俗称“洋葱头”建筑。还有音乐和绘画，等等，都体现着东正教的教义和思想。 到13世纪，基辅被蒙古大军攻克，基辅罗斯国灭亡。基辅罗斯的东斯拉夫民族也就逐渐分化，最终演化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 13世纪时，莫斯科公国的版图开始急剧扩展。伊凡三世在位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家。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时，被主持仪式的总主教宣布为“沙皇”，“沙”源于拉丁语词，意为“大皇帝”。此后的历代俄罗斯皇帝都被称为“沙皇”。 1613年，俄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建立。1712年，彼得一世迁都圣彼得堡，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主要内容有：削弱大贵族；收回军权，加强沙皇的专制权力；改进军事设备；开办各类军事学校；建立和扩大海军；简化斯拉夫字母，创办报纸，建立科学院，推行学校教育；还有就是提倡西欧的服饰礼仪和生活方式。1725年根据彼得一世的赦令，俄罗斯科学院成立。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俄罗斯迅速强大起来，因此他也被人们尊称为“彼得大帝”。 1755年根据皇帝的旨意，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创立了莫斯科大学，女皇的宠臣亲任学监。莫斯科大学不仅招收贵族子弟，同时也招收贫民子弟，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大学。创办人罗蒙诺索夫是俄罗斯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自然科学的奠基者，同时还是一位诗人。他提出物质与运动守恒的理论，并进行实验。 1825年12月，参加过卫国战争和巴黎远征的部分青年军官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并在1825年12月乘新沙皇即位之际，分别在乌克兰和圣彼得堡举行起义，史称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它成了俄罗斯人民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的标志。 1917年3月，圣彼得堡爆发了工人武装起义，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至此，统治了俄国300余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宣告终结。史称这次起义为“二月革命”。俄历1917年10月24日（公历11月6日），圣彼得堡工人和士兵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并于次日深夜占领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同日晚，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此建立。 经过将近70年的风风雨雨，1991年12月25日晚，苏联正式解体。俄罗斯跟其他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一样，各自成为了独立国家。
简论基督教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摘要] 公元988年，罗斯受洗，基督教被定为国教，从此基督教作为罗斯社会的一种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深地植根于俄罗斯民族的灵魂之中。基督教精神逐渐与俄罗斯民族的天性融合，沉淀在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对俄罗斯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论述了基督教与俄罗斯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对俄罗斯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并从政治、地域、民族性格和村社制度几个方面简要分析产生这种深刻影响的根源，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俄罗斯文化，促进两国人民的沟通和交流。 [关键词] 俄罗斯基督教文化影响根源 一、宗教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本文所论述的文化定义取其狭义，即倾向于精神文化部分。而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主要由信仰、仪式、道德、经典和组织等构成，信仰是宗教的核心。我国学者梁漱溟认为“人类的文化都是以宗教为开端；且每以宗教为中心，人群秩序及政治，导源于宗教；人的思想知识及各种学术亦无不是源于宗教。”同时，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别尔嘉耶夫曾说，文化是拥有宗教内涵的人之精神道路。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凡有文化必有宗
教”。 在对人类文化进行整体分析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人类文化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宗教的影响，并且尤其明显的体现在宗教对人们道德观念、价值尺度等世界观的影响上。文化从来都是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具有宗教性的特征。宗教与文化相得益彰：宗教因其文化性而根深蒂固、流传广泛、影响久远；文化因其宗教性而扑朔迷离、意蕴深刻、绚丽多彩。分析文化的宗教性特征对于正确解读文化现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基督教对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基督教的传入使古罗斯有了统一的意识形态的道德构建俄罗斯一向被认为是最具有宗教品格的一个民族，10世纪前，俄罗斯人主要信奉的是本土的多神教。公元988年，符拉基米尔大公（владимир）迎娶拜占庭公主，“罗斯受洗”，拜占庭式的基督教（东正教）被定为国教。从此，基督教成为了罗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意识形态，与俄罗斯国家、民族、以及民族文化和民族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潜伏在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中。罗斯受洗奠定了俄罗斯文化基督宗教性的基础，罗斯受洗后，基督教精神逐渐渗透到了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入了俄罗斯文化的精神内核，成为俄罗斯文化精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正处于萌芽期的罗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宗教基础，开创了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历史新纪元。一方面，基督教思想
简要概述东正教对于俄罗斯文化的意义 俄罗斯民族文化是和东正教联系在一起的。从公元988年俄罗斯受洗开始，东正教就开始影响这个民族，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对俄罗斯物质文化的影响，中世纪俄罗斯主要的文化成就是绘画和建筑，而这些绘画和建筑主要体现的就是宗教文明；到了近代，教会的地位逐渐下降，但是在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中，它已经生根发芽，影响了整个民族就精神状态，塑造了俄罗斯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 俄罗斯受洗在俄罗斯历史上具有重要作用。它标志了俄罗斯由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转变，代表着一种先进文化的的东正教开始进入俄罗斯文化，使得俄罗斯各民族的信仰统一，从而促进了东斯拉夫各部落的团结，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民族性”和：国家性“的意识开始萌芽。这大大促进了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东正教的进入也让俄罗斯这个国家加入了基督教世界，也就是加入了西方世界，使俄罗斯国家与西方整个基督教国家，建立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在如今的俄罗斯，东正教也在政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东正教对俄罗斯人民生活方式的影响。俄罗斯人接受东正教之后，在各个地方广泛地建立教堂，因为教堂是东正教徒礼拜的场所，围绕着教堂，形成了一些小的城市。于是，本来是一个农业国家，现在逐渐走向了城市化的道路。所以说，城市文化正是由于东正教的引入才在俄罗斯开始。 东正教对俄罗斯艺术文化的影响。在蒙古入侵之前东正教的最重要代表的拜占庭文化是罗斯文化的最重要来源，拜占庭文化的引入丰富了罗斯民族的文化生活，让十分封闭，并且尚未脱离原始公社的俄罗斯在文化认知上实现了一个飞跃。此外，俄罗斯人的文字，就是由于东正教会的传入，才开始产生的。教会的斯拉夫语成为基辅的书面语言，同时也是官方语言，东正教的引入更使大量希腊词汇流入基辅。基里尔字符成为俄罗斯文字的基础，这一变化为日后俄文的正式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再者，俄罗斯的建筑艺术在10—11世纪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宗教成为罗斯建筑艺术发展的动力因素。10世纪末,东正教的传入不但促进了石建筑艺术的发展,而且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随着东正教的传入,罗斯的画师们掌握了拜占庭的艺术风格和几百年来锤炼的画技。 在教育方面，东正教也对也对俄罗斯产生一定的影响。东正教的传播要求大幅度提高神职人员的数量，因此支持开办大量的学校，虽然主要目的是培养为完成圣礼和“教区管辖下教徒的科学教育”所必需的神甫，但客观上这些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 东正教是俄罗斯人精神文化之源。基督教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最初被统治者自上而下强加给人民，但是在长期的与本民族自己的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思想意识，改变了俄罗斯文化的精神面貌，培育了俄罗斯人的宗教性，巩固了俄罗斯人超越个体自身存在的精神性。正如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人民按其类型和精神结构是宗教性的，甚至就是脱离了东正教，俄罗斯人也会继续寻找上帝和真理。因此俄罗斯的无神论，虚无主义，唯物主义都带有宗教色彩。 综上所述，在俄罗斯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东正教在创造俄罗斯文化，哺育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深深地融入了俄国人民的生活，成为流淌在他们血液里不可分割的精神物质。
谈谈对中国威胁论的认识 所谓“中国威胁论”是指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增强，将对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国际秩序提出挑战，从而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构成威胁。它是西方国家臆造出来遏制中国发展的舆论武器和心理战术，具有很强的负面影响。在西方政客趋之若鹜的大肆鼓吹下，“中国威胁论”更是层出不穷、咄咄逼人。 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根据“购买力评价法”对未来几十年中美日三国的经济发展规模进行估算，认为按目前的速度和潜力，中国将于2010年超过日本，于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总额最大的国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将对世界带来“威胁”，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经济大国”而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了。“中国军事威胁论”是其重要论调，也是“中国经济威胁论”的目的所在。该论调的理论基础是西方“权力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崛起国随着实力的壮大，必然挑战主导国的体系领导权地位，战争不可避免。西方认为中国就是这样的崛起国，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必然大规模地发展军事力量，走对外扩张争夺霸权的道路。 中国威胁论在捏造者的眼里主要有两方面：中国军事威胁论和中国经济威胁论 一中国军事威胁论 俄专家称中国威胁不容忽视应联合美国共同对付，中国武装力量,如果没有核威慑的话,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摧毁俄远东军区、西伯利亚军区和太平洋舰队的抵抗。 俄罗斯军事专家亚历山大-莫兹戈沃伊在《国防》月刊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除了传统对手美国之外,伊朗的活动也会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而来自中国方向的威胁同样不容忽视,为此俄美需要联合应对潜在的中国威胁。 美报告声称，中国潜艇已能在局部形成“包围”之势。美防务界的这种渲染纯属夸大其词。 美炒作中国潜艇威胁加紧关岛核潜艇部署。 二中国经济威胁论 津上俊哉写《中国崛起》普荣获日本权威奖项“三得利学艺奖”，该奖项被视为日本学术界的“龙门”。促使津上俊哉写《中国崛起》的原因在于2001年日本突然掀起的“中国经济威肋论”。中国经济让人始料不及的高速发展，给很多日本人带来了冲击，“竞争对手在崛起”这种不安意识频频袭来。当时整个日本朝野竞然齐声高唱“这些都是中国造成的！ 在反驳其他形形色色的威胁论方面，我们还要揭示其荒诞不经和少数国家狼狈为奸联合宣扬“中国威胁论”的罪恶本质和险恶用心。他们之所以害怕中国崛起，散布中国威胁论.主要是受三种思维影响。 一是强权政治思维。欧美把握世界强权几个世纪，深受其益，但却以广大弱小国家深受其害为前提。奉行强权政治者打心眼里不愿见到其他国家发展壮大，按照其逻辑，新崛起的国家一定会挑战现有强权的地位，与之争夺资源和对世界的控制权，损害它们的利益，从而导致“大国政治的悲剧”。面对中国崛起，他们心急如焚，努力寻找一切可以遏制中国发展的机会。 二是冷战思维。冷战结束快二十年了，但国际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固守冷战思维。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始终持敌视态度。面对中国崛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他们深知西方无力阻挡这个进程，但却寄希望于西方能够“融合”、“塑造”中国，使中国变成符合西方标准的国家，同时也乐见中国崛起放慢速度，甚至失败，于是利用各种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以图迫使中国按照他们指定的方向前进。 三是殖民思维。殖民主义制度已经死亡了半个多世纪，但一些人的头脑中仍然存留着殖民主义观念。在他们看来，白皮肤的欧美人是优等种族，只有他们才有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创造发展模式。“非我族类”，只有接受它们的指导，才能发展起来。他
苏联时代的东正教 东正教又称正教、希腊正教、东方正教，是基督教中的一个派别，主要是指依循由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所流传下来的基督教传统的教会，它是与天主教、基督新教并立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正教”的希腊语意思是正统。与天主教和新教相比，东正教更具原教旨主义倾向和保守性。三大教派都信仰基督，但从圣经中吸取的“真理”却各有侧重。东正教标榜正教信仰是源自基督和使徒纯一不变的正道，指责西方天主教讲求“商业救赎”，指责新教避讳内心的痛苦与折磨，只追求外在生活的明朗与欢乐。总之，东正教不能容忍的是蕴涵于天主教与新教之中，导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滋生的那些因素。 东正教于公元988年。即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当政时期传入俄罗斯，至今已有一千年的历史。在过去200多年里，俄罗斯经历了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19世纪宗教改革、民主主义运动和20 世纪的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从建立到解体等沧桑巨变。 而在苏联时代的东正教，其实也经历了四个时期。 一是苏维埃政权与东正教会时期。在列宁的领导下，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于1917年取得了胜利。革命胜利之后，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宗教的法令和政策，比较重要的法令和政策有：（1）“土地法令”，削弱了东正教在经济上的实力。（2）“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该宣言废除了一切民族与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3）“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东正教会不再是国家教会了，国家不干预教会事务，教会也不干预国家事务。这些措施引起了教会及其神职人员的强烈不满和仇恨。他们借口保卫宗教和教会，激励煽动教徒反对苏维埃政权。东正教在这个时期里与其他教会联合；召开全俄东正教大会决定恢复牧首制；勾结外国干涉者；组织反革命队伍。1922年苏联遇到灾荒，吉洪牧首因鼓动神职人员抵抗政府没收教会财产用以解决人民饥饿问题的决定而被捕入狱，而最后愿意在政治上忠于苏维埃政权。尽管如此，反苏维埃政权的思想情绪，在东正教神职人员中间仍然时有出现。 二是卫国战争与东正教会时期。1941-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表示支持。从战争开始，教会领导人就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号召全体教徒去跟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作斗争，动员各级神职人员和广大教徒为国家捐募钱财，用以购买飞机、大炮、坦克和军需品。政府用教会捐来的钱财组建了一个坦克纵队。由于他们的爱国行动，最高统帅斯大林和外交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接见教会领导人并表彰了他们的爱国行动。虽然在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占领区仍有少数神职人员充当了奸细，他们出卖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配合敌人反对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但在这个时期里，1943年成立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事务委员会的，它直属于苏联部长会议，其目的在于管理好教会组织，团结广大教徒群众。同年，政府同意举行了全苏东正教地方主教会议的，大会选举出已空缺多年的牧首，谢盖尔都主教被选为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同时，苏联政府也允许教会开办神学院校，解决神职人员后继乏人问题，并允许出版宗教刊物，供教徒使用。这些问题的解决使都表明了教会与国家关系趋于正常化。教会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三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与东正教会时期。卫国战争结束后，东正教一直与苏联政府保持着比较协调的关系。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他在宗教问题上实行了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忽左忽右，摇摆不定。在赫鲁晓夫执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