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方法论
期末论文
题目：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
学生姓名：宋舒赟
学号：0143700204
专业班级：汉语国际教育17班
指导教师：赵鸣岐
摘要：《中国历史研究法》是钱穆先生讲述他史学理论和治史方法的主要著作之一。纵观全书，贯穿其中的不仅是钱穆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担忧和思考，更是其极具现实意义的史学方法论思想。本文试图从钱穆先生其人、钱穆先生史学方法论思想内容及其对史学研究的启发三个方面来论述对钱穆先生的史学方法论的看法以及阅读《中国历史研究法》后的感想，并且试图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谈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对当代学生和青年学者的影响。
关键字：历史研究方法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传统文化
引言
“历史是什么，怎么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是什么，这些是历代学人孜孜以求的问题。”①近代以来的许多学者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进行了解释，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更是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深刻的讨论。瑞典马悦然教授评价钱穆时说到：“钱穆在本世纪的中国史学家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②钱先生一生的史学著作和学术著作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史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在中国现代史学史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作者其人及本书简介
（一）作者其人
钱穆( 1895～1990) , 字宾四, 江苏无锡人, 著名历史学家。他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并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他以《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举成名。
（二）本书简介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钱穆先生1961 年在香港的8 次演讲汇集而成的。2001 年由三联书店重版。这本书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社会史等六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和方法。此书还附录了他早年的两篇论文《略论治史方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这篇文章中体
①刘西真、王娜.《读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大众文艺.2012（16）
②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25页
现的思想与正文的思想是一致的。
二、钱穆史学方法论思想的内容
钱穆先生作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不仅撰写了丰富的史学著作,还继承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对史学研究方法作了很多阐述。史学研究方法实际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具有普遍性和原则性的研究方法,可以适用于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亦称为史学研究方法论; 一是史学研究不同层面和领域运用的专门方法,也称史学的具体或专门研究方法。③钱穆对此都有相当丰富和精辟的论述。本文主要就其史学方法论思想作一初步分析。（一）注重不同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特殊性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钱先生在开篇就给历史定义了三种性质。即, 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这三种性质是他后文所论述的研究不同历史的方法的共同基础, 在钱穆先生的几讲中共同的观点就是: 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 必有其特殊性。
历史研究应当注重不同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特殊性, 就是要求研究者从历史本身出发, 而不是从主观出发来研究历史。如,中国史的进步似乎不重在社会经济方面,而重在政治制度方面。若论经济状态, 中国社会似乎大体上停滞在农业自给的情况之下。然而中国政治制度由封建到统一、由军人政府到士人政府、由士族门第到科举竞选, 实有层累的演进。钱穆重视历史研究的特殊性, 是因他十分强调民族性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他说, 历史不仅是文化生命, 还必须是民族文化生命, 没有民族特征和精神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民族是历史文化生命创造的主体, “文化必有一主体, 此主体即民族”④。
钱穆先生所强调的历史研究贵在求其不同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特殊性，实际上,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片面强调历史研究的普遍性和以西方历史发展模式为标准来衡量与评价中国历史的做法的有力批判, 具有现实意义。当然, 钱穆过于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特殊性, 忽视了如何寻求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普遍性, 也是片面的。
（二）通与变相结合
历史研究所以要通与变相结合, 是由历史自身的本质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决定的。历
③刘卫、徐国利.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 史学月刊.2002（10）
④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第43页
史研究做到通与变的结合, 这是钱穆先生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首先，研究历史既要有会通的眼光和方法, 又要明变。其次, 钱穆认为, 历史研究的会通和明变应当结合起来。
钱穆关于历史研究必须将通与变相结合的思想,在历史观上本源于《易经》的通变史观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生命哲学思想,而直接的理论来源则是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思想。钱穆对司马迁备为推崇,说“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十个字“可以说乃是史学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最高境界,亦可说是一种历史哲学”。此后的中国史书“都不能有太史公这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理想和伟大见解了”。⑤钱穆的贡献在于,他吸收了近代西方生命哲学和文化生命史观的一些观念,对历史生命的通变及其相关的历史研究法作了现代意义的诠释,使中国传统的史学通变思想在理论性和时代性方面获得了重要发展。
（三）通与专相结合
“通”有两个方面的涵义: 一方面是指对客观历史的通盘了解，另一方面是指对与历史学相关知识的全面掌握。与此相对应，“专”涵义应该是: 一是指对社会历史各个领域的具体了解, 二是指要深入掌握历史学本身的知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是“如何研究通史”，后面七讲分别对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和文化史的研究法作了详细阐述,充分体现了历史研究必须讲究通与专相结合的思想。首先, 通专结合, 应做到通史研究与专门史研究的结合。其次，通专结合, 是指历史研究应该具备的一种知识结构。
钱穆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史观、中西学术传统的本质及特征等方面出发, 对历史研究通与专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和精辟的阐述。他犀利地反对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界一味追求西方学术重视学科分类, 而忽视学科会通、片面重视专家之学的风气, 进而提出了通与专相结合的史学方法论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
（四）考据与义理相结合
钱穆认为, 历史研究既要重考据, 又要讲义理, 遵循考据与义理辨证结合。他十分⑤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民书局.1980年.第92页
重视考据, 说:“讲历史该有考据, 不能仅凭思想。”⑥同时, 不能只讲考据, 尤其是将考据学等同于史学。他又认为, 治史更贵讲义理和思想。历史考据要有义理的指导, 不能离开义理来考据。历史研究需要考据来明辨是非, 然而,“要是非不谬, 那都有关于义理”⑦钱穆先生不仅对历史研究必须将考据与义理相结合作了深人阐述, 而且对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片面强调考据或义理,割裂考据与义理的做法及其实质和危害做了十分尖锐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当今,钱穆所批判的历史研究风气依然存在, 他的独到的见解实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警世之言, 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钱穆史学方法论思想的启发
钱穆先生的史学方法论思想是由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决定的。由于他坚决主张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本源复兴和建立中国现代新史学,轻视西方史学,反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西化趋向和风气,所以他的史学方法论思想既有浓厚的传统性,又有强烈的现实性，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和思考。
（一）以史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钱穆先生写本书的目的是：“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⑧而钱穆先生也是一生“为故国招魂”，主张以“温情和敬意”对待中”对待中国的历史文化，反对历史研究和学术研究中的各种形式的民族、历史和文化虚无主义，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史态度与方法，强调史学的治用，主张以史学来经国济世和复兴民族文化。
总之，由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钱穆研究学问的最后落脚点是落在文化问题上，他毕生治学的宗旨，人生的终极关怀就是关心中国文化的传承，也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震撼冲击下，中国文化传统何去何从的问题。
这就启示青年学者们力求在认同中阐述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成为中国文化坚定的捍卫者、承传者，以史学来阐明中国民族文化的真历程、真面目与真精神，以史学来阐
⑥钱穆.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第45页
⑦钱穆.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第42页
⑧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序言
发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培养爱国爱民之心，复兴中华民族，终身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自己历史研究的中心，为中国文化招魂。
（二）注重历史工作者素质培养
钱穆也十分重视史家的素质，他肯定了刘知己的史学应该具备的才、学、识“三长”，章学诚的“史德”，并且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具体解释。他强调，必须把才学识德与史法史义结合起来，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史学家。⑨
这些说法，在当前对于历史工作者仍然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一个合格的历史工作者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最佳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科研基本能力；正确的动机和目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严谨的治学学风；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的心理状态和创造性的思维方法；不怕牺牲、不畏劳苦、刻苦勤奋、坚韧顽强的性格和为科学献身的激情；谦逊好学、虚怀若谷，既善于协作，又善于独立思考的品格。并且始终保持着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操守，才能在工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以史学激发青年学生与学者的时代责任感
《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内容是讲述具体的方法来指导后人学者如何研究历史, 然而历史的研究的过程中方法固然是有的, 更重要的却是要有运用这方法的人, 在本书名字的背后, 我看到了一个老学者对于他所处时代历史研究的无奈慨叹, 他在书中提出了许多有待完成的命题,期盼着后起之秀能够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这些字里行间的话语让每位读过此书的人顿生一种时代责任感, 总感觉想要为历史学研究, 为民族、为全人类做点什么, 我想这也正是钱穆先生这样的大学者独有的感召力吧。
在讲研究中国通史的时候, 他提出希望年轻人能发愿用二十年写一部通史, 供大家评判。写的人多了, 就有了公论, 钱先生的这个愿望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史学研究的完善。又如, 在论如何研究中国学术史时, 钱先生说：“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中, 能有少数中的少数, 他们愿意抱残守缺, 来多学多懂一些中国学术, 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有贡献, 也可对世界人类有贡献”。言语之中的鼓励, 企盼, 让人不禁为这种纯粹的为学术而呼号的热情而感动。钱先生演讲的时代, 如他本人所言处于“乱世”之中,他强调更需要有为青年笃志研究历史, 真正实现历史的服务未来的目的。
⑨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第49页
当代青年学生和学者们, 更要怀一颗爱国之心，自觉肩负起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重任，不仅要学史懂史，更要拨开历史的表层，深入挖掘历史背后蕴藏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把它们传播开去。
结语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一本以历史为依托来弘扬中国文化的小书,塑造了独特的民族精神。而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是由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决定的，既有浓厚的传统性,又有强烈的现实性。钱穆并不是一位仅仅埋首书斋的学者，他的学问有着强烈的经世意识和以天下为使命的责任感，这在他的本书中有着极强烈的表现。他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强烈关注，他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都在他的这本书里表露无遗。当代的学生们和青年学者们也要以钱先生为榜样，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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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2013年11月18日09: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13年6期作者：马俊峰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103 内容摘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合理因素，运用其创造的唯物史观及剩余价值理论深入研究了近代以来世界经济与社会的运动及其发展趋势而创立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分析研究许多问题的重要背景和方法，又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重新理解和解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我们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研究和处理全球化时代的诸多重要问题，尤其是处理好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好中国道路，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世界历史理论；全球化；现代化；人类解放 作者简介：马俊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思想的 合理因素，运用其创造的唯物史观及剩余价值理论，深入研究近代以来经济与社会的运动及其发展趋势而创立的。马克思分析和讨论许多问题都是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和高度进行的，不懂得或忽视这一点，在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时势必会造成许多误解和曲解。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对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这是造成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代课题理论上“不太清楚”、实践上走了很多弯路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冲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重新理解和谋划现代化方略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激活了世界历史理论这个重要思想资源，使之成为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热点问题。显然，世界历史理论既是我们重新理解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显现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重要方面。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创造性转换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直接思想渊源是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现实基础则是业已形成并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及其产生的各种效应。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是由地理大发现引起的国际贸易，尤其是由工业化所催动的国际市场拓展引发的。地理大发现不仅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和澳大利亚等地区，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线，而且通过更加频繁的交往，使人们日益了解了“新世界”和东方国家的历史知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伏尔泰写出了《论各民族的风格与精神》，从最远古的中国讲起，把欧、亚、非、美几个大洲的国家和民族都写入历史，为后来世界史的编著开辟了道路。此后，一些历史学家致力于世界历史的著述，如J. C. 加特勒尔的《世界历史要览》、A. L. von施勒策尔的《世界历史概略》等等，英国J. 坎普贝尔等人还辑集了一部多达38卷的《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黑格尔基于一种“巨大的历史感”，并不满意这些历史学家把历史当作已经发生的经验事实进行堆积排列的做法，即只是依据一定的材料叙述历史中发生的行动、事变以及导致这些行动和事变发生的动机，
史学理论经典书目 [中文书目] 1.〔清〕章学诚，《文史通义》 2.〔唐〕刘知几，《史通》 3.〔汉〕司马迁，《史记》 4.杜维运，《中国史学史》(二)（台北：三民，1998） 5.杜维运，《中国史学史》(一)（台北：三民，1993） 6.周佳荣，《中国史学名著概说》（台北：唐山，1989） 7.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一)（台北：三民，1973） 8.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二)（台北：三民，1973） 9.麦劲生，《近代史学与史学方法》（台北：五南，2000） 10.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台北：巨流，2000） 11.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与方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2.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北：三民书局，1999增订新版） 13.李守常，《史学要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4.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8） 15.王旭东，《史学理论与方法》（合肥：安徽人民初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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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摘要：本文介绍了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观点，阐述了"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方法，探究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形成时期；全球化；实践价值；基本观点；经济活动 在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马克思就曾把他所处的时代概括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现代世界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全球化，对全球化的认知决定了人类判断全球化和怎样参与全球化的出发点。马克思曾经对全球化的发生和发展以"世界历史"的理论形态作了概括和分析,掌握马克思关于全球化或者说"世界历史"分析的方法论,挖掘和研究这一思想的方法论意义,对于认识和把握全球化问题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始终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作为自身的主要任务，虽然马克思没有系统的全球化理论,但他从全球视野阐发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为我们研究当代全球化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总体说,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观点有三个方面: 1."世界历史"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历史之外的什么"世界精神"的产物,而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从而形成世界历史。 2."世界历史"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成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是经济活动世界化的过程,同时是精神层面世界化的过程。资产阶级把
消费与生产全球化，所有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都被瓦解了,一切国家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仇外心理在日益消失。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文化也逐渐的全球化。"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一样。 3.人的发展过程，就是"世界历史"。马克思历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现实社会的人。,"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的历史,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点。"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二、"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方法论 马克思阐述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全球化过程是博大精深的,不仅作了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分析,而且作了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这个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且描述了这个过程的生动的现象;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逻辑的。透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找出贯穿在其思想中的方法论。 1.价值观与历史观互相统一的方法。社会客观规律的尺度,就是历史尺度,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做为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持续改变的历史过程。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的基本的标准。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马克思又认为,历史是由有目的、有意志、有激情的人自觉创造的。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的划时代
《史学方法论》的读后感 当第一次拿到这本书时，随手翻了翻，没有吸引到我，感觉有点枯燥，《史学方法论》的读后感。当开始读后，发现印证了我的第一个感觉，很无聊，又有点看不懂。那时我正在看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没有太多的感触，就这样看着。后来在读书会时我也向老师提出了我的感想，老师说这一定不是书不好，一定是你还没看懂，还没明白这本书要告诉你什么，当你读懂时，就知道了这本书的魅力。 果然老师的话是对的，努力看下去，越看到后面越有感触，让我情不自禁又回过去细细地读了前部分。 史学方法是训练史学家的一门学问。杰出的史学家，可能是天纵的，道地的史学家则是训练出来的。在历史洪流中，史学方法是一门真实的学问，一定要在史学发展既久、史书大量盈积之后，才能出现。而写一部理想的史学方法，一定要有一个世界史学的基础，最低限度要兼通中西史学。要客观的看待各国、各民族的史学，不要存在偏见，要取其长而去其短。 什么是历史？记得刚进入历史系，老师就问过我们。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好简单的问题，历史就是·····突然有回答不上来，想了想就说是过去的就是历史。已经记不清当时老师给我们的对历史的定义。这本书中杜维运先生告诉我们历
史是由所谓”历史事件”及历史学家两部分组成的，缺一不可。历史事件、历史学家就成了《史学方法论》所关注的两个主要对象。 对历史事实的选择、考证和描述是有方法的，本书的前一部分就对此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史学家在治史要综合应用归纳方法、比较方法、综合方法和分析方法。要了解这些方法的利弊，合理利用，不能把其中一种认为有用，就当成是万能的。在史料的考证上要注意史料的不同分类和考证的方法。文史不分家。描述历史就离不开写作，但史学的写作与文学又不同，在本书中作者详细地历史文章的特性、风格及写作方法、注意点。 接下去作者比较了中西史学，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来比较了中西的`史学。西方以欧洲史为其多数时候的唯一，并视为人类历史的核心，且常认为其它地方是没有历史的；中国近代史学虽不如西方澎礴，但在《史记》中就已知将历史推至历史学家所知的一切地域。何不算得是一种领先。史学的发展有赖历史学家的眼界、心胸的不断扩展。治史为信史实不易，许多时候也不是历史学家可以做得了主的。 最后介绍了史学家的素养、历史的境界。这让我记起在一次课堂上，一位老师对我们说的历史并不是谁都可以教的，不懂历史的人以为历史很简单谁都可以教，只要看一下书就行。却不知道教历史是不简单的，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还要很高的素养，也是本书写的史德。 战争是曾经历史极其重要的部分，也是史学家极其关注
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简析 /h1 钱穆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着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是他的史学思想里面最核心的东西。虽然在当时的史学界并非主流,但近几十年来,他的着作和史学观念被越来越来多的人所关注。有人曾说在近代的史学家中,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本位建立了一套系统而完备的史学体系的,钱穆是最重要的一位。①史学界关于讨论钱穆先生民族文化史观的文章、着作也有很多,但是大部分都将重点放在对其民族文化史观的内容和内涵的阐述上,鲜有详细论述其史观形成的原因和价值意义的文章。而这就是本文的出发点,在分析论述其史观内容的同时,较为详备地分析其史观形成的原因和意义。 一、钱穆民族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 要理解钱穆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首先要弄清他对历史的定义是什么。在他的《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阐述的: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以往的经验。②也就是说,钱穆先生将历史看成一种过往的人生和经验,将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材料称之为历史材料。后人可以通过历史材料来了解和认识以往的历史,但历史材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记录下整个以往的历史。这就像我们写日记,即便是天天写,仍然只能记录下一些对自己而言比较重要的事情,而不能事无巨细都记下来。毋庸置疑的是,对于我们而言,以往人生和经验的主体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就是这些经验和人生的创造者。同时,每个人写日记都有其不同地方,比如说,有的人喜欢
用比较朴实的语言;有的人则喜欢用比较华丽的辞藻;有的人只是简单地记录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而有的人却善于反思总结。这是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性格和文化修养。 那么依照钱穆先生对于历史的理解,即历史是一种人生和经验,就会产生两个问题:国家历史的主体是谁?国家历史主体的不同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钱穆先生通过思索和分析,在他的着作中给出了答案:国家历史的主体就是民族,不同的民族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里,详细阐述了历史,民族的关系:“既然历史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经验,所以只要你谈到民族,谈到人生,是无法不谈到历史的。”③又写到“一部中国史,就是民族和国家的生成史”④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一个民族创造的,一部国家史就是一部民族史。同时,因为民族生长的环境不同,就造成了文化的不同。因此中国,以色列,德国,英国等各个民都有其特殊的民族文化。 历史,民族,文化是钱穆先生的史观的重要因素,在钱他看来,历史,民族,文化三者是同义的,“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产生的。”⑤三者联系起来,则会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不同,都有其独特的地方,不存在孰优孰劣。这也正是证明先生最终想要证明的结论。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得从他的生长环境寻找起因。 二、钱穆民族文化史观形成的原因 毫无疑问,“民族”和“文化”两词在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中占有关键的地位。为什么这两个词对于他而言会有如此重要而特殊的意义?这需要从他生长的家庭环境和当时的社会环境
第一部分 1.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它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一种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 （2）什么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关于社会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的理论，是人们从一定的社会科学学科角度出发，对社会现象或事物所做的系统分析或解释的科学的方法体系，主要研究对象是关于社会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及研究社会科学一般研究方法中的各种方法的特点、操作程序、作用及其限度，又研究这些方法之间怎样发生有序联系和整体作用。 （3）联系：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灵魂，必须自觉加以坚持。我们要用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当代中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对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研究社会科学，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了解社会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所以，科学的方法，对社会主义的研究问题特别重要。 2.如何正确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 正确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是对以下五点的正确认识。 （1）理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科学主义是用自然科学的眼光看待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主张在自然科学的规范和方法论系统中建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和体系。人文主义突出强调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根本区别，强调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性质和研究方法方面的根本区别。 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获得对社会历史的全面认识。 （2）理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个体主义认为个体决定整体，只有从个体出发才能很好地解释社会历史运动。整体主义认为整体决定个体，只有从整体出发才能有效地解释社会历史运动。 （3）理解结构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是借鉴现代科学中的结构功能方法而形成的学术思潮和方法论流派。要素之间的关系形成一定的结构，结构决定功能。功能是我们最为关注的，在现实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理解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而产生的，最初在当时的德法兴起，现在美国比较盛行。后现代主义有解构性和建设性的两大基本价值取向。当我们加强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应当努力克服它们所带来的一些负面问题。 （5）认识关于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评价。总体上来看，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与西方社会进步和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相关联的。如果我们承认西方社会科学也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就应当承认他们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也具有合理性。
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与教育史上，钱穆的地位与贡献都自不待言。对此，学界已有公论，无需再三引述。即便在学界之外，凭借《国学概论》《国史大纲》与《论语新解》等著作的风行，他大概也是声名最为显著地现代学人之一。然而，倘若要用一个语词来总结钱穆的人生，我首先想到的却是“一生流亡”。通过钱穆气定神足的著作，或许很难得出这样的印象。但钱穆一生中的几个关键时刻，却都是在“流亡”中度过与展开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与北京大学的同人仓皇南下；1945年，抗战胜利，曾任西南联大教授的他由于与主流学界不合，未在受邀北归之列，从此辗转南方各校；1949年，“天地玄黄”之际，钱穆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出走香港；1967年，已经“功成身退”的他又在香港难民潮的风暴中，仓促赴台；1990年，临近生命终点的他因被指责“非法占用市产”而迁居，成为了台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在同年逝世。一生流亡成为了他终究摆脱不掉的命运。在这点上，钱穆倒是与他毕生追慕的孔子很像--两人都是各自时代中的“丧家之犬”。因此，理解钱穆，必须从诸种脸谱化与符号化的阐释以及故事、传说中解脱出来，回到历史现场。 丰富但不复杂的钱穆 无论是以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界定，还是用现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去衡量，钱穆在二十世纪中国都堪称楷模。不过，与这段云诡波谲的历史相比，钱穆的世纪人生虽说足够丰富，但其实却并不复杂。“丰富但不复杂”--如此立说，丝毫没有贬低钱穆的意思。评价钱穆，最为合适的称谓想必还是“有情怀的史家”。当然，于己他是“儒者”，于人他是“宗师”，但这些不同层面的身份无疑大都可以视为他的“史家情怀”的自然延伸，是其在学术与教育中对于人生意义的自觉实现。 钱穆一生，可谓“守己有度”。这点不仅体现在无论面对国家与个人的何种境遇，他都始终坚持以学者与教师的身份发言，而非尝试直接介入；更表现为他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变化，乃是以其思想文化论述为缘起与旨归，背靠历史、面向当下。钱穆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历来备受关注，无论被毛泽东批判，还是被蒋介石父子延请，都是名重一时的“事件”。钱穆在两者之间的确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回应都是十分“书生”式的，而非“政客”式的，支撑他选择的除去具体条件的考量，更有他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一贯判断。赴台后的钱穆，尽管备受礼遇，但其主要精力仍在学术与教育，中国的私学传统也因他从香港新亚到台北素书楼的实践而得以存续。 钱穆重“事功”，但无疑更重著述。他的这些特点与若干纵横捭阖于二十世纪中国政学两界的知识分子，十分不同。所以，钱穆并不是讨论诸如“学术与政治”或者“文人与帝王”一类话题的理想人选。当然，他的一生也有若干进退失据或者显隐失当之处，他的不介入也未必全然出于不想介入，而是也有想介入而不得的缘故。总体而言，钱穆与“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者不同。正如钱穆所言--“不了解写书的人，对其所写的书终有隔阂”，所以在面对其人其书时，了解其为人为学的性格、姿态、策略与追求，也就很有必要了。站在某种后见之明或者现实需要的立场上评价前人，最不足取。否则，即便出于自以为是的好心与善意，也非常容易“谬托知己”或者“强作解人”。 然而，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钱穆一直无法摆脱的却是某种“谬托”与“强作”。似乎他的命运也便是如此：作为一位致力主动回应时代，并且提供超越性的思想文化方案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却又时常陷入被动，甚至不得不在进退维谷中踟蹰、彷徨、煎熬与挣扎。由于具有人格与学力的支撑，他当然是“一位自视很高的人”；但他在自信的同时，又比任何“谬托”与“强作”者更为清楚自己的本分与限制，从而在多数情况下发言时都能恪守分寸与界限。是故，单纯关注其收获的鲜花与掌声，只能相当表面甚至一厢情愿地认识钱穆的人生与著作；只有明白其挣扎、坚持与超越背后的那份彷徨、困惑与落寞，才能更为准确与通透地理解他是如何在有限的历史可能性中为并世与后人提供了无限的历史想象力。像钱穆这般深具历史感与使命感的人物，从未有过简单的乐观与悲情。所以，看待钱穆也同样应
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思想的合理因素，运用其创造的唯物史观及剩余价值理论，深入研究近代以来经济与社会的运动及其发展趋势而创立的。马克思分析和讨论许多问题都是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和高度进行的，不懂得或忽视这一点，在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时势必会造成许多误解和曲解。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对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这是造成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代课题理论上“不太清楚”、实践上走了很多弯路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冲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重新理解和谋划现代化方略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激活了世界历史理论这个重要思想资源，使之成为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热点问题。显然，世界历史理论既是我们重新理解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显现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重要方面。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创造性转换 第一，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在时间上的展开和在空间上的扩展，是精神不断获得解放和自由的过程，“世界历史……表示‘精神’的意识从它的‘自由’意识和从这种‘自由’意识产生出来的实现的发展”。①马克思则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为，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⑤因为它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和交往关系发展的结果，是现实生活的人们、人们的吃穿住行的现实生活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结果。 第二，黑格尔“世界历史”概念的外延基本上可以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历史”，是各个民族历史发展的总和。尽管黑格尔基于“巨大的历史感”力图将人类历史当作一个总体去探寻其内在联系，但他却不能“历史地”看待世界历史的形成问题。换句话说，基于“绝对精神”展现自身的唯心主义框架，他更多地关注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连续性、统一性，而没有注意到其中的间断性和“质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则不同，它以“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为对象性根据，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命题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研究历史总是研究者现时 现刻的思想活动；二是历史研究是由现时生活需要激发起来的；三是历史是按 现时人的兴趣和价值取向来思考和理解的。这个命题含有明显的历史相对主义 的消极成分，但也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那就是确认了一个事实：历史认识的 起点，来源于研究者感受到的现实需要。 列举从古自今史考的名著：司马光《通鉴考异》、顾炎武《日知录》、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章学诚《文史通义》、崔述《考信录》 列举20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作：曹佐熙《史学通论》、李则纲《史学通论》、周容《史学通论》、杨鸿烈《史学通论》、李大钊《史学要论》、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蒋祖怡《史学纂要》。 列举史学方法著作：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姚永朴《历史研究法》、浮田和民《史学原论》、梁启超《新史学》 马克思史学的东西：翦伯赞《中国史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列举出列举出五部查阅资料的工具书：唐代欧阳洵《艺文类聚》、北宋李昉、李穆《太平御览》、三国魏文帝时刘劭、王象等《皇览》、明解缙《永乐大典》、，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宋代李昉﹑扈蒙﹑李穆《太平广记》、北宋李昉﹑徐铉﹑宋白及苏易《文苑英华》、清朝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唐初的虞世南《北堂书钞》 名解历史观：历史观又称“社会历史观”。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世界观与历史观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历史观 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这是哲学基本问题在社会历史 领域的延伸。阶级史观(革命史观) 又称阶级斗争史观，从阶级的视角去研究历史，研究各个历史阶层中不同主导的阶级和各个阶级的发展状况对所在历史时 期的影响、文明史文明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 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综合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 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全球史观（整体史观）、（近）现代化史观、英雄史观、正统史观、个人历史观等。 历史比较研究法：历史比较研究法是对历史上同类事件、人物和现象进行比较 和对照，并分析其异同及缘由，从而寻求历史规律的一种方法。遵循“可比性 原则”——拿来作比较的事物，其材料必须是同类的，同一范畴的，采用同一 标准的，处理方法也是相同的。从历史事实出发进行比较。明确比较研究的主 题，确定比较对象。深入比较，找出异同。广泛验证，揭示规律。这样就有助 于克服史学研究的片面性、狭隘性，可以起到“间接实验法”的作用结论鲜明， 有说服力有助于开拓视野，启发思路，发现新问题。比较方法不是唯一的，也 不是万能的，结论会有不完全性或或然性，结论还带有很大的揣测性，容易产 生牵强附会。
钱穆：天人合一論--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 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去年九月，我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創校四十周年慶典，因行動不便，在港數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數日中，專一玩味此一觀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難以言述。我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體衰，思維遲頓，無力對此大體悟再作闡發，惟待後來者之繼起努力。今逢中華書局建立八十周年慶，索稿於余，姑將此感寫出，以為祝賀。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於對「天」「人」關係的研究。中國人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從來世界人類最初碰到的困難問題，便是有關天的問題。我曾讀過幾本西方吹洲古人所講有關「天」的學術性的書，真不知從何講起。西方人喜歡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換句話說，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這一觀念的發展，在今天，科學愈發達，愈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 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和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一。離開了人，又從何處
來證明有天。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一切人文演進都順從天道來。違背了天命，即無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為一，這一觀念，中國古人早有認識。我以為「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西方人常把「天命」與「人生」劃分為二，他們認為人生之外別有天命，顯然把「天命」與「人生」分作兩個層次，兩次場面來講。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與「人生」分別各有所歸。此一觀念影響所及，則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兩截分開，便各失卻其本義決不如古代中國人之「天人合一」論，能得宇宙人生會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顯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來作他們討論人生的前提。而中國文化，既認為「天命」「人生」同歸一貫，並不再有分別，所以中國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國思想中，「天」「人」兩者間，並無「隱」「現」分別。除卻「人生」，你又何處來講「天命」。這種觀念，除中國古人外，亦為全界界其他人類所少有。 我常想，現代人如果要想寫一部討論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的書，莫如先寫一本中國古代人的天文觀，或寫一部中國古代人的天文學，或人文學。總之，中國古代人，可稱為抱有一種「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盡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觀」。這一觀念，亦可說即是古代中國人生的一種宗教信仰，這同時也即是古代中國人主要的人文觀，亦即是其天文觀。如果我們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強要把「天文」與「人生」分別來看，那就無從去瞭解中國古代人的思想了。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細讀＜論語＞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
中图分类号：单位代号：10280 密级：学号：10720258 课程论文 SHANGHAI UNIVERSITY MASTER’S COURSE DISSERTATION 题 试论钱穆的民族文化史学观目 作者王传凯 课程名称《历史学理论和方法》 任课教师李福长 完成日期2010-11-5
试论钱穆的民族文化史学观 王传凯 (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44） 摘要：钱穆（1895-1990）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早年的考据巨作《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奠定了钱穆的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傅斯年引为座上宾，视为新考据派的“同志”。抗战后，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引论》的发表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治学方向，开始对新考据派的治学方法进行批评，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史学观。本文试就钱穆先生治史方式转变的背景进行阐述以分析民族文化史学观的内在含义。 关键词：钱穆；民族文化；史学观 一 20世纪上半期，居于主流的史学派别是“新考据学派”也即是被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所称的“科学考订派”，改派是在胡适“科学整理国故”口号下创建的。改派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是顾颉刚和傅斯年。顾颉刚提出“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理论，对中国古史进行怀疑而且“只破不立”被称为“古史辨派”，而傅斯年原本也主张疑古甚至还早于顾颉刚。“1919年1月，傅斯年在《新潮》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评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的文章，称该书独能疑所不当疑，具有疑古之精神，甚至提出了与其过而信之，毋宁过而疑之的极端主张”。1但是后来由于不满古史辩派只破不立的治史态度，由疑古转为重建，通过考订史料特别是发掘地下史料进行解决古史问题，被称为史料学派。钱穆先生虽然不属于这两个派别，但是钱穆先生明显是倾向于傅斯年的“史料学派”。因为钱穆先生在晚年自述中说：“余幼孤失学，年十八，即为乡村小学教师。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激过偏，按之旧籍，知其不然”。2可以看出钱穆对古史是持认可态度的，另一钱穆先生在1930年发表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否认了晚清今文学家认为刘歆伪造六经的说法，这对疑古派疑古过甚是一个冲击，因为这部著作毕竟证明了古史并不都是不足信的。 钱穆先生虽然倾向于“史料学派”重建古史的态度，但是他一生不愿意加入任何派别，他一生也是在从事着破除门户之见的工作。“钱穆先生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中力攻今文经学之非，当时就有人批评他似未能离开古文经之立足点而批评康氏”实际上钱穆并没有要站在古文经的立场上来申古抑今，他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晚清以来学术界的今古门户之见。因为在钱穆看来，今文、古文都是清儒主观构造的门户，与历史真相并不相符”。3钱穆在晚年拒绝署名由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四人联合发表的标志着海外新儒学形成的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钱穆先生一生时刻不忘中国文化，时刻以阐扬中国文化精神为己任，始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生命力抱有坚定的信心。但是钱穆先生却拒绝签署了，虽然个中原因复杂，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如钱穆先生所说“年前张君劢、唐君毅等四人联名做中国文化宣言书，要穆联署，穆即拒之。曾有一函致张君，穆向不喜此等做法，恐在学术界引起无 成稿日期：2010-11-5 作者简介：王传凯，男，上海大学历史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学号：10720263 1陈勇.《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50~51. 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23 3陈勇.《国学宗师钱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0
2、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 （1）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其世界观，又是其方法论。在此基础上，它具体化为从实践出发的方法、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社会矛盾分析方法、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社会认识与评价方法、世界历史的研究方法等等，除此之外，还有逻辑和历史一致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主客观相统一的辩证方法、历史合力的研究方法、“人本”和“物本”相统一的方法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体系，人类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合理的方法，马克思主义都应该积极地予以借鉴和吸收。 （2）基本原则 贯彻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基本原则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客观性原则。按照人类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这是任何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首要前提。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把握纯而又纯的社会客体，但是，客观性的要求却是绝对必要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坚持客观性的原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认识论的实践标准，历史观的生产力标准和价值观的人民主义标准（以人为本的） 第二，主体型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一要注重从主体的纬度去观察社会客体；二要注重把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结合起来；三要注重坚持群众史观，反对英雄史观。 第三，整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实质上是系统性原则。系统性原则要求我们从系统的观点来观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系统性原则要求我们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待个人于社会的关系，坚持集体主义精神。系统性原则要求我们关注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树立全局性的观念。 第四，具体性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是因为，真理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因此，一切要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离开了一定的时空条件，我们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 第五，发展性原则。这要求我们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反对用静止和孤立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在认识社会现象的时候，要善于从合理性中发现不合理性，从不合理性中发现合理性。“辩证法要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批判性是发展性原则的必然要求。 二、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社会科学方法论既有同于其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方面，又有别于其它方法的方面，社会科学方法论既要遵循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则，又要有适合于自身特殊性的原则。探讨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其原则，必须搞清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的意义和作用。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的意义和作用 方法论原则是哲学世界观对具体研究方法发挥指导作用的中介环节，是方法论的基础，主线与标志，它制约、支配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影响和决定研究方法、手段、工具的选择和运用，制约研究态度、步骤和研究成果。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在研讨、阐述科学认识方法时，侧重于对方法论作
史学概论-庞卓恒版-部分名词解释汇编 1.历史:狭义的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和其规律性。而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 2.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类社会以往运动发展过程的学问。一般说来，它包括历史过程的记录、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规律的探讨和历史发展趋势的预见。 3.历史科学:我们通常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称之为历史科学。 4.兰克学派:指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史学派别。由于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又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同义语。兰克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据事直书，不偏不倚，如实客观。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史料进行批判检验，去伪存真，由此重现历史，亦由此历史学可以被抬入科学之列。在这一学派中，涌现出大批硕果累累的著名史学家，使兰克模式整整支配了西方史学界近一个世纪之久，而兰克本人则被尊为近代史学之父。由于兰克的前述主张，使得这一派历史编纂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因为大量第一手的、比较可靠的史料来自于政府文件、军事、外交档案及政治家的日记等。此外，“据事直书”的原则导致了其历史著述的特点是叙事、描述，而非分析、概括。兰克学派的这些特点虽有极大的积极意义，但过于绝对地看待历史的客观性，否认史家对史料及史著的渗入，研究范围较狭窄，方法较单一，故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遭到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质疑，而在20世纪50—60年代被彻底摈弃，取而代之者是缤彩纷呈的“新史学”诸流派。 5.客观主义史学：兰克倡导的客观主义史学，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1以“如实直书”为基础2以掌握第一手资料为条件3以史料批判为保证。客观主义史学积极参与了19世纪西方社会普及和培养科学理性精神的过程，这是它的基本贡献。除此之外，客观主义史学家们积极倡导和运用的史料考证方法继承和发展了自瓦拉以来到博学时代的史料考证传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模式则为欧洲近代史料批判和文献考证学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具体而有效的范例，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客观主义史学最大的“失”就在于这些史学家消极地放弃了他们主观上企图放弃、而事实上又不可能完全放弃的这种对“过去”的解释，对历史发展的规律避而不谈，结果反而放弃了对本应可能达到的最佳境界的争取。 6.实证主义史学：在历史研究中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心理分析，关注历史现象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历史当作一个客观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试图揭示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等等，这些都是在实证主义史学家身上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 7.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之后，斯宾塞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可以和生物有机体相比拟，社会与其成员的关系有如生物个体与其细胞的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斯宾塞这种观点无可厚非。然而，他把生物学中的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等概念引进社会学，就未免有些牵强；至于他把生存竞争作为社会发展的规律，则完全混淆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差异。与斯宾塞同时代的赫胥黎，在其《天演论》中，根据自然界“食物链”现象提出“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以此解释社会现象。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其学术价值，不能完全否定。 8.通史：指对历史作贯通古今，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作研究与阐述的学科和书著。 9.断代史：原指中国史学中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其创始于东汉班固的《汉书》，后来的正史亦都是断代史，现在，可以泛指对某一历史时期历史的研究与阐述的学科和书著。 10.世界史，指其研究、阐述内容涉及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史学学科和书著。 11.国别史，凡其研究、阐述的内容只包揽一个国家历史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史学学科和书著都称国别史，如，英国史、法国史、日本史和中国史等的学科及有关史书。 12.地区史，指只涉及到世界上某一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研究和阐述的史学学科和书著。如，非洲史、拉丁美洲史、东南亚史等的学科及相关史书。 13.乡土史，一般指对我国某一地方（如省，自治区、市、地区、乡等）历史的研究及有关书著。如，东北史、西藏史、台湾史、北京史等的研究及书著。 14.目录学：目是指篇名或书名，录是对目的说明和编次。目录有一书目录和群书目录之分。群书目录是目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目录学就是研究图书目录工作的形成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 15.版本学：研究图书在制作过程中的形态特征和流传过程中的递变演化，考辨其真伪优劣的专门科学。在古籍研究中尤显突出。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图书的物质形态及特点风格，版本的源流系统，不同历史时期、地域的版刻特点，版本的识别与鉴定等。 16.校勘：又称校订，更通俗的说法叫校对。是指用古书的原本或定本及有关资料进行核对，比较文字篇章的异同，订正其错误。即主要看其文字是否有脱、衍、讹、倒等情况。古代又称校勘为“校雠”。 17.辨伪学: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就会遇到有一部分古文献存在问题，或书名古而内容不甚古，或书与作者不一致等，因之产生了“辨伪学”。辨伪，即辨别古书的真伪。 18.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学的一个分支。训诂学也在译解古代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