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
徐国利合撰
内容提要：钱穆对史学方法论有相当丰富和精辟的论述。其史学方法论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历史研究应该做到通与变相结合；历史研究还要做到通与专相结合；治史贵在求其特殊精神与个性；历史研究应该将考据与义理相结合。
关键词：钱穆史学方法论
钱穆（1895－1990）是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他不仅撰写了丰富的史学著作，还继承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对史学研究方法作了很多阐述。史学研究方法实际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具有普遍性和原则性的研究方法，可以适用于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亦称为史学研究方法论，一是史学研究不同层面和领域运用的专门方法，也称史学的具体或专门研究方法，钱穆对此都有相当丰富和精辟的论述。本文主要就其史学方法论思想作一初步分析。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历史研究应该做到通与变相结合；历史研究还要做到通与专相结合；治史贵在求其特殊精神与个性；历史研究应该将考据与义理相结合。
一历史研究要将通与变相结合
历史研究要求通和明变，要做到通与变的结合，这是钱穆论历史研究的首要方法。历史研究所以要通与变相结合，是由历史自身的本质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决定的。
首先，研究历史必须要有会通的眼光和方法。钱穆说："要学历史，须能把全部历史在大心胸大智慧下融通一体，见其大又能见其通。"[1]当代新史学家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其人必具哲学头脑，能融会贯通而籀得时空诸事态相互间之经纬条理者。乃可当于司马氏所谓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而后始可以成其一家之言。"[2]钱穆认为，研究历史要求通，是由历史的本质及其特征决定的。他说，历史实际是一文化生命，[3]这种文化生命是一个融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一体的绵延不绝的大生命，所以，"真有得于史学者，则未有不能融贯时间相，通透空间相，而综合一视之者。"[4]历史生命的特征是不分古今，它实为一持续、有无限宽度的、纵贯古今的大现在，因此研究历史"其最要宗旨，厥为研究此当前活跃现在一大事，直上直下，无过去无将来而一囊括尽，非此则不足以语夫历史研究之终极意义而克胜任愉快。"[5]
其次，研究历史又要明变。钱穆说，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从外到内，期有深入的了解。"[6]通过明变或求异认识历史的变化，才能从历史的表面进入历史的内里，发现历史的本质，即"性"。研究历史要明变，是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有变才有历史时代的形成，历史时代划分的标志就是变，长时期绵延的历史是由各个历史时代组成的。史书的价值就表现在能反映历史的时代性，"每一时代同另一时代不同，正因其各有特性不同。要能表现出这一个时代的历史特性的，那么这部书就是历史上一部重要的书。"[7]历史之变的具体表现就是历史的兴和衰，历史规律只有在研求世运兴衰中才能求得。
钱穆认为，历史研究的会通和明变又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应当将两者结合起来。他又把历史研究的求通称为求久或求同，把求变称为求异。他说，治史应该注重两点："一在求其变，一在求其久。我们一定要同时把握这两个精神，才能了解历史的真精神。"[8]又说："
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9]通与变的结合落到历史研究中，即表现为通史研究与断代史研究。他说，治史先当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各时期研究一断代史，对此断代史有研究后，再回头来重治通史，又继而研究另一断代史，"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远可大，才能真明白了历史时代之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10]研究历史要通与变结合，是因为历史的通存在于历史的变中，只有变才能显现通，没有变，就不存在通，此即"通变"。他又把历史的通称为历史之"常"或"持续"。他说，历史演进是常与变、持续与变化的统一，"讲历史，便要在持续中了解其变化，在变化中把握其持续。"[11]只有通变结合，才能真正把握历史演进的本质。
钱穆关于历史研究必须将通与变相结合的思想，在历史观上本源于《易经》的通变史观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生命哲学思想，而直接的理论来源则是司马迁的"通天人之际"和"明古今之变"思想。钱穆对司马迁备为推崇，说"通天人之际"和"明古今之变"十个字"可以说乃是史学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最高境界，亦可说是一种历史哲学。"此后的中国史书"都不能有太史公这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理想和伟大见解了。"[12]钱穆的贡献在于，他吸收了近代西方生命哲学和文化生命史观的一些观念，对历史生命的通变及其相关的历史研究法作了现代意义的诠释，使中国传统的史学通变思想在理论性和时代性方面获得了重要发展。
二历史研究还要做到通与专相结合
历史研究还必须做到通与专的结合。但是，这里说的"通"与"通变"的通涵义不同，它一是指对客观历史的通盘了解，二是指对与历史学相关知识的全面掌握。与此对应的"专"，一是指对社会历史各个领域的具体了解，二是指要深入掌握历史学本身的知识。第一个层面通与专研究的结合，即是指通史研究与专门史研究的结合。第二个层面通与专研究的结合，是指研究历史应该具备的一种知识结构，也就是说，要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既要全面了解与史学相关的其它学科知识，又要对史学本身有深入理解和把握。
我们先看钱穆对客观历史进行通与专研究的阐述。他认为，研究历史先要对历史有一大体把握，要会通历史的各个方面。因为，历史是天人合一的产物，即天时与人生的合一，"上自天时，下迄人生，凡属历史，皆通天人，仍必会通合和通以求之，乃始有当。"[13]所以历史的内容是极其广博的，它包容了天地自然人生文化的一切。在对通史有了认识和把握之后，再作分类研究。这样，便可以明白同一时代不同事件彼此相通和相互影响之处，熟悉某一时代横剖面中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状、学术大端和人物性格等，然后将它们综合起来互相会通，"如此才算真明白了此时代。切莫一一各自分开，只作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项来看。"[14]但历史研究的通与专只是历史研究整个过程的两个阶段，两者实际是相互联系的，历史研究应先由通到专，然后由专再到通。他说："先对普通史（按：钱穆这里说的普通史意指通史。）求了解，然后再分类以求。从历史的各方面分析来看，然后再加综合，则仍见此一历史之大全体。但较前所见更深细，更透彻了。"[15]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是"如何研究通史"，后面七讲分别对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和文化史的研究法作了详细阐发，充分体现了历史研究必须做到通与专相结合的思想。
关于研究历史必须在知识结构上做到通与专相结合的问题，钱穆对"通"讲的多。他说，治史当会通四部之学，"苟其人不通四部之学，不能通古今之变而成其一家之言，又何能成为一史家。"[16]治学要专精与兼通更迭互进，治史学当兼通制度、地理、经济、法律、社会、学术思想、宗教信仰和四裔民族等，学史不要把眼光心胸专限在史学上，应懂得从通学中来成专家，从来专家都从通学中来。他说，今日所需新史学家的条件之一便是，"其人必于天界物界人界诸凡世间诸事相各科学智识有相当晓了者。"[17]研究历史所以要旁通和博
通其它学科，是因学问本身是一个大系统，一切学问并非如人们所想可以明确分为文学、史学、哲学等，互不相犯或互有抵触。他说："史学并不能独立成为史学，其他学问都一样，都不能独立自成一套。学问与学问间，都有其相通互足处。"[18]这正是中国学术传统的精神所在。他认为，中国传统将学问分为三大系统：一是"人统"，以人为学问中心；二是"事统"，以事业为学问中心，讲学以致用；三是"学统"，以学问本身为中心，注重对学问作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中国传统讲"内圣外王"，仅把学问视作为人生修养和经国济世服务的工具。又主张人是中心，是体，学为用，由体达用，以人生修养为最高学问的综括，不重学问本身的分类与专门研究。这与西方重视学问的分类研究，单纯追求学问的求真根本不同。再者，治学只有先求通，才能专，反对所谓通才与专家之争。他说："其实不通则不能专，通了则仍须专。""故从事学问，必当先历通途，再入专门，由本达末，乃为正趋。学问之道，歧之中复有歧，专之上犹有专。"[19]
钱穆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史观、中西学术传统的本质及特征等方面，对历史研究两个不同层面通与专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和精辟的阐发。他强调历史研究者必须博通，并非是不重历史研究的专，他的很多史学著作都是中国现代史学上的专精名作。他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界一味追求西方学术重视学科分类而忽视学科会通、片面重视专家之学的风气。因此，他提出的通与专相结合的史学研究方法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
三治史贵在求其特殊精神与个性
如何看待历史发展中不同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是史学方法论中一个争论颇多而又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因为这也是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钱穆主要强调历史研究要注重不同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特殊性。
他说，治史贵求特殊性，亦称历史的个性或独特性。写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20]他说自己进行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并非有意比长论短，扬已抑人，"其实则在说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文化历史，各自有其个性与特点。"[21] 如，研究中国历史，首先要看到它"大"的特点，即，中国历史上疆域广大和人口众多，简言之就是广土众民，"此实使我国家民族能翘然特立于斯世。若不注意于此，则对我国史已往之精神与意义，将索解无从。"[22]又如，研究中国史要注意其浑融一体性，要把中国的政治史、社会史或经济史作一整体研究，应当从政治史和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也当从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循此以往，中国历史之传统性与其特殊性，便不难找出答案来。"[23]
历史研究应当注重不同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特殊性，就是要求研究者从历史本身出发，而不是从主观出发来研究历史。钱穆说："研究中国史的第一立场，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里去找求，不应站在别一个立场，来衡量中国史。"也就是说，研究中国史应先注意到中国史在哪几方面和哪些时代有变动，"从此等相异处可以看出历史之变态与动向，再从此等变态动向里论求其系进步抑退步。窃谓如此研究，乍看虽似空洞，结果必较合客观之真相。"[24]如，中国史的进步似乎不重在社会经济方面，而重在政治制度方面。若论经济状态，中国社会似乎大体上停滞在农业自给的情况之下。然中国史政治制度由封建到统一、由军人政府到士人政府、由士族门第到科举竞选，实有层累的演进。钱穆坚决反对用西方历史发展模式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历史的进步与落后，说："我们该根据历史实事求是，作客观之分析。西方
人自据西方历史来作研究对象，其所得结论，未必可以全部搬到东方社会来应用。"[25]又说："把别人家对历史的看法和说法来看我们自己的历史，来说我们自己的历史，总不免有看不准说不通的所在。倘使抹杀了或不注意到我们自己的民族性，而把异民族异文化的眼光或批评来绳切自己以往的历史，则虽不能改换我们的历史事实，而却已改换了我们历史事实的意味。"[26]这种做法并不是虚心好学，而是一种历史自谴主义。
钱穆重视历史研究的特殊性或个性，是因他十分强调民族性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他说，历史不仅是一文化生命，还必须是一民族文化生命，没有民族特征和精神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民族是历史文化生命创造的主体，"文化必有一体，此主体即民族。"[27]由于创造历史文化生命的主体不同，造成了历史的特殊性，即历史的民族性，因此，"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中国史美国史之分。"[28] 钱穆强调历史研究要注重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特殊性（民族性），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片面强调历史研究的普遍性，而实际是以西方历史发展模式为标准来衡量与评价中国历史的做法的批判是有力的。然而，他过于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特殊性，忽视了如何寻求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也是片面的。
四治史要考据与义理相结合
钱穆认为，历史研究既要重考据，又要讲义理，把是考据与义理结合起来。不能只讲考据，尤其是将考据学等同于史学。
钱穆十分重视考据，说："讲历史该有考据，不能仅凭思想。"[29]他就是以考据学名著《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扬名史坛，初步确立自己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的地位的。他此后的史学著述也不乏考据之作，如《古史地理论丛》和《史记地名考》等。历史研究必须重视考据的原因在于，首先历史研究要建立在弄清事实、评判是非的基础上，这就需要对史料进行严密和正确的研究，此即考据，他说："史学主要在一个是非，有事实上之是非，有评判上之是非。……不辨是非，如何来讲历史。"[30]其次，通过考据能发现新的史实，使人对历史有新的认识。他说："考据之事，极其至则发前人所未发，开天地之奇诡。"[31]再者，思想和理论来自考据。他说，必先有学问才有知识，必先有知识才有思想和理论，"而从事学问，必下真工夫，沉潜之久，乃不期而上达于不自知。""此乃学术虚实之辨。而今日学术界大病，则正在于虚而不实。"[32]所谓"真工夫"和重"实"，即是要讲考据。所谓"虚实之辨"即是指对考据和义理孰重孰轻的不同认识。
钱穆又认为，治史更贵讲义理和思想。首先，历史考据要有义理的指导，不能离开义理来考据。史学需要考据来明辨是非，然而，"要是非不谬，那都有关于义理。"[33]其次，著史贵以史识（即义理和思想）对史料进行取舍。他说："夫著史必贵于实事而求是，固有待于考订，而著史尤贵于提要而钩玄，此则有待于取舍。"[34]第三，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获取思想，考据只是达到此目的之工具和手段，"我们该在材料上更深进研究其意义，工夫不专用在考据上，而更要在见解上。"[35]第四，对个人而言，治学必先通晓前人关于这门学问的大体，然后才可从事窄而深的研究，发现前人所未知，"乃始有事于考据。乃始谓之为学术而学术。"[36]再者，做学问要先求其大，"不先求其大者，而先把自己限在小的上，仅能一段段一项项找材料，支离破碎，不成学问。"[37]所谓求其大，也是说须先有义理和思想。
因此，治史应该将义理与考据紧密结合起来。钱穆对近代以来史学界只重义理和只重考据的风气进行了极其猛烈地抨击，他说："今日中国之史学，其病乃在于疏密之不相遇。论史则疏，务求于以一言概全史。……而考史之密则又出人意外。……考史之密与夫论史之疏，
两趋极端。"[38]所谓论史之疏，即是指只重义理，所谓考史之密，即是指只重考据。
一方面，史学界那种只重考据、视史学为考据学的风气昧失了学问的根本，使学问成为于已于世无益的死学问。他说，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最先旨义是要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作彻底解剖与检查，以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其所悬对象，较晚明清初更博大高深。然而学无本源，识不周至。结果是："宏纲巨目，弃而不顾。寻其枝叶，较其铢两，至今不逮五十年，流弊所极，孰为关心于学问之大体？孰为措意于民物之大伦？各据一隅，道术已裂。细碎相逐，乃至亘不相通。仅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其考据所得，纵谓尽科学方法之能事，纵谓达客观精神之极诣，然无奈其内无邃深之旨义，外乏旁通之途辙，则为考据而考据，其貌则是，其情已非，亦实有可资非难之疵病也。"[39]他们以考据为学问，崇尚所谓科学方法，只埋头找材料，只重自己成名成家，不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治学风气和方法，不仅是治学方法和路向的错误，实际是治学的心术道德不正，"存心不良，动机不正，这样只是'丧德'，坏了自己心术。"[40]换言之，治学心术不正才是真正的不实事求是和不讲客观精神。另一方面，史学界和学术界又出现只重义理、轻薄考据另一极端。钱穆说，近人治史是高心空腹和游谈无根，"即如他们批评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其实多是空洞，不凭考据，自发议论，其病远超宋儒之上。"[41]如果就学术方法而论，近世学术界是"重于明道，疏于辨术"，"所争皆在宗旨与目标上，所提出的尽是些理论，亦可说所争者用'道'。但大家并不曾有一套方法来亲切指导人，使人不注意到落实用力之一面，因此只是徒争门面，绝少内容，竟可说尽是提出意见，却无真实的学问成绩。即所谓'科学方法'，亦只是一句口号。换言之，科学方法四字亦成为一'道'"[42]如，五四以来的"打倒孔家店"、"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中国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等均是如此。所谓的疏于辨术，即是指轻视考据。
钱穆进而深刻揭示了这两种史学风气的内在联系及其危害。首先，那种只重材料和不重义理的考据研究，导致了历史研究的妄自菲薄和无端疑古，最终会走入鄙视考据和不讲实事求是的歧途。考史成为评史（即只言义理）的附庸，考史是为否定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义理之学服务的。他说，中国近六十年来史学两大弊端之一就是，"史学转成为一种考证学。由蔑古而疑古，由疑古而倒古。以考古之面貌为手段，以蔑古倒古之心为目的。故此六十年来之史学，用可分为两大支。一曰评史，自打倒孔家店乃至全盘西化皆是。一曰考史，自地下发掘，龟甲考释，古史辨等皆是。而考史实仅为评史之附庸。"[43]其次，将义理与考据截然分开，奉西学为圭臬至理，视中学为断烂朝报，将西学等同于义理，将中学等同于考据，考据成为他们追求义理的手段。他说："此数十年来，国内学风，崇拜西方之心理，激涨弥已，循至凡及义理，必奉西方为准则。一若中西学术，分疆割席……治中学者，谨愿自守，若谓中国学术，已无义理可谈，惟堪作考据之资料。……故鄙言义理者，其实则尊奉西方人义理为莫可违异耳。盛言考据者，其实则蔑视本国传统，仅谓是一堆材料，仅堪寻隙蹈瑕，作为其所谓科学方法者之一种试验与练习耳。"[44]可见，这两种风气和思想的最终目的都只是为了蔑弃中国传统文化。
钱穆认为，这种史学风气离中国儒学传统的重义理和考据结合的要求和精神是愈来愈远。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对义理之学和考据之学各有所重，但无偏废。清儒只重考据，已是走偏了路。晚清今文经学大盛，逐渐走到空言义理，既非经学，亦非史学。"即论考据，亦是伪袭考据之貌，无当考据之实。乾嘉以来之考据学，至此也复之扫地以尽。民初以来之学术界，则大抵沿习晚清，以今文学家末流气焰，而借乾嘉时代之考据训诂为掩护，其距离儒学大统更远。而猖狂妄言则较康氏更甚。"[45]因此，今天的中国史学必须跳出清代道咸以下至目前这番递变而下的学风，当了解儒学大体，这样才有光明的前途。
钱穆对史学研究必须将考据与义理相结合作了深入阐发。尤其是他结合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思想界的"西化"趋向和片面否定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大背景，对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片面强调考据或义理、割裂考据与义理的做法及其实质和危害做了十分尖锐和深刻的分析和批
判，实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警世和醒世之言。时至今日，钱穆所批判的史学风气依然存在，他的见解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不过，他对近现代在科学精神和方法指导下的史学研究进行全盘否定也不够客观。实证主义史学或称新考据学派在发掘和整理史料、更新史学和史料观念和发展传统考据方法等方面是做了很大贡献的。而被他视为只重义理的史学流派，主要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则在传播新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钱穆指出治史方法与道德心术的内在联系是独到精辟的，但以此全盘否定近代以来史学研究中重考据和重义理的流派或史家又是偏颇的。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饱含着爱国主义精神，绝大多数史学流派和史学家虽然在史学观念和方法上存在程度不同的分歧，但是走史学救国的道路是相通的。钱穆的批判在这里又不免脱离了具体的时代条件。
总之，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是由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决定的。由于他坚决主张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本源复兴和建立中国现代新史学，轻视西方史学，反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西化趋向和风气，所以他的史学方法论思想既有浓厚的传统性，又有强烈的现实性。而对其史学方法论的积极合理性和消极局限性也都需要从这些方面去评判。
注释：
[1]钱穆：《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3月第1版，第79页。
[2]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5月第3版，第238页。
[3]详述请参见拙文：《钱穆先生心性合一的历史本体论思想――兼论钱穆先生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钱宾四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专刊》台北市立图书馆印行，年刊第八期（2000年12月）。亦可参见《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四期。
[4]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第238页。
[5]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第233－234页。
[6]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1961年12月第1版，第4 页，第7页。
[7]钱穆：《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中国史学名著》（1），台北三民书局1980年1月第3版，第147页。
[8]钱穆：《中国历史精神》，1964年香港增附三版，第6页。
[9]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修订版，第11页。
[10]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9页。
[11]钱穆：《中国历史精神》，第6页。
[12]钱穆：《史记》，《中国史学名著》（1），第92页、93页。
[13]钱穆：《历史与人生》，《中国史学发微》，第194页。
[1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9页。
[15]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5页。
[16] 钱穆：《中国史学发微》，序一，第5 页。
[17]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第238页。
[18]钱穆：《章实斋文史通义》，《中国史学名著》（2），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3月第5版，第336页。
[19]钱穆：《择术与辨志》，《新亚遗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9月第1版，第196页。
[20]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9页，第11页。
[21]钱穆：《国史漫话》，《中国史学发微》，第16页。
[22]钱穆：《国史漫话》，《中国史学发微》，第2 页。
[2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9页。
[24]钱穆：《如何研究中国史》，《历史与文化论丛》，第282页。
[25]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9页。
[26]钱穆：《中国历史与中国民族性》，《历史与文化论丛》，第139页。
[27]钱穆：《民族与文化》，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6月再版，第43页。
[28]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页。
[29]钱穆：《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第45页。
[30]钱穆：《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第42页。
[31]罗根泽：《古史辨》第四册，"钱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4页。
[32]钱穆：《学术与心术》，《学钥》，香港南天印业公司1958年8月第1版，第140页，139页。
[33] 钱穆：《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第42页。
[34]钱穆：《张晓峰中华五千年史序》，《中国学术通义》，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3月第2版，第177页。
[35]钱穆：《综论东汉到隋的史学演进》，《中国史学名著》（1），第139页。
[36]钱穆：《学术与心术》，《学钥》，第142页。
[37]钱穆：《史记》，《中国史学名著》（1），第88页。
[38]钱穆：《张晓峰中华五千年史序》，《中国学术通义》，第177页。
[39]钱穆：《学术与心术》，《学钥》，139页。
[40]钱穆：《章实斋文史通义》，《中国史学名著》（2），第335页。
[41]钱穆：《朱子读书法》，《学钥》，第48页。
[42]钱穆：《泛论学术与师道》，《中国学术通义》，第218页。
[43]钱穆：《中国六十年之史学序》，载台湾《华学月刊》第14期，1973年2月。
[44]钱穆：《学术与心术》，《学钥》，第144页。
[45]钱穆：《章实斋文史通义》，《中国史学名著》（2），第337页。
原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七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内容提要〕司马光创作史学名著《资治通鉴》的实践为我们提了一 个典型。司马光在其著作中力求描述历史的本来面貌用“国家兴衰、生民休 ”两项纲领作为修史原则在历史编纂学上提出考异法、无修长编的修史原 。正是以这些史学思想为指导才得以完成《通鉴》这一“岁宏冒、 思精”的编年史。西方有的学者认为编年史只是假历史是空洞的叙述、 的事物。孰是孰非一留给学者们深思。 体大 无言 戚则 〔作者简介〕孙方明1915年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 研究宋史曾参与写作尚钱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 争护尹砂诊~沪~~沪、 、. 争一 \ 司马光(1019一一108G年)字君实宋朝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出身于宫僚地主 家庭父司马驰历仕宋真宗、仁宗两朝官至天章阁待制、三司副使为“一时名臣”①。 司马光二十岁时(1。38年少考中进士甲科随因服丧在籍。到庆历六年(104G年)至京师 官大理评事大理寺垂嘉砧七年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英宗时任尚书吏部郎 中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锉。神宗时摧翰林学士权御史中尽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继 因反对变法请求外任专心编写《资治通鉴》。哲宗继位之后拜门下侍郎尚书左仆射居正宰相之位。有人说他“大用于砧际奋身许国揭万代之规模张胆极言切一时利病”②。其实司马光从丰八年五月至京师初任门下侍郎旋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 下侍郎到砧年九月初一病逝在位不过一年多时间他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特别是他晚年执政期间排斥新党一意孤行。但在史学方面却有着杰出的贡献。 司马光从小爱好史学他说:“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 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③。壮而从政之后更加倍致力于史价“常欲艾去芜杂发挥精篱穷探治乱之源上助圣明之鉴”④。治平三年完成《通志分八卷上之英 宗皇帝。他说。“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兹忽遇皇帝陛下……留意艺文……讲求古训臣有先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⑤。他编
建筑历史研究方法初探 吴梓林 （湖南大学2013级建筑学院 S1304W1033） 前言 建筑的古代遗存是非常有限的，迄今发现保存的最早的中国木构建筑不过建于唐代，在此之前的建筑史料主要源于地下和古人的记录，但即使是相对完整保留下来的建筑遗存在百年之内不重修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岁月沧桑中其存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从支离破碎的历史碎片中还原历史的真相？如何超越感官的极限梦回远古？ 让我们从建筑史研究中寻找答案。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方法林林总总、气象万千。笔者尝试将中国建筑史的典型研究方法大致分为如下几种类型：考古学式研究、历史学式研究、图像学式研究及解释学式研究四种类型。 考古学式的研究 以土木材料的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具有很多突出的特殊性。其遗址与世界上很多的砖、石建筑体系不同，往往只保存夯土部件和少量残砖、断瓦、碎石之类，原来大量的木构岁造成的形体一般不复存在，几乎不存在像埃及、希腊、罗马上千年的古建筑遗存那样，尽管残破还任然伫立着列柱、梁、枋和墙体。中国的古建筑遗迹，基本上都是土中埋藏的一些土而已。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建筑考古的难度。在西方，建筑考古学的问题并不突出，而在中国，则是一项非常必要的特殊考古学分支学科。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普通考古学为了获得古代器物,往往着重于古墓葬的发掘。随葬器物是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实物史料,它所提供的信息是文献所不能代替的,自然是非常宝贵的。而在实际工作中,重视墓葬的考古发掘,往往是因为它遗存的随葬品可以充实博物馆的陈列。这显然是片面的观点,因而被学界讥讽为“挖宝的思想”。基于挖宝的思想,当然对于很少伴生器物、而且也搬不到博物馆里去的建筑遗址,不会感到兴趣了。另外,不论是建筑还是聚落、城市的遗址,对于它们的认识和研究,需要很多普通考古学以外的专门知识,这也是一般田野发掘对遗址无意问津的原因。反映在发掘简报和报告中,对于建筑遗迹往往是一带而过,附图也是示意性的,很难作为研究的依据。这个问题,近年来已有明显的改善,对遗址的发掘和复原研究,日益被重视起来。遗址反映了古代人居环境,它所揭示的信息是墓葬不可能提供的。 对于建筑史学来说,建筑考古学也是非常重要的。“要认识已经灭亡的动物物种和身体组织,研究遗骨的构造是重要的;要判别已经灭亡的经济社会形态,研究劳动手段的遗物,有相同的重要性。”依同理,要了解早已废毁了的古代建筑形制及其发展的历史,考察其遗址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以古代遗迹、遗物为对象的考古学,就成了建筑史学极为密切的毗邻学科,甚至可以说,二者的内容
史学理论与方法参考阅读书目 1、黎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 2、黎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人民出版社1981年。 3、[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4．[英]格鲁内尔：《历史哲学》（中译本）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 5．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6 张尚仁：《社会历史哲学引论》人民出版社1992年。 7、韩震：《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北师大出版社2003年。 8、庄国雄等：《历史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9、[美]威廉?德雷：《历史哲学》（中译本）三联书店1988年。 10．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 11．佘树声：《历史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12．田汝康、金重远编选：《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3．张文杰等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14、葛懋春、姜义华主编：《历史比较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 15．葛懋春、姜义华主编：《历史计量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1987年。16．[美]雷蒙德?格鲁：《比较历史研究概论》（中译本）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2 年1期。 17．[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18．[苏]茹科夫：《历史方法论大纲》（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19．[波]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20．[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21．[莫]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22．[法]勒高夫：《新史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23．[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24．[美]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25．[美]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26．[美]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27．[英]卡?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28．[美]唐纳德?凯利：《多面的历史》（中译本）三联书店2003年。29．[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30．[美]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31．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32．李幼蒸：《历史符号学》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 33．蒋大椿：《史学方法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34．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史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35．蒋大椿：《史学探渊》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 36．[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37．[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38．[法] 迪拉里：《历史学家思想和方法》（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9．袁吉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40．严建强、王渊明：《西方历史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2013年11月18日09: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13年6期作者：马俊峰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103 内容摘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合理因素，运用其创造的唯物史观及剩余价值理论深入研究了近代以来世界经济与社会的运动及其发展趋势而创立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分析研究许多问题的重要背景和方法，又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重新理解和解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我们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研究和处理全球化时代的诸多重要问题，尤其是处理好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好中国道路，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世界历史理论；全球化；现代化；人类解放 作者简介：马俊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思想的 合理因素，运用其创造的唯物史观及剩余价值理论，深入研究近代以来经济与社会的运动及其发展趋势而创立的。马克思分析和讨论许多问题都是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和高度进行的，不懂得或忽视这一点，在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时势必会造成许多误解和曲解。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对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这是造成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代课题理论上“不太清楚”、实践上走了很多弯路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冲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重新理解和谋划现代化方略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激活了世界历史理论这个重要思想资源，使之成为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热点问题。显然，世界历史理论既是我们重新理解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显现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重要方面。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创造性转换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直接思想渊源是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现实基础则是业已形成并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及其产生的各种效应。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是由地理大发现引起的国际贸易，尤其是由工业化所催动的国际市场拓展引发的。地理大发现不仅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和澳大利亚等地区，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线，而且通过更加频繁的交往，使人们日益了解了“新世界”和东方国家的历史知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伏尔泰写出了《论各民族的风格与精神》，从最远古的中国讲起，把欧、亚、非、美几个大洲的国家和民族都写入历史，为后来世界史的编著开辟了道路。此后，一些历史学家致力于世界历史的著述，如J. C. 加特勒尔的《世界历史要览》、A. L. von施勒策尔的《世界历史概略》等等，英国J. 坎普贝尔等人还辑集了一部多达38卷的《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黑格尔基于一种“巨大的历史感”，并不满意这些历史学家把历史当作已经发生的经验事实进行堆积排列的做法，即只是依据一定的材料叙述历史中发生的行动、事变以及导致这些行动和事变发生的动机，
司马光论德才 ———读史札记曾敏之 读《资治通鉴》，不能不佩服古人治学治史的严谨勤奋作风。司马光穷十九年的精力，荟萃史学人才，遍阅历代旧史，旁采诸家传记，删繁去冗，举要提纲，编成《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终五季，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人事尽搜其中，向封建统治者提供“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因此，《资治通鉴》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研究的重要著作，司马光成了八百多年来享有威名的史学家、政治家。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以他的才识反映于对历史事件叙述所加的按语之中，表现了他对事物的推移变化所持一分为二的观点。例如司马光论才与德，他强调用人要讲究德才兼备。他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说法是点明两者相互的关系，但是“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这是说云梦的竹是品质优良的，如不能锻炼成材，成为强有力的坚实的箭弩，就无用了。他又指出：“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 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这是说金属之物，要经过 铸冶炼才可能成为利器，否则不能制强敌。司马光就是举这样的例子，比喻德才兼备的重要性，他的结论是“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两者兼全当然是难得的人才了。 但是司马光却不是唯德才兼备论者，他考察了历代兴衰史所反映出来的经验与教训，他进一步论证德与才的关系，很有值得深思价值。他认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既然把德才作了这样的划分，司马光用怎样的态度以取人呢？他说———凡取人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
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 在司马光看来，无才的人既愚，就是智力很差，力不能胜，要控制他是容易的，唯有“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如小人而又有才能，就如虎添翼，其为害是很大的。权衡下来，司马光指出“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一般世俗用人的眼光“多蔽于才而遗于德”。意即世人多偏才重才，而失于重德，乱臣、贼子、败家子是因德不足而形成破坏力量的，“才有而德不足，以至于颠复者多矣”。 可见，司马光是重德而宁愿略才的。 值得探讨的是德的标准是什么？在封建社会，统治者要求的德是效忠、尽职、驯服……带有奴性的德，所以取“愚人”更好供其驱使。正如“女子无才便是德”，以三从四德为女子做人的本分，实质是奴役妇女，加桎梏于妇女的教条，这样的德是封建统治者所赞美的。 时移势易，到了现代，对德的观念自与司马光所持者有所不同，当不是奴性的，也不是“愚人”的了。至于“小人”却是需要现代化的制度严加甄别、制裁、淘汰的
史学理论经典书目 [中文书目] 1.〔清〕章学诚，《文史通义》 2.〔唐〕刘知几，《史通》 3.〔汉〕司马迁，《史记》 4.杜维运，《中国史学史》(二)（台北：三民，1998） 5.杜维运，《中国史学史》(一)（台北：三民，1993） 6.周佳荣，《中国史学名著概说》（台北：唐山，1989） 7.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一)（台北：三民，1973） 8.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二)（台北：三民，1973） 9.麦劲生，《近代史学与史学方法》（台北：五南，2000） 10.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台北：巨流，2000） 11.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与方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2.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北：三民书局，1999增订新版） 13.李守常，《史学要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4.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8） 15.王旭东，《史学理论与方法》（合肥：安徽人民初版社，1998）
16.周梁楷等，《史学导论》（台北：国立空中大学，1995) 17.周梁楷，《历史学的思维》（台北：正中，1993） 18.姜义华，《史学概论》（台北：水牛，1992） 19.甲凯，《史学通论》（台北：台湾学生，1985） 20.王尔敏，《史学方法》（台北：东华书局，1977） 21.李家祺，《历史纂述的方法》（台北：台湾商务，1970） 22.姚永朴，《史学研究法》(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3) 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1922) 2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上海：商务，1933) 25.李思纯译，《史学原论》(上海：商务，1968) 26.何炳松，《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1927) 27.何炳松，《通史新义》(上海：商务，1928) 28.卫聚贤，《历史统计学》(上海：商务，1934) 29.李则纲，《史学通论》(上海：商务，1935) 30.杨鸿烈，《历史研究法》(长沙：商务，1939) 31.蔡尚思，《中国历史新研究法》(昆明：中华，1940) 32.吴泽，《中国历史研究法》(重庆：峨嵋，1942) 33.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台北：华世，1974) 34.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台北：独立，1945) 35.许冠三，《史学与史学方法》(香港：自由，1958) 36.许冠三编译，《历史哲学与历史解释》(初版未详；台北有环宇刊 本)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摘要：本文介绍了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观点，阐述了"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方法，探究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形成时期；全球化；实践价值；基本观点；经济活动 在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马克思就曾把他所处的时代概括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现代世界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全球化，对全球化的认知决定了人类判断全球化和怎样参与全球化的出发点。马克思曾经对全球化的发生和发展以"世界历史"的理论形态作了概括和分析,掌握马克思关于全球化或者说"世界历史"分析的方法论,挖掘和研究这一思想的方法论意义,对于认识和把握全球化问题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始终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作为自身的主要任务，虽然马克思没有系统的全球化理论,但他从全球视野阐发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为我们研究当代全球化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总体说,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观点有三个方面: 1."世界历史"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历史之外的什么"世界精神"的产物,而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从而形成世界历史。 2."世界历史"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成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是经济活动世界化的过程,同时是精神层面世界化的过程。资产阶级把
消费与生产全球化，所有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都被瓦解了,一切国家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仇外心理在日益消失。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文化也逐渐的全球化。"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一样。 3.人的发展过程，就是"世界历史"。马克思历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现实社会的人。,"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的历史,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点。"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二、"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方法论 马克思阐述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全球化过程是博大精深的,不仅作了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分析,而且作了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这个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且描述了这个过程的生动的现象;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逻辑的。透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找出贯穿在其思想中的方法论。 1.价值观与历史观互相统一的方法。社会客观规律的尺度,就是历史尺度,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做为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持续改变的历史过程。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的基本的标准。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马克思又认为,历史是由有目的、有意志、有激情的人自觉创造的。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的划时代
《史学方法论》的读后感 当第一次拿到这本书时，随手翻了翻，没有吸引到我，感觉有点枯燥，《史学方法论》的读后感。当开始读后，发现印证了我的第一个感觉，很无聊，又有点看不懂。那时我正在看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没有太多的感触，就这样看着。后来在读书会时我也向老师提出了我的感想，老师说这一定不是书不好，一定是你还没看懂，还没明白这本书要告诉你什么，当你读懂时，就知道了这本书的魅力。 果然老师的话是对的，努力看下去，越看到后面越有感触，让我情不自禁又回过去细细地读了前部分。 史学方法是训练史学家的一门学问。杰出的史学家，可能是天纵的，道地的史学家则是训练出来的。在历史洪流中，史学方法是一门真实的学问，一定要在史学发展既久、史书大量盈积之后，才能出现。而写一部理想的史学方法，一定要有一个世界史学的基础，最低限度要兼通中西史学。要客观的看待各国、各民族的史学，不要存在偏见，要取其长而去其短。 什么是历史？记得刚进入历史系，老师就问过我们。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好简单的问题，历史就是·····突然有回答不上来，想了想就说是过去的就是历史。已经记不清当时老师给我们的对历史的定义。这本书中杜维运先生告诉我们历
史是由所谓”历史事件”及历史学家两部分组成的，缺一不可。历史事件、历史学家就成了《史学方法论》所关注的两个主要对象。 对历史事实的选择、考证和描述是有方法的，本书的前一部分就对此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史学家在治史要综合应用归纳方法、比较方法、综合方法和分析方法。要了解这些方法的利弊，合理利用，不能把其中一种认为有用，就当成是万能的。在史料的考证上要注意史料的不同分类和考证的方法。文史不分家。描述历史就离不开写作，但史学的写作与文学又不同，在本书中作者详细地历史文章的特性、风格及写作方法、注意点。 接下去作者比较了中西史学，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来比较了中西的`史学。西方以欧洲史为其多数时候的唯一，并视为人类历史的核心，且常认为其它地方是没有历史的；中国近代史学虽不如西方澎礴，但在《史记》中就已知将历史推至历史学家所知的一切地域。何不算得是一种领先。史学的发展有赖历史学家的眼界、心胸的不断扩展。治史为信史实不易，许多时候也不是历史学家可以做得了主的。 最后介绍了史学家的素养、历史的境界。这让我记起在一次课堂上，一位老师对我们说的历史并不是谁都可以教的，不懂历史的人以为历史很简单谁都可以教，只要看一下书就行。却不知道教历史是不简单的，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还要很高的素养，也是本书写的史德。 战争是曾经历史极其重要的部分，也是史学家极其关注
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简析 /h1 钱穆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着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是他的史学思想里面最核心的东西。虽然在当时的史学界并非主流,但近几十年来,他的着作和史学观念被越来越来多的人所关注。有人曾说在近代的史学家中,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本位建立了一套系统而完备的史学体系的,钱穆是最重要的一位。①史学界关于讨论钱穆先生民族文化史观的文章、着作也有很多,但是大部分都将重点放在对其民族文化史观的内容和内涵的阐述上,鲜有详细论述其史观形成的原因和价值意义的文章。而这就是本文的出发点,在分析论述其史观内容的同时,较为详备地分析其史观形成的原因和意义。 一、钱穆民族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 要理解钱穆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首先要弄清他对历史的定义是什么。在他的《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阐述的: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以往的经验。②也就是说,钱穆先生将历史看成一种过往的人生和经验,将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材料称之为历史材料。后人可以通过历史材料来了解和认识以往的历史,但历史材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记录下整个以往的历史。这就像我们写日记,即便是天天写,仍然只能记录下一些对自己而言比较重要的事情,而不能事无巨细都记下来。毋庸置疑的是,对于我们而言,以往人生和经验的主体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就是这些经验和人生的创造者。同时,每个人写日记都有其不同地方,比如说,有的人喜欢
用比较朴实的语言;有的人则喜欢用比较华丽的辞藻;有的人只是简单地记录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而有的人却善于反思总结。这是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性格和文化修养。 那么依照钱穆先生对于历史的理解,即历史是一种人生和经验,就会产生两个问题:国家历史的主体是谁?国家历史主体的不同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钱穆先生通过思索和分析,在他的着作中给出了答案:国家历史的主体就是民族,不同的民族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里,详细阐述了历史,民族的关系:“既然历史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经验,所以只要你谈到民族,谈到人生,是无法不谈到历史的。”③又写到“一部中国史,就是民族和国家的生成史”④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一个民族创造的,一部国家史就是一部民族史。同时,因为民族生长的环境不同,就造成了文化的不同。因此中国,以色列,德国,英国等各个民都有其特殊的民族文化。 历史,民族,文化是钱穆先生的史观的重要因素,在钱他看来,历史,民族,文化三者是同义的,“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产生的。”⑤三者联系起来,则会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不同,都有其独特的地方,不存在孰优孰劣。这也正是证明先生最终想要证明的结论。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得从他的生长环境寻找起因。 二、钱穆民族文化史观形成的原因 毫无疑问,“民族”和“文化”两词在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中占有关键的地位。为什么这两个词对于他而言会有如此重要而特殊的意义?这需要从他生长的家庭环境和当时的社会环境
第一部分 1.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它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一种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 （2）什么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关于社会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的理论，是人们从一定的社会科学学科角度出发，对社会现象或事物所做的系统分析或解释的科学的方法体系，主要研究对象是关于社会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及研究社会科学一般研究方法中的各种方法的特点、操作程序、作用及其限度，又研究这些方法之间怎样发生有序联系和整体作用。 （3）联系：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灵魂，必须自觉加以坚持。我们要用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当代中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对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研究社会科学，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了解社会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所以，科学的方法，对社会主义的研究问题特别重要。 2.如何正确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 正确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是对以下五点的正确认识。 （1）理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科学主义是用自然科学的眼光看待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主张在自然科学的规范和方法论系统中建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和体系。人文主义突出强调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根本区别，强调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性质和研究方法方面的根本区别。 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获得对社会历史的全面认识。 （2）理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个体主义认为个体决定整体，只有从个体出发才能很好地解释社会历史运动。整体主义认为整体决定个体，只有从整体出发才能有效地解释社会历史运动。 （3）理解结构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是借鉴现代科学中的结构功能方法而形成的学术思潮和方法论流派。要素之间的关系形成一定的结构，结构决定功能。功能是我们最为关注的，在现实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理解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而产生的，最初在当时的德法兴起，现在美国比较盛行。后现代主义有解构性和建设性的两大基本价值取向。当我们加强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应当努力克服它们所带来的一些负面问题。 （5）认识关于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评价。总体上来看，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与西方社会进步和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相关联的。如果我们承认西方社会科学也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就应当承认他们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也具有合理性。
简析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司马光(1019 年11 月17 日-1086 年)，字君实，号迂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其生平著作甚多，主要的史学巨著有《资治通鉴》、《温国司马文正集》、《稽古录》等，他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探讨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史学思想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要研究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应该先从他治史的目的着手。在《进资治通鉴表》里，司马光叙述了他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足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伏望陛下……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哀，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同时，他还把历代君主分为创业之君、守成之主、陵夷昏君、中兴明主、乱亡国君五类。从上面所叙述的材料来看，我们可以很清晰
的看到司马光编写史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君主提供“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吸取借鉴，要求君主懂得知人、立政之要，为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通过对司马光治史的目的的研究，我们可以对司马光的史学思想进行总结，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1.以史学为封建政治统治服务的思想 司马光通过直书实录，对封建统治中的各种暴行进行揭露和谴责，同时，还把借鉴前世“国家盛衰、生民休戚”作为“考当今得失”的主要标准，要求君主应该长备戒惧之心，以更好的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 南朝有很多的荒淫残暴的昏君，但是很多史书都多加讳饰，而司马光则把这些昏君暴主揭露得淋漓尽致。同时，他还对历史上那些有名的明君，也是毫不留情的揭露其暴虐的一面。在《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里，记载了唐太宗(当时还是秦王)“屠夏县”，唐将罗士信屠洛阳外围的千金堡;同时，又在这一卷中大书：“窦建德在洺州，劝课农桑，境内无盗，商旅野宿”。其对比是何其的鲜明，他希望通过揭露这些君主的残暴行为，使统治者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杜绝这些残暴的行为，以巩固其统治。
从历史学的角度谈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 摘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揭示了隐藏在社会科学活动中的表征人类科学的最基本特性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实现机制。运用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进行合理的科学思维，可以提高创造力。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研究成果。此外，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历史学 社会科学在20 世纪获得迅速发展，对人类的社会实践产生深刻影响，显示了它的科学价值，但是，从20 世纪70 年代起，以社会学为肇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场域内，出现了一场有关社会科学危机的大讨论，关于这场危机的探讨和争论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到目前为止，这场持续数年的讨论虽然尚未能得出结论，却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其中大多涉及到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 其实关于历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在世界范围内曾有过很长时间的大争论，即使在当今世界还是持有多种观点，有人认为是种科学，有人历史学是门艺术。“我国史学界自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统治地位后，从未有人怀疑过历史学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历史科学是同义语”①。因而我打算从历史科学性的角度谈谈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 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必须弄清楚它的含义。深层次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才能更有利于我们了解它的现实指导作用和意义。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以及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三要素： （一）社会矛盾分析方法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同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的诸要素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指唯物辩证法中所讲的矛盾。矛盾的对立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否定的关系是指矛盾的斗争性。“像人民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生物界中的生存竞争，社会领域的阶级斗争，无机界的排斥，思想理论领域不同意见的争论等等，这些自然社会、以及思维范围内相互排斥的趋向，所有的相互否定，都是矛盾斗争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②。 在历史学研究过程中，几个主要的研究课题就是围绕矛盾分析法展开，具体说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展开的。所以研究历史问题，必须利用辩证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及现象，正确对待社会矛盾，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统筹兼顾，一分为二，把握实质，抓住主流，把握大方向，实现社会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 （二）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基础，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以运动和时间、空间的形式存在的。他认为物质总是在时间与空间两个层次上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提出了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处理问题的方法。认识和解决一个问题，需要以实践为基 ①朱卫斌.历史学：科学还是艺术？[J].中山大学学报.1995（4） ②王广科.学习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J].政法论坛.145-146
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与教育史上，钱穆的地位与贡献都自不待言。对此，学界已有公论，无需再三引述。即便在学界之外，凭借《国学概论》《国史大纲》与《论语新解》等著作的风行，他大概也是声名最为显著地现代学人之一。然而，倘若要用一个语词来总结钱穆的人生，我首先想到的却是“一生流亡”。通过钱穆气定神足的著作，或许很难得出这样的印象。但钱穆一生中的几个关键时刻，却都是在“流亡”中度过与展开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与北京大学的同人仓皇南下；1945年，抗战胜利，曾任西南联大教授的他由于与主流学界不合，未在受邀北归之列，从此辗转南方各校；1949年，“天地玄黄”之际，钱穆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出走香港；1967年，已经“功成身退”的他又在香港难民潮的风暴中，仓促赴台；1990年，临近生命终点的他因被指责“非法占用市产”而迁居，成为了台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在同年逝世。一生流亡成为了他终究摆脱不掉的命运。在这点上，钱穆倒是与他毕生追慕的孔子很像--两人都是各自时代中的“丧家之犬”。因此，理解钱穆，必须从诸种脸谱化与符号化的阐释以及故事、传说中解脱出来，回到历史现场。 丰富但不复杂的钱穆 无论是以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界定，还是用现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去衡量，钱穆在二十世纪中国都堪称楷模。不过，与这段云诡波谲的历史相比，钱穆的世纪人生虽说足够丰富，但其实却并不复杂。“丰富但不复杂”--如此立说，丝毫没有贬低钱穆的意思。评价钱穆，最为合适的称谓想必还是“有情怀的史家”。当然，于己他是“儒者”，于人他是“宗师”，但这些不同层面的身份无疑大都可以视为他的“史家情怀”的自然延伸，是其在学术与教育中对于人生意义的自觉实现。 钱穆一生，可谓“守己有度”。这点不仅体现在无论面对国家与个人的何种境遇，他都始终坚持以学者与教师的身份发言，而非尝试直接介入；更表现为他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变化，乃是以其思想文化论述为缘起与旨归，背靠历史、面向当下。钱穆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历来备受关注，无论被毛泽东批判，还是被蒋介石父子延请，都是名重一时的“事件”。钱穆在两者之间的确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回应都是十分“书生”式的，而非“政客”式的，支撑他选择的除去具体条件的考量，更有他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一贯判断。赴台后的钱穆，尽管备受礼遇，但其主要精力仍在学术与教育，中国的私学传统也因他从香港新亚到台北素书楼的实践而得以存续。 钱穆重“事功”，但无疑更重著述。他的这些特点与若干纵横捭阖于二十世纪中国政学两界的知识分子，十分不同。所以，钱穆并不是讨论诸如“学术与政治”或者“文人与帝王”一类话题的理想人选。当然，他的一生也有若干进退失据或者显隐失当之处，他的不介入也未必全然出于不想介入，而是也有想介入而不得的缘故。总体而言，钱穆与“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者不同。正如钱穆所言--“不了解写书的人，对其所写的书终有隔阂”，所以在面对其人其书时，了解其为人为学的性格、姿态、策略与追求，也就很有必要了。站在某种后见之明或者现实需要的立场上评价前人，最不足取。否则，即便出于自以为是的好心与善意，也非常容易“谬托知己”或者“强作解人”。 然而，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钱穆一直无法摆脱的却是某种“谬托”与“强作”。似乎他的命运也便是如此：作为一位致力主动回应时代，并且提供超越性的思想文化方案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却又时常陷入被动，甚至不得不在进退维谷中踟蹰、彷徨、煎熬与挣扎。由于具有人格与学力的支撑，他当然是“一位自视很高的人”；但他在自信的同时，又比任何“谬托”与“强作”者更为清楚自己的本分与限制，从而在多数情况下发言时都能恪守分寸与界限。是故，单纯关注其收获的鲜花与掌声，只能相当表面甚至一厢情愿地认识钱穆的人生与著作；只有明白其挣扎、坚持与超越背后的那份彷徨、困惑与落寞，才能更为准确与通透地理解他是如何在有限的历史可能性中为并世与后人提供了无限的历史想象力。像钱穆这般深具历史感与使命感的人物，从未有过简单的乐观与悲情。所以，看待钱穆也同样应
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思想的合理因素，运用其创造的唯物史观及剩余价值理论，深入研究近代以来经济与社会的运动及其发展趋势而创立的。马克思分析和讨论许多问题都是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和高度进行的，不懂得或忽视这一点，在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时势必会造成许多误解和曲解。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对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这是造成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代课题理论上“不太清楚”、实践上走了很多弯路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冲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重新理解和谋划现代化方略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激活了世界历史理论这个重要思想资源，使之成为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热点问题。显然，世界历史理论既是我们重新理解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显现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重要方面。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创造性转换 第一，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在时间上的展开和在空间上的扩展，是精神不断获得解放和自由的过程，“世界历史……表示‘精神’的意识从它的‘自由’意识和从这种‘自由’意识产生出来的实现的发展”。①马克思则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为，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⑤因为它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和交往关系发展的结果，是现实生活的人们、人们的吃穿住行的现实生活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结果。 第二，黑格尔“世界历史”概念的外延基本上可以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历史”，是各个民族历史发展的总和。尽管黑格尔基于“巨大的历史感”力图将人类历史当作一个总体去探寻其内在联系，但他却不能“历史地”看待世界历史的形成问题。换句话说，基于“绝对精神”展现自身的唯心主义框架，他更多地关注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连续性、统一性，而没有注意到其中的间断性和“质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则不同，它以“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为对象性根据，而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 目录：史学史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史的含义，史学，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周公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先秦历史观念的丰富和史学的兴起，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天人关系和古今变化的理论，马迁的史学思想，班固的皇朝意识和正宗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思想的特点：辨兴亡，论神灭，评人物。 隋唐五代：史通的史学批评意识及理论，杜佑的经邦致用史学思想之成熟以及历史进化思想，通典的史论特色，这一时期历史思想的发展：治国论的丰富，君主论的发展，封建论及国家起源和历史进程等思想，民族论和历史进化思想，史家主体意识增强：直书，信念，良史及价值观念，史学批评的理论价值。 宋辽金元时期：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通鉴的思想价值和史学价值，通鉴纲目，通志的史学思想与史学价值，宋代史学批评的繁荣：册府元龟国史部序和新唐书纠谬序的理论贡献，曾巩和洪迈的史学批评，叶适的史法之议和朱熹的读史之论，目录之书与史学批评。通鉴学的发展和胡注，文献通考的历史思想。 明代：史学的通俗形式和历史教育，王世贞的史学批评理论，李贽的历史评论的批判精神。 清代：黄宗羲历史批判精神，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的史学价值，王夫之史论的历史价值，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圆神和方智定史学两大宗门，史德与心术，史意与别识心裁），龚自珍历史思想特点，梁启超新史学，章太炎历史思想特点。 附录：近百年史学发展的趋势，传统史学在近百年的命运，史学与社会）（李炳泉，邸富生亦有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中间论到史学思想者：孔子，诸子，司马迁，班固，范晔，刘知几，杜佑，欧阳修，司马光，朱熹，郑樵，李贽的史论，胡应麟，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章学诚的史学理论，龚自珍的史学理论和史学观点，魏源的历史观，郑观应，康有为的历史观，梁启超的历史观和新史学，夏曾佑，章太炎，傅斯年的史学观念，陈寅恪的史学观念，李大钊，郭沫若，毛泽东，） 宋衍申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目录中：春秋在史学史上的地位，诸子历史观的内容，刘知几的史学思想，欧阳修的史学思想，司马光的史学思想，郑樵的史学思想，王世贞的史学，李贽的史论，顾黄王的史学，经世致用史学，章学诚史学思想，清后期重开经世致用史学，龚自珍，魏源，梁启超对封建史学的批判，章太炎的史学思想，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命题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研究历史总是研究者现时 现刻的思想活动；二是历史研究是由现时生活需要激发起来的；三是历史是按 现时人的兴趣和价值取向来思考和理解的。这个命题含有明显的历史相对主义 的消极成分，但也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那就是确认了一个事实：历史认识的 起点，来源于研究者感受到的现实需要。 列举从古自今史考的名著：司马光《通鉴考异》、顾炎武《日知录》、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章学诚《文史通义》、崔述《考信录》 列举20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作：曹佐熙《史学通论》、李则纲《史学通论》、周容《史学通论》、杨鸿烈《史学通论》、李大钊《史学要论》、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蒋祖怡《史学纂要》。 列举史学方法著作：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姚永朴《历史研究法》、浮田和民《史学原论》、梁启超《新史学》 马克思史学的东西：翦伯赞《中国史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列举出列举出五部查阅资料的工具书：唐代欧阳洵《艺文类聚》、北宋李昉、李穆《太平御览》、三国魏文帝时刘劭、王象等《皇览》、明解缙《永乐大典》、，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宋代李昉﹑扈蒙﹑李穆《太平广记》、北宋李昉﹑徐铉﹑宋白及苏易《文苑英华》、清朝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唐初的虞世南《北堂书钞》 名解历史观：历史观又称“社会历史观”。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世界观与历史观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历史观 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这是哲学基本问题在社会历史 领域的延伸。阶级史观(革命史观) 又称阶级斗争史观，从阶级的视角去研究历史，研究各个历史阶层中不同主导的阶级和各个阶级的发展状况对所在历史时 期的影响、文明史文明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 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综合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 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全球史观（整体史观）、（近）现代化史观、英雄史观、正统史观、个人历史观等。 历史比较研究法：历史比较研究法是对历史上同类事件、人物和现象进行比较 和对照，并分析其异同及缘由，从而寻求历史规律的一种方法。遵循“可比性 原则”——拿来作比较的事物，其材料必须是同类的，同一范畴的，采用同一 标准的，处理方法也是相同的。从历史事实出发进行比较。明确比较研究的主 题，确定比较对象。深入比较，找出异同。广泛验证，揭示规律。这样就有助 于克服史学研究的片面性、狭隘性，可以起到“间接实验法”的作用结论鲜明， 有说服力有助于开拓视野，启发思路，发现新问题。比较方法不是唯一的，也 不是万能的，结论会有不完全性或或然性，结论还带有很大的揣测性，容易产 生牵强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