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的媒体批判理论
１９９６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Ｘ问世，在法国传媒界和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各方人士踊跃参与论争，持续数月之久。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该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独占鳌头，出尽风头。毫无疑问，人类文化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阶段——电子媒介文化阶段。乐观主义者称，电子媒介把我们带入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开放的新时期；悲观主义者却为媒介的霸权和专制深感忧虑，各种折衷之说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于是，面对电子媒介，尤其是无处不在的电视影像文化，我们该做些或能做些什么？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布尔迪厄提供了另一种策略：利用电视来为电视解魅。这不由地使我想起了他在法兰西学院院士就职演说时采用的同样策略，运用任职仪式赋予他的权威，来增加他对任职仪式的逻辑和效果所作的分析的权威性，进而探讨“一个学术性的制度机构，它的本质是什么，又是如何运作的”。Ｙ他认为，电视正在对艺术、文学、科学、哲学和法律等文化生产构成巨大的危险，揭露电视的象征（或符号）暴力，使这一切大白于天下，进而唤起人们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自觉意识，乃是一个社会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伟大的戏剧家布莱希特说过，司空见惯的事物人们往往对它们熟视无睹。他创造的“叙事剧”旨在把熟悉的变成陌生的，以引起观众的警觉，此乃“陌生化”（间离效果）。布尔迪厄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与阿多尔诺式的在媒介体制之外来批判媒介的方法相比，布尔迪厄“参与性对象化”的方法似乎带有更大的
破坏性，它从内部揭露了媒介体制鲜为人知或人所忽略的那一面。那么，布尔迪厄为电视解魅，较之于前人和他同时代的人，有何新颖独到之处呢？文化工业和公共领域法兰克福学派是媒介批判的早期形态，阿多尔诺在其与霍克海默合写的《启蒙的辩证法》（１９４７）中尖锐指出，文化工业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操纵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服从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逻辑的，总而言之，是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Ｚ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批判，开创了西方思想界对现代大众文化和传播媒介批判的先河。但在阿多尔诺那里，文化工业的批判还只限于一种哲学的思辨和推论，尚缺乏严格的经验社会学的分析。因此，从阿多尔诺到布尔迪厄的电视批判，值得一提的中间一环乃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１９６８）中指出，从封建专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出现了公共权威和市民社会。公共权威涉及国家，诸如司法体制和暴力手段使用的合法化等；而市民社会则是一个在公共权威保护下的私有经济关系领域。它不仅发展出经济关系，同时也塑造了不断脱离经济活动的人际关系。于是，在公共权威和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之间，便出现了一个新的公共领域。一些资产阶级的文人雅士成为这一领域的最初主体，他们以理性论争的方式讨论封建时代禁忌的话题，并对国家和权威进行争论和批判。在１７世纪末和１８世纪初的巴黎和伦敦等大城市里，出现了一些由贵族聚会转化而来的沙龙以及咖啡馆，这便是公共领域的雏形。我们或许可以把它视为现代知识分子活动的基本空间。公共领域最初只限于文学艺术问题的讨论，后来逐渐扩大到政治论争。大众传播的出现，诸如小规模的报纸和独立的出版社等，拓展了公共领域，虽然公共领域只限于少数有地位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但哈贝马斯发现它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不同于权威和家庭等私人领域的公共领域中，通过理性讨论和争辩可以形成一种公共见解（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或舆论），进而构成一种他所说的“公共性”原则。这意味着个人见解可以通过公民的理性２批判论争而形成舆论，它对所有人开放，并独立于文化支配之外。哈贝马斯注意到，这种公共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从未完全实现，因此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发展，尤其是大众传播的
商业化和舆论技术的出现，限制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特征。从前一方面来看，曾经作为理性２批判论争私人场所的公共领域逐渐蜕变为一个文化消费的领域，即当控制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力的市场法则渗入公共领域时，“理性２批判论争也就逐渐被消费所取代，公众交流的网络也就消解为个人接受行为，不过这种接受方式却是整齐划一的”。［如此一来，公共领域原有的批判潜能便被消解了，它被融入了资本主义的现存体制。哈贝马斯发现，报纸的内容由于商业化必然走向非政治化、个人化和煽情，并以此作为促销的手段。这个主题在布尔迪厄的电视解魅中被加强了。从后一个方面来说，大众传播领域中舆论管理技术的发展，强调个人是私人公民而非消费者，但却把这个观念运用于某些利益集团的偏私目的。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名存实亡，舆论管理新技术被用来赋予公共权威以某种魅力和特权，这和封建宫廷曾有过的特权别无二致。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在这样的条件下实际上被“重新封建化了”，“公
共性已被转化为管理化的统一原则”。＼结果是公众变成为一种被管理的资源，他们被从公共讨论和决策过程中排除出去了，而一些利益集团的政治主张要求则同时又被合法化了。这个主题在布尔迪厄的电视研究中也被强化了。电视是一种符号暴力布尔迪厄在这两个方面进一步追问，他以犀利的分析有力地揭露了电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个基本功能：反民主的符号暴力和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这便构成了《关于电视》的两个基本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分析和论证电视在当代社会并不是一种民主的工具，而是带有压制民主的强暴性质和工具性质。在这方面，布尔迪厄的去魅性分析可谓令人叫绝。他从三个方面揭露了电视在当代社会中的符号暴力特征。第一，他揭露了电视行业的职业眼光和内部循环所导致的同质化。敏锐的社会学注意力和深刻的哲学思辨力，使得布尔迪厄对电视行业内部一系列看似矛盾的现象作了深入的分析。比如，电视本该提供信息展现事物，但它却要么不展现，要么使事物变得微不足道，或与现实毫不相关。究其根源是因为电视人有一种特殊的“眼镜”，他们透过这种特殊的“眼镜”去看世界，对
某些事物视而不见，对另一些事物则片面夸大，这种选择原则有个确定的目标：“对轰动的、耸人听闻的东西的追求”。］为此，各家电视台争相抢新闻，占头条，制造轰动，以求区别与别的同行和其他电视台。从表面上看，这将导致不同电视机构之间的竞争和新闻业的多样化和多元化，但布尔迪厄指出，追求抢先导致了争相仿效，强调排他性的特色则形成了大同小异，最终结果是电视节目和内容的内在同质化，从报纸到电视，从一家电视台到另一家电视台，信息的内部封闭循环流动导致某种整饬。这似乎证实了麦克鲁恩的一个看法——一种媒介是另一种媒介的讯息。＾所以，布尔迪厄一语中的：“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因为电视外部受制于收视率，内部则有
一系列控制手段和程序，各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审查自不待言，主持人角色行为的限制，时间分配的限制，谈话内容的限制，演播程序的限制，甚至主持人的不经意，都在行使电视的符号暴力——拒绝自由交流。结论是合乎逻辑的：电视不利于表达思想，必须在“固有思维”的轨道上运作。由于电视需要一种“快速思维”，所以，电视只赋予一
部分“快思手”以特权，出现了一批“媒介常客”，思想的颠覆性沉沦于老生常谈之中
。说到底，电视不过是提供了一种消化过的食品和预先形成的想法。这种去魅式的分析发人深省。这样，布尔迪厄也就从电视节目参与者和电视人之间不可逾越的游戏规则角度，揭露了它压制自由交流的特征。最后，他指出在后现代文化中影像文化的特殊优越地位，使电视在新闻场中的经济实力和符号表达力都占据上风，进而对其他媒介（比如印刷媒介）构成了一种暴力和压制，甚至影响到它们的生存。以至于文字记者的主题只有得到电视机制的呼应，才变得更有力更有影响，于是，文字记者的地位和角色受到了怀疑。在揭示电视的这种功能特征时，布尔迪厄关注的焦点在于，“符号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和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
或承受。和其他科学一样，社会学的职能就是揭示被掩盖起来的东西：只有这样，它才能作用于社会关系，尤其是把传媒关系的符号暴力减少到最低程度”。这里，作者鲜明的文化批判立场昭然若揭。电视对其他文化的解构布尔迪厄电视文化批判的第二个主题涉及到电视与商业的关系，或者换一种表述，涉及到商业逻辑的文化生产领域中的僭越。它与第一个主题密切相关，是它的进一步展开。布尔迪厄的推论很简单：５０年代，电视关心的是文化品味，追求有文化意义的产品并关注培养公众的文化趣味，可到了９０年代，电视极尽媚俗之能事来迎合公众，从脱口秀到生活纪实片再到各种赤裸裸的节目，最终不过是满足人们的“偷窥癖”和“暴露癖”。电视何以从文化和交往的传播手
段，沦落为一种典型的商业操作行为？布尔迪厄的看法简单明确，这一切都受制于收视率，而收视率又是追求商业逻辑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阿多尔诺早就指出了文化工业的商业逻辑，哈贝马斯也道出了公共领域的商业化趋向，布尔迪厄不但揭示了这个现象，更重要的是，他从社会学角度以其独特的“场”理论来分析这一现象。场是布氏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他看来，社会文化可以区分为不同领域，而不同领域的运作实际上就像物理学意义上的“力场”一样，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力的作用构成的。在他的早期理论中，他更关心权力（或政治场）与其他场的关系。依据场的性质和自律程度，他发现一个与政治权力由近到远的序列：法律场、学术场、艺术场、科学场。法律场最容易受到权力的影响，而科学场则距离最远。他关注商业逻辑对各个文化生产场的侵蚀和渗透，在他的表述中，“新闻场与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要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受制于市场的裁决，始终经受着市场的考验”。这就界定了各个文化生产场与商业逻辑之间的距离。他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生产场与商业逻辑的相互关系中来思考电视的。布尔迪厄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到了９０年代，电视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商业逻辑的侵蚀，而商业逻辑对电视的作用是通过收视率而实现的。有高收视率就必然带来丰厚的广告利润和商业资助，而追求高收视率则必然导致电视从５０年代注重文化品味向９０年代的媚俗倾向的转变。在这方面，布尔迪厄指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向。第一，他发现由于把收视率作为电视的基本目标，电视逐渐开始走向非政治化或中立化。这个现象哈贝马斯也曾指出过，他认为公共领域的商业化必然导致非政治化、个人化和煽情。布尔迪厄发现，收视率对电视的直接作用是对轰动的、耸人听闻的东西的追求，于是最有收视效果的社会新闻取代了电视的文化品味和政治功能。“社会新闻，这向来是追求轰动效应的传媒最钟爱的东西；血和性，惨剧和罪行总能畅销”。这一方面导致了电视对现实事件的选择和排斥，另一方面又必然把各种信息依照社会新闻的模式来处理和表现。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乃是信息垄断和排斥，因为大多数人是通过电视来接收信息的。“这样一来，便排斥了公众行使民主权利应该掌握的重要信息”，使受众的政
治知识趋向于零。“社会新闻造成的后果就是政治的空白，就是非政治化，将社会生活转化为轶闻趣事和流言蜚语，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并吸引到一些没有政治后果的事件上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布尔迪厄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不但指出了电视的非政治化倾向，同时也尖锐地剖析了它的另一面：强有力的煽动性和情绪效果。由于电视所拥有的影像手段远非其他媒介所能比拟，所以，电视可以制造现实，控制受众对事件的理解，并达到特定的目标。电视的这种功能体现在对受众的煽情动员作用上，因为电视可以轻而易举地使社会新闻和日常琐事具有某种政治和伦理意义，进而激发起公众的负面感情，如种族歧视、排外主义、对异邦异族的恐惧和仇恨等。更重要的是，布尔迪厄注意到，通过哈贝马斯所说的“舆论管理技术”，电视可以反过来影响政治家及其决策行为，以及司法程序等。一方面电视把一切事件都非政治化，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把非政治事件政治化，这种双重功能使得电视成为民主社会一个危险的符号暴力。于是，布尔迪厄提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谁是话语的主体？”换言之，电视到底代表谁的声
音？布尔迪厄提出了一种可能：电视人一方面揭露了某些社会的不公正，同时又在为自己捞取象征资本和名望。正像一些后现代预言家所描述的那样，在商品逻辑严重侵蚀的条件下，文化生产出现了一系列的“内爆”（博德里拉语），新闻和娱乐之间的界限消失了，以至于在西方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ｉｎｆｏｒｔａｉｍｅｎｔ，明眼人一望而知，这个词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信息）和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ｍｅｎｔ（娱乐）的合成，它预示了电视在收视率诱导下的发展趋向——娱讯。商业逻辑所制约的收视率的另一个严重“内爆”，是传媒化的经济力量渗透到纯粹的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进而造成了传媒与学人或艺术家“合作”（合谋）来危及科学和艺术的自律性。在布尔迪厄看来，科学场是最远离权力和商业逻辑的，艺术场次之。但在电视无所不及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知识和艺术创作也受到了商业逻辑的严重侵扰和蚕食。布尔迪厄指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电视开始扮演真理裁判者的角色。由于电视似乎代表了公众的评价和舆论的认可，因此，电视频频侵入科学场和艺术场，并不断地以挑选“十大知识分子”之类的活动，来否定科学理论和艺术品。这严重干扰了科学场和艺术场的固有的内在游戏规则，并欺骗了大多数外行。于是便形成了一种误导，好象电视邀请某个学者或艺术家，就代表了对他的某种形式的承认。回到布尔迪厄的一贯思想来看，电视所扮演的角色恰恰就是他在别处强调的一种“命名权”，通过广泛命名来获得好处，排
斥异己，取得自身的合法化。＿第二，由于电视扮演的特殊角色，导致科学场和艺术场内的混乱。于是，一些人误以为成功与否取决于传媒的承认和好评，取决于在传媒上所获得的知名度，而不是科学界和艺术界内部同行的评价。这就必然使得一些专家学者向媒体投降和献媚，热衷于在科学场和艺术场之外去寻找认可和象征资本。第三，布尔迪厄揭露了媒体内外一种隐秘的合作，亦即“互搭梯子”的把戏。电视通过其传播范围，
以畅销书排行榜一类的手法来暗中实施商业化的策略，结果使得作者和记者互惠互利，并排斥了科学和文艺作品的传播。
注释：Ｙ布尔迪厄等，１９９８，《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第２７４—２７５页。Ｚ霍克海默、阿多尔诺，１９９０，《启蒙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Ｊ．，１９８９，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ｈｅ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ｐ．１６１．＼同上，第２０７页。］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Ｐ．，１９９６，Ｓｕｒｌａｔｅｌａｖｉｓ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ｌｅｂｅｒ．本文凡不特别注出处的引文，均出自布尔迪厄的这部书。＾同Ｙ。＿参见《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１９９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９１页。（通信地址：南京大学中文系）《１９９７年政治上的俄罗斯：政党，集团，领袖》１９９７年，Ｂ１奥列舒克和Ｂ１帕夫连科向读者奉献了一本题为《１９９７年政治上的俄罗斯：政党，集团，领袖》的参考手册。它详细阐述了对当今俄罗斯政治生活起重要作用的一些政党、集团和各种运动的最新情况以及政党的政治构成；议会和非议会政党及集团型的政治运动与联合组织。俄罗斯不断出版类似政治题材的书，但是像该书这样细致描写当代俄罗斯政治的概况还是第一次。而且本书与其他政治题材的书有所不同是：首先，全部信息来自政党组织官方人士的第一手资料；第二，最大限度地客观评述事件主体，不带主观主义和先入为主的色彩，作者在编写过程中避免把政治斗争与分歧带入手册；第三，作者尽量把其他编写人员遗漏的资料与真实情况编写进去。该书的资料新颖、真实、翔实，书末附有索引和缩写，由莫斯科全世界出版社于１９９７年出版，共２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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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一、背景重现 布迪厄出生在法国南部偏远的山区小村，父亲是个乡村邮递员，以后进入法国知识分子的摇篮--- 巴黎高师，求学期间，他在哲学上出类拔萃，同时他的政治意识也明显成长起来。他反对斯大林主义和保守主义体制；他站在左派知识分子这边抨击法国殖民政策。布迪厄与那些出身富有。有文化优越感的精英子弟格格不入，因此他从未认同精英政治论和唯智主义传统。 大学毕业后，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殖民地和殖民战争可怕的现实，这是布迪厄从哲学进入社会学的转折点。就个人经历而言，阿尔及利亚战争深深地唤起他关怀现实，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的政治冲动。希望用科学研究揭示社会困难的来龙去脉，以自主性的学术批判介入社会。 从知识层面而言，布迪厄的研究工作是在法国战后学术领域展开的。考察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建构，必然要与这一特定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话语联系起来。布迪厄的学徒时期正值法国知识盛行存在主义学说的50 年代。在他看来存在主义夸大了主体的主观选择能力，接受了历史理性主义思想，并沉浸在现象学中，此后结构主义理论登上思想舞台，对布迪厄最初的理论积累和研究道路的选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结构主义为研究社会现象的经验学科--- 社会学提供了走出实体的，本质主义研究的方法。然而，阿尔及利亚的田野考察使得布迪厄越来越怀疑结构主义人类学方法的可靠性。结构主义如何揭示实践者的生成性活动？由此布迪厄开始抛弃结构主义的“规则”而选择了潜意识的“策略”概念。 布迪厄曾多次说自己的工作是“哲学的田野工作”，意思是指结合经验调查和理论建构的“参与性社会学”研究。排斥经验研究的哲学冥想，掩盖和自然化了社会及知识长于的等级区域。脱离社会实际的流动和丰富的事实；而实证研究则陷入唯方法而方法的琐屑材料中，同样不能透彻地揭露社会世界的隐秘神话。在他长达40余年的研究中迎接了跨学科，多方位的挑战。布迪厄几近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完全无视学科界线，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到历史学、语言学、政治科学、哲学、美学和文学研究，他都有所涉猎。布迪厄向当今的学科分类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他在涉及范围极广的不同领域中提出了很多专业性的质询：从对农民、艺术、失业、教育、法律、科学、文学的研究，到对亲属关系、阶级、宗教、政治、体育、语言、住房问题、知识分子、国家等的分析。布迪厄还具有融合各种不同的社会学风格的能力，从艰苦的人种论阐述到统计学模式，到抽象的元理论的和哲学的论辩等等，布尔迪厄一律照单全收，他向已被公认的社会科学的思维模式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 大师逝去，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文告，称他为最具才华的知识分子之一，继涂尔干和韦伯之后使社会学出现新的改观，向众人指出"文化的时代并非经济的时代"。左派总理若斯潘则说布迪厄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尖锐批判的领头人物，他个人完成了思想和行动的辩证统一。在同行之中，大家普遍承认他对社会学的贡献和他一代宗师的地位，但也有人认为只有60、70年代教书时的布迪厄是可取的，后来他过多卷入政治活动，故而此后的著作根本不能称为社会学，而纯属"宣传鼓动"。 二、布迪厄的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
对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认识
文化霸权又称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是在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四年间由普列汉诺夫作为推翻沙皇制度的策略的一部分而首次提出，涉及到无产阶级在联合其他团体，如资产阶级、农民和想推翻沙皇的知识分子时所应有的文化领导权；而后来列宁再次使用了这一概念，他强调大众的参与，不放弃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直到葛兰西把文化霸权最终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形成了极富影响力的文化霸权理论。 而要很好的理解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我觉得需要明确解读几组概念，这也是我在读了相关文化权的资料后得出的认识。这几组概念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理论，同时也明确的指出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特色之处。 首先是对霸权的表面意义解读。霸权也就是领导权，是一种支配力量，葛兰西在这里更加强调的是对于知识和道德的领导权。而“霸”这个字通常是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意义解读，在这里放到文化中来，是因为葛兰西认为文化在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以后便有了“霸”的含义。霸权又有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之分，比如法院、监狱等等是强制性的，而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的东西是非强制性的，在政治社会中，政权的强制性存在使得霸权不可避免，而文化霸权更加注重的是非强制性的那部分，便是制造同意。 其次是对于文化霸权理论中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概念。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被誉为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影响最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之一，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马克思的思想有所继承，也有所发展。马克思和葛兰西都强调了阶级的概念，但是葛兰西对于国家的概念做了相关论述。这一点，葛兰西在上层建筑中做了区分。葛兰西认为国家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前者是要靠强制和统治来领导的，具有政治领导权；而后者是通过制造同意来实现，具有同意领导权，也就是说领导权也是分为强制和同意两个方面的。葛兰西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但同时他又反对这种庸俗的决定论，他认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基于此，葛兰西还首创了知识分子的概念。在他的上层建筑概念里，知识分子是联系市民和政治社会的中介，有机知识分子作为统治阶级的管家兼代理人在对于霸权的建立和推广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是一个愚民社会，是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中介介入其中进行引导的，这样就不难理解文化霸权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是产生于市民社会的，而参与这个生产过程的每个人都可以是葛兰西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是职能的不同，权力和作用的大小不同而已。 第三个重要的概念是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包括理论、思想和文本，是一种多元的文化。文化一方面具有创造的正面价值，一方面又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拜教物。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受物质现实的制约，它对经济基础有重大的影响与反作用。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行为和所有的、个体的、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意识形态的主体是超个人的，霸权就是一种有组织的意识形态，所以，正是意识形态创造了主体并使之行动。在葛兰西提出的“有机意识形态”概念中，主体是知识分子，物质载体则是教会、学校、大众传媒、工会、党派等组织团体。这种意识形态由知识分子制造并传播，在文化霸权的实行过程中。文化中这样一群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具有领导文化和总体意识形态的作用。现代社会，宗教、法庭、工会、传媒文化都已经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机器与工具，统治阶级不是一味的强制性领导，而是含蓄的将对于艺术、法律、文化的意识形态通过这些机构潜移默化到大众生活中去，文化的生产、传输、阐释过程就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这些大众传媒机构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我觉得对意识形态的解读可以分两个角度，一是统治阶级通过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控制和领导，二是国家意识形态与大众相互斗争、相互协商和谈判，当国家的意识形态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d918137329.html, 雅各布森翻译理论研究 作者：李静 来源：《文学教育》2009年第01期 一、引言 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是二十世纪美国杰出的语言学家兼文论家，斯拉夫语学者，布拉格语言学派的主要奠基人，结构主义发展的先驱。1896年出生于莫 斯科，后移居捷克斯洛伐克。二战期间移居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先后在纽约高等研究自由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982年在美国波士顿逝世。他博学多才，兴趣广泛。研究领域涉及诗歌语言、儿童语言、音位学和失语症等，同时对韵律学、文学史、文化史、符号学和信息论等也有很深的造诣。作为当代西方译学界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雅各布森的翻译理论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开创性意义。1959年，雅各布森发表了题为《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 of Translation）一文，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探讨，发前人所未及，因此，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申雨平，2002：269），奠定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和符号学理论的基础。本文旨在从雅各布森的这篇文章入手，重点讨论他的翻译理论思想及其理论的历史局限性。 二、从符号学的角度看语言的意义 雅各布森吸收了皮尔斯（Peirce）的符号学理论，在文章的开篇就从这一角度阐释了语言的意义问题，他不同意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ell）对语言意义的看法。按照罗素的观点，“人们如果在非语言方面不知道什么是乳酪，就不可能懂得乳酪‘乳酪’（Cheese）这个词”。换言之，只有通过认知经验，才能理解词的意义。雅各布森认为，任何一个词或词组，都是一种符号现象，“没有符号就没有意义。”（There is no signatum without signum）例如，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神仙吃的美食（ambrosia）和美酒（nectar），但我们却懂得这些词，并且知道能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同样，要引导出一个生词，就必须借助于一系列的语言符号。如果不借助于语言符号，是不可能通过对各种具体“乳酪”的认识而推断出来的。由此可见，意义是与符号有关，而不是与所指事物或对象有关。这一观点体现了翻译本身是一个解码过程，奠定了雅氏的翻译符号学理论的基础。 按照雅氏的观点，人们只要使用一种符号去解释另一种符号就能理解一个新事物或者新词。笔者认为，从认知学的角度出发，如果人们的脑海中没有一个与该事物的对应物，哪怕是
考夫卡的场域理论 场域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理论之一，是关于人类行为的一种概念模式，它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物理学概念。总体而言是指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而场域并非单指物理环境而言，也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此相连的许多因素。考夫卡认为，世界是心物的，经验世界与物理世界不一样。观察者知觉现实的观念称作心理场（psychological field），被知觉的现实称作物理场（physical field）。为了说明两者的关系，可用图1为例。这是一种人们熟知的视错觉。不论观察者对该图观看多长时间，线条似乎都是向内盘旋直到中心。这种螺旋效应是观察者的知觉产物，属于心理场。然而，如果观察者从A点开始，随着曲线前进360度，就又会回运到A；螺旋线原来都是圆周，这就是物理场。 由此可见，心理场与物理场之间并不存在——对应的关系，但是人类的心理活动却是两者结合而成的心物场，同样一把老式椅子，年迈的母亲视作珍品，它蕴含着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而在时髦的儿子眼里，如同一堆破烂，它蕴含着在女友面前陷于尴尬处境的危机。心物场含有自我（Ego）和环境（environment）的两极化，这两极的每一部分各有它自己的组织（organization）。这种组织说明，自我不是欲望、态度、志向、需求等等的束捆，环境也不是各种感觉的镶嵌。 环境又可以分为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geographicaland behavioural environments）两个方面。地理环境就是现实的环境，行为环境是意想中的环境。在考夫卡看来，行为产生于行为的环境，受行为环境的调节。为此，他曾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一个冬日的傍晚，于风雪交加之中，有一男子骑马来到一家客栈。他在铺天盖地的大雪中奔驰了数小时，大雪覆盖了一切道路和路标，由于找到这样一个安身之处而使他格外高兴。店主诧异地到门口迎接这位陌生人，并问客从何来。男子直指客栈外面的方向，店主用一种惊恐的语调说：“你是否知道你已经骑马穿过了康斯坦斯湖？”闻及此事，男子当即倒毙在店主脚下。 那么，该男子的行为发生于何种环境之中呢？ 考夫卡认为，在他骑马过湖时，地理环境毫无疑问是湖泊，而他的行为环境则是冰天雪地的平原。倘若那个男子事先知道他要途经一个大湖，则他的行为环境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正因为他当时的行为环境是坚硬的平地，才在闻及他骑马穿过湖泊时大惊毙命。所以，在考夫卡看来，行为受行为环境的调节。但是，行为环境在受地理环境调节的同时，以自我为核心的心理场也在运作着，它表明有机体的心理活动是一个由自我一行为环境－地理环境等进行动力交互作用的场。 例如，一个动物受到某一障碍物的阻挡（地理环境），无法获得置于障碍物后面的食物（行为环境），在这样一种心物场中，自我的张力是明显的。当顿悟使这个场获得重新组织时，也即当动物发现它可以绕过障碍物时，问题就得到了解决。问题的解决使动物得到食物，同时清除了这一心物场中的张力。这里，一个重要的内涵在于：动物在产生一个真正的心理问题之前，必须意识到这一问题情境的所有因素。如果动物不知道障碍物后面有食物，即没有行为环境，问题就不会存在，因为产生不了心物场
艺术场的法则——以布尔迪厄的角度观察艺术 发表时间：2012-07-09T11:36:52.450Z 来源：《时代报告（学术版）》2012年5月（下）供稿作者：陈雪春 [导读] 针对艺术经验的不可言传，布尔迪厄提出了客观研究艺术的方法，给出了艺术的规则。 陈雪春（北京市文物公司，北京 100000）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5-0126-02 摘要：针对艺术经验的不可言传，布尔迪厄提出了客观研究艺术的方法，给出了艺术的规则。尽管布尔迪厄反对教条主义，但他还是用游戏场这个意象类比了艺术场的斗争与变化，总体来说，布尔迪厄的研究方法更外部一点，更政治经济学一点，毕竟，他给出了艺术生产的运营模式。 关键词：布尔迪厄；艺术；游戏场 当上帝在二十世纪后期带走一大批的结构主义理论家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世界走入了所谓后现代的统治时代。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都被解构了，那么这个世界还有存在的价值吗？任何理论都是历史的理论，只有存在的各个思潮的斗争才使得历史有了时间性。新理论的提出是对旧的理论的反抗和斗争，但先锋的理论也必将成为保守的甚至是落后的理论，这是时间的老化过程的必然。因此，从整个历史来看，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斗争成为社会思潮的又一次推动历史发展的例证。那么如此说来就无所谓有无意义了，我们可以把解构主义、“后现代”看做是哗众取宠的思潮吗？当然这肯定会被当头棒喝的，或许应该有这么一丝味道，就算我“大不敬”了。从柏拉图到现在，关于艺术经验是否可以被言传身教的讨论可谓生生不息，至死不方休，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写到“我只是感到困惑，为什么那么多的批评家、那么多艺术家、那么哲学家如此殷勤的信奉艺术品的经验是不可言喻的，而且根本逃避理性认识；为什么他们如此急不可耐的不经斗争就承认知识的失败；他们想要贬低理性认识的如此强烈的需要，他们承认艺术品的不可简化、或用更确切的话说它的超验性的这种狂热，是从那里来的”。[1]布尔迪厄显然是推崇科学的分析艺术的各个方面的，我所指的各方面如其所谈论的艺术场的各个方面，布尔迪厄始终坚信不仅艺术，即使整个社会空间“通过它们运行的历史法则的社会炼金术，最终从特定情感与利益通常残酷的对抗中，抽取普遍性的升华了的本质；而且它提供了一种更真实的最终更有保证的观念，因为这是一种不那么超凡入圣的观念，这来自人类成果的最高征服”。[2]尽管布尔迪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划分，尽管他想突破二元对立的模式研究社会包括文化科学，尽管他反对教条主义的研究程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布尔迪厄社会场、权力场、文化场等以及习性、资本等概念的提出以及用游戏模式说明其理论的过程，正如布尔迪厄自己所认为的“我们的确可以小心的把一个场比作一场游戏，虽然，场，不像游戏，不是创造性的故意为之的产物，但他却遵循规则，或者比之更好的规律性”[3]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布尔迪厄这个类比用来说明艺术品从生产到再生产的整个过程，虽然表面看起来是艺术学的外部研究，但是确实给出我们在社会中认识艺术生产的规律性。 理解布尔迪厄艺术场首先要对场的特征有所了解。场域是关系性的空间，从艺术场的整体上看，它处于社会权力场的亚场空间内，因此，和其他亚场的关系属于在社会场中的空间占位，各个亚场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整个的社会场。从内部来看，艺术场空间里的每一个位置，每一个位置的配置有结构上的类似，但每个位置都由其他的位置决定，这种位置包括每一个符号工作者，国家文化艺术领导人、画家、艺术家、评论家、鉴赏家者、画商、画廊老板，也同时包含艺术的各种类型以及艺术类型的每种流派、作品的形式如选取的工具等等。每个位置都会与其他位置构成影响，画家的作品要通过国家或者画廊或其他类似位置才能允许发行，但形成读者意识里的艺术品或美术图片形式还要通过出版商，以及销售商才能到读者或评论家手里，使之成为消费品。每一个位置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决定其他位置的资本或配置，扬州八怪作品的的盛行打破了所谓文人画作为文化艺术高雅的统治地位，高贵的院画的位置也相应的降低，掮客在当时作为短期投资的迅速回收成本的有利可图的商人特质，一方面给予了画家在经济资本占有的有力地位，另一方面也帮助艺术家迅速累积象征资本，而且形成了文化符号的经济产业链，这对于18世纪艺术场的自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艺术游戏的每个位置来说，个体是无法完成这种功利性的游戏的，只有依赖于他者的存在，要从权力场之下的艺术场去认识。文化场是权力场之下的场域，“由于建立在各种不同的资本持有者之间关系的中的等级制度，文化生产场暂时在权力场内部处于被统治地位”[4]由于布尔迪厄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的提法，但是其理论无不体现了权力场对艺术场的决定性。权力场支配艺术场，但同属于社会场的亚场和次亚场来说，三者都有结构上的同源性，每一个场中都有在位置上占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统治阶级和所占资本类型单一和数量较少的被统治阶级，不可否认的是经济资本对文化资本的决定性作用，导致了从整体上看处于权力场内的艺术场的被决定性。这一点在书中布尔迪厄用19世纪以前的法国由国家文化权力机关如法兰西学士院和贵族沙龙等对艺术场的游戏给予引导和调控说明，接着他又说明艺术场的自主阶段即场的建立完备以后，另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即金钱对艺术游戏的征服。另外，社会场的历史性决定了文学游戏场的变化，制度的改变改变了游戏的占位空间，因此进行游戏的可能性空间就会发生相应的调整。最主要的是场域是游戏斗争的空间，这种斗争从场内到场外，当然这也涉及到场域的边界问题，而且场域的边界也是游戏场斗争的一项内容。结构上的同源性是其斗争性的根本性原因，占有资本的不同的区隔是产生斗争的直接原因，个体和集体的习性是斗争的动力。对艺术游戏的幻象是每一个进入艺术场的个体的思想根源，对游戏的的信仰“赞成游戏、相信游戏和赌注价值的某种形式，让游戏值得一玩，是游戏进行下去的根源，各种动因在幻象中互相窜通，是他们互相对立和制造游戏本身的竞争的基础”。[5]对艺术的崇拜，认为它能满足自己的需求甚至是最大化的愉悦，或者说利益的最大化，无论是要求的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这是进入游戏斗争的先决条件，重要的是，在游戏其中和即将进入游戏的每一个人达成了共谋，从而成为对游戏的集体幻象。斗争的最终目标是场的合法性的垄断，简而言之，类似于贫民百姓所说的“谁说话算数”的权力的垄断。游戏的斗争主要在于统治者/被统治者、至尊者/新手、正统/异端、衰老/年轻等等，这起来更接近于内部的斗争，场的外部对场的内部是一种制约作用，况且对于外部和内部的划分也不是十分清晰，这种划界的斗争是对游戏界限的控制权决定多大的范围内的合法性的垄断。 其次要理解进入游戏的准备，这种准备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是个体拥有资本的数量、类型和方式；二个体习性方面的累积的实践。韦伯用经济模式说明宗教游戏的主要参与者如教士、先知、僧侣等的特殊利益的运作，布尔迪厄同样用此来说明艺术游戏场的运营模式。进入游戏的最终目的是占有资本和拥有权力，但对于新来者资本的数量和方式以及类型是少量的，但这也是赌博的必要条件，没有资本如何参与赌博或者赢得经济利益或是象征利益。布尔迪厄把资本分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高级层面成为象征资本即符号资本。这四种资本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通常新来者带有少量的文化资本进入游戏，在相同或相似的位置共同参与游戏。这种文化资本随实践的增加而产生相应的变化，而且，文化资本在每次获得游戏成功之后，有一部分首先要转化为物质利益的经济资本，两种资本的增加带来社会资本的扩大化；或者新来者是官方的、社会资本的携带者，是受统治阶级的委任进入场域，这种资本的进入随游戏的开展也会增
国际关系理论 新葛兰西学派及其批评* 白云真 内容提要 中国学者已意识到新葛兰西学派对理论发展与历史实践的重要意义。他们在对其评述的基础上尝试着以该理论来分析变化中的全球政治经济与国家战略,但在探讨新葛兰西学派的学术局限性及其之所以受到其他学派质疑与批评的问题上,学界对之探讨并不充分。作者分析了新葛兰西学派的研究方法、葛兰西式概念的运用以及它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从多个维度探讨了新葛兰西学派所呈现的张力问题,进而思考新葛兰西学派的未来研究议程,旨在推动中国学者从批判的视角来审视新葛兰西学派,以便更好地以此探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中国国家战略以及地区战略等现实议题。 关键词 新葛兰西学派;批评;研究议程 作者简介 白云真,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讲师,中央编译局政治经济学博士后。(北京 邮编:100081)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1) 02-0080-16 *本论文是中央财经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资助的课题以及中央财经大学!121人才工程?青年博士发展基金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南京大学的李滨教授、北京大学的王勇教授、朱天飚副教授、张严冰博士、黄琪轩博士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建议性的修改意见,在此深表感谢,文中疏漏之处由作者负责。 % 80 %
2011年第2期 在21世纪之初,中国学者就开始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葛兰西学派(N eo-Gra m sc i a n School),探讨其对于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意义。中国学者不仅分析新葛兰西学派的理论贡献,而且还追溯了二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变革、经济全球化、国家角色、美国霸权与外交政策、欧洲一体化、世界秩序变化的可能性及其条件等。&然而,他们探讨更多的是新葛兰西学派的核心思想、方法论意义及其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也意识到了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完整性,认为它对相对稳定的世界秩序之分析缺乏相对的实用性,?但学界较少涉及葛兰西政治思想及其概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适用性以及限度问题。为此,笔者尝试着论述新葛兰西学派的理论方法、学术意义及其限度,思考进一步把葛兰西政治经济思想运用到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途径问题,旨在能更好地推动中国学者加强对新葛兰西学派的理论探讨与经验分析。 一 新葛兰西学派 在1981年和1983年,罗伯特%考克斯先后在#千禧年?(M illen i u m)杂志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并借此开创了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葛兰西学派传统。(考克斯认为,葛兰西的概念性框架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揭示了国际层面上的霸权机制。此后,不少学者运用葛兰西的思想与方法思考世界秩序的变革与转型, % 81 % & ? ( 参见李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葛兰西学派?,载#欧洲?,2000年第1期,第20-30页;王铁军:#经济全球化中国家的作用?,载#欧洲?,2000年第5期,第34-40页;王铁军:#民族国家与经济全球化?,载#国际论坛?, 2000年第4期,第5-11页;王铁军:#新葛兰西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载#欧洲?,2000年第1期,第14-19页;李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38-39页;李滨:#全球视野下的国家与市场?,载#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5期,第44-49页;李滨:#考克斯的批判理论:渊源与特色?,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7期,第15-20页;白云真:#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跨大西洋分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139-154页;白云真:#跨国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概念与框架的建构?,载#国际问题论坛?, 2006年冬季号,第134-136页;白云真:#世界体系论与新葛兰西主义的比较研究?,载#国际问题论坛?,2006年夏季号,第59-71页;李恒阳:#葛兰西主义与批判理论?,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2期,第59-64页;白云真等: #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概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209页;贾文华:#从资本逻辑到生产逻辑)))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解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7期,第44-51页等。 李滨:#考克斯的批判理论:渊源与特色?,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7期,第20页。 Rob ert Cox,!Soci al Forces,S tates and W orl d Ordes:Beyond In t ernational R el ations,?M ill ennium,Vo.l10, No.2,1981,pp.126-155;Robert C ox,!G ra m sc,i H ege m ony and Inter n ati on al R el ations:An E ss ay i n M et hod,?M il le nn i um,Vo.l12,No.2,1983,pp.162-175.
考夫卡的场域理论 Document serial number【KKGB-LBS98YT-BS8CB-BSUT-BST108】
考夫卡的场域理论 场域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理论之一，是关于人类行为的一种概念模式，它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物理学概念。总体而言是指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而场域并非单指物理环境而言，也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此相连的许多因素。考夫卡认为，世界是心物的，经验世界与物理世界不一样。观察者知觉现实的观念称作心理场（psychological field），被知觉的现实称作物理场（physical field）。为了说明两者的关系，可用图1为例。这是一种人们熟知的视错觉。不论观察者对该图观看多长时间，线条似乎都是向内盘旋直到中心。这种螺旋效应是观察者的知觉产物，属于心理场。然而，如果观察者从A点开始，随着曲线前进360度，就又会回运到A；螺旋线原来都是圆周，这就是物理场。 由此可见，心理场与物理场之间并不存在——对应的关系，但是人类的心理活动却是两者结合而成的心物场，同样一把老式椅子，年迈的母亲视作珍品，它蕴含着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而在时髦的儿子眼里，如同一堆破烂，它蕴含着在女友面前陷于尴尬处境的危机。心物场含有自我（Ego）和环境（environment）的两极化，这两极的每一部分各有它自己的组织（organization）。这种组织说明，自我不是欲望、态度、志向、需求等等的束捆，环境也不是各种感觉的镶嵌。 环境又可以分为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geographicaland behavioural environments）两个方面。地理环境就是现实的环境，行为环境是意想中的环境。在考夫卡看来，行为产生于行为的环境，受行为环境的调节。为此，他曾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一个冬日的傍晚，于风雪交加之中，有一男子骑马来到一家客栈。他在铺天盖地的大雪中奔驰了数小时，大雪覆盖了一切道路和路标，由于找到这样一个安身之处而使他格外高兴。店主诧异地到门口迎接这位陌生人，并问客从何来。男子直指客栈外面的方向，店主用一种惊恐的语调说：“你是否知道你已经骑马穿过了康斯坦斯湖”闻及此事，男子当即倒毙在店主脚下。 那么，该男子的行为发生于何种环境之中呢 考夫卡认为，在他骑马过湖时，地理环境毫无疑问是湖泊，而他的行为环境则是冰天雪地的平原。倘若那个男子事先知道他要途经一个大湖，则他的行为环境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正因为他当时的行为环境是坚硬的平地，才在闻及他骑马穿过湖泊时大惊毙命。所以，在考夫卡看来，行为受行为环境的调节。但是，行为环境在受地理环境调节的同
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事实上，我…确信只有深入一个经验的具有历史处境的现实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会 世界最深刻的逻辑，而且把这一特殊性建构成…“可能的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就如同在一个可能构型的有限领域里的一个典型例子。…比较人类学致力于在观察到的变化之中把握不变量和结构。P3 2、我首先尽力防止对结构分析，或者更恰当地说关系分析的“实体性”阅读。P4 3、属于常识——和种族主义——的实体论的思想方式，把适合于某个时刻的某个社会里的 某些个人或团体的活动或爱好者看作基本属性，一劳永逸第作为一种生活必需的，或文化的要素。P5 4、某种经常被视为天赋的举止和风度的资质，实际上只是差异、间隔、区别特征，总之， 关系的特性。这种特性只存在于其他特征的关系中，并通过这种关系而存在。P6 5、习性是位置的产物，如同位置一样，习性已经分化了。…它们是有区别的和被区别的…. 习性是不同的和各有特色的实践的生成法则——工人吃的食物，尤其是他们吃的方式，他们进行的体育活动及其进行的方式，他们的政治见解及其表达方式，一贯与企业主相应的消费或活动截然不同；但是，这些也是分类的模式，分类的准则，关注和划分的准则，是不同的情趣。 6、与不同的位置相配合的差异，亦即利益、实践、特别是举止，在每个社会里，都按照符 号体系的基本差异的方式，作为某种语言的全部现象或全部特征和组成神话体系的特异的差距那样，也就是说，作为特殊的符号那样发生作用。P10 7、只有对差异应用关注和划分法则时，差异才变成了符号和区别符号。P11 8、分类的有效性本身可能导致这样的危险，把理论分类，即研究者精神上断定的，只是在 纸上谈谈的虚构集中，看作像现实中的一样的真正的阶级、真正的团体。P12 9、在社会空间里，位置的接近便预先安排了关系的接近，属于某个空间的有限领域里的人 将更加靠近（通过他们的他们的性情倾向、情趣），同时也更倾向于彼此接近，也更容易亲密、调动起来。P13 10、人们只有以政治动员为代价，才从理论上的阶级过渡到“真正的”阶级。P14 11、存在着的是一个社会空间，一个差异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阶级可以说是以潜在的状 态而存在，以虚线的状态而存在，它不是作为已定的，而是作为要做的某件东西而存在。 P15 12、机制确保社会空间和象征空间的再生产。P17 13、社会空间按照三个基本的维组成：在第一维里，行动者按照他们掌握的种类资本的总量 而分布；在第二维里，按照这一资本的结构，亦即按照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他们全部财产中的相对份量而分布；在第三维里，则按照当时他们资本的结构总量的变化而分布。 P18 14、在工会和政党的机构里获得的政治类型的社会资本，通过家庭关系网而被传送，导致真 正的政治王朝的建立。P20 15、学校资本的持有者无疑最倾向于不能忍受并反对政治资本持有者的特权，而且，也最有 能力把平均主义或能人统治的公开主张转而针对特权阶层，这些公开主张是特权阶层所要求的合理性依据。P21 16、学校体制通过机制有助于重现文化资本的分配，并由此而重现社会空间的结构。…….. 家庭..就是一种使它们的社会存在及其一切权利和特权永久延续下去的倾向；这种自然倾向是再生产策略、繁殖策略、婚姻策略、继承策略、经济策略，最终而且特别是教育策略的根源。P22 17、最高级的学校机构，那些导向最高社会地位的学校越来越全面的被享有特权的阶层的孩
第２期葛兰西主义与批判理论 李恒阳 （外交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摘要：马克思主义思想博大精深，许多受到马克思研究方法启发的人尝试着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用马 克思主义理论来观察和解释国际问题。本文所讨论的葛兰西主义和批判理论，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国际关系进行分析和评述。尽管这两个国际关系理论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出发点，但根据它们对待马克思理论遗产的态度不同，它们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葛兰西主义；批判理论中图分类号：Ｄ８０；Ａ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３８６（２００６）０２－００５９－０６ 马克思生前曾写过大量关于国际问题的文 章，但他并没有把国际关系领域纳入到他对资本主义分析的体系中。马克思去世以后，许多受其研究方法启发的人尝试着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观察和解释国际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本文所讨论的葛兰西主义和批判理论，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国际关系进行分析和评述。虽然它们各有特色，但以下３点是它们共有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应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从不同学科出发，人类社会可以分成不同的方面，如政治、经济、历史、国际关系等，这些分类是主观的，有时显得过于片面。这样，即使你了解人类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你也不会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把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进行整体定位。 其次，马克思主义强调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注重历史，从联系的角度看待问题，认为社会 经济的发展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历史的进程实际 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就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二者共同构成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 第三，阶级有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阶级的社会，从体系上讲容易产生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在所有存在过的社会中，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冲突的主要核心存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本文谈及的两个国际关系理论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出发点，但根据它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的态度不同，它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葛兰西主义的作品更多地直接运用马克思的初始思想，而批判理论者则较少地运用。 安东尼奥?葛兰西（ＡｎｔｏｎｉｏＧｒａｍｓｃｉ）在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很有影响，有关其思想的研究被称为葛兰西学派或意大利学派。他的思想遗产主要是通过他著名的《狱中札记》传播的。 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即他所称的“实践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９－０６ 作者简介：李恒阳，男，外交学院２００３级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一、马克思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论述 二、葛兰西主义 ２００６年４月总第８８期Ａｐｒ．２００６Ｎｏ．８８ 外交评论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ＲＥＶＩＥＷ
布迪厄：摄影的社会定义 布迪厄是法国的社会学家，以其实践理论而闻名，也算是近些年来在中国比较“火”的学者之一，他的主要著作现已有中文译本。以下转载的是布迪厄关于摄影的一篇小文。选译自其《摄影：一种中产趣味的艺术》（Photography:A Middlebrow Art, Blackwell Publisher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一书，译者朱国华、范静哗。在这篇文章中，布迪厄从影像受众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社会中约定俗成的秩序对影像传统的支配。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一读，我觉得很有启发。 摄影的社会定义 @皮埃尔?布迪厄 朱国华范静哗译 艺术模仿自然 摄影术从本质上被预设为满足一些基本上是外加于它的社会功能，如果我们对这种预设的方式和原因的质疑是合法的（正如我们下面即将这样做），那么，实际情形仍然是：摄影的种种社会性使用，显示为对各种使用的客观可能性的系统性的（亦即连贯的、可理解的）选择，决定了摄影的社会意义，同时这些使用也被后者所定义。 模仿艺术的艺术 因此通常认为，摄影可被视为精确性和客观性的典范：“任何艺术品都反映了其创造者的人格，”《法兰西百科全书》如此写到：“摄影感光板并不阐释，而只是纪录。其精确性和逼真性不容置疑。”但是，要想证明这一社会表征只是基于偏见的虚假证据实在是太容易了；实际上，摄影捕获的只是任意选择下的现实的一个方面而已，因而也只是摄取某个摹本的一个方面；在客体的全部特质中，所保留下来的只是某一瞬间、某一视角下呈现的视觉特质；这些特质转变成黑白二色，一般上按比例缩小并总是在一个平面上显示出来。换句话说，摄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系统，按照透视原理（或甚至根据某一视角）表现空间，根据黑白变量表现体积和色彩。摄影之所以被认为是对于可见世界完全现实、客观的纪录，是因为它（就其根源而言）被指定的社会性使用被认为是“现实的”、“客观的”。[1] 并且，如果它直接将其“无句法的符号交流”、[2] 简言之作为一种“自然的语言”的面貌直接地呈现于大众，它就更加如此，因为它从可见世界所做出的选择，在逻辑上与15世纪以来一直主导欧洲的世界表征方式完全一致。正如皮埃尔?弗兰卡斯特尔（Pierre Francastel）所观察的那样：摄影术作为一种机械录制影像的方式，其条件与视界大致类似；它使我们能看见的并不是传统视象的真实特性，而是与此相反的系统的特性：至少在镜头制造以及只使用单镜头的条件下，照片的拍摄即使在今天也是起着经典艺术视界的功能。照相机提供了独眼巨人而非普通人的视界。我们也知道，对于与我们不真实但有点艺术性的视界不相符的一切纪录，我们都会系统地加以清除。比方说，我们不会近距离拍摄大楼，因为这样的摄录与传统的正韵法原理（laws of orthometry）并不对应。试试看拿广角镜对着一座哥特式教堂耳堂通道的中心，再观察你所看到的非同寻常的映象。试图将广角镜聚焦于哥特式教堂交叉的左右两翼的中心，就会注视你将会获得的特别档案。你将会看到，所谓的“常规视角”只是选择的视角，世界的面貌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丰富得多。[3] 普鲁斯特对于摄影术令人窘迫的力量所做的解说非常美丽，这是日常实践被剥夺的力量：照相机的最新用途，可以让我们经常从近处看到的，象塔一样高大的房屋，全部倒伏在一座教堂脚下，使同一些建筑物象军队的一个团操练那样，时而排队，时而分散，时而密集，把刚才还相距很远的比阿斯塔教堂的两根柱子紧紧地靠在一起，让近在眼前的萨吕特教堂变得远在天边，使一个桥洞、一个窗孔、一丛置于前景的色彩强烈的树叶成功地出现在暗淡晕阴的背景上，展现出广阔的视野，使同一个教堂依次换上其他所有教堂的拱孔。我觉得，照相也
布尔迪厄与场域 布尔迪厄是继福柯之后, 法国又一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大师,他和英国的吉登斯、德国的哈贝马斯一起被认为是当前欧洲社会学界的三大代表人物, 他的思想和著述在国际学界广受重视，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 也引起了我国社会学者的注意。 布迪厄称得上学术杂家, 他的社会学中融入了人类学、教育学、哲学、艺术、语言学、历史、文化学等诸学科的内容, 可谓包容丰富、错综复杂。一般认为, 场域理论是他的基本理论, 在其社会学思想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布尔迪厄是享誉世界的法国社会学家，他在1990年出版《实践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了他最关心的理论问题：在人为地分裂社会科学的对立之中，最根本也是最要命的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导致了绝大部分的社会学家只选上述两元对立的其一。为了化解上述两元对立，布尔迪厄提出了场域、惯习和实践的概念，并且用场域和惯习来解释实践。 场域的概念与特征 场域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他这样定义场域：“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架构。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他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利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利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同源关系等）。” 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有其自身的特征。首先场域是一个永恒斗争的场所。其次，场域具有相对自主性。任何一个场域，其发生发展都经过了一个为自己的自主性而斗争的历程，这也是摆脱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控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场域自身的逻辑逐渐获得独立性，也就是成为支配场域中一切行动者及其实践活动的逻辑。 布尔迪厄喜欢用“场”这样的一个概念来阐释传媒权力的运作。如果说传媒与政治、经济等诸权力构成了的是一个宏观意义上的权力场，那么，社会行动者个体进入这个权力场就可视为微观意义上的建构。大众传媒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权力构成的场域，我们把它称为“传播场”。传播场与布尔迪厄所说的“新闻场”有相似之处，但范围要更为广泛。当一个人进入传播场是，就同时进入了与场项链的前提预设。（场域在传媒领域的意义）
第26卷第3期2009年9月 青 岛 大 学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J O URNAL OF TEAC H ERS COL LEGE QI NGDAO UN I VER SIT Y Vo.l 26No .3 Sept .2009 收稿日期:2009-07-03 作者简介:孙元涛(1975)),男,山东烟台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 p 教育研究 布尔迪厄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其对教育研究的启示 孙元涛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摘 要:运用布尔迪厄的概念工具时,不应遗忘概念工具内部与背后所蕴涵的方法论思想。布尔迪厄的关系性思维,是与/社会物理学0、/社会现象学0的双向/决裂0,是对社会人类学/参与性观察者0角色的颠覆。布尔迪厄社会学方法论带给教育研究者的,决不仅仅是可以直接套用的程序,而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视界和眼光。经由一种新的视界和眼光,教育、教育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诸多根本性问题,都可能获得新的阐释,并因而展现出新的形象与势态。 关键词:布尔迪厄;社会科学;方法论;教育研究;社会物理学;社会现象学;关系性思维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33(2009)03-0020-04 近年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思想越来越多地被我国教育学者所关注。其富有特色的概念,如/场域0、/文化资本0、/惯习0等也逐渐成为我们分析教育问题的概念工具。但是,在将这些概念工具单独剥离出来进行解读和使用时,我们切不可忘记加纳姆(N icholas Garnha m)和威廉姆斯(Ray mond W illia m s)的忠告:/对一个内容丰富、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和跨越许多领域的相关经验研究,如果采取零碎片面的方式加以吸收,,那只会导致对该理论的严重的误读。0[1](P3) 事实上,布尔迪厄构造出的概念工具,不仅是其方法论思想的构成/元素0,而且,每一个精巧的概念工具中,都几乎/全息性0地浓缩了布尔迪厄的方法论思想。这一点常常被教育学者所忽视。因此,从概念工具出发的研究,一方面要从中透析出布尔迪厄的方法论观照,另一方面则需不断返归布尔迪厄的思想整体,以便领悟其深邃的方法论思想所特有的解释力与穿透力。 一、双向/决裂0 当布尔迪厄的名字见诸学术界时,他首先是作为一个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者的形象受到关注的。但是,对阿尔及利亚的人类学研究经历,使得布尔迪厄与传统人类学研究所主张的/参与性观察者0立场走向了决裂。如他个人所说,决裂之 所以发生,是因为在面对政治上的弱势群体时,这种所谓的/参与性观察者0的角色定位令他心存/愧疚0。他希望能够/有所作为0,以消除/良心上的愧疚0。正是在这样的立场之下,布尔迪厄致力于将/实践0从学术界普遍存在的/学究式谬误0中解放出来。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布尔迪厄所构想的/解放0,居然是让实践的逻辑从/清晰0返归/模糊0。在他看来,一种/多少有些含糊不清0的实践逻辑,尽管是令人遗憾的,但却往往是更为本原的,并且是在与/世界的日常关联0中真实敞开着、展现着的。[1](P24-45) 从布尔迪厄略显生涩的论述中,我们不仅能够解读出一种独特的实践观,而且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方法论变革的力量。这一变革首先是以一种/双向决裂0的形态出现的。 (一)与社会物理学决裂 在布尔迪厄那里,社会物理学(socia l phys 2ics)是社会学研究者用以透视社会的一种/透镜0。客观主义、结构主义和实证主义知识观便是这一透镜透视出的知识结果。早在孔德时代,模仿物理学结构,建构一种社会物理学的理想就深深扎根于社会学研究传统中。尽管之后的社会学发展已经逐渐/克服0了这一偏执的信念,走向了一种多元化的研究路径。但是,这一信念却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