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学术
研究天与人、性与命的学问，不可用抽象的言辞来讲啊。所以司马迁本着董仲舒的天人性命之说，写出了有益于治国安邦的著作（《史记》）。儒者想尊崇人的天赋禀性，却又抽象地谈论义理来作为（治学的）功绩，这就是宋明理学被才德高尚的人所讥讽的原因啊。孔子说：“我要把我的思想托付于空洞的理论，倒不如在叙述具体历史事件中体现出来深切彰显啊。”这就是《春秋》为什么可以有助于治国的缘故啊。圣明像孔子，言语代天行教化，尚且不以空洞的话取胜，何况别人呢？所以善于说
天与人、性与命，没有不切合于社会现实的。夏商周三代的学术，只知道有史学而不知道有经学，是因为它切合社会现实啊；后人看重经术，（也）因为它就是三代的历史啊；近代儒者谈论经学，好像在社会生活之外，另有所谓的义理啊。浙东学术，谈论性与命的必考究于历史，这是它卓然自立的原因啊。
朱熹和陆九渊持议不同，为门户之见大加攻伐，（他们的争论）是多年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所在，也是多年以来（阻碍）学术的荆棘林啊。推究他们争论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只是空话沸腾而不切合世事罢了。明了史
学本于《春秋》，明了《春秋》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就应该知道性与命的学问不能空说，而谈论学问的人一定要有实事可做，不但是没有门户之见可持，而且没有渠道持门户之见啊。浙东学术，虽然源流是一样的，但因为他们的境遇不同，所以在现实中的表现（也不同），王阳明发挥它而立了功绩，刘宗周发挥它而成就了气节，黄宗羲发挥它而隐居不仕，万氏兄弟发挥它而治经著史。虽然同出于一个源头，而表现出来的形态却有很大差别，这是因为他们各自有事可做的缘故啊。那些不做应该做的事，而只是空论天赋禀性，空谈学问，（他
们的学说）就像黄茅白苇，面目非常相像，不得不创立不同的门户，来表示自家的见解而已，所以只有浅陋的儒者才争门户之见啊。
可能有人说：功绩气节，真的可以和著述相提并论吗？回答说：史学之所以可以资治，（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空洞的著述啊。例如六经，同出自孔子之手，儒家先辈认为成就没有大过《春秋》的，正是因为它切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啊。后来的人说到著述的，舍弃今世而迷恋古代，舍弃社会现实而谈论性命天人，则是我不得而知的了。治学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足以言史学啊。
《人间词话》十则
词以有境界为高。有境界就自然成就崇高的格调，自然有名句。五代、北宋的词独成绝妙的原因就在这里。
有的作品是艺术家通过创造想象而缔造文学境界，有的作品是摹写、概括与提炼生活而形成境界，这就是理想和写实两派的区别。然而二者很难区别开来。因为大诗人所创造想象出的境界，一定会合于自然，所摹写的境界，也一定与理想的境界相近的缘故啊。
诗有有我的境界，有无我的境界。“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
斜阳暮。”是有我的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是无我的境界。有我的境界，是以我为主体观察外物，所以外物都著上我的主观色彩。无我的境界，以物为主体观察外物，所以不知道什么是我，什么是物。古人写词，写有我之境的为多，然而并不是不能写无我之境，对于这个问题有才华的诗人是能够自己有所建树的。
无我的境界，人只能从静观中得到。有我的境界，从由动到静时可以得到。所以一为优美，一为宏壮。
境界并不只是指景物。喜怒哀乐，也是人心中的一种境界。所以能
写真景物、真感情的，称它为有境界。否则就称它为无境界。
“红杏枝头春意闹”，拈出一个“闹”字，而境界全部显出来。“云破月来花弄影”，拈出一个“弄”字，而境界全部显出来。
古今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人，一定要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第一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第二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第三种境界。这等语言都非大词人不能说出。然而就用这样的意思解释这些词，恐
怕要遭到晏殊、欧阳修诸公的反对啊。
苏东坡的词旷达，辛稼轩的词豪迈。没有二人的胸襟而学他们的词，犹如东施效仿西施捧心啊。
大家的作品，其言情一定沁人心脾，其写景一定使人耳目一新。其文辞脱口而出，没有矫揉造作妆扮的姿态。这是因为他们所见真切，所知深刻啊。诗词都这样。拿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古今的作者，可说没有大的误差啊。
诗人对于宇宙人生，一定要深入到它们的内部去体验，又一定要跳出它们之外来思考分析。深入内部，才
能摹写创作。跳出其外，才能观察到本质。深入内部，所以作品具有生命力。跳出其外，所以能有高妙的情致。周美成能入却不能出。从姜白石以来，对这两件事都梦想不到了。
红楼梦评论（节选）
我国国民的精神，是现实的，乐天的，所以代表国人精神的戏曲、小说，无处不附带着这种乐天的色彩：开始于悲剧结束于欢乐，开始于离散结束于复合，开始于窘迫结束于通达；（如果）不这样而想满足读者的心意，困难啊。比如《牡丹亭》中（杜丽娘）还魂（与柳梦梅结为夫妻），《长生殿》中（李隆基与杨贵妃
在月宫）重新团圆，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所以我国的文学中，那具有厌世解脱的精神的，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罢了。而《桃花扇》的解脱，不是真的解脱：沧桑巨变，亲眼目击并且亲身经历，不能自己醒悟，却被张道士的一句话点醒；并且（侯方域）跋涉数千里，冒无法预测的危险，被囚禁在牢狱之中，所寻找的女子，才得以见面，却因为张道士的话，一下就舍弃她，如果不是三尺孩童，那谁能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呢？所以《桃花扇》的解脱，是来自外界的约束；而《红楼梦》的解脱，是来自自我内部的约束。况且《桃花
扇》的作者，只是借侯、李的故事，来写故国的悲戚，而不是以描写人生为主。所以《桃花扇》是政治的，国民的，历史的（作品）；《红楼梦》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作品）。这就是《红楼梦》大大违背我国国民精神的原因，而它的价值也就在这里啊。
《红楼梦》一书，和一切喜剧相反，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啊。……按照叔本华的学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的区别：第一种悲剧，是由极恶的人，极尽他所有的能力来互相构陷而成的。第二种是由于不可知的命运而造成的。第三种悲剧，是由于剧中人物
的位置和关系而不得不这样的，并非一定有蛇蝎的本性与意外的变故，只是由于普通的人物、普通的境遇逼迫它，不得不这样。他们明明知道悲剧的害处，（却）互相实施并且互相承受它，各自加以力量而各自不承担它的过错。这种悲剧，远比前两者更为感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它们显示了人生最大的不幸，不是例外的事，而是人生所固有的缘故啊。像前两种悲剧，我们对像蛇蝎的人物和不可知的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但因为它罕见的缘故，还庆幸我这一生可以避免，而不必寻求躲避（痛苦）之地。但在第三种，就可以看到这种不同寻
常的势力，足可以破坏人生的幸福，无时不可落在我们面前。况且这等惨烈的遭遇，不但时时可能自己忍受，而且有时可以加之于别人，亲身遭遇这种残酷之事，却无不平可以鸣告：这真可说是天下最为惨烈的事啊。像《红楼梦》，则正是第三种悲剧啊。在此就以宝玉、黛玉的事来阐明这种看法：贾母爱宝钗的温顺娴静，而害怕黛玉的孤僻，又听信金玉良缘的邪说，而想着要压下宝玉的病；王夫人本来就与薛家相亲近；凤姐因为管家的缘故，妒忌黛玉的才华而担心她给自己带来不便；袭人鉴于尤二姐和香菱的事，听到黛玉“不是东风压倒西
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话，害怕祸及自身，而自己与凤姐（的倾向）相同，也是自然的形势。宝玉对于黛玉，信誓旦旦，却不能对最爱他的祖母讲，则是普通的道德使他这样；更何况黛玉一个女子呢！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因之合，木石因之分离，又哪里有蛇蝎一类的人物、不同寻常的变故，在其中作怪呢？不过是通常的道德、通常的人情、通常的境遇造成这样的悲剧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可以说是悲剧中的悲剧啊。
人境庐诗草自序
我十五六岁，就学习做诗。后来因为奔走四方，东西南北，（到处）
奔忙少空暇，几乎束之高阁。然而因为深深喜好的缘故，也每每在业余做诗。虽然有那么一天做了官，也不曾立即荒废啊。读书人生于古人之后，古人的诗，称得上专门名家的，大约有数百家。想抛弃古人的糟粕，而不被古人所束缚，的确很困难啊。虽然这样，我曾经认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天的世界与古代不同，今天的人又何必与古人相同呢？（我）曾经在胸中构设一种诗境：一是复兴古人比兴的体式；一是以散文自由变化的句式融入诗歌创作的排偶句式中；一是取《离骚》和乐府诗的神理而不因循它的旧貌；一是用古文家伸
缩离合的句法来融入诗歌写作。至于取材：从众多经典，《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一直到周秦诸子的书，许慎、郑玄各家的注，凡事名、物名与当今相贴近的，都择取并借用它。至于叙事：所有今天官方收藏、编撰或刊行的书，记载历朝典章制度的书，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没有的器物、未开辟的境界，耳之所闻、眼之所见，都记录并写下来。至于熔炼出的艺术风格：从曹植、鲍照、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韩愈、苏轼到晚近小家，不固定于一种格式，不专于一种体式。总之以不失为是我写的诗（为宜）。果真像这样，未必就能
达到古人的境界，但那也足以自立于世了。然而我本有志向，但未必能达到这种境界啊。《诗经》中有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姑且写在这里，以等待他日（实践）。
光绪十七年六月在伦敦公使署，公度自己作序。
相关读物-《浙东学术》 课时训练·达标巩固区 一、基础巩固 1．下列语句中加点的词，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不可以空言 ．．讲也空言：抽象的理论说教 B．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 ．．也大雅：高雅，高尚 C．究其所以纷纶 ．．纷纶：纷纭，纷乱 D．以其各有事事 ．．故也事事：治事，做事 【解析】选B。大雅：才德高尚的人。 2．下列语句中加点的词，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解析】选C。A项，“为”，①动词，写作；②动词，是。B项，“于”，①介词，表对象；②介词，表比较。C项，“而”，都是连词，表转折。D项，“以”，①介词，因为；②介词，用。 3．下列加点的词，与现代汉语中的意思最相近的一项是( ) A．不如见诸行事 ．．之深切著明也 B．朱陆异同，干戈 ．．门户 C．故惟陋儒则争门户 ．．也 D．学者 ．．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 【解析】选C。A项，“行事”，文中指具体的历史事件。B项，“干戈”，文中是动词，动干戈。C项，“门户”与现代汉语意思相近，是“派别”的意思。D项，“学者”，文中指求学的人。 4.下面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 )
A.作者认为，司马迁探究董仲舒的天人性命之说，而不用空洞抽象的理论，写出了有益于治国安邦的著作《史记》。 B.宋明理学被才德高尚的人讽刺的原因是那些想尊崇人的天赋禀性的儒生，只抽象地谈论义理来作为治学的功绩。 C.朱熹和陆九渊持议不同，为门户之见大加攻伐，他们的争论是束缚人们思想的所在，也是多年来学术研究的误区。 D.作者认为，浙东学术各派虽然源流不同，境遇不同，在现实中的表现也不相同，但他们的卓越之处是有各自的事情可做。 【解析】选D。分析不全面，卓越之处还应包括“不空谈德性”“不空谈学问”。 5．翻译下列句子。 (1)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 译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则黄茅白苇，极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译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要注意特殊词语的解释和句式的翻译。(1)关键词有“尊”“以为”“大雅”。(2)关键词有“但”“雷同”“殊”。 答案：(1)儒者想推崇人的天赋禀性，却把抽象地谈论义理作为治学的功绩，这就是宋代理学被才德高尚的人讥笑的原因。 (2)那些不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却空谈德性，空谈学问的人，就像黄茅白苇，样子极其相似，却不得不属于不同的门类，自以为独有见地。 二、拓展阅读 (2015·三明高二检测)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6～9题。 与刘言洁书 ［清］戴名世 言洁足下。仆平居读书，考文章之旨，稍稍识其大端。窃以为文章之为道，虽变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即至篇终语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此自左、庄、马、班以来，诸家之旨，未之．有异也。 盖文之为道，难矣。今夫文之为道，未有不读书而能工者也，然而吾所读之书而吾举而弃之，而吾之书固已读，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是一心注其思，万虑屏其杂，置其身于埃壒之表①，用其．想于空旷之间，游其神于文字之外，如是而后，能不为世人之言，不为世人之文，斯无以取世人之好。故文章者，莫贵于
浙东学术 教学目标 1、了解浙东学术的发展演变过程。 2、了解贯穿于文中的求是求真，经世致用的思想及其治学要“切于人事”的主张。 3、积累文言知识。 教学过程 一、走近经典 《文史通义》是我国清代一部综论文史、品评古今的学术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它也是章学诚的代表作。它和刘知几的《史通》一起被视为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1.作者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 章学诚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章学诚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章学诚在《与族孙汝南论学书》一文中回忆他的童年时说：“仆尚为群儿，嬉戏左右，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这说明章学诚自幼对经学和史学理论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所发的议论经常令大人吃惊，在这方面显示出良好的资质。
章学诚十五六岁时，随父亲到湖北应城，从馆师学习举子业。但他对此却很厌烦，于是偷偷说服了妻子，将金银首饰摘下，卖钱换来纸笔，雇来县里的小书吏，连夜抄录春秋内外传，以及东周、战国时的子、史书，然后根据自己的意图，把它们分析开后重新组合，编纂成纪、表、志、传体裁的史书，共100多卷。可是这些事情还没来得及完成，他便因“馆师所觉，呵责中废”。可见他在青少年读书时期，主要经历也是用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 他真正萌生撰写一部史学理论著作的想法，是在他29岁的时候。章学诚曾说：“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为数篇，讨论笔削大旨。”（《与族孙汝南论学书》） 章学诚在太学志局的不幸遭遇，是促使他下决心着手撰写《文史通义》的直接原因。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章学诚进入太学志局，参与《国子监志》的编修工作。但他一旦进入志局，便感到处处受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尤其令他气愤的是，志局监领嫉贤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权力，颠倒是非，排挤和打击真才实学之士。数年之后，章学诚忍无可忍，于是愤然离开志局。 离开志局后不久，他给曾任顺天乡试考官、一向很关心和器重他的朱春浦先生写了一封长信，通过叙述刘知几在史馆里的遭遇，不仅暗示了自己离开志局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自己开始撰写《文史通义》的原因和动机。 1772年，时年35岁的章学诚开始动笔写《文史通义》。 由于章一生贫穷，为了生计常常要四处奔波，使他不可能安稳坐下来从事学术研究，所以《文史通义》一书的写作时断时续，进展十分艰难和缓慢。章学诚逝世前一年，因为积劳成疾，已经双目失明，即使这样，仍笔耕不辍。但天不假年，他早已列入计划的《圆通》、《春秋》等篇还未及动笔，便遗憾地死去。可见，《文史通义》一
《浙东学术》教学参考 教学参考 0903 1417 《浙东学术》教学参考 文化背景 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强调把“六经之旨”和“当世之务”结合起来考察，鉴古知今，以探索未来社会发展之路。可是清代学术后来的发展，没有遵循他的路途前进。乾隆嘉庆时期，被称为清王朝的“盛世”，而“乾嘉学派”又成为这一盛世在学术文化上的点缀。“乾嘉学派”打着研究经典的旗帜，却漠不关心“当世之务”。究其根本，还是清王朝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结果。清初以来接连不断的文字狱，通过杀戮和流放来禁锢人们的思想，迫使知识分子不敢再有独立的思考，甚至不敢谈论“清风明月”，噤若寒蝉，不得不放弃经世致用的理念，割断学术与政治的纽带，一头钻到故纸堆里，做起了考证的学问。清朝统治者在高压的同时，又采取怀柔政策，通过修史、编书（《古今图书集成》及《四库全书》）等手段，网罗“人才”，“净化”典籍，就更加助长了考据之风。当时著名学者钱大昕自题画像说：“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因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幸民。”钱氏这种精神状态，是大部分乾嘉时期学者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考据之学相反，一些理学的末流仍然空谈天人性命，比顾炎武描述的情状还要坏。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就是想纠正当时的这两种学风而创作的。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他出生于中小地主家庭，少时多病，家道衰落，读书也很迟钝，背诵能力很差，却对史书情有独钟。他后来回忆说：“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家书六》）他小的时候还曾对《左传》《春秋内外传》等书改换体例，加以缩编。由于他率真自得，学问“不合时好”，不肯作时文讨好考官，自22岁至30岁，四次去北京参加科举考试都榜上无名，穷困潦倒，靠给人家编写地方志为生。然而在精神上他却是昂扬向上的，“意气落落，不可一世”，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都用来买书，用了三年时间购齐23部历代正史。41岁时，他终于考中进士，却无意于仕途，不去求一官半职，仍以编写地方志为业，同时潜心史学著述，直到生命终结。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的史学理论著作，中年起笔，历时近30年，直到逝世尚未完成。他写作此书，意在阐明史学的意义，论述史学的重要性。他认为作史要“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这是“史氏之宗旨”（《文史通义·言公上》）。在《和州志·志隅自叙》中，他更是明言：“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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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当代浙东学术文化研究的特点 要讨论浙东学术文化研究的特点，我们首先要厘清浙东的概念。浙东本是一个地理概念，意为浙江（即今钱塘江）以东地区。作为一个政区的浙东，其发展沿革经历了漫长复杂的过程。先秦时，浙东属于越国的辖境。秦汉时期，浙东地区属于会稽郡的一部分。自孙吴割据江东，浙东始分设郡县，当时的会稽郡、东阳郡、临海郡均在浙东地区。东晋时，又分浙东临海郡设置了永嘉郡。浙东地区成为一个独立的区域最早也是出现在东晋时期。晋成帝咸和三年（328）因平定苏峻之反的需要，使会稽太守王舒监浙江东五郡军事，所谓五郡，即上述四郡及新安郡，新安郡的一部分在浙江以东。这是为战争需要建立的军事管理区，也是浙东地区形成的最早的独立的管理区。浙东地区最早设立为独立的政区当在宋文帝永嘉三十年（453），当时刘劭叛乱，将浙东五郡立为会州，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改会州为东扬州。隋开皇中州废。唐前期，浙东地区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区，属于江南东道的监察范围。通过分设郡县，原来的浙东五郡分成了越、衢、婺、台、明、处、温、睦八个州。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以此八州设浙江东道节度使，浙东地区首次成为以浙东命名的独立的政区。北宋时浙东、浙西合为两浙路，南宋时除严州（即睦州）属浙西路外，其余七州（其中越州升绍兴府、明州升庆元府、温州升瑞安府）为浙东路。元代皆改为路，此七路设浙东道宣慰司，是江浙行省的一部分。明代七路皆改为府（其中庆元府改为宁波府、瑞安府改为温州府、婺州路改为金华府），但七个府并不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区，而是属于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俗亦称浙江省）。清代相沿不改。至今日，浙东地区形成了绍兴、宁波、舟山（由宁波分出）、台州、金华、衢州、丽水、温州八个地级市，浙东也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政区。 而浙东学术文化，则既包括历史上浙东学派的学术文化，也包括历史上浙东地区的学术文化。将浙东作为一个学术派别名称，最早是章学诚提出来的，其《文史通义》中有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浙东学术》。不过章氏只是指出了浙东之学的学术旨趣和治学特点（如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并未划定浙东学术的具体范围。二十世纪初宁波籍的史学大家陈训慈、张其昀、何炳松等纷纷涉足对浙东学术文化的探讨，而张寿镛先生搜罗一郡之典籍编辑而成的《四明丛书》掀起了浙东学术文化研究的小高潮。 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浙东学术文化的研究在当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概念的界定上也出现了不少专篇论文。这二十余年是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如果说，前贤们的研究是对故乡历史与文化的搜索、总结、沉思、怀念的话，那么，新时代的研究就更偏向于对传统文化的汲取、弘扬、创新、实践。当代浙东学术文化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八九十年代为第一个阶段，二十一世纪后是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传承，主要成就表现在纯学术研究上的进一步深入；第二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则是突破，是学术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交流范围的不断拓展。并且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研究者立足历史与文献，关照当代与社会，将浙东学术文化研究与创建宁波和谐社会、塑造宁波城市精神紧密联系，从而从书斋走向社会，从理论走向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具体来说，当代浙东学术文化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立足前贤研究成果，界定浙东学术文化概念的内涵 1984 年，宁波召开了黄宗羲与浙东学派学术讨论会，这是当代宁波对浙东学术文化研究的肇始。其后二十余年的研究中，学者们始终坚持着陈训慈、何炳松等前贤的学术精神，在
浅谈当代浙东学术文化研究的特点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要讨论浙东学术文化研究的特点，我们首先要厘清“浙东”的概念。“浙东”本是一个地理概念，意为浙江（即今钱塘江）以东地区。作为一个政区的“浙东”，其发展沿革经历了漫长复杂的过程。先秦时，浙东属于越国的辖境。秦汉时期，浙东地区属于会稽郡的一部分。自孙吴割据江东，浙东始分设郡县，当时的会稽郡、东阳郡、临海郡均在浙东地区。东晋时，又分浙东临海郡设置了永嘉郡。浙东地区成为一个独立的区域最早也是出现在东晋时期。晋成帝咸和三年（328）因平定苏峻之反的需要，使会稽太守王舒监浙江东五郡军事，所谓五郡，即上述四郡及新安郡，新安郡的一部分在浙江以东。这是为战争需要建立的军事管理区，也是浙东地区形成的最早的独立的管理区。浙东地区最早设立为独立的政区当在宋文帝永嘉三十年（453），当时刘劭叛乱，将浙东五郡立为会州，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改会州为东扬州。隋开皇中州废。唐前期，浙东地区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区，属于江南东道的监察范围。通过分设郡县，原来的浙东五郡
分成了越、衢、婺、台、明、处、温、睦八个州。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以此八州设浙江东道节度使，浙东地区首次成为以“浙东”命名的独立的政区。北宋时浙东、浙西合为两浙路，南宋时除严州（即睦州）属浙西路外，其余七州（其中越州升绍兴府、明州升庆元府、温州升瑞安府）为浙东路。元代皆改为路，此七路设浙东道宣慰司，是江浙行省的一部分。明代七路皆改为府（其中庆元府改为宁波府、瑞安府改为温州府、婺州路改为金华府），但七个府并不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区，而是属于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俗亦称浙江省）。清代相沿不改。至今日，浙东地区形成了绍兴、宁波、舟山（由宁波分出）、台州、金华、衢州、丽水、温州八个地级市，浙东也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政区。 而浙东学术文化，则既包括历史上浙东学派的学术文化，也包括历史上浙东地区的学术文化。将浙东作为一个学术派别名称，最早是章学诚提出来的，其《文史通义》中有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浙东学术》。不过章氏只是指出了浙东之学的学术旨趣和治学特点（如“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并未划定浙东学术的具体范围。二十世纪初宁波籍的史学大家陈训慈、张其昀、何炳松等纷纷涉足对浙东学术文化的探讨，
浙东学术 一、语基落实 1下列词语中加点的字,每对的读音完全相同的一项是 ( ) A .空．言/空．白 摭．拾/蔗．糖 八佾．/俏． 丽 B.干．戈/干．货 桎．梏/水蛭． 纷纶．/经纶． C.隐．逸/恻隐． 迥．殊/扃．牖 陋儒．/孺． 子 D.宸濠．/壕．堑 天铎．/彭泽． 史纂．/撰． 述 解析:A 项,kōnɡ/kònɡ,zhí/zhè,yì/qiào ;B 项,gān ,zhì,lún ;C 项,yǐn ,jiǒng/jiōng ,rú;D 项,háo ,duó/zé,zuǎn/zhuàn 。 答案:B 2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不可以空言．． 讲也 空言:抽象的理论说教。 B.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 也 大雅:高雅,高尚。 C.究其所以纷纶．． 纷纶:纷纭,纷乱。 D.以其各有事事．． 故也 事事:治事,做事。 解析:B 项,“大雅”的意思是“才德高尚的人”。 答案:B 3下列语句中加点的词,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 .{①而为经世之书②圣如孔子,言为天铎 B .{①未有不切于人事者②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 C .{①知有史而不知有经②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 D .{①以其即三代之史耳②犹且不以空言制胜 解析:A 项,①动词,写作;②动词,是。B 项,①介词,表对象;②介词,表比较。C 项,都是连词,表转折。D 项,①介词,因为;②介词,用。 答案:C 4下列各句中加点的词语,没有词类活用的一项是( ) A .故司马迁本． 董氏天人性命之说 B.后人贵． 经术 C.犹且不以空言制． 胜
D.朱陆异同,干戈 ．．门户 解析:A项,名词的意动用法;B项,形容词的意动用法;D项,名词活用为动词。 答案:C 5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与现代汉语中的意思最相近的一项是() A.不如见诸行事 ．．之深切著明也 B.不可以 ．．空言讲也 C.虽源流 ．．不异,而所遇不同 D.学者 ．．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 解析:A项,“行事”,文中指具体的历史事件。B项,“可以”,文中是两个词,可以凭借。C项,“源流”与现代汉语意思相近,是“源头流派”的意思。D项,“学者”,文中指求学的人。 答案:C 二、阅读理解 (一)课内阅读 阅读文本选段,完成第6~9题。 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陆异同,干戈门户,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则黄茅白苇,极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 6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未有不切．于人事者切:切合。 B.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究:考究。 C.知史学之本．于《春秋》本:根本。 D.不特．无门户可持特:只是。 解析:C项,“本”在此句中是动词,意思是“发源、来源”。 答案:C 7下列语句编成四组,全部是作者从正面说明“不可以空言讲”的一项是() ①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 ②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
浙江地域文化分类 连晓鸣 地域文化分类是比较难的。笔者倾向于“地域+行政+人文”的划分法，即首先应强调其地理性，这是决定性的；然后再加上行政性，因为中国从秦代以降行政功能一直在文化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其三才是文化本身。例如，浙江省天台县关岭村地处天台与新昌交界处，跨绍兴府与台州府，一个村子有两种风俗，完全不同。因此，在地域文化划分上，行政是一个概念，文化又是一个概念，它们之间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地理上的划分 当代，关于浙江地域文化划分的文章也曾有些，但一般还是侧重从地理上划分为主。徐建春从地理角度将浙江文化划分为六类：一是杭嘉湖平原文化区，水乡平原文化类型，更多继承了吴文化的特点，地理上是太湖平原的一部分，文化特点与苏南十分相近；二是宁绍平原文化区，是典型的滨海水乡平原文化区，地处会稽山、四明山的北麓和钱塘江、杭州湾南岸之间，越文化的中心地区；三是金衢盆地文化区，金衢盆地是浙江省最大的走廊式盆地，沿北东东方向横贯于浙江中部，其传统文化包括金华学派、婺剧、金华道情、婺州窑等；四是温台滨海文化区，包括温瑞平原和椒黄平原，因括苍山、雁荡山的阻隔，历史上与内地的交往相对困难，故语言、风俗自成一体；五是沿海岛屿文化区，该区滨临东海，海岸线绵延曲折，沿海岛屿星罗棋布，形成了与海洋、渔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风俗习惯，是一种典型
的海洋文化区；六是浙西南山地丘陵文化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是浙江省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保留许多具有浓郁地方特点的传统文化。 “自然地理+行政区域+历史文化” 关于浙江地域文化的划分，明代浙江临海人王士性认为，“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王士性首先从人文地理入手，即“泽国之民”、“山谷之民”、“海滨之民”对浙江区域文化进行了划分。 参照朱海滨的《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书中对浙江文化地理区域的划分，本人采用“自然地理+行政区域+历史文化”的方法，把浙江地域文化亦即“越文化”划分为四个亚文化区。 一是吴越——杭嘉湖（钱塘江以北）吴越文化。广义可称“江浙文化”，是一种分布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大致包括今日的苏南、江西东北的上饶地区皖南和浙江省以及上海市的地域文化。吴越文化可分为“吴文化”和“越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气共俗”，逐渐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的文化类型。再聚焦到浙江现有行政区划，吴越文化，这里具体指其核心区
现代学前教育史上的浙江学派 文章来源：不详点击数：1025 更新时间：2007-11-5 【字体：小大】 现代学前教育史上的浙江学派 朱宗顺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浙江杭州310012) 摘要:张雪门、陈鹤琴、张宗麟是中国现代学前教育史上的三座丰碑。三人有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在学前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又颇多相似、相互关联。现代中国学前教育史上由此出现了一个浙江学派。 关键词:张雪门；陈鹤琴；张宗麟；浙江学派；学前教育 中图分类号:G619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 6574(2007) 02 - 0018 – 06 在中国现代学前教育发展史上,张雪门、陈鹤琴、张宗麟三位浙籍教育家无疑是三座丰碑。这三人尽管经历不同,观点也不尽一致,但三人有相近的文化底色,均矢志于中国化学前教育的 探求,由此构成了中国现代学前教育史上的“浙江学派”。 一、学前教育浙江学派的社会文化底蕴 (一)共同的地域文化底蕴:重视儿童教育的社会文化背景 张雪门(1891 —1973) ,浙江鄞县(今属宁波市) 人;陈鹤琴(1892 —1982) ,浙江上虞(今上虞市) 百官镇茅家弄人，张宗麟(1899 —1976) ,浙江绍兴人。从绍兴、百官镇,到鄞县,三地相距不过百余里,同属富庶的浙东宁绍平原,相同的生长地域,奠定了学前教育浙江学派的天然血脉。 魏晋南北朝以降,尤其是南宋以后,文化学术南移,浙江遂成为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重镇。从北宋开始逐步形成的“浙东学派”,到清代黄宗羲时代达到全盛时期,为宁绍平原乃至整个浙江留下了深厚的人文积淀。浙江自古重视教育,在书院初兴的唐代,绍兴、象山、诸暨等地即设有书院。宋朝南迁以后,受文化南移的影响,文化教育在浙地隆兴。名门望族、世族大家,为保家族世代兴旺,十分重视家庭、家族子女教育,形成了浙人重视儿童教育的传统。颇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即出自南宋浙东学者王应麟(1223 —1296) 之手。
T甌第9章扩步糸统调音 相关读物 淅东学术 F温馨晨读J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哲思短章 做人要有智慧 有知识不等于有智慧,知识积存得再多,若没有智慧加以应用,知识就失掉了价值。知识是静态的，人有了知识,还应该明白如何正确地将所掌握的知识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没有智慧, 充其量不过是一本记载着知识的书。
智慧是头脑的智能,是一种洞察力和判断力。有勇气能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胸怀能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而有智慧却能分辨出何时能改变，何时不能改变,知道什么时候“为"，什么时候“不为”。知道你在做什么事,知道热爰做什么样的事,知道能把什么事做成什么样,这就是智慧。只有方向,而没有智慧,方向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智慧有时就是一种权衡和折中,用中庸拒绝极端,用理智分析情景,用务实发挥影响,用冷静掌控抉择,用自觉端正态度, 用学习积累经验,用勇气放弃包袱,这就是智慧显现。对弱者, 光关心不够，要帮助；对
下属,光公正不够，要善良；对别人的失误,光原谅不够,要忘记；对自己的未来,光梦想不够，要行动。空才能生慧,学才能生智，心宁智生,智生事才成。每一个人都有值得尊重及学习的地方,慈悲的人教授慈悲之道, 横蛮的人教授忍辱之道。 如果一个人缺少智慧,又不愿意流汗水,那么谈何成功, 所以,做人要看你有没有智慧。
修身名句 n国而忘家，公而忘私。 一汉?班固《汉书?贾谊传》赏读：为了*利益忘记了自己的小家，为了公众的利益 忘了个人的利益。大禹治水，工作很忙＜三次路过家门口都没有进去看一看,被传为佳话。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隽,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好榜样。
过犹不及，有余犹不足也。一汉?贾谊《新书?容经》赏读：凡事做过了头＞就像做得不够一样，做过了头和不 足都是不好的。凡事都需要掌握分寸＜真理再往前跨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
《浙东学术》教案 教学目标 1、了解浙东学术的发展演变过程。 2、了解贯穿于文中的求是求真，经世致用的思想及其治学要“切于人事”的主张。 3、积累文言知识。 教学过程 一、走近经典 《文史通义》是我国清代一部综论文史、品评古今的学术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它也是章学诚的代表作。它和刘知几的《史通》一起被视为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作者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 章学诚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章学诚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章学诚在《与族孙汝南论学书》一文中回忆他的童年时说：“仆尚为群儿，嬉戏左右，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这说明章学诚自幼对经学和史学理论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所发的议论经常令大人吃惊，在这方面显示出良好的资质。 章学诚十五六岁时，随父亲到湖北应城，从馆师学习举子业。但他对此却很厌烦，于是偷偷说服了妻子，将金银首饰摘下，卖钱换来纸笔，雇来县里的小书吏，连夜抄录春秋内外传，以及东周、战国时的子、史书，然后根据自己的意图，把它们分析开后重新组合，编纂成纪、表、志、传体裁的史书，共100多卷。可是这些事情还没来得及完成，他便因“馆师所觉，呵责中废”。可见他在青少年读书时期，主要经历也是用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 他真正萌生撰写一部史学理论著作的想法，是在他29岁的时候。章学诚曾说：“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为数篇，讨论笔削大旨。”（《与族孙汝南论学书》） 章学诚在太学志局的不幸遭遇，是促使他下决心着手撰写《文史通义》的直接原因。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章学诚进入太学志局，参与《国子监志》的编修工作。但他一旦进入志局，便感到处处受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尤其令他气愤的是，志局监领嫉贤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权力，颠倒是非，排挤和打击真才实学之士。数年之后，章学诚忍无可忍，于是愤然离开志局。 离开志局后不久，他给曾任顺天乡试考官、一向很关心和器重他的朱春浦先生写了一封长信，通过叙述刘知几在史馆里的遭遇，不仅暗示了自己离开志局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自己开始撰写《文史通义》的原因和动机。 1772年，时年35岁的章学诚开始动笔写《文史通义》。 由于章一生贫穷，为了生计常常要四处奔波，使他不可能安稳坐下来从事学术研究，所以《文史通义》一书的写作时断时续，进展十分艰难和缓慢。章学诚逝世前一年，因为积劳成疾，已经双目失明，即使这样，仍笔耕不辍。但天不假年，他早已列入计划的《圆通》、《春秋》等篇还未及动笔，便遗憾地死去。可见，《文史通义》一书的写作，自章学诚35岁起，至他64岁逝世时止，共历时29年。但严格说来，仍没有写完。
《浙东学术》教学参考 文化背景 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强调把“六经之旨”和“当世之务”结合起来考察，鉴古知今，以探索未来社会发展之路。可是清代学术后来的发展，没有遵循他的路途前进。乾隆嘉庆时期，被称为清王朝的“盛世”，而“乾嘉学派”又成为这一盛世在学术文化上的点缀。“乾嘉学派”打着研究经典的旗帜，却漠不关心“当世之务”。究其根本，还是清王朝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结果。清初以来接连不断的文字狱，通过杀戮和流放来禁锢人们的思想，迫使知识分子不敢再有独立的思考，甚至不敢谈论“清风明月”，噤若寒蝉，不得不放弃经世致用的理念，割断学术与政治的纽带，一头钻到故纸堆里，做起了考证的学问。清朝统治者在高压的同时，又采取怀柔政策，通过修史、编书（《古今图书集成》及《四库全书》）等手段，网罗“人才”，“净化”典籍，就更加助长了考据之风。当时著名学者钱大昕自题画像说：“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因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幸民。”钱氏这种精神状态，是大部分乾嘉时期学者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考据之学相反，一些理学的末流仍然空谈天人性命，比顾炎武描述的情状还要坏。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就是想纠正当时的这两种学风而创作的。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他出生于中小地主家庭，少时多病，家道衰落，读书也很迟钝，背诵能力很差，却对史书情有独钟。他后来回忆说：“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家书六》）他小的时候还曾对《左传》《春秋内外传》等书改换体例，加以缩编。由于他率真自得，学问“不合时好”，不肯作时文讨好考官，自22岁至30岁，四次去北京参加科举考试都榜上无名，穷困潦倒，靠给人家编写地方志为生。然而在精神上他却是昂扬向上的，“意气落落，不可一世”，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都用来买书，用了三年时间购齐23部历代正史。41岁时，他终于考中进士，却无意于仕途，不去求一官半职，仍以编写地方志为业，同时潜心史学著述，直到生命终结。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的史学理论著作，中年起笔，历时近30年，直到逝世尚未完成。他写作此书，意在阐明史学的意义，论述史学的重要性。他认为作史要“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这是“史氏之宗旨”（《文史通义·言公上》）。在《和州志·志隅自叙》中，他更是明言：“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文史通义》在界定文史义例、辨别校雠源流方面，确有发凡之功。他主张著述贵成一家之言，发前人之所未发，所以对当时学界流弊多有批评。他既不赞成以“《尔雅》名物，六书训故”为学术的终极目的（《与陈鉴亭论学》），也“耻为无实空言”（《上尹楚珍阁书学》），欲以一己之力，匡世正俗。他的历史哲学观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认为“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文史通义·原道中》，与顾炎武的“非器则道无所寓”的思想一脉相承。他在《文史通义》的第一篇《易教上》卷首，开宗明义，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史也”的观点，并多次反复论述，如“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六经皆器也”（《原道中》）等。这种观点前人已有表述，不自章学诚始。如王守仁在《传习录》中回答其弟子问话，解释《春秋》为史为经的双重性时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如李贽在《焚书·经史相为表里篇》中说：“《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也。”但是，章学诚重申这一学术命题，并在《文史通义》中以充实的内容和系统的理论来阐发它，确实是前无古人的。因为有了他的论述，这一命题才更为彰显于世。
１．了解浙东学术的发展演变过程。 ２．了解贯穿于文中的求是求真、经世致用的思想及其治学要“切于人事”的主张。 中国方志学的创始人——章学诚 章学诚（１7３8—１80１），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乾隆进士，官国子监典籍。 学识渊博，史学理论有独到见识，章学诚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 并撰写了大量的志评著作。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方志立三书议》提出方志 分立三书的主张，标志着其方志理论的成熟、修志体例的完备和方志学的建立。他提 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思想，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学和目录学理论，被 梁启超称为中国方志学的创始人。 他曾参与《续资治通鉴》的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著有《文史通义》9卷，《校雠通义》４卷，《方志略例》２卷，《文集》8卷，《外集》２卷，《湖北通志检存稿》４卷及《未成稿》１卷，《外编》１8卷等。去世１２0年后由刘承干搜集整理出版了《章氏遗书》。 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强调把“六经之旨”和“当世之务”结合起来考察，鉴古知今，以探索未来社会发展之路。可是清代学术后来的发展，没有遵循他的路途前进。乾隆嘉庆时期，被称为清王朝的“盛世”，而“乾嘉学派”又成为这一盛世在学术文化上的点缀。“乾嘉学派”打着研究经典的旗帜，却漠不关心“当世之务”。究其根本，还是清王朝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结果。当时著名学者钱大昕自题画像说：“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因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幸民。”钱氏这种精神状态，是大部分乾嘉时期学者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考据之学相反，一些理学的末流仍然空谈天人性命。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就是为纠正当时的这两种学风而创作的。 《文史通义》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积一生学力著成的史学论著，凝聚了作者大半生的心血。全书共九卷，分内篇、外篇两部分。作者从乾隆三十六年（１77１）或三十七年（１77２）开始写作，至嘉庆六年
第九单元经世致用 浙东学术 章学诚(1738—1801)，清代史学家、思想家。字实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进士。曾官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后人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 一生精力都用于讲学、著述和编修方志。所著《文史通义》，与唐刘知几的《史通》并称史学文学理论名著。曾编纂《史籍考》，拟尽收古今史部书叙目凡例，总目达三百二十五卷，但书未完成，稿亦散失。所修方志，传世有和州、亳州、永清三志。曾主修《湖北通志》，现存遗稿数十篇。 章学诚主张“学为实事，而非为空言”。所以他的见解，“颇乖人好恶”，直到他死后，才更被人重视。 提出“道(理)寓于器(事物)”命题，认为“道”是客观事物之规律，“求道”应根据对事物的实际考察。所提出“六经皆史”之说，主张治经以考证史料和发挥义理相结合，将治经引向治史，反映其解脱旧经学传统束缚学术趋向。论文注重内容，反对拟古和形式的倾向，批判了当时桐城派的流弊。其学说至清末始为人重视。1922年有《章氏遗书》刊行。 一、注音 天铎．________ 蕺．山________ 迥．殊________ 二、解释词义
书?????而为经世之书． 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 素不闻诗书． 之训 《书．》曰：满招损，谦受益 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 经?????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 知有史而不知有经．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 丘 六艺经．传皆通习之 韩魏之经． 营，齐楚之精英 事?????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未有不切于人事．者 而讲学者必有事．事 阳明得之为事． 功 制?????犹且不以空言制． 胜 其制． 稍异于前 是故明君制． 民之产 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 履至尊而制． 六合 三、指出加点词的活用类型并释义 故司马迁本． 董氏天人性命之说 ________ 后人贵． 经术 ________ 朱陆异同，干戈．． 门户 ________ 不得不殊． 门户 ________ 四、分析句式类型 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 ________ 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 ________ 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 ________
明清浙东学者的政治思想及启示 乐承耀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明清浙东学术思想中关于民主启蒙、民本思想、清廉政治等符合时代要求的真知灼见，在当时闪耀着思想光辉。 在民主启蒙思想方面，明清浙东学者对封建王朝的弊政及两千多年的君主政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省，提出了民主启蒙思想。黄宗羲是其主要代表。张岱年在《黄梨洲与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中说过：民主思想“至少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就是统治者与人民谁为谁服务；一个是最高权力问题，就是最高权力应该由谁掌握。”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也包含了这两层意思。他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君民、君臣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明确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认为“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认为君主颠倒了君与客的关系，侵犯了“天下人”的利益。封建帝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产业，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为满足他的“大私”，“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还痛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下的法令为“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甚至直斥为“非法之法”（《明夷待访录·原君》）。 在君臣关系上，黄宗羲主张臣不是为君服务，他的职责与君一样都应该为“天下”服务。“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原臣》）尽管黄宗羲在当时还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民主的字眼，但字里行间已闪耀着民主启蒙思想的光辉。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说，《明夷待访录》中“这类话，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和谭嗣同在“倡民权共和之说”时，将《明夷待访录》一书节抄印数万本。可见，黄宗羲的民主启蒙思想，对中国近代革命
浙东学术精神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内容提要：从南宋浙东学派到明清浙东学术的基本精神是求真务实，经世致用。浙东学术精神的特色是：道欲通方，业须专一；学有宗旨，不守门户；严于去伪，慎于纠偏；临文主敬，论古必恕；真修实悟，崇尚性情；砥砺气节，重视践履。浙东学术精神构成要素是：血气（情）——刚健动进，狂狷中和；知虑（知）——实学求是，经世致用；志意（意）——胸怀天下，爱国利民。民族精神是学术精神的土壤和源泉，学术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导向，区域精神是民族精神和学术精神的特殊体现。浙东学术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学术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现代浙江精神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关键词：浙东学术精神特色构成要素 作者：杨太辛，男，1935年生，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授。 区域文化研究开发的主题，应该是探索、提炼、拓展区域精神，以在更深层次上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区域精神，主要包括草根意识和学术精神两个方面，前者是后者的土壤和基因，后者是前者的凝聚和提升。 从南宋的浙东学派到明清的浙东学术，有其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可以称之为浙东学术精神。这种精神远绍先秦汉唐的中原文献之学，近启近现代的经世致用和维新变革思潮，上达于国家中枢，下及于民间百业，绵延流泽至今，成为浙江精神的历史文化资源。 一、浙东学术的基本精神 自南宋的浙东学派到明清的浙东学术，名家辈出，各有胜义。细按之，则因宗主或宗旨不同，再可分源别派；统言之，则无论其为金华、永康、永嘉，还是台州、四明、绍兴，不管是宗程朱或宗陆王，还是自成一家，由于地域、师承、交往、学风的综合作用，都有一种共同的精神，姑名之曰浙东学术精神。 学术，是觉道效术的过程和结果；精神，是知识、情感、意志的总体。学术精神，主要是指人们在觉道效术的学术活动中的指导原则、感情气质和心理倾向。浙学各派，虽宗旨有异和个性不同，但有一个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共同具有的心理倾向，我们称之为基本精神。浙东学术的基本精神是：求真务实，经世致用。 文贵清真，真与假对，他们求的是真知见，真性情、真践履。学为实事，实与虚对，他们实心求是，实学求是、实事求是。长期以来，我们提倡实事求是，但假、大、空却屡禁不绝。原来，实事求是必须以实心求是为前提，以实学求是为基础。他们所求之是，是天、地、人合一的人生之道和治国之道，即经世致用之道。道、学、文在真实的基础上统一，在下学中上达，在提升中落实，以经世为目的，以致用为归宿，这就是浙东学术的基本精神。 二、浙东学术精神的特色 浙东学术的求真务实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色： 1 道欲通方，业须专一 学术界一般视南宋浙学为事功之学，称明清浙学为浙东史学，这几乎已成定论。实则不然，浙东学术首先是求道之全量之学，其次才是崇事功或重史学的专家之学。章学诚说“道欲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