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家思想法律化进程
黄昉轶涵
法学0903班200917330307
内容提要：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学术舞台上百家争鸣。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对后世影响巨大。经历了秦朝的没落，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而儒家思想中的以礼治，仁政为核心的内容，也被统治阶级和众思想家政治家利用，引入到了法制建设中。本文将简述从汉朝的《春秋决狱》到大唐的《唐律疏议》，儒家思想在其间起的重大影响。
关键字：儒家思想封建法制《春秋》决狱《唐律疏议》法律儒家化
一．儒家思想概述
西周时期，周天子逐渐掌控不了各诸侯国的势力，开始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经济上井田制的出现，加剧了奴隶制统治的瓦解。思想学术上，各国的思想家们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儒家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孔子面对周王朝的礼乐制度的崩溃，提出“礼治，仁政”的思想主张，希望恢复周礼。“导之以礼，齐之以刑”。1同时强调人性本善。“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2
但是，在当时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孔子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商鞅变法后，秦国强大起来。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自然而然的，法家思想成为当时的主流。同时，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举使儒家思想遭到了灭顶之灾。
二．法律儒家化过程
汉朝初年，统治者采用黄老思想，主张“无为而治”。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汉武帝时期，董仲舒首先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一举将儒家思想又推上了政治舞台。同时，也开始了重要的封建法律儒家化进程。
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3
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也是儒家思想对封建法律不断影响的过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2《论语》
（一）两汉时期
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端。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提起。“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思想在法律领域大放异彩。主要表现是“经义决狱”和“引经注律”，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入法律中。
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之思想，主张教育的作用，减少了“肉刑”，便是受孔子的“仁政，德治”的影响。
刑法原则上实行“上请”制度，赋予贵族官僚法定的特权，也是儒家思想中“尊尊”原则的要求，也是“刑不上大夫”原则的体现。
孔子曾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概念，董仲舒在肯定了该概念的合法性后，便提出“亲亲得相首匿”成为汉朝中定罪量刑的原则。除此之外，董仲舒还吸取了“三纲五常”等思想，发展和完善汉朝的法律制度，推定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春秋》决狱是当时儒家思想引入法律的典型代表。它是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无法律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其要旨是，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动机，并以其动机有无恶意做为定罪量刑的首要条件，而首犯、从犯、已遂、未遂只是次要条件。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精华》中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论其轻”。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又说：“循三纲之纪，通八端之理，乃可谓善。”可见汉代在司法断案在无律可引时便完全以儒家思想定夺。4《春秋》决狱开启了立法合一的先河。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推定着封建法制的不断
发展。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个时期是法律儒家化进程的深入阶段。儒家思想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儒家思想全面渗透到法律内容中，使法典的体例、形式、刑名上都有新的发展。《曹魏律》中，以“刑名”列于篇首，将《具律》改编为《刑名》；《晋律》将律令分离，用儒家经典释义；南北朝时期又出现“格”“式”；《北齐律》将《刑名》、《法例》合为《名例》篇，置于律首，创立了12篇法典体例。
八议”制度为《曹魏律》首创，是中国封建法律形成的维护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在诉讼中的法律特权的制度。所谓“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
西晋统治者规定了“官当”制度。晋律规定免官可当三岁刑。南朝《陈律》正式将“官当”入律，并创立了区分公罪与私罪的官当制度，规定：“五岁、四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并居作；其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
《晋律》首开以服制论罪的先例，明确提出“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的法律原则。中国古代以丧服为标志，来规定亲属的范围、等级，亦即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的制度，称为“服制”。所谓“五服”就是将服制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个度级。亲属相犯是以服制的轻重来确定罪与非罪，或刑罪的轻重。服制愈近：以尊犯卑。处置愈轻；以卑犯尊。
上述这些法律原则皆是儒家“尊尊亲亲”原则引申而来。
“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全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言。”规模之大，令人匪夷所思，诸儒引经注律的热情可见一斑。汉儒极力将儒家学说的精义贯注到法律的每一条，每一字上，力图改法家之律为儒家之律。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使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5
（三）隋唐时期
“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集之，辗转嬗蜕，经由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祧之正宗。”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这个时期是法律儒家化进程的完成阶段，也是成熟阶段。中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完整的体现在《唐律疏议》中。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礼刑并用的法律观，即“道之以致，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逆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助格。”在德主刑辅思想指导下，唐朝在立法上又形成了宽简、稳定、划一的原则，并且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成为法律的灵魂，立法中以“德礼”为本，以“君臣、父子、夫妻”的儒家礼教的社会统治、家族俗理和道德伦理做为指导思想。《唐律》还将“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等封建伦理道德奉为信条，贯彻于法律中。
依照儒家的仁政思想做为指导，在刑罚方面体现出唐律的“用刑
持平”和在律条上更追求简约的精神。唐律在封建法典中被公认是“得古今之平”的经世之典，而死刑条文只有111条，在封建法中较之前任何一代都少，较明、清也简要，而即使是死刑，也为须三覆奏甚至五覆奏，皆因唐皇深明死者不可复生的道理，而其它刑罚也有严格规定，如流刑、徒刑均有最高刑期，不得无期服刑；而死刑只有纹、斩、而较其它任何封建王朝更为人道，而量刑幅度也比秦、汉、隋、明、清各律相对为轻。6
在刑律方面，如“十恶”、“八议”、“五服”、“同居相隐”等都是围绕违反“三纲”、“五常”准则的犯罪。
《荀子·王制》中“故先王明礼义以一之，……若是故奸邪不作，盗贱不起，而化善者劝勉矣”，在此指导思想下，立法唐律则实行了“一准乎礼”的原则，即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立法指导思想和定罪量刑的依据。更以“三纲”之意按顺序，轻重制定了定罪量刑之标准。如“十恶”之次序和量刑轻重便明显体现了“三纲”中轻重次序的精神体现，首先是维护君臣之纲的君权统治的犯罪，并予以最重的刑罚，其次告维护“父子之纲”的律例，现再次便是维护“夫妻之纲”的条文。而在亲属关系的长幼尊卑，亲疏远近也左右其定罪量刑的标准。可见礼学不仅成为其立法依据，更成为其定罪量刑的标准，除此以外还以礼注律。7《唐律疏议》共有12篇，其特点就是儒家思想的深刻渗入，逐字逐句的翻译。其是中华法系的优秀代表作，更是世界封建法典的代表作。
6《浅谈唐律之儒家化》
三．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整体影响
总体而言，儒家思想的仁政，德治，礼治，爱人等主张，经过各朝各代思想家的发展和扩充，已经渗透到法律的各个领域。封建法制中的角角落落都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
浅析我国对知识产权法的全球化之应对 [摘要]在进入21世纪之际，“法律全球化”问题紧接着经济全球化问题，成为理论界和舆论界特别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作为法律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知识产权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文章结合我国实际，着重论述中国在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产权法的发展的应对问题。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全球化；对策 自20世纪80年代起，全球化问题已被人们开始关注和讨论。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先导的生态、文化等领域的全球性整合运动。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随着世界市场化的趋势，各国经济战略、经济体制的日趋接近，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执法原则与标准一致的要求也日渐迫切。而知识产权由于其自身的无形性、时间性和地域性，使知识产权法在全球化大潮中显示了更多的国际性。 一、知识产权法的发展前提——法律全球化 法律全球化的概念最先由西方学者提出，但即使在西方，也曾产生过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阐述。但他们有一点极相似，即多主张“全球化”的法律来自“不受任何国家控制的经济或政治势力”、是“超国家的”、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立法过程”，即所谓“私政府”制定的法律。对于此种观点笔者的确不敢苟同，笔者承认法律全球化趋势的客观存在，但却并不否定各国法律的本国特色、本土特色。就如一位西方学者指出：“全球化至少并不必然是‘普遍性’或‘同一性’的同义词，也并不必然是‘全世界’的同义词，全球化的过程也可能是地方或地区的。” “法律全球化绝不能理解为法律美国化、法律西化，在全球化条件下，法律就不只是国家法律一种形式（尽管仍然是最主要的形式），更不是由体现某种意识形态、确立和维护某种政治制度的‘优越’法律一统天下，而是各种法律形式、各种法律制度并存、共处，在并存、共处中交流、竞争、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因而，介于多边立法与国内立法之间的双边、区域以及简单多边的立法，也应该包括在国际统一立法之中，可视为是国内趋同化立法向多边统一立法的过渡阶段，也是法律全球化运动的重要表现形式。知识产权法因其保护对象的全球认同性和广泛传播分布性，使其受法律全球化的影响尤为突出和明显，被推向了全球化的风口浪尖。 二、知识产权法的发展境况——以法律全球化为背景 1873年，奥地利邀请各国参加国际博览会，但各国都拒绝参加，其原因在于担心展览的技术得不到保护。正是以此为动机，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开始酝酿，最终在1883年诞生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成为知识产权法国际合作成果的典范。在知识产权法100多年来的国际合作中，作为其成果体现的国际条约不断涌现，日渐细密，其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也不断提高。目前向全球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将近30个，几乎涉及知识产权各个领域，包括发明、实用新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商标、商号、原产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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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历程 ——以汉到唐朝的法制为例摘要：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法制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以孔孟的儒家文化融入并 成为立法依据的历程。封建法律中，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在治国，维护封建统治，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优越性。本文将从汉朝到唐朝的立法思想及制度方面来阐述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且法律儒家化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法律儒家化汉朝唐朝立法 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思想想之起源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二、汉朝到唐朝法律儒家化的立法过程 汉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正是从董仲舒开始，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这便引出了——礼律融合，三纲五常的尊卑思想指导立法或者说是指导了法律的价值取向并奠定了其后各个朝代立法的指导思想。汉朝的核心立方思想“德主刑辅”是以儒家的倡导的教育思想为主，并结合法家思想，是汉朝各个法律的立法基础。在各个法律领域中
浅谈儒家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众所周知，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其思想核心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的现代社会价值观。说到儒家，肯定不得不提到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孔子的思想可谓是包罗万象，博大精深。而作为孔子思想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仁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孔子思想中核心的部分。 一、仁学的发展 仁学思想最早是有孔子提出来的。出生在春秋向战国过渡的混乱时代，孔子目睹了太多的惨剧和暴行，各种恃强凌弱，以大欺小轮番上演。这种情况下使得孔子深刻的了解了各阶级的思想和实际情况，从而提出了仁学思想。“仁”作为一种人格修养,其强调道德的自我完善，就是通过人的自觉能动性升华自身人格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之后，孔子把这种对高尚人性的追求推广到整个社会, 这使得“仁”发展成为当时最高的道德理想。 后来，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把仁爱从人推广到万事万物,这一转变极大的丰富了仁爱的内涵, 这是在孔子仁爱思想的基础上又一次的进步和提升。 其后从汉朝开始，仁学思想随着朝代的更替也不断的发展与创新。到了宋明时期,儒学代表人物朱熹和王阳明的“以生论仁”更加深化了仁爱的内涵。由于先秦的道德范围局限于人和社会，“以生论仁”
便打破这一禁锢，使仁学第一次具有了生态哲学的意义。这一创举也体现出了一种天人一体的仁学宇宙观,，达到天人的完美合一。 晚清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 开宗明义地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 这不仅使仁学获得了新生，更是把仁学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当代社会的许多思想也是继承仁学思想不断演变来的。和谐社会一直以来为人们所倡导，其实早在古代,这种意识就表现得尤为突出。自商周以来，许多仁人志士就将“大同”思想作为奋斗的指引。如今仁学也必会随着人们追逐和谐社会的步伐继续发展。 二、仁学的思想 在《论语》一书中，“仁”字总共出现了一百零八次，而又多出自孔子以及他的弟子之口。其中讲得最为清楚的是颜渊问“仁”的部分。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进一步问，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段话应当看为对“仁”的比较全面的论述，表现出“仁”的基本内容是约束自己的行为来符合礼的规范，不合礼的事不去看，不合礼的话不去听，不合礼的事不要说，不合礼的事不要做。接下来，就仁学思想的几个主要部分做简略的阐述。 （一）、仁者爱人 据《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答道：“爱人”。这里可以将“爱人”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近、相趋、相合。
从唐律的内容看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完成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
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一）浅谈唐律之儒家化 唐初统治者在目睹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在立法、统治上颇为讲究，强调予民休息，于是以汉初统治者采取了类似的手法即“德主刑辅”的儒家理念，而比对之下，唐初统治者对此更为深入分析和全面的采取实施了这一方法。 1、唐初立法的历史背景 隋朝虽定立了《开皇律》、《大业律》都讲求宽简、轻刑，可在实际运用中却不依法行
浅谈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发展的动力 摘要：实现中国的国家富强和人民福祉，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几代仁人志士的崇高理想。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创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其间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关注。深入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动力、进程、发展阶段、发展动态、存在问题和推进机制等问题，深刻把握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脉搏，对中国城镇化的现状作出客观的评估，对中国城镇化的未来作出具有前瞻性的预期，为政府、机构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总结，对于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实现中国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化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旧观念、新旧道路和新旧模式转换的的关键的十字路口，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加上全面的反思。城镇化的问题正在成为影响我国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关键环节。数以万计的年城镇投资规模，对全国经济GDP增长贡献率不断攀升，在地方年财政税收中的来源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的确，当代中国的高速城镇化进程使得空间生产进入一个超大规模、超长扩张的时代。 由于受全球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和集聚、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现代化推动力的三重作用，目前中国正在进入高速城市化的时期。根据资料显示从1978年到2010年，城镇化率从22%增长到40.7%，我国城镇化人口不到两亿迅速增长到8.3亿，城镇化实际建成区面积扩大了10多倍。城镇化的一步步推进，高速膨胀的城市范围、亿万农民工和流动人口，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为推动城市工
“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的梳读与审思 瞿老在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将古代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迁和法律流变归咎于了一句话：“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即“法律为儒家思想所支配的过程”。瞿老认为，“自儒家化过程完成以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重大的、本质上的变化”，换言之，儒家化，即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极为重要的过程，并使得中国古代法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变化。 一、“以礼入法”的解构 瞿老对中国法律儒家化的研究始于其“礼法之争”的论述。 就性质而言，“礼“为儒家“治平之具”，属于差别性的规范，而“法“为法家治国之器，为同一性的行为规范。当然，法家也并不否认诸如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等的分别及存在，其更为注重的是对法律的执行与秩序的维持。儒家也不曾绝对地排斥法律。对于礼法之关系，瞿老并非如吴正茂所说，“将礼完全地排斥于法律之外”，相反，瞿老认为，礼法之关系“密切无比”，既可分治，又可合一，二者均为社会约束、行为规范，其分别既不在形式也不在强制力之大小分异。此当为“以礼入法”之前提。 其次，瞿老指出，中国古代司法“取自由裁定主义”，审判决狱皆有儒家思想的影响，故“断讼必以礼为根据”。然瞿老之意并不旨在于否定法家思想的作用，更非是要割裂礼法之关系，而是说明其司法实在实现一种礼法互补，互为表里的道德法制、贤人之治，并使“纲常名教”的思想皆得理解、解释、适用。此为“以礼入法”之手段。 二、“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在瞿老看来，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始于魏、晋，成于北魏，经由隋、唐采用成为正统，而自儒家化历程之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重大的、本质上的变化”。此观点主要受到三方面的诟病。 其一，法律之儒家化始于汉。瞿老言，“法律之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但在其看来，汉代
浅谈儒家思想的价值与局限 班级：1008班学号：10413852 姓名：顾海洋 文章摘要：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对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①儒家思想的价值与局限深深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关键词：儒家思想价值局限孝道伦理教育和谐 中国文明史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②因此，儒家思想内容之广、之深，使得我们全面研究其思想的价值与局限比较困难。所以，我从孝道、伦理教育、和谐三个方面来分析其利与弊。 一．儒家思想中孝道的价值与局限 价值： 1 ．赡养父母。赡养父母的规定表明在以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状况下，子女对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传统孝道中赡养双亲的这一规定符合人类社会延续发展的要求，反映了人生从小到老的自然规律性，是积极合理的内容，应该继承弘扬。 2．爱亲、敬亲。每个人生下来都离不开父母亲人的养育，在这种养育的亲密关系中，必会自然地形成子辈对养育自己的父母亲人的爱戴尊敬之情。父母是自己生命所由，也是一切人际关系中最自然、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因此，爱敬父母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永恒价值。 3．尊老敬老。尊老的确是中华民族的独特传统，它已经以言语、警句的形式，积淀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潜意识之中，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局限： 1．“无违”之孝道。这一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封建社会家长制的意识，父子之间人格上具有明显的隶属关系。这“无违”之孝道，是建立在无条件的服从的基础上，这样的孝道，对维护家庭制度是有功的，却不容易培养出独立的人格。 2．“忠孝合一”的观念。在封建等级制社会里，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大力宣扬“忠孝合一，移孝忠君”的思想，还提出：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结果。为了忠，必须讲孝，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则要求人们“舍孝尽忠”。这些封建性糟粕，不管当时还是其后，都应予批判与否定。 二．儒家思想中伦理教育的价值与局限 价值： 1.儒家对伦理教育的地位、作用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值得我们重视。忽视道德教育，只会使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受到减损，使人才的培养达不到应有的目标和水平，同时也会使社会的道德状况日趋恶化，最终给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造成严重危害。科学地发掘儒家关于 ①百度百科之儒家思想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正统立法思想，同时开始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深入发展，到唐代最终完成。 一、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一）两汉时期——礼法融合的孕育期 （1）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的思想，主张教育的作用，减少了“肉刑”，便是受孔子的“仁政，德治”的影响。 （2）“亲亲得相首匿”是董仲舒结合孔子提出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概念而提出的定罪量刑原则。它规定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亲属之间，有罪应互相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对于此类容隐行为，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3）汉朝还对各类违反伦常的犯罪进行严酷的处罚，以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 （4）春秋决狱。在司法制度方面，董仲舒首先倡导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中的经义，作为司法裁决的依据。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儒家化的发展（一）等级制度及其特权的法律化 （1）八议入律是儒家化加深的一个标志，“八议”就是对八种特殊人物犯罪的上奏请议制度，是儒家“亲亲”、“尊尊”、“贵贵”思想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 （2）官当入律。“官当”是指官员犯徒刑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和爵位抵罪，又称“以官当徒”。这也是儒家“刑不上大夫”的具体体现。 （3）九品中正制的官僚选拔体制和品官占田荫户制度都体现了儒家“尊尊”的思想。 （二）罪刑适用原则的深刻儒家化（血缘伦理的法律化） （1）五服制罪入律。服制，是以丧服为标志表示亲属间血缘亲疏及尊卑，共分五等，故称“五服”。依据服制原则，定罪量刑是：服制愈近，即血缘关系愈亲，以尊犯卑者，处刑愈轻；相反，处刑愈重。服制愈远，血缘关系愈疏远，以卑犯尊，处刑相对加重；以尊犯卑，相对减轻。它是儒家的礼和宗法关系在丧服制中具体化的表现。 （2）“存留养亲”制度的出现，“存留养亲”是指罪犯的亲属没有他就不能生存的，国家允许其申请暂缓刑罚执行，留家赡养老人的制度。这是儒家宗法伦理和国家法制相结合的典型体现。 （3）“重罪十条”的设立，《北齐律》“重罪十条”，就是对以前历代重罪的总结，即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犯这十种罪，不在八议的论赎范围之内。它强化了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维护，进一步将儒家的礼制内容引入刑律中，促进了礼法二者的融合，加深了儒家化的程度。（三）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的成型 （1）“礼法合一，一准乎礼”的立法思想。唐朝在立法上形成了宽简、稳定、划一的原则，并且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成为法律的灵魂，立法中以“德礼”为本，以“君臣、父子、夫妻”的儒家礼教的社会统治、家族俗理和道德伦理做为指导思想。 （2）在刑律方面，“十恶”、“八议”、“五服”、“同居相隐”、“矜恤老幼妇孺”等都是围绕违反“三纲”、“五常”准则的犯罪。 （3）《唐律》是一部完备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长的封建法制发展史中一直被奉为楷模。儒家思想中有关法律的观点直接融入律文中，至此，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最终完成。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整体影响 汉代礼法结合，魏晋引礼入律，唐代礼法合一。儒家思想的仁政、礼治、德治的思想经过各代思想家、法学家的发展和填充，已经渗透到法律的各个领域。中国法律儒家化最终完成。 【法律儒家化】 第一阶段：两汉阶段。开始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儒家思想仅对封建社会的司法和法理学（律学）发生影响。主要表现是“经义决狱”和“引经注律”。本阶段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思想。由是开始了礼法结合、同条共贯的儒家化过程。儒家思想通过“经义决狱”“引经注律”和“律学家习儒”三个途径慢慢渗入法律中。 第二阶段：魏晋南北朝阶段。比较活跃的阶段。其特点是，儒家思想开始对封建立法发生影响。主要表现在“引礼入律”。“用法不及权贵”的封建等级制度在各国频繁的立法中尤为突出。儒家思想全面渗透到法律内容中，使法典的体例、形式、刑名上都有新的发展。各个王朝纷纷在吸收前代法律的基础上又不断创新，使儒家化的法律日趋完善。从《曹魏律》、《晋律》、《北魏律》、《北齐律》四部法典中，可以看到儒家思想有几个方面被作为封建法典的普遍原则确立下来。第三阶段：隋唐阶段。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最成熟阶段。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唐律》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融为一体，从而完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唐律》是中华法系的楷模，成为宋元明清历代法律的蓝本。宋至明清是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延续阶段。
浅谈世界法律发展的趋势 朱烈松 法律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现在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出现了法律的全球化统一、私法自治、成文法与判例相融合，最终将实现法律在相对统一下的多元化，并且公法将得以限制，私法得扩充。 引言 人类经历了由族群到国家、由国家到跨国家的国家团体和超国家的国际社会的过程。与这想适应，法律的发展也经历了由族群之法到国家之法由。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法律将会出现由国家之法到跨国家之法再到超国家的世界之法的过程。法律自从产生以来就不断发展，当今世界法律的发展趋势将是私法进一步发展，将形成私法自治。最终达到法律的目标顶点法律的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也就是在法律的国际化范围内法律的多元化。 法律的全球化 一、法律全球的原因 纵观人类法律的发展史，自法律产生以来经历了族群法、城邦法、国家法、国际团体法的发展过程，是法律规范所规范的范围扩大的过程，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要求法律不断发展，要求法律所规范的范围扩大，这必然会引起法律的全球化。人类的活动范围的扩大及频繁化，并且各国法律之间不断加强的深度协调化，就更需要一个更大的统一的行为规范来指导人们的行为，社会的不断发展、政治与经济交往愈加频繁、愈加深入，法律的全球化就成了难以避免的趋势。 (一)法律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概述 法律在全球范围内的统一化，各国的法律逐步趋同，或者是各国法律之间不断加强的深度协调化，或者是几者的多元的综合。1、虽然法律全球化的理论没有完全的界定完善，但是世界的趋势，尤其是法律全球化的发展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2、每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应呈现出多元化的法律格局。 (二 )、欧盟法律对法律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影响 谈及法律的全球化的发展，我们不能不提欧盟的法区域化及其法律全球发展趋势的影响。欧盟区域法律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是从各城邦法律到各国法律再到今天的欧盟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城市化所带来不仅是辉煌，城市化过程并不一定是完美的，像很多进步一样，城市化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问题。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的予以解决，对我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城市化的含义 城市化也称作城镇化，是指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是城镇用地扩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地域不断扩散过程。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化既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只有经历了城市化才能真正的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他们所说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 经济学上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既认为城市化就是农村
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在现在看来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工业化会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农村的落后也会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内蒙古城市化现状及特点 1、城市化人口大幅增长 2011年内蒙古城市化率大幅提高，城镇人口比率由2000年的42.2%，增长到2010年的55.5%，年均增长1.3%；2011年比2000年提高13.3个百分点（见表1）。从城市发展规律，内蒙古的城市化已进入加速发展期。即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加快。 表1 内蒙古城市化率变化表单位：万人，%
法制史论文儒家思想与 古代法律 集团文件发布号：（9816-UATWW-MWUB-WUNN-INNUL-DQQTY-
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法律 内容摘要：文章主要就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进行简单阐述，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些基本特征，最后就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进行简单分析。 关键词：儒家思想、中国古代法律、礼与法 儒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理论几乎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中华文明性格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儒家提倡的“礼治”、“德治”、“人治”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西汉中期,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思想得以形成。自从西汉武帝“罢黔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历经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和完善，到隋唐时期代《唐律疏议》的颁布，标志着礼法结合的全面完成，儒家思想遂成为了封建法律的正统思想，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均沿袭不变，并对后世封建传统法制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这些影响的影子。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符合古代中国国情的。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的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儒的含义及其法律思想 “儒”原来是指专门从事教育和执掌礼义的人。儒家发展的历史阶段有先秦儒家和秦汉以后作为封建正统的儒家。两个阶段的儒家思想有所继承，但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他们都是以“礼”为核心，主张等级制度；强调德治的作用，注重统治者个人的德行。但二者又是有所区别的，也正是这些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旧儒学的命运。以孔子为代表的旧儒家，主张克己复礼，用已经不适应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摘要]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探讨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思想和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思想的变化，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给予现代社会的启发具有深刻的影响。本文探讨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对现代社会影响，以期加深了解儒家思想的特点、变化、价值和它的现代指导意义，抓住儒家思想的本质和精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点滴经验和参考。 思想是一个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一个社会起着一定的约束力，因此思想对一个社会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作为中国社会传统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了重大作用，时至今日，时代在变化，思想也在变化，面对文化多元、中西融合碰撞的文化发展趋势，对一种文化或者说思想的重视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因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集千古圣贤众多儒流于一体的历经变化的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关键词] 思想、作用、价值。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儒家思想讲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基本核心是“仁”，以“仁”为基础和精髓的儒家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伦理和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与原来的“孔孟之道”在内容和实质上已经有很大不同。儒家的“仁治”“礼治”“德治”“孝道”“大一统”“天人合一”“民贵君轻”“有教无类”等思想主张依然光芒四射。对儒家思想的发掘和借鉴，对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发展和弘扬，可以更加丰富儒家思想的内涵，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作用。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的作用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抛开阶级意识而言，这种社会伦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 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实践和社会演变中形成了众多优秀的认识和思想，而这些认识和思想又被后来者奉为准则或规范。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舍生取义、见利思义”的生死道义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的坚毅品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探索精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1、地缘政治理论是把地理因素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研究国际政治的一门学问。主要内容包括：（1）地理位置和空间对国家安全、政治行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决定作用。（2）国际政治中地理因素对国家间相互关系产生重要影响（3）地缘政治可以扩展国家权力空间（4）技术的发展可以改变地缘环境的利用方式。这一概念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人类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为前身，由瑞典地理学家契伦首创，用以表述国家政治权力的地缘基础。著名的地缘政治理论有马汉的海权理论、麦金德的心脏地区学说、杜黑的空权理论、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理论以及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生存空间理论曾为希特勒政权进行对外侵略所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边缘地带理论对美国遏制战略也产生重大影响。至今，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仍旧值得关注。 2、海权论19世纪末，由美国海军理论家和海军历史学家马汉创立的，主张要拥有并运用优势的海军和其它海上力量去控制海洋，以实现已方的战略目的的理论。主要观点包括：（1）海洋对于濒海国家是极端重要的，制海权是国家强盛和繁荣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增强海上实力控制海上交通要道（2）国家海上实力的强弱取决于国家地理位置、自然条件、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性格、政府政策六大要素。（3）制海权在海战中甚至在战争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了夺取和保持制海权必须有正确的作战指导（4）根据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加勒比海、太平洋、大西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海权论适应了当时美国垄断资本重新瓜分世界的政治需要，也反映了一些海军建设和海战的共同规律，对美、英、日等海军强国的海洋战略具有重大影响。 3、麦金德哈尔福德.麦金德，英国地理学家，为英国近代地理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著有《历史的心理枢轴》、《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不列颠与不列颠的海洋》等。1887年被任命为牛津大学地理学教授。他认为地理学是探索人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一门科学，而且认为历史、地理分别研究时间和空间二者密不可分。1904年，英国学者麦金德在《历史中的地理学枢纽中》首次提出陆权理论。1919年，在其《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首次提出世界岛和心脏地区的概念。他认为陆海实力的较量一直是贯穿历史的主线，并作出了“谁统治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谁统治大陆心脏, 谁就能控制世界岛一欧亚大陆;谁控制世界岛,谁就能统治世界”的著名论断。十月革命后，此观点成为西方反苏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它对国际关系的预测与现实并不相符，过分强调地理的支配作用也 有一定的不足。 4、陆权论1904年，英国学者麦金德在《历史中的地理学枢纽中》首次提出陆权理论。1919年，在其《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首次提出世界岛和心脏地区的概念。并作出了“谁统治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谁统治大陆心脏,谁就能控制世界岛一欧亚大陆;谁控制世界岛,谁就能统治世界”的著 名论断。这种观点被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弗作了修改,提出了所谓“生存空间”论，成为后来“纳粹地缘政治学”扩张理论的基点。在二战期间,麦金德又修改了他的理论，把大西洋共同体包括进来,作为抵消欧亚大陆力量的总和的对立面,以对抗苏联。后来，斯拜克曼等人还提出，如果新工业中心和新交通枢纽沿着欧亚大陆的边缘发展，这里在战略上将有可能比心脏地区更为重要。他们的思想对陆权论的不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斯皮克曼美国地缘政治学家，1925年任教于耶鲁大学，1935—1940年担任耶鲁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耶鲁国际研究所所长。早期研究社会学，后期转向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他认为地缘政治学就是“以地理因素设计国家安全政策的研究”。1944年，通过对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进行修正，他在《和平地理学》中提出了“边缘地带”学说，将中国、西欧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定义为边缘地区，认为这些边缘地区位于核心地区与海洋边缘之间，是陆权与海权之间的一大缓冲地区。因为边缘地带在人口、石油等战略资源方面很有优势，所以“谁控制了边缘地区，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能决定世界的命运。”他还强调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认为武力是强国的基础，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赢得和维持权力地位，并在《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公开宣传强权政策。斯皮克曼的思想一方面促进了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具有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辩护的嫌疑。
有些内容已不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时有少部份改动，但其思想核心部份即“三纲五常”之道，“纲常伦理”之说和“阴阳天人”之论均未受到动摇，如清律中的“秋审”和家庭 制度等。 （二）浅谈唐律之儒家化 唐初统治者在目睹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在立法、统治上颇为讲究，强调予民休息，于是以汉初统治者采取了类似的手法即“德主刑辅”的儒家理念，而比对之下，唐初统治者对此更为深入分析和全面的采取实施 了这一方法。 1、唐初立法的历史背景
隋朝虽定立了《开皇律》、《大业律》都讲求宽简、轻刑，可在实际运用中却不依法行事而是酷刑重刑广泛运用，甚至“盗一钱以上弃市”，到隋未更是农民运动不断，农民为求生计被迫造反，做为隋未官员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也顺应了这一形势，当李氏家族夺取政权后，明确地认清了战后的社会形势及其需求，也意识到隋朝的短暂和隋朝法制失败的原因，因而在唐初就提出“安人静俗”的方针，而在立法上又提出“一准乎礼”“宽简、划一、稳定”的方针，以求其统治长治久安，富民强国。在十多年战乱后首要是生产力的恢复，人口的恢复因此其政治要求就是减免赋税、予民休养生息，以求达到儒家所描述 的理想社会形态。 （1） 隋未唐初的历史背景对唐统治者立法思想的影响。 针对隋朝的立法，实践脱节，有法不依，以人治代替礼、法、
在实践中重法酷刑，“如盗一钱以上皆弃市”，”轘”“车裂”“枭首”的恢复，隋朝也因此暴政而从此走向灭亡。做为隋朝官宦的李渊父子深有感触，而做为官员，李渊父子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反复引用《荀子·王制》中的：“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在他们看来隋的灭亡，是有完备的法律却有法不依而“益肄淫刑”以至“宪章遐弃”，以至法律成为一纸空文，百姓却民不了生，因此，李氏父子以隋为鉴，如只是要求法要宽简，也要法律稳定连续划一。以使其统治长治久安，在《贞观政要》卷八中更有“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的阐述。李世民更大量引用儒家《荀子》中《王制》《富国》等做为其统治的思想指导，无论在立法、司法和社会制度方面影响颇为深远。 （2） 汉律唐律儒家思想应用之对比 两朝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和法律都是儒家化的产物，但比较之下又所不同。 汉代以“德主刑辅”做为其政治法律核心思想，而唐初则以“德初为政较之本，刑罚为政较之用”为其指导思想，虽然两者皆以德标榜其仁政，但在唐代其儒家理论体系已更为运用得更为成熟和细化。汉律“德主刑辅”则以德教为主以刑罚为辅，两者并用，有主有辅，而其始倡导者董仲舒是集儒、法、阴阳、道等各家为之所用，也有学者认为他是集大成者之大儒，比荀子晚了一百年左右。唐代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则不再将德与刑的关系拟为主辅关系，而是以德礼做为政治的核心，以法律做为政治的工具在原则上两者关系明确化，比较前者吏科学化，而
试论法律全球化与法律本土化 法律全球化，从其表征形式和特征来说，主要是指相关的国家和地区在彼此承认和尊重主权独立的前提之下，基于相同的国际法利益或者相近似的文化传统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契合性和影响力。（注释1） 而当前中国学者们主张的“法律本土化”术语在其应用层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其一，就是将理论研究的目光投射到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的实践中间，主张到中华民族的实际生活中去寻找社会和法律的关联域，侧重于研究制度的历史传承，研究由民间社会和社会公共体自发创制与选择法律的法制建设模式。其二，就是站在维护国家主权之现实合理性的基础上，主张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更加维护和强化由本国政府及其制定法体现出的法律的“国家化”。（注释2）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法律全球化有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要以彼此承认和尊重主权独立作为前提；另一个则是要以相同的国际法利益或相近似的文化传统作为基点。也便是说，既要承认并维护本土法律的独立性，又要有选择地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法律经验和制度。如此看来，法律全球化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本土法律文化与国际法律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该如何解决？ 按法律全球化的要求来看，面对冲突，一面要维护本土法律，另一面又要吸收国际法律，这种论调似乎不具有具体可行性。维护本土文化，该到什么程度？吸收国际法律，吸收的界限又在哪里？若是不能把这个标准具体化，法律全球化的主张便无力解决理论与实践的悖论。但若把标准具体化呢？各国法律与其余各国必然存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的冲突，要为每个不同的冲突制定出一个相同的遵行标准，固然亦是不可能的。 按法律本土化的要求来看，民间或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在这冲突中必然是稳胜的一方。那么，一国的法律便与他国隔离开来，各国坚守在自己的阵地内，挥舞着维护本土文化的旗帜，拒绝他国先进法律文化的侵入。这何尝不是守旧主义和封闭主义？ 现今为止这种冲突的解决方式，说到底无外乎两种，要么本土文化占据上风，要么国际文化渗入本土。法律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争论必将持续存在，直至某日真正能解决冲突又能为各国普遍接受的理论出现，这种争论才能落下帷幕。 以上是我的一些粗浅认识，姑且一看便罢。 注释1：信息来源于百度知道之法律全球化是什么？ 注释2：信息来源于百度知道之法律本土化是什么？
目录 一、相关的概念 1.城市化 2.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支持观点总结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三、小城镇化发展模式具体分析 四、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城市化
一、相关的概念 1.城市化 城市化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概念就是指人口城市化，即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转变为城市人口或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由此使城市人口规模增大和比重提高的过程。其中，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转变为城市人口的人口城市化称为迁移城市化，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人口城市化称为就地城市化。一般情况下，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迁移城市化为人口城市化的主流，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就地城市化通常是人口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因城区扩大或新设城市带来的人口城市化现象。 城市化的广义概念，除包括人口城市化以外，还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土地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等。应该说，人口城市化是基础，城市化的这些丰富内涵都是从人口城市化衍生出来的。 2.我国城市化发展中的不同支持观点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经过笔者的总结认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观点展开。 观点1：小城镇发展论。认为我国原有的城市无力接纳众多的亟待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乡村人口，而中国的国情国力又难于再建那么多新城市。福利补贴、粮食补贴等国家已负担不起，城市住房、交通、供水、就业等问题已相当紧张。因此，只能在原有乡村集镇的基础上发展小城镇。这样就可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将大量的乡村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 观点2：中小城市战略论。认为农村城市化有远见的选择是，依托现有县城(包括县级市)发展中小城市，再辅之以把一些条件较好的中等城市扩建成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适当保留、改造和建设一部分重点小城镇。这既符合我国实际，又可避免发达国家“城市病”在我国重演。 观点3：大中小城市并举论。认为应以大中城市为主导，大中小城市全面发展。即：挖掘大城市潜力，扩大和建设中等城市，择优和适当发展小城市。理由是：(1)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城市病”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病”，可以通过社会自身发展而得到治理。由城市化滞后的“农村病”是一种“停滞病”，它不仅难治，而且还会引发更严重的“城市病”。我们不必因噎废食，因害怕“城市病”而不敢发展特大、大中城市。(2)全面发展大中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