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法》出台前，关于打造中国自己的新闻自由的建议
——倡导国家/地方行政机关对媒体放权
完善对报刊书籍出版的管理条例
新闻自由是公民的基本自由之一，是通过传播媒介表现出来的言论、出版自由。它是指公民和新闻传播媒体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况下，搜集、采访、写作、传递、发表、印制、发行、获知新闻或其他作品的自主性状态。
对于新闻自由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国民对人权认识的提高；对新闻自由权利的要求，是法治社会，国民的法制素质和民主素质的双向提高。如果新闻自由得到逐步而充分的释放，必将推动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
一、关于新闻自由，中国媒体和出版界目前面临的困境——钳制大、名声臭、无法律保障
1、部分媒体出现腐朽滥权的行政干涉，媒体受众没有新闻自由和公民知情权可言。
媒体管理实践中，一些地方官员以“正面宣传”为幌子堵塞言路，拒绝舆论监督，并且将媒体变成了为其歌德与礼赞的工具。如在2007年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中，若无外省媒体的揭露，其中的黑幕恐难见天日。
2、竞争激烈。媒体90%以上收入依靠广告，对于传播内容，新闻媒体无法拥有充分选择权，对于新闻自由的自觉性集体丧失。
作为企业，中国传媒必须自负盈亏。为此，全国近万家媒体(约2000家报纸，约2000家电台，约3000家电视台．约3000家生活时尚、新闻财经类杂志)齐步走向市场，以广告收人
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其中电台、电视台95％以上收入来自广告，报刊除发行收入外，98％收入来自广告，广告市场僧多粥少．竞争之激烈近乎残酷。
3、国内已基本不轻易向报纸和期刊发刊号，出版自由受到约束。
新闻出版总署不给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北大商业评论》期刊发刊号，北大易书代刊。该刊物广受好评。但出版社给他们批书号，一期一号很费事。尔后，此刊向河南杂志买刊号，出现纠纷，已停刊。
4、新闻出版总署对报刊书籍出版审查严格，不利于保障媒体和公众的言论、出版自由。
中国青年报冰点前主编李大同由于刊载了一篇批评官方教科书歪曲历史的文章而遭到撤职。他说：“中国的媒体工作环境毫无改变，在奥运前的说法只是为了国际形象作样子而已。它哪有什么开放？它只是在奥运前开放几个网站，以往被封闭的网站，也是为了获得一个形象，但是奥运后它很快又给关掉了。“中国完全没有新闻自由，只要官方不允许的内容就不准刊登，这包括所有媒体在内。这点你们放心。没有一家媒体不受官方控制，没有任何一个网站不受官方控制，这些人都必须执行官方的各种命令，没有任何例外，只要它想让你遵守。”
即使是校媒也难逃行政约束这一惯性。
复旦大学《青年》报刊欲对复旦大学世博期间外文学院志愿者纠纷进行报道，
遭校团委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和谐。
5、中国新闻自由不被认可，在国际上屡次被诟病，损害国际形象。
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RSF于2009年发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指数”，中国排名倒数第八。
6、《新闻法》难产，造成媒体和出版界在改革上都放不开手脚。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示威的自由。而媒体的新闻自由正是言论和出版自由在媒体报道中的具体体现。显然，这种通过对宪法进行解释的方式对新闻自由予以保护是不够的，尤其是中国媒体日益专业化，日益独立的今天。同时，由于缺少宪法上的直接授权，我国新闻媒体在改革和体制创新上放不开手脚。《新闻法》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提上立法议程，30年后依然难产。多数人以“世界多数瞽家没有新闻法”为由为不制定《新闻法》辩护。
二、对中国媒体和出版界在“新闻自由”上止步不前的原因分析&《新闻法》出台前，打造中国自己的新闻自由的必要性
A：中国媒体和出版界在“新闻自由”上止步不前的原因
1、媒体体制现状很尴尬（最本质原因）
“事业性质，企业化运作”是传媒业双重属性的体运作模式。目前多样化的媒体正遭遇着单一管理模式、单一经营模式的捆绑。作为事业单位，中国传媒业必须以党性原则统帅，使中国的传媒业成“准行政部门”。传媒的所有权归属于党政机关，要并要拆，要办要关．全由领导决定。传媒主要的人权、财权、事权归属丁党政机关，包括重要的人事任免、重要的投资决策、重要的改版、最后审批权部在党政机羌，甚至连报刊的发行定价、报刊的版回
增减都得经党政领导批准。
然而，传媒业作为事业单位，却得不到政府财政拨款，少数媒体有一点财政支持，也是象征性的，媒体必须自已打拼市场．养活自己，发展自己。作为企业，中国传媒必须自负盈亏。但传媒业却亨受不到企业的任何权利．不能自土经营、自主决策；它们的发展除了自我积累、银行借贷之外，不允许有业外资率注入。中国的传媒是产业却不允许产业化，是独立法人却不能独立行事，实行企业化管理却不能企业化。中国的传媒业就处在这样一个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尴尬境地。
在这样的体制下，既没权钱，又没权，媒体的新闻自由根本不能保证。
2、中央立法机构回避制定《新闻法》（最基本原因）
“《新闻法》30年迟迟未推出，是因为《新闻法》在前几条必定要在新闻自由上做出明确的定义，这关系到私营媒体是否能够存在。即是否允许个人、企业、非公有、非国家办媒体。中国本身缺乏一种自信，对于被曝光的舆论的压力，它认为社会承受力比较脆弱。在中国人多事情多的情况下，它宁愿维持文件压到一切的现状。”——复旦大学新闻系陈建云教授
B：《新闻法》出台前，打造中国自己的新闻自由的必要性
新闻自由对于保障公民言论自由（例如发贴自由，看禁书的自由）、克服腐
败、保障其舆论监督权、恢复社会公正的底线、收复民心失地的重要性，每个公民都有切身体会，此处无需赘述。
三、《新闻法》出台前，对于打造中国自己的新闻自由的建议
1、分类管理
对于部分信息，新闻总署一味闭嘴不说只会造成久病不医的后果。纸是包不住火的，虽然无法完全撤销行政干预，至少应该予以疏通。可分为党政喉舌媒体和非党政喉舌媒体这两类管理。
党政喉舌媒体：
a以党性原则来保证无条件接受竞的领导．无条件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b主要功能是宣传——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
c受众主要是党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的各级主管、知识分子以及其它社会精英。它们影响社会上有影响的群体。
d它们也会进八市场。与其它媒体展开竞争，在广告市场争取广告。但它们不能、也不可能完全市场化、完全企业化，而是以行政调控为主，以市场运作为辅。
非党政喉舌媒体：
a它们不再是党的工作部门，也不是“准行政部门”，而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单位。
b它们也承担着宣传任务。但它们的功能主要在信息沟通、提供娱乐、提供知识，同时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
c它们实行产业化、企业化运作。自负盈亏，自主独营，以广告和其他经营收入维持生计，在市场上优胜劣汰。
以党政喉舌和非党政喉舌的媒体形成的两大薛营就构成了中国媒体的双轨制。这样做，可以让党政媒体减轻市场竞争的压力，专心做好宣传工作。也可以让非党政媒体减轻宣传压力，给它们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自主经营权力。
2、适当放松对报纸、期刊新闻出版的审查标准，特别要放松对书籍出版的审查标准，从保障书籍出版自由着手，逐步对出版媒介放权。
从速“收回”或大大缩小那些为谋私利不择手段并引导人民纵欲的媒体权力，如果短期做不到从速“收回”，那么，逐步“收回”也可以；从速“放开”那些令贪官污吏、奸商恶霸无比恐惧的媒体权力，例如《南周》、《东早》、《三联》。当然，从速“放开”不是一下子100%都放，而是分级的放、针对具体问题具体的放。这就是从速实现有限新闻自由。私认为这可以作为今后几十年的新闻管制策略。
书籍和报纸、期刊相比，出版约束要宽松一点，但新闻出版署对书号也有所控制。任何作品想要出版都要上报地方出版局，审完后上报新闻出版总署批书号。私认为这大可不必。其一、现在的书籍印刷量已大不如前，仅为了有限的受众就扼杀大量可能具有真知灼见的优秀作品，得不偿失。其二、这种对书籍出版的严加管制已经严重遏制了书业的发展。民营书业目前主要依靠非法私下卖书号给国营书业来维持生计。其三、私不想再看到有教授要把好处揣在裤裆里带入境的尴尬场面。这一幕让新闻出版总署蒙羞，让政府蒙羞。所以，对于书籍审查制度，应该有大刀阔斧的改革。除了泄露国家机密、有伤社会风化、涉及诽谤和隐私的内容不予以出版，对于舆论监督等敏感话题的审查，能放则放。
3、对于高校，中央及地方行政机关要鼓励校方行政部门对校媒放权。
不论是北大、还是复旦，只要是高校，团委、党委对校媒报道的筛选都紧。校媒的受众基本上是在校内的师生，如果连中国青年一代人的出版、言论自由都要扼杀，那青年人的创新力、改革力必定大打折扣。大学生是需要新观念的一代，信息自由对培养其独立思考、全面思考能力至关重要。大学生素质提高的黄金期不应当提前受到大环境的荼毒。所以即使新闻出版署无法对市场媒体放手，也应当鼓励校方对校媒放权，以求百家争鸣的景象。
4、在过渡期后，一定要把《新闻法》提到2016~2020年的五年规划中去。
尽管陆续有些和新闻自由相关的法律文件出现，例如08年5月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新闻自由根本法——《新闻法》无法出台，正因为现在是政府心态的转型期，国民素质的提高期。《新闻法》出台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改开伊始，1979年，中国就提出“新闻改革”。从1984至今，官方起草过两个版本的《新闻法》草案。一个是完全拷贝西方新闻自由的版本，一个是体现党的领导的版本。时至今日，《新闻法》尚未出台。但却可以肯定：有一个准备出台的《新闻法》草案版本，大概在等待合适的出台时机吧。那个已经备好的《新闻法》草案，绝对不能出台。理由是：（1）经验告诉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它肯定是个投降西方新闻自由的产物（2）一旦强行出台并实行，很可能会异质为西方绞杀中国的又一条绞索。万一非要强行出台，就应该先公之于众，让公众充分讨论后再行定。打造中国自己的新闻自由需要时间，起码需要五年。但是不能因其难产而选择流产，《新闻法》不能在立法建议上被搁置。
下个五年计划时，经济更发达、法制更健全、国民受教育程度更高，《新闻法》制定推出的机遇就来了。
现在新闻媒介和出版界没什么新闻自由可言，就像鲁迅先生的“铁屋子”——没有一扇窗。大家都在黑暗里，熬得下去。你若开了一扇窗，再关上，必定要腥风血雨。但是只要有了这一扇窗，你怎么能知道这铁屋子没有被打破的一天呢？我们需要再有一个鲁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