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士族门阀政治
一、东汉魏晋的士族发展
1、士族的概念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士族门阀阶级，他们几百年既垄断政治权利又垄断文化，构成了此期历史的突出现象。本讲把士族门阀阶级的兴起、特征及没落作为主题，同时也要了解皇权、贵族、官僚之间的关系。
周代的政治形态是贵族政治，现代社会是一个流动化的社会，社会制度比传统社会自由传统得多，因此我们对贵族政治比较陌生。传统社会，身份和财富政治地位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但确实存在这样一种高贵的身份。周代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生活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别，等级之间的凝滞性相当之强。周代各个阶级之间礼制和婚姻上的不平等。如婚姻上，勾践向吴求降：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比如饮食上，“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为国君者华之，巾以綌；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龁之。”这种情况到了秦汉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秦汉社会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尽管地位高低、权力大小和贫富的差距依然非常悬殊，但是身份的流动性非常大。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进入士族门阀政治，官僚开始出现贵族化，我们固可以认为这是历史的倒转，或者说贵族政治的回潮，这是历史早期或者中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唐宋明清，官僚政治在此复兴。贵族政治世卿世禄，官僚政治是选贤任能的，科举制采用考试的办法使得社会重新获得了流动性，给普通知识分子提供上升的渠道。科举制繁荣起来的时候，门阀政治衰落了。
清代郭某赠官僚蒋心余一副对联以阿谀拍马：一代翰林风月手，六朝兰锜谢王家。兰锜是兵器架，是高官才配享受的一种摆设。六朝有若干大士族，最著名的就是王谢，这两家不光世代冠冕而且文采风流几百年不衰，号称七代人人有集，直到六朝后，王谢这样的大家族仍然为后人所向往。学者毛汉光收集了中古士族称谓，他发现在这个时期，这些词大量出现在典籍之中：高门、门户、门地、门第、门望、膏腴、高粱、甲族、华侪、贵游、势族、势家、贵势、世家、世胄、门胄、世族、门阀、阀阅、名族、士流、冠冕、高门大族等。这样的词语被大量使用，恰好反映这是一个士族门阀的时代，士族门阀就是贵族化了的官僚。
2、东汉士族的发展
士族门阀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他们来自东汉士族的继续发展。中国士阶层经历了如下的发展，先秦表现为士人，两汉的主体为儒生，到了东汉末年出现名士，社会上出现了实力雄厚，人数众多，影响深远的名士阶层，魏晋以下这个阶层开始家族化，发展成为中古士族。其次，社会文教的破坏造成了学在家族。战乱使汉代遍及各方的私学毁于战火，只有少数家族才保存了文化。这样，王朝从这些少数保存文化的家族中来选官也是可以想象的。第三，政治动
荡导致统治集团封闭化。政治险恶风雨飘摇的时候，他会尽量从心腹爪牙的家族中选官，这是政治动荡时的制度退行性现象。第四，汉魏政权交替出现禅让式的王朝更迭，促成了权势只在若干特定的家族中传承。
学界在如何解释魏晋南北朝历史有不同看法，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名家有四大名旦之说，就是何兹全先生、王仲荦先生、唐长孺先生和周一良先生。周先生没有参与历史分期的讨论，但何、王、唐三人都持魏晋封建论，他们认为汉代依然是奴隶社会，魏晋南北朝才进入封建社会。魏晋封建说就突出了魏晋时代的特殊性。王、唐是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从经济关系上来解释，他们认为世家大族占有大量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土地的耕作者依附农民——部曲佃客。国人熟悉的是战国封建论，学界不赞同者大有人在，郭沫若先生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学派。在此之前，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中国社会做出一个分期学说。内藤湖南和他的后继者所形成的京都学派以三段论给中国历史分期。一直到东汉以前，中国社会都属于古代社会，自从魏晋以下，中国社会进入六朝贵族制，这就是“六朝贵族论”。在唐宋之间，贵族衰落，君主独裁开始强化，中国开始走向近代，日语中称为近世，但是中国并没有过渡到近代工业社会，仍然停留在专制主义时代。由于内藤湖南在20实际初提出了此理论，这是最早用现代眼光来观察中国古代史的分期说。内藤湖南的分期说在国际学界影响非常之大。内藤湖南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阐释了三分法。古川道雄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古川道雄是京都学派至今在世的以为泰斗式的人物，他也采用内藤的三分法，他提出豪族共同体和非封建的中世，把这一时期作为一个特殊时期。
秦汉间中国历史发生巨大转型，是一个断裂时期，中国社会一度非常平民化，出现了布衣将相之局，但在此之后，新一轮世家因素的积累，在朝廷上社会上逐渐推进。秦汉虽然选贤任能，但也保障官僚特权，如二千石的官僚子弟有优先做郎官的特权，这样造成了官僚家族世代延绵的可能性。在乡里的豪强世家，他们拥有大田庄、大宗族和大量依附民，这样的豪强地主在东汉不断发展，其子弟也在本地任官。此外在文化界，先秦学术传承主要不以家族为单位，西汉亦如此，但东汉出现了经学世家的现象。东汉后期更出现了一些名士家族，比如荀淑有子八人，“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概括地说，士族门阀就是东汉的三种世家，即官僚家族、豪强家族和士人家族的三位一体。乡里豪族由于拥有经济实力，就可以让子弟读书，由于修习经书拥有了文化，就进入士林通过明经做官的道路成为官僚，政治权力又会加强他们在乡里的权势。这样的家族在东汉后期就非常明显，累世传经，累世三公，著名的有弘农杨氏和汝南袁氏。弘农杨氏世传《欧阳尚书》，号称四世三公，杨氏家族在东汉后期声望非常之高。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四世六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就出自这个家族。
3、魏晋士族权势的确立
魏晋之间，由于统治集团的封闭化，魏晋两朝政治权势一脉相承，曹魏创业集团的骨干依然是司马氏的骨干，世家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官僚冠冕不绝，家世延绵的情况陡然格外突出。禅让形式的政权转移有利于世家的形成，有一篇专门论文收录于《乐师与史官》，文中指出魏晋易代用“禅让”，未经战火充分洗礼，未能彻底扫除前朝政府而另起炉灶。西晋统治集团成员依然是曹魏那批高官显贵机器子弟，他们所积累的腐化、老化、贵族化的因素，几乎原封不动带入了西晋朝廷。王朝对它们无法绳之以法，只能优容甚至纵容，以换取支持。西晋刘颂曾言：“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现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难正，故曰时遇叔世。当次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纲之会也。然陛下犹以用
才因宜，法宽有由，积之在素，异于汉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为，未可一旦直绳御下，诚时宜也。”在士族门阀世家化的进程中，皇权明显旁落，这是一个显著的特征。
官僚发生贵族化，皇权明显的衰落，皇帝由此有意扶植自己的皇族子弟。秦尺土不封，汉初分封但武帝削藩，真正的专制帝王是用专制法制来统治帝国，而不是用皇族宗族来维系政权。而西晋时期出现了宗王政治，司马氏皇权大力扶植皇族子弟，这是一种退行性的政治现象。八王之乱既是其严重后果，魏削宗室而权臣篡，晋封同姓而骨肉残。唐长孺先生：在贵族政权之下，皇室作为第一家族凌驾于其他家族之上，皇帝作为第一家族的代表君临天下，其家族成员有资格也有必要取得更大权势以保持其优越地位。
二、东晋门阀政治
曹魏和西晋时期，士族门阀开始兴起，到了东晋，士族门阀达到了顶点，出现了大门阀与皇帝共天下的局面。
1、王与马共天下
五胡乱华造成了西晋的瓦解，并非晋武帝直系的司马睿，于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移镇建邺，以镇东大将军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军务，成为江左最高军政长官，由此承担了一个历史任务：开创江左五朝之局，维系不绝如缕的中华种族文化。晋元帝司马睿是旁支，因此声望有限，在洛阳沦陷后，他和一批从北方南来的士大夫共同经营江东政权，因此他必须给这批士大夫以重大的政治优惠，这样就又给了士族门阀政治以又一个充分发展的动力。
司马睿拜琅琊王时，诸参军拜奉车都尉，掾属驸马都尉。辟掾属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百六掾”后来就构成了江左五朝士族的基本阵容。在司马睿即位登基时，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至于三四，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古人有言“名器不可假人”，一个皇帝怎么可能屈尊拉大臣（王导）一起坐御座，而且实在他的即位称帝之礼上呢？晋元帝此举缘由，史实所载：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第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和司马氏共同治理天下，王敦掌兵，王导主政，两人构成江左政权的政治和军事支柱，司马睿不得不对琅琊王氏示好。成帝幼冲，见导，每拜。又尝与导书手诏，则云“惶恐言”，中书作诏则曰“敬问”，于是以为定制。王导死时，葬礼采用天子之礼。
田余庆先生的名著《东晋门阀政治》从解释王与马共天下开始[西晋八王之乱时：东海王司马越与琅琊王衍的结合；永嘉南渡之后：琅琊王司马睿与琅琊王导的结合]，提出门阀政治的概念。魏晋士族发展是内因，五胡的冲击造成洛阳的崩溃是外因。晋元帝开启东晋，微弱的皇权只能依靠门阀的支持，进入门阀政治时代，皇权与门阀共治。
对于王导的历史作用，学者有不同的评价。清代学者王鸣盛：《王导传》一篇凡六千余字，殊多溢美，要之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实并无一事，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所谓翼戴中兴、称“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何在也！陈寅恪的《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同意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历来对王导的评价，以此为最高。
2、吴姓士族与流民武装
王导的政治经营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在东晋政权中，有两大群门阀士族，从北方流亡到南方的士族叫侨姓士族，在东晋政权中是骨干和中坚；但江东本土也有包括东吴亡国之余的士族[亦称吴姓士族]拥有雄厚的乡里基础。如义兴周氏曾有三定江南之功。西晋末年江东有三次大动乱，都赖周玘以乡里及吴姓士族势力配合平定。因此对于司马睿和北来侨姓士族于江东建立政权，历史上曾有记载：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三月上巳，帝亲观褉，乘肩轝，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曰：“……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之后王导为了笼络江东士族，还有许多举措，例如王导原是北来之人，操中原话，后来经常说江东吴语，以表笼络尊敬江东士族。
除了江东士族和侨姓士族之外，东晋政权的稳定还有赖于第三种势力，即流民武装。当时在五胡的铁蹄之下南逃的民众形成了若干流民武装。东晋政权对于流民武装及流民帅的态度与对江东士族的态度不同，一般不许他们过江，让他们停留在江北。如果流民武装过江，也只能在京口一带居住，这样一批人就构成了江东政权的军事屏障。这些流民武装的特点就是非常强悍善战，但是他们和士大夫是两种人。后号称百战百胜的北府兵就是由流民武装所组成的。[西晋以广陵在洛阳以东，故设东中郎将镇守。东晋元帝以琅琊王舒为北中郎将镇广陵，因广陵在建康以北，故以“北”为号，称“北府”。晋成帝苏峻之乱，郗鉴以广陵之众渡江平叛，北府迁至京口，成为下游重镇。北府统帅非侨姓门阀不能染指。]
3、东晋门阀政治
田余庆先生特别考察了流民帅、北府兵和东晋朝的政治关系，以及考察了吴姓士族和侨姓士族之后，对东晋政治的特点做了概括：
第一、皇帝垂拱：朝劝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
第二、门阀当权
侨姓士族：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
吴姓士族：吴郡朱、张、顾、陆
第三、流民御边：利用流民武装捍卫江淮
“门阀政治”指“门阀与皇权的共治”，是相对于皇权政治而言的，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士族政治”指门阀的政治社会特权，是相对于官僚政治而言的，存在于整个魏晋南北朝。
官僚的贵族化使得君主予取予夺的空间被压缩，而秦代刀笔吏的工具化官僚使得皇权空前铁腕有力。门阀与皇权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皇帝利用官僚打击贵族。如商鞅变法时，扶植刀笔吏打击贵族，没有军功的贵族剥夺特权。因此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特曾经概括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的发展：专制集权主义的发展必定发
端于一个君主的集权要求，而这个君主必定要用新兴势力来打击传统贵族。同时贵族化的官僚削弱皇权。
贵族是专制主义的对立物，这一点从世界范围内也得到印证。梁启超：贵族政治虽平民政治之蟊贼，然亦君主专制之悍敌也。试征诸西史，国民议会之制度殆无不由贵族起；培根：一个完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总是一个纯粹而极端的专制国，土耳其是也。因为贵族是调剂君权的，贵族把人民底眼光引开，使其多少离开皇室；中国周代存在着世卿世禄制，所以周代的君主并不是专制君主，他并不能完全节制星罗棋布的诸侯国；孟德斯鸠：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君主将成为暴君。
三、中古门阀制度
宦和婚是士族研究最经典的两大课题，田余庆先生从皇权和门阀角度研究东晋历史被认为突破了传统模式。
1、士族的任官特权
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获得了家族选官特权，其支柱之一就是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是曹魏所创，中正由朝官兼任，负责品评士人，依才德而定为九品，作为吏部的任命根据。按士人表现变化，品有升降。中正共分九品，从上上、上中一直织下中、下下，而中正品和官品的关系，据日本旭这宫崎市定研究，中正品和起家官品大致上相差四品。如被中正评为上上即一品之人，便起家官品为五品，如被中正评为六品，宫崎市定认为就只好做流外官了。就制度本身看，并没有对士族门阀的优待，因为定品的根据是才德，但任何制度都是在一个特定背景和环境之下运作的。九品中正制是在一个门阀社会中运作的，中正实际都是大士族来担任，他们评定的标准就是父祖的权势以及门第的高贵，于是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的评语。士族家的子弟，一般都评在二品以上。据多数学者认为，一品是虚悬不用的，一般不轻易给人，东晋南朝时期，士人子弟一般评为二品，而寒人子弟被评为三品，二品三品之间是一道身份的鸿沟。
当时的门阀士族号称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南朝沈约回顾战国秦汉魏晋南朝的历史：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
南朝的王僧达是王导的五世孙：自负才地，三年间便望宰相。世家大族在魏晋南北朝深厚的民族危机情况下维系这中华文化，周代学在官府，春秋末年到战国两汉学下民间，魏晋南北朝则是学在家族。王僧达之孙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
为了给士族门阀提供政治优惠，朝廷特别设置了一些官职供士族门阀起家。故南朝特别重视起家官，起家官代表了一个人的身份高贵与否。这样的官职中有代表性的就是秘书郎和著作郎。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日便迁任。著作郎亦差不多，秘书郎官位比著作郎稍高一些。江左多任贵游年少，而梁代尤甚。当时谚言：上车不落[一解不下车，一解上车不跌跟头]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著作郎和秘书郎的任选只看门第不看才能，秘书郎看似是需要高度写作才能的官职，其实只要会一些日常问候语即可担任。
2、士族的门第婚
婚姻是衡量社会流动和社会等级的尺度。女嫁高门，门当户对是一般社会婚姻的基本倾向。从婚姻的择偶标准及相关现象能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特点。如谈及西汉社会的平民化，游侠商人在社会上非常活跃，当时人不重门第。皇帝娶皇后也不重门第，武帝后卫子夫，成帝后赵飞燕，都出身歌女，地位低微，但皇帝并不介怀。东汉便不同，春秋之义，娶先大国，按照古礼，从诸侯功臣之家选取皇后。魏晋南北朝时期，门第婚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侧面。士族讲究门当户对，实行士族的内婚。
侨姓士族联姻：琅琊王导孙望珣，娶陈郡谢万女；琅琊王珣弟王珉，娶陈郡谢安女；琅琊王僧达，娶陈郡谢景仁女。凡是这样的婚姻，时人看来，都是金童玉女，社会瞩目的婚姻。侨姓士族高于吴姓士族，因此吴姓士族朱张顾陆虞魏孔谢独立构成了又一个内婚群体：吴郡张融妹，嫁会稽孔稚珪；吴郡陆慧晓，娶吴郡张岱女；吴郡陆叡，娶同郡张畅女。
[南朝]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窃寻（满）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联姻，实骇物听！——沈约这一例反应了门第婚是当时的风气。
东床快婿的故事背景也是门第婚，即琅琊王氏和高平郗氏两大士族联姻。
梁朝末年北来降将侯景在南朝作乱，对三吴大加摧残。他之所以下辣手的原因之一与门第婚有关。侯景上表求降时，曾经请娶于王谢，可是梁武帝的门第观念很重，认为鲜卑降将不配娶王谢，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一下访之。”侯景恚曰：“会将吴儿女以配奴！”
3、标榜郡望
中古士族制度还留下标榜郡望的风习。“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唐柳芳《氏族论》]由于隋唐源于北朝，很多北方的士族到了隋唐时，仍然能够在政治上产生影响。唐代名人中崔卢李郑特别多，《西厢记》的女主角姓崔，崔姓中有两家特别崇高，一家是清河崔氏，一家是博陵崔氏，一段时间内清河崔高于博陵崔。《西厢记》传奇中崔莺莺家应是博陵崔。关中郡姓到了隋唐政治地位十分重要，比如城南韦杜，去天尺五。
受汉族士族制度影响，鲜卑也形成若干士族，当时成为虏姓。
4、谱学的发达
在士族社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谱学特别发达，最著名的是贾氏谱学。
晋孝武帝时，贾弼之“大搜群族”，成《十八州士族谱》712卷，其子贾匪之、孙贾希镜“世传谱学”。
南齐王俭，增广贾书为《百家谱》。
梁武帝命王僧孺修订，成《十八州谱》710卷，东南诸族别为一部，名《东南谱集抄》。可见吴姓士族是低于侨姓士族。
柳芳《氏族论》对谱学为何如此发达做出很好的阐释：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士族有不同房支，为了弄清楚他们的家系，根据门第高下来任官，如琅琊王氏有乌衣巷王氏和马粪巷王氏，一段时间内马粪诸王比乌衣诸王高。一个家族的家谱成为选官依据。
魏晋南北朝重郡望的习气一直影响到唐，以致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写到：唐人好称族望，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梁则安定，张则河东、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迄今考之，竟不知为何郡县人，殊可恨！
杜甫，祖籍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因曾住长安杜陵（少陵），其十三世祖为杜预，京兆杜陵杜氏乃中古名族，故自称有“杜陵野老”，也有标榜郡望的意思。韩语，河南河阳人（今孟州），焦作孟州市西有韩园，是韩愈故里和寝陵。韩愈自称“韩昌黎”，因为昌黎是韩氏的郡望。苏东坡曾嘲陈慥：“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陈氏惧内，其妻子即为河东柳氏。
5、士庶之辨
古代士族社会与庶人社会是截然两分的，世代官胄，家族联姻，和社会下层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南朝时，士族经常凌辱寒人，并且宣称“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寒人即使通过个人的努力，赢得了君主的信任，掌握了权力，但由于身份依然低下，仍然被士族所蔑视。
中书舍人纪僧真深受梁武帝信任，并得与荀家联姻，一日向梁武帝乞作士大夫[特指士族]。齐武帝曰：“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纪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敩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在魏晋南北朝，士族的高贵门第是由传统形成的，不是皇帝个人所能改变的。
路琼之，太后兄路庆之孙。尝盛车服诣王僧达。僧达了与不语，谓曰：“身昔门下驺人路庆之者，是君何亲？”遂焚琼之所坐床。太后怒，泣涕于帝。宋孝武帝曰：“琼之年少，无事诣王僧达门，见辱乃其宜耳。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加罪乎？”在士族社会里，哪怕是皇亲国戚也会受到士大夫的蔑视。
四、南朝皇权的重振
南朝皇权力量逐渐上升，相对应士族的地位逐渐下降。欧洲曾经出现长期的真正的贵族，在那个时期，君主就是一个大贵族，和其他公侯伯子男地位相差不大。正是因为欧洲贵族势力比较强大，因此在近现代之交君主、贵族、教会以及新兴的资产阶级势力相对均衡，由此议会制度民主制度产生。在中国，尽管魏晋南北朝出现了贵族化的时代，但是最终专制主义重新崛起压倒了贵族。
1、刘裕与北府兵
刘裕利用北府兵夺取了皇权，说明在文化士族之中出不了皇帝，中国的皇帝有一个军事的来源，必然是马上得天下的。刘裕凭借显赫的武功，当仁不让地做了皇帝，后人评价：“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刘裕的北伐事业在此之前恐怕时候曹操能比。一个依靠军事力量的皇帝，所带来的必然是皇权的复兴。加之刘裕所依赖的是以流民武装为基础的北府兵，所以田余庆先生：东晋一朝大事，几乎都与流民群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而刘裕的成功终归又是靠京口流民的力量。军人将领与流民武装相结合，滋生出了新的皇权。《宋书》追溯从晋到宋的政治变迁：“宋祖受命，义越前模。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高祖地非桓、文，众无一旅，曾不浃旬，夷凶翦暴，祀晋配天，不失旧物，诛内清外，功格区宇！”同时“孝建、泰始[宋孝武帝、宋明帝]，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田余庆先生：次等士族[指刘裕作为军事将领，然不必将其作为士族]的势力业已转化为皇权，中枢和藩镇总是控制在皇室手里，门阀士族任务虽然还可能兴风浪于一时，形成政局的暂时反复，但是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是确定不移地一去不返了。
皇帝通过三个措施实行自我强化，即一武将执兵柄，二寒人掌机要，三皇子镇要藩
2、武将执兵柄
东晋的士族还是相当有活力，既有文化，又能执政，还能掌兵。如王导的从兄弟王敦就是一名武将；如四大家族王庾桓谢的第二家庾氏庾亮等谋划北伐；苻坚率八十万大军企图颠覆东晋政权时，谢家的子弟率领北府兵在淝水一战战胜苻坚。东晋的士族能文能武，但到了南朝，门阀士族由于过于优越的特权以及他们的文化习尚开始衰落，首先开始退出军事领域。在南朝初年，除了谢混在一段时间内军权在握，已经不再看到士族大家执掌兵权，基本上退化成单纯的文人。
赵翼论“江左士族无功臣”：檀道济、朱龄石、沈田子、毛修之、朱修之、刘康祖、到彦之、沈庆之等之于宋，王敬则、张敬儿、陈显达、崔慧景等之于齐，陈伯之、陈庆之、兰钦、曹景宗、张惠绍、昌义之、王琳、杜龛等之于梁，周文育、侯安都、吴明彻底等之于陈，皆御武勘乱，为国家所倚赖。而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
门阀退出军事领域被大大削弱。南朝寒门武将驰骋疆場、捍卫国土，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士族重文轻武的风尚，对武将从政依然是沉重的压抑。还有一些武将家族沾染士族风习，转而习文，反而使家族衰落下去。南朝的武人最终没有形成一个新兴的政治力量，这点与北朝不同。
3、寒人掌机要
南朝皇帝已经有能力从寒人之中选拔若干亲信，把机要之权交给他们。这些寒人所担任的机要之职，大多为中书省的中书通事舍人。宋齐中书省有中书通事舍人四员，各任一省，地居机要，人近天子，官品虽卑，权势颇重。刘宋皇帝，凡遇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上孝帝皆与戴法兴、巢尚之参怀；前废帝即位，道路之言谓：法兴为真天子，帝为赝天子。南齐的茹法亮、吕文度并势倾天下，太尉王俭常谓人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
之所以出现寒人掌机要的原因，赵翼分析如下：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
不仅中国史，甚至世界史范围内，凡是要加强专制集权的皇帝，总是要任用一些低微的寒人来打击传统贵族。
但是寒人掌机要这一特点在南朝仍然有局限性，由于士族门阀依然在社会上居于最高层次，他们对寒人依然能形成压抑。宋代学者叶适就有评价：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不然，则戴法兴与徐爰、阮佃夫辈，皆士大夫之选，岂得尚为恩悻耶？南朝史书把寒人掌机要之人都列入了恩悻传，意思是他们只是凭借皇帝的恩宠才得到政治地位，他们依然被看作是寒人甚至是小人，尚有相当的蔑视，说明南朝的政治依然有它的局限性。
4、皇子镇要藩
皇子镇要藩这一点本来在西晋出现过，又在南朝出现。
南朝皇子以皇子封王，镇守荆、扬、徐、江、雍等要藩，始自刘裕。刘裕下令：“京口要地，去都邑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田余庆：门阀政治下，微弱的皇权孳生不了那种必须依附于皇权而行专擅的宦官、外戚、宗室，孳生了也难于长期起重要作用。动乱的根源却较易来自士族中的权臣。
皇族和士族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根据陈长琦先生的统计：
皇权重振后即扶植宗室，诸王再度成为政坛主角。这类似西晋，但很不同于东晋门阀政治。宗室相残，说明皇权仍不稳定。宗王政治对于皇权而言，是饮鸩止渴，真正的专制大帝王并不会依靠宗王，而甚至是削藩、打击宗室，他们依靠专制和法制就能够维护自己的统治。
5、南朝与士族的没落
到了陈朝，南朝政治进入了死胡同，士族门阀衰而不僵，其传统权势与文化风尚依然阻碍着政治变革；寒人与武将被文化士族压抑，难以形成新兴政治力量；吴姓士族地位上升，酋帅土豪参与政治角逐，但由于江左政权的正统性在侨姓士族手中掌握，故其政治号召力有限。
历史在北朝走出中古时代，南朝那些显赫一时的大士族到唐朝迅速地衰落了。
(75)古代的门阀制度与姓氏族谱 古代的门阀制度与姓氏族谱 广西贺州董全吉 《汉书·地理志》载：“周爵五等，而士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五十为附庸。盖千八百国。”。《史记》云：“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门第势力兴起，有九品官人法的产生。盛行魏晋南北朝盛行官修合谱，朝廷举才先察访其家谱，任用显赫人士为官，是谓世族。中国古代社会重视血统延嗣论，贵族永远是贵族，老祖宗是何身份，尤为重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任用世族豪门，选人一以“家世门第”为准，南宋《通志·氏族略》：“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郡望始于魏晋门阀制度的盛行的时期，唐朝为盛。各个州郡都形成了一批公认的高门大姓，当时称为“士族”、“右姓”等，为标榜自己是某地的望族，显示贵族身份。所谓“高门大姓”。隋唐科举制的实行动摇了士族的政治基础。先有黄巢之乱，继有五代之分争，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至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
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正因为古代谱牒不复存在，加上迁徙的频繁，宋朝之后，私家修谱，各姓氏修谱也都有了合理的修谱想象空间，如此每一个姓氏与支系都是名门望族了。互相攀比，毕竟过去很多无法考究，族谱挤满了历代的有名人物。谁也无法说不再门当户对。 1、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谱牒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1门阀制度加速谱牒盛行 殷商时期，已有刻在金属武器上的家族世系，谱牒则形成于西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存在的官修谱牒和私修家谱并重局面,到了宋代呈现了官修公谱废绝和私修家谱兴盛的趋势。是农民起义反抗压榨，对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遂大行其道制度的打击。门阀制度始于西汉，形成于东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选拔官吏管只要翻出族谱，出身名门，就有得大官做。士大夫于无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绅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权，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士、庶这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
士族制度 士族制度的形成、鼎盛和衰落（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虽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状态，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士族制度、均田制是这一时期初创的政治、经济制度。 士族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从历史上看，士族制度有一个萌芽、形成、充分发展（又称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我们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把士族制度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 运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士族制度的产生、发展、衰落消亡的过程和科举制度产生的必然性。 这些有功的大臣以及他们的后裔为了彰显自己的业绩，所以在大门两侧竖立两根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阀阅指家族功绩、官历等。 这些身份地高位显的功臣，其权势往往不止一代，他们的后世子孙也在这种庇荫之下，通过各种途径，担任朝廷的要职，形成家族、姓氏势力。于是，人们称呼这样的家族为门阀。一些朝代甚至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了门阀所享有的特权，这就成为了门阀制度。 1、概念： 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世族又称门阀土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 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寒门。 2、特点（特殊地位） (1)政治上： 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 (2)经济上： 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自给自足、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品官占田荫客制为士族制度提供经济保障；） (3)社会生活： 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4)文化上： 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 3、演变 (1)萌芽（东汉）
学校：贵州大学学院：人文学院 专业：历史年级：081 姓名：孔祥涛学号：080501110109 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制度的发展演变与国家命运 摘要： 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长期处于分裂对峙状态，未能形成全国性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政权更迭频繁，但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其中门阀士族制度就是这一时期特有的，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这一制度的特点。门阀士族制度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个萌芽、形成、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这一制度在这些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并对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门阀制度在这一时期盛行，不仅垄断了经济、政治、军事，同时还垄断了文化，所以这一时期的门阀士族在国家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国家的政权的稳定以及盛衰兴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这种制度又需要依赖国家而存在，国家的政策以及皇权的发展都会影响这一制度的发展，所以国家的盛衰兴亡、国家政策以及皇权也反过来影响了门阀士族的壮大和缩小。 关键词： 门阀士族制度特点发展过程关乎国家命运门阀士族特权 国家命运影响门阀士族制度 正文： 特点：门阀士族在政治上享有世代为官的特权，经济上可以按官品占田和本人及家属、衣食客、佃客等免除赋役的特权。除此之外，他们还有逍遥法外权。西晋王朝对士族犯罪每从宽惠，不论定罪和量刑都另立标准。士族犯罪，按照“八议”⑴，即按照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可以减刑和免刑，或者用金钱来赎罪。所以后来东晋熊远说：“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⑵谈到门阀
士族制度自然不能忘掉这一时期特有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九品”即士人分为九等，“中正”是评定士人的官，多由世家大族担任。因此，九品中正制就成为士族地主巩固其政治特权的有力工具。当时，家世是定“品”的唯一标准，所谓“计资定品”，就是以门资、官资作为决定品弟的依据。世家大族利用这一制度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 门阀士族制度与国家命运：门阀士族制度不是在魏晋南北朝突然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西汉武帝以后，两件事深深影响了门阀士族制度的形成：一是大土地所有制发展，二是儒家被定于一尊；一些大地主与儒学相结合，就可以世世代代做官。他们被称为“士族”或“世族”。 孙吴政权仰赖东汉以来江东地区业已成长起来的世家大族作为它的政治基础。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东汉以后，“选士而论姓族阀阅” ⑶，一批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开始形成。东汉中后期已经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地方大族基本上垄断了地方政权机构，其中不乏世代为朝廷公卿的显贵家族，他们族大宗强，世代宦官不觉，被称为世家大族。东汉末年政治纷争及社会动荡时期，世家大族极为活跃，三国魏、蜀、吴政权的创立，或多或少都与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有关，之所以能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与世家大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吴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之上，江东世家大族的盛衰也与孙吴政权的强弱息息相关。孙吴时期是江东世家大族政治势力急剧扩张的时期。孙权继兄统事之后，迫于内外严峻形势的压力，开始积极争取江东世家大族的全力支持，孙氏政权开始了与江东世家大族之间的政治合作。江东世家大族进入孙氏政权之后，凭借其雄厚的地方势力基础，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迅速扩张力量，并对孙吴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孙吴政权的前期，由于与世家大族保持和睦的关系，孙吴的国势也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到了中期，由于江东世家大族的政治过度扩张，他们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开始恶化。到了孙吴后期，孙吴国势更加衰落。虽然江东世家大族竭力支撑危局，但是政局
东晋南北朝前期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 东晋及南北朝前期是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时期。 魏晋时期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阀制度，东晋以后逐渐转化成按血统高贵与否区别的门阀制度，出现了“膏腴之族”、“华族”、“高门”、“次门”、“役门”等长时期内一般不因官位有无、高低而发生变动的社会等级。北魏孝文帝也进一步接受这种门阀制度，广泛推行。 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 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有三： 一、人品的评定由西晋“二品系资”，犹重德、才，进一步演化成完全以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下为标准，德、才已不在考虑之列。即所谓“凡厥衣冠（冠族华胄），奠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宋书·恩幸传序》）。因而后来便出现了“门地二品”之用语①。官职的清浊，升迁之迟速，是否达到五品以上清官高位，全都与门阀或门地是二品还是卑庶相适应。《晋书·王述传》：出身第一流高门太原王氏，“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官品七品清官）”。王导是东晋开国元勋，他不依德、才，而依门第辟人，自开一代风气。《南史·谢方明传》：出身第一流高门陈郡谢氏，东晋末刘穆评他与另一著名高门济阳蔡廓曰：“谢方明可谓名家驹，及蔡廓，直置并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就是说单凭门阀，两人今后就有资格当三公（官品一品），何况还有才干。总之，这个时期一般不再是官品决定人品和门第高下，而是门品决定官品。至南北朝，高级士族特权更加制度化。南朝前期有“甲族（高级士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低级士族）以过立试吏”之格，见《梁书·武帝纪上》。第一流高门依惯例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北朝前期魏孝文帝“制定姓族”，全盘接受并推行魏晋以来门阀制度，任用官吏，“专崇门品”，形成“以贵承贵，以贱袭贱”②。 二、户籍上的士庶界限，一般说不再是以九品官品之有无，而是由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低来划分。《宋书·宗越传》：“本为南阳次门（即低级士族，不服徭役）”。东晋未地方长官赵伦之发觉户籍混乱，乃命长史范觊之加以整顿。范“条次氏族，辨其高卑”，宗越被改定为“役门”，需服徭役。后来宗越以军功升为“扬武将军（官品四品），领台队”，“启太祖（宋文帝）求复次门”，许之。可见，“次门”、“役门”是按“氏族”血统“高卑”决定的；而且一般并不因家族中是否有人出仕及官位高低而变化。否则，如果仍像西晋那样，依官位区分士庶，则宗越已有四品扬武将军军号，自可依军功升迁，荫亲属、荫客，何必请求皇帝批准改回“次门”，按特殊情况处理呢？请求皇帝特批本身，就表明按制度“役门”无法改变。这也就是说，自东晋以后，按制度庶人凭才干虽能取得官位，却无法升为士人，家族在户籍上仍为“役门”。 三、在社会风气上，士庶界限森严，即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①《宋书·范泰传》。又《晋书·桓玄传》：“二品子弟”，亦门地二品。②《魏书·韩显宗传》。 士族如与比庶人地位还低的工商杂户通婚，刘宋时曾规定“皆补将吏”①，即降为比“役门”还贱的兵户、吏家；北魏则规定“犯者加罪”，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②。士族如与庶人通婚，虽打击没有这么重，也会成为门阀之玷。南齐士族王源与寒族满氏联姻，竟遭到御史中丞沈约弹劾，请求免王源“所居官，禁锢终身”。③《魏书·公孙表传》：表孙邃、叡乃堂兄弟，只因叡母出自高门渤海封氏，本人又为第一流高门清河崔氏之婿，而邃母出自雁门李氏，“地望县（悬）隔”，二人声望便大不相同。以至善人伦的祖季真“每云：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所谓“当须好婚亲”，更重要的倒不在吉凶会集时人们礼遇高低，而在它涉及仕进升迁的迟速，官品的上下。《魏书·韩显宗传》：称“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宦”指官之清浊，“婚”就是看是否有“好婚亲”。这和《晋书·杨佺期传》“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的记载，时间虽相差约一百年，精神可说完全一样。此外，《南史·玉球传》：出身第一流高门琅邪王氏，任吏部尚书。“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宋文帝），上尝命球..与之相知。球
鲍照（约415年～470年），字明远，南朝宋文学家。被认为是南北朝时期文人中成就最高的，与颜延之、谢灵运合称“元嘉三大家”。本籍东海（东海治所在今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但鲍照家乡在现在的江苏连云港市）；一说上党（今属山西），可能是指东海鲍氏的祖籍。鲍照家世寒微，但很有志气，有一妹鲍令晖，也善文学[1]。他的青少年时代，大约是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带度过的。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鲍照26岁，据史载，曾谒见临川王刘义庆,毛遂自荐，但没有得到重视。他不死心，准备献诗言志。有人劝阻他说：“郎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鲍照大怒：“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可闻者，岂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之后，他终得赏识，获封临川国侍郎，后来也做过太学博士、中书舍人之类的官。但在门阀制度森严的社会里，他始终是“下僚”，不能有所作为，为此，胸中郁结着愤愤不平之气。后因宫廷内部斗争，死于乱兵之中。 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刘义庆病逝，他也随之失职，在家闲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做过一个时期始兴王刘浚的侍郎。 宋孝武帝刘骏起兵平定刘劭之乱后，他任海虞令，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出为秣陵令，转永嘉令。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做了临海王刘子顼的幕僚，次年，子顼任荆州刺史，他随同前往江陵，为前军参军，刑狱参军等职，掌书记之任。孝武帝死后，文帝十一子刘彧杀前废帝刘子业自立，是为明帝。子顼响应了晋安王刘子勋反对刘彧的斗争。子勋战败，子顼被赐死，鲍照亦为乱兵所 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封建等级制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形成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盛行。中国古代官宦人家的大门外有两根柱子，左边的称“阀”，右边的叫“阅”，用来张贴功状。后人就把世代为官的人家称为阀阅、门阀世族、士族。西汉武帝以后，崇尚儒学，官僚多以经术起家。他们授徒讲学，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其子孙承家学，继续为官。久而久之，到东汉中叶出现了世代为官的大姓豪族。 形成： 一个主要的就是东汉建立者刘秀，建国后大封功臣，这就造就了第一批的豪门贵族。 发展：东汉后期，农民大量破产，土地兼并严重。造成了一大批的大地主。三国时期，由于战乱，农民大量破产，土地兼并
论门阀制度精编 Document number：WTT-LKK-GBB-08921-EIGG-22986
论《门阀制度》 学校：邯郸学院 院系：文史学院 班级：14历史专接本班 学号：20 姓名：韩晶晶
论《门阀制度》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这些有功的大臣以及他们的后裔为了彰显自己的业绩，所以在大门两侧竖立两根柱子，位于门左的柱子曰阀，喻意建有功劳；右边的称阅，象征经历久远，即世代官居高位。门阀，字面上的解释是“门第阀阅”，即累代权势显赫的世家大族。 门阀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对门阀士族的政治经济特权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予以确认的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地主阶级的一个特权阶层。最主要的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门阀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当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社会制度的成分是次要的。这种制度大体萌芽于东汉后期，初步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于东晋和南北朝前期，南北朝后期走向衰落。 东汉后期是门阀制度的萌芽时期，东汉后期，豪强地主享有许多特权，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逐渐成为名门望族。东汉的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在东汉后期，经过长期的酝酿、演变，门阀制度开始萌芽，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但是他们主要还是通径
察举的途径入仕为官，朝廷取官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儒学修养和德才，而不是观其门第和家族社会地位的高低，不过，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凭借家族阀阅入仕的风气。 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创行的九品中正制，对门阀制度的形成，在形式发面影响很大，使得士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政权，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当九品中正制与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阶层变化相结合之后，在官吏的选拔、任用上，呈现了最明显、最主要的特征：西晋的“二品系资”。所谓“二品”，乃中正品第。其衡量标准，本为德、才，可是西晋正式增加一个标准：资。换言之，如果资不够，即使德、才合格，一般也不能取得人品二品。这是门阀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资是按本人或父祖官爵高低来衡量，由于在九品中正制下，中正的品第经司徒府批准后，与吏部铨选上个人仕进升迁的迟速、官位的高下相一致，因而实行“二品系资”之后必然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只有具有较高官位的人及其子弟，可以获得人品二品；只有人品二品才具有铨选和升迁较高官位的资格；而有了较高的官位，又可以继续获得人品二品。这种门阀制度，而在这一阶段，德、才仍为评定人品极重要标准；户籍基本上还没有离开官位的士庶区别；由于德才仍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ce16779160.html, 试析中国门阀制度的兴衰 作者：王瑜 来源：《大经贸》2018年第03期 【摘要】在由群众推动发展的漫长中国千年文明中，门阀制度被历史当做一种大胆尝试存在于汉王朝末期至隋唐时期五六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从东汉末期到隋唐初期中国经历着第二个大的动乱时期，门阀制度则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政治特征。因此了解门阀制度有助于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 【关键词】汉末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制度士族世族兴衰 地主阶级在我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占有统治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主阶级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每个时期的地主阶级也并不相同。所谓门阀，在史书中又称“士族”或“世族”。称“士族”是指他们掌握知识文化。称“世族”是强调他们世袭做官。而这个有文化又有世 代为官的门阀阶层掌握了从魏晋到唐前期的国家大权。士族门阀由最初的豪强地主逐渐演变成掌握国家大权的世家大族到最后被王权与寒门碾压与其自身的腐败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门阀地主的发展开叙述，有不足和错误之处敬请补充和指正。 一、萌芽和形成 西汉汉武帝以后，出现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制开始成熟，各地都涌现出了一批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另一个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政府以儒家经典的经籍、礼法为标准，逐渐成为取士的定制。人们以经籍为家学世代研讨，礼法也成为某些人家不变门风。这样，一部分地主富室与礼法结合起来，“经明行修”，就可以累世为官，从而形成了门阀地主。 世袭为官的门阀在西汉晚期已见端倪，但到东汉中叶以后才普遍。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门阀势族依靠自己几代家族做官的资本累积了一定的威望，对乡举里选有了一定的控制权利，造成选拔官员首先要看族姓阀阅，就是注重门第家室。尤其是祖先有功业的世家巨室，会受到特别的重视。世家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可优先。二是选举的官员并非都是出自世家大族本族子弟，而是控制更多所选官员作为自己的心腹死党。于是出现了以自身为中心，以众多门生故吏作为维护的政治格局。因此，门阀制度在东汉末年又突出表现为门生故吏的政治关系网。世家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势力表现出了垄断性质。但汉末时皇权较强，世家大族对官员的选举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所以此时的门阀制度尚处于萌芽时期。 二、发展及鼎盛 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世家大族势力大为膨胀，曹魏时期又确立了九品中正选官制。形成了按血缘关系区分来选官的门阀制度。
魏晋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 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 曹魏创行的九品中正制，对门阀制度的形成，在形式方面影响甚大，本章将在后面专门论述。这里仅研究一下：当九品中正制与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阶层变化相结合之后，在官吏的选拔、任用上，呈现一些什么特征。最明显、最主要的特征，便是西晋的“二品系资”。《晋书·李重传》：重上奏日，“如（癸酉）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放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此“二品系资”既为诏书承认，自为一种正式制度，而非仅社会风气。按李重上奏在惠帝元康年间，“二品系资”之制当建立于上奏之前，或许就在晋武帝太康末年。 所谓“二品”，乃中正品第，目的是“平次人才之高下”①，与官品不同。本文试称之为“人品”②。其衡量标准，本为德、才。二品是上品，应由德充才盛者取得。可是西晋竟正式增加一个标准：资。换言之，如果资不够，即使德、才合格，一般也不能取得人品二品。这在门阀制度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当官的功劳与资历。由于资历中可以包括功劳，多半体现功劳，逐渐便简称为资。后来资亦包括父祖的功劳与资历，于是又有了门资、世资等熟语。由于当官的功劳、资历与官位高低往往一致，所以“系资”的最简便办法，便是按本人或父祖官爵高低来衡量。《晋书·卫瓘传》：上疏称九品之制开始“犹有乡论余风”（指根据德、才评定），“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晋书·李重传》：司徒左长史荀组说，“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指霍原）为列侯..不应寒素之目”。可见，资即指爵位列侯，与卫瓘“居位”之说吻合。按卫瓘上疏于太康五年，“计资定品”大概不久就正式形成制度：二品系资。 总之，大体是先开风气，后定制度。由于在九品中正制下，中正的品第经司徒府批准后，与吏部铨选上个人仕进升迁的迟速，官位的高下相一致，因而实行“二品系资”之后必然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即只有据有较高官位的人及其子弟，可以获得人品二品；只有人品二品才具有铨选和升迁较高官位的资格；而有了较高官位，又可以继续获得人品二品。 ①《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傅子》。 ②长期以来所惯用的“乡品”一词，似不甚恰当。按“乡品”二字最早见《世说新语·尤悔》：温峤因被认为孝道有阙，“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意思是直到官高位显，在评定他的品第时，乡邑总不通过高品。这里“乡品”并非一词，而是乡邑给予品第之意。其用法与《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之“无乡邑品第”略同。把“乡”与“品”勉强凑成一词，与“官品”并举，其毛病首先是二者角度并不一致：“乡品”之“乡”是就由谁给予品第而言，而“官品”之“官”是就何种事物的品第而言。其次，更重要的是“乡品”一词涵义不很准确。因“乡品”与“乡邑品第”并非真由乡邑评定，而是由中正官评定，经司徒府批准，实际上与“官品”之确定出于一源，全都是封建王朝。而称“乡品”则会给人造成是民间评定品第之错觉。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将“乡品”改称“人品”，指士人德、才之品第，与“官品”角度一致，而不涉及由谁给予品第。据人品，定官品，合乎魏晋指导思想。“人品”一词也有历史根据。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品第就是九等。《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孙楚集》：班固人表“盖记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后汉书·郭太传》注引谢承《后汉书》，经郭太评题，“人品乃定”。《文选》卷四十沈约奏弹王源：“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当时虽重在门品，但仍反映士人德、才品第原称“人品”。故宋《愧郯录》卷十、《通考·职官二一》俱称“人品”。②。 所谓资，汉魏之时多称阀阅。如前所述，阀阅本来仅指个人前面已讲，考虑阀阅即功劳、资历之风，先秦己萌芽。可是直到东汉末年，从来没有在制度上规定，必须本人或父祖具有某种阀阅方可取得某些官位①。而至西晋却不同。由于“二品系资”乃硬性规定，加上中正官往往趋炎附势，故意抬高高官显贵及其子弟的人品等第，于是一种过渡性门阀制度，即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第差别，便逐渐产生。在这种制度下，高官显贵及其子弟往往据有人品上品，垄断选举，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②。它与汉代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的家族相比，存在显著差别。后者在制度上除有限制的父兄任出身外③，没有任何特权；子弟的大部分在
[一]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以现代历史学家独有的眼光，重新审视了门阀政治的产生、兴盛与衰败的全过程，并提出了严格的门阀政治仅存于东晋一朝的新观点。全书以东晋几大门阀士族的兴衰为叙述基本，从中窥探门阀政治的内在模式与变化规律。这几大士族包括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与太原王氏。除了门阀士族，本书也大篇幅论述了京口重镇的经营与流民帅问题。笔者于前几日浅读此书，自觉个中观点新颖前瞻，学术价值极高，故而著文以概述本书观点，并欲略谈笔者浅识。 本书从门阀政治的开端，即“王与马共天下”讲起，从两晋之间社会大背景出发，阐述了门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王与马共天下”的雏形形成于西晋八王之乱末期成都王司马颖与东海王司马越对峙期间司马越与王衍的结合。东海王司马越与琅琊王衍的结合，既有地域相系的原因，又是政治结合的结果。不过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此时的琅琊王氏只是司马越幕僚中重要士族之一，并未达到东晋“共天下”的局面。而从司马越阵营中分化出的司马睿与王导的结合，才真正成为门阀政治的开端。 继之而起的是颍川庾氏。以庾亮为代表的颍川庾氏是门阀政治的巩固者。书中着重描写了颍川庾氏与琅琊王氏在地方与中央权力上争夺的激烈状况，焦点在于江州的争夺。随后是谯郡桓氏和陈郡谢氏，这两者把东晋门阀政治推向高潮，着重表现为淝水之战的胜利。孝武帝时期，门阀政治逐渐衰落，表现为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等皇族谋求皇权振兴并使皇权政治逐步走向正轨。随着太原王氏的衰落，门阀政治走向了终点，北府兵将领刘裕和道教徒孙恩、卢循成为其掘墓人。 田余庆先生在书中始终强调，门阀政治存在的一大条件是皇权不振。自琅琊王司马睿移镇江左，他急需依靠琅琊王氏在侨姓士族中建立声望，并且在吴地立住脚跟。司马睿本身的声望较卑微，对门阀士族的依赖性就更深。这就为东晋一朝皇权不振的局面买下了伏笔。而门阀士族通过与皇族的合作，提高了社会声望，增强了社会影响，更助长了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从这一点中可以窥见到皇权政治与门阀政治间微妙的关系。田先生把门阀政治称为皇权政治的变态，总体上仍然把它归结于皇权政治。这也是终东晋一朝皇权虽微，国鼎犹存的原因，门阀士族依然需要依靠微弱的皇权来维持家族地位。 门阀政治存在的另一个条件，即为士族专兵。书中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京口重镇的经营问题，并且始终可以窥见荆扬交锋对东晋政局的巨大影响。郗鉴经营的京口重镇成为士族之间全力争夺的焦点。而流民帅出身的郗鉴也很好的起到了士族之间、尤其是荆扬士族之间的缓冲作用，成为拱卫建康京师最重要的武装力量。而此后谢玄组织的、依靠京口兴起的北府兵，成为淝水之战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刘裕的带领下成为晋朝的掘墓人。此外，荆州的军事力量主要依靠襄阳一带的流民武装，成为荆州与扬州中央相抗衡的重要砝码。从士族专兵中，我们可以看到流民帅与士族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东晋最重要的武装力量来自流民，最重要的政治角色属于门阀士族。士族为保持其在东晋朝廷的独特地位，必须手握重要兵权，因此有士族与流民帅的合作，如郗鉴与琅琊王氏的合作。同时，掌握兵权的流民帅与士族并非完全一个阵线，双方也不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在共同利益上毕竟有所出入，因此两者又有相互猜忌甚至敌视的情形，比如苏俊祖约的叛乱。 本书中也着重强调的一点是，门阀士族一个重要的原则在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平衡。构建这种平衡格局的关系主要包括皇族与门阀士族的关系，门阀士族与流民和流民帅的关系以及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皇族衰微，却依然维持，门阀士族依然顾及晋朝名位的存在，这从门阀士族反对桓温篡晋可见一斑。流民帅与门阀士族的平衡上文已简述。至于门阀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一种对内的激烈竞争和对外的共同对敌。内部的竞争体现为家族利益在国家政治格局层面中的矛盾。外部的团结对敌表现在对待北方少数民族与国内其余有碍门阀政治的政治
一、中古门阀世族贵族体系与中古良贱体系形成过程中得同步性??我认为,魏晋时期， 世族地主得兴起及地主阶级内部士庶等级身份得划分与该时期各类劳动者、依附者身份得多层次化、凝固化，共同构成了中古身份等级制度得完整系统。??自东汉以来，随着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势力得发展,社会已出现了由古代社会向中古社会转变得征兆。作为秦汉时期等级身份高低主要标志得二十等爵位制,已经瓦解。布衣之士,包括一般地主在内,已经很难通过事功进入政治舞台。世家豪族地主阶层,因其对经学得传习,逐渐垄断了政治上得各种特权，形成了门阀贵族。而“编户齐民",此时也由于对地主依附关系强弱得不同，而不再平“齐”,出现了多层次得分化.一个新得有别于秦汉得身份等级系统逐步形成。??世族得兴起与其世代传习儒家经典有着直接得关系.而儒家礼教得核心则就是强调等级名分，因而以经学起家得世族只要有可能,总就是企图建立起尊卑贵贱等级森严得身份制度及财产占有制度。汉代董仲舒以来,面对土地兼并得严重及小农得大量破产，众多儒生们一再提出重建等级秩序得主张甚至付诸实践,无不以失败告终. ?三国时期,曹操以社会上世族豪强控制部曲奴婢得方法建立起屯田制、士家制,及至其子曹丕执政时，“赐公卿客户耕牛”,公开承认了世族地主占有依附民得合法性。在孙吴政权与蜀汉政权中，也出现了承认权贵地主占有依附者合法化得倾向。西晋时期更出现了系统得占田荫客制度，将世族地主占有土地与劳动者合法化。政府对世族地主土地占有及劳动人口分割得承认,就是以现实生活中世族土地所有制得发展及其对劳动人口控制得强化及依附人口身份得降低为基础得。世族地主在取得政治、经济各种特权得过程中，为巩固自己得特权地位，一方面要严格地主内部得士庶之分、保证世族自身对政治经济特权得垄断，另一方面,则努力扩大自己得依附队伍并将其身份固化，以确保对劳动人手得占有。 总得来说，东汉至魏晋时期世族地主得形成、大土地所有制得发展、依附关系得强化以及人口得锐减，使对劳动人手得争夺空前激烈,而一般民户为保全性命，亦主动投附豪家大族。这些原因都促成了依附关系得急速发展及依据依附关系强弱不同而形成得身份等级得多层次化与复杂化。这中间，以身份世袭为特征得世家大族得形成,与同样以身份逐渐世袭为特征得各类依附民、贱民身份得形成大体就是同步得，绝非偶然. ??南北朝时期，特别就是北魏时期,在统治者利用汉人世族进行得汉化过程中，一方面明确了包括少数民族贵族在内得门阀贵族体系，同时也确定了良贱身份体系，特别就是通过均田制度，强化了良奴之分，其门阀贵族系统与良贱身份制度得许多内容,大多为隋唐统治者所承袭。① 二、中古门阀世族贵族体系与中古良贱体系在唐前期得情况? 中古门阀制度在南北朝时期已出现衰微迹象，经隋末农民战争，更进一步走向式微,但不可否认得就是,唐中叶以前得社会经济大体仍就是南北朝隋朝社会经济得延续,唐初得社会性质与魏晋南北朝隋朝得社会性质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得区别。唐前期社会仍就是以关陇贵族、关东世族及江南世族占主导地位得门阀贵族土地所有制，部曲佃客奴婢仍就是地主土地上重要得劳动者。同时,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经过长期得发展，至隋唐时期也臻于完备，这集中体现在隋唐法律中关于良贱身份制度全面、系统、严密得规定. ??唐初基本得土地制度没有变，自然经济得现状没有变，占统治地位得地主阶层没有变,商品经济依然落后,唐初制定得律令,在经济方面,以维护大土地所有制及均田制下得等级土地占有为主要目得。均田制得作用就是两方面得,一方面它承认与维护现有得地主土地所有制及部曲佃客制,另一方面它限制土地兼并，保护自耕小农得稳定性。其基本目标则就是保持现有经济体系得稳定性、保证中央得赋税收人。?
浅析门阀制度下的门第观念 沈鹏宇 摘要两晋南朝几百年的历史, 基本上是门阀士族掌握政权。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均与门阀士族有着密切的关系。门阀士族, 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文化上拥有特权，同时也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为维护其特权，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尤其是门第观念，企图保存其所谓“血统”的纯正性，严格区分了士族和庶族之间的界限，使东晋南朝成为中国历史止最典型的门阀等级社会。 关键词门阀制度士族庶族门第观念 门阀是以特殊的等级形式( 门第) 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贵族特权集团。他们以宗族为钮带拥有自己的门生、故吏、宾客、宗族、佃客、部曲, 构成强大的政治势力。门阀世族出现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封建国家的财产及权力再分配, 均以门第为主要标准。门阀以外的地主称为寒门、庶族, 门阀与寒门不仅政治地位不同, 而且社会地位非常悬殊。所谓门阀制度，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对门阀士族的政治经济特权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予以确定的制度。门阀制度确立后，封建国家的地主阶级政权的本质是门阀势力集团的政权。所以，在这个时期，门第对人们的影响十分巨大，其门第观念深入人心。 一、门第观念尤其是士族对其重视的原因 （一）保证其社会地位的优越性。门阀世族是一个特权阶层, 在政治上是“累世经学”、“累世公卿”, 甚至出现“四世三公”的显赫家族。如弘农杨氏, 从东汉太尉杨震起,到东晋“自立门户承籍,江表莫比”
的杨佳期止,代代高官,前后有三百年的历史, 泰山羊氏在汉时就是“七世二千石卿校”,西晋时为皇室的姻亲而又是镇南大将军的羊枯,是其后人；吴郡陆氏,其先人陆阴是东汉光武帝的尚书令,世世显贵,到孙吴时的陆逊、陆抗更是朝中要人。这些世禄之家,有的形成于汉,亦有不少是在魏晋之后才取得士族的地位的。所以这中家族上的荣耀以及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殊地位，使得士族对其社会地位具有十分强大的优越感，他们不会允许有人来打破这种优越感，尤其是与庶族、寒族往来。 （二）垄断国家政治生活。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特权的集中表现, 是政治的独占性, 即世代垄断高官重位, 中央朝廷一切清贵官职几乎均为士族把持, 成了统治阶级中的宝塔尖。所以，要保持对政治的垄断，他们就必须将其掌握在自己人的手中，即士族的手中，他们不会允许其他人从其手中夺走，尤其是他们认为是比他们低贱的犹如草芥的庶族。 早在东汉中后期就已出现“选士而论族姓阀阅”[1]的社会现象, 战国以来“举人贡士,或起吠亩,不系阀阅”[2]的清明选举已不存在了, 代之而起的是“以族举德, 以位为贤”[3]的选举政策。尤其是曹魏以后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度, 使官品的升降大都操纵在世家大族的手里, 久而久之, 便造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4]的局面。清代学者赵翼说:“高门华阀, 有世及之荣; 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5]东晋南朝完全承袭了这一传统, 使门阀制度达到鼎盛。东晋政权是由北方南迁的世家大族和江南原有的世家大族联合建立起来的, 因而重要的官位都由世家大族们充任。如琅娜王氏的王导任宰辅, 王澄任荆州刺史, 王敦任扬州刺史,并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 一时人们称“王与马共夭下”。[6]又如
浅析士族制度形成的原因 摘要：中国古代的门阀士族制度，是一种颇具特色的政治制度。它的产生有非常复杂的背景，既与统治者追求长久统治的目的有关，也与士族本身的综合素质和统治者的能力、声望密切相关。 关键词：士族；士族制度；特权 中国古代官宦人家的大门有两根柱子，左边的称为“阀”，右边的称为“阅”，用来张贴功状。后人就把世代为官的人家称为阀阅、门阀世族、士族。发展到后来，士族成为一个累世高官、享有特权、生活糜烂的特殊阶层；国家也把家世作为选官、任官标准，即形成了维护士族特权的士族制度。对于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士族制度，近现代以来，有多位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如田余庆的专著《东晋政治制度》；余英时的专著《士与中国文化》；唐长孺的《南朝士族的衰落》；朱绍侯的《从户籍和里伍制度中看东晋南朝的阶级关系与士族地位的变化》……都阐述了士族制度的特点、衰落等。但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它的形成，却论述较少。有鉴于此，笔者在这篇论文中，试图通过士族制度形成的过程，来探讨其形成的深层原因。 一、汉武帝“崇儒”政策推动了士族形成 （一）武帝之前士与宗族的关系 西汉政权是刘邦带领一群谋臣勇将东征西战打拼而得来的，但士人未发生重要的作用。此时高祖阵营里的儒生，如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战国时的单身“游士”没什么分别，他们除了知识之外，别无其他社会凭籍。叔孙通虽带了一百多个学生，但在天下未定之前，一直被冷落一边。唯一例外的是萧何，却有特殊的原因，他举宗从征，完全是为了去高祖之疑。 我们可以从名士主父偃初期的情况得到证明，《史记·主父偃列传》记偃之言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后偃拜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吾或十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门。”事实告诉我们：在武帝之前士与宗族还没有打成一片。此外，如流传颇广的朱买臣的故事，也具有同样的社会意义。其所以如此者，最根本的原因是武帝前的士未能普遍地确定地取得政治地位，因此也就不能形成士族。 （二）武帝“崇儒”后士族的发展 但在西汉中后期，士人已不再是无根的游士，已经具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具体地说，便是宗族；换言之，其背后已附随了整个的宗族。士与宗族的结合便逐渐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 “文景之治”后，西汉社会已经有很大的发展。到武帝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刘家天下，他开始变“无为”为“有为”，采取了许多措施：为了消除诸侯王势力，实行推恩令、酌金夺爵；为了防止地方官不力、不忠，实行刺史监察；为了防止武将权势太盛，危及政权，对武将多有防范；为了防止丞相权威过重，建立了“中朝”决策。还有更为重要的一项是，为保刘家天下长治久安，采用了独尊儒术、重用儒生政策。此政策一经策定，社会上便开始崇尚儒学。之后，官僚多以经术起家，儒生们授徒讲学，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其子孙们继承家学，继续为官，士与宗族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东汉后期门阀制度的萌芽 东汉后期是门阀制度的萌芽时期。 东汉的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②。它们以弘农杨氏“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为其鼎盛标志。然而这些家族贵宠的取得，主要依靠乡举里选，通经入仕，建立在个人才德和儒学传统基础之上，特别是在兴起的前期。 ①唐兰：《“蔑■”新诂》，《文物》1979 年第5 期；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1978 年第2 期。两位先生具体训诂略异，大体意思则同。 ①南朝前期指宋、齐，北朝前期指魏太武帝至孝文帝时期。 ②田余庆：《论东晋门阀政治》，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 年2 期。 大约到了东汉后期，经过长期的酝酿、演变，门阀制度开始萌芽。仲长统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①。这是汉代著作中第一条将选士与“族姓”联系在一起的材料②。所谓“族姓”，或作“姓族”，当指世家大族。《后汉书·朱穆传》：“侍中..皆用姓族”。章怀注：“引用士人有族望者”。同书《独行陆续传》也称：“世为族姓。祖父闳..建武中为尚书令”。同书《张堪传》称：“为郡族姓..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受业长安..诸儒号曰圣童”。《群书治要》卷四五引《昌言》说得更清楚，王侯子弟“生长于骄溢之处..其行比于禽兽也。..故姓族之门不与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常）不和睦，闺门不洁盛耶”。可见仲长统虽反对选士论族姓，却仍赞许姓族之门风。这种“姓族”，王侯愿与通婚，而它竟加以拒绝。联系上引材料，除了世家大族，还能是别的哪种社会力量呢。 《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谓衣冠，即衣冠之族，亦即世家大族。《后汉书·党锢尹勋传》：“家世衣冠，伯父睦，为司徒；兄颂，为太尉；宗族多居贵位者”，是为证。衣冠家子弟自以为当得富贵，不谢人恩，这与仲长统选士而论族姓之说，正好一致。 然而从仲长统把选士论族姓视为“一俗”，将它与“交游趋富贵之门”等庸俗行为等量齐观①，又证明这不过是一种社会风气，远没有形成经国家认可的制度，顶多只能算是这种制度之萌芽。前引《英雄记》提到衣冠子弟自以为当得富贵，然而又限定必须是“有材秀者”，这与后来纯以或主要以门地选士，存在明显区别，反映东汉后期是一个过渡时期，“衣冠子弟”已有一些特权，但“材秀”仍是重要标准。所以公孙瓒在“衣冠家子弟”下提到另一类型“善士”也自以为当得富贵，同样给予压抑。按“善”本吉、美、德行好之义。《后汉书·党锢传序》称党人多“名士”，又说“皆天下善士”。而党人正以德、才著称，见党锢各传自明。可见公孙瓒所以在“衣冠家子弟”之下紧接着又举“善士”，绝非偶然，正是东汉末当得富贵者中，德、才标准仍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反映。又《英雄记》称公孙瓒“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称“庸儿”，也证明主要着眼点不在门第。 更能说明门阀制度在东汉后期尚未形成的材料，是《后汉书》中的《陈寔传》、《郭太传》。他两人尽管出身贫贱，可是因为“博通坟籍”，或“天下服其德”，不但深受公卿士大夫尊礼，陈寔还多次被推为三公之选，死后“司空荀爽（出身名族颍川荀氏）..并制缞麻，执子孙礼”。这在门阀制度形成之后，是不可想象的。《三国志·卢毓传》：毓于曹魏之时两为吏部尚书，前后历五、六年，“于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反映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选举思想和制度，仍重在德、才，反过来也就更加证明东汉后期选举论“族姓”，只可能是一种风气，门阀制度仅处在萌芽阶段。 ①《意林》卷五引《昌言》。 ②至于仲长统所说“阀阅”一语，则出现较早，见《后汉书》中《章帝纪》、《韦彪传》。不过指的是被选举者个人的功劳、资历，这与“族姓”不同。
魏晋门阀制度及官僚士族研究 09060202 09法学2班鲍琼芳 摘要门阀士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权阶层。门阀制度起源于两汉, 在魏晋时期获得了较快发展，经西晋至东晋达到其鼎盛时期, 东晋末便开始转向衰落,到唐中叶以后最终在历史上消失。本文通过研究门阀制度的发展历程以及官僚士族的代表王谢家族的兴衰，大略的了解门阀政治与官僚士族对社会政治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魏晋门阀制度王谢家族兴衰 一．魏晋门阀政治的发展史 1.魏晋以前的分爵制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分封爵位的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据相关资料记载，自禹建立夏朝，开启了奴隶社会的新纪元，就设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的爵位。商朝改设公侯伯三等，及至西周时期，周王分封天下，复设五等爵位。先秦时期的分爵制基本延续了这一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一般实行赐爵分君制，历史上著名的战国四君子就是该项制度的产物。后秦国统一了六国，实行商鞅变法。该变法对分封爵位的制度经行了改革，基本废除了原来的五等爵位，新设二十等爵制，意在奖励军功，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汉朝的特点是大分同姓王，加强家族的统治力。各王在自己的领地内有独立征税，发行自己的货币，设立一般等级的官员，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后来这些王的实力逐渐壮大，威胁到中央集权，在汉武帝时期又通过实行“推恩令”，再次分封土地，改王为侯，削弱了地方的势力。从而形成新的封王制度①。 2.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 曹魏时期已经正式废除了二十等爵制，转而实行分封列侯制。后来司马氏能够推翻曹魏政权，建立西晋王朝，很大程度上仰仗了士族的支持。为了维护士族利益，巩固统治，司马氏重新启用五等封爵制，同时通过实行分封同姓王的措施，最大限度的给予了士族大家的经济政治利益。这种经济政治的优势逐渐衍生出一种新的制度——门阀制。 3.门阀制产生发展的条件 门阀制在两晋时期发展到顶峰，是各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两晋时期大力推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通过设立中正官，对各地的士人的家世，行状进行考察，从而确定任职品级的选官制度。它是察举 ①《晋代分爵制及其与门阀士族地主的关系》，倪春莉，大同高专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