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制度》以时间为线，氏族为章，讲了影响东晋政局的六个门阀士族，在最后又谈及了门阀制度的终结。整本书的脉络可以说是根据时间顺序，也可以说是根据东晋门阀士族“上位”的家族顺序来写。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的关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读过以后让我觉得东晋真是一个最好的年代，这么多士族都能通过自身的努力上位，体会一下掌权的感觉，东晋又是个最坏的年代，哪个士族也没能顺利的一直掌权下去。你方唱罢我登场，就是这个时代门阀政治的最佳诠释了。
以下为对应门阀士族表：
在整本书中我重点阅读是的是：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它分为：
一、桓温先世的推测
二、桓彝事迹杂考
三、永和政局与永和人物
四、桓温北伐与东晋政争
五、简文帝遗诏问题
五个部分，首先作者在开篇依旧是先考证桓温其人的身世。作者由桓温篡位之后执意只置一庙，庙祭及于父而不及于祖这一点和孙吴的庙制相类比，说明桓温的家族很可能是“孤微发迹”。并且根据比较可靠的《世说人名谱》中桓氏第六世中名讳缺失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推测出第六世可能就是受刑被诛的桓范。并且从桓范的身份，才学，嘉平之狱事件以及桓范的名讳序次多方面考证，更加确定了其推断的合理性。同时又单写一节关于桓范郡望的问题，充分说明了桓范既出谯沛，又被曹爽所敬，所以被嘉平之变牵连也是必然的。
然后作者并没有直接写桓温的问题，而是从其宗族开始写起，一是考证了桓温的身世，二是也有助理解后来桓氏在门阀政治中的表现。先写桓彝身世，通过其在《名士录》、《群辅录》中没有记载说明了桓彝在西晋并没有令誉。同时作者又通过桓彝的身世和年龄等证据指出了文献中有可能误记的地方（当然作者在整本书中都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纠正
了很多文献中的问题）。桓彝跻身“八达”志在立功，但由于不受王、马信任而受阻于江北，只能做荒县一令，更说明了其原来位望之低。虽然历史也记载桓彝同“八达”一样使酒放纵，作者并没有根据这一表面现象就认为桓彝已经真的不问世事了，而是结合和桓彝前后的经历，说明了桓彝只是刻意附庸风雅以图以后能跻身于上流，将桓彝这个人物分析的非常透彻。
作者从文献中两处关于桓温的记载中找到关于太原王氏和陈郡谢氏都称桓温为“兵”的内容，经过一番考证作者认为“兵”一词在当时是对桓温的的一种蔑视，也说明桓温家族在当时也不受重视。
最后作者指出《条举氏族事件》中所列谯国郡姓中桓氏居其一，就认为桓氏从东晋到唐代一直兴盛是缺乏理由的，因为桓氏家族能够进入东晋门阀政治中也很大程度是机遇使然，再加之上述原因，在魏晋之后就基本已经沉沦。
在后面一节讨论永和政局和人物的问题的时候，作者再次展现了对缺乏文献记载的事件进行考证的功力。在永和时期国家相对比较平静，但是复杂的政治斗争还在继续。而桓温的兴起给建康造成了压力。而这一时期斗争的焦点主要在江州和豫州这一中间地带，但是《晋书》中对于王羲之、徐宁、桓云等人出刺江州的记载都缺乏具体年份，作者利用了几件大事进行了推断，庾亮之死、王允之之死、桓云母死。这些大事都有比较明确的时间记载，并且和作者想要分析的人物有一定关联，而后作者从这些人物的政治立场、人物关系以及这些大事时间关系推断出前后继任江州的人物分别为王羲之、徐宁，从而出永和时期桓氏并没有能够把控江州的结论。同时就豫州来说桓温并没有在谢万被废后立即取得豫州，只到太和四年才入手，综合以上两点能够看出自永和元年到太和四年的二十五年中，桓温向下游发展也是受到很大阻力的。最后，作者也把这种势均力敌的政治格局作为永和时期安定局面的一条原因。（感觉作者每段的分析含金量都很大，每条材料都用尽用，逻辑严密让人佩服）
然后作者讲到了桓温的三次北伐，第一次和第二次北伐作者认为桓温只是做出姿态，从而消耗东晋内部其他士族的力量，而第三次北伐桓温在外虽败，但是对内却取得了内部斗争的胜利，控制了中枢。
作者对桓温本人的评价不同于大部分学者从民族斗争的角度出发，褒奖桓温北伐业绩的态度，而是认为桓温实质上是以北伐为手段，增进威望和实力用于篡位。我觉得这种观点是更加中肯的。联系当时北方民族势力不断兴起的背景来看，这种北伐的成果是难以被巩固的，对于东晋的稳固也是没有长远意义的。
所以深入阅读了桓温系列问题后我反思到，自秦汉帝国建立以降，中国政治之发展，即进入一皇权政治之格局之中。在此格局下，“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他社会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甚至东汉宦官外戚擅权，也只能视为专制皇权发展到空前强大水平而出现的皇权旁落现象。掌握了皇帝（通常是婴幼的或弱智的皇帝），等于掌握了一切权力，因而弄权者得以假皇帝之名行事。这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
(75)古代的门阀制度与姓氏族谱 古代的门阀制度与姓氏族谱 广西贺州董全吉 《汉书·地理志》载：“周爵五等，而士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五十为附庸。盖千八百国。”。《史记》云：“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门第势力兴起，有九品官人法的产生。盛行魏晋南北朝盛行官修合谱，朝廷举才先察访其家谱，任用显赫人士为官，是谓世族。中国古代社会重视血统延嗣论，贵族永远是贵族，老祖宗是何身份，尤为重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任用世族豪门，选人一以“家世门第”为准，南宋《通志·氏族略》：“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郡望始于魏晋门阀制度的盛行的时期，唐朝为盛。各个州郡都形成了一批公认的高门大姓，当时称为“士族”、“右姓”等，为标榜自己是某地的望族，显示贵族身份。所谓“高门大姓”。隋唐科举制的实行动摇了士族的政治基础。先有黄巢之乱，继有五代之分争，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至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
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正因为古代谱牒不复存在，加上迁徙的频繁，宋朝之后，私家修谱，各姓氏修谱也都有了合理的修谱想象空间，如此每一个姓氏与支系都是名门望族了。互相攀比，毕竟过去很多无法考究，族谱挤满了历代的有名人物。谁也无法说不再门当户对。 1、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谱牒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1门阀制度加速谱牒盛行 殷商时期，已有刻在金属武器上的家族世系，谱牒则形成于西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存在的官修谱牒和私修家谱并重局面,到了宋代呈现了官修公谱废绝和私修家谱兴盛的趋势。是农民起义反抗压榨，对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遂大行其道制度的打击。门阀制度始于西汉，形成于东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选拔官吏管只要翻出族谱，出身名门，就有得大官做。士大夫于无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绅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权，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士、庶这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
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一) 门阀士族的形成、发展及其衰落是中国中古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汉唐之间，士族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的统治力量，对于六朝士族的认识和研究直接关系到对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理解和把握，长期以来，士族问题的研究一直是魏晋南北朝领域一门古老而又常新的“显学”。 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士族”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内涵：政治上的累世贵显，经济上的劳动占有，以及文化上的家学世传，是几个最基本的衡量界标。缺乏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士族”。魏晋间南北朝时期的地方大族，一是以强宗豪族为核心的地方武装集团，即堡坞主，永嘉之乱后，这种地方武装在北方普遍建立；二是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熟谙封建统治术的士大夫。二者也常常合而为一，即以士大夫而兼为堡坞之主。１]六朝时期的大族，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不同形态，即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征的地方豪族，和以官宦为标识，以文化为特征的名家大姓。一般说来，地方豪族大多掌握着一定数量的依附人口，拥有一定规模的宗族武装，在地方保持着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除个别成员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居乡为豪，或出任县令、郡守等地方官吏以及主簿、功曹等地方属佐，其家族成员一般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多以武干见长，因豪侠知名。由于宗族和地域的限制，他们的势力多局促于本贯，尚未突破乡里的界限。比较而言，名家大族的地域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郡望只是其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标志之一。这些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才干，凭借自身的家学与门第，能够较为顺利地进入王朝上层统治圈，成为当朝辅望或封疆大吏。他们的政治势力与社会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地域的局限，而有一种普遍化的倾向。 大陆学界在对六朝士族的实际研究中，使用了“世族”、“势族”、“豪强”、“大族”“世家大族”等学术概念，以考察和探究不同类型的地方大族的演进和发展历程。一研究史的回顾本世纪上半叶，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学者对六朝士族的认识，开始超越清人“江左士族无功臣”的表面归纳，杨筠如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王伊同的《五朝门第》等专着，开始着手从制度、婚宦等方面入手，疏理相关史料。 一代史学宗师陈寅恪先生在他的《书世说新语文学条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崔浩与寇谦之》、《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等文章中，对魏晋之际的社会变动和统治阶层的分化、东晋士族的历史作用、北朝大士族与鲜卑统治者的关系，梁陈之际的社会变动与江南土豪的兴起等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２]应当承认，陈寅恪先生对士族问题阐释是粗线条的，未形成完整体系，但陈寅恪先生从种族、家族、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和考察问题的方法，直接影响了一代学风。 唐长儒先生是中国大陆六朝士族研究的奠基人。他的论述集中收录在《魏晋南北朝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三部论文集中。３] 关于魏晋之际士族的形成，唐长孺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指出，东汉以来培养滋长的大姓、名士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但决不是所有汉末大姓、名士都能在魏晋时成为士族，唯有在魏晋时期显贵的家族最有资格成为士族。《士族的形成和升降》指出,士族形成在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保证了士族的世袭特权，对于士族和士族中高低序列基本上不决定于“冢中枯骨”,而取决于眼前的权势。 关于南朝士族的衰落，唐长孺先生在《南朝寒人的兴起》中作出了精辟的阐发，指出南朝时期士庶区别的日益严格，其深层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寒人的势力发展产生了士庶混淆的危险，这并不表示门阀势力的强大，自矜门户只是这一时期门阀士族抵御皇权和寒人侵渔的消极手段。 关于士族制度和政策，唐长孺先生在《九品中正制度度试释》中认为:九品中正制配合汉代门阀的发展而起了巩固门阀制度的作用，但在门阀制度业已确立并为士庶区别制造了理论依据之后，这一制度已不重要，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士人荫族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指出，
士族制度 士族制度的形成、鼎盛和衰落（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虽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状态，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士族制度、均田制是这一时期初创的政治、经济制度。 士族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从历史上看，士族制度有一个萌芽、形成、充分发展（又称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我们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把士族制度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 运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士族制度的产生、发展、衰落消亡的过程和科举制度产生的必然性。 这些有功的大臣以及他们的后裔为了彰显自己的业绩，所以在大门两侧竖立两根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阀阅指家族功绩、官历等。 这些身份地高位显的功臣，其权势往往不止一代，他们的后世子孙也在这种庇荫之下，通过各种途径，担任朝廷的要职，形成家族、姓氏势力。于是，人们称呼这样的家族为门阀。一些朝代甚至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了门阀所享有的特权，这就成为了门阀制度。 1、概念： 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世族又称门阀土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 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寒门。 2、特点（特殊地位） (1)政治上： 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 (2)经济上： 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自给自足、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品官占田荫客制为士族制度提供经济保障；） (3)社会生活： 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4)文化上： 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 3、演变 (1)萌芽（东汉）
六．学员书评 本书名为《东晋门阀政治》，自然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这“门阀”二字，何为门阀。“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时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广义上的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狭义地讲，门阀制度特指魏晋时期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世家大族控制朝政所依附的制度。而本书作者田余庆所论证的门阀政治更偏向于狭义的门阀这一概念，但并不完全相同，作者认为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是皇权政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这与之前的学者所认为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有所不同。作者在书中论证了其观点的合理性。在我阅读此书时同时查阅了其他冶史者的不同观点作为对比。 在论述门阀政治时从其认为的开端“王与马共天下”讲起，从两晋之间的社会大背景出发，阐述了门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王马结合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晋八王之乱后期司马越与王衍的关系。惠帝末年和怀帝时期的西晋朝廷，以司马越、王衍为核心操持政局，有士族名士装点其间，实际上是“王与马共天下”最早的一种组合。这种结合既有政治因素，又有一定的地域相系。不过此时的“共天下”并未达到东晋时期的局面，应该注意的是由司马越、王衍在洛阳的关系派生出司马睿和王导在徐州下邳的关系，这才是门阀政治的真正开端。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根本原因是东晋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西晋统治者进行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的永嘉之乱毁灭了几乎全部的西晋王室，由于皇族劫余无多建邺的司马睿更不得不依靠具有号召力的士族琅琊王导。这即作者在书中所提起的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之一皇权不振。 在对门阀政治的维持方面作者认为颍川庾氏起了很大的作用。庾亮在王导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巩固了门阀政治。其体现在，在王导受王敦之乱急于保护家族利益之时庾亮抵抗住了皇权对门阀政治的一次重大反抗。作为门阀政治
学校：贵州大学学院：人文学院 专业：历史年级：081 姓名：孔祥涛学号：080501110109 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制度的发展演变与国家命运 摘要： 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长期处于分裂对峙状态，未能形成全国性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政权更迭频繁，但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其中门阀士族制度就是这一时期特有的，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这一制度的特点。门阀士族制度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个萌芽、形成、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这一制度在这些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并对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门阀制度在这一时期盛行，不仅垄断了经济、政治、军事，同时还垄断了文化，所以这一时期的门阀士族在国家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国家的政权的稳定以及盛衰兴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这种制度又需要依赖国家而存在，国家的政策以及皇权的发展都会影响这一制度的发展，所以国家的盛衰兴亡、国家政策以及皇权也反过来影响了门阀士族的壮大和缩小。 关键词： 门阀士族制度特点发展过程关乎国家命运门阀士族特权 国家命运影响门阀士族制度 正文： 特点：门阀士族在政治上享有世代为官的特权，经济上可以按官品占田和本人及家属、衣食客、佃客等免除赋役的特权。除此之外，他们还有逍遥法外权。西晋王朝对士族犯罪每从宽惠，不论定罪和量刑都另立标准。士族犯罪，按照“八议”⑴，即按照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可以减刑和免刑，或者用金钱来赎罪。所以后来东晋熊远说：“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⑵谈到门阀
士族制度自然不能忘掉这一时期特有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九品”即士人分为九等，“中正”是评定士人的官，多由世家大族担任。因此，九品中正制就成为士族地主巩固其政治特权的有力工具。当时，家世是定“品”的唯一标准，所谓“计资定品”，就是以门资、官资作为决定品弟的依据。世家大族利用这一制度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 门阀士族制度与国家命运：门阀士族制度不是在魏晋南北朝突然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西汉武帝以后，两件事深深影响了门阀士族制度的形成：一是大土地所有制发展，二是儒家被定于一尊；一些大地主与儒学相结合，就可以世世代代做官。他们被称为“士族”或“世族”。 孙吴政权仰赖东汉以来江东地区业已成长起来的世家大族作为它的政治基础。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东汉以后，“选士而论姓族阀阅” ⑶，一批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开始形成。东汉中后期已经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地方大族基本上垄断了地方政权机构，其中不乏世代为朝廷公卿的显贵家族，他们族大宗强，世代宦官不觉，被称为世家大族。东汉末年政治纷争及社会动荡时期，世家大族极为活跃，三国魏、蜀、吴政权的创立，或多或少都与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有关，之所以能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与世家大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吴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之上，江东世家大族的盛衰也与孙吴政权的强弱息息相关。孙吴时期是江东世家大族政治势力急剧扩张的时期。孙权继兄统事之后，迫于内外严峻形势的压力，开始积极争取江东世家大族的全力支持，孙氏政权开始了与江东世家大族之间的政治合作。江东世家大族进入孙氏政权之后，凭借其雄厚的地方势力基础，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迅速扩张力量，并对孙吴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孙吴政权的前期，由于与世家大族保持和睦的关系，孙吴的国势也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到了中期，由于江东世家大族的政治过度扩张，他们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开始恶化。到了孙吴后期，孙吴国势更加衰落。虽然江东世家大族竭力支撑危局，但是政局
东晋南北朝前期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 东晋及南北朝前期是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时期。 魏晋时期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阀制度，东晋以后逐渐转化成按血统高贵与否区别的门阀制度，出现了“膏腴之族”、“华族”、“高门”、“次门”、“役门”等长时期内一般不因官位有无、高低而发生变动的社会等级。北魏孝文帝也进一步接受这种门阀制度，广泛推行。 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 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有三： 一、人品的评定由西晋“二品系资”，犹重德、才，进一步演化成完全以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下为标准，德、才已不在考虑之列。即所谓“凡厥衣冠（冠族华胄），奠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宋书·恩幸传序》）。因而后来便出现了“门地二品”之用语①。官职的清浊，升迁之迟速，是否达到五品以上清官高位，全都与门阀或门地是二品还是卑庶相适应。《晋书·王述传》：出身第一流高门太原王氏，“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官品七品清官）”。王导是东晋开国元勋，他不依德、才，而依门第辟人，自开一代风气。《南史·谢方明传》：出身第一流高门陈郡谢氏，东晋末刘穆评他与另一著名高门济阳蔡廓曰：“谢方明可谓名家驹，及蔡廓，直置并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就是说单凭门阀，两人今后就有资格当三公（官品一品），何况还有才干。总之，这个时期一般不再是官品决定人品和门第高下，而是门品决定官品。至南北朝，高级士族特权更加制度化。南朝前期有“甲族（高级士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低级士族）以过立试吏”之格，见《梁书·武帝纪上》。第一流高门依惯例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北朝前期魏孝文帝“制定姓族”，全盘接受并推行魏晋以来门阀制度，任用官吏，“专崇门品”，形成“以贵承贵，以贱袭贱”②。 二、户籍上的士庶界限，一般说不再是以九品官品之有无，而是由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低来划分。《宋书·宗越传》：“本为南阳次门（即低级士族，不服徭役）”。东晋未地方长官赵伦之发觉户籍混乱，乃命长史范觊之加以整顿。范“条次氏族，辨其高卑”，宗越被改定为“役门”，需服徭役。后来宗越以军功升为“扬武将军（官品四品），领台队”，“启太祖（宋文帝）求复次门”，许之。可见，“次门”、“役门”是按“氏族”血统“高卑”决定的；而且一般并不因家族中是否有人出仕及官位高低而变化。否则，如果仍像西晋那样，依官位区分士庶，则宗越已有四品扬武将军军号，自可依军功升迁，荫亲属、荫客，何必请求皇帝批准改回“次门”，按特殊情况处理呢？请求皇帝特批本身，就表明按制度“役门”无法改变。这也就是说，自东晋以后，按制度庶人凭才干虽能取得官位，却无法升为士人，家族在户籍上仍为“役门”。 三、在社会风气上，士庶界限森严，即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①《宋书·范泰传》。又《晋书·桓玄传》：“二品子弟”，亦门地二品。②《魏书·韩显宗传》。 士族如与比庶人地位还低的工商杂户通婚，刘宋时曾规定“皆补将吏”①，即降为比“役门”还贱的兵户、吏家；北魏则规定“犯者加罪”，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②。士族如与庶人通婚，虽打击没有这么重，也会成为门阀之玷。南齐士族王源与寒族满氏联姻，竟遭到御史中丞沈约弹劾，请求免王源“所居官，禁锢终身”。③《魏书·公孙表传》：表孙邃、叡乃堂兄弟，只因叡母出自高门渤海封氏，本人又为第一流高门清河崔氏之婿，而邃母出自雁门李氏，“地望县（悬）隔”，二人声望便大不相同。以至善人伦的祖季真“每云：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所谓“当须好婚亲”，更重要的倒不在吉凶会集时人们礼遇高低，而在它涉及仕进升迁的迟速，官品的上下。《魏书·韩显宗传》：称“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宦”指官之清浊，“婚”就是看是否有“好婚亲”。这和《晋书·杨佺期传》“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的记载，时间虽相差约一百年，精神可说完全一样。此外，《南史·玉球传》：出身第一流高门琅邪王氏，任吏部尚书。“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宋文帝），上尝命球..与之相知。球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 田余庆东晋侨姓门阀士族的主要来源 导语：世家大族和士族，都不是确定而不可移易的名称，史籍中所使用的称谓本来非常混乱，论者钩稽，竟得二十余种之多。本书选用这两个名称，一是为 世家大族和士族，都不是确定而不可移易的名称，史籍中所使用的称谓本来非常混乱，论者钩稽，竟得二十余种之多。本书选用这两个名称，一是为了求得用词的一致，一是由于这两个名称反映现实比较准确。东汉著名的宗族，特点是“世”和“大”，即世代承籍和聚族而居。他们在地方有实力，不论是居官或不居官，社会影响都比较强大。但是，居官者即令是累世公卿，在朝廷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实权。而魏晋士族，其特点是世居显位。士者仕也。[1]只要他们权势在手，濡染玄风，而又慎择交游，取得名士[2]地位，就算士族。反过来说，士族身分又可以巩固权位。当然，士族权位的轻重也因时而异，在魏和西晋，士族还得依附于皇权，而东晋居高位的士族，其权势甚至得以平行或超越于皇权之上。 世家大族和士族，我们以汉魏之际作为分界线。世家大族的发展处在一个相对和平安静时期，他们崇尚儒学，沿着察举、徵辟道路入仕，罢官则回籍教授。至于士族，则或以乱世经营而得上升，或预易代政争而趋隆盛。他们一般以玄风标榜，沿着九品官人之法出仕。当然，这也只是大体言之，并非每个宗族的发迹都如此整齐划一。 就魏晋士族而言，他们在两晋之际，在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之中和以后，又出现了一次大分化。他们有的死守北方旧居，有的播迁江左。大体说来，真正根深抵固、族大宗强的士族，特别是旧族门户，往往不肯轻易南行，例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弘农杨氏等等。甚至于与司马睿关系甚深的河东裴氏，都宁愿留在北方，甘冒风险。也有少数 生活常识分享
鲍照（约415年～470年），字明远，南朝宋文学家。被认为是南北朝时期文人中成就最高的，与颜延之、谢灵运合称“元嘉三大家”。本籍东海（东海治所在今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但鲍照家乡在现在的江苏连云港市）；一说上党（今属山西），可能是指东海鲍氏的祖籍。鲍照家世寒微，但很有志气，有一妹鲍令晖，也善文学[1]。他的青少年时代，大约是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带度过的。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鲍照26岁，据史载，曾谒见临川王刘义庆,毛遂自荐，但没有得到重视。他不死心，准备献诗言志。有人劝阻他说：“郎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鲍照大怒：“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可闻者，岂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之后，他终得赏识，获封临川国侍郎，后来也做过太学博士、中书舍人之类的官。但在门阀制度森严的社会里，他始终是“下僚”，不能有所作为，为此，胸中郁结着愤愤不平之气。后因宫廷内部斗争，死于乱兵之中。 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刘义庆病逝，他也随之失职，在家闲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做过一个时期始兴王刘浚的侍郎。 宋孝武帝刘骏起兵平定刘劭之乱后，他任海虞令，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出为秣陵令，转永嘉令。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做了临海王刘子顼的幕僚，次年，子顼任荆州刺史，他随同前往江陵，为前军参军，刑狱参军等职，掌书记之任。孝武帝死后，文帝十一子刘彧杀前废帝刘子业自立，是为明帝。子顼响应了晋安王刘子勋反对刘彧的斗争。子勋战败，子顼被赐死，鲍照亦为乱兵所 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封建等级制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形成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盛行。中国古代官宦人家的大门外有两根柱子，左边的称“阀”，右边的叫“阅”，用来张贴功状。后人就把世代为官的人家称为阀阅、门阀世族、士族。西汉武帝以后，崇尚儒学，官僚多以经术起家。他们授徒讲学，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其子孙承家学，继续为官。久而久之，到东汉中叶出现了世代为官的大姓豪族。 形成： 一个主要的就是东汉建立者刘秀，建国后大封功臣，这就造就了第一批的豪门贵族。 发展：东汉后期，农民大量破产，土地兼并严重。造成了一大批的大地主。三国时期，由于战乱，农民大量破产，土地兼并
论门阀制度精编 Document number：WTT-LKK-GBB-08921-EIGG-22986
论《门阀制度》 学校：邯郸学院 院系：文史学院 班级：14历史专接本班 学号：20 姓名：韩晶晶
论《门阀制度》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这些有功的大臣以及他们的后裔为了彰显自己的业绩，所以在大门两侧竖立两根柱子，位于门左的柱子曰阀，喻意建有功劳；右边的称阅，象征经历久远，即世代官居高位。门阀，字面上的解释是“门第阀阅”，即累代权势显赫的世家大族。 门阀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对门阀士族的政治经济特权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予以确认的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地主阶级的一个特权阶层。最主要的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门阀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当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社会制度的成分是次要的。这种制度大体萌芽于东汉后期，初步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于东晋和南北朝前期，南北朝后期走向衰落。 东汉后期是门阀制度的萌芽时期，东汉后期，豪强地主享有许多特权，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逐渐成为名门望族。东汉的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在东汉后期，经过长期的酝酿、演变，门阀制度开始萌芽，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但是他们主要还是通径
察举的途径入仕为官，朝廷取官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儒学修养和德才，而不是观其门第和家族社会地位的高低，不过，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凭借家族阀阅入仕的风气。 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创行的九品中正制，对门阀制度的形成，在形式发面影响很大，使得士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政权，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当九品中正制与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阶层变化相结合之后，在官吏的选拔、任用上，呈现了最明显、最主要的特征：西晋的“二品系资”。所谓“二品”，乃中正品第。其衡量标准，本为德、才，可是西晋正式增加一个标准：资。换言之，如果资不够，即使德、才合格，一般也不能取得人品二品。这是门阀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资是按本人或父祖官爵高低来衡量，由于在九品中正制下，中正的品第经司徒府批准后，与吏部铨选上个人仕进升迁的迟速、官位的高下相一致，因而实行“二品系资”之后必然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只有具有较高官位的人及其子弟，可以获得人品二品；只有人品二品才具有铨选和升迁较高官位的资格；而有了较高的官位，又可以继续获得人品二品。这种门阀制度，而在这一阶段，德、才仍为评定人品极重要标准；户籍基本上还没有离开官位的士庶区别；由于德才仍
曹魏时期，九品中正制在巩固和配合门阀统治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对此，史学界亦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九品中正制一创立，就是为门阀统治服务的。如陈清泉、郑天禄在《略论九品中正制度的弊病及其影响》一文中指出“门阀士族的兴起产生了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度又巩固和发展了门阀制度”，即持这种观点。另一种意见认为，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起初“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魏末虽然有人出来反对九品中正制，但也只是反对中正与吏部分工不明，并没有指责专重家世之弊。一到西晋，人们议论便侧重于世族独占上品这一点上，九品中正制也是在这时不断受到有识之士的抨击和反对。因而主张在曹魏时期，专重“家世之弊”至少还没有显著，西晋时随着门阀制度的确立，九品中正制才充当了门阀制度的工具。持此说者有唐长孺先生。 关于九品中正制度的门阀化，我认为在曹魏之时注重门第弊病尚未显露。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从陈群创制到司马懿设立州中正，为九品中正制的初创阶段。这一阶段，由于门第不是定品的唯一标准，德才尚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故中正选举比较注重考察乡论，此制在选贤任能方面确曾起到积极作用。第二，自司马懿设立州中正到西晋建立，是九品中正制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随着以司马氏为首的世家大族逐渐把持政柄，中正的威权日益加重，无论中正的选任，还是选举标准的确定，都已呈现出明显的门阀化倾向，进人西晋，九品中正制终于完成了向门阀化转变的历史过程，成为巩固门阀统治的政治支柱。我们知道，九品中正制创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保持汉代以来乡举里选的旧传统。早在汉未建安年间，东曹椽何夔就曾上言曹操说“夔闻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闻，使长幼顺序，无相瑜越。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不肖之分，居然别矣”。曹操甚以为然。或以为何夔既云“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间”，唐长孺先生曾作过这样的论述，他说“因那时的选举仍然按照汉代旧规，人物评价重在考察而非考试，理论上评价最合乎实际的必然是观察最全面的，那就是乡里”。不过，所谓乡里清议，一般都是咨询某些大族、名士对于当地人才的评论而已。由此可见，在汉末丧乱，人士流移，察举制度业已遭到严重破坏的历史条件下，曹操尽管在政治上推行唯才是举，排斥清议的选举政策，但具体到选举任官时，仍然要兼顾到考察乡论的旧传统。因此，用人核之乡间，也就成了曹操统治时期选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到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中正定品依然注重采择乡论。如《晋书·卫曦传》载或池述九品中正制初行时的情形时说“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时选举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可见此制颁行伊始，中正主要是根据乡里清议和宗族舆论，并非依据家世阀阅，来厘定品第的高低，并以此做为吏
东晋的解释及造句 本文是关于东晋的解释及造句，感谢您的阅读！ 东晋拼音 【注音】：dongjin 东晋解释 【意思】：朝代，公元３１７－４２０，自元帝建武元年起到恭帝（司德文）元熙二年止。建都建康（今南京）。 东晋造句 1、对于东晋佛学与玄学的发展而言，支道林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2、这些思想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促进西晋简约清新的赋风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对东晋玄言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3、王羲之是中国东晋时代一个很有名的书法家，他从小就刻苦练字，从不间断，以后又吸取了各个不同书法派的优点，形成他自己独特的个性。 4、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对东晋玄言诗和宋代说理诗歌的批评存在一定相似度。 5、直到东晋以后，由于江左偏安的局势与玄、佛思想的熏陶以及江南明秀山水对士人精神的慰藉与刺激，才促使山水游记的全面兴起。 6、它们互相争奇斗艳，共同推动了东晋小说的繁荣。 7、同时，由于山水序还没有完全成为一种独立文体，恰恰使它成为最能体现东晋时代美学追求的文本样式。
8、东晋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阶段。 9、东晋的人也会写文章； 10、这一问题不仅是东晋玄学的困惑，也是此后中国哲学思想上还要激起广泛涟漪的问题。 11、征讨都督是在西晋末年出现的。在东晋时期，征讨都督为当时国家广泛使用，并且，在征讨都督的设置上，表现出明显的特点。 12、以袁山松为代表的东晋地记作家，为中国山水散文的形成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3、东晋国家严格控制征讨都督的设置权力。 14、道教的内容和形式在东晋南朝有著极大的充实和发展，此时期的道教逐渐发展成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宗教团体。 15、东晋时期，青瓷、铜铁冶铸工艺，特别是金银饰品工艺，已形成较强的地方特色。 16、东晋时“大开鼓铸”，使广州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冶铁业。 17、关于《山海经》图的记录均是东晋以后的记载。 18、虽然如此，东晋南朝设立侨州郡县、实施侨置制度，起码在当时仍然是利大于弊。 19、《抱朴子内篇》是东晋时期的一部重要的道教著作，其中保留了较为丰富的魏晋口语成分。 20、然而独立后的文学并没有在东晋被谁真的认为过“驾乎道德之上”，更没有在南朝取得过“高于一切说”的地位。 21、但琅琊王氏政治之基础毕竟是根深蒂固，其家族政治统治在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7010344532.html, 试析中国门阀制度的兴衰 作者：王瑜 来源：《大经贸》2018年第03期 【摘要】在由群众推动发展的漫长中国千年文明中，门阀制度被历史当做一种大胆尝试存在于汉王朝末期至隋唐时期五六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从东汉末期到隋唐初期中国经历着第二个大的动乱时期，门阀制度则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政治特征。因此了解门阀制度有助于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 【关键词】汉末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制度士族世族兴衰 地主阶级在我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占有统治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主阶级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每个时期的地主阶级也并不相同。所谓门阀，在史书中又称“士族”或“世族”。称“士族”是指他们掌握知识文化。称“世族”是强调他们世袭做官。而这个有文化又有世 代为官的门阀阶层掌握了从魏晋到唐前期的国家大权。士族门阀由最初的豪强地主逐渐演变成掌握国家大权的世家大族到最后被王权与寒门碾压与其自身的腐败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门阀地主的发展开叙述，有不足和错误之处敬请补充和指正。 一、萌芽和形成 西汉汉武帝以后，出现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制开始成熟，各地都涌现出了一批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另一个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政府以儒家经典的经籍、礼法为标准，逐渐成为取士的定制。人们以经籍为家学世代研讨，礼法也成为某些人家不变门风。这样，一部分地主富室与礼法结合起来，“经明行修”，就可以累世为官，从而形成了门阀地主。 世袭为官的门阀在西汉晚期已见端倪，但到东汉中叶以后才普遍。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门阀势族依靠自己几代家族做官的资本累积了一定的威望，对乡举里选有了一定的控制权利，造成选拔官员首先要看族姓阀阅，就是注重门第家室。尤其是祖先有功业的世家巨室，会受到特别的重视。世家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可优先。二是选举的官员并非都是出自世家大族本族子弟，而是控制更多所选官员作为自己的心腹死党。于是出现了以自身为中心，以众多门生故吏作为维护的政治格局。因此，门阀制度在东汉末年又突出表现为门生故吏的政治关系网。世家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势力表现出了垄断性质。但汉末时皇权较强，世家大族对官员的选举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所以此时的门阀制度尚处于萌芽时期。 二、发展及鼎盛 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世家大族势力大为膨胀，曹魏时期又确立了九品中正选官制。形成了按血缘关系区分来选官的门阀制度。
[一]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以现代历史学家独有的眼光，重新审视了门阀政治的产生、兴盛与衰败的全过程，并提出了严格的门阀政治仅存于东晋一朝的新观点。全书以东晋几大门阀士族的兴衰为叙述基本，从中窥探门阀政治的内在模式与变化规律。这几大士族包括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与太原王氏。除了门阀士族，本书也大篇幅论述了京口重镇的经营与流民帅问题。笔者于前几日浅读此书，自觉个中观点新颖前瞻，学术价值极高，故而著文以概述本书观点，并欲略谈笔者浅识。 本书从门阀政治的开端，即“王与马共天下”讲起，从两晋之间社会大背景出发，阐述了门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王与马共天下”的雏形形成于西晋八王之乱末期成都王司马颖与东海王司马越对峙期间司马越与王衍的结合。东海王司马越与琅琊王衍的结合，既有地域相系的原因，又是政治结合的结果。不过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此时的琅琊王氏只是司马越幕僚中重要士族之一，并未达到东晋“共天下”的局面。而从司马越阵营中分化出的司马睿与王导的结合，才真正成为门阀政治的开端。 继之而起的是颍川庾氏。以庾亮为代表的颍川庾氏是门阀政治的巩固者。书中着重描写了颍川庾氏与琅琊王氏在地方与中央权力上争夺的激烈状况，焦点在于江州的争夺。随后是谯郡桓氏和陈郡谢氏，这两者把东晋门阀政治推向高潮，着重表现为淝水之战的胜利。孝武帝时期，门阀政治逐渐衰落，表现为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等皇族谋求皇权振兴并使皇权政治逐步走向正轨。随着太原王氏的衰落，门阀政治走向了终点，北府兵将领刘裕和道教徒孙恩、卢循成为其掘墓人。 田余庆先生在书中始终强调，门阀政治存在的一大条件是皇权不振。自琅琊王司马睿移镇江左，他急需依靠琅琊王氏在侨姓士族中建立声望，并且在吴地立住脚跟。司马睿本身的声望较卑微，对门阀士族的依赖性就更深。这就为东晋一朝皇权不振的局面买下了伏笔。而门阀士族通过与皇族的合作，提高了社会声望，增强了社会影响，更助长了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从这一点中可以窥见到皇权政治与门阀政治间微妙的关系。田先生把门阀政治称为皇权政治的变态，总体上仍然把它归结于皇权政治。这也是终东晋一朝皇权虽微，国鼎犹存的原因，门阀士族依然需要依靠微弱的皇权来维持家族地位。 门阀政治存在的另一个条件，即为士族专兵。书中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京口重镇的经营问题，并且始终可以窥见荆扬交锋对东晋政局的巨大影响。郗鉴经营的京口重镇成为士族之间全力争夺的焦点。而流民帅出身的郗鉴也很好的起到了士族之间、尤其是荆扬士族之间的缓冲作用，成为拱卫建康京师最重要的武装力量。而此后谢玄组织的、依靠京口兴起的北府兵，成为淝水之战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刘裕的带领下成为晋朝的掘墓人。此外，荆州的军事力量主要依靠襄阳一带的流民武装，成为荆州与扬州中央相抗衡的重要砝码。从士族专兵中，我们可以看到流民帅与士族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东晋最重要的武装力量来自流民，最重要的政治角色属于门阀士族。士族为保持其在东晋朝廷的独特地位，必须手握重要兵权，因此有士族与流民帅的合作，如郗鉴与琅琊王氏的合作。同时，掌握兵权的流民帅与士族并非完全一个阵线，双方也不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在共同利益上毕竟有所出入，因此两者又有相互猜忌甚至敌视的情形，比如苏俊祖约的叛乱。 本书中也着重强调的一点是，门阀士族一个重要的原则在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平衡。构建这种平衡格局的关系主要包括皇族与门阀士族的关系，门阀士族与流民和流民帅的关系以及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皇族衰微，却依然维持，门阀士族依然顾及晋朝名位的存在，这从门阀士族反对桓温篡晋可见一斑。流民帅与门阀士族的平衡上文已简述。至于门阀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一种对内的激烈竞争和对外的共同对敌。内部的竞争体现为家族利益在国家政治格局层面中的矛盾。外部的团结对敌表现在对待北方少数民族与国内其余有碍门阀政治的政治
魏晋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 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 曹魏创行的九品中正制，对门阀制度的形成，在形式方面影响甚大，本章将在后面专门论述。这里仅研究一下：当九品中正制与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阶层变化相结合之后，在官吏的选拔、任用上，呈现一些什么特征。最明显、最主要的特征，便是西晋的“二品系资”。《晋书·李重传》：重上奏日，“如（癸酉）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放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此“二品系资”既为诏书承认，自为一种正式制度，而非仅社会风气。按李重上奏在惠帝元康年间，“二品系资”之制当建立于上奏之前，或许就在晋武帝太康末年。 所谓“二品”，乃中正品第，目的是“平次人才之高下”①，与官品不同。本文试称之为“人品”②。其衡量标准，本为德、才。二品是上品，应由德充才盛者取得。可是西晋竟正式增加一个标准：资。换言之，如果资不够，即使德、才合格，一般也不能取得人品二品。这在门阀制度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当官的功劳与资历。由于资历中可以包括功劳，多半体现功劳，逐渐便简称为资。后来资亦包括父祖的功劳与资历，于是又有了门资、世资等熟语。由于当官的功劳、资历与官位高低往往一致，所以“系资”的最简便办法，便是按本人或父祖官爵高低来衡量。《晋书·卫瓘传》：上疏称九品之制开始“犹有乡论余风”（指根据德、才评定），“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晋书·李重传》：司徒左长史荀组说，“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指霍原）为列侯..不应寒素之目”。可见，资即指爵位列侯，与卫瓘“居位”之说吻合。按卫瓘上疏于太康五年，“计资定品”大概不久就正式形成制度：二品系资。 总之，大体是先开风气，后定制度。由于在九品中正制下，中正的品第经司徒府批准后，与吏部铨选上个人仕进升迁的迟速，官位的高下相一致，因而实行“二品系资”之后必然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即只有据有较高官位的人及其子弟，可以获得人品二品；只有人品二品才具有铨选和升迁较高官位的资格；而有了较高官位，又可以继续获得人品二品。 ①《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傅子》。 ②长期以来所惯用的“乡品”一词，似不甚恰当。按“乡品”二字最早见《世说新语·尤悔》：温峤因被认为孝道有阙，“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意思是直到官高位显，在评定他的品第时，乡邑总不通过高品。这里“乡品”并非一词，而是乡邑给予品第之意。其用法与《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之“无乡邑品第”略同。把“乡”与“品”勉强凑成一词，与“官品”并举，其毛病首先是二者角度并不一致：“乡品”之“乡”是就由谁给予品第而言，而“官品”之“官”是就何种事物的品第而言。其次，更重要的是“乡品”一词涵义不很准确。因“乡品”与“乡邑品第”并非真由乡邑评定，而是由中正官评定，经司徒府批准，实际上与“官品”之确定出于一源，全都是封建王朝。而称“乡品”则会给人造成是民间评定品第之错觉。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将“乡品”改称“人品”，指士人德、才之品第，与“官品”角度一致，而不涉及由谁给予品第。据人品，定官品，合乎魏晋指导思想。“人品”一词也有历史根据。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品第就是九等。《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孙楚集》：班固人表“盖记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后汉书·郭太传》注引谢承《后汉书》，经郭太评题，“人品乃定”。《文选》卷四十沈约奏弹王源：“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当时虽重在门品，但仍反映士人德、才品第原称“人品”。故宋《愧郯录》卷十、《通考·职官二一》俱称“人品”。②。 所谓资，汉魏之时多称阀阅。如前所述，阀阅本来仅指个人前面已讲，考虑阀阅即功劳、资历之风，先秦己萌芽。可是直到东汉末年，从来没有在制度上规定，必须本人或父祖具有某种阀阅方可取得某些官位①。而至西晋却不同。由于“二品系资”乃硬性规定，加上中正官往往趋炎附势，故意抬高高官显贵及其子弟的人品等第，于是一种过渡性门阀制度，即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第差别，便逐渐产生。在这种制度下，高官显贵及其子弟往往据有人品上品，垄断选举，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②。它与汉代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的家族相比，存在显著差别。后者在制度上除有限制的父兄任出身外③，没有任何特权；子弟的大部分在
一、中古门阀世族贵族体系与中古良贱体系形成过程中得同步性??我认为,魏晋时期， 世族地主得兴起及地主阶级内部士庶等级身份得划分与该时期各类劳动者、依附者身份得多层次化、凝固化，共同构成了中古身份等级制度得完整系统。??自东汉以来，随着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势力得发展,社会已出现了由古代社会向中古社会转变得征兆。作为秦汉时期等级身份高低主要标志得二十等爵位制,已经瓦解。布衣之士,包括一般地主在内,已经很难通过事功进入政治舞台。世家豪族地主阶层,因其对经学得传习,逐渐垄断了政治上得各种特权，形成了门阀贵族。而“编户齐民",此时也由于对地主依附关系强弱得不同，而不再平“齐”,出现了多层次得分化.一个新得有别于秦汉得身份等级系统逐步形成。??世族得兴起与其世代传习儒家经典有着直接得关系.而儒家礼教得核心则就是强调等级名分，因而以经学起家得世族只要有可能,总就是企图建立起尊卑贵贱等级森严得身份制度及财产占有制度。汉代董仲舒以来,面对土地兼并得严重及小农得大量破产，众多儒生们一再提出重建等级秩序得主张甚至付诸实践,无不以失败告终. ?三国时期,曹操以社会上世族豪强控制部曲奴婢得方法建立起屯田制、士家制,及至其子曹丕执政时，“赐公卿客户耕牛”,公开承认了世族地主占有依附民得合法性。在孙吴政权与蜀汉政权中，也出现了承认权贵地主占有依附者合法化得倾向。西晋时期更出现了系统得占田荫客制度，将世族地主占有土地与劳动者合法化。政府对世族地主土地占有及劳动人口分割得承认,就是以现实生活中世族土地所有制得发展及其对劳动人口控制得强化及依附人口身份得降低为基础得。世族地主在取得政治、经济各种特权得过程中，为巩固自己得特权地位，一方面要严格地主内部得士庶之分、保证世族自身对政治经济特权得垄断，另一方面,则努力扩大自己得依附队伍并将其身份固化，以确保对劳动人手得占有。 总得来说，东汉至魏晋时期世族地主得形成、大土地所有制得发展、依附关系得强化以及人口得锐减，使对劳动人手得争夺空前激烈,而一般民户为保全性命，亦主动投附豪家大族。这些原因都促成了依附关系得急速发展及依据依附关系强弱不同而形成得身份等级得多层次化与复杂化。这中间，以身份世袭为特征得世家大族得形成,与同样以身份逐渐世袭为特征得各类依附民、贱民身份得形成大体就是同步得，绝非偶然. ??南北朝时期，特别就是北魏时期,在统治者利用汉人世族进行得汉化过程中，一方面明确了包括少数民族贵族在内得门阀贵族体系，同时也确定了良贱身份体系，特别就是通过均田制度，强化了良奴之分，其门阀贵族系统与良贱身份制度得许多内容,大多为隋唐统治者所承袭。① 二、中古门阀世族贵族体系与中古良贱体系在唐前期得情况? 中古门阀制度在南北朝时期已出现衰微迹象，经隋末农民战争，更进一步走向式微,但不可否认得就是,唐中叶以前得社会经济大体仍就是南北朝隋朝社会经济得延续,唐初得社会性质与魏晋南北朝隋朝得社会性质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得区别。唐前期社会仍就是以关陇贵族、关东世族及江南世族占主导地位得门阀贵族土地所有制，部曲佃客奴婢仍就是地主土地上重要得劳动者。同时,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经过长期得发展，至隋唐时期也臻于完备，这集中体现在隋唐法律中关于良贱身份制度全面、系统、严密得规定. ??唐初基本得土地制度没有变，自然经济得现状没有变，占统治地位得地主阶层没有变,商品经济依然落后,唐初制定得律令,在经济方面,以维护大土地所有制及均田制下得等级土地占有为主要目得。均田制得作用就是两方面得,一方面它承认与维护现有得地主土地所有制及部曲佃客制,另一方面它限制土地兼并，保护自耕小农得稳定性。其基本目标则就是保持现有经济体系得稳定性、保证中央得赋税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