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宪政的产生与发展
一、浪漫变迁的法国宪法：从1791年宪法到1958年宪法
（一）大革命时期的宪法：法国宪政的起点[1]
法国在大革命之前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拉开了推翻封建君主制走向共和制的序幕。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états généraux ）[2]在凡尔赛举行，之后不久，三级会议演变成国民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3]。6月20日，国民议会发表《网球场宣言》（Serment du Jeu de paume），宣称国民议会将一直续存至宪法制定通过之时。[4]后来，大部分教士代表和一些贵族阶层代表也陆续加入到国民议会之中。7月9日，国民议会又宣布改称为国民制宪会议（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ante）。1789年8月26日，国民制宪会议发布《人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此文件不仅确认了诸多个人权利，而且还宣告了国民主权原则和权力分立原则。[5]1791年9月3日，最终的宪法文本获得制宪议会通过，并在其后不久即被国王接受[6]，这就是法国近代第一部宪法——1791年宪法（Constitution de 1791 - 3 et 4 septembre 1791）。该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并对《人权宣言》中所宣告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了重申[7]。因此，1791年宪法标志着法国宪法发展演进的起点，后来法国各部宪法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此部宪法的一种回应。[8]
1792年9月20日，通过普选[9]产生的国民公会（la Convention）通过决议废除国王，并于9月22日决定法兰西自1792年9月21日开始作为共和元年，即法兰西第一共和。此外，国民公会还有一个基本目标，即制定一部新的共和宪法。政治立场相对立的吉伦特派（Girondins）与山岳派（La Montagne）先后主导国民公会拟定了两个宪法草案，最终山岳派的宪法草案于1793年6月24日获得国民公会通过并被提交公民投票，[10]这就是1793年宪法，即共和元年宪法（Constitution de l,An
I - Première République - 24 juin 1793）。作为法兰西第一部共和宪法，它重新拟定了
一个《人权宣言》[11]，在确认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对公权力的运作进行了设计，但其内容也显示了乌托邦的一面，在严峻的情势之下随即被束之高阁。[12]
1793年春以后，雅各宾派（Jacobins)日渐获得愈来愈多的统治权，其后来所实行的恐怖政策使得这个时期被称为“恐怖执政”（la Terreur）。直至1794年7月热月政变爆发，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被处死，雅各宾派专政即告结束。热月党人在清除恐怖政策和激进措施的同时，维护共和制并尽力保护革命成果，因此主张制定一部温和的宪法。1795年4月18日，国民公会任命宪法起草委员会，最终新宪法草案于8月22日获得通过，即1795年宪法，亦称共和三年宪法（Constitution de l,An III - Directoire - 5 fructidor An III, 22 ao?t 1795）。此宪法在前面的宣言中不仅宣告了人与公民的权利，也强调了义务，其正文一共有377条之多，是法国历史上篇幅最长的一部宪法。
1795年10月至雾月政变之前，督政府（régime du Directoire）统治下的法国政治生活动荡，可谓是内外交困。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给法国带来胜利和荣光的拿破仑发动政变，立法权被暂时搁置，行政权被授予三位临时执政以恢复秩序[13]。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临时执政府准备重新制定一部宪法。在宪法起草过程中，西耶斯以自己的法律素养与拿破仑的政治手腕展开较量，但最终诞生的1799年宪法即共和八年宪法（Constitution de l,An VIII - Consulat - 22 frimaire An VIII,
13 décembre 1799），却是一部根据拿破仑的意志拟定的新宪法，[14]因此，也有人
称其为拿破仑宪法。它一改大革命以来所形成的传统和前面几部宪法的基本做法，
不再将公民权利的宣言放在宪法正文之前，弱化了立法权，使行政权处于优越的地位，最终，第一执政拿破仑获得了全权。此宪法于1799年12月25日生效之后还被交付给公民投票，法国人民以高支持率表达了对拿破仑的信心。
（二）从拿破仑到拿破仑三世：左右徘徊的宪政
1802年3月25日，《亚眠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第二次反法联盟结束，暂时奠定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5月，法国各地陆续举行公民投票就“拿破仑·波拿巴是否应成为终身执政”进行表决，最终，元老院[15]根据投票的结果宣告拿破仑·波拿巴为法兰西共和国终身执政。[16]之后，1802年8月4日“元老院组织法令”（Le sénatus-consulte organique du 14 thermidor an X, 4 ao?t 1802）对1799年宪法进行了修改，亦称为共和十年宪法（Constitution de l,An X - Consulat à vie），该法令共83条，明文规定拿破仑作为第一执政有权指定继任者。
1804年5月18日，元老院又以法令的形式修改宪法，并就设立“法兰西人的皇帝”及其继承人问题征求公民意见，结果法国人民以压倒优势的多数拥护拿破仑为法兰
（Le sénatus-consulte organique 西人的皇帝。[17]1804年5月18日“元老院组织法令”
du 28 floréal an XII, 18 mai 1804）即共和十二年宪法（Constitution de l,An XII - Empire），该法令将终身第一执政作为法兰西人的皇帝，但依然坚持共和国的提法。事实上，法国在悄然之间已经完成了从共和国向第一帝国的转变。[18]
由于与反法同盟军队战争的失败，1814年4月3日，元老院与立法院宣布罢黜拿破仑。4月6日，拿破仑签署退位诏书放弃帝位，元老院决定恢复原来的君主制并通过了一项元老院法令（constitution sénatoriale），波旁王朝复辟。被召唤即位的路易十八在圣-图安（Saint-Ouen）发表宣言并提出其复辟的基本主张，他一方面表示接受自1789年以来的社会变革，尊重公民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宪政，一方面试图维系王朝法统，因此，他拒绝了4月6日的元老院法令，于6月4日签署了新的宪法文件，即1814年宪章（Charte Constitutionnelle de 1814 - 1ère Restauration - 4 juin 1814）。这是一个具有双重特质的法律文件，既恢复和确保国王的权力，又回应了时代发展和变革的需要。
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重返巴黎再度称帝，开始其百日王朝。4月22日，拿破仑向法国人民公布了一个帝国宪法补充条款（L,acte additionnel aux constitutions de l,Empire du 22 avril 1815 - Cent-jours）,旨在总结帝国制度的经验和教训，并吸收了1814年宪章的一些内容。[19]该宪法被提交公民投票并于6月1日获得通过，[20]但并未得到真正意义的实施。6月18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彻底失败。百日王朝结束后，立法院曾于6月29日制定了帝国宪法草案（la constitutions dimpériale），但在波旁王朝再度复辟之后，1814年宪章重新获得效力。
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7月27日—29日被称为“光荣的三日”（Trois Glorieuses），波旁王朝再次被推翻。巴黎的议会在逐条讨论修改1814年宪章的基础上迅速通过了新的宪章。8月9日，奥尔良公爵路易?腓立浦接受了修改后的宪章，并即位成为“法国人的国王”，七月王朝建立。8月14日，该宪章被正式公布，即1830年宪章（Charte de 1830, Restauration - 14 ao?t 1830）。[21]
1848年的二月革命结束了路易?腓立浦国王的统治，根据临时政府颁布的选举法选举产生了国民大会[22]，其同时作为制宪机构于5月17日任命了宪法起草委员会[23]。11月4日，宪法草案经国民大会通过，即1848年宪法（Constitution de 1848, IIe République - 4 novembre 1848）。此宪法宣告“法兰西是民主、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并确立了新的宪政体制[24]。自此，法国进入第二共和时期。
1848年12月20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总统。由于1848年宪法确立的宪政体制导致总统与立法议会的冲突，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解散国民议会，其后举行的公民投票对政变的合法性给予了追认。1852年1月14日，波拿巴公布新的宪法，即1852年宪法（Constitution de 1852, Second Empire - 14 janvier 1852）。此宪法表面上以普选制作为权力的渊源，实则确立了以总统为中心的专制政体，高度模仿共和八年宪法。[25]11月7日，参议院通过决议同意波拿巴作为“法国人的皇帝”，即拿破仑三世，并在11月21日公民投票中得到普遍支持。[26]1852年12月2日，法兰西第二帝国正式建立。列宁曾对1852年宪法作出评价，称它是“以一种特别丑恶的形式恢复了君主制”。[27]
1870年9月，法国在色当战役中失利，拿破仑三世被普鲁士军队俘获。9月4日，共和派组成的临时政府宣告结束帝制，新的共和国诞生。其后，共和派在与君主立宪派角逐中胜出，君主制复辟的可能性才彻底消失。1875年，国民议会在2月至7月之间先后通过了三部重要的组织法，即1875年2月24日参议院组织法（Loi du 24 février 1875, sur l,organisation du Sénat），1875年2月25日公共权力组织法（Loi du 25 février 1875, sur l,organisation des pouvoirs publics），1875年6月16日公共权力关系法（Loi du 16 juillet 1875, sur les rapports entre les pouvoirs publics），三者合起来即第三共和的宪法——1875年宪法（Constitution de 1875, IIIe République - 24, 25 février et 16 juillet 1875）。以三部法律一起来确立法兰西第三共和的宪政体制，这在法国宪法发展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此宪法在法国一直适用至二战结束，迄今为止也是法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部宪法。[28]
（三）从第四共和到第五共和：延续、传承与超越
二战结束之际，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Comité fran?ais de la Libération nationale，CFLN）于1944年6月2日宣布成立临时政府（Gouvernement Provisoi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aise，GPRF）。8月9日，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公布了一个法令（Ordonnance du 9 ao?t 1944），宣布1940年7月10日的宪法性法律以及维希政权制定的各项法令一律无效。同时，根据共和的精神，临时政府决定由人民选择是恢复到第三共和的宪法秩序还是另起炉灶。1945年10月21日，法国举行全国普选和公民投票，[29]通过了1945年8月17日法令（Ordonnance n° 45-1836 du 17 ao?t 1945），其中附加的内容被公布并生效，即1945年11月2日的宪法性法律（Loi constitutionnelle du 2 nov. 1945 - Gouvernement provisoire）。依此宪法文件，通过公民投票所选出的代表即制宪会议代表，负责起草新宪法。此结果意味着第三共和宪法被法国人民彻底抛弃，通过公民投票产生的制宪会议将担负起起草新宪法的使命，法统的延续问题从而顺利得到解决。
1946年4月19日，制宪会议（即第一制宪会议）通过一部宪法草案，即“四月宪法草案”（Projet de constitution du 19 avril 1946），但此宪法草案在5月5日交给公民投票表决时遭到否决而流产。[30]新选举产生的制宪会议（即第二制宪会议）又迅速制定出新的宪法草案并在10月13日公民投票中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31]10月27日，该宪法公布生效，即确立第四共和的1946年宪法（Constitution de1946, IVe République - 27 octobre 1946）。[32]此宪法规定设立两院制议会，总统并无太多实质性权力，总体上属于议会内阁制的宪政体制。在政府和议会的关系上，国民议会比较容易通过不信任案，而内阁提议解散国民议会的条件被进行限制，因此，国民议会对政府的制约是强有力的，政府对于议会则缺少有效的反制措施。此种制度设计使得议会相对而言居于优势地位，政府则处于劣势地位。1946年宪法的实施并未将法国带入到一个稳定有序的状态之中，各种政治力量不断进行分化组合，频频
洗牌，第四共和的政治过程可谓是险象环生。在很多国内问题上，政府无法有所作为。在国际舞台上，法国的外交政策也因此而摇摆不定，特别是在海外殖民地问题上屡屡受挫，[33]而这又和国内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法国政坛显得格外纷繁复杂、混乱无序。1946年宪法公布实施之后，曾于1954年12月7日通过了只有12条的宪法性法律（Loi constitutionnelle du 7 décembre 1954），对1946年宪法进行修改，试图改变内阁和议会关系的不平衡，以加强内阁的权力，但是效果非常有限。
[34]
戴高乐将1946年宪法所设计的制度称为是一种“病态的政治制度”，1958年的“阿尔及利亚事件”就是此制度所面临的一次最为严重的危机。正是在此历史条件下，戴高乐东山再起出任临时政府总理并决定先进行国内政治改革，而后再谋求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彻底解决，[35]而重新制定宪法就成了戴高乐政治体制改革中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36]早在1946年6月，戴高乐就在其贝叶演说中提出了他的制宪主张，但在当时并未被各方政治力量所接受。他在该演说中首先深刻地分析了法国人的民族性格、政治文化以及法国当时面临的政治困难和目标[37]，进而提出他关于宪政体制的设计。[38]戴高乐在演说结尾还引用希腊人和智者索伦的对话以表明其对此次制宪的关注：“希腊人曾经问智者索伦‘什么是最好的宪法？’智者回答说：‘先告诉我这个宪法是为谁制定，为什么时期制定。’今天，需要制定宪法的是法兰西和法兰西联邦的人民。需要制定宪法的时期危险而艰难！”
1958年6月，戴高乐获得了议会多项授权，其中包括修改宪法的授权，即1958年6月3日宪法性法律（Loi constitutionnelle du 3 juin 1958），[39]该项授权同时还提出了修改宪法必须遵守的原则[40]和限制条件[41] 。随后宪法草案的制定在戴高乐的亲自过问和领导下展开，而具体的草拟工作由其任命的司法部长米歇尔.德布雷（Michel Debré）主持。1958年9月28日，宪法草案被提交公民投票并获得通过，10月4日，第四共和最后一任总统勒内?科蒂（René Coty）将其公布生效，即1958年第五共和宪法（Constitution de 1958, Ve République - 4 octobre 1958）。此宪法序言中重申了对1789年《人权宣言》及1946年宪法序言的尊重，其正文部分包括：主权，共和国总统，政府，国会，国会与政府之关系，国际条约与协定，宪法委员会，司法机关，弹劾司法院，经济暨社会谘议院，地方组织，国协 (已废除)，结合协议，宪法之修改，过渡条款 (已废除)。这样，宪政体制被按照新的制宪理念重新进行设计，实现了戴高乐“再造共和”的设想，第五共和呼之欲出。
1958年宪法在实施之后迄今为止一共历经24次修改，[42]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次：（1）1962年11月6日通过公投立法（Loi n°62-1292 du 6 novembre 1962）对宪法规定的总统选举方式进行修改，实现了总统直选。（2）1974年10月29日第 74-904号宪法性法律（Loi constitutionnelle n° 74-904 du 29 oct. 1974）对于1958年宪法第61条第2款的修改，即关于向宪法委员会提交审查主体范围的扩大。[43]（3）因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批准，1992年6月25日第 92-554号宪法性法律（Loi constitutionnelle n° 92-554 du 25 juin 1992)在宪法中增加了《欧洲共同体和欧盟》一章。（4）2000年10月2日第 2000-964号宪法性法律（Loi constitutionnelle n° 2000-964 du 2 octobre 2000)将总统的任期由7年改为5年。（5）2005年3月1日第 2005-205号宪法性法律（Loi constitutionnelle n° 2005-205 du 1er mars 2005)将环境宪章（Charte de l,environnement）引入宪法。（6）由于里斯本条约的批准，2008年2月4日第 2008-103号宪法性法律（Loi constitutionnelle n° 2008-103 du 4 février 2008）对宪法关于欧盟和欧共体的内容进行修改。（7）2008年7月21日第 2008-724号宪法性法律（Loi constitutionnelle n° 2008-724 du 23 juillet 2008）对
法国第五共和宪政体制进行完善，以实现共和国机构现代化，这是第五共和宪法实施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宪法修改。
二、议会主权传统的坚守与嬗变：议会民主制的理性化
（一）主权、人民主权、议会主权
法国政治思想家J. 布丹（Jean Bodin）被认为是“国家主权理论的始作俑者”、“近代主权学说的创始人”、“国家主权理论之父”，其主权思想回应了法国君主集权制国家形成的需要，他所主张的主权具有不可分割、统一、永恒、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征。在其代表作《共和六论》中，布丹认为国家是被一个最高主权所支配的团体，所谓主权就是“在一个国家中进行指挥的……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它是“超乎公民和臣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44]此后，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和理论家对主权学说亦都有各自的创造和贡献。[45]
生于十八世纪的卢梭（Jean Rousseau）则在其代表作《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明确地提出了“人民主权”学说。他认为人民以社会契约为基础建立国家，其最高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主权就是人民主权。“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同样理由，主权也是不可分割的”[46]。“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对不可代表的”。[47]因此，卢梭的主权学说是和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相联系的，而置于最高的绝对的位置，他在《社会契约论》中这样描述公意：“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48]他将公意和众意进行了区分：“众意和公意之间经常总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当人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勾结；那么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 [49]。他特别指出，“为了更好地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别存在，并且每个公民只能是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如果有了派系存在的话，那么就必须增值它们的数目并防止它们之间的不平等，这种防范方法是使公意可以永远发扬光大而且人民也绝不会犯错误的唯一方法”[50]。同时，他还强调“立法权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属于人民的”，它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权力，属于主权者；而不像行政权那样只限于个别性的行为。
[51]卢梭所提出来的主权具有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代表，以及绝对性、至上性和不可侵犯性的特征，并以此为基础排斥代表制。卢梭的民主思想很快被人们所接受，并成为大革命时期的主导语言，托克维尔对此曾指出：“起初人们只说要更好地调整阶级关系，但很快就起步、奔跑、直奔纯粹的民主观念。一开始人们引证和评论孟德斯鸠，最后却只谈卢梭了。卢梭成了革命导师，并且始终是大革命初期唯一的导师”。[52]事实上，卢梭的这一具有明显的激进色彩的学说，不仅仅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预言，而且对于此后的法国社会一直产生着重要的影响。[53] 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当时的宪法文件在很大程度上都直接继承了卢梭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并体现了卢梭“人民主权”学说的基本精神和政治理想。《人权宣言》第3条明确宣布：“所有主权的原则的本质就在于国民享有。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第6条则明确提出：“法律是公意的体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任何人不得违反。”这显示了法国大革命者对于公意的普遍信赖，他们对于立法者的理性拥有充分的信心，因此，他们将不可度让的神圣的自然权利通过实在法的形式来规定。[54]而理性主义的倾向更增加了这样的判断，美国人在独立之后的那些年里，基于经验认识到法律的不完善性，同一时期的法国人则与此相反，理性主义使其乐观轻率地认为法律不可能不是完美的。[55]这样，法律至高
无上的地位就被确立起来，不仅仅司法机关不得对其进行审查，而且还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机关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都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法国后来的宪法发展过程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第三共和期间，法国有一个影响颇大的宪法学家马尔伯格(Raymond Carré de Malberg) ，[56]他主张应该区别国民主权（souveraineté nationale）与人民主权（souveraineté populaire）。在其名著《法律，公意的表达》（La loi, expression de la volonté générale）一书中，他进一步将法律和公意联系起来，使得法律的至上性与主权的至上性的联系直接建立起来，他宣称，第三共和不存在任何超越法律的宪法，且“解释应是立法者行为，这再自然不过了……换言之，审查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并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乃是议会在制订法律时的任务。”[57]他还主张应该抛弃第三共和的绝对议会制，在政府的行政权与议会的立法权的关系上，他更看重政府的行政权。
比较来看，诞生在同一个时代的美国《独立宣言》虽然也对自然权利学说进行了重申，但是在之后的制宪过程中，制宪者对于议会专权的做法始终抱有较高的警惕，正因为这样，美国国会才采取了两院制的设立，而之后的司法审查制度也比较顺利地得到确立。有法国学者进一步指出了这种思想和理念选择认同背后的历史原因：人权宣言第6条明确宣布“法律是公意的表达”，这显然就是当时这种惊人的法律哲学思想的明证。因此，在政治共同体中是不允许有小的群体存在的，这种政治共同体的概念来源于天主教历史上的教训，因此它是普世的。人权宣言第2条还规定了结社权，但是宣言对此则进一步限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自由、财产、安全及反抗压迫的权利。美国则是基于清教徒的多样化的传统，承认在大的社会环境中也有小的社会派别存在的必要。这在其宪法文件中得到了反应：其宪法第1修正案中明确规定，议会不得制定法律禁止和平集会的权利。[58]
从更远的历史背景来分析，公意的表达和人民主权与法国历史上的君主主权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和一定程度的关联，只不过是王权至上性通过国家主权的过渡形式转化为了人民的公意至上。在历史上，国王拥有主权，王权是最高的并且是正义和善的象征，是必要的法律。就是由于其最高性使得它可以高于其它各种特殊的意志，使它们都得到限制和束缚。国王可以召集王国的三级会议和各种政治团体，但是同时又可以超越于各种政治利益团体之上，并成为把它们团结起来的象征。作为国家主权的表达，法律成为最好的唯一可以保障反抗压迫和少数暴政的东西。法律是没有错的，对法律进行限制是无效的、荒谬的。法官对此也非常清楚，很难想象法官可以反对法律，因为对于什么是权利，只有法律才有权力说了算。[59]
事实上，比卢梭稍微早一个时代的孟德斯鸠则从分权制衡的角度主张立法权不是绝对的，也应该受其它权力的制约，他同时不主张直接代表制，而是认为“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然而，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诸多不便，因此，人民必须通过他们的代表来做一切他们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60]在法国宪法发展史上，也还有另外一些学者对于卢梭的公意说和人民主权学说提出过质疑，像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就对人民主权学说进行了反思。另外一些少数公法学家开始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现实，但他们仍然被卢梭的众多信徒包围着，因而他们首先要澄清宪法与立法之间的关系，并反驳立法权无限的理论。人民具有至上权力，这项权力通过宪法被同时委代给立法与司法机构。尽管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但他们并不具备超越宪法的权力，而是应被宪法所控制，且凡是试图超越宪法控制的立法都应被判决无效。宪法学家奥里乌(Maurice Hauriou)在
1929年指出：“根据国家宪法的规则，任何公共权力机构都不具备无限主权，使之在行使权力或履行职能时不受控制……不可控制的主权仅在于国家，且它完全不可委代。所有受到委代的主权皆可被控制。”[61]
在1923年的《宪法学教程》中，狄骥(Léon Duguit)全面反驳了卢梭的理论。他指出：“权利宣言体系的作用，乃是定义施加于国家之限制，因而普通立法者必须尊重其所形成的更高原则。宣言并不创造这些更高原则；它们仅识别并庄严宣告之……在理论上，任何当事人都应被授权在任何审判庭前提出违宪申诉，即宣称针对他的立法不能被法院运用，因为它抵触成文或不成文的更高法律(法语droit)；后者支配着普通立法者……根据1789年法国宪法和美国宪法的理解，承认分权原则的国家尤其应达到同样结果。根据这项概念，立法和司法权力在其相应领域内具备同样主权；它们完全互相独立，但它们具备一个共同的上级——选民权力。不论是立法还是司法权力，都不能做出抵触选民权力决定的行动。如果立法权力侵犯了宪法规则，那么它就不能把加入这一侵犯的责任强加于司法权力。在其自身领域内，后者仍然是独立主权。如果它被立法权力强迫去违反宪法，那么它在其自身领域内就不再是独立主权，且分权原则以及宪法至上的原则就遭到废弃。”[62]
（二）第五共和宪法基本目标之一：更为理性化的议会制度
1958年制宪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改变1946年宪法所设计的议会独大的宪政架构，以实现戴高乐所设计的“强行政，弱议会”的制宪理念。但是，自从大革命以来，人民主权的思想在法国已经深入人心，而人民主权的实现要借助于议会制度的运作，而且在第三共和期间议会主权和人民主权是基本上划等号的，到了第三共和末期和第四共和时期则出现了滥用的议会制度，特别是第四共和期间政党之间的倾轧和争斗导致议会权力的恣意妄为和肆虐。但是，鉴于议会制是法国的宪法传统，并非可以轻易地抛弃，只能对其进行改造。1958年制宪也仅仅是对议会制度进行微调，实现所谓的“更为理性化的议会制度”（un régime parlementaire plus rationnel）。与法国历史上传统的议会制度相比，第五共和宪政体制下的议会制度显得格外克制和内敛。
首先，议会的立法权受到限制。制宪者对传统的议会立法领域进行了分割，即划分了议会立法领域和行政立法领域，而且采用了列举议会立法范围，行政立法范围加以保留的方式，这样，议会的立法权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议会立法保留原则受到了挑战。对议会立法和行政立法领域做出区分是1958年宪法的一个制度创新，这主要体现在宪法第34条和第37条的规定上。宪法第34条通过列举的方法将法律可以涉足的范围限制在一些特定的领域，议会在这些领域里制定规则或决定基本的原则。[63]第37条第1款规定：“凡法律范畴以外的一切其他事项均属于行政法规性质”。对此，宪法第37条第2款和宪法第41条规定了相应的控制程序，宪法第37条第2款规定：“通过立法的形式介入到行政条例领域的法律条文，在征询最高行政法院意见后，可以通过命令来加以修改。本宪法施行后所制定的法案，则须经宪法委员会确认其具有前述行政条例的性质，才可以通过政府命令的形式加以修改。”而宪法第41条则规定，在立法过程中，如有法律提案或修正案不属于法律范畴或与本宪法第38条所赋予的授权内容相抵触，政府得提出不可受理的异议。如政府与有关议院议长发生分歧，宪法委员会得应循任何一方的请求，在8日内做出裁定。这两个程序性的设计都是为了防止议会的立法活动可能僭越到已经排他性地分配给行政立法的领域，这是制宪者精巧的设计，也是为了防范议会滥用权力而做出的别出心裁的安排。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宪法第37条第2款所规定的程序涉及到以立法的形式出现的法律规定，也就是由议会投票通过以法律形式表现但却介入
到了行政条例的领域。[64]宪法第41条则是立法过程中，由政府出面提交宪法委员会来对于可能超越其活动范围的立法活动进行审查。
另外，根据宪法第61条第2款规定，为了保证议会制定法律的合宪性，在法律未公布前，共和国总统、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参议院议长、60名国民议会议员或60名参议院议员（1974年10月29日宪法修改），可以提请宪法委员会[65]进行合宪性审查。那么，这是否也意味着这一条也可以被用来对议会立法活动进行控制呢？因为，第37条第2款和第41条都是有特定的目的的，针对性比较强，而61条则适用范围比较宽，是否可以据此来对宪法第34条和第37条所安排的立法领域的分离进行维护呢？应该说，这样的推断是合理的，但是宪法委员会在1982年7月30日宣布，宪法第61条第2款的目的是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控制，不能用来判断在议会立法和行政立法之间的分权，特别是不能用来保护行政立法的保留领域。
[66]这样，在涉及到议会立法和行政立法之间分立问题的时候，宪法第61条不能再用来防止制裁议会的立法侵权。
其次，在议会与政府关系上打破二者原来的政治平衡，放弃议会优先的原则，行政的主导地位日益巩固。这一方面体现在传统议会职权的萎缩和丧失，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议会和其它国家机关的关系上，特别是随着共和国总统的选举方式由选举团间接选举修改为由人民直接选举，议会在第五共和宪政体制下的地位江河日下。不管是在戴高乐强人政治时期，还是在后来的“左右共治”的特殊阶段，议会的作用都没有再凸现出来。在“双首长制”的宪法实践中，议会往往成为总统和总理争夺的一个重要阵地，成为决定总统和总理关系的重要“砝码”，也成为影响第五共和宪法秩序的重要一环，但是议会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提升。在议会和政府的关系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议会立法主导权的丧失，而政府获得了立法的主导控制权。宪法第39条规定，总理及国会两院议员均有权提出立法的动议。政府所提法律草案经谘询最高行政法院意见，由部长会议讨论后，送交国会两院任何一院讨论。政府所提出的法律案被称为“Les projets de loi”，一般将其翻译为“法律草案”，这是相对于议员们所提出的“法律提案”（Les proposition de loi）而言的。从法国宪法实践中来看，法律草案要比法律提案更容易受到重视，特别是由最高行政法院提出咨询性意见之后，其质量也普遍偏高。在审议过程中，议会的议事日程也并非完全由议会自己来做主，宪法第48条第1款规定，国会两院的议程，要优先审议政府所提草案及为其接受的提案。议会还要依照政府所订的次序来进行审议。另外，根据宪法第44条第3款的规定，在审议法案的过程中，基于政府的要求，接受提交的议院应该将辩论中草案的全部或那些涉及政府所提出或所接受的修正案的部份付诸于强制表决。这又是政府主导议会立法过程的一项制度设计，它可以迫使议会终止对于任何法案的讨论。除此之外，宪法第49条第3款更是规定了强制性的信任投票制度，即总理可以就通过某项法案为由，经部长会议讨论审议后，向国民议会提出信任案以决定政府的去留。在此情形下，除非在24小时内，不信任案的动议被提出，并依本条前款的规定进行表决，否则政府所提法案即视同通过。这是宪法赋予政府权力就自己提出的立法草案打乱正常的立法程序进行闯关，对于政府而言完全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设计。
再次，议会对政府的监督职能减弱。在第三共和和第四共和期间，国会拥有轻易实施的“倒阁权”，比如，第四共和宪法第45条就规定，总理和各部部长的提名需要得到国民议会半数以上的票数的批准。宪法第49条则规定，政府可以要求国民议会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La question de confiance），国民议会可以以绝对多数的投票（la majorité absolue）予以拒绝，即否决了政府的信任案，则政府必须集体辞职。
宪法第49条还规定，国民议会也可以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La motion de censure），如果国民议会绝对多数（la majorité absolue）通过了此案，则政府也要集体辞职。这些内容在1958年宪法中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中第49条对于不信任案问题（la motion de censure）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其第1款规定，经部长会议审议之后，总理就其施政计划或必要时就一般政策的宣告，向国民议会负责。第2款则规定，国民议会可以通过不信任案的表决来决定政府的去留。此项不信任案须经国民议会至少1/10的议员连署才可以提出。动议提出48小时之后，才可以进行表决。不信任案仅就赞成票核计，并须获全体议员绝对多数始能通过。如果不信任案遭到否决，原来的提案人在同一会期中，不得再提不信任案，不过本条第3款所规定的情况不受此限制。这一款应该是议会监督政府的核心内容，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其中对于提出信任案的人数，表决的时间，计算反对票的方式都做出了严格的限制，不利于议会对政府活动的监督。事实上，从1958年宪法实施以来，国民议会对于提出政府不信任而成功获得通过的仅有一次，即1962年的围绕总统选举方式的争议导致蓬皮杜内阁倒台，但这一结果仅仅是戴高乐所设计的宪法修改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已，甚至谈不上是议会对政府的监督。至于宪法第49条第3款，上文中已经提到，它当然也可以被视为是议会对于政府的监督的一种可能，但是由于表决的时间和计算反对票的方式都有利于政府一方，关键是这样的操作取消了议会对政府提出的某一法案的辩论权，要求议会直接进行表决，所以监督的意味也很淡，有人将其称为是所谓的“总理就某一法案抵押政府的政治责任”[67]。
总体而言，就法国宪政发展的过程来看，人民主权学说的提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打开了法国政治近代化的大门，而且随着法国政治运作过程中对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尊重，人民主权原则几乎成为法国近代宪法发展的起点和基础。而在人民主权实现过程中，议会主权则成为了重要的途径或模式，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强化，因此而具备了一, 定的独立性。议会主权原则在一定时期甚至成为法国宪法实践的基本原则，特别是第三共和、第四共和期间，议会至上的地位得以确立，议会在与行政的较量与竞争中也显得颇为强势，乃至于霸道，议会权力肆虐妄为已然成为这一时期难以化解的宪法难题。此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58年宪法的制定出台，而第五共和前五十年（1958—2008年）的宪法实践就是不断破除议会主权神话的过程。[68]1962年宪法修改赋予了总统更大的民主合法性，而设立之后一直保持默默无闻的宪法委员会在1971年“结社自由案”中的裁决则表明议会权力不可再超越宪法而不受任何限制，特别是以此案为起点，宪法委员会基于对法治国家坚决而彻底的追求，以其合宪性审查实践推动着法国民主制度从议会民主制到宪法民主制的发展。[69]随着议会的权力通过合宪性审查渐渐地被纳入到宪法框架之中，法国的宪政实践也被带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和阶段，人民主权基础上的宪法与宪法框架下的议会民主实践共同构成了今天法国宪政实践的基本命题和主要内容。
三、法国模式的分权理论与实践：立法优位下的二元司法
（一）立法优位主义的历史分析：大革命前后的法院
法国大革命前后法院的地位和角色有很大变化，在大革命之后，随着人民主权原则得到确认和接受，立法优位主义也成为基本的原则，法院在面对议会制定的法律的时候，更多的表现为尊重立法者的意志，而不轻易地表达与法律不同的声音。这种立法优位主义的确立既有大革命的因素，也有历史上的原因。
法国旧王朝统治时期（L’ancien Régime），司法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各高等法院（Parlements）拥有两项重要权力：法规登记备案权和根据有效法规作出裁判的权力。依据第一项权力，国家的一切法令在执行前须首先获得在高
等法院的登记，高等法院对国王所发布的法令可自行进行审查，如果它认为王室新颁布的法令违反了王室法律的基本原则或社会价值，则可拒绝适用。如果执行了尚未登记的法令，或该法令虽已登记但执行结果与法院见解相异，法院可认为该执行行为无效，并可处罚该官吏。这样就造成一个实质上的后果，即司法机关在审查立法。这样除了国王能掌握其私人顾问会议和专家顾问会议等机构的裁判权外，司法裁判权几乎完全沦落到代表地方贵族利益的高等法院，尤其是巴黎高等法院。在实践中，随着普通法院不断利用其手中的权力拒绝登记、执行其所不认可的法令，其逐渐形成对行政权强有力的制约，普通法院的司法权与代表王权的行政权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对立与冲突。
大革命为这种情况的改变提供了机会，代表整个国家的制宪会议与效忠国王的旧制度完全决裂，1789年8月4日，制宪会议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宣布封建司法体系的终结。[70]旧王朝时期的高等法院也被废除。[71]“1789年的人们抛弃了君主政体的一切机构，代之以由孟德斯鸠确定方向的各种权力间巧妙的平衡。……司法权完全独立于另外两种权力，而且这一权力也完全是重建的。”[72]1790年8月16—24日通过的法律试图确立立法权和其它权力之间新的关系，其中第10条规定：“法院不得禁止或中止经过立法机关制定国王批准的法令的实施，否则以失职罪论处。”第12条规定：“法院不能制定一般规则，但他们在认为需要时，可以向立法机关提出解释法律或制定新法的要求。”这意味着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确立了绝对尊崇立法权力意志的观点，立法者坚信其有能力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在绝大多数案件中，任何解释法律的要求都是多余的。第13条规定：“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不同，现在和将来永远分离，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行政机关的活动，也不能因其职务上的原因，将行政官员传唤到庭，违者以渎职罪论。”此规定即是基于历史上法院攫取国王行政权的经验教训，而通过法律的明确规定来将司法权和行政权分离。这一精神在1795年果月16日的法令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该法令第13条规定：“严格禁止法官审理任何的行政活动。”大革命时期的刑法典还规定，对于法官干涉立法权的行使，停止或中止法律的执行，以及干预行政权的行使，抵制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以失职罪论，并规定处以剥夺公权的处罚。[73]最高法院（la Tribunal de cassation；注：这是当时的名字）在1797年就作出决定：禁止法院停止或中止法律实施的绝对条件的规定并不存在任何的例外和理由。
应该说，大革命前后法院权力和地位发生变化有多种原因。一方面，大革命所带来的剧烈冲击和革命性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它在各个方面都开创了法国社会革命性改变的新纪元。“时间开始了”！这正如弗朗索瓦.傅勒所言：“在某种意义上，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1789年敞开了一个历史偏移的时期，终于有一天看到旧制度的舞台不过是一群影影绰绰的幽灵”。[74]俄国革命者亚历山大.赫尔岑对此则指出，1792年的人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们同整个旧制度决裂的彻底性，他们不仅谴责它的所有罪恶，而且否认它的一切优点，他们不想保留任何东西，他们要把罪恶的旧制度消灭得一干二净，以便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无暇的制度，他们不想做出任何妥协，他们不想让自己建立的新国家，对作为地基的废墟承担任何旧债。[75]另一方面，除了大革命带来的告别过去的彻底否定性的影响之外，人们对过去旧王朝时期法院的表现总体上是失望的，因此，革命时期通过的宪法所设计的政治体制禁止法官影响政治生活和立法机关的活动真实地反映了各种担心。有学者就指出：“法国对司法审查的反感，一开始来自大革命前地方贵族对司法权力的滥用。后来，司法审查被认为是维护任何既得利益的工具。”[76]1791年宪法在其第3章（公共机关）总论部分的第2条规定，国家的所有权力只能通过授权来行使。人民的代表
是立法机关和国王。第5条则规定，司法权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法官来行使。这意味着司法权亦是源于人民的授权。其关于司法权的第2节第3条特别规定，法院不得干涉立法权的行使，不得中止法律的执行，不得包揽行政职权或指出行政官员职能的理由。这些原则和规定在法国后来的宪法中又得到了重申，比如，共和III年宪法第203条就规定：法官不得干涉立法权的行使，也不得制定规则。法官不得停止或中止法律的执行，也不得指出行政官员行使职权的理由。这样的规定使得法官的职权不得被扩展，而仅仅是在严格地适用体现了人民主权的法律，它不得解释法律，不得滥用权力，不得确立规则，如果需要解释的话则必须交由立法者。这一切都体现了法国对于人民主权原则的理解和认识，并且在实践中转化为对于法律优位主义的接受。
（二）特殊的分权理论和实践：立法优位与二元司法
权力分立原则源于洛克的学说，他提出在政治权力之间要有必要进行分工，应该由不同的人来行使这些权力。[77]但是，法国的分权理论和实践则直接受其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学说影响甚大。孟德斯鸠则是根据英格兰的制度和实践，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78]，他进一步指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民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79]自从孟德斯鸠明确地提出分权学说，国家权力之间的分立作为国家权力分配的基本原则就得到法国人的接受，其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1789年人权宣言中明确的宣告，其第16条规定：“凡个人权利无切实保障、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Toute société dans laquelle la garantie des droits n,est pas assurée ni la s éparation des pouvoirs déterminée, n,a point de Constitution）。
Fran?ois Luchaire教授就认为之所以法国历部宪法中都重新确认他们对1789年《人权宣言》的忠诚，但却不规定任何的司法机制来予以保障，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国宪法思想的渊源，即卢梭和孟德斯鸠的宪法思想。卢梭以古时候对自由的理解来解释自由，对于他而言公民参与制定法律，那么公民就是自由的，自由的基础是民主，拥有民主宪法就完全能够实现自由。而孟德斯鸠则认为自由和权力分立相联系，在这样的政体里，权力制衡权力，就不必再害怕专制主义。制定法律的议员也要和其他的公民议员受制于同样的结果，因此，他们是不会投票通过对他们自己和其他公民的权利产生侵害的法律。[80]
当然，关于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的影响还要和法国后来的制度演进的具体过程相联系进行分析，因为同样深受孟氏理论影响的美国却发展出来了法院以其司法审查进而攫取到了“护宪的特权”。而孟氏所考察的英国则发展出了一种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融权。孟氏也主张，法律的发展与民族个性、历史甚至气候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因此，理解法国宪法制度的发展不能简单地靠理论的分析和学说的梳理，[81]还要联系其制度演变的过程和历史文化背景进行考察。联系上文所谈到的旧王朝时期法院的作法，由于其在法国历史上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使得法国大革命后在分权学说的指导下进行的制度设计体现了严格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对于这一历史过程有学者是这样解释的：“法国法上行政与司法机关分立原则（le principe de la séparation des autorites administrative et judiciare）的历史
比权力分立原则还要悠久。在旧政权时代（大革命以前），因为没有政府公报，国王的法令必须在法院(Parelement)登录，法院遂拥有登录之权(droit d’enregistrement)，后来法官借助审查国王令函是否符合皇家的基本法规与市民的共同利益，逐渐从一单纯行政作业转变成实质的审查，因而无可避免具有政治上的角色。政府为了维系行政的优越，抵制此种情形，不仅衍生许多特别的委员会、审判权，以避开法院的制裁，另外还特别于1641年郑重提出行政与司法分离的敕令(l’Edit de Saint-Germain-en-Laye de février 1641)。因此，行政与司法机关分离原则并不是为了权力的分离以保障人权，相反的是为了保障行政免于法院的干涉，换言之，是为了维系君主专制政权。”[82]
应该说，法国历史传统上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并非一种分立基础上的制约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解读为一种原始司法审查权的渊源。基于这种制度和实践而形成的法国人对司法权的特殊理解和认识，其中包含着对于司法权的一种防范，甚至是一种恐惧司法的情结。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形成了法国独特的分权制度设计和实践的基础性理论。大革命时期不仅禁止司法机关干预立法，而且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严格分离，禁止司法机关来对行政机关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纠纷进行处理，这就是后来设立行政法院并进而形成双轨制法院体系的原因。有学者就指出，这些有关的法律规定反映了法国人对分权原则的理解：行政机关不能行使司法权，同样，司法机关也不能行使行政权；裁决行政纠纷的活动属于行政权的范围，裁决其他纠纷的活动属于司法权的范围，行政纠纷应由行政机关处理，不应由司法机关即普通法院处理，否则便是司法权代替行政权。这也使得行政机关获得了很大的独立性，并且导致了法国所特有的行政纠纷解决专门机构——行政法院的产生。[83] 在其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最高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的角色也不断发生变化，并最终获得了可以与普通法院相提并论的地位，特别是行政法院的宪法渊源也通过后来的宪法委员会来予以确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二元化的司法体制是分权原则在法国宪政体制和宪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并成为了法国分权模式独特的内容。
四、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确立及其实践：从元老院到宪法委员会
合宪性审查机构的建立是宪政实践基本的制度性保障，从世界各国的宪法制度设计和发展演变的趋势来看，基本上有两种模式，即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前者为普通的司法机关进行违宪判断，属于分散式的；后者则是设立专门的宪法裁判机构，属于集中式的。法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合宪性审查机构是宪法委员会（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虽然并非专门的法院，但是其在法国宪政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和宪法法院非常接近。尽管宪法委员会在设立之初也曾默默无闻，但是在其稳住阵脚之后成功地进行转型，在各个领域均有可圈可点的表现，不但成为第五共和的重要机构，也成为公民权利的保护人。但是，如果考察法国宪法的发展过程，虽然建立合宪性审查机构的呼声和尝试一直没有停止，但总的来说法国在这方面的实践非常有限。大革命时期的宪法接受了权力分立的思想，因此对于司法机关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介入或妨碍议会立法权进行了防范。这几乎成了法国后来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底色，除了个别的特例之外，普通法院几乎一直拒绝挑战法律的有效性。[84]其后在一些时期断断续续地存在着的合宪性审查机构仅仅构成了政治体制的装饰和点缀，其合宪性审查职权的行使和作用的发挥并不充分，但是，这一切则成为了法国宪法的个性和传统，使其后来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无法轻易地摆脱和超越。因此，考察法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建立和演进的过程也是理解和认识法国宪政发展的重要一环。
（一）元老院(Sénats conservateur)：共和VIII年宪法
西耶斯（Sieyès）在大革命中曾提出过其关于合宪性审查的设计，他分析了司法审查制度模式的弊端，认为违宪审查权通过普通法院行使司法权的方式进行，就必须是法律在实施过程中造成侵害后果，由直接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诉讼以后才有权进行审查。他认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互相纠葛，若在这三机关之外设立一个专门行使审查权的机构就可以避免种种弊端。[85]他所提出的极为有原创意义的方案是建立一个由108人组成的“宪法裁判机构”（jury constitutionnaire），最初由公民大会提名，然后每年更换1/3，由其自己决定从立法机关之外遴选。此机构应该拥有三项职权：（1）为保障遵守宪法，它可以审查由议会或公民个人所提交的各机构的行为。（2）为实现宪法的完善，它在每十年里可以提出一个完善宪法的提案。（3）作为自然管辖权的补充，它每年由该机构抽签决定由其1/10的成员组成一个“自然公平裁判团”(jury d’équité naturelle)，此裁判团得接受各法庭提交的案件，当法官因为法律的问题不能做出判决或适用法律将抵触其良心，即可将有关问题提交其进行处理。[86]西耶斯的主张遭到了Louvet和Thibaudeau的激烈反对，在共和III年热月24日的辩论中，Thibaudeau指出，“这一可怕的权力将在这个国家成为一切，并实现对于各种公权力的掌控，这样我们就给了他一个控制的王牌来更好地进行奴役”[87]。Thibaudeau对西耶斯的这种设计的反对形成了一种情绪，并逐渐地成为法国的政治传统，即对所有的合宪性审查的反感，对法官政府（Gouvernement des juges）的反感。[88]最终，虽然制宪者们基于恐怖执政（La Terreur ，1793-1794)的教训注意到对多数暴政的防范，但还是以两院制议会这一政治化的制度设计来加以解决，西耶斯的主张被拒绝。共和III年宪法最后一条（第377条）还以一种非常模糊却又极富感情色彩的语言将宪法的遵守寄希望于共和国各个机构和公民。[89]不过，在之后不久，西耶斯的主张就得到了实现，那就是在共和VIII年所设立的护法元老院和第二帝国时期的参议院，这是一种将合宪性审查和议会职能相结合的设计。[90]
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之后，由拿破仑和两位前督政官西耶斯、罗歇.迪科任法兰西共和国执政。在西耶斯主导下起草的共和VIII年宪法（即1799年宪法）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然后对国家权力的组织依次作出了规定：元老院(Sénats conservateur)，立法权，政府，法院，公职机关的责任，最后一部分是总则。第二部分集中对元老院(Les Sénats conservateur)的组织、运作和程序作出规定（当然其他部分也涉及到元老院和其它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内容），其主要职责是审查立法院表决通过的立法案是否违反宪法，并最后将审查合宪的法律呈送第一执政公布。宪法规定立法权由两个院来行使：评议院（Le Tribunat），100名成员，负责讨论并决定是否通过法律草案；立法院（Le Corps législatif），300名成员，负责不经辩论而秘密表决已经评议院和政府辩论过的法案。在行政权方面，第一执政（拿破仑）拥有全权，包括提出法案，公布法律，任命和撤换官员，宣战和媾和等权力，第二执政和第三执政只起咨询作用。
设立正式的专门机构来负责合宪性审查问题并在宪法文本中以专门的章节来明确地规定，是共和VIII年宪法的一大特色和突破，这在法国宪法发展历史上是第一次，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西方国家中最早的一个司法审查机构。[91]。按照宪法第15条的规定，元老院的成员为80名，最初设为60名（以后每年增加２名，最终增至80名），其成员必须年满40岁，终身任职，期间不可被撤职，而且和其他所有的公共职务是不相容的。最初的60名成员中的31名由西耶斯等四人任命，其余的29名由前31名成员组成的元老院任命。[92]宪法第16条规定，元老院成员由元老
院从立法院、评议院、第一执政（即拿破仑）各推荐１名的3名候选人中选任；如果两个机关推荐的人选一致，那么就在两个候选人中选任；如果三机关的推荐一致，元老院则要接受三个机关的决定。宪法第21条规定：“元老院决定保留或取消所有的由评议院或政府提交给它的认为和宪法冲突的法案。”第37条规定：“立法院制定的法律在完成一切法律程序后的第10天交第一执政公布，在此期间内，以违宪为由向元老院提出者除外。对公布后的法律不得进行审查”。宪法还规定元老院可以任命立法院和评议院的成员，以及执政官、最高法院法官和审计委员。关于对法律的审查，宪法元老院的权限在以后获得了显著扩大。另外，元老院还有补充解释宪法的权力。这是根据1802年元老院—执政组织法第54条的规定，元老院有补充宪法的权力。对于宪法中没有规定而宪法在适用中又属于必须的事项以及对宪法规定的事项在理解上发生争议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解释时，元老院可以进行补充或者作出解释。[93]
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元老院合宪性审查的权力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行使，而是处于虚置的状态，它没有宣布过任何的立法院表决通过的立法案违反宪法，胡锦光教授认为其主要的原因在于：第一，元老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缺乏必要的独立性。根据宪法规定，法律只能由政府向议会提出法案。因此宣布法律违宪就是对政府的批评，而政府由拿破仑一手操纵；同时，1802年修改宪法以后元老院成员又是由拿破仑任命。第二，向元老院提出审查法律案的主体过于有限，仅限于政府和评议院。如前所述的原因，政府事实上不可能向元老院提出对法律的违宪审查；评议院议员由元老院任命，元老院又被拿破仑所操纵，评议院中反拿破仑的议员又遭到清除，1807年评议院被废除，因而评议院也不可能向元老院提出对法律的违宪审查。[94]另外，从当时法国国内的政治环境来看，法国正处在一个狂飙的时代，英雄崇拜和国家利益相交织，而拿破仑的政治手法和统治驾驭政治局势的技巧也极其高明，元老院中表现出色的成员可以被直接的提名来获得特殊职位，随着第一执政特权的不断扩大，元老院逐渐地被控制并变得温顺起来，并进而丧失了作为宪法保障人的独立地位。这使得合宪性审查制度既缺少存在的必要性，也缺少真正的发挥作用的政治空间。有学者就指出，“从表面上看来，元老院成员深信其宪法地位是独立的，实际上，元老院吸收的那些成员都是那些困扰现行政治体制的人，而波拿巴不愿意给他们高的公共职位。”[95]而拿破仑执政之后给法国带来了空前的荣耀和满足，为了表彰拿破仑的业绩，1802年5月8日，元老院提议重选拿破仑连任执政十年；1804年5月18日，元老院以法令的形式修改了宪法，并就设立“法兰西人皇帝”及其继承人问题向公民征求意见。1814年4月3日，元老院和立法院联名宣布罢黜拿破仑，但是很明显地是元老院对于摆脱帝制也没有一点办法，而只能臣服于后来的政体。事实上，从这个政权能够给他们带来可以接近的荣光之时起，元老院的成员们很明显地丧失了对于保障宪法所必须的独立性。[96]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的发展绝不是空中楼阁，它是各种文化、政治力量综合发展的结果，在考察宪法文本规定的同时，对于合宪性审查制度建立和运作实效的评价与考察也应该基于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认识之中。
（二）参议院（Sénat）：1852年宪法
1852年宪法是在1851年12月20日和21日的公民投票中通过并于1852年1月15日生效的，这是对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Napoléon Bonaparte）“雾月十八日”政变合法化的确认。像他的叔叔一样，波拿巴同样靠政变而登上权力之巅，其后大量的政治手法和技巧几乎与拿破仑如出一辙。在1852年1月14日的洋洋洒洒长篇声明中，波拿巴就明确地指出这部新宪法的主要特征就是大量地借鉴了共和
VIII年宪法，并且还提到了实施合宪性审查的机构——参议院（Sénat）的组成，特别是关于创立它的基本精神。
1852年宪法第4章以15条的篇幅专门对参议院作出了规定：参议院有两类成员组成，一类是法定的当然成员，包括红衣主教，枢密大臣和元帅，另一类是总统（1852年12月2日之后称皇帝）任命的适合履行其, 职, 责的参议员，其所有成员的总数不超过150人（第一年为80人）。参议院议长、副议长任期１年，由总统从议员中任命。宪法第25条规定：“参议院保障根本协约和公共自由的实现。任何法律在交付它审查之前不得公布。”而宪法第26条则对有关的情况进行了列举：（1）法律违反宪法，对宗教、社会公德、宗教信仰自由、个人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及法官终身任职原则造成侵害；（2）法律涉及到领土的防御。此外，像共和VIII年宪法的一样，参议院还负责起草殖民地的宪法，补充宪法，解释宪法，并且可以提议修改宪法。宪法第29条规定，当政府向参议院提交法律案（Actes）的时候，参议院决定法律的保留、无效或废止，市民也可以基于同样的理由向参议院提出请求。从这些规定来看，1852年宪法对于共和VIII年宪法中确立的合宪性审查制度还有一定的发展，其所设计的参议院实施的是一套系统的合宪性审查。然而实践中，1852年宪法所规定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地发挥，根本没有实现其预期的目标，其主要原因在于对法律审查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政府的手中，而元首是法律的倡议者，如果实施合宪性审查这实际上是对自己本来意愿的违悖。有学者就指出，考虑到参议院成员的宪法地位，而且参议院的独立性还没有共和VIII年宪法的元老院大，预期这样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得到充分的实施，的确是一种很不切合实际的想法。[97]从实践上来看，1852年宪法在颁布之后不到一年波拿巴就将“第二共和”改变成了“第二帝国”，而这样的转变又是得到了当时法国人民的同意和支持，这在1852年11月21日和22日几乎以全票通过的公民投票中得到了反应。另外的一个历史背景则是，这一帝国创造了法国工业腾飞的奇迹，给法国人民生活带来了改善，甚至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最终波拿巴淡出历史舞台不是因为法国人民的抛弃而是由于普法战争的失败。这耐人寻味的转换和结局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必须超越法律条文，恐怕这只能从法国人民独特的民族个性以及法国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三）宪法委员会（Comité constitutionnel）：1946年宪法
1、宪法委员会的组织及其职权分析
法国第三共和宪法（1875年）[98]下的议会制政体由于德国的入侵而被中断，维希政权拟修正宪法，但后来却建立了以贝当元帅为国家元首的反民主的独裁政治体制。二战结束之后，法国人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选择告别第三共和，重新制宪。在经历过“四月宪草”流产的波折之后，最终通过了1946年宪法，其中就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宪法委员会（le comité constitutionnel）。
就1946年宪法文本规定来看，关于宪法委员会的组成、职权方面的内容是在其第11章宪法修改部分作出的附带性规定。宪法第91条第2款规定，“宪法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国民议会议长，共和议会议长，共和国总统，由国民议会于每年会期之始以党派比例代表方法在议员以外的人士中选出７名成员，以及共和议会在同样条件下选出之３名成员。”这样，宪法委员会一共有13名成员，其中10人由选举产生，总统、国民议会议长和共和议会议长３人是其当然成员；而由选举产生的宪法委员会成员因在每年议会会期开始时选举产生，其任期最长为１年。宪法第91条第1款规定，宪法委员会由共和国总统主持。
宪法第91条第3款规定，宪法委员会审查国民议会所通过的法律是否含有修改宪
法的内容。从这一规定来看，宪法条文有意地规避了合宪性审查和违宪的字样，但是从这一规定本身和宪法上下文之间的联系可以推论：宪法委员会行使合宪性审查的职权。
宪法第92条第1款规定，在法律被公布的期间，总统和共和议会议长得以联合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审查的请求，共和议会议长在获得共和议会全体议员绝大多数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审查请求。这样的规定意味着宪法委员会在没有总统和共和议会议长提出审查请求的情况下，不得自主地进行合宪性审查，而且总统和共和议会议长要提出审查请求，也只能在形成共同意见的条件下才能提出。共和议会议长提出的条件更为苛刻，需要得到本院议员的绝大多数的授权。
宪法第92条第2款规定，宪法委员会审查法律并协调国民议会和共和议会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两院不能达成一致，宪法委员会在5天之内作出决定，在紧急情况下作出决定的时间是2天。这样的规定将宪法委员会审查法律合宪性的活动划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要协调两院的立场，在协调失败的情况下再单独做出决定。
宪法第92条第３款规定，宪法委员会只能根据现行宪法第1章至第10章的内容来对法律作出审查。这样就把宪法文本的其它内容排除在了合宪性审查依据之外，即宪法序言提及的1789年人权宣言和序言本身所列举的体现当代政治、经济、社会原则的各项社会权利。
宪法第93条规定，如果法律被宪法委员会认为造成对宪法的修改的情况，则该法律被移送国民议会重新讨论。如果议会坚持自己第一次投票时的立场，则法律只有在现行宪法按照第90条所规定的修宪程序进行修改的情况下才可以被公布。如果宪法委员会裁决法律符合宪法第1章到第10章的规定，则该法律应在宪法第36条规定的期间内公布，该期限按照宪法第92条的规定进行顺延。这样的规定意味着宪法委员会并不能宣布该法律违反宪法而使其失去法律效力，而是将法律公布的时间往后推迟到宪法有关条款做出修改之后。这在某种意义上降低了合宪性审查的价值，当法律违反宪法的规定，不是法律因此而被宣告无效，反倒是宪法要因为法律的规定而进行修改，即修宪是为了适应新的法律的规定，这显然不是通常的合宪性审查制度所应该达到的效果。
2、宪法委员会的实践效果
从宪法委员会（le comité constitutionnel）建立的过程来看，在“四月宪法草案”遭到公民投票否决之后，第二制宪会议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将一院制议会改为两院制，增加了共和议会，宪法委员会也最多是被作为完善议会制度一个环节来加以规定，这可以从其将提请审查主体特别地倾斜于共和议会得到旁证。那么，从其实践来考察，宪法规定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并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宪法委员会在其存在的 12年间里仅仅被提交过一次，而且是关于无足轻重的事情的审查。
[99]即1948年６月18日，议会两院在涉及到国民议会运用紧急立法程序时在提供咨询意见的期限问题上出现分歧，共和议会议事规程所规定的期限和国民议会所提出的期限不一致，在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宪法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协调方案而为各方所接受，最终宪法委员会也不必再对此作出裁决。因此，可以说1946年宪法所规定的宪法委员会没有作为合宪性审查机关行使过合宪审查权。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和结果，这一方面可以从宪法制定者的本意来找原因。从1946 年宪法规定本身来看，宪法条文并没有明确规定其职权是审查法律的合宪性，而是规定宪法委员会审查国民议会所通过的法律是否含有修改宪法的内容。宪法委员会的设计并不完全是为了进行合宪性审查和保障公民权利。有学者就评价说，“宪
法委员会与其说是审查议会制定立法的机构，倒不如说本质上不过是行使宪法修改程序机能的机构”。[100]有的学者则认为，宪法委员会与其说是违宪立法审查机关，不如说是议会两院的调解机关和宪法修改的准备机关。[101] Fran?ois Luchaire在其专著中则提出，“在1946年两次制宪过程中，合宪性审查问题被提出来，仅仅是为了避免国民议会忽略另外的国家机关，特别是议会的第二院（共和议会），并不是基于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考虑”。[102]另一方面可以从宪法文本和条文的规定来找原因，从声请主体来看，仅仅局限于特定的政治机构，其范围过于狭窄，而公民和社会组织则无权提出审查请求（相比较而言，1852年宪法却曾规定，市民可以向元老院提出审查请求），同时，宪法委员会又没有主动地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的权力。[103]其次，对宪法委员会实施合宪性审查的程序和机制的设计也比较有局限性。从提请审查的程序来看，其规定过于苛刻严格，可以向宪法委员会提请审查的期限太短，法律公布以后，即使发现存在问题也不能提出审查请求，这就大大限制了宪法委员会应有的作用。再者，宪法委员会可以进行合宪性审查的依据也比较有限，宪法将其审查依据规定为宪法第１章至第10章的规定，这使得宪法委员会可以施展合宪性审查的空间过于局限，特别是人权宣言的内容和1946年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当代特别需要的经济、社会权利不能作为审查的依据，这就使得宪法委员会对涉及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法律的合宪性不能进行审查。[104]
另外，超越宪法规定本身，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看，宪法委员会作用的发挥似乎也不可能有太大的空间。在第四共和期间，党派纷争不息，政府危机频仍，内阁更迭频繁，在这样的环境中，本身作为一个与其它政治机构保持着紧密联系但其政治地位却无足轻重的政治机构，宪法委员会无法存在太多的充分发挥其作用的空间。对于法国人民来说，对议会民主制的热衷和坚守的热情还没有彻底退去，在现代民主制度下的宪法至上性还没有完全确立，合宪性审查与人权保障紧密联系的发展趋势还没有完全成为大家的基本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宪法委员会这样一个存在仅仅12年的机构在实施合宪性审查的实践上的确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
（四）宪法委员会（Conseil constitutionnel）：1958年宪法
宪法委员会（Conseil constitutionnel）的创立是法国第五共和宪法的一项重大创造，[105]John Bell在其著作《French Constitutional Law》一书中就认为，从制度层面上来看，法兰西第五共和宪法新的主要特征是：总统制，理性化的议会制度和宪法委员会。[106]对于宪法委员会的认识应该放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宪法整体框架中去理解，只有对1958年宪法的制定和实践过程有了全方位的认识，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宪法委员会的诞生、性质、职能及其作用的发挥，因此，1958年宪法诞生的背景是全面理解宪法委员会的基本历史素材。
今天，分析宪法委员会的时候可以从多个方面来对其进行认识，可以将其定性为专门的合宪性审查机构，或者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人，或者是政治机构的调节器，等等。但是，从制宪者的初衷来看，不像现在所看到的宪法委员会的角色这么复杂和全面，其最初的想法和今天的认识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结束内阁的不稳定状态，而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拥有全权的议会，制宪者们因此要通过各种方式来限制议会的权力。从其本质上来看，制宪者建立宪法委员会是为了使议会对政府的肆虐得到终止。[107]
这样的目的从制宪者所拟定的宪法文本就可以看出来，首先是宪法的第34条和第37条对议会立法和行政立法的领域进行了区分，特别为行政立法领域保留了空间，这和法国传统的做法有很大的差别。对于这种立法空间的划分需要有特定的制度设计来加以保障，宪法委员会就承担起了这样的责任，即防止议会立法对政府立法保
留领域的僭越。对此宪法第41条规定：“在立法过程中，如有法律提案或修正案不属于法律范畴或与本宪法第38条所赋予之授权内容抵触者，政府得作无法受理之宣告。如政府与有关议院议长发生歧见时，宪法委员会得应循任何一方之请求，于8日内裁定之。”再者，宪法第61条第1款规定：“各组织法在公布前，以及议会两院规程在实施前，均须送请宪法委员会审议，并将各该条款之合宪性予以宣告。”这就是通过强制性地审查议会的活动，包括其制定的组织法和议会本身活动的议事规程，以防止议会超越宪法的规定而擅自进行立法。应该说，这两个方面的设计最能显示出制宪者设计宪法委员会的主要初衷。正是基于此，有学者称宪法委员会是“一门对准议会的大炮”[108]。
另外，从制宪者的最初的设计来看，即便是出于对议会权力的控制，还是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合宪性审查问题，但是从1958年宪法文本的规定来看，宪法委员会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主要还是程序性的和形式上的审查。比如，除了上述的审查内容之外，宪法在第61条第2款还规定了对普通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在第54条规定了对条约的合宪性的审查。但是制宪者没有对宪法序言中所重新确认的1789年人权宣言以及1946年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予以明确。当然，也没有像1946年宪法一样将其审查依据明确地限制为序言之外的条款，不过从当时的情况来分析，法国法学界和实务部门对于宪法序言的效力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没有最终的定论，制宪者在这一问题上也不可能走得太远，于是便以默示的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回避，其实是表达了不希望宪法委员会以此为依据来进行合宪性审查的意愿，因为如果诉诸于人权宣言和1946年宪法序言则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实质性审查。事实上，从宪法委员会其后的实践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最初的十几年里，宪法委员会一直保持克制，不做实质性审查，并把这样的做法看作是制宪者的基本意图。一直等到制宪者们都次第地淡出了法国政坛，甚至故去之后，宪法委员会才真正地有了“第二次诞生”的机会——借助于宪法序言来实施合宪性审查，进而实现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宪法委员会对于公民权利和自由保障的考虑，这个在前文中介绍阿尔及利亚事件的时候没有展开论述。事实上，阿尔及利亚战争对于法国当代历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作为制宪的直接诱因，制宪者也摆脱不了它的影响，因此，它是探讨制宪者的意图和出发点的重要背景材料。Fran?ois Luchaire就认为，法国在制宪的时候正在纠缠于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一战争已经持续了四年，而戴高乐宣布还要持续四年，这样的情况下会导致立法者通过一些明显对自由不利的措施，制宪者可能担心对自由的宪法保障对于结束战争的努力来说则是构成了一种羁绊。[109]因此，从制宪者当时主要的关注点来看，不可否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的重要价值，但是要让宪法委员会主要地承担起这样重大的使命并不是制宪者最初的想法。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宪法委员会在1958年宪法制定过程中被视为实现理性化的议会制度的一种附属设计，一种防止议会侵入行政立法保留领域的制度保障，但是不管怎么样，宪法委员会一旦得以建立，其地位和作用的发挥就不能完全依赖制宪者的设想。有学者就认为，宪法条文的庄重并不能让我们忘记制宪者对该建立的机构作出一个清晰介绍的犹豫和困难。因此，应该回忆一下宪法委员会创建的条件并分析一下1958年的制宪者们对这样的一个机构所持有的不确定的想法。就如同发生的那样，惊讶于他们的大胆，制宪者们并不知道如何对待宪法委员会的创立，它们的犹豫既体现在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宪法委员会的概念上，也体现在这个新机构的组织上。[110]其实正是在这种犹豫和含糊的表达中，宪法委
员会也获得了未来发展的可能空间，其未来的角色是由其自身来把握和决定的，宪法委员会在合宪性审查实践中的创造性就是在这种没有禁止的规定中逐渐地孕育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宪法委员会在其后的宪法实践中逐渐地实现了对议会立法权保障的回归，这意味着其超越了1958年宪法关于第34条和第37条的规定，另一方面，它也逐渐地实现了从权力监督人到权利保障人的嬗变，特别是宪法委员会在合宪性审查实践中把握了基本的主线，将自制与能动相结合，在推动法律秩序宪法化的同时，也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宪法权威，并跻身共和国重要国家机关行列。[111]
如果考察宪法委员会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可以发现其在设立之初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表现得颇为温顺。有学者就指出，其转折点就是1971年的那个裁决，而事实上，1960——1970年的一系列裁决已经在为此做出准备。这使得宪法委员会能够跳出制宪者所圈定范围的阴影。毋庸置疑，1958年的宪法委员会是一个虚弱的机构；但是今天，宪法委员会无疑已经成为一个权威的机构。这种调整需要以审慎、耐心、微妙的活动来实现，以新的机会来摆脱过去的意志给予它的安排和设计，超越制宪者的束缚，实现宪法委员会的重新定位和新生。[112]1971年的“结社自由案”是宪法委员会开始寻找机会进行突破和转型的标志，之后1974年的宪法修改又扩大了宪法委员会获得提请审查的机会，这为宪法委员会的角色的转变提供了契机和制度上的保证，这一系列的变化堪称是宪法委员会的“第二次诞生”。[113]而在1980年代之后，特别是“左右共治”（cohabitations）时期，宪法委员会则以其超然和独立性赢得了各方的信任和尊重，并树立了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114]在2008年7月的宪法修改之后，法国又制定了相关的组织法来将宪法委员会合宪性先诉审查制度进行具体化，[115]这就使得合宪性审查成为常态，宪法委员会在法律生效之后依然可以进行合宪性审查，在完善法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同时，更是实现了宪法委员会合宪性审查实践和公民权利救济的密切结合。
五、结语
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富有理性、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民族，一方面，法国人钟情于其悠久的历史与光荣的传统。“法国人倾向于从历史角度上看问题，这一习惯对法国的政治生活和民主制度所起作用影响很大。”[116]而另一方面，法国人又喜欢浪漫的变化。托克维尔曾这样评价法兰西民族：“这个民族的主要本性经久不变，以至在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勾画的肖像中，就可辨出它现在的摸样；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毫无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117]这一切都对法国的宪政发展过程产生深刻的影响。不论是民主合法性的确立与巩固，还是分权制度的完善与优化，以及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立和演进，都彰显着法兰西民族独特的个性和卓尔不群的追求。事实上，法国宪政的发展就是其文化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和充实的过程，新的宪法制度和宪政实践源源不断地注入法国文化，在改变着法兰西的同时也与其文化融为一体，法国社会的变迁不断地在宪法上形成投射，其与宪法的互动已日渐摆脱机械、笨拙并渐趋佳境。宪法的变迁不仅承载了法兰西民族的光荣和梦想，也记录了法兰西的衰败与颓废，同时还昭示着法国社会及其制度未来发展完善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宪法不仅仅是一个治国之大器，还是这个国家的脸孔，并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性格”。[118]
注释:
*本文是作者承担的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研究》（项目号11&ZD07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学术界一般认为，1799年的雾月政变是法国大革命终结的标志。也有观点认为，1794年7月雅各宾派统治的结束即意味着法国大革命的终结。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1830年七月王朝的建立才是法国大革命终结的标志，因为七月王朝与波旁王朝依然存在血统关系，代表顽固封建势力的波旁王朝在法国的消亡才是大革命结束的标志。
[2] 所谓三级会议即由三个阶级代表全体国民而参加的会议，其中第一阶级是教会，第二阶级是贵族，第三阶级则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城市平民、农民等。国王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想尽快通过解决政府财政、经济危机的方案。[3] 这个演变是由第三等级通过投票作出决定的方式完成的，这意味着，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本上得到解决。
[4] 由于路易十六国王反对将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因此不允许其代表进入三级会议会场，于是，1789年6月20日，第三等级（Tiers état）代表在附近一个网球馆集会。在众多市民的支持下，他们宣誓：若宪法不被制定通过，则决不解散。578名第三等级代表除一名代表之外皆在誓言上签字。此举表明，政治正当性源于人民及其代表而非君主，因此，此宣言亦被视为是法国大革命的序曲。
[5] “国民主权原则”的确认主要体现在《人权宣言》第3条的规定：“所有主权的原则其本质在于属于国民。任何团体、个人均不得行使未明确授予的权力。” “权力分立原则”的确认则主要体现在第16条的规定：“凡个人权利无保障，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6] 路易十六国王于1791年9月13日表示接受制宪会议通过的宪法，并于次日（即9月14日）宣誓忠于该宪法。9月30日，制宪会议自行解散。
[7] 国民主权原则主要体现在1971年宪法第3 条的规定：“主权属于国民：人民的任何部分以及任何个人均不得擅自行使。” 关于分权原则，1791年宪法将两种权力，即立法权和行政权，授予不同的机构并相互区别，行政权由国王行使，立法权属于一院制的国民大会。参看Bertrand Mathieu, Michel Verpeaux, Contentieux constitutionnel des droits fondamentaux, L.G..D.J, 2002, P122-123.
[8] Bertrand Mathieu, Michel Verpeaux, Droit constitutionnel, PUF, 2004, P84.
[9] 这里所谓的普选只是应然的，因为只有十分之一的公民参加了投票。参看Bertrand Mathieu, Michel Verpeaux, Droit constitutionnel, PUF, 2004, P84, p88. [10] 参看Jean-Jacques Chevallier, 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et des régimes politiques de la France de 1789 à 1958, Armand Colin, 2001, p76. Louis Favoreu(Coordonnateur), Droit constitutionnel, Dalloz, 2004, p469. 此宪法草案在提交公民投票时虽然获得了通过，但是大量的选民投了弃权票。
[11] 1793年《人权宣言》与1789年《人权宣言》的名字完全一致，都是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相比而言，1793年《人权宣言》比1789年《人权宣言》要更长一些，一共有33条，更强调对于平等的尊重，更重视对经济自由和财产权的保护，其确认了国民主权原则，规定了普选制度，因而也更具有民主的特征。参看Bertrand Mathieu, Michel Verpeaux, Droit constitutionnel, PUF, 2004, P84, p90.
[12] Louis Favoreu(Coordonnateur), Droit constitutionnel, Dalloz, 2004, p468-469.
[13] 三位临时执政分别是：拿破仑、西耶斯、罗歇?迪科。
[14] 李晓兵，《宪法与“战刀” ——西耶斯与拿破仑》，《法制日报》，2009年8月24日，周末版。有学者对此评论认为，西耶斯在谈论宪法草案的过程中，仅把拿破仑视为自己的“战刀”。在败下阵来之后才发现，拿破仑这把战刀并不是任人使唤的，
中西城市规划设计之比较分析 摘要：城市发展受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很大。中西方由于文化、哲学思想不同，导致了城市规划思想的差异，进而造成了城市形态的不同。本文从文化方面比较了中西古代规划思想和当代城市形态的差异，并分析了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中西文化差异 城市规划思想 城市形态 比较 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1、儒家礼制规划思想 礼制规划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末年齐人著的 《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市朝一夫”。《周礼》的“营国制度”深刻影响着 中国历代的城市尤其是都城的规划，提出了都城规 划布局的理想模式，奠定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基 本轮廓（图1）。同时，从《周礼》的“营国制度” 中，也可以看出“择中而立”、“居中为尊”等礼 制思想在城市规划上的反映。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 想与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有很大关联。 在战国以前，诸子百家争鸣，并没有统一的政治哲 学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 家思想就成为当时封建统治的理论准则。儒家思想 强调重礼、崇孝、尚文。在重礼的倡导下，一切建筑 活动都要受礼制的约束。无论是都城规划、宫殿庙宇 还是百姓住宅都讲究对称、均齐、规矩、等级。在崇 孝的主张下，儒家提倡尊敬长辈、敬祀祖先，形成了 中国的大家庭制度，营造了以礼为纲的传统合院式住 宅布局(二合、三合、四合院（图2）等)，并成为我 国古代各类建筑组合方式的缩影——如宫殿、王府、 衙署、庙宇、祠堂、会馆、书院及其它建筑。乃至村 镇、城市的布局等。 2、天人合一和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哲学对天人关系的一种观点，强调“天道”(自然法则)与“人为”的合一。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表现在城市规划上，其突出特点就 图1 明代北京城复原图 图2 中国传统四合院
英国宪政的自由精神的生长 英吉利民族于中世纪王权与贵族的对抗冲突中孕育萌芽的自由传统，经过几百年的缓渐生长，在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商业革命等新事件及新精神的滋养之下，渐渐根深叶茂，终于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而开出了宪政之花，结出了自由之果。宪政的思想与制度宣示着人类政制样式的革新，启示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时代。三个世纪以来，尤其在经历了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政治的劫难之后，宪政之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样式已渐渐成为人类的共识。宪政的主要制度与观念起源于英国。议会制、责任内阁制、政党制、文官制等宪政制度首先在英国产生，宪法的产权原则、人权原则、分权制衡和有限政府原则、法治原则都从英国的行宪经验中得来。在行宪历程中，英国孕育和生长了宪政制度和自由精神。宪政制度与自由精神的相互作用，社会史与思想史的互动使英国在经历传统与变革的巨大冲突之后，以渐进演化的方式成功地从中世纪政制转变到近代的君主立宪制度，避免了激进与革命的社会变革，率先步入近代社会，创造了富有英国经验主义特色的英国宪政模式。 所谓宪政，简而言之，即是有限政府。宪政的核心内容是限制与约束国家权力，确立与保护公民权利与自由。正是在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之中，公民权利获得保障，政治自由得以实现，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得以确立。而对于权力的警惕与防范根源于对于自由价值的珍视，所以权利和自由高于和先于权力。
英国的宪政道路是自然演化和渐进改革的道路。英国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从君主制政治转向现代政治，实现宪政的道路是在社会力量的冲突与和谐的动态平衡中，通过持续不断的渐进、稳健的社会改革而实现的。英国从中世纪的《自由大宪章》开始，就由于贵族与王权的对立、冲突而开创了英国自由的传统，这样一种传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兴起，冲突转变为贵族、国王与中产阶级、国会的对立，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以光荣革命成功实现君主制与宪政的调和，传统政治形式与现代政治精神的结合而告终，光荣革命成为英国历史的最后一次革命，它奠定了英国式渐进道路的基础。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工人阶级逐渐成长为独立、完整的政治力量而与工业家集团形成两种对立的社会力量，民主化成为十九世纪政治变革的主题。在社会变革的潮流中，政治家审时度势，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使英国民主化的进程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避免了法国革命式的代价。二十世纪英国的宪政改革同样是致力于渐进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而拒绝欧陆盛极一时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费边社会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冲突的妥协方案是建立、"福利国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英国避免了法西斯主义等极权主义的惨痛代价。 一、英国宪政中的自生秩序
城市发展史论文—从中国城市发展谈发展 “中国的许多城市是由国家财力建设起来的，不靠工商业者的资金。甚至某些城市的人口也有相当数目是政府强力从他处调迁过来的。例如：秦始皇迁天下富豪12万人至咸阳；汉武帝也聚天下富户于长安附近之陵县，以至长陵、茂陵、鄢陵变成了巨大城市；北魏天兴元年徙山东六州百工技巧10万余口，以充京师；明太祖从苏州、湖州张士诚旧土移徙富户45000家至新建之首都南京。其中南京之事例尤为突出。明太祖去世不数年，发生靖难之变，阎王赶走明惠帝，取得皇位，于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带走了以工匠为主的27000户南京居民，使得南京城内顿时户口减半，而南京附郭首县的上元县由176图并为44坊。这些都是欧洲城市发展史上见不到的兴衰变化之事例。”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人类从分散的个体穴居，形成聚落这种群体生活的方式；再由聚落这种群体生活的方式逐步演变成为具有功能分区的区域。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农业的出现形成了固定的居民点。人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商业、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使社会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阶层，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城市正是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而产生的。这时城市真正出现了具体的分区，城与市的概念被明确的表现了出来。“城”是一种防御性的构筑物；“市”是交换的场所，因此城市的出现应该具有商品经济以及防御功能的双重特征。 中国的城市发展在世界城市发展中独树一帜。中国的古代城市特征因与西方城市的特征不符，而被判定为没有城市。其实，中国在石器时代便出现了城市的基本框架，而《周礼考工记》更是给出了城市的区位结构。因为这些，从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如长安、北京、南京、开封等等。中国的城市很早以前就已经分化为明显的两大类，一类是行政区划的治所。他们通常都有城墙或加上外郭保护，城内有政府的行政机关。这一系统的最高层是京师，其中有供电及有关的衙门，以下则是各省级、府级、州县级的治所。这一系统城市的政治意义很强烈，它们是全国性的行政网点，另一系统则是州治府治县治以外的市镇，它们大多数不是政府主动设置的，而是基于经济因素而自然形成。不过，一旦发展达到规模，政府就正是在这些集聚点上设市或镇，并派官管理治安与行政。为了区别这两个系统，前者我们称之为城郡；后者我们称之为市镇。两个系统的综合，称为城市。市镇通常没有城墙，足以显示其政治军事的功能不大。除了少数例外，市镇的规模多小于城郡。 与城市对比的区域是乡村。城市有着属于自己的功能性，即政治行政机关的场所和商业和手工业的场所。而乡村属于农业和畜牧业的领地。这里保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农作物。而当每个朝代或时代出现的时候，都有自己时代的侧重点。当商业和手工业别重视并高度发达的时期，人口会出现向城市移动的趋势，人们逐渐成为了城市的人口，乡村的土地被逐渐变成了城市进行商品交易和发展政治功能的场所，这是便出现了城市化的进程。我国古代便出现过城市化的进程，而当南宋时期更是达到了城市化水平的巅峰。这与当时朝代开明的政治倾向是分不开的。 一般而论，一个国家的城市化不外是受下列几类因素所推动：（一）政治因素，成事实全国或地区性的政治中心，或是行政官署所在地，作为行政网点。（二）
英国政体的演变过程 南昌大学建筑工程学院给水排水工程101班 李若昭 6002210019 【摘要】英国现行的政体是议会民主制和君主立宪制，而且英国没有总统；英国的国家元首即形式上的最高领袖是国王。但是实权在内阁，内阁首相就是政府的真正首脑。内阁对议会负责是因为议会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的。本文主要探讨英国现行政体的形成过程，并分析其中重要的几次变革。【关键词】君主；议会制；首相责任制 英国的现行政体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完备的政体——议会代议制和责任内阁制。从最初建国的绝对君制，英国政体经历了长达7个多世纪的演变与改革。从而使英国以一个强国的身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大舞台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英国政体的初步奠定——绝对君主制 公元827年，西塞克斯王爱格伯特（Egbert）统一了七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英格兰这一名称。这时的英格兰，政治上有耆老会议（全国最有势力的贵族会议），国王的一切重大政务，都要经过耆老会议的批准，由此而形成了英国贵族制约国王的传统。1066年诺曼人征服，在英国建立了诺曼王朝（征服者威廉一世建立，1066-1154），随着征服分封了众多的追随者，并由国王的直接附庸组成大议会，负责决定重大事务，提出法令建议，确定赋税征收。大议会每年召开三次，因过于庞大，开会有困难，于是又有一个较小的库里亚（御前会议）， 由宫廷大臣参加，也邀请贵族、骑士参加。库里亚具有财政机关和最高法院职能。同时，诺曼王朝开始在英国推行诺曼法。诺曼法本质上是一种契约法：它不是建立在国王的单方支配和臣民的单方服从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国王和受封者之间相对的权力义务上。不管国王和受封哪一方，只要是单方面拒绝行使自己的义务，或者是寻求契约以外的权利，权益受害的一方都可以投诉于法庭获得救济。如果法律解决不了，则受害者有权解除封建契约，国王可收回领地，附庸可放弃效忠义务。显然，独立的司法，在这时已经有了苗头。 限制王权的里程碑——《大宪章》 这一时期，随着王权的强大，王权和法律的关系就成了英国人注目的重大问题。1199年登基的约翰王，仗着手中的权力，践踏封建契约，横征暴敛，残害民众，破坏了以往的封建传统，导致了国内封建领主的普遍不满。在坎特伯利大主教的支持下，封建领主领导了反约翰王的起义。值得庆幸的是，约翰王因为刚刚在对法作战中失利，没有力量同国内的封建领主抗衡，而是以契约的方式达成了与封建贵族的“和解”，并由此而产生了等级代表机构-- 国会。这个契约，就是有名的《大宪章》。《大宪章》共65条，其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国 王与领主关系规定；第二部分为国王施政方针与程序规定；第三部分为国王与领主争端处理规定。按照《大宪章》的规定，国王要保障贵族和骑士的封建继承权，不得违例向封建主征收高额捐税；不得任意逮捕、监禁、放逐自由人或没收他们的财产；承认伦敦等城市的自治权。为了保证宪章能够顺利执行，由25名男爵组成一个委员会，对国王进行监督。如果宪章遭到破坏，封建领主有权以军事手段强迫国王履约。英国以后的宪政，追根溯源即来自《大
比较德国与法国，德国与俄罗斯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一、德国与俄罗斯自然环境以及社会发展情况 答：（一）○1俄罗斯联邦地质构造复杂，矿产资源丰富，如煤、石油、天然气、泥炭、铁、锰、铜、铅、锌、镍、钴、钒、钛、铬的储量均名列世界前茅。 只有锡、钨、汞等金属资源储量较少，不能自给。主要资源分布集中，有些大型 能源资源、矿物原料的分布相互接近，但是，资源分布很不平衡：其中大部分 集中在国土的北部和东部地区；而急需燃料、原料的西部（欧洲部分）地区却 感到资源不足、品种欠缺；矿产资源丰富、品种也较齐全的乌拉尔地区，由于长 期开采已造成资源不足，开采难度愈来愈大。上述情况势必造成远距离运输， 给交通部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每年由东部地区运往西部地区的燃料都达几亿标 准吨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合理分布。 俄罗斯自然资源的丰富还表现在：它拥有原苏联90％以上的森林面积和水能资 惊，70％的煤炭，80％的天然气，100％的磷灰石，60％的钾盐和大部分铁矿 石。西伯利亚和远东是全世界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这里的森林面积达5．03 亿公顷，木材积蓄量达600多亿立方米。还有大量的各种金属矿藏，如铁、铜、 镍、锌、锡、铝、霞石、金刚石、水银、镁、云母、铝、钨、金、银等。西伯 利亚拥有大量的各种珍贵皮毛动物和价值较高的药用植物。远东海域生物资源丰 富，总量为2850万吨，其中鱼类资源2300万吨。 ○2德国自然资源贫乏，除硬煤、褐煤和盐的储量丰富之外，在原料供应和能源方面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矿物原料(钢、铝土矿、锰、磷酸、钨和锡)对外国的依赖特别大。德国拥有少量铁矿和石油, 天然气需求量的三分之一可以由国内满足,2／3的初级能源需要进口。德国的工业以重工业为主，汽车、机械制造、化工、电气等占全部工业产值的40％以上。食品、纺织与服装、钢铁加工、采矿、精密仪器、光学以及航空与航天工业也很发达。中小企业多，工业结构布局均衡。农业发达，机械化程度很高。农业用地约占德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产品可满足本
英国的政治制度及其对英国兴衰的作用 摘要：英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发源地。英国政治生活的主体主要包括：君主、议会、内阁、政党。本文通过梳理近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创立和发展, 阐述了政治制度、英国的政治制度及其对英国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影响。英国的政治制度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政治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它对英国的兴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政治制度君主立宪制专制崛起 在世界近代历史上的社会转型过程中, 政治制度的变革始终是世界各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英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发源地[1]。 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它是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出现而产生的，是人类出于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和利益，维持一定的公共秩序和分配方式的目的，对各种政治关系所做的一系列规定。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典型代表有两种类型，即立宪制和共和制。其中立宪制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为代表，共和制以美国的总统制联邦制的共和制为代表，两种制度都统称资产阶级代议制。 英国君主立宪制主要是责任内阁制，国会分上下两院。上院由各类册封的世袭贵族和终身贵族组成；下院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下院获胜的多数党领袖就会成为首相。首相负责组阁，内阁对首相负责，不对国王负责。国王处于临朝不理政的状态，游离于党派纷争之外，只作为国家的象征[2]。 英国今日的政治制度的原型早在13世纪就已经建立起来了。13世纪形成了英国宪政史上的两个重要基础——《自由大宪章》和议会制度，它们共同奠定了英国宪政民主的政治基础。从贵族化的君主专制体制走向平民化的君主立宪式的民主体制,1689年光荣革命是英国由近代封建专制君主制向现代立宪君主制转变的标志, 也是英国社会由依附性的臣民社会向契约性公民社会转变的标志[3]。专制王权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为英国的崛起准备了政治条件。中世纪的欧洲各国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之中，在各个“国家”内部，国王并不具有超越于贵族的权利，只是他们当中居位较高的一员。在这样的分裂状态之中，很难会有经济发展、
科举制的创立 教案背景： 1.面向学生：■中学□小学 2.学科：历史 3.课时：1 4、学生课前准备，①预习教材，完成课后习题 ②搜集科举制的有关资料。 教学课题： 1、知识与能力： 了解科举制产生的原因，掌握科举制诞生的时间、标志。记住科举制完善的时间、人物及采取的具体措施。探讨科举制的影响，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 通过师生互动引领学生从科举制诞生之前的选官制度，到科举制的诞生，以及完善来完成学习任务。通过播放多媒体课件，激发兴趣，强化记忆。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认识科举制度的出现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是隋唐繁荣的因素之一，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认识制度创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 教材分析： 本课主要内容有：科举制的诞生、完善和影响。在科举制的诞生中，主要讲述了魏晋以来选官的弊端和科举制诞生的过程，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办法来选拔官员，隋炀帝正式设置进士科，标志着我国科举制正式诞生。在科举制的完善中，主要讲述了科举制完善的朝代、最重要的两科和完善科举制的三个皇帝及其贡献。在科举制的影响中，主要讲述了科举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考试制度一直为现在所沿用。 教学重点：科举制诞生的时间、标志、完善的时间、人物、具体措施
及其影响。 教学难点：科举制与以往选官制度的本质区别，科举制的影响。 教学用具：多媒体课件 教学方法： 1、自主学习、合作探究法、点拨引导法。 2、充分利用百度搜索搜集到有关科举制的材料。 3、小组合作：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活动，进行评价。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同学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学习了三位唐朝杰出的皇帝，他们分别是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他们统治期间，中国出现了政治清明、经济持续发展的盛世局面。他们的统治措施中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重视人才，善于用人。那么，隋唐时期的封建统治者通过什么方式来选拔人才呢？也许你听说过科举制度，但它具体是怎么回事？读书人怎样才能适应它的要求，达到升官入仕的目的，哪一科最重要，等等，知道这些的人可能不多。下面我们就专题学习这一内容。（板书课题）(此环节是创设问题情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 一、自主学习（请把课文充分阅读一遍，包括小字内容、有关插图，自主完成下列问题。） 1、魏晋以来的选官制度有何弊端？ 百度搜索https://www.doczj.com/doc/bf2404556.html,/view/94826.htm （要让学生明白：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他们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相反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做高官。这是废除旧制选官制度，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的原因。） 2、隋文帝采用什么办法来选拔官员？哪位皇帝在位时我国科举制正式诞生？他的贡献是什么？科举考试的直接作用是什么？ 什么是科举制？百度搜索https://www.doczj.com/doc/bf2404556.html,/view/13684.htm
欧洲里尔，对于中国规划界和建筑界来说还很陌生。虽然尼尔斯?卡尔松将这个新城中心的规划视为“工业社会转向通讯和信息社会后城市建设的 一个典范”［１］ ，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介绍它的文字 见诸于国内刊物。在库哈斯获得２３届普利策建筑奖后，国内掀起了研究其理论的热潮，作为库哈斯都市理论最具体反映的欧洲里尔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从发表时间还是具体内容来看，欧洲里尔无疑是《普通城市》问世的主要实践基础。它不仅有力地印证了无个性、无历史、无规划的城市存在和生长的可能性，而且体现了不可遏抑的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城市发展模式，即旧有城市体系和边界随经济的一体化而瓦解，城市产业中心将附和着交通体系进行跳跃式发展。虽然作为旧城更新的规划项目，欧洲里尔对历史的叛逆受到了众多非议，但它 仍不失为“当今欧洲最富震撼力的城市景观”［２］。 对库哈斯和包赞巴克建筑作品熟悉的人会发现里尔似曾相识，因为克莱迪特大厦和蛋型会展中心都是当代建筑的杰作。从某种角度来看，欧洲里尔很像波茨坦广场的重建工程，都发生在历史和文化悠久的城市，并以发挥经济潜能为战略目标。波茨坦广场的形成来源于东西德合并，而欧洲里尔则源于欧洲一体化进程。 欧洲里尔坐落在法国ＴＧＶ（高速列车）和传统火 车站的交接地带。其特殊的区位、规划理念和建筑形象，反映了２０世纪法国城市和建筑设计中面向未来的设计观。针对这个西欧联系北欧的交通枢纽城市，库哈斯倾向于将城市基础设施和经济指标作为影响当代城市状况的因素，而弱化其建筑艺术和文化内涵。也许正是这点和里尔的决策者们不谋而和。的确，整个社会产业结构的迅速更新已经使旧的城市形式面临解体，新的城市必须在尚不明朗的城市格局中预测未来的城市经济、文化结构和公共空间的形态。也许欧洲里尔并非尽善尽美，至少它在尝试去适应未来。 １ 里尔的历史和社会经济背景 里尔是法国北部诺尔－加来海峡大区首府，历史上以采矿和纺织为主体产业。从１９６０年代开始，里尔地区的经济结构开始转型，制造业不断萎缩，而屡屡受挫的城市中心区开发计划又抑制了城市新型产业的发展。随着城市失业等社会问题的凸现，里尔面临着老工业城市日趋衰败的命运。 在２０世纪末，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化打破了传统城市由国家行政划分等级的局面，国家疆域边界的弱化产生了“泛欧城市”这一新的城市概念。在这种宏观环境下，欧洲的中等城市竭力寻求发展的契机，以便在欧洲新的城市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里尔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其发展提供了机遇。在 黄靖／ ＨＵＡＮＧ Ｊｉｎｇ 欧洲里尔——映射库哈斯都市理论的新城中心区规划 ＥＵＲＯＬＩＬＬＥ：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ＫＯＯＬＨＡＡＳ 摘要：欧洲里尔的规划形象地反映了库哈斯的都市理论，即一种反历史文脉、倡导巨型建筑和力主开放式规划的思想。本文将欧洲里尔的空间规划与库哈斯的理论进行一一对应，并尝试分析其积极与消极的双面 效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ｕｒｏｌｉｌｌ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Ｋｏｏｌｈａａｓ， ｗｈｉｃｈ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ｈｉｓ ａｎｔｉ－ｃｏｎｔｅｘｔ， ｂｉａｓｏｆ ＂ｂｉｇ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Ｋｏｏｌｈａａｓ， 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ｉｔ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关键词：欧洲里尔，库哈斯，反文脉，巨型建筑，开放式规划，普通城市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ｕｒｏｌｉｌｌｅ， Ｋｏｏｌｈａａｓ， Ａｎｔｉ－ｃｏｎｔｅｘｔ，Ｂｉｇｎｅｓｓ， Ｏｐｅ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ｉｔｙ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收稿日期：２００２－０１－０５ １ 欧洲里尔鸟瞰 ２ 欧洲里尔的沿街断面
城市的痕迹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读后感 摘要：“城市不止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 关键词：城市刘易斯·芒福德城市的定义城市发展阶段划分 在大一上城市规划导引这门课程时，依稀记得老师提过刘易斯·芒福德，因为那时的专业知识还很少，不敢去读这样的大作，因为自己弄不明白。虽然现在也还是积累的知识不够多，但是上了中外城市建设史、中外建筑史之后，再读他的大作，已经有一些眉目了。 在看这本书之前，我了解了一些刘易斯·芒福德的生平。刘易斯·芒福德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特别是他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他一生撰写了30多部专著，他被广泛地公认为世界上空前伟大的城市科学专家。他所涉及的学科有建筑学、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科技发展史、哲学、技术、英国文学、美国研究和城市科学，所涉猎的知识很广泛。他最优秀的著作《城市文化》和《城市发展史》，至今仍被公认为全世界城市科学研究的经典著作。 看完这本书之后，自己对世界城市的发展史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当然，最可惜的是刘易斯·芒福德没有将中国的城市发展史列入其中。对于这本书精华的部分实在太多，凭我小小的能力，我只能选取最感兴趣的小部分做一些自己浅陋的理解了。 芒福德先生在72年前基于西方城市发展进程的思考，对我们中国今天的城市发展也有非常特别的意义。他说：“城市的主要功能就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物为活灵灵的艺术造型，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造。”在我国今天城市迅速发展、资源迅速枯竭、生态迅速破坏、环境迅速恶化的情形之下，我们更应该读一读芒福德对于非理性的工业文明的尖锐批判，对现今日益拥挤、丑陋而紧张
2005年英国宪政改革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姓名：宋丹琦学号：2014102030112 A、历史背景 一、英国司法传统：司法制度兼具依附性与独立性 1.英国法院之依附性（权力结构）诺曼征服前后封建时代：法院分别依附于领主或称为国王的臣仆14世纪出现的衡平法（equity），进一步强化了国王对司法权的集中和统一。1265年根据《大宪章》召开僧俗贵族参加的“三级会议”——1343分上下两院——掌握最高司法权的上议院对于民选议会（下议院）有服从之义务：下议院可以撤销上议院裁判。 2.英国司法功能独立性： 法律职业团体的自律与自治；法律用语的专业性、复杂性；法律自治团体律师协会发达； B、原因 二、英国司法改革的现实动因：国内压力与国外压力 1.英宪体制的内在张力（内因） “议会至上”：最高司法裁判权依附于上议院，12名常任上诉法官同时担任议员；上议院院长兼任大法官，兼任内阁成员1876年《上诉管辖法》确立了上诉法官任命规12名上诉法官的数量。其后，上议院立法职能受到削弱、司法职能增强。 2.英国工党的积极推动（内因） 1999年《上议院法》：任何人不能基于世袭的贵族地位成为上议院议员。对上议院实行民主化改造。 3.欧洲法的强力推动（外因） 一是《欧洲人权公约》对司法独立设定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欧洲人民要求一个独立的审判机构进行公正审判的权利。 二是欧洲人权公约对彻底的议会主权形成了限制。1972年《欧洲共同体公约》对议会立法权的实际约束。 C、内容 三、英国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
1.1998年《人权法》 法院在议会立法与《欧洲人权公约》不一致的情况下有权作出不相符的宣告。如英国高等法院宣布1988年《商船条例》违法欧共体法律而无效。上诉委员会提出司法功能独立的声明：参与政治辩论不合适；发表意见即排除 审判权。 2.1999年《上议院法》：废除沿袭上千年的世袭贵族制度。 3.2005年《宪政改革法》 A.上议院承担司法行政职能。上议院长有维护司法独立之职责：上议院院长、法官选举委员会——首相——女王 B.成立最高法院。 《宪政改革法》第23条规定最高法院法官任免程序、第24条规定第一届最高法院法官产生方式。意义：基本统一了司法终审权；司法独立理念的伸张；议会主权理念进一步受到削弱。
第4课科举制的创立 【知识讲述】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大发展的时期，此时开创并完善的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政权选拔各级官吏的一项基本制度，影响至为深远。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五位隋唐帝王在科举制度形成和完善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科举考试的形式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它不仅扩大了唐朝以后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而且促进了社会上努力读书求学的风气。唐代的科举制尤其是进士科的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和唐朝文化的发展。它不仅造就了一批诗人，而且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勃兴和传奇小说的发展，使唐代的文学水平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 【能力拓展】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举制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 科举制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 我国科举制在世界文明史上有重要地位。明朝来华的著名传教士利玛窦赞扬中国科举制说：“他们(指中国)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儒生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着整个国家。”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也都肯定中国科举制，称这个制度防止了权力的世袭化，保证了知识阶层的合法对流。法国重农学派奎纳，更主张在西方仿行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因此，1791年起，法国率先实行了文官考试，接着1853年后英国也推广文官考试。正如《英国大百科全书》所说的，“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所采用的选举制度。”我国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在《五权宪法·民权初步》里也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考频分析】 本内容在中考中占有重要地位，考查频率较高。考查的题型有选择题和材料解析题。考查的内容，重点以考察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完善，考查的内容比较全面，考查的角度多样。从考查的层次看，以识记、理解能力为主，也重在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2012年如：山东潍坊、江苏常州、湖北荆门、山东德州、广东佛山、湖北黄石、甘肃兰州等卷 【经典题目】 1.唐代有人写诗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该“长策”正式诞生于 A.西汉 B.隋朝 C.唐朝 D.北宋 [参考答案] B 【解析】隋炀帝正式设置进士科。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2. 2011年4月28日至10月22日的西安世园会的会徽取名为“长安花” （见右图），取意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这取意源 自我国古代的
法国经济现状 法国是最早发展资本经济的国家之一，因此，经济起步非常早，经济一直比较发达。如今，法国经济现状，依然保持着稳定的经济发展。 那么，就说一下法国经济现状为何还依然如此好吧。首先，法国说一下法国经济发展的优劣势。优势是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和地热资源，是能源短缺得以缓解。而且法国文化底蕴非常厚重，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帮助法国服务业迅速成长。劣势是法国的基础自然资源非常稀缺，几乎所有发展工业的原料都依赖进口，比如说铁矿石，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这就使得法国发展工业经济拥有很大的依赖性，具有一定发展风险。 在二战之后，法国的工业和对外贸易额都获得迅速的发展，当然，法国人民的风火水平也相应提高许多。法国多年来，一直位列工业和总体经济水平的前列。先说法国工业，机械制造，汽车，冶金，造船等是法国主要的工业部门。当然，如今的法国新兴工业部门发展非常快，包括核能和航空等部门。传统工业部门是法国工业的经济支柱，包括钢铁，建筑和汽车制造部门。再说法国的商业，法国的商业非常发达，法国的超级市场和连锁店非常有名，例如家乐福和LV专卖店等等，但创造收益最多的是食品销售。并且法国的电子商务额非常巨大，增长速度也非常快。法国的奢侈品也是非常领先的，也赚取大量的外汇收入，特别是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富豪。提起法国工业，不得不提法国的农业，法国农业我认为要好于法国的工业。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业大国。主产麦类，玉米，蔬菜和水果。当然，葡萄酒享誉世界，产量居世界首位。畜牧业非常发达，不仅自给自足，还能出口赚取外汇。并且农业高度机械化，节省大量人力。法国的旅游资源超级发达，是世界上第一大旅游大国。旅游带动法国服务业的发展，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从事服务业。另外法国也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经贸大国。进出口总额都居世界前列。出口中农产品和汽车，化妆品和军火等占很大比重。法国的经济现状还是比较稳定的。 法国，一个浪漫的国度，一个有活力的国家。如今的法国经济状还是比较乐观，多措并举，让各行业都稳健发展。
高铁站区建设 ——城市中心区发展的引擎 1.引言 高速铁路客运站不仅是城市对外的枢纽，更是城市发展的引擎，其高可达性的优势对商业、商务办公、娱乐中心等有较强的集聚性。因此，对高速铁路客运站周边地区（简称高铁站区）商业的规划与开发将使未来火车站枢纽产生更有公共性的附加功能价值，使综合交通枢纽地区成为集多种城市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组团，更使城市中心区域组织快速更新换代，带动城市中心区发展。 2.背景介绍 随着世界信息和通讯技术（ICT）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的基本特征。长距离城市之间的往来显得更为紧密，于此相关联的交通出行也对应 的发生了新 的变化，表 现出平均交 通出行距离 增加，出行 频率和交叉 移动增多等 特征。城市 之间的旅行、 “十一五”铁路网规划
区域之间的旅行已经成为人们生活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机场、高速铁路车站等交通枢纽地区的建设也成为城市规划者们关注的焦点。 国家《铁路“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将进一步加快通过建设客运专线、发展城际客运轨道交通和既有线提速改造，形成以客运专线为骨干，连接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快速客运网络。这标志着我国也将进入高速时代。 我国目前已有的高速铁 路为：京津城际、石太客运 专线、长吉城际铁路、胶济 客运专线、沪宁高铁、武广 客运专线、郑西高速铁路、 温福线、汉宜线、京沪线、 福厦铁路，成灌高铁、、沪宁 城际铁路、广珠城际铁路、 海南东环铁路、京沪高铁等。 到2020年，计划用6万亿修建5万公里高速铁路。从2010年起至2040年,用30年的时间,将全国主要省市区连接起来,形成国家网络大框架。 3.三圈层理论 根据Schutz，Pol等人结合高铁站点周边地区开发的案例研究，提出了“三圈层”结构模型。将高铁站的影响区域划分为：核心区/第一圈层（primary development zones），布置交通枢纽、商业、商务、贸易、办公设施等城市公共设施，服务半径800m以内；影响区/第二圈层（secondary development zones），扩散影响区布置居住和公共服务用地混合功能，半径约1500m；外
英国宪政制度评价 宪法政治起源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因此，英国的宪法是最早的宪法。但是，众所周知，英国并没有制定一部统一的、完整的宪法典。所谓英国宪法不过是由英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颁布的宪法性文件和形成的宪法性惯例所构成，我们称之为不成文宪法。 要理解宪政就不能不对英国宪法有所了解，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法学界曾就我国的宪政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场大讨论使国人知道了什么是宪政，什么是专制，虽然这一讨论最终没有使中国走上真正意义上的宪政体制，但是却大大丰富了国人的宪政知识。而这一时期的讨论则发轫于我国宪法学家雷宾南先生翻译戴雪《英宪精义》一书。戴雪的《英宪精义》分为三篇，包括“巴力门的主权”、“法律主治”和“宪法与宪典的联络”。 在“巴力门的主权”篇中，戴雪认为，英国政治制度自1688年正式确立君主立宪制以后，英国政治制度所有主要特性就是“巴力门的主权”。戴雪认为，“巴力门”应当理解为君主(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英国国王)，贵族院(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英国议会上院)，众民院(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英国议会下院)的合体，当它们三位一体时，才是“巴力门”的本义。戴雪指出，“巴力门的主权”的原理就是没有任何一人或者任何一团体，在英宪之下，能建立规则与“巴力门”的法案相对抗，即使发生对抗，这种规则必不能得到法院的承认和遵行;法院固然可能“造法”，但是此类法律所有责效力都是直接或者间接来自于“巴力门”，也就是说，“巴力门的主权”是英国法律所承认的一大原则。“巴力门的主权”通俗地说就是“议会至上”或者“立法机关至上”。“巴力门的主权”表现在：第一，“巴力门”具有无限立法权威。“巴力门”对于一切法律可以创造，可以批准，可以扩张，可以收缩，可以裁减，可以撤回，可以再立，可以诠释，一切法律均以“巴力门”的决定为准，即使如王位继承这样的重大原则也应当以由“巴力门”作出的法案为依据。第二，无竞争的立法权。君主，两院之一院，选举区，乃至于法院都曾一次又一次地争夺独立的立法权，但是没有一次如愿以偿。这样就形成了颇具英国特色的“巴力门”无竞争的立法权，君主、两院之一院、选民、法院均不能单独立法。首先选民不能进行所谓的全民公投立法。其次，一切立法必须经由选民选举出来的下院提出法案并通过，然后交由上院批准，再以英国国王的名义发布，此环节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使法案生效，只要有一个环节不同意，法案就不能生效。最后，法院判案虽然遵循先例原则，这些从先例中归纳出来的原理，实际上已经成为法律，似乎与“巴力门的主权”原则相悖。但是，法院却不能也不愿运用任何权力废弃“巴力门”法案，而“巴力门”却可以随时推翻判例，即法院立法实际上是一种从属立法，以“巴力门”同意而存在并受“巴力门”的监督。 在“法律主治”篇中，戴雪将“巴力门的主权”与法律的至尊性称为英国政治的两件异彩。法律的至尊性又称为法律主治，即法律至上或者法治原则，它是英国政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一原则要求全国人民以至于君主本身都必须要受治于法律，如果政治不是依照法律行事，就必然造成国家没有法律，也可以说国家也就没有了“君主”，体现了法律的精神与英国人的习惯相结合。戴雪指出，英国的法治原则是英国宪法的一个主要特征，包括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法治意味着武断的权力不存在。指明在全国范围内，一切独裁都将不存在，全体人民一体受法律的保护，人民不能无故受罚，只能法律才能确定某人是否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一旦某人违背了法律，也同样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并无例外。二是法治意味着普通法与普通法院居优势。指明在英国，不但无一人在法律之上，而且每一个人，上至首相下至庶民，均受治于普通法并居于普通法院的管辖之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是法治意味着宪法的通则形成于普通法院的判决。指明英宪的通常原理的成立缘起于司法判决，而司法判决又起于民间讼狱因牵涉私权而发生的。它表明，英国的宪法原则是由法院将涉及每一个人所有的权利从司法判决中归纳出来的，它不是由立法机关立法的结果。 由于英国宪法的不成文特性，英宪的渊源则表现为五种，一是英国历史上重要的信约和公文，如“大宪章”、“权利法案”等;二是巴力门法案，即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三是司法判例;
科举制的创立和发展 青州庙子初级中学田传昌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⑴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科举制度在隋唐时期产生和完善的主要情况，了解它给隋唐社会带来的影响。 ⑵通过讨论隋朝创立科举制度的原因，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带来的变化，科举制度的影响等问题，培养学生从具体历史事实引出结论的能力。通过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培养学生共同学习、互相促进的能力。 2、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引导学生认识科举制度的出现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进步，是隋唐繁荣的因素之一，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使学生认识制度创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 教学重、难点 1、重点：科举制度的创立和逐渐完善的过程，尤其是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完善科举制的具体措施。 2、难点：如何客观评价科举制度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及其对中外的深远影响。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科举以前的用人制度 （1）复习提问：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的统治，特别是在用人方面有什么共同点？（注意任用贤才，选拔有才干、有道德的人当官。）（2）设问过渡：隋朝之前，怎样选拔官吏呢？原来，必须有地方官吏、高门权贵的推荐，才能当高官。地方官吏、高门权贵推荐的人当上高官之后，就要“知恩图报”，往往利用职权来维护推荐者的特权，不利于皇帝加强中央集权。所以，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实行有效的统治，废除了旧的选官制度，创建新的选官制度，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后来设进士科，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二）自主、合作学习和探究新课 《一》、科举制的诞生 学生阅读15页课文、插图和资料，根据教师的提问在书上划出或标注答案： 1、隋文帝时用什么方法来选拔官吏？（分科考试） 2、设进士科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在哪个皇帝统治时期正式诞生？（隋炀帝） 3、科举制度起了什么作用（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员的好处）？（从此，门第不高的读书人，可以凭才学做官；选拔官吏的权力，也从地方集中到中央。） 《二》、科举制的完善： 学生阅读16页课文和插图，根据教师的提问回答： 1、唐太宗怎样完善科举制？（扩充国学规模，进士科第一名称为状元） 2、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兮”这句话说明了什么？（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是科举制度的最大获益者。） 3、武则天怎样完善科举制？（实行“殿试”和武举。） 4、唐玄宗怎样完善科举制？（把诗赋列入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 《三》、科举制的影响
英国宪政史 、英国宪法概况 英国是没有成文宪法的民主政治的杰出范例，是世界宪法的母国。英国的宪法不但在其表现形式方面极其独特，更重要的是英国悠久的宪政传统，数百年来英国的宪政更是呈现出一种超稳定的发展态势，从未有过中断。所谓的英国宪法，是对一整套包含基本规范和政治体制的成文法、习惯法和惯例的统称。英国宪法实际上是对英国实际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概括，是英国几百年政治流变的产物，并非一时制定的法律文件。英国著名宪法学家布莱斯曾评论道：“英国宪法是任何作者也作不出透彻说明的智慧产物，所具备的性质于几个世纪逐渐浸染而成。” 戴雪在其名著《英宪精义》中第一次从法律科学的意义上全面厘定了英国宪法的内涵，并从英国政治实践中提炼出英国宪法的三个主导性原则：议会主权、法治原则和宪法惯例。为此，戴雪全面阐述了隐含在梅特兰著作中的“宪法惯例”学说，认为宪法包括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国家主权权力的分配或行使的所有规则(rule )” ,它由
两 套在特征上完全不同的原则 (principles )或准则(maxims)构成：其中一套规则是严格意义上的“律法”，因为这些规则是由法院强制执行的(无论这些规则是成文的或不成文的，也无论这些规则是以成文法形式颁布的或源于一大堆习惯、传统或以普通法而著称的法官创造的准据)。这些规则所构成的宪法(constitutional law )才真正符合这个概念的本来含义，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被统称为“宪法律”(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另一套规则是由惯例(conventions )、默契(understandings )、习惯(habits )或常例(practices ) 构成的。这些规则尽管也规制着行使主权权力的几个成员、大臣和其他官员的行为，但它们在事实上根本不是律法，因为它们无法由法院强制实施。由于这个原因，这部分宪法可以称之为“宪法惯例”(conven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 或宪法道德 (constitutional morality )。 二、英国的宪法渊源 英国宪法是“不成文的”，没有被列入一部“特别重要的”、统一的文件中，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习惯和实践中，它的许多部分由不记录于任何庄严文件中的“惯例”所组成。但这并不是说宪法原则没有成文渊源，许多宪法原则来自于立法机关的法令或者法院的意见。但是这些法定成分在法律制度中没有特殊的地位，不优越于其他法律可以如同其他法律一样以相同的方式被修改或者废除。英国缺乏关于宪法基本原则的权威和全面的陈述，没有必须通过修改以实现宪法变革
法国经济发展，该何去何从？ 我是一名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想，我们学习经济，不单单是为了学习经济的一些理论知识，还要能够去运用我们所学的知识解决问题。或许，我现在所学的还只是皮毛，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用经济的眼光看问题。我们不仅仅要把自己的眼光放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上，还要用经济的眼光去看透彻这个世界。 法国是全球经济发达国家之一，是欧盟大国。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日、德，居世界第四。人均超过2 5万美元，同样位居世界前列。虽然法国能源缺乏，矿产也不算丰富，但却建立了齐全的工业部门，并以技术先进著称于世。为了解决能源问题，法国大力开发核电，已建成57座核电站，装机容量仅次于美国。核电占全国总发电量的76%，比重之高，居世界之冠。作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法国经济发展是多元化。然而，2013年5月15日，法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一期经济数据报告。报告指出，法国第一季度经济环比出现0.2%的负增长。鉴于法国经济在过去的三个季度当中增长为零，意味着法国经济正式步入衰退。相比这份报告，法国政府对未来经济形势则显得更为乐观。 报告出炉后，法国财政部长莫斯科维奇对媒体表示，法国政府仍然有信心保持对2013年经济增长0.1%的预期不变。法国总统奥朗德虽然坦承法国目前经济形势严峻，但也表示法国经济衰退“并不如上
次深重”。同时，奥朗德将法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欧盟国家的需求减少和欧元区经济环境不景气。 的确，在欧洲经济不振的大背景下，法国作为欧洲第二大经济体的确很难独善其身，将法国经济衰退归咎于欧洲总体疲软的客观环境很顺理成章.可是，法国还面临财政赤字高企、公共债务居高不下、失业率继续走高、贸易赤字和公共支出数额庞大等诸多挑战，这些问题又相互联系和影响。而我认为，在如今不景气的外在环境下造成法国当前经济低迷的最主要原因是缺乏带动法国经济强劲增长的着力点和扎实有力的经济提振政策。 而我们可以看到法国总统奥朗德对陷入危机的法国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法国政府实施了该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大力度的增税举措，但经济复苏未见起色反现停滞迹象，实体经济负担加重。据法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法国2011年税收达5347亿欧元，比2010年增加385亿欧元，增幅为7.8%，但GDP增速为零，失业率已突破10%。大幅增税使法国消费者购买力明显下降，在欧债危机、国际消费市场疲弱的环境中，更加大了法国经济复苏的难度。 如果法国政府把解决财政缺口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增加税收上，而忽略了企业利益，那么就会伤害实体经济的命脉。企业的盈利率和竞争力不高是问题的关键，这不仅仅是全球宏观经济环境的问题，还是法国的工业问题，是法国现在的政策问题。要想促进法国的经济发展，就需要法国进行更大范围的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