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自由宪政文明的进路
在跌宕起伏、根系之深邃、命脉之绵长，英吉利文明是无法与华夏文明、声威远播的时候，英吉利文明乃至整个日耳曼文明尚在荒蛮幽深的丛林深处刚刚开始起步。17世纪之前的英国仅是西欧封建国家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乃至语言与社会潮流等方面，英国都是跟在西欧大陆的后面亦步亦趋的，英国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足以成为世界领导者的资本。但是，从17 世纪大门开启的那一刻起，英吉利民族就爆发出了冲出不列颠、冲出西欧、走向世界的不可遏止的力量与能量。在人类历史上的诸种文明对世界的影响都没有达到英吉利文明所达到的程度。英吉利文明是真正影响了世界的文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英吉利民族创造了世界性的文明。因为，就“世界”这一知识本身而言，就是由英吉利民族开拓、创造的。在葡萄牙、西班牙、英吉利的商船与舰队驶离大西洋水域之前的人类知识说到底都不过是地方性的知识，在殖民舰队抵达各大洲之前的文明说到底都不过是文明的散片。是西欧诸民族主要是英吉利民族面对风浪勇往直前，用寸寸航线将这些文明的散片联结了起来，勾织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世界图画，人类从此才有了完整的世界的概念和意识。在今天，这个民族的后裔美利坚民族又在凭借交互电信技术勾勒了一个新的世界文明图景。所以我们可以断言，近代以来的人类文明是以英吉利文明为中心展开的；不列颠岛是这一文明的中心波源地，由此发出的文明之波改变了并仍在改变着整个世界。
在群星闪烁、浩瀚深邃的人类文明星空上，有的星体发出刹那间的耀光之后便立刻归于沉寂，永久性地消失在宇宙的深处；而有的星体却能够在纵横交叉的宇宙引力场中找到适合自己质量的轨道与运动速度，得以较长时间地维持着自身的平衡，向四周辐射着自己的璀璨。自17 世纪开始一直到20 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英国的世纪。在此期间，大英帝国独步世界、纵横驰骋，可谓所向无敌。人类历史刚刚进入20 世纪，大英帝国就流露出了衰败的端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取代其地位成为了新的世界领导者，从此英国永久性地丧失了领导世界的地位。英国文明的兴衰史充分说明，一个民族的成败显然不在一时物质之繁荣、军事之强大、地位之显赫，而在精神之健全、文化之恒久、制度之先进。在今天，英国在世界文明舞台上的影响虽然已经是黄昏落日，但是早已超越了国界的英吉利文明却还没有退却的任何强有力的证据，虽然有了些许迹象和征兆。当大英帝国达到其鼎盛时，她通过其文明精神的输出成功躲过了其他文明注定要被历史湮灭的厄运，英吉利文明通
过在其他文明体中的再生而获得了永恒。帝国衰落了，但是英吉利文明的精神却犹如一只浴火凤凰在黄昏时刻腾空而起，划过渐暗的长空，飞向宇宙的深处，成为永恒。
二、英吉利文明的贡献
那么，英吉利民族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人人都想追问的问题，虽然其本身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英吉利民族贡献于人类的自然科学知识、文学艺术成就、经济政治智慧相互间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因而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它们分别构成了我们当下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我们今天仍然生活于英吉利民族开启的文明之中。如果把英吉利文明的某个方面从现实中抽走，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将会重陷于黑暗之中。
在色彩斑斓的英吉利智慧中，以自由涵养政治，以法治守护自由构成了英吉利民族的标志性贡献，这在今天已成为了人类行动的向导。自由与法治就像一盏永不熄灭的导航明灯，在引导着人类政治远离人性阴暗的深渊而趋近文明健康的高地。英吉利是自由宪政的故乡，构成今天世界范围内宪政的主要支撑性制度都可在英吉利民族的历史实践中找到其端绪或根据。正如有学者断言：“自由政制的治术是盎格鲁诺尔曼（Anglo2Norman）种族对于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本来现代文明，以构造论，最为复杂；因之，现代文明种人常从殊方异国得到各种文化的渊源。譬如，宗教来自东方；字母来自埃及；代数来自摩尔人（Moors）；艺术与文学大概来自希腊；法律来自罗马；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惟有关于政治组织中之基本概念，现代文明中人在势必须请教于英国的宪政制度；于是，在世界各国宪法中往往有许多通名与成语，除却引用英国政治的理论及实际所有典故外，无从解释明白。平心而论，代议政治并非始创于英国；但是我们追论此项政治在各国中之进展过程，我们不免会失望。因为首创此制的一切国家并不能令其有继续发展机会。卒之，只有英宪能成各国宪法之母。不管巴力门的名称在各国中如何立异，例如， Congress， Cham2 ber，Reichstag，Rigstag，Storthing，或Sobranje；他们在实际上都具有这位母亲的肖像。诚如是，我们虽谓在盎格鲁诺尔曼人的领导下所产生现代世界的平民文明实为政治学上之最显赫事迹，以不为过。”所以，大凡研究法律与政治，英吉利文明就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它是近现代法律与政治史的起点。
英国人对于自身作为人类近现代政治文明的策源地非常自豪。在1989年的世界人权大会上，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曾提到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份最为系统的人权保障立法，法国人是人权保障的先行者。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立即对密特朗进行了反击，她自豪地向众人宣称英国的《自由大宪章》才是最早的人权法案，英国才是人权保障的真正发源地。不管学界对《自由大宪章》的历史地位如何争论不休，她所开创的“王在法下”的立法先例还是开辟了人类文明史的新纪元。在其于1215 年订立之后，每遇历史的转折，她就会从历史的深处走来，从人们的记忆深处走来，参与历史的书写和缔造。人们对她的不休论争本身就说明她是不可被忘记的。她已构成了人类文明制度的建设质料，构成了人类知识的一个增长点，构成了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凭借。由此出发，英格兰民族在数百年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岛国一跃成为雄霸四方的大帝国。今天，日不落帝国的神话已经永久性地破灭了，但是，由其开掘出的资本主义文明却正如日中天，由其缔造的自由主义宪政精神也正当阳称尊。大英帝国的形式烟消云散了，而大英帝国的本质与精神却成了永恒。
吸纳、传播乃至复制英吉利文明构成了人类近现代文明史的主要篇章。在托夫勒描述的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英格兰民族发动了蒸汽和电气两次浪潮，第三次革命浪潮——信息化浪潮则由其后裔发动。如果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真是作为群体性的人类追求的可能的生活方式的话，任何一个欲达至这一生活方式的国家，都必须从这种文明中汲取知识、技能和智慧。环顾近世以来求索突奔、竞相称雄的几大文明，若以上述标准衡量，英吉利文明已远远超越了并仍在继续超越着他者。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越是较早、较密切地接近英吉利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就越高；越是抱守残缺、自感优越、排拒英吉利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的近世命运则都比较坎坷。时至今日，这些国家被贫穷、腐败和屈辱所围困，而英吉利民族却“固若泰山，独享高贵，深知不必炫耀自己也会引起世人的注意，确信没有人企图推翻他们。”要吸纳、传播乃至复制英吉利文明，首先必须理解英吉利文明。而真正的理解，必须在历史中进行。笔者之所以选取书写在羊皮纸上的《自由大宪章》进行研究，就是意图通过对这一宪政史文献的解剖、解读，去捕捉折射于其上的英吉利民族智慧和英吉利民族精神之光。英国近代法学奠基人布莱克斯通在200余年前首开了研判大宪章的先河，他在1759年的著作中指出：“在我们英国历史的古代部分，没有什么比自由大宪章的发蒙、发展、演变，最终得以订立更有趣、更重要的事情了。” 我忽然意识到，在我这种显然不是不自觉的研究课题选择中，凸显着一种极强的寻根意识。约翰·凯利教授曾刻薄地指出，当代的法理学在“气喘吁吁地追随着20世纪中期的分析语言学以及晚近的政治研究的些许踪影。”
而事实上，我们也在东施效颦般追随着。如果说西方法学正在丧失人文情怀赖以生成、涵养的历史感，那么，我们则是根本不知现代宪政背后尚有历史凭借的存在。也或许是我们本知道有这一凭借的存在，而只是无暇顾及罢了。
但没有历史，便没有现在，也不会有未来。智慧是在历史中凝聚的，惟有在英吉利文明的成长历史中，我们才能把握这种文明，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文明。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一种文明，我们才能共享她的恩惠。
三、宪政主义进路
任何对历史的解读都是一种存在“前见”的解读。而受过不同学术训练、从事着不同学术事业的学术群体又会具有不同的乃至对立的“前见”。正是因为“前见”的丰富多彩，才有了学术的精彩纷呈。在对英国宪政制度的研究上，史家与法家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进路。尤其是以19世纪英国著名的法律史大师斯塔布斯为代表的“牛津学派”的“宪政主义”法史观，近来多遭诟病。比如在英国宪政发展史上，宪政主义者认为，自由大宪章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里程碑式文件。因为它不仅开辟了用法律限制王权的先河，而且还直接奠定了英国宪政发展史的起点。但是，由于学术背景的不同、立场标准的不同以及视角选择的差异，在批判西方“宪政主义”学术取向的基础上，学者们对自由大宪章的历史地位、订立背景，尤其是对自由大宪章是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等问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自由大宪章的宪政意义和基本精神等问题提出了质疑。因此，对与之相关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学术范式进行一番梳理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直接涉及到本论题的历史观底蕴和方法论取采。
对于自由大宪章的历史地位，我们国内学术界基本上是照搬了“牛津学派”的“宪政主义”观点。如李束称其为“世界上第一部具有宪法性的法律”，由嵘也誉其为“中世纪最重要的一部制定法，英国重要的宪法性文件之一。”程华称其为“人类历史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近代人权性质的宪法性文件”，也有的学者称其为“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这些判断是在没有形成对自由大宪章的历史感的前提下移植过来的。我们虽然认识到了这一法律文本的重要性，也都承认它开创了用制定法的形式来限制国王权力的先例。但是如果不能进入到英国宪政的历史场景中理论出发，认为国家是建立在“王在法下”，我们对待自由大宪章就仍然是在雾里看花。
“宪政主义”是兴起于17世纪英国的一场影响了英国的基本社会理念、基本社会结构并进而影响了全世界的社会运动，它首先是一场社会运动，然后才是一场学术运动。以洛克为代表的“辉格党人”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天赋权利“接剑指封建势力的总代表——国王，明确提出了”君权神授“论，最终为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势力、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他们从“ ”契约“基础之上的，进而直宪政主义”曾是英国的精神象征和精神凭借，在思想文化界曾经长期占据正统地位。在19世纪，“宪政主义”的领军人物是W. 斯塔布斯。“宪政主义”学者沿着“辉格党人”铺设的社会契约、王权有限、权力分立一路上溯到中古西欧的“条顿传统”，努力在历史的朦胧中搜寻现实制度的丽影，以“古已有之”为现实行动的合法性辩护。这样一种从“宪政情结”出发对历史的解释显然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史学世界观。正如孟广林指出的那样：“当他们用这种宪政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去解释历史时，常常放大残留在中古社会中的日耳曼原始民主的观念和习俗，结合国王的有限权力和封建离心倾向，依据近代宪政图式进行阐发；或从近代西方的代议制政府、主权国家等既定的政治概念出发，去分析和论证中古西欧政治，将封建制与国家、国王的个人权威与国家的政治权力对立起来。”
历史是现实的过去时，现实是历史的现在进行时。任何一种现实的制度与现象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其端绪。所以，无论是17世纪的科克，还是19世纪的斯塔布斯，他们对宪政史的“逆推式”研究是基于人类历史与人类行为的连续性考虑的。这种学术理路对于接受过长期的、系统的、排它的、唯物的“阶梯式”历史观训练的人来说，是尤其难以接受的。而要真正理解这些学术大师的学术行为，就必须校正这些宪政主义大师在我们心目中的身份。我们往往想当然的把这些学术大师当作经院中的“老学究”来看待。而事实上，他们从来就不是。他们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才是学者。甚至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即使作为学者也是把学术研究与知识教授当作政治活动或法律实践来对待的。在以法理著称的牛津，法学教授们也是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法律技艺”传授上，而不是定位在培养学术大师和法学家、哲学家上。虽然在他们当中如果出现一位国际知名的法哲学大师，他们也会引以为荣。
看一下英国法学家的职业经历，就会发现我们对他们的误解有多深。我们可以随手找几位在英国法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可越过的法学大师的简历看一下。在英国法学界能够追溯到的最久远的一位大师是格兰威尔（Ranulf de Granville， 1130—1190） .其代表作是《中世纪英格兰王国的法和习惯》，这本著作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早的系统论述普通
法的奠基作品，它长期被作为普通法的标准教科书来适用。就是这样一本法学奠基作品的作者曾经从事的职业是约克郡郡守、兰卡郡郡守、威斯特摩兰郡长官、英格兰军队将军，与法学沾边的是中年以后担任过三年的巡回法官，随后又担任司法长官（Justiciar），不过这一职务更多的含义是领军打仗。在英国中世纪末法学史上最负盛名的人物当推科克爵士（ S. Edward Coke， 1551—1634）了，他因与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斗法而名垂青史。科克爵士是《权利请愿书》的倡导者、起草人，他的代表作《英国法概要》被视为英国法的百科全书。科克先做律师，后做法官、副总检察长、议长、总检察长、下议院反对派领袖。十八世纪英国普通法的集大成者布莱克斯通（ Sir W illiam B lack2 stone， 1723—1780）算是有正统学术背景的，但他在担任牛津大学英国法教授的同时及以后，还担任着国会议员、民事诉讼法院和王座法院的法官。这样的一幅英国法学史素描，可能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只有在了解了英国法学乃至英国整个学术的这一特点的前提下，我们方能理解宪政主义者与史学者的社会角色的差异，方能够理解宪政主义者行为背后的动机及其现实关切。
真正的宪政主义学者一定是一个行动主义者；而真正的史学家一定不能是一个行动主义者。我国学术的最大悲哀在于：史学要为实践服务，史学者都变成了行动主义者，所以是有术而无学；法学要为学术而学术，法学家都变成了禅悟主义者，所以是有学而无术。在英国的法学学术圈中，学生们对他们钟爱的法学教授的最高评价往往是：他是一位十分有名的“lawyer”。这一称谓大致是指“精通法律的人”，而不是“精通法学的人”。
让历史回归历史是史学家的天职，让历史融汇到现实中是宪政学者的艺术。如果经考证，自己的祖先原是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海盗，那么史学家不能把海盗改写为王子。但宪政学家可以把海盗的邪恶放下不提，而放大其出海时的决绝和扬帆时的豪迈，如果这能够诱发其后代的血性和荣耀感、而这种血性和荣耀感又能够推进社会进步的话。著名的宪政史学家A. E. 弗里曼认为诺曼征服并没有征服古老英格兰的自由传统和“自治政府”原则，尽管具有自由主义精神和新教精神的英格兰人被打败了，但是最终“我们使我们的征服者成为俘虏，英格兰再次成为英格兰。”正像有的学者评价的那样：“怀着对政治自由的热忱，他相信他在条顿传统的国家首先是在他的国家发现了这种政治自由。”这些历史观点掺杂进了感情、立场和价值观，并不符合历史学的学术规范。
今天西方人眼中的自由大宪章也是掺杂进了感情、立场和价值观的一个研究对象。在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一些界碑式的事件往往会成为一个民族永恒铭记、反复追忆的对象。
在这种对历史事件的铭记、追忆过程中，一个民族获得了共存和发展所需的动力。自由大宪章的订立对英吉利民族而言就属这种性质的事件。自由大宪章在人类自由保障的历史上向前迈出了小小的一步，但是就是这一小步，标志了人类一种新的政治理念——自由政治理念的诞生；就是这一小步标志了人类一种新的实现自由梦想的模式——自由的制度保障模式的诞生。大宪章的订立没有直接促成宪政但却埋下了宪政在未来开花结果的种子。一部英国宪政史是因大宪章而展开、围绕大宪章而成就的。数百年来学术界对自由大宪章性质的种种质疑、对自由大宪章历史作用的种种诘问本身就是对自由大宪章这一历史地位的最好证明。
著名的大宪章研究专家豪特教授有一段名言：自由大宪章的历史并不仅是一份文件的历史，而同时也是一部论争的历史。它作为一份文件的历史是一部不断被重复的重新阐释的历史。但它作为一部论争的历史则是一部连续的政治思想的历史。这部政治思想史是以“自由”为引线的。1215年出于己利的贵族们把自己迷恋不已的自由与权利诉求植入进具有不可更易性的制度之中的时候，他们无意中点亮了一座人类文明的灯塔，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从这当中直接得到多少好处。自由大宪章是人类自由政治文明史上的第一盏导向灯塔，虽然由它发出的光在历史的深处显得有些清冷、有些飘忽不定，但这座灯塔从它被点亮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熄灭过。
自由是人类在漫漫无际的宇宙中最终的依靠。在政治自由之光照耀的地方，人性才能得以起码的张论英国自由宪政文明的进路扬，人权才能得以充分的尊重。惟有受到政治自由的指引，政治家才能获得必要的道德勇气和力量；惟有受到政治自由的佑护，人类才能在黑暗中避开深渊、绕过陷阱而前行。在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者意欲借靠“神圣权力”来行专断的时候，自由的斗士们就从故纸堆中找出了大宪章，拂去历史的灰尘，将其打开，其光芒便照亮了人们的眼睛。当人类在充满专制与暴政的黑暗中遭受煎熬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这座灯塔不再明亮，而是因为人类转身背弃了它。
自由需要历史的支撑，离开了清冷的历史之光的映照，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前行的路在何方。但是，我们真能把握历史的真实么？在我看来，历史学家“复原历史”的追求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不过是一种值得肯定、值得追求的只可惜无限趋近而永远也达不到的理想。历史是后人写的，所以历史也是后人构建的。在人文社科中，考古学可能是最追求客观性的，考古的发现已经权威认证是最不容易被扭曲的。但是，一件真实的出土文物并不是历史，当人们说“文物是历史的证据”时，其实是自欺欺人的。文物本身什么也不能证明，至少到今
天为止是这样。任何一件出土文物都可以有成百上千种解释视而不见“，但每一个人只会选择一种。高高矗立的古埃及金字塔，气势恢宏的罗马神庙，惟妙惟肖的秦始皇兵马俑，能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没有预装”前见“内存的人站在这些历史丰碑面前定会” .历史学知识，即使是考古学知识大多也不过是人类有意识选择的结果释为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历史见证而不会是幽闭胆怯的历史见证。西方尤其是英美宪政理论大致发端于一个简单的预设：历史是完美的，现实是糟糕的；古人是善良的，，并且这种选择还要受到政治的左右。所以，万里长城只能被正式解今人是邪恶的；祖宗之法是公正的，今人之法是偏狭的。在很大意义上寄寓了自身追求与理想的虚构的古人、古法变成了今人行为的目标和衡量尺度。我们可以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原因归结为“历史的缺席”。到今天为止，虽然我们不再相信“人定胜天”，但是我们仍然坚信“今能胜古”。洪水、Sars 逼使我们懂得了对“自然”的敬畏，但我们还不懂得对“传统”的敬畏；传统是人类历史凝结而成的另一种“自然”。我们不能挣脱物理的自然而存在，我们也不可能挣脱历史的自然而存在。如果一个人挣脱了本民族历史的自然，那他就不再是他自己。我们可以对物理的自然状态进行改造以使其变得更加舒适、更适合于人类居住，同样我们也可以改造我们的历史的自然，使其变得更加温暖、更加人性。使历史非人性化是专制者的暴政罪行之一。
历史既可以沿着有利于善政的方向做出解释，也可以沿着有利于暴政的方向做出解释。这就是历史的可怕之所在，这也是我们不得不敬畏历史的原因，这当然也是专制者大都有强奸历史的嗜好的原因。20 世纪初叶著名的大宪章研究专家梅坎尼写到：如果科克的那些模糊而不准确的词句使得大宪章许多章节的内容变得更加模糊了并造成了英国法律发展史错误观念传播的话，那么这些错误对于宪政进步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在我们的法制史研究中，从来没有人沿着“自由”与“民主”的方向做出过系统的努力。虽然“自由”与“民主”的流脉在中国的历史中是那样孱弱、那样隐含不显，但是当我们认为由此可以对之忽略不计的时候，实质上是在泯灭我们面对现实时应具有的良知和责任。向往自由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的梦想，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表达罢了。彻底否定中国历史、毁损涂黑中国历史，其实是为了反衬人造“大救星”的光彩夺目；《圣经》讲人要得救不能靠自己要靠上帝，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教士们肤浅理解的结果，能否信靠上帝最终要取决于你自己。在教理上，你不决志信主，那耶稣就绝不会来救你；人造大救星可以在关键时候可以拉你一把，但也不会永远佑护你。当大救星必然性地陨落以后，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一无所有了。出于制造大救星的需要，我们将自由梦想从我们
的历史和我们的头脑中彻底删除了，历史成了阴冷可怕的地狱，我们的大脑也彻底平面化了。个体的财富在增长，但是思考却停滞了；民族的实力在上升，但民族的精神却未见提升。我们不仅需要构筑我们的物质家园，我们还需要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
当揭示历史的真实会使得专制者更加专制、无耻者更为无耻、卑鄙者更加卑鄙的时候，善意的“篡改”就是崇高的。这或许就是宪政主义者的自我辩护。
第一节中世纪英国的分权君主制 一、英吉利王国早期政治制度 （一）不列颠初期的历史演变 1．英格兰的由来 2．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制度 ①自由农村公社（马尔克）：一种新的关系，土地分封 ②固定的中央行政制度：国王和贤士会 ③地方行政制度：郡、百户区、村社 行政、司法合一的地方权力机构 （二）威廉征服与王权的强化 1．威廉征服 2．强化王权的四点措施 占有1／7的土地／封地分散／向国王宣誓效忠／地方统治沿袭分郡制度 三、中世纪英国财政与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 1．12、13世纪英国财政改革 2．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 3．改革意义 二、英国等级君主制时期的政治制度 （一）大宪章的签署及其对王权的限制 1．签署大宪章的背景 ①君主和封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改变 ②斗争的焦点：直接争夺中央政府的控制权——约翰与教会的冲突／约翰与平民、贵族的冲突 2．大宪章的基本内容 ①肯定教会和贵族的特权 ②国王不能向封臣征收额外捐税 ③不经法院判决，任何人不能被逮捕、监禁或处以罚金
3．监督国王机构的成立：25名男爵 4．《大宪章》的历史意义 ①明文规定了对王权的限制 ②维护了封建领主的司法裁判权 ③确立了国王依法办事的原则 ④表明各阶层的联合行动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一种新新式 ⑤大宪章是英国第一个成文的宪法性文件，是贵族限制王权的产物。 （二）议会的演变与英国大贵族 1．议会的演变 2．议会的演变与英国大贵族密切相关 3．地方代表 4．议会分为上、下两院：14世纪中叶 （三）英国早期的检察制度和地方司法、地方自治制度 参考教材第85页，学生自学 三、都铎王朝时期的议会与国王（1485—1603年） （一）都铎时期王权的强化 1．政府机构进一步完备 2．宗教改革 3．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二）都铎时期议会与国王的关系 1．议案制开始取代请愿制；议案委员会出现；三读制逐渐形成；骑士成为下院的主体2．都铎时期，议会驯服，很少发生议会与王权的尖锐对立，其原因有： ①王权与中产阶层联盟 ②当时的大政方针符合英国国家利益 ③国王成为议会的一部分 （三）都铎时期议会的地位 1．议会不是可有可无，国王为了取得议会的支持，其手段必须符合程序和制度 2．议会机构自我意识强化
英国司法制度概述及启示 2011年10月底，司法部地市司法局长英国培训团在司法部研究室副主任郑先红的带领下，赴英国曼彻斯特和伦敦进行培训考察。通过培训考察，我们对英国的法律体制、制度，司法体系和运作方式，刑事民事案件办理和矛盾纠纷处理的渠道、方式等有了基本了解，特别是对英国的法律教育、律师管理、律师事务所运行、法院的司法地位、对公民的法律援助和服务、社区矫正的执行、监狱管理、民事商事矛盾调解等与我国司法行政工作密切相关的领域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并结合国内工作实际进行了比较，加深了对英国法律制度的认识。这对于借鉴英国法制制度，更好地开展司法行政工作意义深远。 一、英国法律制度简介 (―)英国法律构成和法院体系 1、英国法律构成。英国作为普通法系的鼻祖，崇尚经验，注重实用，只相信经过实践验证过的理论，认为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与大陆法各国不同的是，遇到新问题时，大陆法国家的法律回答“这次我们应该怎么办”而英国的法律则会找出“上次我们是怎么办的”。受信奉经验的法律思想影响，自13世纪开始，普通法亦即判例法便在英国生根发芽，并逐渐影响了大半个世界。
在英国具有约束力的法院判例分为四级。一是欧洲一审法院、欧洲司法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解释和判例。英国作为欧盟和欧洲地方议会的成员国，必须接受欧洲司法法院对欧盟法律的解释和判例、欧洲一审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这些判例对英国的各级法院具有约束力。二是英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最高法院未成立前为上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判例)，它们有最高约束力，除被议会制定的成文法典取代外，英国的各级法院必须遵循。三是英国上诉法院的判例。上诉法院作出的判例对郡法院、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自身都具有约束力，但该判例可以被最高法院作出的判例推翻。四是英国高等法院的判例。对郡法院和高等法院自身具有约束力，但可以被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判例推翻。 英国历史上没有成文法。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沉淀，英国法院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判例门类繁多，数量更是浩如烟海。不仅普通人无力查询了解，即使法官、律师使用起来也极为方便。为此，英国半个世纪以来加快了成文法的制定。现在，议会制定的成文法已经成为英国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据了解每年议会制定法律30~40部。议会立法的程序是：先由政府提出法律草案，经过下议院和上议院多次审议表决通过后，再经女王正式批准生效。而对成文法条款的理解，则由法院判例作出解释。两者互为交叉、相互补充，共同维系着英国社会正常的经济和法律秩序。另外，英国是欧盟和欧洲委员会的成员
中西人性论之比较 中西文化都讲人性，尤其中国讲得多。中国传统文化把人性看作纯真、纯善，与道相通的形而上的东西。《周易．系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善，道义之门。”《中庸》开宗明义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右经一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程颐诠解：明德就是人的天性，它通晓一切道理，能够应对万物，但却受气禀的蒙蔽，有时昏昧，但它本体的灵明一直存在，学者应该去掉外物对本性的污染，以恢复人们本来的明德。（原文经过作者翻译）不仅儒家，佛教也讲“佛性”、“觉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道教讲“性命双修”；都是把人的本性看作纯真、纯善的生命之源，人的本质。 不过，儒家对人性的看法并不一致。孔子未说性善或性恶，而是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同孟子辩论的告子，看法同孔子差不多。告子认为人的天性无善无不善，好比流水，你从东方开口子，它就向东流；你从西方开口子，它就向西流。告子还说：“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就是说：人性就是人的欲望和知觉运动。孟子用诡辩论批判告子，实际上批判了他的太太老师孔夫子。后于孟子的荀子提出“人性本恶”。西汉的杨雄提出“善恶混”，就是人性有善有恶。唐代的韩愈提出“性三品”，就是人性分上、中、下三等。宋儒程颐、程颢和朱熹又把人性分为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气质、才、情均有不善，只有天命之性有善无恶。宋明两代的儒者把心性之学搞得繁锁不堪，矛盾百出，越说越玄虚，越说越糊涂。还是那些并非正统儒学大师的学者能够讲出一些常识性的道理。中唐诗人杜牧在《三事立性辩》中说：喜、怒、哀、惧、欲、爱、恶等七情就是人性；而在七情之中，喜、怒二者生而有之，是性之根。婴儿见了奶就爱，就要拿起来吃，求之不得就要哭，要发脾气，可见，爱和怒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孩子长大后，喜、哀、惧、恶、欲这五种欲望才逐渐产生。至于善恶的观念，那是孩子受了教育、有了社会阅历以后才会有的。北宋文学家和政治家王安石在《原性》中，也从常识方面提出异议。他说：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我都不赞成。事实上，人既有恻隐之心，又有怨毒愤恨之心。如果性善说正确，怨毒忿恨之心从哪里来？如果性恶说正确，恻隐之心又从哪里来？晚清最后一个大文人王国维运用从西方引进的经验论批判了从《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到孟子、荀子再到宋明理学家的先验的人性论。他说：“善恶之对立，吾人经验上之事实也。自生民以来至于今，世界之事变，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乎？故世界之宗教，无不着二神教之色彩。野蛮之种，虽多至不可稽，然不外一种，即有爱而祀之者，有畏而祀之者，即善神与恶神是己。” 西方的人性论，也是发展变化，各有不同的。基督教的“人性论”认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同上帝有相似之处，包括心灵、良知、自由意志、道德观念，等等。但是，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以后，人们所具有的上帝形象是否完全丧失，在神学上存在不同观点。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等认为：人类完全丧失了“原始的公义”，因此，人性仅有作恶的自由。新教自由主义学派则认为：亚当堕落之后，人性中的上帝形象受到缺损，但未完全丧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伦理原则，把人性从神授转移到自然形成的基础上，认为人是自然的中心，人的欲望就是人性，人们追求个人利益、个人幸福、快乐是合理的。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者也强调理性；不过，他们强调
英国的政治制度 英国也是一个移民国家，它居民来自早期欧洲大陆的迁徙。在历史的长河中，英伦三岛大部分时间是荒芜的。公元43年，罗马帝国将英格兰便成它的一个行省，也是发现那里有大片土地，而且也有人居住。 罗欧亚大陆是联通的，4世纪的欧洲，被一股外来势力所纠结。他们就是被中国赶出去的匈奴，罗马帝国再衰退，匈奴人的入侵加剧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地处德国和丹麦的日耳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继续向西飘洋渡海。他们成为英格兰的主宰，英格兰的名称就源于这里。 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率军入侵，加冕为英王威廉一世，这个“征服者威廉”，建立起的强大王权对巩固封建秩序起了积极作用。 与中国不同，古代欧洲封建国王的继承制度，是按照亲属关系亲密程度排序的，国王也受制于宗教。 13世纪，国王约翰从即位一开始就不被人们看好，人们怀疑他是将侄子暗杀后，才得到王位继承权。面对质疑，约翰与教皇就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出现争执，导致教庭向英格兰施以惩罚，约翰国王最后被迫于1213年向教皇屈服。 针对法国占领了英国在诺曼底大部份的土地，英国的贵族要求国王取回失去的领土。约翰即在1214年发动对法国作战，却遭逢大败。 1215年，封建贵族乘机联合对国王不满的各方力量反对约翰王。5月17日，封建贵族得到伦敦市民支持，占领了伦敦。6月10日，英格兰的封建贵族在伦敦聚集，挟持英格兰国王约翰。约翰被迫赞成贵族提出的“男爵法案”(Articles of the Barons)。 1215年6月15日，在强大压力下，约翰在兰尼米德（RunnyMede）签署《大宪章》。其中主要反映西欧封建政治制度的特点，即国王只是贵族“同等中的第一个”，没有更多的权力。 当今世界民主制度，多少带有探险者的印迹。作为早期开拓者的后代，不免留有他们的思想痕迹，带有功利性、现实性。因为物质成果受人尊敬，这一思想已经领导全球200多年。美国也是英国的延续。
英国宪政的自由精神的生长 英吉利民族于中世纪王权与贵族的对抗冲突中孕育萌芽的自由传统，经过几百年的缓渐生长，在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商业革命等新事件及新精神的滋养之下，渐渐根深叶茂，终于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而开出了宪政之花，结出了自由之果。宪政的思想与制度宣示着人类政制样式的革新，启示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时代。三个世纪以来，尤其在经历了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政治的劫难之后，宪政之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样式已渐渐成为人类的共识。宪政的主要制度与观念起源于英国。议会制、责任内阁制、政党制、文官制等宪政制度首先在英国产生，宪法的产权原则、人权原则、分权制衡和有限政府原则、法治原则都从英国的行宪经验中得来。在行宪历程中，英国孕育和生长了宪政制度和自由精神。宪政制度与自由精神的相互作用，社会史与思想史的互动使英国在经历传统与变革的巨大冲突之后，以渐进演化的方式成功地从中世纪政制转变到近代的君主立宪制度，避免了激进与革命的社会变革，率先步入近代社会，创造了富有英国经验主义特色的英国宪政模式。 所谓宪政，简而言之，即是有限政府。宪政的核心内容是限制与约束国家权力，确立与保护公民权利与自由。正是在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之中，公民权利获得保障，政治自由得以实现，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得以确立。而对于权力的警惕与防范根源于对于自由价值的珍视，所以权利和自由高于和先于权力。
英国的宪政道路是自然演化和渐进改革的道路。英国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从君主制政治转向现代政治，实现宪政的道路是在社会力量的冲突与和谐的动态平衡中，通过持续不断的渐进、稳健的社会改革而实现的。英国从中世纪的《自由大宪章》开始，就由于贵族与王权的对立、冲突而开创了英国自由的传统，这样一种传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兴起，冲突转变为贵族、国王与中产阶级、国会的对立，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以光荣革命成功实现君主制与宪政的调和，传统政治形式与现代政治精神的结合而告终，光荣革命成为英国历史的最后一次革命，它奠定了英国式渐进道路的基础。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工人阶级逐渐成长为独立、完整的政治力量而与工业家集团形成两种对立的社会力量，民主化成为十九世纪政治变革的主题。在社会变革的潮流中，政治家审时度势，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使英国民主化的进程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避免了法国革命式的代价。二十世纪英国的宪政改革同样是致力于渐进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而拒绝欧陆盛极一时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费边社会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冲突的妥协方案是建立、"福利国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英国避免了法西斯主义等极权主义的惨痛代价。 一、英国宪政中的自生秩序
浅谈我对基督教的看法 思政122 11号李梦蝶基督教产生于古罗马时代。对于基督教的认识，我们应该辩证地来说。它既有为人们提供精神慰籍的一面，也有奴化百姓的一面；它既是欧洲人互相认同的纽带，也是欧洲人互相征战和对外征战的旗帜；它既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提供了意识基础，又阻碍了新道德的生长；它既援助救济了大量穷人，又迫害了大量异端份子；它既主张人人都是上帝的信徒，所以应该相亲相爱如兄弟，又支持奴隶制度，不主张隶农们反抗国王贵族。因此，对基督教任何单一化的肯定或否定、称颂或贬损，都是片面的。 关于基督教的教义，他的基本预设是二元论的：现世——包括现世生活、人性、现世秩序，总之，现世的一切——是痛苦的、不平等的、不完美的、罪恶的、黑暗的、虚假的、不纯的、短暂的，而天国则是充满正义的、平等的、永恒的、光明的、真理的、纯洁的、善的。人要获得拯救，就要按照教义要求的去做，其中最重要的是爱上帝和爱他人。 第一、基督教反对盈利赚钱。 第二、基督教反对性爱。基督教作为理性的、积极的禁欲主义把性爱作为非理性之物加以摒弃。而且把性爱看作粗俗之事，正与超越、升华、拯救的基督教主旨相悖。它只接受受理性调节的婚姻。 第三、基督教反对艺术。在作为拯救性宗教的基督教看来，艺术会具有一种独立性的价值，它会提供另一种超越于日常生活的拯救。
第四、基督教反对科学。基督教和科学有着一种对立的紧张关系。理性认知的、经验的科学知识不断地导致世界的除魅化，越来越把世界看成是由因果关系的机制组成的；这和基督教的前提性假设直接冲突。 第五、基督教反对政治斗争。基督教主张“爱”“泛兄弟化”“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主张拯救人的灵魂，甚至“勿抗恶”。 总之，基督教贬低现世，主张生活真正的、也是唯一的意义，就在于和上帝沟通并获得拯救，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天国，才能享有永恒的荣耀、光明和幸福。这是对无奈而痛苦的现世采取一种带有强大力量的消极态度。 在公元初，庞大的罗马帝国内部宗教林立，为什么最后基督教能脱颖而出，成为最盛行的宗教呢？因为基督教满足了当时欧洲被压迫、被压榨的贫苦平民大众的心理需求，其最大优势，就是能给信徒们带来很大的精神安慰。 首先，基督教给予其信仰者以现世中没有得到的尊严。 其次，基督教给所有犯了错或犯了罪的人以原谅。基督教给信徒们以生活的目标。每一个基督徒，都在致力于实现基督在大地上的胜利，通过自己对基督教义的身体力行，因为投身于这一伟大事业，因为是在为至高无上的上帝而工作，从而获得了生活的目标、生命的意义，并因此而感到自豪荣耀。 再次，基督教使贫苦百姓们在信仰中感到了公平。基督教给人们以普遍的关怀。她既拥抱男人，也拥抱女人；即拥抱奴隶，也拥抱贵族；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f810641021.html, 浅析英国政治制度特点及其政治文化 作者：贺文涛 来源：《现代交际》2016年第16期 [摘要]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君主立宪制的政治制度，并且英国政治制度有它自身的特点，这种政治制度的形成也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本文是在简述英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分析英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促使它政治制度产生的文化因素。 [关键词]英国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6-0150-02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用它的科技和文化给全球带来了原子弹爆炸般的冲击。英国是独立的岛屿，与其他大陆有大海这道天然的屏障，为英国创造了一个优越的地理环境，避免了频繁的战乱，让其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壮大自己。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与此同时英国拥有一支强大海军，国内市场的狭小迫使它走上殖民扩张的道路。“当欧洲宗教机构和封建割据势力肆虐之际，他们已经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司法陪审制和地方管理体制；当欧洲封建专制主义普遍加强时，他们又发动资产阶级革命，摧毁封建主义根基”。① 要了解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首先就要了解英国的宪法。大部分学者都承认英国有宪法，只是有自己的特点，不像大多数国家那样汇编成一部法律文件，而是由分散的宪法性法律、惯例等组成。国外学者称之为“不成文宪法”“柔性宪法”。只有在认识宪法的的基础上才能更深刻地认识英国的政治制度。 一、英国议会 议会作为英国的重要组织机构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议会至上”的原则。英国议会由英王、上议院、下议院共同组成。议会和内阁虽掌握实权，但议会由英王、上院和下院组成，其中上院是贵族院，是主要西方国家中唯一以贵族政治为基础的政治机构。②英王无实权，代表贵族制的上议院和代表共和制的下议院经过了长时间的争斗，权力逐渐从上议院转移到下议院。英国议会的权力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立法权、财政监督权、行政监督权和司法权。其中司法权由上议院独有，它可以审理贵族的案件，也可以审理下议院的弹劾案。根据法律，立法权、监督政府财政和行政的权力归属于下议院。1911年《议会法》确认了下议院 的政治优势地位，作为一个惯例，首相必须来自下议院，内阁成员也很少由贵族担任。③ （一）立法权是议会最重要的权力
简介：在新课改下，我们用教材来教知识，而不是教教材上的死知识。教师对教材的灵活运用以及对教材内容的拓展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是一篇教学反思，短小精悍，在学完近代英国政体后，对开阔学生的视野和能力的提高，将会发挥很好的作用，同时也可作为教师教学反思的范例。 浅析英国的分权制度 许炳贤 18世纪启蒙运动在法国进入高潮时期，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强调权力的制约与平衡，主张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部分，以防止专制，这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利器。但在实践中，真正将孟德斯鸠思想付诸实施的首先是在美国，先进制度的创立也造就了美国的繁荣与强大。 美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政体，立法权赋予国会，行政权赋予总统，司法权赋予联邦法院。与美国相比，英国的分权体制似乎不太清晰。尽管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当时英国的宪政大加赞赏：认为三权分立是英国公民自由的保障。但事实上，英国的责任内阁制凸显的是二权分立——立法权属于议会，行政权属于内阁首相，其原则体现了集体负责的精神，本质上是给内阁与议会制定的一个游戏规则。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英国的司法权跑到哪里去了？这也是学生在学完美国后不断在思索的问题。 数百年来，英国两权混合，司法权归于立法机关议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也构成英国的历史传统。英国议会分上议院（贵族院）和下议院（平民院），由上议院中的法律贵族行使最高司法权。理论上，上议员（除司法议员）有权参与审案，司法议员有权参加立法。但实践中，司法议员不参加立法，其他议员不参与审案，这两部分议
员分工明确。所有的司法议员都经过独立机构的遴选，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司法议员一经任命，终身任职，非经两院联合弹劾不受罢免。因此，英国的司法机制在制度层面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但历年来，英国这种隐形的三权分立模式，备受抨击，在不折不扣贯彻孟德斯鸠分权思想的美国人看来，这简直是难以理喻的“怪癖”。近年英国在政体上也追随美国，自2003年，英国启动宪政改革，2009年正式设立最高法院，这个被孟德斯鸠认为权力制衡最彻底的国家，终于在形式上实现了三权分立。
浅谈中西方人性观 一、中国文化中的人性观 人性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思想。代表人物有孔子，他把仁作为人之根本属性，且其政治主张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整部《论语》更充满了圣人、君子、仁义。另一个代表是孟子，他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人性善的思想。如，他说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砾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1]，“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说明一个人是否会是恶人还是好人，关键在你是否能“尽心”、“知性”，挖掘、培养这些善的萌芽。 因为认为的是人性善，所以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说，光靠政令与刑法来约束民众，那么即使大众不敢违法乱纪，也会虚应故事，没有真正地建立廉耻之心。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从“性善论”出发，还很容易导致这样的结论：人性都是善的，那么，被神化为天子的君主、皇帝，他的人性本善，就更不必说了。因此，人性本善论成了皇帝君临天下的“合法”根据。君王专权在手，本来就很容易干坏事，本该受到比常人更严格的监督，但山于他的人性本善，全国人民都深信他一定会大公无私，绝不会担忧他会干什么坏事了。皇帝只须监督下属，用不着谁来监督他。这就理所当然地导致等级森严的人治社会。“人性善”给专制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给专制者披上了伪善的合法外衣，钳制了中国人的思想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别的关于人性的理念。比如性恶论，其代表人物便是荀子，他的基本观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本能导致人求私存利，而个人追求私利物欲是社会纷争和动乱的根源。因此，社会才有必要建立起严密的礼法制度来改造约束人性之恶。还有就是人性自然论，如老子的人性自然——主张无为、寡欲、绝圣、弃智、不争不言；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将一切权力集中到“善为道”的圣贤手中。还有韩非子，他说：“……故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慢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因此韩非子主张顺着人性自然而然地发展，他认为正因为人具有好利恶害的本性，所以就要因循人性，利用法律制度的赏罚机制来控制引导人的行为。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在孔孟之后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他们的人性善的思想主导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成为历代帝王将相治国安邦之道。直至现在，它对中国人的习惯、法律和世界观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西方文化中的人性观 同样西方对人性也有比较多的思考，但是真正对西方人的人性观点起到普遍、巨大、长久影响的应是基督教教义。在基督教思想中，“原罪”是理论核心。《圣经》中所揭示的“原罪”是人类脱离自然状态走入社会时所带有的“罪”，此罪将永远与人类同在，直到获得上帝的拯救。[2]在圣经中有一些经典的描述，“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3]。可以看出基督教认为的是，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所以，人们必须接受耶苏基督，必须要向主忏悔，然后就可以上天堂，而避免受地狱里的各种磨炼之苦。
论法国宪政体制的特点 【摘要】法国宪政体制具有它自身的特点，半议会半总统制、行政权二元化、 司法权双轨制、“理性化的议会制”、独具一格的违宪审查机制和悠久的人权保障传统。 【关键词】法国宪政特点 法国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走上了一条具有特色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它的宪政体制。法国宪政体制的特点体现在半议会半总统制、行政权二元化、司法权双轨制、“理性化的议会制”、独具一格的违宪审查机制和悠久的人权保障传统。 一、半议会半总统制 1944年8月法国获得了解放，戴高乐进入巴黎就任临时主席，由于政局不稳，1958年6月1日国民议会授权政府首脑戴高乐制定新宪法。第四共和国宣告终结了。戴高乐受命于危难之际，恶劣内外的形式给他提供了力挽狂澜、大展宏图的机会，也为他实现“贝叶演说”中达的制宪思想、建立新体制、加强个人行政权力提供了合适的舞台。新宪法于9月28日提交全民公决并获得通过，10月4日宪法正式颁布，这就是沿用至今的法国1958年宪法。正是这部宪法及以后的几次修正案，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法国的“半议会半总统制”。 半议会半总统制的特点简单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总统出于国家权力中心地位。他兼有议会制和总统制的特点。即有一个议会和一个对议会负责的政府，同时又有一个拥有实权的政府。 二、行政权二元化 行政权二元化现象是法国宪政体制最重要的特质之一。行政权二元化其实不过是法国这种半总统制、半议会制的自然变种。行政权二元化也较差反映了法国现行政体之下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所谓“半总统制、半议会制”的最大特点或目标是重新分配权力，使总统成为法国政治生活的中心，借此结构有效的避免因多党制而引起的经常的政治危机。 三、司法权双轨制 司法权双轨制也是司法权的二元化，体现在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法国的普通法院体系由最高法院主导并置于其下。最高法院下面设置有27个上诉法院，上诉法院接收不服下级法院裁决的上诉案件，它们即审查法律的适用也审查事实。 行政法院系统才是真正构成法国司法制度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最重要标志之一。根据行政法理论，公法上的“法人”团体必须服从行政法，进而接受行政法庭的裁决。行政法庭受案范围很广，从公务人员的身份、行政合同，到城市规划等等。现在，最高行政法院是共和国最荣耀的机关之一，也是今日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的就职首选机关之一。它仍然具有双重角色：一是国家最高行政司法权的掌管者和行使者，一是政府的立法顾问。在最高行政法院之下，还设有五个行政上诉法院。 四、“理性化的议会制”
英国的税收体制
浅析英国的税收体制 摘要：无论是哪个国家，其财政收入主要都是依靠税收，税收体制对国家的税收有重要影响。了解国家的税收体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英国税收体制的特点及其演变历程，并分析了英国现行的税收体制的现状，这对我们了解英国的税收体制变化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英国，税收体制，特点，演变，现状 一、英国财政制度的发展 英国政府财政制度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早期形成阶段（1215-1688）、中期发展阶段（1688-1852）、近期成熟阶段（1852至今），这三个阶段。英国政府财政制度从1215年开始，历经漫长的发展过程，议会在和君主集权的斗争中逐步获得对财政的控制权，从上世纪末开始，政府的财政决策权从议会转到政府手中。 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继位后英国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王室财政陷入困境，激化了国王和贵族的矛盾，1215年，贵族反叛，国王约翰被迫和贵族签订《大宪章》。这确立了议会制度的基础，并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把非赞同不纳税和没有代表权不纳税等原则确立下来，标志着应该政府预算制度的开始。英法百年战争推动了英国宪政的发展，也为议会权力的扩大创造了条件。战争带来的开支使君主要获得议会的支持，同时要扩大纳税，以此来获得经费。由此可见，英国每个阶段的财政政策的制定都涉及到税收，希望通过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可见英国的财政政策与税收制度的演变具有密切的关系。 二、英国税制特点 (一)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 在英国的税收体系中，其不仅有企业所得税，还有增值税、印花税等各个税种。其中最重要的是所得税，在所有的税收中占比达到6成以上。在上世纪末期英国的税收收入中，其直接税收贡献了近七成，间接税收占比33%左右，其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基督教的意义逐渐得以彰显。当然，出于不同的考虑和基于不同的认识，人们对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亦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其价值判断的多样性和对基督教在华影响回升的迥异态度。随着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和真正对外开放，在经济理论界和重新崛起的社会学思潮中，曾兴起了一股持续较久的“韦伯（Max Weber）热”。人们尤其关注其涉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种种说法，以及他对东西宗教伦理与其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比较。不少经济学家在谈及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等所起的“潜在的精神力量”之作用时，既表达了对历史进程的一种感触，又体现为一种在现实中国社会的呼唤和渴望。这种现象是颇值得人们玩味和深思的。人们在打开国门看世界时，忽有一种惊讶和警醒，随之便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和失落感。这种自知之明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而导致的对外在思想文化体系的客观研究和虚心学习，以及这种研习的坦诚和认真，亦是史无前例的。在借“他山之石”的此刻，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基督教及其对现代化的意义。不可否认，一些人因感到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太厚、传统负担太重而对之失去信心和耐心，简单地认为“现代化”即“西化”，而“西化”即“基督教化”，试图以这种绝对而极端的“拿来主义”来将一切推倒重来，由此圆其“现代化”的美梦。然而，静观基督教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认识其对现代发展某些弊端的批评和否定，以及弄清基督教的“普世”意义和价值取向，则使不少中国人深感不能将“现代化”或“西化”与基督教完全等同，二者之间是有着本质不同之处。对于基督教与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中外学者已有诸多研究和评述，故不必在此重提或详谈。但有关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中国学者则议论不多，且有各种疑虑。而这一问题亦是我苦苦思索、刻意求解的关切所在，它涉及到基督教对现代中国的精神启迪和其本身在中国文化中的重新定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促进这一研究的深化及其意义的彰显，在此谈谈自己的管见浅识，与大家交流和讨论。 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价值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对世界文明的进程有着多层次、全方位的影响，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自然也是多方面的。从宗教和哲学的研究角度来看，我们侧重于基督教对此的价值层面和精神意义，而其在社会、政治、经济各层次的作用和影响只能附带来谈、不作为本题讨论的重点。这里关注的是在基督教精神、价值体系中比较独特、突出和值得弘扬的基本因素，它们能给现代中国人带来清新的感觉，和全然不同的启示，从而构成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些独有意义。大体而言，这些意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督教原罪观对现代中国人自我审视的反省意义 中国人在其文化传统上对人的本性或本质通常持乐观主义的态度，强调人的“性善”、“良知”、“有为”和“人定胜天”，不认为人本性有罪，因此对基督教的原罪观感到难以接受，尤其对亚当、夏娃因偷吃禁果而“失乐园”的神话诠释不以为然，形成对基督教罪之意识、罪感、认罪态度和忏悔心境的一种文化隔膜。然而，中国人这种历史悠久的向善论、进步观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在其社会发展步骤明显加快的今天，却受到严重的挑战，出现了本质性动摇。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的“船坚炮利”曾迫使中国人痛定思痛、奋发图强，以引进西方科技、开展洋务来力图迎头赶上。但看到这种科技上之差距、实力上之劣势的同时，中国人在整体上并没有改变其反观自身的传统基调和对其国民性之乐观、自豪乃至优越的肯定见解。其对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乃“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为中用”。回顾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社会现代化的历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文化革命以及当前的改革开放举措，都是从肯定、积极的意义上争取或重新恢复中国人的“自强”、“求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伴随着这种政治经济运动和社会发展选择的国民心理基础，仍不离一种乐观的自我审视、以及对人格不断完善和人性正面发展的坚信不移。不过，多次政治运动唤起的激情和人们对社会改革全身心地投入，在中国今天社会转型时期却已出现与传统经历意味深长的不同转向。一些中国人已感到其激情耗尽的疲惫，更有人因机经拼搏后仍面临差距的加大而灰心失望。许多人在几度兴奋、真心参与各种具有自我奉献精神的公共事业之后，却看到当今社会中，个人主义泛滥、拜金主义流行、崇高境界消退、理想主义丧失，这一幅无情的图景。在社会腐败、人性堕落、道德沦丧、丑陋及丑恶现象和沉渣泛起、人们追求享乐和实利、沉溺于低俗之举、价值观念混乱和多元化这一严酷现实面前，许多现代中国人对基督教古老而传统的原罪观有了深刻的醒悟和体认。在这种对基督教原罪观的冷静认识中，人性自我可自觉达到“道德完美”的观念开始动摇，中国人开始对其传统的人性论和人生观加以反思和反省，尤其是对近代以来中国
英国的政治制度及其对英国兴衰的作用 摘要：英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发源地。英国政治生活的主体主要包括：君主、议会、内阁、政党。本文通过梳理近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创立和发展, 阐述了政治制度、英国的政治制度及其对英国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影响。英国的政治制度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政治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它对英国的兴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政治制度君主立宪制专制崛起 在世界近代历史上的社会转型过程中, 政治制度的变革始终是世界各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英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发源地[1]。 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它是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出现而产生的，是人类出于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和利益，维持一定的公共秩序和分配方式的目的，对各种政治关系所做的一系列规定。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典型代表有两种类型，即立宪制和共和制。其中立宪制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为代表，共和制以美国的总统制联邦制的共和制为代表，两种制度都统称资产阶级代议制。 英国君主立宪制主要是责任内阁制，国会分上下两院。上院由各类册封的世袭贵族和终身贵族组成；下院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下院获胜的多数党领袖就会成为首相。首相负责组阁，内阁对首相负责，不对国王负责。国王处于临朝不理政的状态，游离于党派纷争之外，只作为国家的象征[2]。 英国今日的政治制度的原型早在13世纪就已经建立起来了。13世纪形成了英国宪政史上的两个重要基础——《自由大宪章》和议会制度，它们共同奠定了英国宪政民主的政治基础。从贵族化的君主专制体制走向平民化的君主立宪式的民主体制,1689年光荣革命是英国由近代封建专制君主制向现代立宪君主制转变的标志, 也是英国社会由依附性的臣民社会向契约性公民社会转变的标志[3]。专制王权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为英国的崛起准备了政治条件。中世纪的欧洲各国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之中，在各个“国家”内部，国王并不具有超越于贵族的权利，只是他们当中居位较高的一员。在这样的分裂状态之中，很难会有经济发展、
论英国的政治体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今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需要借鉴欧美大国政治体制里的精华部分。在这里，我将与大家探讨一下英国的政治体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英国政治体制产生背景历史发展主要架构基本特点借鉴意义 我将从英国的政治体制产生背景、历史发展、主要架构和基本特征来评论英国的政治体制，同时分析它对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 标题一：英国的政治体制探讨 从英国的政治体制产生背景来看，英国近现代的政治制度是英国中世纪政治制度的延伸和发展。英国政治体制产生背景，主要分为历史传统、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政治基础这四块。其一，我们知道，英国传统的政治原则就有两个，一个是“王在法下”，另一个是“国王在议会中”。英国在其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着这两个传统的政治原则，因此国王权利的有限性为之后英国确立的君主立宪政体提供了传统基础。其二，英国四面环海、优越的地理位置适宜其发展海外贸易，同时圈地运动促进了英国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是英国政治体制产生的经济基础。其三，伴随着英国商业不断发展，英国资产阶级也不断发展壮大，这是英国政治体制产生的阶级基础。其四，由于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国王与议会矛盾尖锐，税收是其矛盾的焦点。这次矛盾斗争实质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民主与封建专制的斗争。因此，国王与议会的矛盾成为了英国发展的政治阻碍，也是英国政治体制产生的政治基础。 从英国政治体制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英国的政治体制的确立是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结果。英国先后经历了诺曼王朝（1066—1154年）、金雀花王朝（1154—1399年）、兰开斯特王朝（1399—1464年）、约克王朝（1461—1485年）、都铎王朝（1485—1603年）、斯图亚特王朝（1603—1649年，1660—1714年）、汉诺威王朝（1714—1901年）和温莎王朝（1910年至今）。但是，英国政体真正意义改变的开始是从斯图亚特王朝开始的。由于斯图亚特王朝专制统治，加剧了英国社会的矛盾，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以1640年长期议会召开为标志的，随后英国经历了1642-1648年的两次内战时期。在内战的纳西比战役中，克伦威尔领导的新模范军骑兵大败王军，取得胜利。这次战役为国会军在内战中获胜奠定了基础。1649年，议会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内战结束，同时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是，共和国时期仅仅持续了4年。1653年，克伦威尔就任护国主，开始了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众所周知，任何一种独裁统治都不可能长远，因此1658年，伴随着克伦威尔的逝世，人们推翻了这一独裁统治。然而克伦威尔死后政局混乱，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恢复君立制的势力采取了妥协和赞同的态度。因此，1660年，查理一世的儿子返回英国登上王位，称查理二世，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可是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并没有给资产阶级带来利益，反而在查理二世之后的詹姆士二世不久就实行反攻倒算的政策，引起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不满。因此在1688～1689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了推翻詹姆斯二世的统治、防止天主教复辟的非暴力政变，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后詹姆士二世逃亡，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迎来了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威廉和女儿玛丽，让他们共同统治英国，同时于1689年议会提出了《权利宣言》，确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 从英国政治体制的主要架构来看，英国作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的主要结构有国王、议会和内阁。其中，议会是国家最高的立法机关，主要扮演立法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内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从议会产生，由占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组成并对议会负责。而国王则按内阁的意志行使形式上的权利，统而不治，主要是国家的象征，承担国家元首等礼仪性的职能。国王是世袭产生的，且按照英国宪法的惯例，国王不能为非。议会英国采取的是两院制的组织
浅谈西方思想中的人性论观点 我们经常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希望得到什么？而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人性。有些人认为人是恶的，他就会主张用强制惩治手段治理社会，而认为人性善的人则会主张人们修身养性，以善治国。我们也经常问别人：“幸福是什么？”每个人的回答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说情欲的满足就是幸福，有的会说理性目的达到后的精神快乐是人生的最大幸福。其实，前者就是自然人性论者，而后者则是诉诸人的精神本质的理想人性论者。 关于人性，古往今来有很多有名的学者讨论过。卢梭说过：“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我敢说，德尔菲城神庙里惟一碑铭上的那句箴言的意义，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其实，对人性的探究未必只是思想家们应当考虑的事。因为，有人就有人性，就有对人性的认识和理解的需要。我们只有了解自己存在的真相，理解人性，才可能更好地生存于社会并改造人类社会。由于有了这样的需要，就产生了许多关于人的、人性的理论和观念。 所谓人性论，无非是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们对自己的本质及特性认识和理解的理论形式。在种种我们看到的人性解释中，我们将感受到闪烁于其中的“认识你自己”的人类智慧，将会感知到伟大人类认识自我的发展脉络和时间尺度，感受到人性理论如何从蒙昧时期带有猜测性的宗教知识，向现实性和科学性系统理论进化。 自然人性论。
古希腊最初的思想家把人看成是具有感性的自然物。他们对万物的始基和生命的源泉作了探究，觉得人和世界上万物一样，都是由某种自然物质产生和构成的，而不是由神灵创造的。 米利都学派是自然人性论最早的派别。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产生于火，又复归于火”。这些思想家把人的本源归结为某种自然物质，当然也就把人性看成是自然性了。古代自然哲学家最大的贡献，恐怕就在于把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从原始的神话观念中独立出来，这是人类获得觉醒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当然还没有真正把人同自然区分开来。还没认识到认识高于一切其他自然物的独立主体，所以把人的感觉、欲望和思想等等，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物质性和自然原因，人性被理解为人的自然本性，认为人们只要“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就一定会支配生活，幸福快乐。 上述只是早期的自然人性论的观点。在欧洲进入封建社会后，自然人性论被宗教神学的人性论淹没否定了。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自然人性论才又复兴。这个时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都把关注的重点由神转到人，转到人的自然天性上，转到人间的世俗的精神。如薄伽丘明确肯定人的七情六欲，是人的自然本性，不可压抑，也不可能回避，认为人类天生是平等的。 近代欧洲启蒙学者的人性思想，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批判中世纪宗教神学以神性否定人性，代之以人性否定神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欧洲的自然人性论者几乎一致的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本性就是最求幸福和快乐，逃避痛苦和灾难，所以，自我保存、自利自私是天性使然。当然，各思想家也有自己的小的异见。比如，托马斯·霍布斯激烈的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恶的。他的名言就是：“人对人就像狼一样。”霍尔巴赫进一步指出，人的本性是爱自己，但是，
英国宪政制度评价 宪法政治起源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因此，英国的宪法是最早的宪法。但是，众所周知，英国并没有制定一部统一的、完整的宪法典。所谓英国宪法不过是由英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颁布的宪法性文件和形成的宪法性惯例所构成，我们称之为不成文宪法。 要理解宪政就不能不对英国宪法有所了解，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法学界曾就我国的宪政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场大讨论使国人知道了什么是宪政，什么是专制，虽然这一讨论最终没有使中国走上真正意义上的宪政体制，但是却大大丰富了国人的宪政知识。而这一时期的讨论则发轫于我国宪法学家雷宾南先生翻译戴雪《英宪精义》一书。戴雪的《英宪精义》分为三篇，包括“巴力门的主权”、“法律主治”和“宪法与宪典的联络”。 在“巴力门的主权”篇中，戴雪认为，英国政治制度自1688年正式确立君主立宪制以后，英国政治制度所有主要特性就是“巴力门的主权”。戴雪认为，“巴力门”应当理解为君主(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英国国王)，贵族院(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英国议会上院)，众民院(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英国议会下院)的合体，当它们三位一体时，才是“巴力门”的本义。戴雪指出，“巴力门的主权”的原理就是没有任何一人或者任何一团体，在英宪之下，能建立规则与“巴力门”的法案相对抗，即使发生对抗，这种规则必不能得到法院的承认和遵行;法院固然可能“造法”，但是此类法律所有责效力都是直接或者间接来自于“巴力门”，也就是说，“巴力门的主权”是英国法律所承认的一大原则。“巴力门的主权”通俗地说就是“议会至上”或者“立法机关至上”。“巴力门的主权”表现在：第一，“巴力门”具有无限立法权威。“巴力门”对于一切法律可以创造，可以批准，可以扩张，可以收缩，可以裁减，可以撤回，可以再立，可以诠释，一切法律均以“巴力门”的决定为准，即使如王位继承这样的重大原则也应当以由“巴力门”作出的法案为依据。第二，无竞争的立法权。君主，两院之一院，选举区，乃至于法院都曾一次又一次地争夺独立的立法权，但是没有一次如愿以偿。这样就形成了颇具英国特色的“巴力门”无竞争的立法权，君主、两院之一院、选民、法院均不能单独立法。首先选民不能进行所谓的全民公投立法。其次，一切立法必须经由选民选举出来的下院提出法案并通过，然后交由上院批准，再以英国国王的名义发布，此环节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使法案生效，只要有一个环节不同意，法案就不能生效。最后，法院判案虽然遵循先例原则，这些从先例中归纳出来的原理，实际上已经成为法律，似乎与“巴力门的主权”原则相悖。但是，法院却不能也不愿运用任何权力废弃“巴力门”法案，而“巴力门”却可以随时推翻判例，即法院立法实际上是一种从属立法，以“巴力门”同意而存在并受“巴力门”的监督。 在“法律主治”篇中，戴雪将“巴力门的主权”与法律的至尊性称为英国政治的两件异彩。法律的至尊性又称为法律主治，即法律至上或者法治原则，它是英国政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一原则要求全国人民以至于君主本身都必须要受治于法律，如果政治不是依照法律行事，就必然造成国家没有法律，也可以说国家也就没有了“君主”，体现了法律的精神与英国人的习惯相结合。戴雪指出，英国的法治原则是英国宪法的一个主要特征，包括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法治意味着武断的权力不存在。指明在全国范围内，一切独裁都将不存在，全体人民一体受法律的保护，人民不能无故受罚，只能法律才能确定某人是否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一旦某人违背了法律，也同样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并无例外。二是法治意味着普通法与普通法院居优势。指明在英国，不但无一人在法律之上，而且每一个人，上至首相下至庶民，均受治于普通法并居于普通法院的管辖之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是法治意味着宪法的通则形成于普通法院的判决。指明英宪的通常原理的成立缘起于司法判决，而司法判决又起于民间讼狱因牵涉私权而发生的。它表明，英国的宪法原则是由法院将涉及每一个人所有的权利从司法判决中归纳出来的，它不是由立法机关立法的结果。 由于英国宪法的不成文特性，英宪的渊源则表现为五种，一是英国历史上重要的信约和公文，如“大宪章”、“权利法案”等;二是巴力门法案，即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三是司法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