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春秋序
《春秋左氏传》序○陆曰：“此元凯所作。既以释经，故依例音之。本或题为‘春秋左传序’者。沈文何以为‘释例序’，今不用。”
[疏]正义曰：此序题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传序”，或云“春秋经传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传序”。案晋宋古本及今定本并云“春秋左氏传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释例序”，后人移之於此，且有题曰“春秋释例序”，置之《释例》之端。今所不用。晋大尉刘寔与杜同时人也，宋大学博士贺道养去杜亦近，俱为此序作注，题并不言“释例序”，明非“释例序”也。又晋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晋世言五经音训，为此序作音。且此序称“分年相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是言为《集解》作序也。“又别集诸例，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异同之说，《释例》详之”。是其据《集解》而指《释例》，安得为“释例序”也？序与叙，音义同。《尔雅·释诂》云：“叙，绪也。”然则举其纲要，若茧之抽绪。孔子为《书》作《序》，为《易》作《序卦》，子夏为《诗》作《序》，故杜亦称《序》，序《春秋》名义、经传体例及已为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义以“春秋”是此书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至“所记之名也”，明史官记事之书、名曰“春秋”之义。自“周礼有史官”至“其实一也”。明天子诸侯皆有史官、必须记事之义。自“韩宣子適鲁”至“旧典礼经也”。言周史记事、褒贬得失、本有大法之意。自“周德既衰”至“从而明之”，言典礼废缺、善恶无章，故仲尼所以脩此经之意。自“左丘明受经於仲尼”至“所脩之要故也”，言丘明作传，务在解经，而有无传之意。自“身为国史”至“然后为得也”，言经旨之表不应，须传有通经之意。自“其发凡以言例”至“非例也”，言丘明传有三等之体。自“故发传之体有三”至“三叛人名之类是也”，言仲尼脩经有五种之例。自“推此五体”至“人伦之纪备矣”，总言圣贤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说经、传理毕，故以此言结之。自“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至“《释例》详之也”，言已异於先儒，自明作《集解》、《释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尽“亦无取焉”，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隐终麟、先儒错缪之意。贾逵《大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作传。”据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此经既遭焚书而亦废灭。及鲁共王坏孔子旧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馀通，藏於秘府，伏而未发。汉武帝时，河间献《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议立《左氏》学，公羊之徒上书讼《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学不立。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见府中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释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后，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问向，向不能非也。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於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儒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於大常博士，责让之。和帝元兴十一年，
郑兴父子及歆创通大义奏上，《左氏》始得立学，遂行於世。至章帝时，贾逵上《春秋大义》四十条，以抵《公羊》、《穀梁》，帝赐布五百匹。又与《左氏》作《长义》。至郑康成，箴《左氏膏肓》，发《公羊墨守》，起《穀梁废疾》。自此以后，二传遂微，《左氏》学显矣。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
[疏]“春秋”至“名也”。○人臣奉主，品目不同。掌事曰司，掌书曰史。史官记事，为书立名，以“春秋”二字为记事之书名也。
○正义曰：从此以下至“所记之名也”，明史官记事之书名曰“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经无所见，唯传记有之。昭二年，韩起聘鲁，称“见《鲁春秋》”。《外传·晋语》司马侯对晋悼公云“羊舌肸习於《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礼·坊记》云：“《鲁春秋》记晋丧曰‘其君之子奚齐’。”又《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诸文所说，皆在孔子之前，则知未修之时旧有“春秋”之目。其名起远，亦难得而详。《礼记·内则》称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应记事，但未必名为“春秋”耳。据周世法则，每国有史记，当同名“春秋”，独言“鲁史记”者，仲尼脩鲁史所记，以为《春秋》，止解仲尼所修《春秋》，故指言鲁史，言脩鲁史《春秋》以为褒贬之法也。
记事者，以事系日。○系，工帝反。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别，彼列反。
[疏]“记事”至“异也”。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记事之法。系者，以下缀上、以末连本之辞。言於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系日；月统日，故以日系月；时统月，故以月系时；年统时，故以时系年：所以纪理年月远近，分别事之同异也。若“隐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类，是事之所系年时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记，皆应具文，而《春秋》之经文多不具，或时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系月、月而无时者。史之所记，日必系月，月必系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有日无月者十四，有月无时者二，或史文先阙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备文而后人脱误。四时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无夏；昭十年十二月，无冬：二者皆有月而无时。既得其月，时则可知，仲尼不应故阙其时，独书其月，当是仲尼之后写者脱漏。其日不系於月，或是史先阙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无月，而有壬申、丁丑，计一时之间再有此日，虽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无以复知，当是本文自阙，不得不因其阙文，使有日而无月。如此之类，盖是史文先阙，未必后人脱误。其时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详略，何则？案经朝聘、侵伐、执杀大夫、土功之属，或时或月未有书日者；其要盟、战败、崩薨、卒葬之属，虽不尽书日，而书日者多，是其本有详略也。计记事之初日月应备，但国史总集其事，书之於策，简其精粗，合其同异，量事而制法，率意以约文，史非一人，辞无定式，故日月参差，不可齐等。及仲尼脩故，因鲁史成文，史有详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
经传书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书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书日者四百三十二。计年数略同，而日数向倍，此则久远遗落，不与近同；且他国之告有详有略，若告不以日，鲁史无由得其日而书之，如是，则当时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当时已自不具，仲尼从后脩之，旧典参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尽得知其日月皆使齐同？去其日月，则或害事之先后；备其日月，则古史有所不载，自然须旧有日者因而详之，旧无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详略，不可以为褒贬，故《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其以日月为义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隐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师卒”。传曰“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丘明发传，唯此二条。明二条以外，皆无义例。既不以日为例，独於此二条见义者，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病则亲问，敛则亲与。卿佐之丧，公不与小敛，则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贬人君。君自不临臣丧，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后，无辞可以寄文；而人臣轻贱，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见义也。日食者，天之变。甲乙者，历之纪。朔是日月之会，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书日食必记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须书朔日。日与不日，唯此而已。月与不月，传本无义。《公羊》、《穀梁》之书，道听涂说之学，或日或月，妄生褒贬。先儒溺於二传，横为《左氏》造日月褒贬之例，故杜於大夫卒例备详说之。仲尼刊定日无褒贬，而此序言史官记事必系日月时年者，自言记事之体须有所系，不言系之具否皆有义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阳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刘熙《释名》曰：“日，实也，光明盛实。”是说日之义也。日之在天，随天转运，出则为昼，入则为夜，故每一出谓之一日。日之先后，无所分别，故圣人作甲乙以纪之。《世本》云：“容成造历，大桡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黄帝史官也。”《感精符》曰：“月者，阴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积阴之寒气久者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刘熙《释名》曰：“月，阙也，满而阙也。”是说月之义也。月之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馀，积二十九日过半而行及日与月相会。张衡《灵宪》曰：“日譬火，月譬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明尽。”然则以明一尽谓之一月，所以总纪诸月也。三月乃为一时，四时乃为一年，故递相统摄，纪理庶事。“纪远近”者，前年远於后年，后月近於前月，异其年月，则远近明也。“别同异”者，共在月下，则同月之事；各系其月，则异月之事：观其月则异同别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则知是春，四月五月则知是夏，不须以月系时，足明远近同异。必须以月系时者，但以日月时年各有统属，史官记事，唯须顺叙，时既管月，不得不以月系时。案经未有重书月者，日则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晋卒”。一日再书者，史本异文，仲尼从而不改，故杜云：“重书丙戌，非义例，因史成文也。”
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错，七各反，下皆同。
[疏]“故史”至“名也”。○将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说记事主记当时之事。事有先后，须显有事之年。表，显也。首，始也。事系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记必先显其年，以为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时，不可遍举四字以为书号，故交错互举，
取“春秋”二字，以为所记之名也。春先於夏，秋先於冬，举先可以及后，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见冬，故举二字以包四时也。“春秋”二字是此书之总名，虽举“春秋”二字，其实包冬夏四时之义。四时之内，一切万物生植孕育尽在其中。《春秋》之书，无物不包，无事不记，与四时义同，故谓此书为《春秋》。《孝经》云：“《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诗·鲁颂》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郑笺云：“春秋，犹言四时也”。是举春秋足包四时之义。年、岁、载、祀，异代殊名，而其实一也。《尔雅·释天》云：“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李巡曰：“夏岁，商祀，周年，唐虞载，各自纪事，尧舜三代示不相袭也”。孙炎曰：“载，始也，取物终更始也。岁，取岁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时祭祀一讫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别而实同也。此四者，虽代有所尚，而名兴自远，非夏代始有岁名，周时始有年称。何则？《尧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禹贡》“作十有三载，乃同”。是於唐虞之世，巳有年岁之言。记事者，则各从所尚，常语者，则通以为言，故虞亦称年，周亦称岁。周诗《唐风》称“百岁之后”，是周之称岁也。四时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时物为之号也。《礼记·乡饮酒义》曰：“春之为言蠢也，夏之为言假也，秋之为言揪也。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也。”《汉书·律历志》云：“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
也，物假太也。秋，即由反也，物敛也。冬，终也，物终藏之也。”是解四时异名之义也。史之记事，一月无事不空举月，一时无事必空举时者，盖以四时不具，不成为岁，故时虽无事，必虚录首月，其或不录，皆是史之阙文。隐六年空书“秋，七月”，注云：“虽无事而书首月，具四时以成岁。”桓四年不书秋冬，注云：“国史之记，必书年以集此公之事，书首时以成此年之岁，故《春秋》有空时而无事者。今不书秋冬首月，史阙文。”是其说也。然一时无事则书首月，庄二十二年书“夏，五月”者，杜虽於彼无注，《释例》以为阙谬。“春秋”之名，错举而已，后代儒者，妄为华叶。贾逵云“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贺道养云“春贵阳之始，秋取阴之初”。计“春秋”之名，理包三统，据周以建子为正言之，则春非阳中，秋非阴中；据夏以建寅为正言之，则春非阳始，秋非阴初，乃是窍混沌而画蛇足，必将夭性命而失卮酒。
《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
[疏]“周礼”至“国史”。○既解名曰“春秋”之意，又显记事之人。春官宗伯之属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内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虽复各有所职，俱是掌书之官。
○正义曰：《周礼·春官·小史职》曰：“掌邦国之志。”《内史职》曰：“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外史职》曰：“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国四方之事”者，“掌邦国”取《小史职》文，“四方之事”取《内史职》文，杜总括两史，共成此语。诸侯官属虽难备知，要传记每说诸侯之史，知诸侯亦各有国史也。《周礼》言“邦国”者，乃谓畿外诸侯之国也。国在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者，谓四方有书来告，内史读以白王也。告王之后，则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国之志”。内史虽云读四方之事书，其实国内史策，皆
内史所掌，故其职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则内史、小史，既主国内，又主四方来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国史承告而书”是也。杜此序又云“达四方之志”，取《外史职》文。案《外史职》云“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四方”，今移“达”字於“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达此国内之志，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同盟然后告名，赴者之礼”是也。然则“掌邦国四方之事”者，据此承受他国之赴也；“达四方之志”者，据已国有事赴告他国也。《春秋》既有内外二种，故杜翦撮天子之史，取外史、内史两文。《周礼》诸史虽皆掌书，仍不知所记《春秋》定是何史。盖天子则内史主之，外史佐之，诸侯盖亦不异。但春秋之时不能依礼，诸侯史官多有废阙，或不置内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则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刘炫以为《尚书》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诰》，其经曰“大史友，内史友”。如彼言之，似诸侯有大史、内史矣。但遍检记传，诸侯无内史之文。何则？《周礼·内史职》曰“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僖二十八年传说襄王使“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是天子命臣，内史掌之。襄三十年传称郑“使大史命伯石为卿”，是诸侯命臣，大史掌之。诸侯大史当天子内史之职，以诸侯兼官无内史故也。郑公孙黑强与薰隧之盟，使大史书其名，齐大史书崔杼弑其君，晋大史书赵盾弑其君，是知诸侯大史主记事也。南史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当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传称“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言外史，则似有内史矣。必言诸侯无内史者，闵二年传称史华龙滑与礼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传称鲁有“大史克”，哀十四年传称齐有“大史子馀”，诸国皆言大史，安得有内史也？季孙召外史者，盖史官身居在外，季孙从内召之，故曰外史，犹史居在南，谓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虽左右所记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礼》无左右之名，得称左右者，直是时君之意，处之左右，则史掌之事因为立名，故传有“左史倚相”。掌记左事，谓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阳道，阳气施生，故令之记动。右是阴道，阴气安静，故使之记言。《艺文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误耳。上言“鲁史记”，则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诸侯各有国史者，方说诸侯各有《春秋》，重详其文也。
大事书之於策，○策，本又作“册”，亦作“筴”，同，初革反。小事简牍而已。○牍，徒木反。
[疏]“大事”至“而已”。○既言尊卑皆有史官，又论所记简策之异。《释器》云“简谓之毕”，郭璞云“今简札也”。许慎《说文》曰：“简，牒也。牍，书版也。”蔡邕《独断》曰：“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郑玄注《中庸》亦云“策，简也”。由此言之，则简、札、牒、毕，同物而异名。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故於文“策”或作“册”，象其编简之形。以其编简为策，故言策者简也。郑玄注《论语序》以《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谓汉世天子策书所用，故与六经异也。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乃方版，版广於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为书，字有多有少，一行可尽者，书之於简；数行乃尽者，书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书於策。《聘礼记》曰：“若有故则加
书将命，百名以上书於策，不及百名书於方。”郑玄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策，简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则书简，字多则书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谓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谓君举告庙及邻国赴告，经之所书皆是也。小事者，谓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传之所载皆是也。大事后虽在策，其初亦记於简。何则？弑君大事，南史欲书崔杼，执简而往，董狐既书赵盾，以示於朝，是执简而示之，非举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书於简，后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文辞或多，如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则於众简牍以次存录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隐十一年传例云“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明是大事来告，载之策书也。策书不载，丘明得之，明是小事传闻，记於简牍也。以此知仲尼脩经皆约策书成文，丘明作传皆博采简牍众记。故隐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辞，史乃书之于策。若所传闻行言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而已，不得记於典策。此盖周礼之旧制”也。又庄二十六年经皆无传，传不解经，注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是言经据策书，传冯简牍，经之所言其事大，传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简，大事在策也。
《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孟子》，书名。姓孟，名轲，字子舆，鄹邑人。与齐宣王同时人。著此书。梼，徒刀反。杌，五忽反。梼杌，四凶之一。杜云“顽凶无俦匹之貌”。乘，绳证反，车乘也。一云兵乘。
[疏]“孟子曰”至“一也”。○既言简、策之异，又说诸国别名。孟子，姓孟，名轲，字子舆，邹邑人也。当六国之时，师事孔子之孙子思，脩儒术之道，著书七篇。其第四《离娄》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鲁谓之‘春秋’，一也。”其言与此小异，是杜足“其实”二字，使成文也。彼赵岐注云：“‘乘’者，兴於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梼杌’者，嚚凶之类，兴於记恶之戒，因以为名。‘春秋’，以二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是三者立名虽异，记事则同，故云“其实一也”。序发首云“‘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故引此以为证。且明诸侯之国各有史记，故鲁有《春秋》，仲尼得因而脩之也。案《外传》：申叔时、司马侯乃是晋、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与“梼杌”。然则“春秋”是其大名，晋、楚私立别号，鲁无别号，故守其本名。贾逵云“周礼尽在鲁矣，史法最备，故史记与周礼同名”。然则晋、楚岂当自知不备，故别立恶名？
韩宣子適鲁，○宣子，名起，晋大夫。適鲁，在昭二年。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尽，津忍反，后放此。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王，于况反，又如字。
[疏]“韩宣”至“以王”。○既言诸国有书，欲明鲁最兼备，故云此。
○正义曰：此昭二年传文也。宣子，晋卿，名起，食邑於韩，因以为氏。谥曰宣子者，有德之称。为昭公新立，身新为政，故来聘鲁，因观书於大史氏，见此书而发言。杜注彼以为《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经之《象》辞也，《鲁春秋》谓鲁史记之策书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礼尽在鲁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见《春秋》知周公之德，见《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圣德，圣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观其书，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处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属之。人异，故文异。传言观书大史，则所观非一，而独言《易·象》、《鲁春秋》者，韩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鲁无增改，故不言“鲁易象”。《春秋》虽是周法所记，乃是鲁事，故言“鲁春秋”也。《春秋》、《易·象》，晋应有之，韩子至鲁方乃发叹者，味其义，善其人，以其旧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叹美之深，非是素不见也。《易·下系辞》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当文王与纣之事。则谓《易·象》，爻彖之辞也。郑玄案据此文，以为《易》是文王所作。郑众、贾逵、虞翻、陆绩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东邻杀牛”，皆以为《易》之爻辞周公所作。杜虽无明解，似同郑说。
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疏]“韩子”至“经也”。○序言史官所书，旧有成法，故引韩子之事，以此言结之。韩子所见《鲁春秋》者，盖是周之旧日正典、礼之大经也。韩子之言，并叹《易·象》，此之所见，唯谓《春秋》者，指说《春秋》，不须《易·象》故也。知是旧典礼经者，传於隐七年“书名”例云“谓之礼经”，十一年“不告”例云“不书于策”，明书於策必有常礼。未脩之前，旧有此法。韩子所见而说之，即是周之旧典，以无正文，故言“盖”为疑辞也。制礼作乐，周公所为，明策书礼经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公，正谓五十发凡是周公旧制也。必知史官所记，有周公旧制者，以圣人所为，动皆有法，以能立官纪事，岂得全无宪章？定四年传称备物典策以赐伯禽，典策则史官记事之法也。若其所记无法，何足以赐诸侯？诸侯得之，何足以为光荣而子鱼称为美谈也？且仲尼脩此《春秋》以为一经，若周公无法，史官妄说，仲尼何所可冯，斯文何足为典，得与诸《书》、《礼》、《乐》、《诗》、《易》并称经哉？以此知周公旧有定制，韩子所见是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告，古毒反，一音古报反。崩薨曰赴，祸福曰告。诸所记注，○注，张住反，字或作“註”。多违旧章。
[疏]“周德”至“旧章”。
○正义曰：此明仲尼脩《春秋》之由，先论史策失宜之意。计周公之垂法典策具存，岂假仲尼更加笔削？但为官失其守，褒贬失中，赴告策书，多违旧典，是故仲尼脩成此法，垂示后昆。襄三十一年传称卿大夫“能守其官职”，昭二十年
传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为官，各有所守。周德既衰，邦国无法，群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虽广言众官失职，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三十一年传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注云：“上之人谓在位者也。”彼谓贤德之人在天子诸侯之位，能使《春秋》褒贬劝戒昭明。周德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贤圣，故不能使《春秋》褒贬劝戒昭明。致令赴告记注多违旧章也。文十四年传曰“崩薨不赴，祸福不告”，然则邻国相命，凶事谓之赴，他事谓之告，对文则别，散文则通。昭七年传“卫齐恶告丧于周”，则是凶亦称告也。赴告之中违旧章者，若隐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五年，陈侯鲍卒，再赴以甲戌己丑；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类是也。策书记注多违旧章者，仲尼既已脩改，不可复知。正以仲尼脩之，故知其多违也。
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疏]“仲尼”至“之法”。○此明仲尼所因并制作之意。所脩之经，以鲁为主，是因鲁史策书成定之旧文也。“考”谓校勘，“志”谓记识。考其真伪，真者因之，伪者改之。志其典礼，合典法者褒之，违礼度者贬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使旧典更兴；下以明将来之法，令后世有则，以此故脩《春秋》也。前代后代，事终一揆，所赏所罚，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国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赏之徒；文之所贬，是可罚之类。后代人主，诚能观《春秋》之文，揆当代之事，辟所恶而行所善，顺褒贬而施赏罚，则法必明，而国必治，故云“下以明将来之法”也。不教当时而为将来制法者，孔子之时，道不见用，既知被屈，冀范将来。将来之与今时，其法亦何以异，但为时不见用，故指之将来，其实亦以教当代也。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刊，苦干反，削也。以示劝戒。
[疏]“其教”至“劝戒”。○此说仲尼改旧史之意。教之所存，谓名教善恶，义存於此事。若文无褒贬，无以惩劝，则是文之害教。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传云：“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杜以晋文之意本欲尊周，将率诸侯共朝天子，自嫌彊大，不敢至周，喻王出狩，得尽臣礼。寻其踪绪，心是迹非。又昭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传云：“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大子止之药，卒。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许止进药，不由於医，其父饮之，因兹而卒。名教善恶须存於此者也。不罪许止，不没晋文，无以息篡逆之端，劝事君之礼，故隐其召王之名，显称弑君之恶。如此之例，皆是文之害教，则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后人，使闻善而知劝，见恶而自戒。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
其馀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
[疏]“其馀”至“改也”。○此说仲尼不改旧史之意，“其馀”，谓新意之外皆即用旧史也。始隐终麟，二百馀载，史官迁代，其数甚多，人心不同，属辞必异，自然史官有文有质，致使其辞有详有略，既无所害，故不必改也。“史有文质”，谓居官之人。“辞有详略”，谓书策之文。史文则辞华，史质则辞直，华则多详，直则多略，故《春秋》之文详略不等也。螟螽蜚蜮，皆害物之蟲，蜚蜮言有，螟螽不言有；诸侯反国，或言自某归，或言归自某；晋伐鲜虞，吴入郢，直举国名，不言将帅；及郊与川郊皆无所发；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乖异，是其史旧有详略，义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
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脩之？”
[疏]“故传”至“脩之”。○上传，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书其是善志记也。下传，成十四年，言若非圣人，谁能脩《春秋》，使成五例也。下传既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辞，止又其传，非又其年也。
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疏]“盖周”至“明之”。○既以“盖”为疑辞，而知事必然者，案传，君子论《春秋》之美而云“善志”。《春秋》既是旧名，明称旧记为善，故知上传之言盖，言周公之志也。脩者，治旧之名。传善圣人而言脩旧，明脩前圣之道，故知下传之言盖，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盖周之旧典礼经”，此复重云“盖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记事之法旧史之遵周公也，此明仲尼因旧史之文还脩周公之法，故重言盖。叙此以上论经，以下论传。
左丘明受经於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先，悉荐反。或后经以终义，○后，户豆反。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
[疏]“左丘”至“而发”。
○正义曰：丘明为经作传，故言受经於仲尼，未必面亲授受使之作传也。此说作传解经而传文不同之意丘明以为经者，圣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书也。非传所能乱之。假使传有先后，不畏经因错乱，故传或先经为文以始后经之事，或后经为文以终前经之义，或依经之言以辨此经之理，或错经为文以合此经之异，皆随义所在而为之发。传期於释尽经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大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论史记，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各有妄其意，失其真，故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沈氏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脩《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於周史，归
而脩《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艺文志》云：“左丘明，鲁史也。”是言丘明为传，以其姓左，故号为《左氏传》也。先经者，若隐公不书即位，先发仲子归于我；卫州吁弑其君完，先发庄公娶于齐。如此之类，是先经以始事也。后经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乱，定八年，乃言刘子伐盂以定王室；哀二年，晋纳蒯聩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聩自戚入卫。如此之类，是后经以终义也。依经者，经有其事，传辩其由。隐公不书即位，而求好於邾，故为蔑之盟。案其经文，明其归趣，如此之类，是依经以辩理也。错经者，若地有两名，经传互举，及经“侵”传“伐”，经“伐”传“侵”，於文虽异，於理则合。如此之类，是错经以合异也。传文虽多，不出四体，故以此四句明之也。
其例之所重，○重，直用反，又直龙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脩之要故也。
[疏]“其例”至“故也”。○此说有经无传之意。例之所重者，若桓元年，“秋，大水”，传云“凡平原出水为大水”。庄七年，“秋，大水”。此则例之所重，皆是旧史遗馀策书之文。丘明略之，不复发传，非圣人所脩之要故也。言遗者，旧史已没，策书遗留，故曰遗文。
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令，力呈反，下“令学者”同。要，於遥反。寻其枝叶，究其所穷。○究，久又反。
[疏]“身为”至“所穷”。○此说无经有传之意。
○正义曰：《说文》云“籍，簿书也”。张衡《东京赋》曰“多识前世之载”，载亦书也。躬览载籍，所见者博，以义有所取，必广记而备言之。非直解经，故其文缓。遥明圣意，故其旨远。将令学者本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终，寻其枝叶，尽其根本，则圣人之趣虽远，其赜可得而见。是故经无其事，而传亦言之，为此也。原始要终及其旨，远并《易·下系辞》文也。寻其枝叶，以树木喻也。究亦穷也，言穷尽其所穷之处也。
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餍，於艳反。饫，於预反。使自趋之。○趋，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浸，子鸩反。膏泽之润，○膏，古刀反。涣然冰释，○涣，呼乱反。怡然理顺。○怡，以之反。然后为得也。
[疏]“优而柔之”至“然后为得也”。○此又申说无经之传有利益之意。“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礼·子张问入官》学之篇有此文也。其“餍而饫之”，则未知所出。优、柔，俱训为安，宽舒之意也。餍、饫，俱训为饱，饶裕之意也。谓丘明富博其文，优游学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精华；其大义饱足学者之好，使自奔
趋其深致；言其广记备言，欲令使乐玩不倦也。江海以水深之故，所浸者远；膏泽以雨多之故，所润者博。以喻传之广记备言，亦欲浸润经文，使义理通洽。如是而求之，然后涣然解散，如春冰之释，怡然心说，而众理皆顺，然后为得其所也。江海，水之大者，故举以为喻。脂之泽者为膏，言雨之为润若脂膏然，故称膏泽也。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脩之，以成一经之通体。
[疏]“其发”至“通体”。
○正义曰：自此至“非例也”，辩说传之三体。此一段说旧发例也，言发凡五十皆是周公旧法。先儒之说《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传，说仲尼之经，凡与不凡无新旧之例。杜所以知发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书旧章者，以诸所发凡皆是国之大典，非独经文之例。隐七年，始发凡例，特云“谓之礼经”；十一年，又云“不书于策”。建此二句於诸例之端，明书於策者，皆是经国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书自制此礼也。何则？“夫灾，无牲”，“卒哭”，“作主”，“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寝，则不致”，岂是仲尼加造此言也？公行告庙，侯伯分灾，二“凡”之末，皆云“礼也”，岂是丘明自制礼乎？又公女嫁之送人尊卑，哭诸侯之亲疏等级，王丧之称“小童”，分至之书“云物”，皆经无其事，传亦发凡。若丘明以意作传，主说仲尼之经，此既无经，何须发传？以是故知发凡言例，皆是周公垂法、史书旧章，仲尼从而脩之，以成一经之通体也。国之有史，在於前代，非独周公立法，史始有章。而指言周公垂法者，以三代异物，节文不同，周公必因其常文而作，以正其变者，非是尽变其常也。但以一世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义，史必主於常法，而以周公正之。然凡是周公之礼经，今案《周礼》竟无凡例，为当礼外别自有凡，为当凡在礼内。今者所据，礼内有凡。知者，案《周礼·大宰职》於“八法”之内有“官成”、“官法”，郑众注云“官成者，谓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法者，谓职所主之法度”。然则此凡者是史官之策书成事法式也。《释例·终篇》云：“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盖以母、弟二凡，其义不异故也。计周公垂典，应每事设法，而据经有例，於传无凡多矣，《释例》四十部，无凡者十五。然则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盖作传之时已有遗落，丘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虽旧例，亦非全语，丘明采合而用之耳。《终篇》云诸凡虽是周公之旧典，丘明撮其体义，约以为言，非纯写故典之文也。盖据古文覆逆而见之，此丘明会意之微致，是其说也。然丘明撮凡为言，体例不一，於一凡之内，事义不同，亦有因经所有，连释经之所无，如“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也。亦有略其经之所无，直释经之所有，如“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不言礿祀，以经无故也，如此之类是也。所以然者，盖以旧凡语少，经虽无事，则亦连文引之，所以兼引“王曰小童”。若旧凡语多，经无者则略之，经有者则载之，所以略其礿祀独举郊雩。故庄十一年“王师败绩于某”，杜注云“事列於经，则不得不因申其义”。是旧凡多者，唯举经文也。发凡之体，凡有二条：一是特为策书；一是兼载国事。特为策书者，凡告以名则书之类是也。兼载国事者，凡嫁女于敌国之类是也。虽为国事，但他书有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葬，既於礼文备有，故丘明作传不在凡例也。此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言非独为鲁故。哭诸侯之条，既发凡
例，乃云故鲁为诸姬，明知正凡所言，非止鲁事。且送女例云“於天子，则诸卿皆行”，鲁无嫁女於天子之理。祭祀例云“启蛰而郊”，自非鲁国不得有郊天之事，明是采合故典、裁约为文也。
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阐，昌善反，明也。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褒，保刀反。贬，彼检反，《字林》方犯反。
[疏]“其微”至“褒贬”。○此下尽“曲而畅之”，说新意也。“微显阐幽”，《易·下系辞》文也。微谓纤隐，阐谓著明。旧说云“下云‘经无义例’，此释经有义例”。谓孔子脩经，微其显事，阐其幽理，裁节经之上下，以成义之般类。其善事显者，若秦穆悔过，贬四国大夫，以例称“人”，观文与常文无异。恶事显者，若诸侯城缘陵，叔孙豹违命，城缘陵依例称诸侯，与无罪文同，叔孙豹去氏，与未赐族者文同，皆是微其显事。阐幽者，谓阐其幽理，使之宣著。若晋赵盾、郑归生、楚比陈乞及许大子止，皆非亲弑其君，是其罪幽隐，孔子脩经加“弑”，使罪状宣露，是阐幽也。诸《春秋》褒贬之例并是也。盖以为皆据旧例而发义。以下论丘明之传微显阐幽乃是经事，故贺沈诸儒皆悉同此。刘炫以微显阐幽皆说作传之意。经文显者，作传本其纤微；经文幽者，作传阐使明著。显者，若“天王狩于河阳”，观经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猎，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传发“晋侯召王”，是其微显也。幽者，若“郑伯克段于鄢”，观经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称克，故传发“武姜爱段”，是阐其幽也。丘明作传，其有微经之显、阐经之幽，以裁制成其义理比类者，皆据旧典凡例而起发经义，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经之褒贬，例称“得隽曰克”，传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据旧例发义也；晋侯召王使狩，郑伯不教其弟，仲尼没其召王，显称郑伯，丘明正述其事，先解经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贬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馀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论作传，而贺沈诸儒皆以为经解之，是不识文势而谬失杜旨。
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
[疏]“诸称”至“变例”。○上既言据旧例而发义，故更指发义之条，诸传之所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及“书曰”七者之类，皆所以起新旧之例，令人知发凡是旧，七者是新，发明经之大义，谓之变例。以“凡”是正例，故谓此为变例，犹《诗》之有变风变雅也。自杜以前，不知有新旧之异，今言“谓之变例”，是杜自明之以晓人也。称“书”者，若文二年“书士縠，堪其事”；襄二十七年“书先晋，晋有信”，如此之类是也。“不书”者，若隐元年春“正月，不书即位，摄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书爵”，如此之类是也。“先书”者，若桓二年“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故先书弑其君”；僖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如此之类是也。“故书”者，隐三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成八年“杞叔姬卒，来归自杞，故书”，如此之类是也。“不言”者，若隐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不言出奔，难之也”；庄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不言其来，讳之也”，如此之类是也。“不称”者，若僖元年“不称即位，公出故也”；庄元年“不称姜氏，绝不为亲”，
如此之类是也。“书曰”者，若隐元年“书曰郑伯克段于鄢”，隐四年‘书曰卫人立晋’，众也”，如此之类是也。案：襄元年“围宋彭城。非宋地，追书也”；隐元年“称郑伯，讥失教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也”。“先书”、“故书”既是新意，则“追书”亦是新意；“书”与“不书”俱是新意，则“称”与“不称”、“言”与“不言”亦俱是新意，岂得“不言”、“不称”独为新意，“言”也“称”也便即非乎？《释例·终篇》云“诸杂称二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数，不言其目，就文而数，又复参差。窃谓“追书”也，“言”也，“称”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盖诸类之中足以包之故也。有田僧绍者，亦注此序，以为序言诸“称”，“称”亦即是新意，与下七者合为八名。斯不然矣。案“书”与“不书”，其文相次。若“称”字即是新意，但当言“称”与“不称”相次，何以分为别文？明知杜言诸“称”，自谓诸传所称，不以“称”为新意。但以理而论之，“称”亦当是新意耳。
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畅，敕亮反。
[疏]“然亦”至“之也”。○此说因旧为新也。仲尼脩《春秋》者，欲以上遵周制，下明世教，其旧史错失，则得刊而正之，以为变例。其旧史不书，则无可刊正，故此又辩之。亦有史所不书，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即以为义。改其旧史及史所不书，此二者盖是《春秋》新意，故传亦不言凡，每事别释，曲而通畅之也。“此盖《春秋》新意”，其言总上，通变例与不别书也。举一凡而事同者，诸理尽见，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发传，是其曲畅。畅训通，故言曲而畅之也。若然，隐公实不即位，史无由得书即位。邾克实未有爵，史无由得书其爵。然则传言不书，自是旧史不书。而以不书为仲尼新意者，《释例·终篇》杜自问而释之，云丘明之为传，所以释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旧史之策书，义之所在，则时加增损，或仍旧史之无，亦或改旧史之有。虽因旧文，固是仲尼之书也。丘明所发，固是仲尼之意也。虽是旧文不书，而事合仲尼之意，仲尼因而用之，即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卫”，传称“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旧史无名，及仲尼脩经，无罪见逐，例不书名，此旧史之文，適当孔子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旧为新，皆此类也。然杜唯言史所不书，即以为义，不云史所书为义者，但夫子约史记而脩《春秋》，史记之文，皆是旧史所书，因而褒贬，理在可见，不须更言，但恐旧史不书，而夫子不用，故特言之。
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趣，七住反。非例也。
[疏]“其经”至“例也”。○此一段说经无义例者。国有大事，史必书之，其事既无得失，其文不著善恶，故传直言其指归趣向而已，非褒贬之例也。《春秋》此类最多，故隐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传曰“始通也”。杜注云“经无义例，故传直言其归而已。他皆放此”。是如彼之类，皆非例也。
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为音于伪反，又如字。
[疏]“故发”至“有五”。
○正义曰：传体有三，即上文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是也。为例之情有五，则下文“五曰”是也。书经有此五情，缘经以求义为例，言传为经发例，其体有此五事。下文五句，成十四年传也。案彼传上文云“春秋之称”，下云“非圣人谁能脩之？”圣人指谓孔子，美孔子所脩，成此五事，五事所摄，诸例皆尽。下句释其显者以属之耳。此发传之体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别之，观文足可知耳。刘寔分变例新意以为二事。《释例·终篇》曰“丘明之传有称周礼以正常者，诸称凡以发例者是也；有明经所立新意者，诸显义例而不称凡者是也”。称古典则立凡以显之，释变例则随辞以赞之。杜言甚明，尚不能悟，其为暗也，不亦甚乎！
一曰：“微而显”，文见於此，而起义在彼。○见，贤遍反，下同。“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舍音捨。
[疏]“一曰”至“是也”。○“文见於此”，谓彼注云“辞微而义显”也。“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传为叔孙侨如发也。经曰“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叔孙是其族也，褒赏称其族，贬责去其氏。衔君命出使称其族，所以为荣；与夫人俱还去其氏，所以为辱。出称叔孙，举其荣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孙，替其尊称，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称舍别有所尊。是文见於此而起义在彼。僖十九年经书“梁亡”，是秦亡之也。传曰“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经书“诸侯城缘陵”，是齐率诸侯城之，以迁杞也。传曰“不书其人，有阙也”。秦人灭梁而曰“梁亡”，文见於此，“梁亡”见取者之无罪。齐桓城杞而书“诸侯城缘陵”，文见於此，“城缘陵”见诸侯之有阙。亦是文见於此，而起义在彼。皆是辞微而义显，故以此三事属之。
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参，士南反，又音三。与音预。
[疏]“二曰”至“是也”。○彼注云“志，记也。晦，亦微也。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传例曰“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其意言会必有主，二人共会，则莫肯为主，两相推让，会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国以上，则一人为主，二人听命，会事有成，故以会致。宣七年“公会齐侯伐莱”。传例曰“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其意言同志之国，共行征伐，彼与我同谋计议，议成而后出师，则以相连及为文。彼不与我谋，不得已而往应命，则以相会合为文。此二事者，义之所异，在於一字。约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寻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记事有叙，而其文晦微也。
三曰“婉而成章”，○婉，於阮反。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辟，本亦作“避”，音同，后放此，假，古雅反，后不音者同。
[疏]“三曰”至“是也”。○彼注云“婉，曲也。谓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言“诸所讳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诸”以总之也。若僖十六年，公会诸侯于淮，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释始归。讳执止之耻，辟而不言，经乃书“公至自会”。诸如此类，是讳辟之事也。诸侯有大功者，於京师受邑，为将朝而宿焉，谓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为从巡守备汤水以共沐浴焉，谓之汤沐之邑。鲁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於京师许田是也；郑以武公之勋，受汤沐之邑於泰山祊田是也。隐桓之世，周德既衰，鲁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无所用，因地势之便，欲相与易，祊薄不足以当许，郑人加璧以易许田。诸侯不得专易天子之田，文讳其事。桓元年，经书“郑伯以璧假许田”，言若进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掩恶扬善，臣子之义，可以垂训於后。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辞从其义训，以示大顺之道。是其辞婉曲而成其篇章也。
四曰“尽而不汙”，○汙，於俱反，曲也。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楹音盈。刻音克。桷音角。捷，在妾反。
[疏]“四曰”至“是也”。○彼注云：“谓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汙曲”。礼制，宫庙之饰，楹不丹，桷不刻。庄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宫桷”。礼，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礼，诸侯不相遗俘。庄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三者皆非礼而动，直书其事，不为之隐，具为其文，以见讥意。是其事实尽而不有汙曲也。
五曰“惩恶而劝善”，○惩，直升反。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疏]“五曰”至“是也”。○彼注云“善名必书，恶名不灭，所以为惩劝”。昭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滥来奔”，是谓盗与三叛人名也。齐豹，卫国之卿，《春秋》之例，卿皆书其名氏，齐豹忿卫侯之兄，起而杀之，欲求不畏彊御之名，《春秋》抑之，书曰“盗”。盗者，贱人有罪之称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国之臣，并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见经，窃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闻，《春秋》故书其名，使恶名不灭。若其为恶求名而有名章彻，则作难之士，谁或不为？若窃邑求利而名不闻，则贪冒之人，谁不盗窃？故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盖而名章，所以惩创恶人，劝奖善人。昭三十一年传具说此事，其意然也。盗与三叛俱是恶人，书此二事，唯得惩恶耳，而言“劝善”者，恶惩则善劝，故连言之。
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长，丁丈反。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疏]“推此”至“备矣”。
○正义曰：上云“情有五”，此言“五体”者，言其意谓之情，指其状谓之体，体情一也，故互见之。一曰微而显者，是夫子脩改旧文以成新意，所修《春秋》以新意为主，故为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者，是周公旧凡，经国常制。三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旧史大顺，义存君亲，扬善掩恶，夫子因而不改。四曰尽而不汙者，夫子亦因旧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极谏，不掩君恶，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虽因旧史，夫子即以为义。总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传或言“书曰”或云“不书”。五曰惩恶而劝善者，与上微而显不异，但劝戒缓者，在微而显之条；贬责切者，在惩恶劝善之例，故微而显居五例之首，惩恶劝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寻经、传，触类而增长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时人所行之事，观其善恶，用其褒贬，则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纪纲，皆得所备矣。从首至此，说经、传理毕，故以此言结之。“触类而长之”《易·上系辞》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谓获麟以前也。以后经则鲁史旧文，传终说前事，辞无褒贬，故不数之也。触类而长之者，若隐四年经书“翚帅师”，传称羽父固请，“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十年经亦书“翚帅师”，传虽不言“书曰”、“故书”，是知与上同为新意。又隐元年传“曰‘仪父’，贵之也”，则桓十七年云“仪父”，亦是贵之是也。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传，直专反。
[疏]“或曰”至“其然”。
○正义曰：自此至“释例详之”，言已为作注解之意。论经、传之下，即是自述已怀，於文不次，言无由发，故假称或问而答以释之。《春秋》之经，侵伐会盟及战败克取之类，文异而义殊，错文以见义。先儒知其如是，因谓苟有异文，莫不著义。杜以为仲尼所述，据史旧文，文害者，则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详略。此其异於先儒，故或人据上文杜之异旨，执先儒以问曰：《春秋》以错文见义，其文异者，必应有义存焉。若如所论，辞有详略，不必改也，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意者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今何以独异？欲令杜自辩之。
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数，色主反，下同。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综，宗宋反。固当依传以为断。○断，丁乱反。
[疏]“答曰”至“为断”。○庄二十五年“陈侯使女叔来聘”，传曰“嘉之，故不名”。僖二十五年“卫侯毁灭刑”，传曰“同姓也，故名”。褒则书字，贬则称名，褒贬在於一字。褒贬虽在一字，不可单书一字以见褒贬，故答或人曰“《春秋》虽以一
字为褒贬，皆须数句以成言语，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变，则成为一卦；经之字也，一字异，不得成为一义，故经必须数句以成言，义则待传而后晓，不可错综经文，以求义理，故当依传以为断。文异者，丘明不为发传，仲尼必无其义，安得传旨之表妄说经文？以此知经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者也。“数句”者，谓若隐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贾、服一字，故举多言之。或以为数其文句，义亦得通。“错综其数”，《易·上系辞》文，谓交错综理之。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
[疏]“古今”至“数家”。○《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人大刘公子皆脩《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公传子长卿，长卿传清河张禹，禹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丞相翟方进，方进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阳贾护，护授苍梧陈钦，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是前汉言《左氏》者也。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学官。至平帝时，王莽辅政，方始立之，后汉复废。虽然，学者浸多矣，中兴以后，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仲博、许惠卿、服虔、颍容之徒，皆传《左氏春秋》。魏世则王肃、董遇为之注。此等比至杜时，或在或灭，不知杜之所见十数家定是何人也。
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於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穀梁》，○肤，芳于反。適足自乱。
[疏]“大体”至“自乱”。○《礼记·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祖，始也，谓前人为始而述修之也。经之详略，本不著义，强为之说，理不可通，故“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於传之外，别立异端，故“退不守丘明之传”。传有不通，则没而不说，谓诸家之注多有此事。但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观服虔、贾逵之注，皆没而不说者众矣，谓若文二年“作僖公主”，传於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九年“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之类是也。肤谓皮肤，言浅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口相传授，因事起问意，与《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错乱也。
预今所以为异，专脩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於传。○贯，古乱反。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去，起吕反。盖丘明之志也。
[疏]“预今所以”至“之志也”。○丘明与圣同时，为经作传，经有他义，无容不尽，故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也。作传解经，则经义在传，故“经之条贯，必出於传”也。发凡言例，则例必在凡，故“传之义例，总归诸凡”也。若有例无凡，则传有变例，如是则“推寻变例以正褒贬”。若《左氏》不解，二传有说，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则简选二传，取其合义而去其异端。杜自言以此立说，盖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齐”，传云“书曰‘北燕伯款出奔齐。’罪之也”。则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释例》曰：“朱虽无罪，据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卫”，传云“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不书名者非其罪，则书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晋栾盈出奔楚”，杜注云：“称名，罪之。”如此之类，是推变例以正褒贬也。庄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杜注云“《公羊》、《穀梁》皆以为鲁女媵陈侯之妇”。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称国”。如此之类，是简二传也。先儒取二传多矣，杜不取者，是去异端也。
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
[疏]“其有”至“后贤”。○《集解》与《释例》每有论错阙疑之事，非一二也。《释例·终篇》云：“去圣久远，古文篆隶历代相变，自然当有错误，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圣人贵闻一而知二，贤史之阙文也。今《左氏》有无传之经，亦有无经之传。无经之传，或可广文。无传之经，则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鲁，鲁君亲之而复不书者，先儒或强为之说，或没而不说，疑在阙文，诚难以意理推之。”是备论阙之之事也。
然刘子骏创通大义，○骏音俊。子骏，刘歆字。创，初亮反，《字林》作“创”。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复，扶又反，下同。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见，贤遍反，下同。
[疏]“然刘”至“同异”。○《汉书·楚元王传》称，刘歆字子骏，刘德孙，刘向少子也。哀帝时，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经、传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是其创通大义也。后汉贾逵，字景伯，扶风人也。父徽，字元伯，授业於歆，作《春秋条例》。逵传父业，作《左氏传训诂》。许惠卿，名淑，魏郡人也。颍子严，名容，陈郡人也，比於刘、贾之徒，学识虽复浅近，然亦注述《春秋》，名为一家之学。杜以为先儒之内四家差长，故特举其违，以见异同。自馀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辈，故弃而不论也。
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比，毗志反。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疏]“分经”至“集解”。○丘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故与经别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韩婴之为《诗》作传，莫不皆尔。经传异处，於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别其经传，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
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谱，本又作“誁”，同布古反。数，所具反，后不音者皆同。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疏]“又别”至“之也”。○《春秋》，记事之书。前人后人行事相类，书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校，则善恶不章，褒贬不明，故杜别集诸例，从而释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察其同异，则於其学易明故也。言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三者，虽《春秋》之事，於经传无例者繁多，以特为篇卷，不与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则为部，小异则附出，孤经不及例者，聚於《终篇》，故言“相与为部”也。其四十部次第，从隐即位为首，先有其事，则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於后。《终篇》宜最处末，故次《终篇》之前，《终篇》处其终耳。土地之名起於宋卫“遇于垂”，世族谱起於“无骇卒”，“无骇卒”在遇垂之后，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穀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脩《春秋》，立素王。○王，于况反，下“王鲁”“素王”同。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黜，敕律反。危行言孙，○行，下孟反。孙音逊，本亦作逊。以辟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
[疏]“或曰”至“所安”。
○正义曰：上一问一答，说作注理毕，而更问《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说，并皆辟谬，须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次，故更假问答以明之。一问之间，凡有四意：其一，问作之早晚；其二，问先儒言孔子自为素王，其事虚实；其三，问《公羊》说孔子黜周王鲁，其言是非；其四，问《左氏》获麟之后乃有馀经，问杜於意安否？据杜云《左传》及《穀梁》无明文，则指《公羊》有其显说。今验何休所注《公羊》，亦无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传》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奈何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传》及《穀梁》则无明文，故说《左氏》者，言孔子“自卫反鲁”，则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书，麟则为书来，应言麟为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说。言孔子自以身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为素臣，故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皆为此说。董仲舒对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是素王之文焉。”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
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脩《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语》称齐大史子馀叹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馀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盖因此而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复以为素臣。其言丘明为素臣，未知谁所说也。“言《公羊》者”，谓何休之辈。“黜周王鲁”，非《公羊》正文，说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后，本爵为上公，而经称“杞伯”，以为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传》曰“外？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其意言周为王者之后，比宋为新。缘此故谓《春秋》讬王於鲁，以周、宋为二王之后，黜杞同於庶国。何休隐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讬新王受命於鲁。”宣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为王者之后，是“黜周王鲁”之说也。定元年《公羊传》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已之有罪焉尔”。何休云“此假设而言之，主人谓定、哀也。习其经而读之，问其传解诂，则不知已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孙言辟害，微文隐义之说。“自卫反鲁”，“危行言孙”，皆《论语》文也。郑玄以为据时高言高行者皆见危，谓高行为危行也。何晏以危为厉，厉，言行不随俗也。未知二者谁当。杜旨《公羊》之经获麟即止，而《左氏》之经终於孔子卒。先儒或以为麟后之经亦是孔子所书，故问其意之所安也。
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出，如字，又尺遂反。吾已矣夫！”○夫音扶，下“若夫”同。盖伤时王之政也。
[疏]“答曰”至“政也”。○此尽末以来，答上问四意。但所答或先或后，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据，乃得递相发明，故不得以次而答问者，先问作之早晚，杜意定以获麟乃作，故从“仲尼曰”至“所以为终”，明作之时节，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为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后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须说始隐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验其非“黜周王鲁”之证。但既言其终，倒言其始，则於文不次，故答前义未了，更起一问，自“曰然则”以下尽“此其义也”，明《春秋》始隐之意，答“黜周王鲁”之言。既言王鲁为非，遂并辩《公羊》之谬。自“若夫制作”尽“非隐之也”，答微文隐义之为非也。自“圣人包周身之防”尽“非所闻也”，答孙言辟害之为虚也。先儒以为未获麟而已作《春秋》，过获麟而经犹未止，故既答《公羊》之谬，然后却辩素王为虚，并说引经为妄。自“子路欲使门人”尽“又非通论也”，答素王素臣之问。自“先儒以为”尽“得其实”，答经止获麟之意。“至於反袂”以下，言其不可采用。此章分段大意，其文旨如此。问者以所闻而问，其“异乎余所闻”一句，叹其所据非理，故言“异乎余所闻”。“仲尼曰”与“叹曰”二者，皆《论语》文也。孔子过匡，匡人以兵遮而胁之，从者惊怖，故设此言以强之。文王虽身既没，其为文王之道，岂不在兹身乎？孔子自比其身，言己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意言天若未丧文王之道，必将使我制作，匡人不能违天以害己。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圣人受命而王，则凤鸟至，河出图。仲尼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此言盖伤时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时无
论左氏春秋对战争描写的特点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5000年的历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经历了夏商周三代短暂的统一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立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春秋时期是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兄弟相残、母子反目、诸侯相争，它是一个天下失去秩序的时期，但也是中华文化在形成，在定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旧有的传统被颠覆，历史的中心在转移，新生的事物在萌芽。两百多年的春秋史，大事迭起，英雄辈出，激荡着血与火，交织着新与旧。回顾春秋这段历史，它在中华文明的坐标中，究竟有怎样的位置？我们又从何得知春秋这个乱世里所发生的一切？而左丘明所著的《左氏春秋》，给了我们部分的答案。 从社会生活的整体来说，战争是政治的集中体现，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呈现为白热化的特殊形态，它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在以军事争夺、武力兼并为主的春秋时代，战争就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它们是历史的血的涂染。《左传》以大量篇幅描写战争，冯李骅曾赞誉道：“左氏极工于叙战，长短各极其妙，……篇篇换局，各各争新。?”（《左绣·读左卮言》）左丘明所著的《左氏春秋》并不是简单地记叙了春秋时期所发生的战争，而是为战争描写确定了一种基本的叙述模式：战争结果的预先告知，以预言的方式先期透露结局，然后展开对战争胜负原因的追究，包括着重分析战争的起因、集中叙述战争双方胜负的缘由以及礼义道德、政通人和等综合因素对战争的牵掣。如此，战争过程就变得省略简洁，作者将重点落在交代与战争有
关的政治、外交等活动，具体揭示战争的背景及胜负原因，或以战前的谋划、或以战后的说明替代战争过程，给予读者思考和反思。 《左氏春秋》对战争的描写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左传》对战争的描写有极高的故事性和完整性。其对战争的结果在文中会做详尽的铺垫，使得战争双方的成功或失败都有理有据，毫不突兀，像一篇故事完整地向读者娓娓道来。《左传》会对战争双方状况进行表现，如《城濮之战》中开篇充分说明了两国君臣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国人才储备状况，显然晋文公与臣子齐心协力，意见一致。文公虚心听从意见，先轸才华横溢。而楚国君主与臣子意见不合，子玉更是为私利而失大义，心胸狭隘，没有远见。以及两国的军队状况，楚国军队人数极少，子玉对战争的态度又稍显轻浮。如“请与君之士戏。”而晋车七百乘，士兵少长有礼，且晋国对战争极其重视毫不轻狂。这些都为战争的结果做了铺垫。同时最后还描写了战争的余波。如《城濮之战》中子玉羞愤自杀，晋文公称霸中原且大喜，使得这场战争如故事般被完整讲诉。第二，《左传》对战争的描写有一定的戏剧性和神秘性。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其叙述中常常伴有神秘因素，通过一些神谕或卜示来预测事件的结局，如《城濮之战》中子玉不肯献出美丽的饰冠给神而战败。又如《殽之战》中借柩有声如牛而发动战争以及蹇叔对战争结果的预测：“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左传》记叙每战胜负必有预言或征兆，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如蹇叔对战争结果的预测：“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
《春秋左氏传》序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春秋》是鲁国史记的名字。主要是记载事件的，把每天发生的事件连缀在日期上，再把每月发生的事件连缀在四时上，再把四时发生的事件连缀在年上。用来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管理远近发生的事情，区别不同的事情。所以史官记载当时发生的事情，一定要把当年发生的显要（重要）的事情记载下来，一年有四个时节，因此交错互举春和秋作为记载事件的名字。 《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於策，小事《周礼》里有专门负责记载历史事件的史官，掌管记载周王室、诸侯国以及四方的事情，传达四方的意志。各个诸侯国也有自己的史官记载本国的事情。大的事情写在简册上，小的事情就记载在简牍上。 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孟子》说：楚国的国史叫《梼杌》，晋国的国史叫《乘》，鲁国的国史叫《春秋》，其实他们是一回事，只不过对国史的称呼不同罢了。 韩宣子適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韩宣子出访鲁国，看见鲁国所藏的《易·象》与《鲁春秋》，说“周礼一直在鲁国延续啊，我现在才知道了周公的文德以及周能够王天下的原因了”。 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韩宣子看见的，大概就是周王室过去记载典籍礼仪制度书籍。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 周王室衰微之后，史官失去了过去的职守。在上之人不能使《春秋》的大义昭明，诸侯之间凶丧祸福不能记载于书册，各个诸侯国史书的记载也都违背了过去的典章制度。 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孔子凭借鲁国的史书、简册编成《春秋》，校勘它的真伪，记载、辨明它的礼仪制度，向上来遵从周公的遗志，使旧典更新，向下来使将来的法度明晰，令后世
《伶官传序》对应翻译 张氏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 啊！盛衰变化的规律，虽说是由天命决定，难道不也是与人事哉！原 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 有关的吗？探究唐庄宗取得天下及其之所以失去的原因， 可以知之矣。 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 世间传说晋王将要去世的时候，把三枝箭赐给庄宗，并且嘱 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 咐他说：“梁朝是我的仇家。而燕王是我扶植起来的，契丹也曾和 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 我相约拜为兄弟，却都背叛了我们而归顺了梁朝。这三者，是我遗留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 下来的恨事！现在给你三枝箭，你千万不要忘记你父亲未了的心愿！”
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 庄宗接受了这三枝箭并把它们供奉在宗庙里。以后出兵作战，就派部 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 下用一副少牢去宗庙向晋王祷告，并请出那些箭，放在锦囊里，让人 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肩背着它，走在队伍的前面。等到凯旋归来后，再把它放还宗庙。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 当他用绳子捆绑起燕王父子，用匣子盛着梁朝君臣的头颅，送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 进宗庙，把箭还给先王，并把成功的消息报告亡父的时候，那强盛的意气， 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 可谓壮观了。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然而一个军人在夜 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 间一声呼喊，叛乱者就四下响应，只好仓皇向东逃出，还没碰见乱贼， 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 军队却已离散了。君臣们互相呆看着，不知该向何处去，以至于剪断
左传 《左传》，相传为左丘明著，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中国古代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更是先秦散文著作的代表，它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左氏》。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 《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六家》: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很多人都认为写《左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清朝的纪旳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康有为则认为是刘歆所作。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现在一般认为《左传》为吴起作，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
《左传》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 明《春秋》的纲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郑玄、杜预为其 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 《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伶官传序》欧阳修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伶官：伶，戏子，或唱戏杂技演员，现代的娱乐人员。宫庭里供统治者娱乐表演的人物。可见封建朝代不思于民生，不思于进取，奢华淫乐而痛失天下！伶官尚能使天下易主，可见不居安思危之害！ 原：推本求源，推究。 其：语气副词，表示期望、命令的语气。 庙：太庙，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庙。 从事：这里指负责具体事物的官员。 一少牢：用猪、羊各一头作祭品。牢，祭祀用的牲畜。 组：丝带，这里指绳索。 抑：或者 逸豫：逍遥游乐，不能居安思危。
所溺：沉溺迷恋的人或事物。 乃:你，你的。 顾：看。 函：用木匣装。 忽微：极细小的东西。 纳：放回。 仇雠：仇敌。 《书》曰：语出《尚书·大禹谟》。[1] 及：等到。 所溺：沉溺迷爱的人或事物。
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 【原文】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 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注释】1.人事：政治上的得失。 2.原：推究本源。 【译文】唉！国家兴盛与衰亡的道理，虽然说是由天命决定，难道不是人为的吗？探究唐庄宗取得天下和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这个道理了。 【原文】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 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乃凯旋而纳． 之。 【注释】：1.晋王：指李克用，西突厥沙陀部首领，唐末因镇压黄巢农民起义有功，被唐王朝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后被封为晋王。 2.梁：指后梁太祖朱温。 3.燕王：指刘守光，公元909年被朱全忠封为燕王。 4.遣恨：悔恨，后悔。 5其：祈使付词，表示命令或希望的语气。 6.乃：你。 7.纳：收芷，芷入。 8.庙：指宗庙，祭祀祖先的地方，即下文的“太庙”。 【译文】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把三枝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扶植起来的，契丹首领与我结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了晋而去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枝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遗愿。”庄宗接受了箭并把他们收藏在太庙里。这以后凡用宗庄出兵打仗，便派手下的随人官员，用猪羊去祭告祖先，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用锦锻的箭袋装上，背着它们在前面冲杀，等到胜利归来又把箭交回太庙。 【原文】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 ，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ch óu ）已灭，天下已定，一夫．． 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 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 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怜人困之．．．．．． ，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春秋左传简介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左氏》，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以下是为你精心整理的春秋左传简介，希望你喜欢。 春秋左传内容提要《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传为孔子所作。“春秋”一词，本是东周列国史官所撰编年史的通称。古人之所以重视写史，是因为历史不仅是祖先的生活记录，还可以从中学习各种知识，指导现世人生。传说孔子写《春秋》的目的就是要原始察终，见盛知衰，惩恶扬善，拨乱反正。为达此目的，孔子在写作时非常讲究遣词造句，这就是后人说的微言大义，以一字寓褒贬。古人特别重视《春秋》，汉代为《春秋》立官学，列为“五经”之一。阐述《春秋》经最著名的有《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至隋代，盛行《左传》，其馀二传渐衰。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到西汉班固时才改称《春秋左氏传》。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全书六十卷，以《春秋》为纲，并仿照春秋体例，按照鲁国君主的次序，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悼公十四年间春秋霸主递嬗的历史，保存了许多当时社会文化、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珍贵史料，在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梁启超称《左传》的出现是“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 《左传》除了阐释《春秋》思想之外，艺术成就也很高，是我国
古代文学与史学完美结合的典范，对后世史书、小说、戏剧的写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传》语言精炼，文辞优美，其叙事手法历来为人称道。唐刘知几评曰：“或腴词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春秋之际，战争频仍，《左传》对战争的记叙尤其令人称道，善于通过侧面描写烘托战场氛围，不闻刀剑之声，却如亲历沙场，扣人心弦。并且，人物成为《左传》的主角，将历史从神的阴影下解放出来。遥想当年周王室衰微，诸侯崛起，齐桓晋文争霸，楚庄王也要问鼎中原，礼崩乐坏，同时又在外交场合吟诗作乐，说古论今，也足见古人风致。 现存最早的《左传》注本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传世有宋刻本;清代有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惠栋《左传补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等;现代有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今据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刻本整理。 春秋左传基本介绍《左传》是儒家经典之一，与《公羊传》[6]、《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是从政治和思想方面去解释《春秋》，而《左传》则从丰富的历史材料去诠释《春秋》。唐刘知几《史通》评论《左传》时说：“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对研究春秋史和远古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左传》叙事敢于直书不讳，揭示事情的真实面貌，全书有关战争的文字较多，这些文字翔实生动，如晋楚城濮之战、秦晋郩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都有出色的叙述。善于叙事，讲究谋篇布局，章法严谨，都是《左传》的独到之处。正因为如此，它在中国
高中文言文阅读 2019.11 1,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冯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人也。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汉兵起，异以郡掾监五县，与父城长苗萌共城守，为王莽拒汉。光武略地颍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车乡。异间出行属县，为汉兵所执。时异从兄孝及同郡丁缣、吕晏，并从光武，因共荐异，得召见。异曰：“异一夫之用，不足为强弱。有老母在城中，愿归据五城，以效功报德。”光武曰：“善。”异归，谓苗萌曰：“今诸将皆壮士屈起，多暴横，独有刘将军所到不虏掠。观其言语举止，非庸人也，可以归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从子计。”及光武为司隶校尉，道经父城，异等即开门奉牛酒迎。光武署异为主簿，苗萌为从事，以至洛阳。及王郎起，从破王郎，封应侯。 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及破邯郸，乃更部分诸将，各有配隶。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光武以此多之。别击破铁胫于北平，又降匈奴于林暧顿王，因从平河北。建武二年春，定封异阳夏侯。引击阳翟贼严终、赵根，破之。诏异归家上冢，使太中大夫赍牛酒，令二百里内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会焉。 异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书思慕阙廷，愿亲帷幄，帝不许。后人有章言异专制关中，斩长安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帝使以章示异。异惶惧，上书谢曰：“臣本诸生，过蒙恩私，位大将，爵通
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在倾危混殽之中，尚不敢过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测乎？诚冀以谨敕，遂自终始。见所示臣章，战栗怖惧。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缘自陈。”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六年春，异朝京师。引见，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既罢，使中黄门赐以珍宝、衣服、钱帛。后数引宴见，定议图蜀，留十余日，令异妻子随异还西。 （《后汉书?冯异传》节选）1．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A．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 B．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 C．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 D．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 2．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建武，是东汉开国皇帝帝刘秀的第一个年号，也是东汉的第一个年号。光武，是刘秀死后的谥号，后人常用“光武”来指代刘秀。 B．主簿是古代官名，是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佐吏。魏、晋以前主簿官职广泛存在于各级官署中；隋、唐以后，主簿是部分官署与地方政府的事务官。 C．“河北”在古代指的是黄河以北，这是一个古今异义词，与现代汉语中
《春秋》与《左传》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重点：《左传》的史学价值，泓之战的翻译 难点：泓之战的选文翻译 解题： 一、关于《春秋》 从目前确知的情况来看，中国最早的历史记载，当以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记载和西周时期的金文记载为标志。春秋末年孔子整理、编篡的《尚书》中的一部分文章和《诗》中《雅》、《颂》的一部分诗篇，也是较早的历史记载，前者同甲骨文、金文的记载都是殷周时代王侯贵族的档案文书。后者是西周王室祭祀宴享时的颂诗。这是中国进入文明时期的重要纪录。 一般说来，甲骨文记事简略，还不是有意识的历史记载。金文记事因青铜器物相联系而包含着传世的明确意识，这与甲骨文是有明确区别的。这些记载，都是当时人际当时事。一般不涉及到对于过往历史的追述；同时，所记之事多以王侯贵族为对象。这两点，表明了他们作为官方文书的性质。 孔子所编修的《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
撰述的历史著作。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因致力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修撰。《春秋》而在中国史学史和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春秋”本各国国史统称，司马迁也把它们称为“史记”。孔子修《春秋》，当在春秋之末，他在阅读了西周和鲁国文献的基础上，博览备采，撰成此书。《春秋》以编年纪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历经鲁国十二公，共242年的历史。大约18000字，大致写出了春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春秋》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史著作，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属辞比事而不乱”。就是编缀文词、排列史事有一定的规范，全书井然有序。这说明《春秋》在编撰形式上的优点，二是用词造句讲究，二是善于综合、 排比史实。这样按照时间的顺序把历史事件一一排比出来，使人们可以对长时间的不同地域的历史发展，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春秋》初步创立了中国编年体史书的雏形，在史学发展上是有重要意义的。《春秋》记入死亡，因身份不同，有的书为“崩”，有的书为“卒”，有的书为“薨”。此为记军事行动，因双方或各方情况不同，而有伐、侵、入、战、国、取、救、执、溃、灭、败等种种书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相传作者是战国时鲁国史官左丘明。 《左传》一书，丰富多彩。其主要内容是记载春秋列国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活动及言论。另外，关于天文、鬼神、灾祥、占卜等方面，也有记载。 《左传》本是一部历史著作，却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主要是因为它从文学角度看有着显著特点。 首先是记叙历史事件时不是平铺直叙，毫无选择，而是抓住事件中的重要环节着力描写，使所叙之事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如“赵盾弑君”事件是由情节异常紧张、变化莫测的小故事串联而成，使所叙之事既有历史的真实，又有传奇的色彩。 其次，《左传》非常善于描写战争。描写战争不只是简单地写军事斗争，而是把它与政治经济外交联系起来写，并且能够抓住每次战争的特点写得千姿百态，绝少雷同。如：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晋楚邲之战、齐晋鞍之战、晋鄢陵之战、吴楚柏举之战等，不仅以委屈尽致的笔调来描写复杂的战争事件和场面，而且能够写出战争的性质和成败关键。 第三，《左传》塑造了许多形象鲜明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几乎都是以鲜明的面目出现，或善良、或正直、或阴险、或邪恶，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如《郑伯克段于鄢》，通过对郑庄公兄弟母子间矛盾斗争发展过程的入微刻画，表现了郑庄公阴险虚伪的丑恶面目。 《左传》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辞令十分优美，运笔灵活，变化万千，语言简括，却含义丰富。特别是其中选择性地收录了不少外交官精彩的外交语言，也为它增添了光彩，前人将《左传》这个特点称之为“行人辞令之美（行人：外交特使）。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详细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为“十三经”之一。因为《左传》和《公羊传》《谷梁传》都是为解说《春秋》而作，所以它们又被称作“春秋三传”，《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也有人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历史著作。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以时间先后为序，详细地记述了春秋时期各国内政外交等大小事实（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记事比《春秋》详细而具体（字数近二十万，超过《春秋》本文十倍）。《春秋》和《左传》原本各自成书，到晋代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把两书合在一起。 《左传》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比较系统地记叙了整个春秋时代各诸侯国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同时也较为具体地描绘了一些人物的生活琐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政治状况。作者在选材、描写和评论时，往往带有自己的褒贬和爱憎。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文学修养，对许多大小历史事件，作了深刻而生动的记述。 左传》不仅是我国最早最完备的编年史，也是先秦著名的文学作品，成为历代散文的典范。《左传》善于描写战争和记述行人辞令，记事条理清楚，叙述精确，详略合宜，委曲简洁；写人简而精，曲而达，婉而有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常常是寥寥几句，就能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1、出色的叙事艺术，尤长于描写战争 《左传》出色的叙事艺术，得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高度评价：“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左传》叙事，善于对庞杂的历史资料加以精心的剪裁和安排，善于抓住事件的重要环节或具有典型意义的部分进行叙述或描写，善于写出紧张动人的情节，因而富于故事性、戏剧性。 《左传》尤其擅长描写战争。全书记载了大大小小的军事行动有380多起，当时的许多著名战役，如春秋“五大战”（秦晋韩之战，晋楚城濮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邲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等，都是通过它的周详记载和生动描写，才得以流传下来，成为军事史上的重要战例资料
叙事详备编年体史书第一部 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是《左传》，《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中国古代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左氏》。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 《左传》，记述了始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27年（前468年），共255年的历史。它周密而详细地记载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史实，真实地记录了当时重要的政治人物的活动及言论，生动地描写了奴隶社会处于崩溃时期的历史进程，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是一部极为宝贵的历史文献。 1《左传》简介 《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汉代以后才多称为《左传》。 该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 (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68 (鲁哀公二王七年)。 作品中主要记载了东周前期二百五十四年间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是研究中国先秦历史很
有价值的文献，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巨著。 2《左传》的文学成就 首先体现在叙事上，其叙述真实生动，头绪清楚，注意伏线，重点突出。其叙事方法也多种多样，奇正变化，神妙莫测; 其次，是《左传》写人的艺术。《左传》所写人物众多，范围较《尚书》、《春秋》远远扩大。对同一类人，作者也多能突出他们的鲜明个性，对同一个人，有时注意到其前后性格的发展变化，在刻画人物方面，作者也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 再次，《左传》的语言，简练而丰润，含蓄而畅达，曲折尽情，极富表现力，无论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大都能如此。 最后是《左传》的叙事特点。《左传》叙事的文学成就很高，倒叙、预叙、插叙、补叙的手法具有很大的特色。对事件描述时，带有道德化和神秘化的特点，在事情发展前或之中就预示了结果，甚至还有此智者的预兆。
出自春秋左传的名言名句及翻译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殖：繁殖，生长。这两句大意是：在松柏大树的下面，草是不能茂盛生长的。公元前五四四年。楚康王崩，郏敖即位，王子围为令尹。时郑国在楚国的使臣子羽以松柏比权大势强的令尹王子围，以树下草比力小势弱的新君郟敖，说了～两句话。后世遂以～比喻弱者受制于强者，在强大势力面前，弱小者受压抑，遭箝制，难以生存和发展。《国语·晋语》：“松柏之地，其草不肥”与～意思相近。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左传好句摘抄 见《左传·裹公二十四年》引古语。太上：最高。这几句大意是：人生最高的目标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次是著书立说。这几句把树立德行看得高于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足见古人对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不可忽视。作者在～之后接着说：“虽久不废，此之渭不朽”，意谓树立德行．建功立业并留下言论著作，作到这三点，人虽死了，也永远不会磨灭，这就叫不朽。 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 见《左传·阳公五年》。这两句大意是：当权执政者不能无故
奖赏对自己有恩惠的人，不能借故惩罚与自己有私仇的人。一二句提醒为官者不能假公济私，既不能借当官的方便报私恩，提拔，赏赐与自已有私交的人，更不能仗势报复，打击、迫害与自己有私仇的人。这一浅显易懂的古训，历时数千年，仍不失现实教育意义。 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 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吃一堑，长一智。 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堑(qiàn欠)壕淘，引申为挫折。这两句大意是：遭受一敬挫折,便得到一次教训，增长一分才智。《左传》的原文是：“卫侯来献其乘马,日启服，堑而死”。“堑而死”是堕入淘中而死的意思。～告诉我们：受到一次跌落沟中的教训，可以使人变得聪明起来,变失败为胜利,增长了才智。明代王阳明《与薛尚谦》:“经一蹶者长一智”，与此意相近。～现巳成为精辟的格言,教育人们树立对待失败的正确态度，使失败也变成知识、智慧和财富。 不以一眚掩大德。 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眚(shěng省)：眼病，
《五代史伶官传序》原文和翻译 原文：标题：五代史伶官传序作者或出处：欧阳修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人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绵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怜人也哉！作《伶官传》。 译文或注释： 唉！盛衰的道理，虽说是天命决定的，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推究庄宗所以取得天下，与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把三枝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枝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庄宗受箭收藏在祖庙。以后宗庄出兵打仗，便派手下的随人官员，用猪羊去祭告祖先，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装在漂亮的丝织口袋里，使人背着在军前开路，等打了胜仗回来，仍旧把箭收进宗庙。 当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用小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走进祖庙，把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告诉他生前报仇的志向已经完成，他那神情气慨，是多么威风！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安定，一人在夜里发难，作乱的人四面响应，他慌慌张张出兵东进，还没见到乱贼，部下的兵士就纷纷逃散，君臣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到哪里去好；到了割下头发来对天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的可怜地步，怎么那样的衰败差劲呢！难道说是因为取得天下难，而失去天下容易才象这样的吗？还是推究他成功失败的原因，都是由于人事呢？《尚书》上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得到益处。”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 因此，当他兴盛时，普天下的豪杰，没有谁能和他相争；到他衰败时，数十个乐官就把他困住，最后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祸患常常是由一点一滴极小的错误积累而酿成的，纵使是聪明有才能和英勇果敢的人，也多半沉溺于某种爱好之中，受其迷惑而结果陷于困穷，难道仅只是溺爱伶人有这种坏结果吗？
《左传》的成书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左传》为传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后人对此颇多疑义。《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468），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最后编定者是一位儒家学者。与《春秋》一样，《左传》不只是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的罗列，而且还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同时，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兼并，表现了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书中还揭露了暴虐昏庸、贪婪荒淫之辈，肯定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传》进步的历史观。在《左传》作者看来，有德才能为天所佑；得民或失民，被有识之士当作取国或灭国的重要条件；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人的地位提高了；在君与民的关系中，民的地位提高了。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
春秋左传经典语录 1、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2、兄弟虽有小忿，不废雠亲。 3、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 4、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5、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 6、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7、君处北海，寡人居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8、渡河未济，击其中流。 9、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 10、不义不昵，厚将崩。 11、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临祸忘忧，忧必及之。 12、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13、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14、无危则安，无损则全。 15、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 16、过而不悛，亡之本也。 1 ————来源网络整理，仅供供参考
17、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 18、祸福无门，唯人所召。 19、君子有容人之量，小人存忌妒之心。 20、凡有血气，皆有争心。 21、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22、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23、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24、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25、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 26、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27、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28、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29、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 30、众怒难犯，专欲难成。 31、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 32、骄奢淫逸，所自邪也。 33、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 34、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来源网络整理，仅供供参考 2
35、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36、天能盖地，地能容小。 37、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 38、君以此兴，必以此亡。 39、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 40、民之多幸，国之不幸。 41、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 42、礼，天之经也，民之行也。 43、树德莫如滋，击疾莫如尽。 44、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 45、不以一眚掩大德。 46、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 47、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 48、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3 ————来源网络整理，仅供供参考
伶官传序原文阅读及翻译译文 原文阅读：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 可以知人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 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绵囊，负而前驱， 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 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 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 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怜人也哉！作《伶官传》。 翻译译文或注释： 唉！盛衰的道理，虽说是天命决定的，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推究庄宗所以取得 天下，与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把三枝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 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 给你三枝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庄宗受箭收藏在祖庙。以后宗庄出兵打仗，便派手下的随人官员，用猪羊去祭告祖先，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装在漂亮的丝织口 袋里，使人背着在军前开路，等打了胜仗回来，仍旧把箭收进宗庙。 当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用小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走进祖庙，把箭交还到晋王 的灵座前，告诉他生前报仇的志向已经完成，他那神情气慨，是多么威风！等到仇敌已经 消灭，天下已经安定，一人在夜里发难，作乱的人四面响应，他慌慌张张出兵东进，还没 见到乱贼，部下的兵士就纷纷逃散，君臣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到哪里去好；到了 割下头发来对天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的可怜地步，怎么那样的衰败差劲呢！难 道说是因为取得天下难，而失去天下容易才象这样的吗？还是推究他成功失败的原因，都 是由于人事呢？《尚书》上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得到益处。”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
《古代汉语》 大学高小方教授 《左传》选读（一） 一、《左传》的名称和性质 1、名称：《左传》是简称，它的全称是《左氏春秋》，又叫《春秋左氏传》。 2、性质：存世的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按年月日为顺序来记录历史的书）。 《春秋经》242年历史只用了一万八千字，不能说是叙事详尽。 二、春秋笔法 《春秋》原是鲁国史官所记，后经孔子修订。孔子为达到他“正名”的目的，寓褒贬之意于字里行间，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 例：《春秋经》微言大义，褒贬或含在字里行间，或有明确的标记词。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齐杼弑其君光”，用一“弑”字（地位低的人杀地位高的人），就将乱臣杼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春秋·襄公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虽然同样用“弑”，但主语却用了一集合名词“莒人”（音举），这就连同被弑的君主密州也遭了贬斥：若是个好君主，何至于触犯众怒？ 三、《春秋》三传 1、为解释《春秋》经义，左丘明（春秋末鲁史）作《左传》，公羊高（战国时齐人，子夏弟子）作《公羊传》，榖梁赤（战国时鲁人，亦子夏弟子）作《榖梁传》。 2、《左传》左丘明（春秋末鲁史）196845字，多用事实解释《春秋》，与《公羊传》（44075字）、《榖梁传》（14512字）的“空言说经”很不同，是三传中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最高的。 3、这三传都不是榖梁赤、公羊高和左丘明他们本人亲自写在竹简上的或丝绸上，而是口耳相传，最后由其弟子记录下来的。师道相传——具有很高的保真度，因为它用一定的调子吟诵，一代一代口耳相传下来，最后记录下来。把散文用一定的调子诵读出来，传授给自己的弟子，一般说出入不会太大。齐、鲁、与毛诗（《诗经》）的主要区别就是部分字在字型上可能不同（同音假借）。可见传统的吟诵很重要！吟诵，韵文、散文用一定的调子传授，出入只在部分字形上） 四、《左传》的作者 1、“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孔子家语·观周》。 2、现存《孔子家语》是伪书，西汉至三国失传，三国司马昭的岳父王肃做伪 3、这段话来路：西汉大公羊家董仲舒的三传弟子严祖《严氏春秋》（出于左传的反对派公羊家）所引。后来又为（南朝）文阿《左氏义疏》所引。又被（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为西晋杜预《春秋序》写的解释性文字时所引。
《春秋》的人，鲁国史书的名字了。记事的人，以事系天，以太阳系月，以月系时，因为当时系年，用来纪念远近、别同异的。所以史书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季，所以错举认为所记的名字啊。 《周礼》有史官，负责全国各地的事，通达四方的志向。各国诸侯也都各自有自己的国史。大事记在策略，小事情纸张而已。孟子说：“楚国的《梼杌》说，晋国的《乘》说，而鲁国的《春秋》说，其实是一回事。” 韩宣子到鲁国，见易象与鲁《春秋》，说：“《周礼》都在鲁国了。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与周国称王天下。韩非所见”，这周的旧典礼经的。 周朝衰落，官员失去职守。上的人不能使春秋光明，去告诉策书，所有记注，多次违反规定。孔子在鲁策书成文，考辨其真伪，而志在典礼。上以遵循周公的制，下面来说明系统的方法。他教的地方，文章的损害，而正是改变的，以表示劝诫，其他的就都是使用旧史。史有文化，言辞有详有略，不一定要改啊。所以《左传》说：“他的善心。“又问：“不是圣人，谁能修的。”这是周公的志向，孔子从而明亮的。 左丘明接受经向孔子，认为经典的不可磨灭的作用。所以传或先经以开始工作，有人后来经过始终以义，或者按照经以辩理，有人错经以合不同，随着义而发。他的例子是重要的，旧史遗文，略不尽举，不是圣人所修的主要原因。身为国史，亲自阅览书籍，一定要记清楚而详细的广。他的文章缓，所寓含的旨意深远，要让学者考察始终，不久它的枝叶，仔细研究一下。优而温柔的，让自己去的，吃饱了就够了，让他们自己去的。如果海水的浸泡，滋润的润，涣然冰融化，怡然理顺，然后是不对的。 他的头发凡是以言体例，都是治国的常制，周公的垂法，史书的规定。孔子从而修建的，以形成一个经典的全身。其微显阐幽，裁成类别的，都据惯例而发义，指示行事以正褒贬。这些称之为“书”、“不信”、“先写”和“为什么写”、“不说”、“不说”和“写”之类的，都是用从新、旧，从大道理，对不同的例子。 但也有史所不信，就任命他为义的人。这是《春秋》新意，所以传不说凡是，曲而流畅的了。其经没有体例，因行事说，那么传说直言其主旨而已，不是例子。 所以发传的体例有三，而作为例子的情况有五。一是微而显。文章出现在这里，而起义在那。称为族，你父亲使；除了家族，尊夫人。梁灭亡、城缘陵之类的。二是志而隐藏。简单的话表示制，推来了解规则，参会不地，商量说以及之类的。三是婉转而成章。曲从义训，以显示运行，所有名辟，璧玉借许地之类的。四是充分而不受污染。直书其事，把文章看，丹间刻人物，天王要车，齐献捷之类的。五是惩罚而劝人行善。追求名声而死亡，要盖而章，记载齐豹盗贼，三个叛逆的名字之类的。 从这五份，以寻经传。触动类推而增长，依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的正道，人类的记录准备了。 有人说：《春秋》以交错形式含义，如果如你所说，是经会有事情同文不同，而没有这个意思。先儒所传，都不这样。他回答说：《春秋》虽然是以一个字为褒贬，但都需要几句以成言，不是像八卦的卦，可裁剪为六十四卦，固然应当依照解释为断。 古今说《左氏春秋》的人太多了。现在他的遗文可以见到的十几家，大体转相仿效，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化，退不守左丘明的传。在《左传》的传记有所不通，都被淹没而不高兴，而另外皮肤引《公羊传》、《谷梁》，恰好从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