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移和折变：支移，宋赋税的输纳方式。送纳赋税有固定处所，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支移远近以户等高下而定。宋哲宗是，山西分三等，乡村第一、二等户三百里，第三、四户二百里。若非期限紧迫或战争急需，允许人户纳脚钱以免支移，成为变相加税。脚钱亦按等征收，且不断增重，甚至与正税相当。也有既不免支移，仍须添纳脚钱的。
折变，宋赋税输纳方式，后成为变加税名。征科赋税有固定物品，而一时所需，则变而取之，谓之折变。折变按规定用平估，使其值轻重相当，实际上却往往增取其值；折变物色数额，按规定，须于起纳前半年（后改为九十日）揭榜晓示，实际上却往往临时变更，反复扭折。结果，税户于常规之外，或增五七倍之赋。南宋时，以税钱折麦，以苗米折糯，相当普通。以银折纳的地区，也有扩大。
士家制:士家，指世代当兵之家，士家一般集中居住，另立户籍，不与民户混杂。曹魏所以推行士家制，首先是为了保持兵源；同时也有向割据势力争夺劳动力的性质。至少从春秋时起，国君已向出征将帅征取质任。汉魏之际，群雄棊跱，不仅将校轻于去就，士兵亦多窃逃，为了保持固定的兵源和榨取更多的劳动力，曹魏推行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士家制。唯曹魏士家制，既无明白的成文条款规定，史书亦乏正面阐述，故后人研究，多有疑难，今只根据有限资料，缕述其梗概。
曹操初起兵时，力单势薄，所招合的兵士，常因饥饿而叛逃。及操领兗州牧，势力始为之一振，又因陈宫叛迎吕布，一度濒临危殆。只有到消灭吕布，并打败汝、颍黄巾军以后，曹操才组成一支兵势相当强固的军事集团，但仍处于强邻环伺之中。对新附将领如臧霸等也只有采取羁縻策略，以收一时之用，自然谈不上向将士索取质任。建安二年（197年），操在宛遭到张绣降而复叛的突然袭击，事后操对诸将言：“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于此”。实际情况是，操原先并非不知取质，但羽毛未丰，不敢冒然行之而已。至官渡之战，操打败袁绍后，兵力才强盛到足以成慑天下的程度。嗣后操不断打击袁氏势力，至建安八年（203年），操下令说：“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表明只有到此时，操才结束了已往对部下宽容迁就的态度，而挺起腰杆来执行军法了。至于操向将士索取质任之事，则系在建安九年（204年）攻下邺城之后才施行的。《三国志》卷18《臧霸传》载：
《臧霸传》注引《魏书》亦载：
同卷《李典传》亦载：
以上三
人迁家居邺之事颇相类似，时间亦相近，显然，臧霸等人是揣度操的意向行事的。送质，既向操表达了忠诚，又得加官进爵，可谓一举两得。在操方面，不仅得到了臧霸等的质任，还可引起其他将领的连锁仿效。可是，跟随主将迁到邺城的宗族部曲，却得不到什么政治、经济上的好处，他们得到的只能是名列士家户籍，长期过着“父南子北，室家分离”的忧思生涯。
其他有些被迁到邺城的士家并非出于自愿。例如《三国志》卷15《梁习传》载：
《通鉴》卷65将此事系于建安十一年（206年）。梁习对并州的豪右和强壮男丁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豪右是以礼相待，以官相诱；对强丁，则编为精勇部队，以令其为曹魏政权效力。等他们走后，剩下的家属便只有听任官府调动了。于是梁习把他们分批迁往邺城，前后达“数万口”，绝大部分都成为士家。这样，曹魏统治者就有兵有粮又有质任，可谓一举而三得了。
满铁：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是日本在华最大的垄断组织。它是1906年日本天皇下诏书指令成立的一个殖民机构，总部设在大连。它主要经营在华铁路为主、还经营船舶、码头、矿业、钢铁、金融等，并拥有铁路守备军队和宠大的调查机构，广泛招集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是日本在华最大的垄断组织。“七七”事变后，其业务被限制在经营铁道方面。
张闻天（1900—1976），原名“应皋”（也作“荫皋”），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张闻天曾在短期内当过党的总负责人（亦称总书记），遵义会议后三年多存在着“洛（张闻天当时笔名为洛甫）毛合作”的领导体制。不过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一向愿意钻研理论而不长于具体事务，曾三次主动“让贤”，被传为佳话。
合挥:是太平天国的结婚证书，由于上面印有龙凤图案，故称"龙凤合挥"。合挥上写有男女双方的姓名、年龄和籍贯，男的还写有本人的职位、入营年月和地址。女的名字上写有"配妻"二字。合挥表明了太平天国婚姻制度的严肃性。“合”乃结合，“挥”系凭证。据考，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1853年颁布的太平天国纲领文件中，规定必须废除封建买卖婚姻“天下婚配不论财势”，一夫一妻，但要通过婚娶官登记核准，发给绘有龙凤图记的“合挥”，方为合法有效，受到法律保护。
当时，“合挥”由天国统一印制，造册管理。证书上“合挥”二字以楷书正印于一式两份的骑缝处。龙凤印戳盖在字面上，各为一半。与当今不同的是，并非男女双方各执一纸，而是一份交给主事人
，一份存入地方政府档案。
“合挥”上只登记署明男女新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免除了惯用的生肖及出生时辰，这表明了“天国”婚姻，不受算命、卜测，以及“合婚”等的迷信束缚。但是，男方必须标明职业职务，以便日后验查“夫家”的职责。对照附图，“诗天豫队议政司”，便是李大明的社会公职。“诗天豫”系地方民团，“议政司”，近乎指导员之类。按格式规定，女方名字低于丈夫，并加上“配妻”二字。
太平天国的法定婚龄：男十六娶，女十四嫁。这对夫妻，特别是男方已24岁，当属晚婚，加之双方差距7岁，可以想见，李大明与柴大妹并非青梅竹马，这亦表明了太平天国对婚姻实质的宽容和革新，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太平军大龄未婚将士的军心和作战情绪。
进步党:1913年5月29日，梁启超为抵制拥有国会多数议席的国民党，在袁世凯支持下联络共和、民主、统一三党组成的资产阶级议会政党。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国民党获得多数议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梁启超为对抗国民党，遂在袁世凯支持下，加紧推行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计划。16日，三党党员在北京举行联谊会，梁启超、孙武、汤化龙、王赓（揖唐）等三党要人均出席，一致要求为取得国会多数议席，务必客忍与牺牲各方小意见小问题，速求合并成功。25日，三党正式签定合组进步党协议书。5月29日，举行全体在京党员大会。宣布正式成立进步党。 进步党设本部于北京。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为理事。阿穆尔灵圭、冯国璋、蔡锷、程德全等二十三人为名誉理事。其本部下设政务、党务两部，分别由林长民、丁世峄任部长。它遵循梁启超制定、袁世凯批准的组织原则，以旧立宪党和旧革命党中的变节分子为中坚。其支分部遍及全国各省区和府厅州县，大多数相应由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支分部改组而成，也有少数是本部特派员在各省区地方当局支持下建立的。鉴于国会大选时华侨失败的教训，它还专门派出特派员前往南洋群岛各华侨集中地发展组织，以争取海外华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 进步党宣布其党纲为：①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②尊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③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党纲里虽包含有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法赋自由”、“平和实利”等内容，但最根本的是第一条。实际是要建设一个抵御“暴民专制”的政府。为此，它极力为袁世凯制造的宋教仁血案和违法签订的善后借款合同辩护。并支持袁发动战争，消
灭南方各省的国民党军事力量。二次革命爆发后，它作出以下议决：①起草《咨请政府征伐叛徒建议案》；②同意由熊希龄代替赵秉钧组阁，以巩固中央政府；③取消发表讨袁通电的程德全、陈炯明名誉理事资格。该党幻想依靠袁世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马尾船政学堂: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在船政大臣沈葆祯的主持下于1866年在福州设立。初建时称为“求是堂艺局”，为求人才沈葆祯主持了求是堂艺局的首次录取考试，亲自为考试制定、批阅试卷，求是堂艺局首次录取考试的第一名考生就是后来成为北洋水师学堂教习的严复。1867年马尾造船厂建成后搬迁至马尾遂改名为船政学堂。在沈葆祯的苦心孤诣下船政学堂培养出了中国的第一批近代海军军官和第一批工程技术人才，由船政毕业的学生成为了中国近代海军和近代工业的骨干中坚。
1866年，在左宗棠、沈葆桢的操办下，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院校船政学堂在福州诞生，它最早引进西方教育模式，最早创立留学生教育制度等等，著名的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等都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孙中山称赞它“足为海军根基”。
端方:1882年中举人，捐员外郎，后迁候补郎中。一度支持戊戌变法，但在变法失败后又受到荣禄和李莲英的保护，未受株连。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任直隶霸昌道。不久清廷在北京创办农工商局，将其召还主持局务。端方趁此机会上《劝善歌》，受到慈禧赏识，被赐三品顶戴。此后，端方出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并护理陕西巡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和光绪帝出逃陕西。端方因接驾有功，调任河南布政使，旋升任湖北巡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代理湖广总督，三十年（1904年），代任两江总督。之后，他调任湖南巡抚。在历任上述封疆大吏期间，端方鼓励学子出洋留学，被誉为开明人士，“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
校颁庐抗议:冯桂芬在1861年写成的《校颁庐抗议》一系列政论中，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他痛感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因此，对西方国家要“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他的洋务指导思想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指导思想，不仅成为兴办洋务的纲领，也成为后来流行一时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的滥觞。
咨议局 ：1905年，清廷向全国人民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次年，颁布九年预备立宪诏——
这成为中国政治参与的开端——与此同时，模仿西方立宪制国家国会的咨议局开始在各省筹设。1907年10月清廷正式下令筹设咨议机关。1909年2月，两广总督张人骏着手成立广东咨议局筹备处，他聘请邓华熙、张振勋、丘逢甲等22人为“议绅”，又向留日学生金蒲崇、金蒲芬等人筹得资金，选址大东门外，兴建广东咨议局大楼。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姬姓，管氏，名夷吾，谥曰“敬仲”，汉族，中国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的后代,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猛克谋克:是女真人创建的一种社会组织，脱胎于原始氏族制下的集体狩猎组织。初虽以军事需要发展为军事组织，但其成员平时在部落内仍从事狩猎、捕渔劳动，只是一遇战争，青壮年才应征召去打仗，并自备武器、军马和粮草，联盟根据各部部长（孛堇）率领出征人数多寡，分别称之为猛安或谋克。
猛安谋克的含义，旧说猛安为部落单位，谋克为氏族单位。按女真语义，猛安本意为千，初为千夫长即千户长；谋克本意为族，族长，在女真诸部由血缘组织向地域组织转化后，又有乡里、邑长之意，再引申为百夫长、百户长。在有金一代，猛安谋克一词包括五个内容：（1）职官的代称；（2）军队编制的两级单位；（3）地方行政组织的两级单位；（4）户制；（5）世袭爵衔。猛安与谋克组织并非同时出现，谋克大约在11世纪初金昭祖石鲁或景祖乌古延时已经产生，如前所述，当时生女真诸部间的战争已成为经常的事，各地区的部落联盟亦普遍存在，大部落联盟正在形成。但见史载，晚在世祖劾里钵与桓赦、散达兄弟战争的记事中：世祖命肃宗颇刺淑率兵去征讨，一败再败，世祖乃“使欢都、冶诃以本部七谋克助之”。
猛安谋克制(金) 将女真族划分为许多猛安谋克，其成员平时生产、战时出征，是兵农合一的制度。 八旗制度(建州女真) 明朝后期，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武力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建立八旗制度，其编制按军事组织形式，是一种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发展。猛安谋克制与八旗制度的比较 猛安谋克制与八旗制度都是女真人兵农合一韵社会组织，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地方行政
组织。各户壮丁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出征，都对各自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猛安谋克制由金朝皇帝阿骨打所创立。猛安谋克原是女真族的氏族部落组织。八旗制度由明朝后期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所创。八旗是清代军事力量的核心。
唐才常：（1867～1900）汉族，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领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
字黻丞，佛尘。湖南浏阳人。贡生出身。与谭嗣同同乡，同师于欧阳中鹄，并称为“浏阳二杰”。他出身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自小接受封建教育。 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深重，他以救中国为事，专力研究各国政治外交情事，曾参与维新活动。戊戌变法失败，他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 1899年与康、梁商定在长江两岸各省起兵“勤王”，企图用武力驱除义和团，“讨赋勤王，以清君侧”，推翻西太后政权，拥戴光绪帝重新当权。 1900年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后易名“自立会”，组成自立军七军，唐才常任督办。定于8月9日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同时起兵。因康有为未按期汇款接济而延期。前军统领秦力山未得通知，按期独自在大通起事，战斗三天失败。
海国图志：《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命题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洲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
《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第一部较为详尽较为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开始在中国介绍有关世界史地知识，当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历代正史多立有外国传，但这些记载大多集中于中国边境的国家。到近代才有《四洲志》和姚莹撰成的《康輶纪行》。《四洲志》纯是一部译作，而《康輶纪行》系合日记杂录而成。而《海国图志》，它不仅在编纂和内容上弥补了《四洲志》和《康輶纪行》等书的缺憾，而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结构和理论方法。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书。所以有人誉《海国图志》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因它不但详细记载外国情况，还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海国图志》的划时代意
义，还在于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带来了世界知识的新东西，但却不被人们所重视。鸦片战争爆发前，妄自尊大的清廷皇帝和显官达贵，竟不知英国在何方？为什么成为海上霸王？《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二府:西汉丞相与御史府并称“二府”，亦称“两府”。成帝时罢御史大夫，改置司空，其名废。宋代为了加强对内控制，以掌管军事的枢密院（西府）和掌管政务的中书门下（政事堂、东府）共同行使行政领导权，并称为“二府”，为当时最高国务机关。又明清时对府“同知”的别称，即第二知府之意。
1、西汉 丞相与御史府并称“二府”，亦称“两府”。成帝时罢御史大夫，改置司空，其名废。 2、宋代为了加强对内控制，以掌管军事的枢密院（西府）和掌管政务的中书门下（政事堂、东府）共同行使行政领导权，并称为“二府”，为当时最高国务机关。 3、 明清时对府“同知”的别称，即第二知府之意，以同知为知府的佐贰得名。
汪精卫：汪兆铭，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沦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 因“骨髓肿”病死。其夫人为陈璧君。
身后评价：汪精卫一生前段部分，年少时满腔热血，以推翻腐败的满清为己志，行刺摄政王载沣。 孙中山逝世后，西山会议派试图在国民党内除去共产党的势力，后来蒋中正武力清党，欲彻底铲除共产党人，汪精卫却坚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平路线，造成了宁汉分裂。而当共产党人开始武装反抗之际，汪精卫亦即当机立断进行扫荡。由这些作为，有一些人认为显示汪精卫有某种「尚和平，顾大局」的思想哲学；亦有人认为，这显示了汪精卫的善变性。从辛亥革命的英雄，变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变化如此之大。有人为他辩护，说他是认可委屈自己，保全大局；更多的意见是年青时的满腔热血，不能保证以后他不会为个人权力而牺牲整个国家利益
。
正面评价：汪精卫的正面评价主要来自于林思云，他的《真实的汪精卫》一书，替汪精卫做了身后的平反，但争论很大，书中认为在汪统治的日占区，人民生活能较稳定，而且认为因为汪代表国民政府和日本求和，使得日本没有再大举进攻重庆和延安，这都是他的贡献，而且他站在日本一方蒋介石站在美国一方，那么战后无论同盟国胜利还是轴心国胜利，中国都是战胜国，那就避免了战败国割地赔款的损失，保存了中国文化的延续，起码中国还能苟延残喘。
负面评价：汪精卫及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华的侵略活动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在军事上，大量策反了国军（近百万），尤其是杂牌军，组织「伪军」，多次进行清乡，使得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在林思云先生的观点中“日占区百姓渡过了没有日军侵犯骚扰的安稳的一年。”日占区的民众是“安稳的”，那么其他地区的人民由于汪精卫政府对日本的物资支持恐怕就不得安生了。），汪精卫自兼清乡委员会主任，打击其统治区的地下抗日武装（主要中共游击队），使得日军可以抽身进行其他战役。在经济上，南京国民政府协助日军对沦陷区的搜刮。譬如在1943年1月在上海强迫实施储藏物资的全面登记，并对棉纱棉布进行强制性收买，以供日军之需。在思想教育上，汪精卫在学校推广与日媾和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发动「新国民运动」，从思想上削弱民众的反日情绪。另外，汪精卫承认满洲国、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出卖中国的领土的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现在看来就是分裂国家罪。 汪精卫多次游说日本政府，但是汪的政府从来没有得到多大的自主权。汪政府也毫无权力影响日军在华的军事行动，而且汪政权自始至终也没有建立起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汪政权后期与日本交涉中确实争得一些权利，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力量在变弱，而并非汪政权实力增强。如此一来汪精卫提倡的政治结构毫无号召力，也使所为的「和平建国」落的一场空，最后在日本人不管不问中死去，曾经的美少年，据说在临死前已经不成人样。 而且汪精卫的身份很高，他的投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打击，对人民的抗日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
《筹办夷务始末》：清政府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又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计道光朝八十卷，文庆等编；咸丰朝八十卷，贾祯等编；同治朝一百卷，宝鋆等编。其中道光朝自道光十六年（1836）议禁鸦片开始，至二十九年止。收录这一期间涉外事项的上谕、廷寄、
奏折、照会等档案约二千七百余件、二百二十万字。咸丰朝起自道光三十年正月，迄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计收谕折、照会等约三千件、二百万字。同治朝自咸丰十一年七月至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止。共收上谕、廷寄、拆片等约三千六百件、二百五十万字。综计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内容，凡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如两次鸦片战争、中外勾结镇压太平军情况、沙俄强占中国东北土地，以及教案问题、租界问题都有记载。该书于1929～1930年间由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但所录文件既无标题又乏目录，所记日期都用干支，使用非常不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华书局加工整理出版，在每个文件上加了标题，标点分段，注明公元月日，书后还增编了谕折索引以及事件等分类索引，使用便利。此外，近年台湾也出版了《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道光二十二年至咸丰十一年）。
度田：东汉初年光武帝为加强封建国家对土地与劳动力的控制，增加政府租税与赋役收入而采取的政策。建武十五年（39），汉光武帝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名为“度田”。州郡官吏多为豪强地主，不愿如实丈量土地，呈报户口，损害自身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对河南、南阳地区那些“近臣”和“帝亲”的豪强地主，度田官更是不敢对之度田。一般豪强地主，也凭借财势与度田官相勾结，大量隐瞒土地。度田官则借度田之名蹂躏百姓，不仅丈量农民的小块耕地，而且连住宅村落都丈量在内，把地主的租税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引起农民的反抗。汉光武帝知悉度田不实的情况后，对舞弊官吏进行严厉惩罚，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10余人，皆下狱处死，并重申严格检查田亩和人口。这更引起豪强地主的普遍不满，“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予东汉王朝以极大威胁。面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反抗，光武帝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的手段，把捕到的作乱首领人物迁往他郡，“赋田授廪”，切断他们与原所在郡的联系。经过度田事件后，郡国大姓的抗衡平静下来。度田在形式上也成为东汉朝廷的定制，然仅由郡县官吏岁时“按比”，其效果不可与建武年间度田同日而语。度田事件表明，东汉政权建立伊始，各地豪族、郡国大姓势力即十分强大。
秦邦宪（1907～1946），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4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1946年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
军机处，清代官署名。亦称“军机房”、“总理处”。是清朝中后期的中枢权力机关。雍正七年（1729），因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泻机密，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十年（1732），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
帅漕宪仓：宋各路置安抚司掌军事与民政，简称帅司；转运司掌财赋与转运，简称漕司；提点刑狱司掌司法刑狱，简称宪司；提举常平司掌常平仓与贷放钱谷等事，简称仓司。帅、宪、仓长官仅一人，分为安抚使、提点刑狱公事与提举常平司；漕则一路或有二三人，转运使、围运盒 使与转运判官皆简称为漕。四司设置先后不一，废置不常，南宋方成定制。四司又皆有监察官吏之权，总称监司。
府州军监：府州军监是宋代地方政区。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逐步取消节镇兼领支郡﹐使各州直属京师﹐向皇帝奏事。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尽罢天下节镇所领支郡﹐从此全国诸州直辖于中央。州的长官称知州事﹐简称知州。又设通判﹑大州两员﹐其馀一员﹐不及万户者不置﹐广南小州有试秩充通判兼知州者﹐与知州均理一州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之政﹐而且“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
州府军监并不是完全同级的，军监都有两种，分别称为大军监，小军监。级别也不同，大军监和州府同级，小军监则否，与县同级。一般来说大军多，小军少，小军的来源是镇，待会我会再讲到。大军的来源一般是小军升级，或是边疆军事需要，级别不能太低。但大军虽然说是州府同级，但管县的例子并不多，一般下面设的是堡和寨。小军又有两种，一种做为独立行政单位，属于州府，有直辖地，也管民。还有一些设在州府治所，如江州即有军额，军城在州城内，不管民，也属小军。
监，以经济目的而设，不但有与州府同级的，只有一个，云阳监。还有与县同级隶属于府州的（绝对不会属于军监），很多，还有隶属于县的，也不少。小监也有管民不管之分，和军类似。
州，是最普遍的。州之上没有任何正规的行政区划。但不正规的行政区划则是一直有的。
《东京梦华录》凡十卷，约三万言，作者为孟元老，是一本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貌的著作。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一一○二～一一二
五）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为我们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内容。
《东京梦华录》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一一○二～一一二五）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大致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京城的外城、内城及河道桥梁、皇宫内外官署衙门的分布及位置、城内的街巷坊市、店铺酒楼，朝廷朝会、郊祭大典，东京的民风习俗、时令节日，当时的饮食起居、歌舞百戏等等，几乎无所不包。
孟元老，生平事迹不见他书记载。现在仅能据其自撰的《东京梦华录》序，了解其生平大概。宋孟元老，元老号幽兰居士﹐原名孟钺﹐曾任开封府仪曹﹐是北宋保和殿大学士领都水﹑将作二监事务孟昌龄的族人﹐居里及其馀仕履俱不祥。他生于北宋末年﹐崇宁二年(1103)随其父到东京﹐至建炎元年(1127)北宋覆亡后南逃﹐在东京共生活了二十三年
传世的《东京梦华录》一书，对徽宗政和、宣和年间汴京的城市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翔实的记载和详尽的论述，这就为后人留下了探索那个时代汴京城里各个阶层居民生活面貌的大量宝贵资料。自从它于南宋初年在临安刊行以来，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封建社会里的文人墨客，在谈到北宋晚期东京掌故时，莫不首引此书，如赵甡之的《中兴遗史》、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以及陶宗仪的《说郛》，对本书的部分资料，都有所选录。到了近代，由于其所反映的内容具有很高的社会经济文化史的价值，尤其引起了中外许多从事各种专史研究的学者专家们的高度重视，交相征引利用。人们往往把本书与《清明上河图》视同姐妹之作，二者对于我们考察研究北宋城市经济发展史的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东京梦华录》开创了以笔记描述城市风土人情、掌故名物的新体裁，为以后反映南宋都城临安的同类著作《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如梦录》﹑《续东京梦华录》等书所沿用。
陈亮:南宋思想家、文学家。字同甫，原名汝能，后改名陈亮，号龙川，人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婺州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淳熙五年(1178)诣阙上书论国事。后曾两次被诬入狱。光宗绍熙四年(1193)策进士，擢为第一，授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未到任而卒。著有《龙川文集》、《龙川词》。存词70余首。
陈亮力主抗金,曾多次上书孝宗,反对“偏安定命”，痛斥秦桧□邪,倡言恢复,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他的政论文、史论，如《上孝宗皇帝书》、《
中兴五论》、《酌古论》等，提出“任贤使能”、“简法重令”等革新图强言论，无不以功利为依归。其哲学论文，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为永康学派的代表。他提倡“实事实功”，有益于国计民生，并对理学家空谈“尽心知性”，讥讽为“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他还与朱熹多次进行论辩。所作文章，说理透辟，笔力纵横驰骋,气势慷慨激昂,可谓“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甲辰答朱元晦书》）。
斡鲁朵:斡鲁朵是辽代契丹民族特有的一种制度。翰鲁朵为契丹语。关于斡鲁朵的语义，史书记载有以下几种说法：《辽史·营卫志》云："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辽史·国语解》云："斡鲁朵，宫也。"《金史·国语解》则云：斡鲁朵，"官府治事之所"。由此可知，斡鲁朵包含以下三层涵义：1.为宫卫之意，2.为宫、行宫之意，3.为管理斡鲁朵户民的官府。
最初是因防备寇贼奸宄而设立的宫卫组织。据《辽史·营卫志》记载："并、营以北，劲风多寒，随阳迁徙，岁无宁居，旷土万里，寇贼奸宄乘隙而作。营卫之设，以为常然。其势然也。""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分镇边圉，谓之部族。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无日不营，无在不卫。立国规模，莫重于此。"由于辽代斡鲁朵是因防备寇贼奸宄而设立的皇帝的宫卫组织，因此又被称为"宫卫"、"亲卫"。辽朝历代皇帝都建有自己的斡鲁朵。之后，斡鲁朵又增加了守陵、出征、生产等任务。"太祖以迭剌部受禅，分本部为五院、六院，统以皇族，而亲卫缺然。乃立斡鲁朵法，裂州县，割户丁，以强干弱支。诒谋嗣续，世建宫卫。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因以守陵。有兵事，则五京、二州各提辖司传檄而集，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已立具矣。"[注解：《辽史》卷35《兵卫志》。]
三峰山之战: 蒙古窝阔台汗四年(金正大九年，1232年)，在蒙金战争中，蒙古军与金军在三峰山(今河南禹县西南)进行的一次战略决战。 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蒙军在禹山(河南邓县西南)击败金军后，拖雷留一支蒙军牵制金军，主力分道继续北进，于次年(1232年)正月自唐州(今河南唐河)直趋南京(今河南开封)。金元帅完颜娄室与战于襄城(今属河南)，战败，退回南京。此时，蒙古汗自河中(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经河清(今山西孟津)渡河，令拖雷率军会合，南北夹击金军。蒙古军攻克郑州(今属河南)。金此时以南京之兵不满4万，配壮士2万，乃决河水以卫京城。蒙古游骑至南京。金移刺蒲阿自邓州率步骑15万增援南京。蒙古拖雷采取跟踪攻扰以牵制
疲惫的战法，且战且行，使金军不得休息。金军行至黄榆店(河南禹县南)，遇雪不能进，就地扎营。拖雷挥军冲击金军，同时，蒙古兵自北渡河，南进者，亦与拖雷所部夹击金军。金兵退至三峰山(今河南禹县西南)，逢大雪，遭蒙军包围。蒙军轮番休息，乘金军疲惫时，蒙军让开去钧州的道路，放金军北走，然后，出伏兵夹击，金军大败，金将亦伤亡殆尽。于是，蒙军合兵攻略商、虢、嵩、汝、陕、洛、许、郑、陈、亳、颖、寿、睢、永等州(今河南及安徽西北地区)。三月，蒙军将攻汴京，先诈和诱降，再以速不台率军攻城，先驱命俘虏及妇幼负薪填壕攻城，使用各种器材猛攻，达十六昼夜。金军竭力坚守，蒙军攻汴京不下，遂与议和，速不台退军，驻屯河、洛(黄河、洛水南流域之间)之间。 点评：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追歼战的典型战例，拖雷采取跟踪攻扰以牵制疲惫及围三阙一的战法，一举全歼金军精锐，取德决战的胜利。
秘密外交和强盗世界:1919年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秘密外交和强盗世界》，提出“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的口号，给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指明了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方向。
安国军政府:1926年初，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张作霖驱走了冯玉祥，再次窃取了北京政权，任安国军总司令，宣言“反共讨赤”，封闭进步报馆，杀害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镇压“五卅”工人反帝运动，对抗北伐战争。翌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自封为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企图以黄河为界南北分治。
训政时期:孙中山提出的建立“民国”程序的第二阶段。
孙中山把建立民国的程序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三个时期，主张在训政时期施行约法，由政府派出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人员，到各县筹备地方自治，并对人民进行运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一省之内全部县实现自治时，即可结束训政，进入宪政时期。
1928年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蒋介石打出“以党治国”的旗号，宣布“统一军政”“实施训政”，名曰加强中央统治，实为排除异己，建立独裁统治。所谓“训政”就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就是蒋介石独裁专制。
1931年5月12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从1931年公布到1948年5月举行“国民大会”后结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共施行十八年。
法币政策:法币政策是国民党政府废止银本位制、采行纸币制的一次币制改革。该政策实行于1935
年11月4日，主要内容是：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并将白银收归国有，移存国外，作为外汇准备金；规定汇价为法币一元等于英币1先令2.5便士，并由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由于最初英国推动施行，改革使中国成为英镑集团的附庸。法币政策虽有其积极意义，但总的来说它是一次失败的改革。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至1944年9月期间的民主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称作早期的民盟组织，它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民盟的产生，一方面代表了国内许多爱国民主人士拯救民族、国难和追求民主的政治愿望，另一方面，也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
马歇尔调处: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总统H.S.杜鲁门特派G.C.马歇尔来中国就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冲突进行的调处。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执行扶蒋反共政策，1945年12月杜鲁门派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特使来华调处国共军事冲突。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奉召回国。29日，美国政府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调处以失败告终。
四马分肥:“四马分肥”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利润分配形式的形象说法。1953年国家规定，私营企业每年结算盈余，其利润分配依照“四马分肥”的方式，即将利润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方面进行分配，资方红利大体只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的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 沿革 1956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股息红利被定息，即年息五厘所代替。
四马分肥是对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获得的利润的分配形式。即按照缴纳给国家的所得税，企业的公积金、职工的福利奖金和资方的利润四个方面进行分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的一种形式。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税收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的重要工具，是限制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的中心环节。1952年，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一个重要力量，当时它拥有380万职工，其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1953年，初级形式（包括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不论在工业方面还是在商业方面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从这一年开始，国家对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获得的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进行分配。所谓“四马分肥”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实质是指对企
业的利润，按照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和留给资本家的利润（包括股息和红利）等四个方面进行分配。其中所得税约占利润总额的1／3左右，资本家的股息和红利约占1／4左右。由此可见，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量已受到很大的限制。由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正确稳妥的政策，到1956年底实行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在工业中已占原有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总数的99%；在商业中，有40万户实行了公私合营，有144万户实行了合作化。在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只能以私股持股人的身份领取相当于年息5%的股息（即定息），其剥削量不仅进一步受到限制，而且私股也不再是生息资本，而是向全民财产转化的形式。这样，中国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二月提纲》：面对由《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改造批判运动，需要中共中央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1966年2月3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人民大会堂讨论关于批判吴晗的问题，根据会议讨论，拟订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但不久，这一提纲受到毛泽东的批判。
《提纲》认为：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大辩论，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同时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只有这样，才能利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提纲》特别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避免把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发展为政治运动。
免解进士：宋代免解之制，或准一次免解，或永远(一生)免解。进士科或武举举人获得永远免解者，称"免解进士"。
免解 : 宋承五代后唐制，举人获准不经解试(荐名于朝廷的地方考试)，直接参加礼部试，称"免解"。
进士 : 科举时代称殿试考取的人。
宋承五代后唐制，举人获准不经解试，直接参加礼部试，称「免解」，有准一次或永远免解。进士科或武举举人得永远免解者，称「免解进士」。
敕令格式：指帝王所发布的命令、法令或立法
推排：宋 、 金 、 元 时三年一度核实厘正赋役的法制。《宋史·食货志上六》：“至於推排，则因其貲产之进退为之升降，三岁而一行之。然当时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仅存室庐，凡耕耨刀斧之器，鸡豚犬彘之畜，纤微细琐皆得而籍之。吏视赂之多寡，为物力之低昂。”《宋史·奸臣传四·贾似道》：“后又行推排法， 江 南之地，尺寸皆有税，而民力弊矣。”《金史·张大节传》：“推排 东京路 户籍，人服其平。”《元典章·圣政二·均赋役》：“验其物力，从公推排。”
达鲁花赤：达鲁花赤是蒙元时期具有蒙古民族特点和设置最为普遍的官职,始设于成吉思汗时期,有元一代置而不废。对这一官职作系统全面的探讨将有助于蒙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尤其是职官制度、民族关系以及元代中国与周邻国家和地区关系的深入研究。 达鲁花赤,亦做“答鲁合臣”、“达鲁噶齐”。蒙古语,意为“镇守者”。相当于突厥语的“巴思哈”(basqaq),在波斯语中则译为“沙黑纳”(shahna)。汉文文献也称“监”、监某州、监某府、监某路,《世界征服者史》则称为“少监”,赵翼称其为“掌印办事之长官”。
蒙语的音译。 元 职官名。指镇压者、制裁者、盖印者。转而有监临官、总辖官之意。 元 代 汉 人不能任正职，朝廷各部及各路、府州县均设达鲁花赤，由 蒙古 或色目人充任，以掌实权。《元史·世祖纪三》：“以 蒙古 人充各路达鲁花赤， 汉 人充总管， 回回 人充同知，永为定制。” 清 袁枚 《随园随笔·元知府或有或无》：“所谓达鲁花赤者，国言荷包压口，取管辖之义。称州达鲁花赤曰监州，县达鲁花赤曰监县。”
扎撒：蒙语。法令；法典。 宋 郑思肖 《心史·大义略叙》：“又有三段剗杀，彼曰扎撒，此曰条法；彼曰大扎撒者，大条法也。”《元代白话碑·一二四四年林县宝严寺圣旨碑（一）》：“如有违犯之人，照依故违扎撒治罪施行，无得违错。”《元史·世祖纪二》：“据 不鲁花 、 秃满 、 阿里察 、 脱火思 辈，搆祸我家，照依 成吉太祖皇帝 扎撒正典刑讫。”
大扎撒是根据成吉思汗的训令和由忽里台大会批准通过的法律组成的。另外，成吉思汗把蒙古高原各种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融会为蒙古汗国共同遵守的道德制度。他还在大扎撒中加入了很多案例，以方便审判官对比量刑。
蒙
古大扎撒将军事法与民事法融为一体，其最大的特点是全民皆兵，全兵皆民。在战争时，有力地保障了蒙古军队的纪律性与协调性，为游牧生产与军事斗争相结合提供了法律根据。
蒙古大扎撒保护大众的利益，承认所有人的物权与民权。但是作为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法律，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如：公开承认人与人生来不平等，禁止跨火、跨桌、跨碟等封建迷信思想。
怯薛：蒙古语。番直宿卫的意思。因用以称宫廷卫士。《元史·兵志二》：“怯薛者，犹言番直宿卫也。” 清 袁枚 《随园随笔·领侍卫内大臣》：“至《元史》所称怯薛，则今之侍卫矣。” 元 刘致 《端正好·上高监司》套曲：“怯薛回家去，一个个欺凌亲戚，眇视乡閭。” 元 张宪 《怯薛行》：“怯薛儿郎年十八，手中弓箭无虚发。”
蒙古和元朝的禁卫军。突厥－蒙古语“番直宿卫”之意，见《元史·兵志二》。汉译多作宿卫。轮流值宿守卫之意。怯薛成员称怯薛歹(ke ig-tei)﹐复数作怯薛丹(ke igten)。怯薛起源于草原部落贵族亲兵﹐带有浓厚的父权制色彩﹐后来发展成为封建制的宫廷军事官僚集团﹐元代官僚阶层的核心部分。
成吉思汗所建怯薛共一万四千人。担任宿卫的怯薛人员称“怯薛歹”，从万户、千户、百户那颜子弟及随从中选拔，分四班宿卫，称四怯薛。怯薛人员除宿卫外，也分任大汗（皇帝）的冠服、弓矢、食饮、文史、车马、庐帐、府库、医药、卜祝等事。任事者一概世袭。诸王亦各有怯薛。入元后怯薛歹成为近侍大官。出任随朝官员后，仍接番直入宫廷服役。
四等官：唐宋审判机关的内部司法官按其权限和职掌可分为四等：长官、通判官、判官、主典。他们在判案过程中，既各司其职、连署文案、又相互牵掣、承担连带责任，这既是一项基本的审判制度，又是同一审级中的内部监督机制，对明清的法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考：1 .古代官吏考绩之制。指经三次考核决定升降赏罚。 2.指考试官员的三种项目。 3.称旧时科举中的"乡试"﹑"会试"﹑"殿试"为"三考"。 4、三考是古代的考试制度，为三年考一回，九年考三回叫三考。 5、官吏考绩制度。三年一考，九年三考，按结果决定升降奖惩。汉以后，各朝一般均采三考制。
科举考试分大三考、小三考。
大三考的程序是：第一级为考秀才，叫做小考，以县为单位，考中了就是秀才；第二级是考举人，叫乡试，是以省为单位，考中了就是举人；第三级是考进士，叫会试、殿试，是汇集全国举人考试，中试者为进士。按科举考试的正途出身而言，当然以进士为本位，但以科举
制度而言，是以秀才为起点。过去的读书人，要想获得成果，必须经过考试。虽然一生读书，未经过考试的读书人只能称作“白丁”；经过考试，但不及格，也就是没有考中秀才的人称为“童生”。即使考到七八十岁还是不及格，仍是童生，那就成了“老童生”。
古代称学校为庠序，秀才经过科考合格后可以入州县学再读书，成了县学的学生，所以秀才的真正名称是“庠生”。各县的秀才有固定名额。余姚历来称一等县，定秀才名额为四十名，自明朝嘉靖之后，因为有了先贤王阳明之故，特予增加秀才名额十名，所以余姚每次考试即可录取五十名秀才。秀才的考试亦分三级，称作小三考，又名岁考，亦名科试。
一为县考，考五场，全县的白丁和童生都可应考。县考之前，先在学宫教官处报名，还得自己找一名相熟的廪生作保。如果找不到作保的廪生，就不能参加考试。报名之后，由教官再派一名廪生作副保，无此人亦不能与考。考时由知县为主持人，可是他绝对不看卷子，以防犯弊病。考试的规矩，四场都是“四书”题的八股文，第五场考古赋或古诗，此名叫考古，亦叫古场。第一场榜上未取者，不得考第二场，以后每场都要删人，如与试者共有一百人，则末场所剩不过三四十人了。末一场的第一名叫“首卷”，这是必然会中秀才的。
二为府考，知府为主考，亦考五场，考试情况与县考略同。考时所属各县的考生都去府城应考。余姚县历来归属绍兴府，就到绍兴府城参加府考。
三是院考，由负责全省教育事务的按察副使任主考。院考也在府城举行，斟酌各县的人数分批考试，每次总是三县或四县。院考得中后才真正算秀才，所有考不中的都叫做童生。进了秀才以后，还有一场复试，以示郑重。前两级考试，没什么大关系。比如县考，第一场没有考中，则第二场便不许再考了，可是等到府试时，依然可以参加考试；府试第一场没有考上，到院考时依然可以参加，而且即使只考过县考一场，因为已经名入科考名册，也就算是童生了。县、府、院考都是第一名者，通称“小三元”。
白直：两晋南北朝时在官当值无月薪的小吏。后泛指官府额外吏役。
上佐：部下属官的通称。《晋书·王舒传》：“ 明帝 之为东中郎将，妙选上佐，以 舒 为司马。”《通典·职官十五》“ 大唐 州府佐吏与 隋 制同，有别驾，长史、司马一人”原注：“大都督府司马，有左右二员，凡别驾、长史、司马通谓之上佐。”《续资治通鉴·宋太祖开宝八年》：“宰相拟上州司马，帝曰：‘上佐乃士人所处，资望甚优，亦不可轻授，此辈
但当於乐部迁转耳。’”
回造纳布:是隋唐北方经济复苏粮食供应可以自主，叫江南把缴交的粮食租折换成布缴交（比较好运输）
神策军：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在临洮西的磨环川（今甘肃临潭西南）成立一支新部队神策军，以防御吐蕃。安史之乱时，该部队的军使成如璆派卫伯玉率一千人入援中央。后来卫伯玉的部队驻守陕州，此时临洮故地已被吐蕃占领，朝廷以卫伯玉一军号称神策军，以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军），其后由鱼朝恩统领该军。763年吐蕃攻入长安，唐代宗逃往陕州，鱼朝恩以神策军及陕州诸军迎驾，统称这些部队为神策军。代宗后来由神策军护驾回京，此后神策军便成为禁军之一，实力逐渐壮大。
永贞内禅：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三月，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人联合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钧等人的力量，迫使唐顺宗立李淳（李纯）为太子，八月又禅位于李纯，是为唐宪宗，改元永贞，史称“永贞内禅”。永贞内禅的结果使得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一百四十六天内发生的“永贞革新”全盘被推翻。
安西四镇，指唐朝前期在西北地区设置，由安西都护府统辖的四个军镇。唐安西四镇在历史上存在了一个半世纪，它们对於唐朝政府抚慰西突厥，保护中西陆上交通要道，巩固唐的西北边防，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榷（que）盐法：唐代中叶对盐就场专卖(官收官卖)的制度。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时盐铁使刘晏继续推行。其主要内容:在产盐区设置盐官，向盐户统购盐，加价出售。后再将盐税加入卖与商人。听其运销。产盐区较远地区又设常平盐予以调济。刘晏诛后，这种制度逐渐废弛。 乾元元年（758年），第五琦初变盐法，“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新唐书·食货志四》）。宝应年间，刘晏为盐铁使，进一步改变盐法，在产盐区设置监院，督促盐户自行生产，将盐税加在盐价中售给商人，听凭商人运销，以增加财政收入。刘晏在出任盐铁使时，盐利收入才四十万缗，到大历末年，增至六百余万缗。韩愈《论变盐法事宜状》：“国家榷盐，粜与商人，商人纳榷，粜与百姓，则是天下百姓无贫贱富贵，皆已输钱于官矣”（《昌黎集》卷四十）。
魏征：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汉族，唐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县人，又说河北晋州市或河北馆陶市）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以直谏
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
李林甫（683-752），唐宗室，小字哥奴。善音律，会机变，善钻营。开元中，迁御史中丞、吏部侍郎，深结唐玄宗宠妃武惠妃及宦官等，僭伺帝意，故奏对皆称旨。开元二十二年（734）五月，拜相，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元二十四年（736）底代张九龄为中书令，大权独握。李林甫居相位十九年，专政自恣，杜绝言路，助成安史之乱。天宝十一年（752年）十月抱病而终。李林甫死后遭杨国忠诬陷，时尚未下葬，被削去官爵，子孙流岭南，家产没官，改以小棺材如庶人礼葬之。
藩镇割据：唐代安史之乱后出现的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强大、互相争战的局面。当时节度使独揽一方军政财权，职位由子弟或部将承袭，不受中央政令管辖。至9世纪初，全国藩镇达四十余个，他们互相攻伐，或联合对抗中央。唐代中央政府屡图削弱藩镇，收效甚微。此局面延续近两个世纪，至北宋初结束。
唐朝中叶以后，一部分地方军政长官据地自雄，不服从中央命令的政治局面。藩是保卫，镇指军镇。封建朝廷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但发展结果往往形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这是封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本性所造成的矛盾。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712～756)时期，为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共设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见天宝十节度使)。其中特别是北方诸道权力的集中更为显著，经常以一个兼任两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就是凭藉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进攻，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最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於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不少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这些本是军事官职，但节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由前期的采访使改名)之名，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都团练使之号，都成为地方上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亦称方镇。方镇并非都是割据者，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方镇绝大多数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职官任免出於朝命。但是今河北地区则一直存在著名义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而实际割据一方，不受朝命，不输贡赋的河北三镇；今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也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类似河北三镇的藩镇；还有一些倚仗自己实力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