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实体是法律体系内部有关主体实体权利和义务规定的法律规范。在实在法律体系内部，在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分成不同的规范体系，如从内容出发，可分为权利规范和义务规范；从调整对象出发，可分为私法规范和公法规范，从功能视角出发，可分为法律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等等。可见，法律实体和法律程序大体上表达着两种不同的法律功能。一般地说，法律实体表达着通过法律人们可能实现的实体目标，而法律程序则表达着实体目标所能实现的方法、手段和途径（尽管就法律实体内容运作的事实而言，任何实体性权利义务只能通过或借助法律程序来实现）。在学理上分别说明法律实体和法律程序各自的内容，是纯粹法理学所应关注的基本内容之一。一、法律实体的涵义什么是法律实体？这需要从实体这个词谈起。我们知道，实体乃是一个哲学词汇，所讲的是世界的基础是什么。在哲学史上，这是一个人言言殊的问题。如有人强调物（客观对象）本体论，如德莫克里特；有人强调心（意识）本体论，如柏拉图；还有人强调心、物二元论，如笛卡尔等等。把哲学上的这一概念援用到法律上，尽管有其独特的运用范围，但实体一词的基本含义仍然在其中被保留。特别是在强调法典建构的大陆法系国家，同时也强调法典建设的哲理基础，因此，法律实体和法律程序等基本的法律概念就被在法学理论上特别地突出出来。相反地，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实体性权利和义务本来出自法官的司法判决（特别是在私法上），因此，尽管在那里有明显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区别，但这一区别更多地表现在和法律的技术操作相关的意义上，而不太关注这一区分的哲学基础和观念前提-尽管它在事实上也存在着其经验基础和观念前提。
那么，究竟什么是法律实体（实体法）？我们先看看权威的解释：它是指“所有法律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各部门法的主要部分，它是有关特定情况下特别的法律上的人所享有的法律权利和应履行的法律义务的法律……指出一个特别的事项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问题常常是困难的”：“实体法包括第一的或事前的权利……还有第二或补救的权利……实体法还包括对人或对物诉讼的权利。”按照这种解释，则几乎涉及所有调整和规定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法律都是法律实体，从而法律程序就只能剩下最简单、明了的办事流程了。在我们看来，所谓法律实体，是指法律体系内部用来调整主体交往关系中具有目的或目标性性权利和义务内容的法律。它与法律程序（程序法）是相对应的概念。法律实体构成了法律体系的基础，在一国或国际上的法律体系中，任何法律程序都应围绕着如何实现法律实体性规定而设定和运转。这一关于法律实体的界定，大体可被进一步析解为如下诸方面：法律实体存在于一国或国际的法律体系中。本来，当人们讲法律体系这一概念时，已经必然蕴含着这一概念的整体性特征和不宜分割的要求，但人类认知的两种基本路向，要么是从个别走向一般，这就是所谓综合的分析方法和进路。前现代社会人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倾向于综合的分析，因此，产生了一批对后世影响颇大的“元典”性文献。但自从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以来，人类思维，越来越倾向于另一种路向，即从综合走向分析（从一般走向个别）的路向。法律学的发展也不例外。不但如此，因着分析和实证方法的发展，即使关注整合性问题的法学流派（如价值法学）也在越来越关注通过分析与实证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所谓“新的综合”。这表明，分析方法已然成为我们时代所面对的法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统一的法律体系，非要分出法律实体（实体法）和法律程序（程序法）来的原因。当然，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如果这种在法律体系内部分出程序和实体来的方法不足以为人们更深入地认识法律，那么，这种区分的意义也就无关紧要，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没有这种建立在分别基础上的分析，人们对法律的认知就很难进至更深入的地步，因此，对法律实体和法律程序在法律体系内部的分析化处理就有了必要。在法律体系内部，法律实体所调整的是人们交往行为中所产生的具有目的或目标性性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们知道，法律以交往行为中的人们所结成的具有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作为调整对象。但人们交往行为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仍然具有目的性社会关系和技术性（手段性）社会关系之分。所谓目的性的社会交往关系，乃是以目的性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相应地，技术性的社会交往关系，则是以手段性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为内容的社会关系。这就逻辑地推出了两对四种新的概念-目的性权利和义务与手段性权利和义务。所谓目的性权利和义务，是指在事实上和法律中作为其他权利与义务之基础而存在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可以称之为母权利
（母义务），法律的其他权利和义务皆因此母权利而派生出来。当然，这里的母权利（义务）有别于作为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的母权利（义务），但这绝不是说两者不存在任何关联。事实上，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大体上是目的性的权利。不论是自由权、平等权、政治权利还是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大体上都是目的性的权利。但问题是目的性权利和义务不仅局限于宪法的规定，在其他实体法，如刑事实体法、行政实体法和民事实体法上都存在。这样讲是不是把实体性权利和义务说的太广泛，反而不利于说明实体性权利和义务的基础性和目的性？在我们看来，虽然在理论逻辑上可以把基础和目的用相关核心词汇概括出来，但在实践的逻辑上，基础和目的本身是广泛的。倘若作为基础和目的的实体权利和义务不广泛，那么，专门为之设计实现手段和技巧似乎就成了多余。所谓手段性（技巧性）权利和义务，是指为了实现目的性权利和义务而在法律上所设定的在法律体系内部必须具有德、具有技术保障性的权利和义务类型。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要实现实体法上关于实体性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在程序法上设定正当、合理和必要的程序性权利和义务，就显得格外重要。说程序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是手段性权利和义务，绝不意味着它是附随性的。事实上，倘若缺乏程序性权利和义务的作用，那么，任何美好的目的设计，都只能是一种虚幻而不切实际的海市蜃楼。法律实体权利和义务只有被装置于程序性权利和义务的框架中，才能在程序运作的过程中一步步得以实现。因为重视实体性权利和义务而忽视、甚至无视程序性权利和义务的看法和做法，都是短视的。实体性权利和义务与程序性权利和义务之厘定，可以更进一步理解法律实体是对于人们交往行为中所形成的以实体性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的调整规范。相应地，法律程序则是对于人们交往行为中所形成的以程序性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的调整规范。严格说来，任何社会关系总是在一定的过程和环节中得以展现的，因此，把社会交往中人们的关系内容分为以实体性权利和义务为内容和以程序性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两种情形，只是为了在逻辑上进行抽象分析的必要，它并不决定着在人们交往的社会实践中就是如此截然两分的。还需说明的是，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法律实体构成其基础。基础这个词，所讲的是事物的逻辑起点或者根本。它本来是来自建筑学上的词汇。我们知道，一座建筑的整体重量，最后要落脚到其地基上，地基的承载能力最终地决定着建筑物的结实程度。可以认为，其他学科中所讲到基础一词时，大体上是对这一建筑学词语的引申或比喻。自基础这一词语的原本意思，我们不难进一步理解说法律实体是法律体系之基础时其所蕴含的基本意含。它是指，法律体系建立的逻辑起点，来自人们对法律实体所规定的内容之追求。尽管像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人类永远行进“在路上”，从而人类总是不停地在路上-在程序中寻寻觅觅，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人类为什么要在路上寻寻觅觅？人类在路上寻寻觅觅什么……这些问题的时候，一种基础性和目的性的观念就会连带而出。人类在路上的觅求，决不是任何动物的本能活动，而是在高级思维基础上被赋予了独特价值和意义的活动，漫无目的的人类行为不是没有，但在评价时人们常常把其和盲目联系起来。所谓盲目，其实就是人类行为缺乏目的之引向，从而使人们行为陷入不计成本、为所欲为的恶性状态。人类日常行为往往是以一定目的为牵引和导向的，至于和理性相关的法律及法律行为，更注重对无目的行为的排斥。法律尽管放任无意义的行为，但它并不特别倡导和全面调整无意义、无目的的行为，相反，作为理性表达的法律，从来是与一定的目的结伴的，反映着人们理性的算计和追求。在有些观点看来，人类的法律并不是理性设计出来的，而是在自然演进和社会博弈中脱胎而出的。但是，即使在自然演进中形成的法律，只要经过了社会主体在社会交往中的博弈和筛选，那么，其中理性用意就不言而喻。如果说所有法律都具有理性算计的特征，从而是具有目的性的存在的话，那么，法律实体更具有此种特征。在法律体系内部，法律实体就是人们理性地对其通过法律而要达到的目的的设计和设定，因此，其他的一切程序性法律规定，一方面，都必须建立在法律实体目标的指引之上，围绕着法律实体规定的内容而设计，另一方面，法律程序的运作也必须以实现法律实体性规定之内容而启动。否则，法律程序的设计和运作就有无的放矢之嫌。对法律实体的上述界定，大体上说明了人们在建立法律体系时何以需要专门就法律目的做出设计和规定。尽管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法律的实体性内容在实践意义上只能存在于人们在程序中对它的追求，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一旦拥有了法律程序，就同时拥有了法律实体。
这正是在法律体系内部，法律实体和法律程序一样存在的正当理由。二、法律实体与实质理性人们在法律上设定法律实体的根据，在于通过法律的规定，更好地实现人们所向往的实质正义（实质理性）。近些年来，由于强调程序价值和刑事正义的作用，在我国法学界，不适当地忽视了实质理性的应有作用，从而出现了明显矫枉过正的现象。尽管我们完全同意在法律的世界，形式正义的价值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在大而化之的意义上，完全可以把法律世界当成一个用以记载、表达和实现形式正义的逻辑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法律中可以放逐实质正义及其相关的价值追求，相反，正像前文所强调的法律实体和法律程序的关系那样，实质正义永远是法律所关注的目的性内容，形式正义总是为实现它而设计的。那么，什么是实质理性（实质正义-我们在这里对这两个词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大体说来，自从韦伯在理论上把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两分以来，有关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的区分就成为分析社会政治问题的基本逻辑范式，所以，富勒借助之强调在法律上存在着两种道德，即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前者事实上类同于形式正义，因此，他又将其称之为“程序自然法”；后者则类同于实质正义，因此他又将其称之为“实体自然法”。罗尔斯借助之既主张制度的形式正义特征，也强调人们对于制度上之非法规定的非暴力抵抗和良心拒绝这种实质正义的追求。在上述学者的观念中，共同的旨趣是将法律实体的实践价值归结为法律程序价值（形式正义）之外的一种补充性价值。当然，也有例外的学者，昂格尔作为对资本主义法律形式提出挑战的学者，提出了“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概念，强调应重视现代福利国家在法律上对实质正义的试验和追求。上述历史性回顾，并没有回答什么是实质理性。事实上，不同的学者关于实质理性的说明也并不相同。那么，究竟如何理解这一概念？我们想在此引出严存生根据上述学者的论述对实质正义所做的总结：“‘实质正义’概念指的是人们关于事实平等和结果平等的一种价值追求，它与形式正义只要求形式平等和起点平等是明显有别的。这种价值追求对于社会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来说，所要求的是制度本身的正义性，按照罗尔斯的解释，指的是它能平等地尊重和保护所有人的自由，合理地分配权利和义务；在规则的适用上，它不像形式正义只是机械性地追求普遍性，只是要求类似情况得到类似处理，而能进一步要求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也就是说，它能作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普遍性、一致性与特殊性、差异性结合。”可见，实质正义事实上是人们站在人类普遍平等的立场上所设定的一种目的性价值追求。在这里，人们所特别关注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人们的基本目的追求是“均贫富、等贵贱”、“无人不均平、无人不饱暖”。可以说，这是在人类历史上所长期存在的一种价值期望，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也不论在古代，还是近、现代，只要人类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结果上的不公平，就必然存在着有关实质理性的价值呼唤。具体到法律的世界，则实质理性的价值追求，其实是在法律制定和设计中人们对法律合理性的追求和法律运行过程中人们对法律合法性的反思。从而在外部立场上为实在法律不断走向符合人类价值追求和利益需要规定一个基本的立场和标准，使法律的内在标准永远受到外部标准的有效制约，防止法律的过度形式化和机械化给人类带来的不便。要进一步理解实质理性，还不得不涉及公平的机会标准和结果标准问题。尽管公平是人类自古迄今所追求的最重要的价值，但如何才算公平？亦即公平实现的外在标志是什么？人们有完全不同的回答，其中两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是：起点（机会）公平观和终点（结果）公平观。根据这两种不同的公平理念，所创设的制度也不尽相同。机会公平观倾向于认为：公平的标准不是人们在结果上的等分分配，而是在起点上的一视同仁。这就像田径场上的运动员，在比赛中不可能都取得相同的结果，那样，比赛就毫无竞赛意义，最多只能发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赛外意义。但是，比赛的起点（机会）却必须是同等的。人们只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比赛。如果不严格统一的起跑线，那么，比赛结果就成了缺乏衡量标准的各说各是。法律上对机会公平的秉持，就是要坚持在和法律相关的交往中人们起跑线的平等，为人们在交往中的竞争统一划出一条“起跑线”。然而，不难发现的是，这种法律上的机会公平观，至少有如下明显缺陷：首先，它不太关注人们在实际能力上的不平等。即使在体育竞赛中，人们在关注机会公平之外，还必须适度考虑实体（结果）意义的公正，因此，在性别上，竞赛往往分为男、女两个不同的组；在年龄上，也往往分为老年组、成年组和少年组。而在诸如举重、拳击等项目的比赛中，还要根据运动员的身体重
量参加不同级别的比赛。这显然是出于某种“实质合理”的考虑，它所强调的就不仅仅是机会（起点）公平。法律上更应当如此，因为一部法律一旦制定，所涉及的是在其有效力的时空范围内所有人的权利和义务。但强调机会公平观的主张却忽视、甚至有时可以模糊人们在实际能力上的不平等。人们都知道，一位盲人不可能和一位耳聪目明的人在公路上行走时有真正的机会平等，于是，当我们现实地面对类似的问题时，就不能以机械不变的机会公平观来解决问题，而必须有区别对待（从而秉持某种结果公平）。其次，机会公平观还不太关注人们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差异。在一个法律统治的大国里（有时甚至在那些城市共和国里），人们生活的境遇并不完全相同，以当代中国为例，生活在西部的公民和生活在东部的公民就不可能机会公平地享受法定的权利和义务；同样，生活在乡下的公民和生活在大都市的公民也不可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展开权利和义务的较量。在此种情形下，如果法律仅仅坚持机会平等的原则，那么，对于生活在西部地区和乡村地区的公民而言，在法律上就显然是不平等的。因此，在强调机会公平的同时，结果的公平就在一个大国（有时，小国也不例外）的法律中是必须随时关注的问题，否则，法律便难以推行。再次，机会公平观也不太关注人们角色的差异。尽管角色差一般是有自制能力的人们在交往行为中自我选择的，但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明显具有“物役”特征的社会里，人们社会交往中的地位和能够实际地享有的权利，往往以拥有的物的多寡来衡量，一旦等价物-货币按“机会公平”的原则成为衡量人们地位、身份甚至个体价值的时候，那么，人们之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的差异就显得格外重要。同一个人，只要置身于不同的行业，就可能获得完全不同额的等价物，从而其身份、地位以及在法律上所能实际地享受的权利也就完全不同。可见，如果法律面对这种机会公平明显地无以解决的问题而不加以有效的救济，那么，可以说法律不但不是公平的化身，反之，它简直是不公平的根据。最后，机会公平观更不太关注事物的变态。机会公平所关注的是事物的常态，相关的法律也只能是对常态下有关问题的规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动不拘的社会中，特别是随着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和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随机性事件会越来越多，人类所面临的随机性问题也相应增长。因此，社会交往关系会因自然或社会的变动而往往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内容和特征。因此，要用机会公平的原则无所变更地来解决在我们这个变动社会中所有的问题，往往就显得捉襟见肘，不得要领。因此，要想真正通过法律调整来实现社会正义，除了在法律上必须关注机会公平，从而关注形式正义外，还必须关注结果公平，从而关注实质正义，以便使法律调整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正义的使命。而结果公平观倾向于认为：真正的公平乃是一种结果的表达，只有结果的公平才能展示公平的意涵。不但如此，人类历史上不断出现的空想家们，每每以结果公平为其价值追求。社会主义也是与结果公平的理想不可分开的。从一开始，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们就在宪法上强调“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似乎把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有机地结合了起来，然而，一方面，这只是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分配原则的低级形式，另一方面，我们曾经垂注的“大锅饭”、“公共食堂”制度恰恰表明了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们对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机会公平的原则之不满，从而是它的一种纠错措施。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分别表达着两种不同的道义，前者明显体现着个体主义伦理学的原则，它强调社会主体的自治。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有利于激发大众积极性的学理主张和政策措施，从这点讲它是现实的，然而，它的过分行使，也必不可免地会陷入一种形式的理想主义，因为正如前述，它假定人们在能力上都是平等的，或者至少是可以自治的。后者则明显地体现着社群主义的伦理学原则。它强调社会的整体福利和救济。虽然她注意到了人与人之间实际能力的不平等，从这一点讲它明显是现实主义的，但它严重忽视了谁来救济及其地位这个问题。因此，在实践中，结果公平容易忽视每个个体的自治能力，从而容易用领袖的施舍取代民众的自救，并进而将救济者的公平能力神化，于是，结果公平（福利）的正义就往往变成了施舍的正义，于是，我们又陷入另一种理想主义情境中。可见，不论机会公平还是结果公平，都存在着固有的缺陷。我们在两者中间不可能像“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时那样，取其重而舍其轻，因为严格说来，它们之间实在分不清轻重之别，因此，对法律实践的决策者而言，重要的使命是如何努力使两者能够各尽所能，而不是取其一而舍其一。法律（立法）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决策事务，它要能体现出决策智慧的基本特征。决策智慧针对着学术智慧。
前者是综合性智慧，强调决策者能在不同的意见中兼收并蓄、各取所长、取长补短，从而是一种“全面的综合”智慧。而后者是分析性智慧，它强调学术家要在某一个点上深入突破，它就是所谓“片面的深刻”智慧。把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引入哲理的分析，正如前述是为了进一步理解实质理性。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实质理性与法律实体的关系。一方面，在法律中，仅仅有形式理性的规定，不足以全面反映社会的正义要求，因此，通过法律实体反映和记载实质理性的具体要求，就是补救法律过分注重形式理性之机械性、僵硬性的重要举措。这一点，不仅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上存在，即使特别关注正当程序的英美法系国家，也照例会通过法官的自由心证、自由裁量和判例解释来修正法律形式正义之不足。因此，法律在关注形式正义之外，对实质理性的必要关注和把握就显得特别重要。就当代法律对实质理性的关注而言，至少在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其明显端绪，其一是关于弱者人权优先保障原则，从普遍人权保护向突出对弱者人权保护的发展，充分表明了法律从形式理性向某种意义上的实质理性的适度倾斜。尽管弱者人权保护原则在总体上并不妨碍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因为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弱者，弱者人权保护就奠基于此基础之上。但在实践中，真正弱者的数量总是少数，因此，实践中的弱者人权保护仍然体现着当代法律对实质理性的关注。其二是福利主义的方兴未艾。福利主义原则所体现的也是法律上关于实质理性的价值追求，它通过对强者的高额税收和国家的统筹作用，对于社会弱者以国家名义上的救济，其实，福利主义政策是弱者人权原则的社会实践模式。它使弱者人权原则变得更有可操作性。此外，在法律上还有许多与实质理性相关联的政策举措，这里不再一一说明。另一方面，实质理性也不能非规范地存在（尽管在事实上，这种存在我们经常能够见到，例如所谓非规范的“劫富济贫”等，但其没有形式理性的保障，也没有规则所宗，因此，往往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需要统一的规范形式使其得以确保。这种规范性其实就是法律实体的内容。因此，实践中的实质理性，当以实体法律的规范性为实现的法律凭据。可以说，法律实体，就是有关实质理性（实质正义）的法律规范模式。还需要稍加说明的是，在法律规定和实践中，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并不是截然两分的，一方面，两者统一于法律体系以及根据该体系所进行的法律实践活动中；另一方面，作为实质理性的结果公平和作为形式理性的机会公平往往存在着“交叉换位”现象，即结果公平如果换个角度明显具有形式公平的特征，因为它往往不考虑人们的实际贡献；而机会公平有时反倒具有实质公平的意蕴。这就使得法律上关于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的规定，从而关于法律实体和法律程序的界定在逻辑上是相对的，而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再一方面，就纯粹实践形态而言，因为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间往往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因此，可以说法律程序中往往也存在着实质理性，反之，法律实体中往往也存在着形式理性。这样，法律实体、法律程序及其与实质理性、形式理性的关系间就呈明显的立体状态。三、法律实体的实践价值以往当我们关注法律程序而相应地忽视法律实体时，其基本的出发点乃是为了说明法律程序比法律实体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实践价值。毫无疑问，我们同意这种观点，但这只是在把法律程序和法律实体“完全”割裂的情形下才成立。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忽视、更不能无视法律实体所应有的实践价值。
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摘要】法律与道德都是人类社会特定经济关系的产物，法律与道德关系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法律与道德虽然属于不同范畴，调整着不同领域的社会关系，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互相支持、互相转化、相辅相成。法律与道德的有机结合、协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不能把二者划分开来，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道德与法律更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通过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不难发现，从法律的产生，再到实现法治就是一个道德和法律相互演进的过程。而在漫长的历史进化过程中，儒家的伦理道德对各个阶段各个时期中国的法制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倡导意义。 【关键词】：法律，道德，关系分析 法律与道德都是人类社会特定经济关系的产物，法律属于社会制度范畴，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两者都是调控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重要机制。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道德是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思想教育调整行为的规范。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互相支持、互相转化、相辅相成。法律与道德的有机结合、协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一、道德和法律的概念： （一）道德的概念： 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依靠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来维持的，借以评判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关于善与恶，好与坏，优与劣，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邪恶，公正与偏见，诚实与虚伪，野蛮与文明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综合体系。可分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以及婚姻家庭道德。① （二）法律的概念：
法是有国家制定的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 着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系统，这一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 生活条件决定的，它通过人们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确认， 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② 二：道德和法律的区别： 法律和道德随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两者毕竟属于不同的规范体系和调控机制，有各自的性质和界定，无可避免的存在着差别 （一）产生的条件不同; 纵观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历程，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 氏族公社的大背景下首先产生的是道德规范和神秘的宗教禁忌，随 着历史发展，封建社会下国家机器的产生勾画了法律的雏形，终于 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度的产生、确立 而出现。然而道德的产生则是与人类的产生则是与人类的产生同步，由最古老的社会规范逐渐发展完善, 经过历史沉淀来维系整个社会最基本的规范，没有道德的约束，整个社会便没有了存在的依托。法 律的产生以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冲突普遍化为条件，道德的产生则是 以社会中的人际交往为条件。 (二) 本质不同; 法律的本质是“他律”道德的本质是“自律”。法律主要表现 在他的外在强制力上，而这一手段的作用形式就是国家机器。而这 些强制手段往往具有一定的暴力色彩，如剥夺财产甚至生命。可以
试论合同行为的法律效力 目录 一、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 (1) 1.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为的行为…………………………………………… (1) 2.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为的有偿行为……………………………………… (2) 二、表见代理人签订的合同……………………………………………… (4) 1.无代理权人“代理行为”的相对人是否都值得保护? (4) 2.相对人的信赖客观上有无应当信赖的理由？………………………… (4) 3.相信表象的相对人主观上应否不具有过失？………………………… (4)
4.对于善意无过失而信赖表象的人，法律上可提供怎样的保护?…… (5) 5.令本人对相对人负责时，究竟应就何种代理权存在的表象负责?… (5) 6.本人对相对人承担责任是否以有过失为条件？…………………… (5) 7表见代理的效力如何？………………………………………………… (6) 三、无权代理签订的合同……………………………………………… (7) 1、在无权代理情况下被代理人与相对人（即第三人，下同）的关系(7) 2..代理人与相对人的关系 (7) 四.可撤销合同………………………………………………………… (7)
1.《合同法》的规定 (7) 2.《合同法》规定的利弊 (8) 3.关于可撤销行为的性质 (8) 4.关于可撤销合同、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 (9)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结合《合同法》与《民法通则》，来探讨合同行为效力方面的几个特殊问题：一、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二、表见代理人签订的合同；三、无权代理签订的合同；四.可撤销合同。 [关键词] 合同行为效力 《合同法》第三章为“合同的效力”，规定的是合同行为的效力问题。只有依法有效成立的债权合同，才能在当事人间形成合同债的关系，合同之债的效力则主要规定于《合同法》第四章和第七章。）
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是本国法学工作者极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学是一门较新的、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科，因而对法律体系问；题的研究更具有迫切的意义。这个问题不仅对法学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和法律院校教学计划中课程设置直接有关，而且对立法规划、司法实践、法规整理与法规编纂、法学研究规划、法学图书资料分类以及法学工具书的编辑等工作，都具有直接、间接的意义。 我国的法律体系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它应该从我国实际出发，能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当然，在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时，我们应当借鉴外国的或我国历史上的经验，但决不能盲目照搬。 陈守一同志和我于1980年间曾合写《论法学的范围和分科》一文（2），实质上也探讨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问题。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又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有所发展。这篇文章就是以上述论文为基础，试就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法律体系的含义 体系一词泛指由若干事物构成的一个和谐的整体。因而，法律体系一词就成为一个多义词，在国内外法学著作中都有不同
的含义。仅就国内法学界而论，有的指比较完备的法律或法制；有的指宪法、法律、法规等各种成文法法律渊源的体系；有的指各种法律分类的体系；有的更广义地解释为从法律的制定到实施的体系或“法治系统工程”、“法网”，等等。 按照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学基础理论课教学中的传统解释，法律体系是指一国的各种部门法组成的体系，如《法学辞典》对该词的定义是“由各法律部门组成的一国法律有机联系的整体。”（3）为了尊重“约定俗成”的原则，本文所讲的“法律体系”也是在最后一种意义上使用的。因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指由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各部门法组成的整体。研究我国法律体系，也即研究如何将我国全部法律分门别类，从而建立起一个由各部门法组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体系。不言而喻，一国的法律体系仅指本国仍生效的（加上正在或即将制定的）法律，不包括国际法或已不生效的国内法。 部门法当然离不开成文法的规范性文件（即通常所讲的法规汇编意义上的“法规”），但二者并不是一个概念。尽管有些部门法的名称和相应规范性文件名称是一致的，例如作为一个部门法的“刑法”和作为一个规范性文件的《刑法》或《刑法典》。有些部门法的名称，例如行政法、经济法等名称，一般来说，只是许多同类的单行的成文法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并没有《行政法》或《经济法》之类的规范性文件。 部门法的划分和法律的其他分类（如实体法和程序法、根本法和普通法等）是有密切联系的，在划分部门法时要考虑到这
论行政合法性与行政合理性的关系 摘要："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已成为现如今我们国家举国上下之文明共识，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里政府行使行政权力所普遍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在此笔者认为依法行政不仅要依“法”还要合“理”。“合理行政”应是当代依法行政原则的必有之意。全方位强化并倡导对政府行政行为的"行政合理性与行政合法性"原则的双重监督和法理性监控就显得万分必要且重要。 关键词：行政行为、合法性、合理性 正文： 一、行政行为的内涵？ 在讨论行政合法性与行政合理性的关系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行政行为。行政行为是行政法律行为的简称，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作出的能够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它是行政主体所为的行为；是行使行政职权，进行行政管理的行为；是行政主体实施的能够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行政行为的内容，是指一个行政行为对相对方在权利、义务上产生的具体影响，亦即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作出某种具体处理和决定。行政行为的内容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难以逐项列举说明。根据各类行政行为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的影响及其引起的法律效果的不同 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和其他国家机关的行为相比较，主要具有下述特征： 1、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行使国家行政权的行为。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只要是在行政组织法或法律、法规的授权范围内，即可自行决定和直接实施，而无需与行政相对方协商和征得相对方的同意。 2、所谓效力先定，是指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后，就事先假定其符合法律规定，在没有被国家有权机关宣布为违法无效之前，对行政机关本身和相对方以及其他国家机关都具有拘束力，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必须遵守和服从。 3、行政行为虽然必须依法而行，必须有法律根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应该将行政行为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都予以严密地规范，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只能机械地按照法律预先设计的具体路线、途径、方式行事，而不能有任何的自行选择、裁量，不能有任何自己的主动性参与其间。具有一定裁量性是行政行为的又一个特征，这是由它的权力因素的特点所决定的。行政行为主要是针对未来，其许可、批准、禁止、免除通常都涉及行政相对方未来的权利、义务，特别是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发布行政规范性文件，就未来的事项作出预见性规定，从而不能不具有更多的自由裁量因素。行政行为的自由裁量性与从属法律性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矛盾的对立统一。 4、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代表国家，以国家名义实施的行为，故其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实施的保障。行政行为的强制性与单方意志性是紧密联系的。 5、行政行为是执行法律的行为，从而必须从属于法律。 二、合理性原则与合法性的内涵 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共同构成行政法治原则。合法性原则主要解决行政合法与非法问题，合理性原则解决行政是否适当的问题。 行政合理性原则（thePrincipleofReasonableness）指的是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行为，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理，也就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要做到合情、合理、恰当和适度。因为要求法律对所有的行政行为都予以具体的详细的规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这样，行政机关就被赋予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视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行为。但仅以行政合法性原则限制自由裁量权是不够的，必须以行政合理性原则限制。
论刑事程序法律责任(一) “摘要”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之总和，刑事诉讼目的之实现，仰赖于国家司法机关和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对刑事诉讼程序规范的遵守。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践中，程序违法的现象较为严重，其原因除了“重实体、轻程序”之传统外，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制度的缺失也是重要的原因。缺乏程序法律责任对国家司法机关、诉讼当事人、诉讼参与人的制约，导致刑事诉讼程序规范设置的虚化。“关键词”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程序违法；程序责任“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决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1〕程序改革作为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突破口，通过程序的重塑来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作为一条改革进路在理论研究者和法制工作者中已经达成共识。刑事诉讼程序，是国家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处理刑事案件的方式、方法和步骤。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赖以产生、发展、消亡的根据和运行变化的轨迹，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客观规律性和立法者的主观认识和意志的法律表现和反映，具有法律性、规律性和目的性等特征。刑事诉讼程序作为国家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以及保障公民宪法性权利的法律程序，在法治国中具有重要的意义。S.加斯帕尔指出：“作为对抗犯罪之回应手段，现代刑事诉讼程序越来越需要满足对效能的要求，同样，它在民主法律制度的实现中占据核心位置，并积极有效地参与法治国的建造。”〔2〕刑事诉讼程序之于刑事诉讼价值的重要性要求程序必须得到国家司法机关、当事人、刑事诉讼参与人及公众的尊重和遵循。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吹响了以重建诉讼程序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司法改革的号角，正是《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顺利通过，在诉讼价值理念上开始有了程序价值的独立地位，在制度上确立了准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等个体在诉讼中的地位得到很大的提升。在理论研究领域中，众多的学者从诉讼程序所具有的意义、诉讼程序的价值、程序正义、程序的正当性等角度对诉讼程序理论进行了构建和阐释。这些理论建构和实践剖析所关照的主题都无一例外地强调程序（或者说正当程序）之于刑事诉讼的重要性，特别是之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上的重要性。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却是在长期以来的“重实体，轻程序”之传统下的程序违法现实，国家司法机关在诉讼效率需求的推动下，视程序为羁绊，或规避程序，或践踏程序，其后果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的侵害；公民个人诉讼程序观念淡漠，无视《刑事诉讼法》的程序规定，不能自觉地履行其所应尽之程序义务，如众多的证人拒证现象，其后果是本应由所有诉讼参与人共同推动的诉讼程序失去了应有的进展之力。对当前刑事诉讼实践中比比皆在的程序违法现象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全面和深刻的剖析，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基础、法治历程与法治实践、制度缺陷与个体素质、法治理想与现实需求等角度分析了刑事诉讼程序违法的原因，也各据自己分析就刑事诉讼价值理念的转换、正当刑事诉讼程序之构建等问题建言献策，这其中不乏具有启蒙意义的真知灼见。综观众多学者对刑事诉讼程序违法原因之分析，其核心大都归结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在构造上的缺陷，陈瑞华教授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缺少一种程序性裁判机制，使得大量发生在诉讼过程中（尤其是审判前阶段）的争端无法按照诉讼的模式加以解决。……很明显，我国刑事审判前阶段缺少的不是名义上的‘司法机关’，而是具有中立性、超然性和利益无涉的司法裁判机构，换言之，缺少一种超然于控辩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因此，发生在侦查机关内部的自行审批、自行制约活动，并不足以有效发现或纠正其侦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由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名义实施的审查活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督促警察的作用，但是不足以有效制止警察以刑事追诉名义实施的侵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行为。”〔3〕如何有效地制止警察（及其他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违反刑事诉讼程序，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学者们大多主张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为广泛的诉讼权利以与警察机关等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力相抗衡（如这几年学界有关是否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问题的讨论），
法律关系的性质和特征 五 （@）二、法律关系的，陵质和特征 在理论上，对法律关系的概念曾有不同的解释。卡尔·冯·萨维尼最早将它界定为“由法律规则所决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法律关系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 称为关系的实质要素——事实状态；第二部分称为关系的形式要素，它使事实状态被上升至法律层面。而温特沙伊德则指出，萨维尼的“两要素说”并不完全科学，因为在某些 情况下(如所有权关系)即使没有任何实质的事实要素，法律关系仍可能得以建立。温氏认为，法律关系是法律上规定的关系，它包括两个类型：一是由法律所设立(如所有权关 系)；二是法律追究其法律后果的事实状态(如占有关系)。这一争论实质上涉及对法的性质的认识：法到底是法律规则(规范)体系，还是法律关系体系?对此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 构成了法学理论上两大学说，即“规范(规则)说”和“关系说”。比尔林对两种学说作了一个综合的解释，指出：一切法律规范都表述法律关系(即被授权人和受约束人之关系) 的内容。而法律关系的内容则包括一方的权利和另一方的义务。后世法学在论述法律关系问题时基本上是以比尔林的解释为基础的。本书也采此通说，对法律关系的概念作如下
定义：法律关系是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根据此一定义可以看出，法律关系具有如下特征： (一)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具有合法性 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这一命题至少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法律规范是法律关系产生的前提。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的存在，就不可能产生法律 关系。第二，法律关系不同于法律规范调整或保护的社会关系本身。社会关系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有些领域是法律所调整的(如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行政管理关系等)，也 有些是不属于法律调整或法律不宜调整的(如友谊关系、爱情关系、政党社团的内部关系)，还有些是法律所保护的对象，这些被保护的社会关系不属于法律关系本身(如刑法所 保护的关系不等于刑事法律关系)。即使那些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也并不能完全视为法律关系。例如，民事关系(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也只有经过民法的调整(即立法、执法 和守法的运行机制)之后，才具有了法律的性质，成为一类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第三，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的实现形式，是法律规范的内容(行为模式及其后果)在现实社会 生活中得到具体地贯彻。换言之，人们按照法律规范的要求行使权利、
论法律效力等级 法律效力是指法律的强制力或约束力，应属法律的天然品性，法律效力主要取决于法律形式的有效性，即它具备法定权限的专门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并颁布生效的特点。由于法国家机关具有等级性的存在，因此它们所颁布的法律法规也存在法律效力的差异。 而在社会生活中，法律是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力工具，对于法律效力位阶的明确规定是维护法律公平有效的必要措施。法律的位阶规定了法律相对的效力，在处理社会矛盾时候能有效协调各种法律间的顺序关系，而不是混乱无章的越位的审判造成不公正的结果。 我认为中国现在的法律效力等级是合理的。 一、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1、中国现在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的法律就是《宪法》，其他的子法律都是从宪法中获得权力，并且不得与宪法的规定所冲突。放眼世界，在文明的国家中基本上都将《宪法》作为最高准则，并且严格遵守很少有改动的情况。中国现在也提出了依宪治国的方针，更突出了宪法的最高地位。从制定机关来看，它是由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代表着全体人民的意志。从修改程序看，宪法的修改最为严格，需要全国人大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这些方面可以证明宪
法拥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2、第二级为一般法律，作为由宪法衍生出来的子法律，是法律的主体部分，规定着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是对于宪法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的具体的法律保障。它也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宪法所制定的，在行政等级上要高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3、地方性的法规效力大小是由制定法规的机关级别高低所决定的，这与行政级别相配合，有利于保证行政效率与法律保障相统一，也可以减少行政与法规的摩擦。而对于有些地方的违规立法违规执法的行为也会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因为矛盾具有特殊性，而特殊性又决定着矛盾的性质，针对社会生活的主体立法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同的地理差异，历史文化，人文风俗产生社会中的差异，这时候就需要特别法来规定。例如，中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个自治区就有更宽泛的立法空间，根据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来制定法规，维护区域内的和平稳定。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相对于其他的省市有更高的自治权，可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些都是特别法的体现。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是一个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 三、新法优于旧法 它可以避免因法律修订造成新法、旧法对同一事项有不同的规定，而给法律带来疑问，为法律的更新与完善提供法律适
行政法 1、行政法的概念与特征： 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规范行政组织及其职权、行政行为的条件与程序，以及对行政活动予以监督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主要特征：（1）行政法涉及的内容广泛；（2）行政法规范具有易变性；（3）行政法的实体性规范与程序性规范通常交织在一起，没有截然分开。 2、行政法的渊源及其制定主体： （1）宪法； （2）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3）行政法规：国务院； （4）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5）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 （6）行政规章：部门规章由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地方规章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 （7）国际条约与协定； （8）法律解释； 3、行政法律关系的概念、特征、构成要素： 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法对由行政活动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加以调整后，所形成的行政主体相互之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以及行政主体与其他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特征： （1）行政法律关系双方主体中，行政主体一方是恒定的； （2）行政法律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具有对应性和不对等性； （3）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国家权力具有不可处分性； （4）行政法律关系的设定具有灵活性与及时性； 构成要素：（1）主体，行政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组织或个人； （2）内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 （3）客体，行政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或标的。 4、依法行政原则： （1）合法行政，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具体要求： A、职权法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首先要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职权，即职权法定； B、依法的规定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要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包括遵循法定条件，依照法定程序行政； C、法律优先，在依法的规定进行行政活动的过程中，行政主体要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等多种法律文件，此时从法制统一的要求出发，必须遵循法律优先。 D、法律保留，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
法律程序 释义 法律程序时从事法律行为作出法律决定的过程、方式和关系，其普遍形态是：人们遵循法定时限和时序并按照法定方式和关系进行法律行为。 要点： 法律程序具有法律上的意义，由既定法律加以规定的主体作出法律决定的法律依据，与实体性法律规定一样具有规范性、概括性、确定性、稳定性、强制性、普遍约束力和不得违反的属性，特别是在公权力行为的领域； 法律程序旨在作出法律决定，而这一决定本身经由何种过程和方式被作出。 法律程序针对的是旨在形成法律决定的相互行为，是针对复数的主体为做出相互关涉或共同性法律决定而设置的交涉性制度； 法律程序是在法定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法定时间要素包括时序和时限，前者是法律行为的先后顺序，后者是法律行为所占时间的长短；法定空间要素包括空间关系和行为方式，前者是主体及其相互行为的确定性和相关性，后者是法律行为的表现形式； 法律程序具有形式性和相对独立性，程序本身是形式，是伴随时间而经过的活动过程和活动方式，一般体现为非人格化的同样情况同样处理；程序的形式性还表现在其本身的时空特点、言行特点、仪式特点和器物特点方面；程序的形式性对于人们建立关于法律和社会生活的理性预期是有益的，即使在实体法不正义的情况下。其相对独立性的意义，表现在，法律程序的合理性由其自身的评判标准；在程序制度的发展史上，法律程序的不少方面保持相对稳定性和延续性；程序传统可自成一派；程序还具有某种仪式性、象征性。 法律程序可以进行价值填充。 法律程序对法律行为的调整方式 分工，法律程序通过时空要素实现程序角色分配； 抑制，通过程序的时间、空间要素来克服和防止法律行为的随意性； 导向，通过程序的时空要素指引人们的法律行为依照一定的指向和标准在时间上延续、在空间商展开。一方面，程序为人们个别而具体的行为提供统一标准模式以克服行为的个别化和非规范化，另一方面，程序的导向机制还能指示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秩序地连贯和衔接，避免法律行为的中断； 缓解，通过法律程序的时空要素缓解人们原先的行为与心理冲突，消解紧张气氛，为冲突解决提供有条不紊的秩序条件； 感染，法律程序的仪式性、象征性和由其带来的神圣性会感染人的心态和情绪，使主体产生心理上的无意识的服从。 正当法律程序 正当法律程序的构成要件 程序的分化 政党程序通过决定权的分散来限制恣意的，而决定权的分散是通过程序的功能分化和角色分派体系实现的。程序的阶段性划分是一种时间维度的功能分化和角色分派；程序的结构性安排是一种空间维度的功能分化和角色分派。程序中的决定着不但不集中决定权，而且将决定权分解于程序的过程之中，通过程序的功能分化和角色分派来完成决定。在功能分化和角色分派后，每一程序环节，每一角色都是以符号的形式存在，有意识地阻隔了对结果、对法律外目标的过早考虑和把握，恣意的余地被大大压缩，角色分化的结果是他们的高度职业化和专业化。 对立面的设置 程序开始于利益和意见的冲突和竞争，为了在冲突和竞争中形成法律上的决定，就必须提供
论法律思维的基本规则 郑成良 法律思维的基本规则，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概括。我个人认为法律思维至少有6条基本规则，今天由于只有半天时间，我们准备重点讨论一两条，其他规则再简单讨论一下，因为规则要结合大量案例，事例才能讨论清楚。在正式讲座前，希望大家都能以批判怀疑的态度听讲座，原因有二：一，法律思维的问题在我国国内的法学界，法律实务界，研究的比较肤浅，近几年才开始有人关注这个问题。今天下午我的观点只是我个人思考的心得体会，不一定都正确；二，法律思维研究的问题需要一个特定的语境，即在一个法治社会作为一名职业化的法官该如何思考问题，裁判是非。在人治社会用不着法律思维，法治社会才需要。中国社会还不是严格意义的法治社会，就像国外有些国家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一样。我们正在走向市场，也正在走向法治。法治化程度落后于市场化程度。在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中，法治的因素在增长，人治的因素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从趋势上看人治是逐渐消亡。既然语境还不具备，所以我今天讲的所有观点，假定是正确的，也只代表中国司法的一个走向，而不是说在遇见个案时完全按照正确方法来做，因为条件有时不具备。 什么是法律思维，先下个简单的定义：法律思维是在决策过程中按照法律的逻辑，来思考、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考模式，或叫思维方式。法律思维和决策有关。什么是决策呢？在政治或社会学意义上，决策是个广泛的概念，决策实质是在社会生活领域选择一个行动方案。决策是可大可小的，重大决策如加入WTO的决策，小决策如到王府井买衬衫的消费决策，决策有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之分。法院的裁判是典型的公共决策，利用公共权利，来选择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中，理论上有无数种思维方式，但最典型的公共决策的思维方式有四种，政治思维、经济思维、道德思维和法律思维。政治思维最大的特点是强调政治上的利弊权衡的因素，一个人选择政治思维方式来观察分析解决面临问题，要考虑的因素无法统计，但核心因素是政治上的利弊权衡。这个观点是受胡启立的启发。他在80年代末期有一次和学者座谈，说学者考虑的是是非，政治家考虑的是利弊。学者考虑的是是非讲的是学者的思维方式，应以理论上的是非作为考虑因素。如果不是这样，发表意见前看领导脸色，不是学者，是流氓文人。政治家考虑的是利弊，政治家要负实际的政治责任，你的观点理论上正确的，但正确就一定采纳吗，不一定，一切以条件是否具备，时机是否成熟为转移。 正确的观点，但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社会上可能有90％人不接受，冒然行事，会带来一场政治灾难。错误的东西，错了几十年上百年，在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也不能冒然宣布与它决裂。中国的改革开放恐怕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政治思维最大特点不在于考虑是非，而是强调在思维过程中政治的利弊权衡应作为中心因素考虑。不同政治家区别在于判断利弊的标准不同。进步政治家判断利弊标准和社会合拍，就是进步，反之则是反动。 经济思维也是一种在公共决策中常用方式。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作为核心因素来考虑。如何用同样成本来获得更大收益，是经济思维要考虑的核心因素。成本收益要作广义理解。时间，机会等凡是付出的你认为有价值就是成本，产出是你得到的认为有价值的。
萨维尼论法律关系萨维尼论法律关系 目次 一、法律关系概说 二、法律关系的本质 三、法律关系的种类 一、法律关系概说
对于当代罗马法，我们研究的基础是确定它所包括的法律渊源。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有必要对法律渊源的本质（Natur）进行一般研究。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包围或者充满我们现实生活的法律状态，我们首先就会发现其中各个人（Person）都有一种权力（Macht）：他的意思支配的一个领域，我们同意该支配。这种权力，我们称之为该人的权利（Recht），它与权限（Befugni？）含义相同：有些人称之为主观意义上的权利。这种权利首先表现为一种可以看得见的形式，如果它被怀疑或者有争议，它的存在及其范围就会通过法官的判决被承认。仅仅从这一个准确观察，我们就可以发现，只是在偶然的情形才需要判决这种逻辑形式，它并未说明事物的本质（Wesen），不过是所需要的一个深层次基础。我们从法律关系（Rechtsverh？tnis）中就可以发现这些。在法律关系中，任何权利只是特别的、通过排除了某些方面的而描述的一种抽象，因此，关于各项权利的判决本身只是由于从法律关系的整体观察出发才有可能真实并且有说服力。法律关系具有一种有机本质，这一点一方面表现在与之相互负载的或者互为条件的要素上，另一方面表现在我们同样可以察觉的它的进一步发展上、确立和消灭的种类上。法律关系在有些情形具有这种鲜活的结构，它是法律实践（juristischen Praxis）的精神因素，将法的高贵使命从纯粹必然过程中区别出来，由此可以发现许多不为人所熟悉的内容。对于这一个重要的题目不能在简单的一般意义上理解，而只能根据其内容整体来对其进行观察。也许通过以下的例子进行说明并不算多余。著名的“兄弟诉案”（L. Frater a fratre）涉及的案情如下。兄弟二人均处于父权之下。一个借钱给另一个。受领人于父亲死后偿还了所借款项，他问自己能否作为错误支付而请求返还已经支付的金钱。此处，法官仅就是否存在非债清偿给付返还之诉
论法律效力等级 我们在了解法律效力等级之前，先来了解一下法律效力的情况。它的体系是以宪法（或根本法）为核心，由不同层次或等级的法律有机结合组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宪法（或根本法）属于第一层次，而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等基本法律属于第二层次，基本法之下还可能有第三和第四层次的法律等等。与此相适应，较低一级层次的法律的效力是或应当是来自并服从于（即低于）较高一级层次的法律的效力，而其他所有层次的法律的效力都是或者应当是来自并服从于第一层次的宪法或根本法的效力。 由于法律本身是有层次或等级划分的，因而其效力具有层次或等级性。 接下来我们就来定义法律效力等级。它是指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各种法的渊源及其组成部分，由于其制定主体，程序，时间及适用范围的不同，导致其效力差别而形成的法律效力的等级体系。法律效力的等级仅指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层次，对于非规范性法律文件来说，不存在效力上的差别。 其中，法律效力可分为两个等级，即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完全的应然法律效力；第二个层次是相对的应然法律效力。 完全的应然法律效力，它是指某一法律在生效日之后失效日之前这一连续的时间段中法律所具有的应然作用力。相对的应然法律效力，它是指某一法律在其公布后生效日之前这一时间段和法律失效日之后因溯及力问题仍被适用而产生的某一时间段中法律所具有的一定条件下的应然作用力。 但是，对于法律效力层次的具体划分，尚有不同看法，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等级。 最高等级：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第一等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的效力层次属第一等级。 第二等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的效力为第二等级。 第三等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法律效力层次为第三等级。 地方等级：地方立法主体制定的地方法规，包括一般性地方法规和自治地方法规，特别行政区地方法规，其法律效力的等级为地方等级。 同时，法律效力等级遵循一定的原则，主要包括：（1）宪法至上原则；（2）等差顺序原则；（3）特别法优先原则；（4）实体法优先原则；（5）国际法优先原则；（6）后法优先或新法优先原则。 不仅如此，还具有一定的法律等级规则。即指不同等级的主体制定的法有不同的法的效力，等级高的主体制定的法，效力自然高于等级低的主体制定的法。 在各个法的体系中，法律效力等级要贯彻以下两个规则：（1）在整个法的效力层次体系中，宪法是具有最高效力的。（2）除宪法的效力统摄所有法的效力之外，上一级法的效力均高于下一级法的效力。 法律效力等级除要贯彻它的一般规则外，由于法的复杂性，法的效力层次还存在一些特殊规则：（1）特别法效力优于一般法；（2）新法优于旧法；（3）法律文本优于法律解释。 另外，还存在一些影响法律效力等级的因素。其中主要有：（1）制定主体；（2）适用范围；（3）制定时间。 同时，还包括我们识别法律效力等级高低的具体标准。具体标准主要有三条：（1）根据主体识别。立法主体的地位高，其制定出来的法律的效力层次也相应比较高。（2）根据立法依据识别。一个法律依据另一法律而制定，则这个法律的
民法的核心概念——法律关系 现今，对民法核心概念的问题讨论主要集中于两种学说上，即以萨维尼为代表的法律关系说和以冯·图尔、拉伦茨为代表的权利说。 持权利说的学者认为：“民法的结构是以民事权利作为“编”进行划分，因此，权利应当处于民法的核心地位。”还有学者提出：“民法的规则是以主体、权利、行为、责任为线索展开讨论，而主体部分规定了哪些人可以享有权利，权利部分规定了人可以享有哪些权利，行为部分规定了人应当怎样通过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利，责任部分规定了侵犯他人权利后所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因此，权利贯穿于民法体系的始终，应当以权利作为民法的核心概念。” 持法律关系说的学者认为：“贯穿民法体系始终的应当是法律关系。”另外，还有支持此项论点的学者提到：“民事法律关系包含了民法的全部内容。”更为甚者指出：“民事法律关系统领了民法的规范。” 对上述观点，虽均具有合理性，但是我个人趋向于认同“民法规范应当以法律关系为核心”的说法，理由如下： 1.法律关系是民法规范的实质。 权利与义务共生共存，在确定权利归属的时候，亦要落实义务的承担，因此，我们往往结合两者共同讨论、研究民法规范存在的问题，而两者经结合后，即为关系的存在，可以对其冠以法
律关系的称谓。据此，研究民法规范存在的问题，追根揭底是对法律关系认定问题的讨论。 2.法律关系贯穿民法体系的始终。 我国民法分为五部分，分别是民法总则、物权编、债权编、侵权编以及婚姻家庭编。而对每一编内容的设计、讨论、研究都离不开法律关系的身影。 首先，在《民法总则》上，立法者分别就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作专章的规定。例如，《民法总则》的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即是规定了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制度，第五章民事权利部分即是对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设定，往后的民事法律行为、代理、诉讼时效以及除斥期间制度则是规定了民事法律关系内容产生、变更、消灭的方式。 其次，在分则部分，无论是物权编还是债权编的内容，亦都离不开主体、客体以及内容的讨论。例如，我们在认定合同效力问题时，往往需要确定合同的主体，考虑行为的效力以及在认定效力后落实法律关系的内容。 3.民事法律关系是民事规范适用的前提。 民事的调整范畴为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而该范畴的界定，亦是由民事法律关系所决定的，也即，主体地位不平等的行政法律关系、经济法律关系等是均不能适用民法进行调整的。而上述法律效果的实现，依“权利为民法核心”的观点，可能难以达成。另外，在司法实践以及民法学研究过程中，法律
第一次考核测验题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3分，10题，共30分） 1．在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中，（）。 A．行政相对方总是公民 B．必有一方是行政主体 C．必有一方是国家行政机关 D．权利义务关系是平等的 答案：B 2.行政法所调整和规定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和义务内容的各种社会关系，被称为（）。 A．行政法律关系 B.行政法关系 C. 行政关系 D.行政法律行为 答案：A 3. 行政法律关系产生的事实前提是（）。 A．行政法律规范 B．行政关系 C．行政行为 D．行政法律事实 答案：D 4.以行政法规范的性质为标准来划分，行政法可以分为（）。 A．实体行政法与程序行政法 B．一般行政法与特别行政法 C．中央行政法与地方行政法 D．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及行政监督法 答案：A 5.关于行政法律关系的特点，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中，必有一方是普通公民 B．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由双方协商拟定 C．行政法律关系具有不对等性
D．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不具有统一性 答案：C 6.行政法治原则的核心内容是（）。 A．行政合法性原则 B．行政合理性原则 C．行政灵活原则 D．行政信赖保护原则 答案：A 7.以下说法不属于行政程序合法内容的是（）。 A．任何人不能成为审理自己案件的法官 B．行政机关在裁决行政案件时不能偏听偏信 C．行政行为内容应当合情合理 D．决定对当事人不利事务时，应预先通知并给其发表意见的机会 答案：C 8. 下列关于行政法的特点，错误的是（）。 A.行政法没有统一、完整的法典 B.行政法规范的数量多，内容广泛 C.行政法规范不易变化 D.行政程序性规范与行政实体性规范通常共存于同一个法律文件之中答案：C 9.行政合理性原则基于（）产生。 A．行政合法性原则 B．自由裁量权 C．依法行政 D．法律的灵活性 答案：B
论法律程序 人们经常有如下的说法：“程序是法律的生命”：“程序优越于权利”。在我国，有人甚至明确地主张“法即程序”。这说明，纯粹法理学的研究不能绕过对法律程序问题的学理探究。因为不触及到程序问题，等于说对法律之最根本的问题便无着落。尽管严格地说来，在法律世界内部，毫无疑问，既有实体性规范，也有程序性规范。但任何实体的目标定位都需要借助程序的技巧以安排和落实，也就是说，法律上实体性的目标追求只有被装置于程序性的逻辑框架中时，才能真正体现出其实践意义。法律作为“实践理性”，其原因不外乎法律上所设定的一切价值目标，都应有切实可行的技术措施和程序保障，即都应当能够被贯彻到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去。因此，一切虚拟的、缺乏实践效力的价值或目标定位，如“人定胜天”、“长生不老”之类的预设，都不能成为世俗法中的实体内容。因为任何程序都不能可预期地装载这些实体目标，也不能确保这些目标能够实现。正是在此意义上，只有可被纳入程序体系中的实体内容，才具有法律意义， 一、法律程序的涵义及特征 什么是法律程序？季卫东是这样界定的：“程序，从法律学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为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手续来做出决定的相互关系。其普遍形态是：按照某种标准和条件整理争论点，公平地听取各方意见，在使当事人可以理解或认可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程序通
过促进意见疏通、加强理性思考、扩大选择范围、排除外部干扰来保障决定的成立和正确性。”孙笑侠则强调：“法律程序是指人们进行法律行为所必须遵循或履行的法定的时间与空间上的步骤和方式，它是对人们行为的抑制，是实现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合法方式和必要条件。” 事实上，诚如谷口安平所总结的那样，法律程序可以分为实体中心主义的和形式中心主义的两种。前者是站在实体正义的立场上，强调法律程序不过是用以实现法律实体规定的手段。因此，法律程序自身并不具有实体性价值，它只是实现法律实体规定的辅助性手段。我们以往经常借用马克思关于实体和程序的主张，说实体是树干，而程序是树皮；实体是动物，而程序是动物的皮毛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程序观。孟德斯鸠所讲的把司法程序当作无所不包的实体法律的自动售货机看待的那种程序，也是该种程序观的典型表现。 后者则强调，程序本身记载、表达和反映着实体，因为程序作为人们公共交往行为的准则，它预设了人们公共交往的前提、阶段、过程、环节乃至目的。所以，法律程序绝不仅仅是象征着时间过程的步骤，而且其间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任何实体性的追求，只有在过程或程序中才真正具有可能。从这层意义上讲，在法律的世界，只存在着某种程序中的实体，而没有游离于程序之外的实体。这种结论，可能会引发的是人们法律程序观念的根本性变革。即程序不惟是和诉讼活动相关联的，它同时还深入到主体公共交往的一切领域。即
研究生论文 浅论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在对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进行简要概述的基础上，分析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之间存在的区别与联系；再次，通过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之间紧密的联系总结与归纳出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之间面临的主要问题；最后，针对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可处理二者之间关系的可操作性的意见，即明确相对稳定的法律原则；正确权衡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冲突和恰如其分地处理法律原则与规则的关系，寻求最佳结合点三，这对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指导性意义。 论文关键词：法律规则、法律原则、自由裁量权 在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及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法律规则中心主义和法律原则中心主义两种理论，而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现有法律规则很难跟上社会日益的变化，如过分依赖规则而一味地限制原则适用难以保证法律的公正性。因而，寻求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合理结合之路，才是解决当前诸多法律问题的较好方法。 一、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基本内涵 (一)法律规则 法律规则是规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责任的准则、标准，或是赋予某种事实状态以法律意义的批示、规定。法律规则具有三大特点：(1)微观的指导性，即在规则所覆盖的相对有限的事实范围内，可以指导人们的行为；(2)可操作性较
强。只要一个具体案件符合规则设定的事实状态，执法人员可直接适用该规则，一般公民也能较容易地依据规则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3)确定性程度较高。 (二)法律原则 法律原则是指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规则提供基础性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原则是规则的灵魂，是规则的根本出发点，它为规则规定了适用的目的和方向以及应考虑的相关因素；而规则就是原则的具体化、形式化和外在化。 (三)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区别 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同为法律规范，但它们在内容的明确性、适用范围、适用逻辑、适用方式以及形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1、在内容上的差异。法律规则的规定是明确具体的，它着眼于主体行为及各种条件情况的共性；其明确具体的目的是削弱或防止法律适用上的“自由裁量”。与此相比，法律原则的要求比较笼统、模糊，它不预先设定明确的、具体的假定条件，更没有设定明确的法律后果。它只对行为或裁判设定一些概括性的要求或标准，但并不直接告诉指明应当如何去实现或满足这些要求或标准，故在适用时具有较大的余地供法官选择和灵活应用。 2、在适用范围上差异。法律规则由于内容具体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