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现代意义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现代意义
作者：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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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1893—1980年)，“古史辨”派的领袖，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江苏苏州人，出身于读书世家，天资聪慧，素有悟性，自幼在祖父、父亲的严格指点下苦读《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读了石印本《二十二子》、《汉魏丛书》，16岁时他正在读中学二年级，祖父又给他讲授《礼记》、《周易》、《尚书》等，初步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化、中国古史的知识基础。在中学时代，顾颉刚就养成了喜欢买书的好习惯，常常把家里给的零钱节省下来到书市去买书，久而久之，对书籍的版本、目录也发生了浓厚兴趣，反复翻熟了《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的目录书，了解了中国历史典籍的有关知识。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来转读哲学门。入学后由于毛子水同学的影响，参加章太炎主讲的“国学会”，聆听了太炎先生的国学系统讲演，深受启发，这可能影响了他一生所走的治学道路。对顾颉刚批判传说古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与胡适讲授的《中国哲学史》。从《孔子改制考》中使顾颉刚知道了很多古史材料是靠不住的，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第一章《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认为这时的传说史料不可靠。受到这些启发，使大学时代的顾颉刚萌生了用个人的力量去“整理国学”的“野心”。1920年毕业被留校做助教，从此踏上了潜心研究中国古史的学术道路。由于他的学术志趣，对富于批判精神的郑樵和崔述的学术深感兴趣，于是在研究的基础上，也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心志，先后撰著了《郑樵传》、《郑樵著述考》、《清代著术考》，标点校定了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标点补辑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等。这些工作为顾颉刚后来的考辨古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同时也为他启发了思路、增加了智慧。
1923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对中国的传说古史进行怀疑，认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他还认为“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做才可得一确当的整理，才可尽我们整理的责任。”顾颉刚怀疑古史的论文一发表，立即吸引了全国的学术界卷入辩论古史问题，发表不同意见的论文数百篇，顾颉刚自1926年开始结集出版《
古史辨》第1册，至1941年出版第7册，共汇编了350篇文章，325万字，代表了顾颉刚一生的学术成就，也体现了他的治史道路和历史观。苏联史学家越特金(P.B.Bяткин)评价顾颉刚“为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础”。美国史学家施奈德(L.A.Schueider)在他的《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一书中说“顾颉刚是现代中国最卓越的史学家之一，是儒家偶像的破坏者和主张史学改革的人”。转引自刘起■著《古史续辨》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自顾颉刚1923年考辨古史的论文问世，迄今已逾70余载，虽然其在史学界的影响，超过除唯物史观之外的其他一切史家，但是评价仍然毁誉不一，近年来由于考古文献的重大发现，对于古书真伪问题又掀起一股研究新热潮，因而又涉及对“古史辨”的评价问题。本文无意全面评价“古史辨派”，仅拟就顾颉刚考辨古史的历史观即“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历史理论，进行初步研究，从而说明这种历史观的得与失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影响与贡献。
一“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要旨
本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对于传说古史的挑战与批判，发展到对于《尚书》、《诗经》、《周易》、《论语》、《老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重要历史文献的考证与辨伪。这实际上涉及对中国古史资料的全部审查工作。论战的实际结果，推翻了长期笼罩史学界的以“三皇”、“五帝”为信史的古史系统，形成了具有实力的“疑古”思潮，对于盲目的“信古”展开了全面的批判，提出只有在清理、考辨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展开科学的“释古”工作。
以顾颉刚为领袖的“古史辨”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是最有理论、最富实践、最有成就的史学派别，他们的疑古、批判传说古史工作是在特定的历史观指导下展开的，这个历史观就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顾颉刚在他的批判古史的第一篇论战文章《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中就阐述了他的这个古史观。他的基本观念是认为中国传说的古史系统，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由不同的时代“层累式地造成的”。他把这个基本的古史观的思想内涵及历史演化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时期愈长”。例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圣贤是禹，到了孔子时代出现了尧舜，及至战国时代又出现了黄帝、神农，到了秦代又出现了“三皇”，到了汉代以后则出现了“盘古”；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例如
，舜，在孔子时代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了
《尧典》就成了“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了孟子时代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对于古史，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例如，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这个“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历史观的核心思想是：承认传说的古史并非自古皆然，而是由无到有，由简单到复杂，逐渐演化而成。这既是伪造传说古史的过程，也是传说古史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
顾颉刚在说明他的这个古史观时论证说：“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时人对于古代原没有悠久的推测。《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雅》说‘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可见，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始祖，并没有很远的始祖存在他们的臆想之中。”他们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但他们在始祖之外，还有一个“禹”，《商颂·长发》说：“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据王国维考定，《商颂》是西周中期宋人所作，这时对禹的观念是一个神，到鲁僖公就变成人了，成为开天辟地的人。到了东周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靠不住，《左传》是战国时作品)。在《论语》之后，尧舜的事迹编造的完备了，于是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出现。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地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经过这番论证之后，顾颉刚得出结论说：“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愈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看了这些胡乱伪造的史，《尧典》那得不成了信史!但看了《诗经》上稀疏的史，更那得不怀疑商以前的史呢?”
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称赞道：“先生所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的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举尧、舜、禹、稷及三皇、五帝、三代相承的传说为证，我看了之后，惟有欢喜赞叹，希望先生用这方法，常常考察，多多发明，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我从前以为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
山海经》的《大荒东经》作‘帝俊’)，尧舜的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中国的历史应该从禹说起。各教都有‘洪水’的传说，想来是实有其事的，大概洪水以前便全无历史可稽了。尧舜这两个人，是周人想像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来的；大约起初是民间的传说，后来那班学者，便利用这两个假人来‘托古改制’。”
17年以之后，当童书业编辑《古史辨》第7册之时，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已经受了全面批判古史运动的验证。编入《古史辨》第7册上编的主要论著是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童书业认为杨宽是继顾颉刚之后，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他的“民族神话史观”代表了“疑古”的古史观的最高峰。他的“民族神话史观”，也就是“神话演变分化说”。童书业认为杨宽的
“神话演变分化说”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发展与补充，只有通过“神话演变分化说”才能具体说明中国传说的古史是怎样的“层累”起来的。
所谓神话分化说者，就是主张古史上的人物和故事，会在大众的传述中由一化二化三以至于无数。例如一个上帝会得分化成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好几个人；一个水神会得分化成鲧、共工、玄冥、冯夷等好几个人；一个火神也会得分化成丹朱、■兜、朱明、祝融等好几个人；一件上帝“遏绝苗民”的故事会得分化成黄帝伐蚩尤和尧、舜、禹窜征三苗的好几件故事；一件社神治水的故事也会得分化成女娲、颛顼、鲧、禹等治水害的好几个故事。这种神话传说的例子，实在多到不可胜举，愈到后代的书便愈显明。因为古史传说愈分化愈多，愈演变愈繁，这繁的多的哪里去安插呢?于是就“累层”起来了。例如，春秋以前历史上最高最古的人物是上帝和禹，到了春秋战国间，禹之上又出来了尧舜，这尧舜便是上帝的分化演变，并不是随意假造的。到了战国时，尧舜之上又出来了黄帝、颛顼、帝喾等人，这些人又都是尧舜等的分化演变，也并不是随意伪造的。到了战国的末年，五帝之上又出来了三皇，这三皇的传说又都是黄帝等上帝传说和哲理中的名词的演变分化，也并不是完全伪造的。大约演化出现愈后的人物，他们的地位也便愈高愈古，这便产生了“累层地造成”的现象。“所以有分化说，‘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真实性便越发显著；分化说是累层说的因，累层说则是分化说的果”。童书业：《古史辨》第7册“自序二”。
这是一个全新的中国古史观，即古史辨派的基本理论方法，在这个历史
观指导下掀起了自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史学界批判传说古史、考证古代历史文献的“疑古”思潮。通过全面的考证古史、辨证古书，推翻了统治中国史坛二千余年封建的以三皇五帝为中心的古史传说系统，揭穿了神话传说历史的秘密，推动与转变了中国的古史观念，发扬了实事求是、重视批判史料的治史学风，为创建中国现代科学史学扫除了障碍，奠定了学术的前提和基础。
二“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现代蕴涵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本义是考察分析中国传说古史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但是，它蕴含着深刻的现代历史观念，是由传统的旧历史观念向现代的新历史观念的过渡。
现代西方史学门派林立、观念多元，从大的发展趋势来看主要受两股思潮影响，一股是科学主义思潮，一股是人文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要求用自然科学的眼光看待历史学，认为历史学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成为具有客观意义的科学，要求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学，把历史学看成实证性的科学。意大利著名历史哲学家克罗齐在描述实证主义史学时说：“这些历史学家把他们的信念
安放在一份叙述当中，其中每一个字都有一件原本作依据。此外，在他们的著作中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原本中所有的，那是脱离了上下文的，是没有经过语文学叙述者的思想重述出来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他们的历史达到一种综合性汇编的地位。”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4页。总之，他们把资料汇编当成写出来的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有一位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伯里在一次学术讲演中明确说：“历史学不过是科学而已，不多也不少”引自柯林武德著《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柯林武德指出这种把“历史学”与“科学”混同起来的科学主义思潮是自然主义倾向，是无力的，它不能揭示历史的本质。
西方史学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在批判科学主义思潮、实证主义史学中宣传和发展了人文主义思潮，重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家亨利希·李凯尔特、意大利的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家本尼戴托·克罗齐、英国新黑
李凯尔特说：“历史主要是研究人的，但是在人的生活中，并不是一切事物都对历史具有同样意义。……只有价值联系才使我们重视此一事件而忽视彼一事件……假使没有这种价值联系，那么我们对人类历史生活中的个别差别，将像对海上的波浪或
风中的树叶那样漠不关心。”《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引自《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李凯尔特强调历史是人的活动，历史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寻找对人的价值。孤立的个别事件没有历史意义，“只有当人们使它同评价人员发生联系的时候，它才会由于某些原因而在这种关系中获得一种历史的意义。”克罗齐从考察“历史”(即有思想的历史著作)的“当代性”着眼，深刻地揭示了历史与人的现时生活的联系，亦即历史的意义、历史的价值判断，从而更加引申了李凯尔特的思想。他说：“我们称之为或愿意称之为‘非当代’史或‘过去’史的历史，假如真是一种历史，亦即假如具有某种意义而不是一种空洞的回声，就也是当代的，和当代史没有任何区别，像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的条件是，它所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家的心灵中回荡，或者历史家面前必须有凭证，而凭证必须是可以理解的。”他还说：“历史绝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作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可见，当代史固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这一点已由历史家们在他们的经验公式中，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一再说过了：历史是生活的教师。”克罗齐，前引书，第2页。由此他便概括出一个足以能够代表他的历史观的颇有哲理性、趣味性的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命题的实质内容是对主体性、当代性的充分肯定，揭示出：当代性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阿隆更加突出人的主体性，把人的活动视为一切历史的中心。他明确肯定“人既是历史知识的主体，又是历史知识的客体。正是从人开始，我们将会了解历史科学和历史哲学的特有
的性质”。他又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所以，它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找到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他认为历史学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神话传说时期；科学地努力时期；批判地思考时期。因此，他认为历史学的功能最多只能是“重建”历史系统，不再是曾经存在过的东西的完全的再现，正像物理学并不是自然的再现一样。
总之，从以上举出的人文主义历史学的思想是在区别“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前提下承认人是历史活动的中心，人是历史的主体。这
个历史概念至少包含以下五个特征：第一，重构历史必须有人的主体的参与，由活着的人去重建死人的生活；第二，重构的历史都有现代性，都由现代人的生活兴趣所引发；第三，重构的历史都表现了人的目的性、选择性，历史学家在撰述历史时，只能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按照一定的原则、方法选择史料、选择问题；第四，重构的历史只能近似地再现历史的局部，不能再现历史的全部，不能完全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第五，过分强调史学主体作用，以至否定了史学客体，颠倒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便是20世纪以来影响西方现代史学发展的主要思潮。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也是影响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两大思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大量传入中国，在史学界也出现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学的潮流。严复的《天演论》最早把西方的进化论引进中国，梁启超最早提倡进化论的历史观，他在1901年撰成的《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都系统介绍了进化论历史观。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是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的疑古精神的前提下，又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历史观和实证主义史学影响的产物。我们细观“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既有科学主义影响之印记，又闪现出人文主义的智慧火花。
所谓“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既是进化的历史观，也是人文的历史观。因为在顾颉刚看来，以“三皇五帝”为中心的古史系统，并非本来如此，而是由神话传说逐渐分化演变“累层”起来的。就古史系统而言，顾氏并没有把“历史”看成与人毫无关系的孤立的客体，相反，它是在人的主体参与下逐渐演化“累层”起来的。由此看出“层累说”既是进化史观，又包含鲜明的主体意识。正如王煦华所说：“一部书一部书地考辨古史传说，是他创立‘层累地造成中国古代’观时就有的想法，但在以后长达6年的时候里，这个想法一直没有能够实现。到燕京以后借着讲课的机会才把它做出来。因此，这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实际上就是一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但他并不是只用传统的考据方法一部书一部书地把其中的古史传说孤立地考证它产生的时代，而是进一步用历史进化论的方法探索这些传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承前启后的演变过程，以证明二千多年来公认的古代史实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古史传说演变而成的。”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前言》。
“层累说”突出地强调“时代”的概念，强调“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
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这就把历史和时代联系起来，包含了历史的现代性思想，把史学的客体与史学的主体沟通起来，包含了历史的目的性、选择性思想。顾氏不承认古史传说是历史铸定的铁板一块，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延长、不断放大、不断改变形态的。他在《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时的孔子》一文中开宗明义就说：“今天讲演这个题目，似乎是很可笑的，孔子只有一个，为什么会变做两个呢?唉，孔子哪里只两个，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呢(例如战国时的孟子和荀子所说的，宋代的朱熹和陆九渊所说的)。各时代的人，他们心中怎样想，便怎样说，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害得一般人永远摸不清头路，不知道孔子的真面目究竟是怎么样的。”最后他概括地说：“我们在这一讲里，可以知道：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现在又快要成君子了。孔子成为君子并不是薄待他，这是他的真相，这是他自己愿意做的，我们要崇拜的，要纪念的，是这个真相的孔子!”见《古史辨》第2册中编。尽管顾氏在这里表态要说明孔子的真相是“君子”而不是“圣人”或“教主”，但是这些材料“累层”起来的却是一部系统的孔子(或孔学)的演变历史，这是中国的文化史、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学术史。为什么能够“累层”起来这部孔子的演变史呢?原因当然很多也很复杂，简单地说，按照顾氏的说法，“各时代的人，他们心中怎样想，便怎样说，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这个论断等于告诉人们：历史现象并不是孤立的个体的存在，而是受“时代”的制约即受时代的文化和时代的心理的制约而不断“重写”、不断“重构”、不断“累层”起来的。这些思想观念和我们在前文介绍过的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有“当代性”，“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确有思想内涵上的认同和近似。傅斯年当时在《评〈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中，除了表示赞同顾氏的基本观点外，又进一步发挥了顾氏的观点。他主张“我们研究秦前问题，只能以书为单位，不能以人为单位。……今以《论语》为单位，尚可抽出一部分的孔子来，其全部分的孔子是不可恢复了。于墨子、庄子等等俱如此。俱以书为单位，而于分析之后，不勉强补苴罅漏。其有不能解决之问题，‘及史之阙文’而已”见《古史辨》第2册中编。。这个观点也大体上与克罗齐的历史“不再是曾经存在过的东西的完全的再现”的观点相近似。
总之，顾颉刚创建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
史观”，不但是批判、改造、整理、重建中国古史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蕴涵着丰富的现代历史意识、现代历史观念，就历史观而言，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超越，对于转变传统史学观念、建立中国现代科学史学将发生积极的影响。
三疑古的偏失与正确看待传说历史
顾颉刚批判古史，开一代疑古之风，确实为研究中国传说古史开阔了学术视野，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廓清了许多古史问题。但是，顾颉刚的疑古由于对某些传说缺乏分析，也发生了偏失和过分地疑古。这种偏失可能和胡适的一条方法论有关系。胡适曾在给顾颉刚《古今伪书考跋》的评语中写道：“我主张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还说：“宁疑古而失，不可信古而失之。”这个方法论不可能不对顾颉刚的疑古观产生影响。顾颉刚在《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中说：“辨伪事的固是直接整理历史，辨伪书的也是间接整理。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去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现在很灿烂的古史，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的历史，自三皇以至夏商，整整齐齐的系统和年岁，精密的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这里所说“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自三皇以至夏商……都是伪书的结晶”等等论断，恐怕缺乏分析，失之主观，值得讨论。对于具体的古书和人物，顾颉刚在《论伪史及〈辨伪丛刊〉书》中说：“我觉得《史记·老子列传》同各书里引的老子的话，都没有真实的。老子这个人，只当依了黄震的话，说他是周代愤世的隐者。他和孔子的关系完全是后来人伪造的，正与六朝时假造《老子化胡经》一样，《史记》上的《老子列传》，只能看作《列仙传》里的东西。老子的事实，现在一点都不能知道了。”这一段更是对《史记·老子列传》以及老子其人的完全否定。以上引文均见于《古史辨》第1册上编。《老子列传》文字不多，其中老子的言论主要是老子与孔子的对话，对话的内容则是老子站在道家“自隐无名”、“清静自正”的立场对孔子“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的批评。这些言论符合老子思想体系，也符合老子身份和孔子的实际情况，恐怕不宜于无端的否定。虽然《老子列传》中有关老子生平、著述尚需进一步考定，但是恐怕不能说：“老子的事实，现在一点都不能知道”，更不能说老子“和孔子的关系完全是后
顾颉刚晚年在撰写《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时，在古史传说问题上大体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他说：“我
认为古史的传说固然大半由于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自然的演变，但却着实有许多是出于后人政治上的需要而有意伪造的。王莽为了要夺刘氏的天下，恰巧那时五行学说盛行，便利用了这学说来证明‘新’的代‘汉’合于五行的推移，以此表明这次篡夺是天意。刘歆所做的《世经》分明是媚莽助篡的东西，而《世经》里排列的古帝王的五德系统，也分明是出于创造和依托的，这中间当然会造出许多伪史来。对这个问题，我曾写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来重新加以估定。”顾氏指出“后人政治上的需要而有意伪造”历史，这确是历史上的常见现象，是造成伪史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在总体上顾氏对古史传说缺乏全面的分析，全面的评价，否定的多，批判的多，表现了疑古的偏失。受这种学术思潮影响，本世纪中国史学界辨伪有余，真伪难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有些确实存在的古籍(例如《文子》、《列子》、《公孙
龙子》、《尉缭子》等)不敢肯定，对于古史传说缺乏深入研究，对于上古史的年代迟迟不敢断限。针对这种情势，近年有人提出“走出疑古时代”、“超越疑古时代”，是很有意义的，这必将酝酿一个史学新时代的到来。
王国维对古史传说一向比较审慎，他在《古史新证》第1章总论中开宗明义说：“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又说：“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王国维上述对古史传说的看法与顾颉刚颇不相同，他除了态度比较审慎之外，基本的见解是“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因此，必须对“传说”进行分析和鉴别。当顾氏误认“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古史辨》第1册，第63页。时，王国维在《古史新证》第二章禹中则论证“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秦、齐)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王国维关于古史传说的见解一出，近人治古史者无不以此为金科玉律，今天对我们反思古史传说，仍然有启迪意义。
钱穆1939年写成的《中国古史大纲》称顾颉刚的古史观为“极端之怀疑论”，提出应加以“修正”。他认为：“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层累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失之真古史，尤待探索。此其一。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
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此其二。且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此其三。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如后起史书整段的记载与描写，或可出于假造，其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则多系往古传说，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之伪造。此其四。欲排斥某项传说，应提出与此传说相反之确据。否则此传说即不能断其为伪或必无有。亦有骤视若两传说确切相反，不能并立，而经一番新的编排与新的解释，而得其新鲜之意义与地位者。此其五。”经过这样一番批评之后，钱穆既不否定传说史料之人文价值，又不把这些传说史料神秘化、抽象化，这就点出了古史传说史料的人文本质。当然，钱穆也看到了研究古史之困难，他说：“大体上研究古史，应有其相当之限度，凡及年历、人物、制度、学术等等，过细推求，往往难得真相。然古史并非不可讲，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找寻，仍可得一个中国古代民族活动情形之大概。此种活动情形，主要是文化状态与地理区域。”钱穆：《中国古代大纲》第1章，《近代对上古史之探索》。这就为合理利用传说史料研究古史，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指导。
自1942年即开始追随顾颉刚的顾门传人刘起■积数十年的研究成果于1991年出版了《古史续辨》一书，上承7大册《古史辨》的学术基业，又概括了近几十年来考古新发现的资料，对考辨古史提出了诸多新见解、新认识，包括纠正其师原来的某些误说，把古史辨派的学术推进到最新的历史阶段。他说：“我国历史上的传说时期，就是在夏启建立夏王朝以前，即从母系氏族公社经过繁荣时期，
到父系家长制的部落联盟解体时为止。其内容就是这一段时期内所流传的或后来所追述的有关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一些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大抵说来，‘三皇说’所涉及的那些人物，在远古传说中原作为神的身份出现，实际就其名字所反映的意义来追寻，可以看作是我们祖先处于史前各个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象征。有巢、燧人、庖牺(伏羲)，分别代表我们祖先处于蒙昧时代的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有巢氏一词，正是这一低级阶段时代人们住在森林中，住在树上这种生活情况的反映。燧人氏一词，则是这一中级阶段人们开始用火的反映，庖牺氏一词，则是蒙昧时期高级阶段，人们以狩猎物作为通常的食物，必须把它庖制熟食的反映。……尧、舜、禹则是东西各族在中原大地上实现了部落联盟时相继的联盟军事首长。由于民族融合为统一的华夏族实现于周代，所以就把姬周族自己的始祖黄帝，作为统一的全华夏族的共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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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版第4、118、119页。这些看法纠正了顾颉刚原先对传说史料的偏执看法，把古史传说史料视为“我们祖先处于史前各个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象征”，这是一种符号文化学的分析，既不肯定伏羲、神农是历史人物，又承认他所象征的历史文化意义，是比较合理的，比较符合人文历史演化进程的。
古史辨派早期考证古史传说史料，虽然有偏执、偏失之弊，但是功不可没，绝不能因为他们的某些缺陷和不足，就否定他们对于推翻中国传统的神话传说古史体系所做出的巨大的历史性贡献。顾颉刚对于传说史料所包含的真实历史故事缺乏认同性分析，主要是他忽视了人类在产生文字以前，历史故事往往是由耆、艾、瞽、瞍，人人口耳相传得以延续这一事实。据《国语·周语上》所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行事而不悖。”这里的耆、艾、瞽、瞍、■、师、史等都是远古时代(有文字以前)掌握丰富历史传说之人。这些传说虽然有被神化的成分，但是也包含丰富的反映当时生产、生活等人文演化的真实历史，是研究远古时代的主要资料来源。历史学家的责任在于从纷繁杂乱的传说史料中寻找、分析出真实的历史线索与情景，使其成为描述古史的可靠史料，借以重建真实的历史。
总之，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的古史观”是渗透着主体意识、求实精神的历史观，其目的在于剥去古史的神秘伪装，给神话传说史料以人文主义的解释。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委实是一大创说。郭沫若在当时就评价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确是个卓见，……他所提出的夏禹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不免还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见识委实有先见之明。”《古史辨》第7册。杨宽在80年代回顾这段学术史时客观地说：“当《古史辨》第1册刚出版时曾经哄动国内外学术界，人们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他成就很大，揭穿了古史传说的本来面目，剥去了经书的神圣外衣，推倒了封建权威的道统，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另一种意见相反，认为他成就不大，没有结论，没有系统，没有建设，只有破坏。”直到今天，史学界对《古史辨》的评价仍然毁誉不一。本文认为，《古史辨》的过失应
当指出，经验教训应当从理性的高度予以总结，但是他们的巨大的历史性成就不容否定，他们在考证古代神话传说史料、辩证古代文献过程中所
取得的成果及其表现的大胆批判精神、求实精神、“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包含的史学主体意识、实证方法等都应该给予历史性的肯定，都值得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历史从来是“层累”地构成的，批判史料应当是历史学的永恒主题，历史学家的使命永远是重构历史，人类的历史必将由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一代一代地重写下去。(赵吉惠)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摘要：清代是中国玉器制作的又—鼎盛时期,它集历代之大成,总结发扬数千年的雕刻技艺,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玉器,用途之广,雕塑之精,设计之妙,创新 品种,达到了高峰。 关键字：玉器的发展玉器的制作玉器的纹饰玉器的文化含义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代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各种工艺美术空前繁荣，其中玉器艺术更为突出。 清代是我国古代玉器最为发达的时期，在品种数量和制造工艺上都较以往有超越性的突破。此时，制玉作坊遍布各地，由宫廷直接控制的作坊便有十处。南方以苏州、扬州为中心的“南作玉”和北方以北京为中心的“北作玉”，是此时最具代表的两大流派。清代初期的玉器制造主要在民间，宫廷制玉较少。乾隆时期由于乾隆皇帝的喜好，原料的丰富以及工艺的进步，宫廷制玉发展较快，不仅出现了大批礼器，还制成一批体积庞大、雕琢复杂的玉山，一些乾隆御书的题记、诗文，还被琢刻于玉册之上，置于精巧别致的紫檀匣中收藏。乾隆之后宫廷制玉有所衰退，但晚清民间市场仍十分活跃，不断推动清代制玉的发展。 清代玉器无论在品种数量和制造工艺上都形成了玉器史上的一个发展高峰期。形成了不同风格和技术特色的“南玉”“北玉”制玉中心。清代重白玉，尤尚羊脂白玉，黄玉极少，也受到爱重。清朝最负盛名的碾玉中心仍是苏州专诸巷，内廷玉匠也多来自该地。扬州玉工艺后来居上，善于碾琢几千斤甚至上万斤重的特大件玉器，《大禹治水图玉山》即其代表作。清代玉工善于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的成就，集阴线、阳线、平凸、隐起、镂空、俏色等多种传统做工及历代的艺术风格之大成，又吸收了外来艺术影响并加以揉合变通，创造与发展了工艺性、装饰性极强的玉器工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较高的艺术造诣。 清代玉器无论在品种数量和制造工艺上都形成了玉器史上的一个发展高峰期。由于乾隆皇帝爱玉，所以清代玉产地主要有除了苏州、扬州还有宫廷，呈三足鼎立趋势，各具特色。 清代玉器品种和数量繁多，以陈设品和玉佩饰最为发达。陈设品有按青铜器为祖型的仿古形式器皿及各种仁兽，瑞禽的造型，新增的品种有山水、花鸟玉山，浮雕图画式的玉屏等。玉佩的品种更为丰富，成为各阶层民俗事项和服饰广泛佩戴使用的装饰品和吉祥物。此外兼有实用功能的各种玉器皿，文房用品数量和品种也较历代多有增加。 清代玉器在制作上以乾隆时代为分界线，前期治玉重视选料，由于开采条件改善，采集到的优质白玉、羊脂玉数量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材质的精美，为这一时期能产生许多珍宝性艺术品，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工艺加工方面，琢工精巧，光工细腻。乾隆时代的玉器皿的轮廓线都极规则，横平竖直外缘及子口转折严整挺拔。棱角多呈劲挺锋锐状。起凸的浮雕图案边缘，也处理成锋利边线，观之剔透，触之扎手。在抛光工艺上也很讲究，一般细光处看不见琢镞的痕迹，细光能达到玻璃光亮度。 清代中期以后，玉器生产渐入衰落，不但规模减退，工艺制作上取巧偷工造成规格越益粗糙。如所琢树木花草枝梗，不再精到的琢出圆润的，符合生态的形象，仅以两面削琢的角形凸起代替。花卉图案也不再细致地琢出枝叶穿插、花叶翻卷的形态，太多取平面的浅浮雕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有何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 默认分类2007-01-03 18:16:01 阅读973 评论2 字号:大中小订阅 促进: 一、传统文化是塑造当今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基础。虽然传统文化的内在理念是向内的,注重心性修养,但这种观念是解释社会与人的关系的一个归依。可以在具体的观念上,吸收西方的向外的思想,加强精神的释放性,但就文化体系的构成而言,传统文化仍应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基础。如何使传统文化现代化, 这是我们应该加强的一个基础。 二、传统文化以内治外,通过人的心性来规范外部社会,这是一个大的原则,与此相应,它的特殊功用体现在,传统文化具有一整套特殊的思维方法和理论。这些非常全面,思想文化资源异常丰富,它们与现代的科学文化观念结合,是提高科技创新力的一个重要源泉。 三、传统文化还有一个现实的功用,是对当代生活礼仪、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的规范和调节。西方的东西在中国根本不适用,中国重视现世/现世的人情,因此用传统文化来规范和打造新型的社会规范、礼仪, 是很现成也能够产生好的成效的事情。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强调“天人合一”,这是近代以来西方在引导世界潮流的时 候所想不到的。 近代化让人类对自然充满激情和干劲;现代化则让人类对自然极尽疯狂;中国传统文化却会让人类重新恢 复理智,融入、回归自然。
现代化,只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相结合,才能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和谐社会。 阻碍: 旧的社会制度可以被消灭,但旧时代的许多东西会以文化形式沿袭下来,中国传统文化有五大主流落后习惯,目前仍在我们的社会和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是政治上的专制习惯,二是经济上的轻利习惯,三是权力上的官本位习惯,四是用人上的宗法主义习惯,五是做人上的谦忍习惯。中国目前仍然受着这五大传统习惯的拖累,这五大传统文化习惯与中国的现代化及所要建设的现代制度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中国要成为现代化的强大国家,就必须搬掉这五块绊脚石! 专制习惯有多种表现,现代中国深受这一习惯的损害和耽搁!最严重的就是那场文化大革命... 专制传统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第一大障碍,第二大障碍是轻利的文化传统,孔子那句经典教导已经成为了国人内心的价值观,“君子取义,小人取利”这使国人总不耻和羞于谈利,一谈利就联想到惟利是图的卑鄙小人,所以时刻不忘君子地说,“先小人,后君子”由于轻利我们过去经历了长期的艰苦朴素的煎熬,由于轻利,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利益激励机制一直不到位,这严重地阻碍了国企的发展... 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第三大障碍是从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权力上的官本位习惯,目前中国的官本位问题很严 重... 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第四大障碍是用人上的宗法主义习惯,这也是中国的一大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任人唯亲,造成了我国的人力资源不能按才能优化配置,结果严重损害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第五项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是国民做人上的谦忍习惯,谦忍是国人的性格习惯,是传统文化塑造的。由于谦忍,当大使馆被炸,飞机遭撞时,我们以谦谦君子的风度忍让了...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谦忍的结果不是吃亏,就是被竞争所淘汰。中华民族需要
1、桑梓：家乡 2、桃李：学生 3、社稷、轩辕：国家 4、南冠：囚犯 5、同窗：同学 6、烽烟：战争 7、巾帼：妇女 8、丝竹：音乐 9、须眉：男子 10、婵娟、嫦娥：月亮 11、手足：兄弟 12、汗青：史册 13、伉俪：夫妻 14、白丁、布衣：百姓 15、伛偻，黄发：老人 16、桑麻：农事 17、提携，垂髫：小孩 18、三尺：法律 19、膝下：父母
20、华盖：运气 21、函、简、笺、鸿雁、札：书信 22、庙堂：朝廷 1、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2、并称“韩柳”的是韩愈和柳宗元，他们是唐朝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3、一门父子三词客：苏洵（老苏）、苏轼（大苏）、苏辙（小苏）。 4、豪放派词人：苏轼、辛弃疾，并称“苏辛”；婉约派词人：李清照（女词人） 5、李杜：李白、杜甫。小李杜：李商隐、杜牧。 6、屈原：我国最早的伟大诗人，他创造了“楚辞”这一新诗体，开创了我国诗歌浪漫主义风格。 7、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称为“孔圣人”，孟子被称为“亚圣”，两人并称为“孔孟”。 8、苏轼称赞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9、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广泛深刻的反映社会现实，被称为“诗史”，杜甫也因此被尊为“诗圣”，有著名的“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安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10、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史记》（又称《太史公书》），作者是汉朝的司马迁，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12本纪、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共130篇。 11、“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12、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
内容摘要： 当此“世纪之交”的不平常的时刻，在对百年以来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回顾和总结之中，“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确实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题目。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的主要代表，即是顾颉刚先生及其创立的“古史辨派”。对于这一在本世纪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学派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非很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于30年代曾从顾颉刚先生学习，起初相信“古史辨派”的理论，后来学术观点又产生了分歧，转而对顾先生及“古史辨派”的论点提出辨难。按理讲，以杨先生这样的学术经历，由他来评论“古史辨派”是很有发言权的。但事情却非如此简单。1981年，杨先生撰写《论“古史辨派”》一文，发表在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学术论文集》一书中。对于此文，杨先生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初稿写成后先寄给史学界的朋友请提意见，并将有回信的尹达、赵俪生两位先生的主要意见摘录在文末“后记”中，说明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修订了原稿。而赵俪生先生信中则有云：“您的大著敬谨拜读了三四过，感到评论很不容易。第一，很难定自己提意见的思维；第二，很不好措词。”可见评价“古史辨派”确是一件难度颇大的工作。 当此“世纪之交”的不平常的时刻，在对百年以来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回顾和总结之中，“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确实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题目。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的主要代表，即是顾颉刚先生及其创立的“古史辨派”。对于这一在本世纪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学派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非很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于30年代曾从顾颉刚先生学习，起初相信“古史辨派”的理论，后来学术观点又产生了分歧，转而对顾先生及“古史辨派”的论点提出辨难。按理讲，以杨先生这样的学术经历，由他来评论“古史辨派”是很有发言权的。但事情却非如此简单。1981年，杨先生撰写《论“古史辨派”》一文，发表在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学术论文集》一书中。对于此文，杨先生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初稿写成后先寄给史学界的朋友请提意见，并将有回信的尹达、赵俪生两位先生的主要意见摘录在文末“后记”中，说明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修订了原稿。而赵俪生先生信中则有云：“您的大著敬谨拜读了三四过，感到评论很不容易。第一，很难定自己提意见的思维；第二，很不好措词。”可见评价“古史辨派”确是一件难度颇大的工作。 “古史辨派”在三四十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徐旭生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近三十余年（大约自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时起至1949年全国解放时止） （注：疑古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又说，“当日各大学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派所把持”。《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7页。）《古史辨》第一集结集出版在1926年，而顾颉刚古史辨伪学说的形成在1920 至1923年，年龄为27至30岁。一个30岁左右的青年人，他所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却能一下子在学术界引起震动，并且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其中当然有深层次的原因，值得认真地探讨。本文即集中在“古史辨派”兴起在传统学术中的深远渊源，“古史辨派”兴起的时代条件，以及对其得失功过如何评价这三项，谈谈粗浅的看法。 一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的发展 二十世纪“古史辩”学派的兴起，其深刻的根源存在于传统学术之中，所以它首先是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在五四时代条件下的产物。 秦汉以后，中国学术中存在两种对立的风气。一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考信”作风。他
浅谈中国古代玉文化 摘要：几千年来，中国人喜玉、爱玉，和玉有着不解之缘。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处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接受人的崇拜。其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东方精神生动的物化体现，是中国文化传统精髓的物质根基。 Abstrac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Chinese people like jade, jade love, and the jade has the indissoluble bond.Jade in the Chinese people's mind is in a supreme position, worship of the recipients.Its long history,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make its Oriental spirit materialized expression of vivid,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ssence. 关键词：发展文化内涵文化影响 正文：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开采、加工和利用玉(透闪石质)最早的国家，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玉，尤其是白玉，在古人心目中是最美、最珍贵的。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用玉、爱玉、佩玉、崇玉、藏玉的情怀。 在远古时代先民们对玉的崇拜更多地源于古人类对玉器工具的深厚感情。其中有光泽的白玉被他们视为心目中神圣的主宰者给予的馈赠品而小心收藏。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又逐渐丰富了这种大自然赐予崇拜物的内涵，中国玉文化最初的启蒙思想正源于此。 几千年来在中华民族中形成了民族爱玉心理，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特色之一。在源远流长的中华玉文化发展史上，随着玉器的大量发掘及人们对玉器的认识、理解的不断深化，玉器逐渐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内涵，归纳一下，主要有下列几点： 生产工具。玉器诞生之初，它曾作为生产工具使用过。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出土过玉制的凿、斧等生产工具，有的带有使用痕迹，说明它曾用于生产或战争。 祭器。远古人类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出于对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迷茫、误解而产生一种错误的世界观，由此出现了早期的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并逐渐发展到由巫师持有特殊的工具执行祭祀的使命，这类特殊的工具就是祭器。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玉制祭器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原始先民认为，玉器具有通神的功能，是通神的崇拜物，是偶像。至奴隶社会阶段，玉
中国法律现代化及其意义 内容提要：法律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树立文明和良好形象的标志。中国法律现代现代化的标准是“中外通行”。当今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关键不再是观念现代化而是制度现代化。法律现代化的切入点是实现宪政。当今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中国实现法律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是走“拿来主义”和“自上而下”之路。一百年前中国法律近代化中的主要教训是领导主体的腐败和理论指导的错误。 一、法律理念的内涵与功能 从词源上考察，“理念”（英语：idea，德语：Idee）一词源自古希腊文（ειδs）／（eidos），原意是指见到的东西，即形象。柏拉图在其创立的理念论中剔除了“理念”一词的感性色彩，用来指理智的对象，即理解到的东西。他认为，善的理念是理念世界的顶峰、最高的本体，认识只不过是对理念的回忆。这实质上是关于理念的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的解释。 亚里斯多德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的理念学说，他认为客观的理念并不与事物分离，它存在于事物之中。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理念有三种存在：第一，存在于事物之前，作为神心中创造世界的蓝图；第二，存在于事物之中，作为事物的本质（大体相当于亚里斯多德所说的“理念”）；第三，作为人心中的概念，即主观方面的思想。作为思想的理念与作为客观存在的理念，意义有所不同，一般把思想的理念称为“观念”。 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重新规定了“理念”的含义。在康德哲学中，理念指理性所产生的概念，是理性应当追求的东西，但却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是不能达到的彼岸世界的自在之物。所以，黑格尔说：“康德诚然使人知道重新尊重理念”，“但关于理念，他同样只是停留在否定的和单纯的应当阶段。”黑格尔自己则将理念看作是世界的本质，是理性构成世界的元素。在自然哲学中，理念为自然界的本质，自然界发展到人出现，而人是具有精神活动的，理念再复归为精神，上升为自在自为的理念。黑格尔认为人类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均为理念的表现。黑格尔虽然是从唯心主义角度来论述“理念”，但他那种融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于一体的“理念”，包含着合理的成分最多。 尽管“理念”的含义如此广泛，关于这一概念，至今尚无统一、确定的定义，但并不妨碍将它引入法律领域。康德早就作过这种尝试，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泛论理念”一节中对柏拉图的“理念”进行了详细的评析以后，专门论述了“理念”对“制定宪法及法律”的作用。不过，康德并未提出“法律理念”这一专门概念。这一缺憾实际上可以说是由黑格尔补救的。黑格尔将法与理念结合起来，提出了“法的理念”这一专门术语，并给它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法的理念是自由”。德国的新康德主义法学家鲁道夫·施塔姆勒则在对法律理念进行专门研究后“将法律概念同法律理念作了区分。法律理念乃是正义的实现。”随后，英国的法学家罗伊德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在1964年出版了一本《法律的理念》（The Ideao fLaw）的专著，“告诉人们如何来运用缜密的思想，分析法律的理念，达到至美至善之境。”虽然罗伊德未对“法律理念”下过定义，但他明确指出：“法律理念过去曾对人类文明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我国，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对“法律理念”及其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台湾法学家史尚宽先生认为，“法律制定及运用之最高原理，谓之法律之理念。”以此为基点，史尚宽先生着重对法律理念与法律概念、法律目的、法律观念及法律理想之间的区别作了深入的分析。“法律之概念，谓…法律为何者?；法律之理念，谓…法
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之学说 1、西来说： 2、中源说：正统学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譬如，世人说史，大多从盘古说起，即所谓“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①盘古： 中国传说系统中的领头雁，他的事功只是开天辟地，同人事并无多大关系。按《三五历记》所载，他的事功是：“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开天辟地，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 ②三皇五帝： A.“三皇” “三皇”所指何人，各种文献说法不一，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一是天皇、地皇、人皇，二是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以后者为主。也有文献以祝融、女娲或黄帝代替燧人氏，但伏羲氏和神农氏则是大多数文献的共识。 古人认为，历史按皇、帝、王、霸的顺序展开，三皇、五帝、夏商周王道、春秋战国的霸道，且一代不如一代。《管子·兵法》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管子·禁藏》：“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庄子·人世间》：“古者五帝贵德，三王用义，五霸任力。”《淮南子·本经训》：“帝者替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 三皇时代，人民生活并不幸福。《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多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以为王，号之燧人氏。”《吕氏春秋·恃君》曰：“昔太古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 三皇给人民带来了福祉，但却没有“治国平天下”的伟业。 三皇的功业： 燧人氏的功业是“钻木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具去毒”； 伏羲氏的功业是“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 神农氏的功业是“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土尧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 B.“五帝” 五帝所指何人，各家说法不一。 《国语》记展禽语：“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即以黄帝、颛顼、帝喾ku、尧、舜为五帝。《五帝德》、《帝系姓》、《五帝本纪》都依此说。 《吕氏春秋》以少白皋、太白皋、黄帝、炎帝、舜帝为五帝。
古玉臻美—首届中国古代玉器玉文化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中国古代玉器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实物 证据。省思斋主等几位藏家以收藏保护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积几十年的财力与精力，从海内外征集收购了一批种类别致、材质上乘、造型优美独特、工艺精湛、内涵丰富的战国汉代时期的玉雕珍品，它们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玉雕艺术所取得辉煌成就的认识。日前，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等单位联合在西安举办“古玉臻美—首届中国古代玉器玉文化研讨会”，特别邀请了多位著名专家学者，现场观摩省思斋主等藏家提供的精品玉器，从不同视角对其切磋琢磨，共同探讨这批玉器的内涵和价值。与会专家学者发言摘录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天看到王院长这批藏品，我觉得长了见识、开了眼界，很震惊。这些玉器工艺的精湛程度是非常惊人的，非常精美，称得上品位高贵。我倾向于尊重云辉先生对玉器年代的判断，赞同他的观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扁杯的造型非常新奇，还有秘戏图纹样的玉卮，都非常罕见。总之，这批藏品对于我们认识当时人们的社会观念是非常有价值的，是非常珍贵的研究材料，可以和我们先秦典籍里记载的贵族生活结合起来印证研究。对于王院长的关中民俗博物院，我们都应该感谢他这么多年的努力，为
我们保留下来这么多值得珍视的民俗文化标本。李银德(徐州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 我讲讲对两种器物的想法和感受。一个是枕，汉代的枕头分为四种：第一种像长方盒子，第二种像板凳，第三种是大块玉料制成的实心玉枕，第四种是镂空的，类似现在的凉枕。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应该说是第五种。它的工艺是完全不同的，枕面由三块玉板组成，围栏上雕刻着各种形象的纹饰，还镶嵌有宝石。这种器型之前没见过，而且比以前出土的同时期文物要更加华丽。另外一个是卮。整体来讲，汉代的玉容器的数量非常稀少。这一批就达七件，方的圆的都有。这几件玉卮保存情况是很好的，铜胎、银构件里还加了一些其它的材料，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资料。它们的规格在当时都是顶级的。王院长花了极大的心血，这是用个人的力量建成了一座国家级别的博物馆，我们文博工作者都十分感佩。张尉(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我感觉非常震撼。这批玉器可以说突破了以往的一些认知。它们的造型、纹饰、工艺技法上的多种复合，都有很大的突破。在我们既有的出土文物里边，有这种品种，但完全相同的造型和纹样是没有的。尤其是秘戏、杂技等图样在玉器上出现，这真是开了一次眼界。这批实物对战汉时期玉器资料的丰富是非常有益的，它给予我们一种新的信息。这种信息有助于我们对战汉玉器研究作进一步的探索。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参观了关中民
中国传统节日的现代意义 ——中秋节 人文学院11小学教育080311130、汪怡婕 当代社会处在全面变革的过程之中，中西古今各种文化因素错综复杂，在节俗文化上，同样有着多样化的表现。传统节日、新型政治节日、外来节日在当代节日习俗中都有一定的影响。比较而言，在广大农村，传统节俗的风气较浓厚，人们一般仍然过农历的各种节日。 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主要传统节日还有相当的影响，但主要为商家利用，作为经济活动开展的时机。毋庸讳言，无论城乡，传统节日的影响在消退。消退的原因如上论述，一方面是社会进程的客观原因，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实用性的季节时间提示意义与祭祀性的神性意义已经明显失效。传统节日在传统社会是重要的时间标志，它与生产生活都有密切关系。人们依照传统的农时在其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岁时节日，安排一年四季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特别是引进西方历法体系之后，我们的主要生活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文化转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时间体系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的时间体系。我们的生活节奏不再是依靠观测太阳方位来确定，我们的时间计量依靠物理结构的钟表。因此，传统节日在现代生活中实在的辅助意义已明显消退，传统节日地位的下降，可以理解。但是，如果遵循社会演化规律，传统节日的变化只能是程度上的，或者是形式的变化，人们追求生活和谐、闲适，以及满足精神需要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因此我们可以从社会变化的角度来看待节日地位变化，但不能用来说明我们必须抛弃传统的理由。 另一方面，传统节日地位的明显下降是人为干预的结果。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传统节日的有意漠视，甚至觉得是旧的风俗习惯，应该进行禁止、改造、抛弃。因此，传统节日所负载的精神层面有益因素，也被丢弃。因而导致传统节日的空洞化、表层化，人们对传统节日的感觉大多只剩下回忆，传统节日的社会地位的急剧衰落，造成传统节日文化传统的中断。这种人为的阻断是当前社会出现节日文化断裂的重要因素。这种断裂的后果是严重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进步的代价”的借口下，聊以自慰?是否可以用旧习俗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为托辞，来表明我们“与时俱进”的姿态?我觉得对于文化传统的问题，应该特别慎重，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应该特别具有一种文化自觉意识。要珍重与呵护我们祖先传承下来的精神财富，为我们的后人留下一些念想。 一种事物是否为人们接受、认同，就看它是否具有认知的价值与生活的意义。传统节日是在数千年的文明传承中形成的时间生活传统。它不仅是一个时间段落标志，在节日之上，人们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意义，节日表达着中国人的情感与信仰。它与中国人的精神联系紧密
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常识 诸子百家 儒家孔子（春秋核心思想礼和仁提出以和为贵有教无类）孟子（仁政民贵君轻性本善）荀子（君舟民水知天命而用之天行有常性恶论） 道家老子（道德经无为而治道是万物本原）庄子（逍遥的人生态度） 墨子（兼爱非攻尚贤节俭） 法家（韩非子商鞅的法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以法治国） 兵家（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重要思想家 董仲舒：汉武帝时期摆出百家独尊儒术 王充：东汉万物由原气构成著有论衡一书 范缜：南朝无神论对佛教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进行了尖锐斗争神灭论 两宋理学周敦颐：理学创始人，二程继承他的思想，把理视为无所不在， 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 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 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 王阳明：明朝王学心学继承陆九渊心即使理 黄宗羲：梨洲先生认为君主制是天下之大害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 顾炎武：明末清初强调经世致用提倡实学目的在于批评理学反对君主专制 王夫之：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一也和天下为器唯物主义 艺术 三大石窟 云冈石窟：大同武周山麓北魏 龙门石窟：龙门十二品是魏碑书法艺术精品 莫高窟：：六七成是在隋唐开凿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东方卢浮宫 绘画 东晋顾恺之（人物画注意点睛传神女史箴图洛神赋图） 刘宋陆探微（秀骨清像与顾并称顾陆） 萧梁张僧繇（人物画尤其是佛像相传有画龙点睛破壁飞去） 唐朝阎立本（历代帝王图步辇图） 吴道子（画圣送子天王图） 宋元李公麟（五马图） 张择端（北宋东京汴梁) 书法 商朝甲骨文西周金文秦小篆汉隶属曹魏钟繇楷书 王羲之（东汉末年行书兰亭序天下第一行书票若游云矫若惊龙书圣） 王献之（小圣） 初唐三大家书坛（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 楷书四大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浩） 草圣（张旭） 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沛蔡襄）
玉器文化的心得体会 篇一：浅论玉器文化中的艺术 浅谈玉器文化中的艺术内涵 【摘要】玉，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尊贵、美好、道德、地位的象征。玉堪比君子德行，空灵莹润，是最有价值的收藏品之一。玉器的发展伴随着人类的发展，是研究人类文明的重要史证，笔者从出土玉器的外观造型浅谈玉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并且从道家和儒家的角度来分析玉是如何从历史长河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今重要的艺术收藏品和文化传承的载体。 【关键字】玉器文化艺术内涵 中国的玉器文化拥有7000多年的历史留痕，玉器文化的传承从未断层。玉，寓意着中国的传统美学，象征着美好生活，意味着吉祥幸福。《礼记·曲礼》中有这样一段话”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与玉，比德焉”，玉，还是一种品德和地位的体现。 一、玉器外观造型的文化蕴意 玉器的外观与时代工艺水平以及当时的文化底蕴息息相关，玉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映射了时代变迁的痕迹。从旧石器时代形象象征的玉器、新时期时代当作生产工具和武器的玉器、周王朝用于礼仪的玉器、西汉用于辟邪和容器的玉器、隋唐代表官阶高下的玉器、宋代融入生存意识的玉
器、明代融入工艺美术的玉器、清代涉及广泛领域的玉器。 起初，由于工艺美术制作水平的限制，玉器仅仅只能作简单的碾磨，制成简单质朴的玉斧、玉铲，在当时的条件制约下，生产资料极度匮乏，玉器倾向于成为生产工具来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玉器的外观朴素，薄厚不一，造型不规则，反映了原始时期生存条件恶劣，人类在各种生存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进行极其艰苦的生存和发展，当时的玉器反映了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衍而作出的一系列努力。 玉刀、玉戈等玉质武器的出现，造型、雕琢、钻孔、抛光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此时的玉器形象意味着人类已经战胜了大自然对人类繁衍的制约，阶级和国家开始出现，人类族群内部开始争夺生产资料和土地资源，大规模战争开始出现，形成的奴隶制度促进了手工业下制玉工艺的显著发展，玉器制作工艺开始走上正轨。 玉制礼器的出现，并将玉赋予了“德”的理想和内涵，玉器开始真正意义上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成为“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开辟新社会秩序的象征，也奠定了后世以《周礼》为古玉研究的理论基础。玉器成为当时人人佩戴的装饰品，成为深入人心教化民众的化身，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使得玉器使用范围极剧扩张，选玉和制玉的技术远超以往。 用于殉葬的“明器”出现，明器意味着当时的人类已
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相结合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过程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化建设；现实意义 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中，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来 阐述我们支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但是我个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是从以下以方面 认识这个问题的。现提供给大家。 中国是一个大国，因为地域广，人口多，人民生存状态呈现多层次，人民的思想意识和素质 也呈现多层次性，这要求有一个最高的统一的指导思想，它尊重现在各阶层人民的思想意识，又要通过积极的指导教育，使人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马克思主义是革 命的理论，其基础是认识论中的革命性。在实践中发展认识水平，在实践中提高认识水平的 思想否定了思想的绝对性。这种思想对于“三纲五常”等封建思想是一种完全的否定，在有几 千年封建思想传统的我国，各阶层还具有较深的封建思想观念，如官本位思想，尊卑观念， 家长作风等等。其次从1840年后，尤其是我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 思潮也在一定的阶层流行。这样在我国的现实社会基层中存在着三大思想观念的相互作用， 一种是传统封建思想，一种是机械马克思主义，一种是资本主义思想。而能够统领这一切自 发存在思想意识的只能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一些民族有自己的信仰，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同，这要求有一个能 够统领各种思想文化的大中国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放眼世界的理论，其思维的力度从基本 的生命要求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联合，从人的思想意识到信仰理念，都有唯物的，历史的， 科学的论述，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丰富的文化融会的思想，这就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 的任务。马克思主义思想使我们能够科学认识民族信仰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在宣传马克思主 义中尊重不同民族的信仰和民族文化传统。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我们就不会有狭隘的大民 族观念，不会奉行民族主义至上。从而实现民族大团结与民族大融合。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在思想文化统一下的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与儒家等传统发展和 改造已成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任务的一部分。中华民族传统的儒家思想曾构成了封建 社会国家的主要统治思想，其有国家管理的内容，有社会伦理，有个人的生存价值等，三千 年的历史过程把其发展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在我们国家现代化发展建设中，在社会人 文方面不能无视这个基础，“文化大革命”是对旧文化的革命，而实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尤其是一代人的人文素养的下降，这种渗透到一代代人的灵魂的东西，如果在传习中发 生了变异，再要修复需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需学会继承传统，尤 其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去改造儒家文化思想。从而学会继承传统，使民族的文化 走向世界。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发展中国汉民族民众的思想意识，要求建立发展时代的世界观，社会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这也要求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我们不宣扬民族主义，但是，中 国社会汉民族人口多，分布广，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渊源至今，在中国的历史中，不论其是否 占国家的统治地位，但其文化一直是这块土地的主导，同样在社会发展的今天，汉民族的传 统价值观，人生观能不能与现代社会接轨，形成时代人生命的精神灵魂，能否以世界的眼光，包容的胸怀，与其它民族共同发展，在交溶中再发展成一个大的共同体价值体系，能否积极 吸收世界各国发展中的先进文化，发扬光大汉民族文化，为时代的人民提供科学的世界观社 会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国家的经济理论建设，虽然在学习现代西文经济理论解决目前市场问题方面有一定效果，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经济市场的形成，中国经济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必须要求有中国的 经济理论才能解决好中国自己的问题，才能把中国的发展推到世界前列。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之——天文历法 作文辅导 1207 0018 ： 【星宿】宿(xiu)，古代把星座称作星宿。《范进中举》：“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古人认为人间有功名的人是天上星宿降生的，这是迷信说法。 【二十八宿】又叫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星，是古人为观测日、月、五星运行而划分的二十八个星区，用来说明日、月、五星运行所到的位置。每宿包含若干颗恒星。二十八宿的名称，自西向东排列为：东方苍龙七宿(角、亢kang、氐di、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mao、毕、觜zT、参shen)；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zhen)。唐代温庭筠的《太液池歌》：“夜深银汉通柏梁，二十八宿朝玉堂。”夸饰地描写星光灿烂、照耀宫阙殿堂的景象。王勃《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是说物产华美有天然的珍宝，龙泉剑光直射斗宿、牛宿的星区。刘禹锡诗：“鼙鼓夜闻惊朔雁，旌旗晓动拂参星。”形容雄兵出师惊天动地的场面，参星即参宿。 【四象】参见“二十八宿”条。古人把东、北、西、南四方每一方的七宿想象为四种动物形象，叫作四象。东方七宿如同飞舞在春天夏初夜空的巨龙，故而称为东官苍龙；北方七宿似蛇、龟出现在夏天秋初的夜空，故而称为北官玄武；西方七宿犹猛虎跃出深秋初冬的夜空，故而称为西官白虎；南方七宿像一展翅飞翔的朱雀，出现在寒冬早春的夜空，故而称为南官朱雀。 【分野】古代占星家为了用天象变化来占卜人间的吉凶祸福，将天上星空区域与地上的国州互相对应，称作分野。具体说就是把某星宿当作某封国的分野，某星宿当作某州的分野，或反过来把某国当作某星宿的分野，某州当作某星宿的分野。如王勃《滕王阁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是说江西南昌地处翼宿、轸宿分野之内。李白《蜀道难》：“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参宿是益州(今四川)的分野，井宿是雍州(今陕西、甘肃大部)的分野，蜀道跨益、雍二州。扪参历井是说入蜀之路在益、雍两州极高的山上，人们要仰着头摸着天上的星宿才能过去。 二十八宿与国分野如下 星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 国郑宋燕越吴齐卫鲁魏赵秦周楚 星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 州兖州豫州幽州江湖扬州青州并州徐州冀州益州雍州三河荆州 【昴宿】西方白虎七宿的第四宿，由七颗星组成，又称旄头(旗头的意思)。唐代李贺诗“秋静见旄头”，旄头指昴宿。唐代卫象诗“辽东老将鬓有
中华文明制度文明发端于
黄帝时代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是
河姆渡文化 D 文明进步的基本条件是
农耕经济的发展 D 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是
河姆渡稻谷和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出土D 中国古代史，是一部朝代兴亡史，其中有个简洁明白的真理是
民心向背是第一位 C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
夏朝 华夏族是指是汉族的前身 中国历史上开始跨进了封建社会是
战国时期 在中国揭开了封建王朝的帷幕是
秦王赢政实现了统一，在咸阳建都称始皇帝 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大一统”中央政权的政治制度基础是
采用郡县制 从根本上动摇了秦朝的统治是
陈胜、吴广率众起义 中国历史上国力强盛，政治相对稳定时期带有普遍性是
重视知识文化、重视知识分子 西汉“文景之治”，文帝深知农业的重要性提出“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唐太宗认识到民众的力量，提出著名论断是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国历史上清代出现的盛世是
康雍乾盛世 D 盛世的实现，起决定作用是
君主的品德修养自知、知人、善任经济发展，国力强大 号称“轩辕氏”即车辆的发明者是
黄帝 西汉时期，开拓中西交通通道被人誉为“丝绸之路”的人
张骞 明朝永乐时期，在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堪称壮举的是郑和下西洋 中国几千年来始终维持统一的重要原因是地理相邻的原因经济互通有关的原因思想文化融汇的原因
政治制度（中央集权册封和羁縻府州制度相结合） D 在我国历史上，反抗外来侵略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是岳飞和于谦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
C 在中国古代社会，以皇权专制为核心的官僚体制开始主宰中国是夏商周三代春秋战国时期秦汉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建立清代的“康雍乾盛世”
C 夏商周三代的法律制度的核心是用礼制区分贵贱、明确等级维护统治秩序礼主要用于调整贵族内部的社会关系刑主要用于控制社会上下层劳动人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D 春秋时期选拔优秀人才的故事不绝于书，其中“卧薪尝胆”是指
秦穆公用人不拘一格，成为西方霸主楚庄王任用“鄙人”孙叔敖吴王阖闾重用伍子胥，天楚越王勾践重用范蠡和文种，灭吴复仇 D 在中国历史第一次建立了大统一专制帝国，成为皇帝制度的创始人是
秦孝公秦王赢政自称始皇帝汉高祖刘邦D汉武帝刘彻 B 隋唐在官吏选拔上最大的贡献是创建了
军功制养士制察举制科举制 D 中国古代主要经济形式是以农业为主体以手工业为主体以商业为主体以农业和手工业并重为主体
A 现存第一部反映古代军事思想的著作是
《周易》“孙子兵法”《孙膑兵法》
浅谈中国古代玉文化 中国玉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玉是尊贵、坚贞、美好的象征，自古以来在中国人心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内涵。 玉器的产生是社会文化发展所致。玉的本质是石，玉器是由石器转化而来的，这个转化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认识了玉具有比石更多的优良品质，因此，对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识了玉与石的差别。 距今1万多年的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洼细石器时代遗址、辽宁阜新查海文化遗址及距今七八千年左右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已经出现玉制的原始工具，被学术界公认为揭开玉器史序幕的先驱。 新石器时代，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发展，出现了农耕、畜牧、制陶、编织、狩猎、捕鱼等原始生产方式，这是先民们创造的得以定居生活的物质条件。随之，人们的精神生活日渐丰富，玉器以其特有的审美价值和象征价值被人们所崇尚与崇拜，其产生也成为必然。 玉器的成熟标志着氏族社会末期社会大变革的到来，象征着王权、神权、军权三位一体所构成的礼及礼法制度的产生，体现了玉文化的精神价值和中华文明起源的最重要和最具特色的物
质文化。后来出现在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和江、浙、沪一带的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像满天星斗一样在华夏大地上闪现着耀眼的文明之光。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史前文化中，礼仪用玉一直占中国玉器的主流，玉礼器主要用于祭祀活动。玉器是礼神的礼器，非一般人所能拥有，先民们认为它是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 史前时代玉器种类单调，主要为简单的工具和装饰品，制作技艺比较简陋、粗糙。到了商周时代，玉器品类繁多，造型多样，工艺技术精致。春秋时期之前用玉者显示威严、高贵和美感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其中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对玉料质地要求的提高和对它的特性赋予人格化的推崇。 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变革、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儒家赋予玉的种种道德文化内涵，所以王公贵族皆以佩玉为时尚。战国玉器较之春秋时期玉器品种更加丰富，突破了春秋时期以小件为主的装饰玉、葬玉等，出现了大型的玉璜、玉璧、龙形佩、带钩等器型，工艺更加精细，玲珑剔透并多以镂空、浅浮雕的技法，构思巧妙，造型独特，装饰多变，不但有谷纹、云纹等几何纹，还出现了螺旋纹、花叶纹及描写自然生活的图纹。同时，战国玉器中的神兽造型作品，均饱含着一种张扬的气势，大大增加了玉器内在的精神韵律，充分显示了各路诸侯踌躇满志、意欲争霸的凌云气概。 两汉社会政治相对稳定，思想环境较为宽松。黄老无为、儒家贵玉、道家神仙长生观念、辟邪厌胜，以及东汉弥漫的谶纬、
第一章天文 1、五星：太白（金星）、岁星（木星）、辰星（水星）、荧惑（火星）、镇星（土星） 2、古人认为各种自然现象都有它的主持者，人们将它们人格化，并赋予一定的名字，例如：风师飞廉、雨师屏翳、云师丰隆、日御羲和、月御望舒 3、七政（七曜）：日、月、金、木、水、火、土 4、五纬：金、木、水、火、土 ①金星：古曰明星，又名太白，因其光色银白。金星黎明见于东方叫启明，黄昏见于西方叫长庚 ②木星：古曰岁星，迳称为岁。古人认为岁星十二年绕天一周 ③水星：一名辰星，并不是指行星中的水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定星（营室）④火星：古名荧惑，指恒星中的大火（心宿）⑤土星：古名镇星或填星 5、二十八星宿：古人先后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坐标”，分别是： 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 6、四象：东方苍龙、北方玄武（龟蛇）、西方白虎、南方朱雀 7、有关天象的词： “月离于毕”：月亮附丽于毕宿“荧惑守心”：火星居于心宿“太白食昴”：金星遮蔽住昴宿 8、参商：指参宿和心宿，后世把兄弟不和睦比喻为参辰或参商。又因参宿居于西方，心宿居于东方，出没两不相见，所以后世把亲朋久别不能重逢也比喻为参商 9、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 古人在黄河流域常见的北天上空，以北极星为标准，集合周围其他各星，合为一区，名曰紫微垣。在紫微垣外，在星张翼轸以北的星区是太微垣；在房心尾箕斗以北的星区是天市垣10、北斗：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瑶光。前四组成斗身，古曰魁；后三组成斗柄，古曰杓。北斗七星属于大熊座 北斗定季节：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