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唯物主义
“文化唯物主义”的起源应当追溯到20 世纪30年代中后期。那时候，英国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党员开始尝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研究具体的英国问题，并形成了若干有创见的理论成果，从而开创了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英国实际问题相结合的优良风气。“二战”结束后，左派知识分子沿着战前开辟的道路继续致力于英国本土问题的研究，并于1956 年新左派运动兴起之后，在历史学和文学理论这两个马克思主义传统最为强大的领域率先实现重大突破，从而创立特色鲜明的“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
在“文化唯物主义”破冰而出的过程中，霍加特1957 年出版的《识字的用途》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尽管是很小的一步。就“文化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而言，它的历史性贡献是不应当被遗忘的: 首先，它开创性地探讨了工人阶级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从而推动了英国新左派的“文化转向”; 其次，它在文化分析中坚定地反对任何还原论倾向，从而提示正在努力摆脱斯大林主义思想束缚的英国新左派，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 最后，它的文化观念的含混性及其方法革新的不彻底性，为新左派标示出了继续前进的大方向。面对《识字的用途》遗留的问题，威廉斯、汤普森等其他新左派迅速做出了回应。
由于政治和历史原因，斯大林主义在英国左派理论界曾长期占据支配地位。在二战后的理论探索过程，后来成为新左派的那些左派知识分子们与斯大林主义的差异、对立日益加深。新左派运动的兴起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契机，系统地批判斯大林主义，全面阐发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在这个方面，汤普森1957 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一文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大。斯大林主义为什么会把历史唯物主义扭曲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 在汤普森看来，除了“思想庸俗化”这个原因外，深层的原因就在于斯大林主义没有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本质，不是从人出发，并在人的实践过程中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以，它只看到了人的被动的反映能力，而没有看到，“最重要的是，人并非仅仅被动‘反映’经历，他们也思考经历，他们的思索对其行为产生影响。思考是人类创造性的一面，即使在阶级社会中，它也会让人类部分地成为历史主体，正如他部分地成为其环境的牺牲者一样。”既然在这个根本点上一开始就发生偏差了，那么，斯大林主义接下来发生其他一系列具体的偏差或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了。在汤普森等新左派眼中，斯大林主义最致命的一个具体的错误是未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是一种便宜说
教的、虚构的“模型”: “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 生产关系) ，和矗立其上并对其产生反作用的由各种思想、制度等组成的‘上层建筑’。事实上，这种‘基础’和‘上层建筑’从未存在过，它只是帮助我们理解实际存在的事物——行动、经历、思考、再行动的人——的隐喻。”之所以斯大林主义不可能正确理解文化、道德等上层建筑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直接的理论原因就在此。以上述反思为基础，在1958—1963 年的系列论著中，威廉斯和汤普森最终建构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概念。首先，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沿着霍加特开辟的道路不断向前，强调文化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而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并据此提出了一个新的文化概念: “从根本上说文化还是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接着，在“文化是日常的”一文中，他对自己的这
一文化概念进行了正面阐述: “文化是日常的，那是首要的事实……我们看到，文化的本质既是传统的也是创造的，它既是最日常的共同意义也是最精细的个别意义。我们在这两层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 一方面它意味着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共同意义，另一方面意味着艺术和学问——特定的发现过程和创造性成果的诞生过程。一些写作者往往对此各执一端，我则认为不可偏废，它们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我们的文化，我所问的关于我们的共同而普遍的目的问题，也是关于深层个人意义的问题。文化是日常的，就在每一个社会和每一个头脑中。”而在1961 年正面阐述其文化观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威廉斯对自己的文化概念做了如下更清楚的解释: “文化一般有三种定义……首先是‘理想的’文化定义……其次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最后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表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从这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述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或隐而显的意义和价值。”对于威廉斯的这个新定义，汤普森肯定它“澄清了问题并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但认为应当沿着这一方向更进一步地来界定文化概念: “如果我们将威廉斯定义中的‘生活方式’换为‘发展方式’，那么，我们就从一个容易产生消极冷淡联想的定义转换到了一个能够提出活动性和主体问题的定义。如果我们再把词动一动，把隐含在‘发展’中的‘进步’联想删掉，那么，我们就得到‘整体冲突方式各要素间的关系研究’。冲突的方式也就是斗争的方式。”
与全新的文化概念相伴而生的，就是那著名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范式。这种在探索解决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研究范式有三个支撑点，即“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人民历史”观念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议程; 它的主要功能在于可以实现对真实的经验整体的倾听和再创造、对以往被忽略的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分析与评价; 它隐含着的政治结论则是坚信英国工人阶级不仅具有革命传统，而且可以通过适当的引导重新焕发出自己的革命精神，从而推动英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就像亲第二代新左派的文化研究学者斯道雷指出的那样，在斯图亚特·霍尔与人合作的《通俗艺术》以及伯明翰学派60 年代的其他早期成果中，“文化唯物主义”( 文化主义) 范式也都得到了自觉的贯彻落实。
英国伯明翰学派
虽然伯明翰学派成员繁多, 理论庞杂, 兴趣爱好也各有不同, 但其研究目标和理论旨趣却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关注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 批判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压迫性、虚伪性和欺骗性, 积极建构具有主体性、能动性和批判性的大众文化消费群体, 并以此而形成自己的文化研究特质。
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出现是对战后英国社会变化的回应。当时的英国社会科学界开始注重对都市工人阶级社区和文化进行研究, 试图证明工人阶级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并未随着福利国家的来临和大众文化的流行而消失。伯明翰学派的确立应该归功于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文化的用途》(The Use of Literacy , 1957)、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1780 -1950》(Culture and Society :1780 -1950 , 1958)、《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 , 1961)、《传播》(Communication , 1962)以及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
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 1963)等著作的出版。他们三人对1 964 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 简称为CCCS)的正式成立起到了创始人的作用。他们强调研究日常生活, 关注工人阶级的“活”文化, 注重现代大众传媒。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宗旨是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际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它的建立为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体制内部寻找到了一个立足点。在后来的一二十年中,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核心机构, 围绕该中心所
形成的“伯明翰学派”为日后欧美各国的文化研究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们的论著迄今仍是欧美许多大学人文、传播、电影、社会学等专业的必读书。
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女权主义都是伯明翰学派主要的理论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义》、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和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理论(Hegemony)等都为伯明翰学派进一步理论化提供了基础。结构主义理论家, 如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社会的语言解码, 索绪尔、雅各布森对语言符号系统作出“言语/语言”的区分, 以及罗兰·巴特对现代神话的符号学分析, 都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在解构主义方面, 伯明翰学派广泛吸收从德里达(J .Derrida)到拉康(Jacques Lacan ) 的理论资源, 特别是从福(Michel Foucault)的“权力理论”、“话语理论”以及女权主义理论中得益匪浅。知识(knowledge)、权力(power)和主体性(subjectivity)是福柯思想的内核。他的权力理论和知识话语理论改变了人们对人文科学的认识和理解, 给每一位人文学科的学者以许多重要的启示。女权主义理论的引入, 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后来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版图。因为女权主义不仅挑战长期以来以“菲勒斯中心(Phalluscentric)”和“逻各斯中心”(Logocentric)为特征的西方文明史, 而且对文化研究学科本身的父权色彩和等级秩序提出了质疑。
英国伯明翰学派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关注平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和普通大众
的审美趣味, 强调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和功能, 倡导与现代大众传媒
密切相关、与精英文化截然相异的大众文化, 批判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压
迫性、虚伪性和欺骗性, 抵抗并规避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
弘扬并建构少数者话语的大众文化文本和阅听人受众主体。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表现出对普通大众和芸芸众生的人文关怀, 表现出对大众文化极大的研究热情。具体说来,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源于民间和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是对知识阶层精英文化的一种反拨, 大众文化是自下而上产生出来的, 大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拥有不同于贵族精英
的审美趣味。伯明翰学派兴起之前, 英国有些文化研究学者对大众文化抱有敌意态度, 其中以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和F .R.利维斯(F .R .Leavis)的影响为最大。早在1869 年, 阿诺德就在《文化与无政府》(Culture and Anarchy)一书中表露了对18 世纪末、19 世纪工业化过程中以都市为中心的“低级文化”借民主和教育普及得以广为流行的担忧。他把社会阶层分为野蛮人(贵族)、市侩阶层(中产阶级)和芸芸众生(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是一个失去“严格封建等级和差别习惯制约”的、非常危险的阶级。在他眼里, 大众文化与无政府主义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因为来自于工人阶级的大众文化不仅带来了政治骚动, 而且还
使社会和文化造成混乱和衰落。阿诺德关注的重点是如何通过服从文化等级和文化差别以获得社会秩序和社会权威。阿诺德对大众文化的鄙视深深地影响了利维
斯。利维斯将少数精英掌握的所谓高雅文化与大众文明对立起来。
作为伯明翰学派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的霍嘎特, 他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是爱怨交加和矛盾复杂的。一方面是他对20 世纪30 年代传统的、“活”的工人阶级文化的怀旧和赞扬;另一方面则是他对20 世纪50 年代新的大众娱乐所形成的大众文化的困惑与责难, 充分显示出他与利维斯理论的难解之缘。有趣的是, 他极力推崇的30 年代工人阶级文化正是利维斯所大力反对的。霍嘎特坚持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性和有机整体性, 声称30 年代工人阶级的文化表达了强烈的群体意识,创造了饶有趣味的日常生活;而50 年代新的大众娱乐(mass entertainments)却以其“无责任心”和“替代性”摧毁了古老健康的工人阶级文化组织。这在他看来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威廉斯则从字词的层面对阿诺德和利维斯等人的精英文化观提出了质疑。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 他探讨了“大众”(mass)、“大众传播” (mass communication)的意义和使用。按照威廉斯的理解, 所谓的mass 本身并不存在, 存在的只是一种看待mass 的视角和偏见。mass culture 常被用来指代工人阶级消费的低层次文化产品, 或者等同于工人阶级文化, 在威廉斯看来, 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威廉斯明确指出:“大众”(popular)是从民众的视角, 而不是从那些在民众之上追逐利益或权力的人的视角出发来考察的。尽管如此, 但它早期的含义却依然存在。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不被民众认可而被其他人认可, 而且它依然保留着两种较早的含义:下等作品(可参照通俗文学、有别于上流报刊的通俗报刊)和一味哗众取宠的作品(与平民报刊区别开来的大众报刊或大众娱乐) 。此外, 它还包含着更现代的意味——为许多人所喜爱。当然,这种含义在很多情况下与较早的含义有些许重叠。大众文化的新近含义实际上是指由民众为自己而创造的文化。它与早先的所有文化都不相同, 它经常被用来替代以往的民间文化;同时, 这种文化还是对现代的一种重要强调。
第二, 重新界定文化的内涵, 确立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 发挥文化在大众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在《文化与社会》中, 威廉斯追溯了“文化”一词的内涵从工业革命直至当代所发生的变化, 他对利维斯关于全部文化遗产都是由语言和文学承载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威廉斯认为, 利维斯的文化定义忽略了其他的知识形式、制度、风俗、习惯等,夸大了文学的作用, 实际上, “文化”一词含义的发展, 记录了人类对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生活中诸多历史变迁所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 因此, “对于文化这个概念, 我们必须不断扩展它的内涵, 使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同义语”。
第三, 关注媒体话语和传媒受众, 建构具有能动性、主动性、批判性的阅听人主体。威廉斯是英国伯明翰学派中最早对大众传播媒介(如电视)进行关注和研究的学者。随后的豪、莫雷(David Morley)、菲斯克等人对媒体话语和传媒受众开展了深入的研究, 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威廉斯论述媒介的不朽杰作《传播》一书里, 他提出了自己对社会的传播体制进行改革的迫切要求,希望借此能够为言论的自由、开放和真实创造条件。他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 把人类对媒体的使用概括为四种理想型的模式,即专制式的传播模式、家长式的传播模式、商业式的传播模式和民主式的传播模式。威廉斯在随后写就的《电视:技术和文化形式》(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 1974)一书中对电视传播媒介作了更为详尽细致的考察。
威廉斯之后, 伯明翰学派将“文本研究”中的符号学方法引入到媒介研究之中, 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对电视文本的分析, 其中以20 世纪70 年代中期
布朗斯顿(Brunsdon)和莫雷等人为核心的“媒介研究小组”所作的贡献为最大。
斯图尔特·豪则以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为出发点提出了自己的编码/解码理论来剖析文化接受过程中的“优势意识形态”现象。为了说明讯息的解读与讯息的建构同样复杂,豪进一步划分出不同意识形态取向的阅读。在他看来, 阅听人在解读电视讯息时会建构起三种立场:主导/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协商立场(negotiated position)和反对立场(oppositional position)。这三种立场带来三种取向的解读:偏好阅读(preferred reading)、协商阅读(negotiated reading)和对立阅读(oppositional reading)。偏好阅读是那些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阅听人, 他们从主导意识形态“偏好”的角度(使用主导意识形态的符码)进行解读。协商阅读原则上虽然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 但同时也觉得这一解释不能完全符合自身的社会经验, 于是要协商, 以便找出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解释。对立阅读则因其社会情境与主导意识形态相悖, 故采取了完全另类的解读。豪的电视编码/解码理论和三种电视解读理论开拓了伯明翰学派的一个研究传统, 即对大众文化消费者主体——阅听人的研究。菲斯克认为, 豪的编码/解码理论的价值就在于把分析的重点从文本研究转向了阅听人研究。斯图尔特·豪的这篇文章因此而成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最具重要性的转折点。
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传统中脱颖而出的约翰·菲斯克如今已是西方文化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之一。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 他特别强调大众文化消费者——阅听人的抵抗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菲斯克相信, 阅听人完全有能力将文化产品改制成他们愿意接受的形态。菲斯克在罗兰·巴特“文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大众文本(popular text)“生产性文本”(the producerly text)的主张。这种“生产性文本”是一种“大众性的作者性文本”(popular writerly text), 它既是通俗易懂的, 又是开放的。对菲斯克来说, 大众文本允许并且欢迎这种抵抗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大众文本(如电视)是多义的、模糊的, 混杂了不同的声音, 它因此是一种“活的文本”(activated text), 可以透过阅听人的挪用而生产出新的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 伯明翰学派自成立以来, 其间经历过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乔治·劳伦(George Lorain)在20 世纪90 年代取代约翰逊成为该学派的第四任负责人以后, 在校方的压力下, 伯明翰学派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一度被要求并入传统的英语系科。经过一番谈判, “文化研究”的名称和独立性虽被保留了下来, 但却不得不开设许多本科课程,由单纯的研究中心演变成传统教育体制下的“文化研究系”。该系的成立, 实际上已经标志完整意义上的伯明翰学派的终结。过去的研究学者们大都呈星散之感, 各自为阵。但是, 他们的研究成果却能形成一股特色独具的“英国潮” , 并加入到至今遍及欧美乃至第三世界的文化研究热潮之中。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把文学从高雅的圣殿中解放了出来, 使其直接面对大众, 模糊甚至消解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的人为界限, 实现了跨学科的新型的学术研究转型, 形成了关于媒介文化、性别文化、女性文化、青年亚文化、地域文化、种族文化、影视文化、消费文化等多学科的研究领地。在这种新的研究领地里, 从这些新的问题中, 人们建立了自我认识方式的框架, 了解了人们每日生活的建构情形, 借此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观、审美观和价值观, 进而改写着人类文化的基本走向。伯明翰学派所引发的文化研究每每启发式地把自己界定为是对所有的现成体系与知识结构的一种挑战。伯明翰学派表现出
了一种在体制上或知识上对于传统文学系中文化研究主导模式的摒弃, 对知识分子角色的重新建构和身份的再确认。这显然有助于改变那些在不知不觉中被“体制化”了的或“被规范化”了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研究视野和思维模式, 从而自觉地去思考某些根本性的话题, 如:是做一个有机的知识分子还是做一个书斋式的浮士德? 知识分子要不要介入政治和社会?知识分子到底是在自我空间内从事个人化的和专业性的问题还是回归到公共领域做社会问题的集体研讨, 做思想的生产者与传播者, 社会的立法者、阐释者、仲裁者与实践者? 有机知识分子在社会公共事务中要不要有自己的“声音” ? 所有这些, 都是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带给人们的理性思考和睿智启发。
比较“文化唯物主义”、“文化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三概念
在当代英国语境中，“文化唯物主义”概念毫无疑问是与雷蒙·威廉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1977 年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威廉斯用一种相对系统化的形式阐述了“我多年前就已经达及的”一种理论“立场”，并明确指出，“这是一种可以简单地描述为文化唯物主义的立场，即是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关涉物质文化生产与文学生产的特殊性的理论”。我们知道，在《识字的用途》、《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著作中，威廉斯和理查德·霍加特、爱德华·汤普森等第一代英国新左派创造出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传统，并在新左派内部得到了广泛认同。然而，随着第二代新左派的崛起，在思想上越来越强烈地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当代欧陆思潮影响的第二代新左派日益疏离第一代新左派开创的传统，进而基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立场，对后者进行了全面而尖锐的批判，从而引发了第一代新左派的反批判浪潮。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就是在这种思想史语境中被创作出来的。当威廉斯把自己“多年前就已经达及的”理论“立场”命名为“文化唯物主义”时，说到底，是为了回应伊格尔顿对自己的攻击，申明自己从来都是“唯物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对于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概念，我们有必要追问: 作为批判的发动者，第二代新左派如何看待“文化唯物主义”概念? 既然威廉斯的文化理论是第一代新左派创立的那种新的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文化唯物主义”概念是否也可以指称那个新的传统呢?
面对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新概念，斯图亚特·霍尔领导下的伯明翰学派迅速做出了回应。他们先是戏谑性地仿造出了一个“文化主义”概念，继而由霍尔在1980 年的“文化研究: 两种范式”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评论。在霍尔等人看来，第一，文化主义是一种具有英国本土特色的理论传统; 第二，这种传统是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共享的; 第三，文化主义曾对伯明翰学派早期的文化研究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此而言，后者也应当属于文化主义传统之列; 第四，在与结构主义的对比中，文化主义深刻暴露出了自己的诸多内在局限性。由此可见，霍尔等人之所以要用“文化主义”来戏仿“文化唯物主义”，原因就在于他们还是质疑“文化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但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上对我们的第二个追问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即: 从思想史的角度讲，“文化主义”( “文化唯物主义”) 指的是第一代新左派集体开创、部分第二代新左派曾一度直接参与其中的新的文化理论传统。
80 年代中期，当美国文化史学者德沃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开始涉及这一
领域时，他立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经过十多年的潜心研究，他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因此，当他决定系统呈现自己的研究成果时，既没有使用“文化唯物主义”，也没有使用“文化主义”，而是新定义了一个“文化马克思主义”概念，以期把两代新左派呈现为一种“发端于20 世纪40 年代中期终结于70 年代晚期，或者说起于福利国家的形成终于撒切尔政府对福利国家的改造”、“非教条的、批判的”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不同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