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小说作家作品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主要是控诉“文革”给人民留下的精神和身体创伤。1979年11月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标志着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新突破。刘心武《班主任》揭露了文革对宋宝琦、谢惠敏等青少年灵魂的扭曲和精神的伤害，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接着卢新华《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写“文革”时期的“革命小将”王晓华和“叛徒”母亲的故事。小说从母女感情，即中国人最为注重的伦理感情人手，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带来的无法弥合的创伤。其他还有孔捷生《在小河那边》、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等。
反思文学是对建国后社会历史生活，特别是对重大政治事件用艺术形式重新审视文学潮流。对农民悲剧命运的反思：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芙蓉镇》；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冯骥才《啊》、张贤亮《绿化树》、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干群关系：王蒙《蝴蝶》、刘真《黑旗》、王蒙《布礼》、张弦《记忆》、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
改革文学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乔厂长上任记》开改革文学先河。乔光朴形象特征：①充沛的热情和进取精神；②改革家的胆识；③强硬的铁腕；④主动征服、自我扩张的性格特征。小说具有阳刚之气和豪放之风，描写人物不精雕细刻，有棱角锋芒；但对人物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发掘不够。
寻根文学
韩少功《爸爸爸》这部小说是民族文化的寓言，它通过一个封闭的生活世界鸡头寨和一个白痴丙崽的形象，象征了传统文化的痼疾。小说试图承继鲁迅开创的批判国民性的传统，以现代文明去映照民族的精神病根。艺术特色：背景模糊，充满神秘、荒诞的气息；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
阿城《棋王》：被誉为“寻根文学”扛鼎之作。知识青年王一生的“吃”，蕴含着一种人生态度，即中国普通老百姓对生计的基本追求。除“吃”之外，王一生有一大嗜好，即下棋。与“吃饭”相对，下棋是一种精神存在方式。小说借王一生形象张扬一种悠闲、淡泊、宁静、平和，随遇而安，顺其自然的道家文化品格。小说平和叙说，语言文字简洁练达、生动传神。王安忆《小鲍庄》通过对一个小小村落几个家庭和十多个人物的生存、命运与心理状态的立体
描绘，剖析了我们民族世代相袭的以“仁义”为核心的文化心理结构，揭示了“仁义”文化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小说中捞渣这一形象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他的身上集中了我们民族全部的美德，传统自然也包含着“仁义”这一道德准则，而他的死亡正是我们民族文化中“仁义”观念走向消亡的象征。
现代派小说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以戏谑、夸张的方式描绘出音乐学院里种种荒诞、骚动和疲惫、压抑的心灵与精神形态，小说充满了黑色幽默式的危机，但不同于西方黑色幽默小说的绝望感的是，小说在荒诞的氛围中包孕了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活力和克服精神危机的反抗。徐星《无主题变奏》讲述一个自以为没有出息的青年，他嘲弄一切世俗规范，拒绝成名成家，对学院教育斥之以鼻。这篇小说试图表现生活的荒诞、无聊和空虚。
先锋小说
马原《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等有意暴露叙事虚构性，拆穿真实性，以此表达对世界存在方式的理解的。在故事和叙述的关系上，马原看重的是叙述，在他看来故事不过是叙述的产物。马原的小说还试图表明，所谓真实的世界只有通过叙述或虚构的方式去把握，真实的世界存在于虚构之中。
格非《迷舟》、《敌人》、《人面桃花》善于把故事讲得扑朔迷离、引人入胜。但格非的小说要表现的是感觉的真实，而非故事本身的真实，与其说要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不如说是有意拆解故事性。
余华迷恋于对暴力、苦难、阴谋、恐惧尤其是死亡的冷酷叙述，并且以一种冷漠的态度来叙述。主要作品有《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世事如烟》、《一九八六年》，叙述态度冷漠，不动声色，被称为“零度感情叙述”，语言简略。以冷酷的叙述展示罪恶、丑陋、暴力、情欲、阴谋和死亡，建构一个荒诞不经的文本世界，以此反叛和颠覆历史、理性、爱情、伦理。
苏童主要作品有《妻妾成群》、《红粉》、《1934年逃亡》、《罂栗之家》、《我的帝王生涯》、《米》等。苏童也以死亡、暴力和性来表现神秘和虚无，但其中不无流露出淡淡的忧伤；他也采用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叙述技巧和语言技法，但却不排斥传统的叙事模式和审美意境，有时甚至还刻意追求一种古典韵致。集中体现苏童的才气和智慧的小说是“枫杨树系列”和“妇女生活系列”。
新写实小说
池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取材于普通百姓的平常生活，以冷静客观的笔调来描绘生活的原生状态，被誉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在池莉的笔下，生活是琐碎而充满温情的，平淡如水却又不乏命运的峰回路转；人物往往远离英雄主义的光辉，在事业爱情、婚姻家庭的凡俗里品尝着生活的酸甜苦辣。池莉的作品，语言朴实晓畅，具有独特的平民风格。
方方的《风景》以武汉的河南棚子为背景，写出城市下层民众的窘困。《风景》展示了在生存的布景后面最阴暗的奇异世界。
女性小说
谌容《人到中年》写出中年知识分子中流砥柱的作用与不公平社会待遇的矛盾，小说采用了多种叙述角度的结合、情节结构与心理结构相结合的写法。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建构爱情的“天堂”，《方舟》载着精神的苦难，《沉重的翅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索，《无字》解构虚幻的神话。
王安忆《小鲍庄》审视民族的生态与心态，双重叠影，深层观照，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观照；“三恋”探讨人性的奥秘，表现人的生命本能冲动的心理流变，对人的生命本体和命运的关注，细腻的女性心理分析；《长恨歌》融都市的肖像、弄堂的化身与日常化的历史于一体写出女性命运。
铁凝《哦，香雪》是一首纯净的诗；《没有钮扣的红衬衫》标志现代意识的转变；文化心理的反思：《麦秸垛》大芝娘，“三垛”《棉花垛》《青草垛》，长篇处女作《玫瑰门》司漪纹，《永远有多远》。
20世纪80年代主要作家创作
（一）高晓声：高晓声“陈奂生”系列小说(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等)反映农民陈奂生的人生历程。从这个人物的“人生三部曲”中，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高晓声的小说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精神历程，揭示了他们生活命运与政治、经济、和民族性格的关系。高晓声的文学成就在于他塑造了一大批“中国农民的灵魂”的人物形象，表现他们在物资生活变化的同时，精神生活的变化和要求，形象地建立起他的国民性反思与批判的艺术世界。他笔下的陈奂生具有善良与软弱，淳朴与无知，憨直与愚昧，诚实与轻信，追求生活的韧性与容易满足的浅薄等性格。小说语言幽默深沉，寓庄于谐。
（二）王蒙：1979年以后，王蒙先后发表《春之声》、《布礼》、《蝴蝶》等作品，
运用意识流手法，着重揭示人物的内在心理世界。王蒙小说的表现手法：自由联想，内心独白－意识流的东方化。从结构上，打破了按时空顺序来结构的规格，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把交错的事件表现出来；把外在人物、事件的叙述与描写放在主人公心理变化过程中加以表现。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有着一种东方的澄明或澄彻，脉络清楚、风格明朗，是王蒙式的“东方意识流”，符合“东方美学”要求：单纯、明朗、不晦涩。王蒙小说既吸收中国传统的相声、小品、评书的幽默，又吸收了西方的黑色幽默。
《春之声》写的是物理学家岳之峰在80年春出国考察回来后乘坐火车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时沿途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春之声》的问世标志着王蒙创作道路上艺术转变的完成，也标志着“东方意识流”小说的成熟。该作荣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王蒙以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创新意识，对传统小说形式进行改革，大胆探索和尝试各种艺术手法，开创东方化的意识流。如《布礼》、《蝴蝶》、《春之声》、《夜的眼》等。王蒙突破线形思维模式，把文与野、雅与俗相交织，既带棱角又不乏圆熟，杂语喧哗，尽情狂欢，形成亦庄亦谐、亦悲亦喜的美学效应。
（三）张贤亮：张贤亮主要作品：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龙种》《土牢情话》《早安朋友》《绿化树》；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1．小说主题：性，苦难2．美学特征：理性色彩，具有苍凉雄浑、粗犷质朴之美。3．人物形象：古朴、淳厚、单纯、富于宽容，生存能力极强的下层劳动者尤其是美丽、善良、富于同情心、正义感的劳动妇女形象，思想复杂、情感丰富的落难知识分子形象《绿化树》充满悲怆而深沉的艺术批判，作家从人的本质的失落写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揭示中国社会特定历史时期整个社会的痛苦与荒谬。《绿化树》被流放劳改的右派，被社会所遗弃的“读书人”，带有自叙传色彩。《绿化树》真实地反映了一个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失去自我的知识分子，怎样在人民群众的爱护哺育下，在对真理的追求中，逐步恢复自我到超越自我的变化过程。
（四）贾平凹：1．贾平凹的创作历程：80年以前为第一阶段：《山地笔记》：浓厚的主观抒情色彩80─82年为第二阶段：《贾平凹小说新作集》：揭露与沉思83─87年为第三阶段：寻根篇：“商州三录”等变革篇：《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小月前本》：《浮躁》通过对当代生活的总体把握，透视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和心态———“浮躁”野情篇：《远山野情》、《天狗》、《古堡》、《黑氏》等。柔媚的女人和朴拙的男人的故事。2．创作特征：意象化：月亮意象神秘化：对中国神秘文化有着
浓厚的兴趣，他挥起艺术魔杖，叩问人生，叩问宇宙，紧扣生与死的主题，体悟文化深层的人生玄机。地域化：秦汉文化为背景，注重对地方文化特征的总体。
（五）汪曾祺：1．创作特征：描摹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风俗即人”，而且不惜大量笔墨；其二是这种风俗风情的描写绝非停滞于风物志、风情志的叙述，而是有其深刻的人文内涵的。他往往在浓郁的乡土风俗画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2．《受戒》的审美世界在乡土与市井中寄寓理想；散文化文体：结构松散、情节弱化、叙述自由随意语言：亲切、自然、朴素、雅洁
（六）莫言：1．莫言创作的3个阶段：81－84探索期，《春夜雨霏霏》及《民间音乐》等作品大都采用写实笔法抒写故乡的生活；85－87爆发期，1985年《透明的红萝卜》震动文坛，其后发表《金发婴儿》、《爆炸》、《球状闪电》等一大批同类型中短篇小说。特别是以《红高梁》系列，反响强烈。87后成熟期，《红蝗》、《欢乐十三章》、《白棉花》、《怀抱鲜花的女人》等小说集及长篇小说《天堂蒜苔之歌》、《酒国》、《丰乳肥臀》2．主要特征：张扬原始野性生命力，遏制“种”的退化。童年视角。感觉化、体验化的叙述方式。审丑观念的确立。
80年代小说的思想特征 20110211 25 何柳青整个80年代，是20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所取得的实绩极为可观的10年。小说以其广阔的艺术视野、恢弘的艺术创新和绚丽的艺术风格展现出千姿百态的世相人心，满足着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小说画廊。 （一）伤痕文学 80年代小说的发展承接着70年代末期的伤痕小说。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小说揭示的是文化大革命给孩子留下的内伤，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1978年8月，卢新华的《伤痕》发表，该小说写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所造成的悲剧，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反动的“血统论”给人们心灵造成的重大伤痕，于是逐渐形成了伤痕文学的创作热潮。 主要作品有：郑义的《枫》、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莫应丰的《将军吟》、王蒙的《最宝贵的》、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肖平的《墓场与鲜花》、韩少功的《月兰》等。 伤痕文学主要从三个方面表现文革十年动乱给人民带来的伤痕：一是精神意识的荒芜与畸形；二是心灵情感的压抑与残缺；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美丽关系的严重破坏。这阶段的文学主要集中于对社会和人生伤痕的表层描写上，带有文革泄愤的倾向，缺少深刻的悲剧性思索。但在文学上具有开拓意义，是文学冲破极左思潮全面复苏的信号，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在美学风格上张扬和确立了丰富的悲剧意识，是社会主义当代文学第一批悲剧文学，具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的性质。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强化。 伤痕文学的问世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它是觉醒了的一代人对刚刚逝去的噩梦般的反常的苦难年代的强烈控诉，具有重要意义。一、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是对文革的整体否定。二、人们发现了久违的悲剧精神。三、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划，从而摆脱了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四、在表现对象上出现了空前的广泛性。但伤痕小
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 引言:作为四大文学体裁的小说，在今天已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网络小说，奇幻小说等等的兴起，给小说带来了一片崭新的天地，然而随着新派小说的兴起，古典小说却逐渐被人们遗忘，而中国小说之发展历程，需要更多人们去关注。对古代小说发展历程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大家下了苦功夫，其中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无疑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鲁迅先生以严谨的笔墨写出了中国古代小说曲折的发展趋势，本文也参考引用了鲁迅先生的很多观点，再加入自己一些独到的见解，希望以此来展现另一个方面的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 小说,作为四大文学体裁之一，它没有诗歌的高雅，没有散文的韵味，没有戏剧的复杂，然而它却以通俗易懂的故事情节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热爱。究其原因，实在是与小说的本质大有关系。 “小说”一词来源于《庄子》，这种带有故事性的说理被庄子认为不可取，小说即小道理之意，事实上，这是小说的本意和本源。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小说有三个要素：人物、故事情节、环境。（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是塑造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人物，我们称为典型人物。这个人物往往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创作出来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多数情况是作者心目中几个人的集合体，通过这样典型的人物形象反映生活，更集中、更有普遍的代表性。 小说的主体是故事，虚构性是它的本质，新奇是它的防腐剂，通过故事反应组综合创作思想是它继续发展下去的动力。中国古代小说经过几千年曲折漫长的发展，才逐渐有了后来辉煌的成就，它比诗歌散文晚熟，略早于戏曲。古代小说坎坷的发展，它强大的生命力终于使得它有了成就辉煌的那一天。古代小说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分别叙述。
十九世纪40-80年代的小说创作 近代前期出现了一批狭义小说、公案小说及狭邪小说，如《荡寇志》、《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和《品花宝鉴》等长篇章回小说。 其他小说作品有文言笔记小说，追摹《聊斋志异》而大量流行的如宣鼎的《夜雨秋灯录》，王韬的《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等。 一、侠义公案小说 一）名称：它是近代初期兴起的一种重要小说类型，为中国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的合流，代表作是《三侠五义》、《小五义》等。 二)侠义公案小说的基本趋向 近代前期小说的发展，承受着文化专制政策与商业媚俗倾向的双重负荷。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合流，是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突出现象。 1.从以武犯禁到皈依皇权，将侠客与清官统而为一，将其纳入封建法权的运行机制之中。 2.江湖义气被恋主情结所取代。侠客精神中重然诺、轻生死、为朋友两肋插刀等的江湖义气趋于淡化，而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则趋于强化，发展成为失落自我的恋主情结。
3.从绝情泯欲到儿女英雄。古侠客大都摈弃女色，此文类开其后武侠而兼言情小说的风气。 三）其演变轨迹 1.侠义小说：《荡寇志》《儿女英雄传》 2.公案小说：《彭公案》《龙图耳录》 3.侠义公案小说：《施公案》《三侠五义》《小五义》 4.分化：①侦探小说《霍桑探案》②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 第一节《荡寇志》 1.写作意图：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 2.思想内容：●官逼民反→忠君保皇●英雄悲剧→罪有应得 ●对人物形象的非简单化歪曲 3.近代色彩的军事武器： 奔雷车→ 坦克沉螺舟→ 潜水艇 飞天神雷→ 火箭炮火鸦→ 手榴弹 4.艺术特色： 1）继承《水浒传》的艺术手法而又有所创新。鲁迅语：书中造事行文，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
一过程：80年代前期 1976年底“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文学并未在较大的范围里实现从“文革文学”的转变。写作者的文学观念、取材和艺术方法，仍是“文革文学”的沿袭。出现对于“文革”模式的明显脱离，是从1979年开始。因此，不少批评家在谈到“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时，并不以“文革”结束作为界限。(注：如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指出，他们把“当代文学思潮史”的下限划在1979年，而不是划在“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原因是1979年以前，“文艺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禁锢”；“文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文艺创作有了新的突破”，是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成为文艺史上转折的里程碑”。《中国当代文学思想史》第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当然，在此之前，已有一些作品预示了这种“转变”的发生。如发表于1977年11月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刘心武)和发表于1978年8月的短篇《伤痕》(卢新华)(注：分别刊载于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和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上海)。)。这些艺术上显得粗糙的作品，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特征：对个人的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和作家对于“主体意识”的寻找的自觉。 以1985年前后为界，80年代文学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前期，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存在着相当集中的关注点。刚刚过去的“文革”，在当时被广泛看作是“封建专制主义”的“肆虐”。因此，挣脱“文化专制”的枷锁，更新全民族观念的“文化启蒙”(“新启蒙”)，是思想文化的“主潮”。与此相关，文学是对于“现实主义”的“传统”的呼唤。在这几年间，文学主题可以说都与“文革”的“历史记忆”有关，是亲历者对“历史灾难”所提供的“证言”，以及对于“历史责任”(“谁之罪”)所作的思考和探究。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潮流；诗歌创作的主要构成，则是“复出诗人”的“归来的歌”，和青年诗人的“朦胧诗”创作；戏剧，特别是话剧也大多是与“文革”有关的“社会问题剧”。已经在酝酿着艺术观念和方法上的更为深入的变革，但还未成为显在的、受到普遍关注的现象。从总体而言，这几年文学的取材和主题，是指向社会一政治层面的，也大多具有社会—政治的“干预”性质。涉及的问题，表达的情绪，与社会各阶层的思考与情绪同步。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与公众的生活和情感的密切关系，是后来不再重视、并为一些人怀恋的“昔日的光荣”。 由于“文革”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艺史的“最黑暗的一页”，文艺的“园地”受到严重摧残而“百花凋零”，因此，“新时期文学”被看作是“文学复兴”，“复兴”的提出，又通常与“五四”文学相联系，看成是对“五四”的“复归”。在80年代初，人们最为向往
论80年代文学 ——当代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12汉本2班鲁国霞 120302099 【内容摘要】文革结束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很大变化，在文革中“损毁”的文学体制的修复、重建。成为构建“新时期文学”的首要任务，在80年代复杂的政治环境，以及政治与文学的复杂关系中，涌现出各具特征的文学流派、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等，成为20世纪末中国小说家热情最高涨、态度最积极的、成绩较为突出的十年。 【关键字】黄金时代 80年代文学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 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实践实践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确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提出中共“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与社会政治关联密切的文学界，随后也把“文革”后的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被看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另一次重大“转折”。 让我们从当时的政治氛围、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等方面看80年代文学这一当代文学史的“黄金时代。 政治氛围 1980年代,当代文学在“文革”后迎来了“复苏”,大批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文学”一度占据着社会话语的中心,并有效地策应着中国的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许多文学史研究者从纯粹“文学性”的角度描述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路径。但由于20世纪中国人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政治化倾向，使得置身其中的文学必然无法回避“政治”这样的事实存在，因此有许多文学史研究者仍然关注着文学的生存环境，包括政治环境，这当然也无可厚非。 80年代中后期，这时以追求创新为总体特征。经过难得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改革开放的现实环境里，也在海外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影响下，人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认识，有了很大发展，并产生了一批新的认识成果。这时现代文学教学、科研队伍也比“17年”有了很大发展，老中青三代汇聚成一股思想活跃又看重严谨学风的学术力量。于是出现
第七讲80年代文学思潮 1976年10月以后的中国文学通常称为新时期文学，以1989年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根据1976-1989年文学思潮流变的大致状况，我们分三个阶段来介绍： 1976年－－1980年－－1985年－－1989年 一、新时期文学的复苏 （一）政治和文艺的拨乱反正 1.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6年4月5日（清明前后），天安门广场掀起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诗歌创作运动。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人民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声讨，对光明和理性的呼唤，歌颂和怀念周总理，具有极强的现实功利性和战斗性。四五诗歌运动宣告了?假大空?的文革文学的末日，成为?伤痕文学?的发端。 2、政治的拨乱反正 1976年底，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央对文革作出了定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引发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评两个?凡是?，要求?解放思想?；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3、文艺界拨乱反正和艺术自由的提倡
1977年至1979年，政治的拨乱反正也贯彻到文艺领域。集中清算了?四人帮?的极左文艺观念。文艺组织恢复工作。文学刊物相继复刊。一批被打倒的作家?归来?，重新获得了创作的权利和自由。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提出艺术民主，文艺界全面解冻。 1984年12月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提出创作自由的口号。 （二）文艺论争 1、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论争 对?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提出了臵疑。 对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重视和重新认识，为1980年?二为?方针（?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提出作好了理论和舆论准备。 2、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 对现实主义中真实性的重新认识。对生活事实与生活真实，生活本质与生活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真实性与倾向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廓清了一直以来对现实主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观念，对以真实性为核心的现实主义达成了共识，确立了新时期文艺复苏的方向。 二、80年代前期文艺思潮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它是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现实生活为土壤的，与时代紧密相连。它一方面继承、发扬了我国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借鉴、吸取了世界文学潮流中的丰富营养，在中外文学的交融中，以现实主义为主流，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一步走向民族化、大众化，走向更高、更完善的艺术境界。当代文学有以下特色： 一、文学与时代的密切联系。 这一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当代文学无论经过什么样的历史波折，无论文艺方向的提法有什么不同，也无论党对文艺方针怎样调整，其社会主义总方向的实质始终是鲜明的。 二、由一元到多元的文学格局 中国当代文学向前发展，由一元走向多元格局。除了创作实践、理论探讨领域，当代文学思潮多元化体现得更为鲜明。当代文学观念、文学价值的嬗变，借鉴、探索迭起，风格、流派争妍，文坛空前的活跃，呈现多元、开放的格局。 三、探索与困惑并存 文学随时代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各种文化差异和文化矛盾逐渐展示出来。当代文学的主要冲突从80年代针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提倡文学独立，更多地转移到如今文学创作与商业操作之间的冲突上来。在市场体制下，纯文学与通俗文学都无法离开出版运作和文化消费市场的选择。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和位置趋向“边缘化”，他们开始对自身的价值、曾经持有的文化观念产生怀疑。因而，90年代以来在文学表现的内容中，乐观情绪受到很大的削弱，犹豫困惑、批判反省的基调得到凸现，形成了一个探索与困惑并存的重要特点。 灵魂的还乡——论苏童的小说《米》
在苏童早期的“枫杨村的故事系列”的小说《1934年的逃亡》、《飞越我的枫杨村故乡》、《逃》等作品中, 有大量的关于人们逃离故乡去城市谋生的描述，这是苏童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小说创作的一个母题。小说中笼罩着的是逃亡者对自己生生不已，魂牵梦绕故乡的追忆缅怀和强烈的归乡心绪，使人难以忘怀。逃亡者虽以不同的方式逃离乡村进入城市，却以相同的心态寻找归乡之路，踏上归乡之途。在《1934年的逃亡》中，苏童借“叙述人”之口倾诉了逃亡者的心曲“我的枫杨树老家沉没多年\我们逃亡到此便是流浪的黑鱼\回忆的路途永远迷失。”这是枫杨树人的迷惘、惆怅在字里行间渐渐跳越，激荡；留给人不尽的遐思。我们可以说这些小说是逃亡者在城市异乡向故乡的一次次的眺望。 长篇小说《米》即是通过一个极富传奇性的故事, 描述了枫杨树人的精神在异乡城市的流浪，表现他们的存在与虚无，现实与梦想，罪恶与救赎。小说包含着深刻的生命哲理和丰厚的文化内涵，苏童从容不迫的叙述让人们的心灵产生深深的震撼。很明显，这部《米》的内涵，主题表现已不同于他以往的原乡小说的叙事抒情形态。小说既没有缅怀故乡风物的纯朴固陋，也没有追忆少年往事的真率和灿烂多姿，乡里的奇情异事，而是一改过去荡气回肠，柔美沉溺的叙述美学风格，在对城市之俗之恶的大加铺陈中，绵亘着对故乡往事凄惨沉痛的回忆；或关于贫穷，饥馑，洪荒，或关于漂泊无定，或面对时移往事灵魂深处的悲凉感伤，或丧失生命之根的内在隐患。我认为，在这里，原乡题旨和小说的传奇性故事本身一样，仅构成了小说的表层形态，它的深层意蕴则是小说对人的命运、存在问题颇具文化、哲学意味的思考。 在沾染难以治愈的性病之后，五龙做过一次认真的反思：也许他会在暗病的折磨下丢失整个生命，他冷静地寻找他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发现他的心灵深处始终仇视着这个城市生活。但他的肉体却在向他们靠拢、接近，千百种诱惑难以抵挡，他并非被女人贻害，而是被一种生活的欲望和梦想所害。于是，五龙遭受阿保之子报玉的残害后对城市彻底绝望。实际上，苏童写作小说《米》的初衷以及文本本身展现的意旨并不在于对寻根意义的探询，而是着力地表现人对无限漂泊的恐惧和客居异乡异地灵魂的无定。灵魂最终的归属离不开故乡的土地和“元气”，因此，晚年
第八章 20世纪80年代小说 【教学目的、要求】： 了解20世纪80年代小说发展脉络和主要作家作品。 【教学重点、难点】： 小说创作潮流与具体作家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 【课时】：6学时 【教学内容】： 一．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潮流 （一）伤痕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主要是控诉“文革”给人民留下的精神和身体创伤。 1979年11月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标志着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新突破。刘心武《班主任》揭露了文革对宋宝琦、谢惠敏等青少年灵魂的扭曲和精神的伤害，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接着卢新华《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写“文革”时期的“革命小将”王晓华和“叛徒”母亲的故事。小说从母女感情，即中国人最为注重的伦理感情人手，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带来的无法弥合的创伤。其他还有孔捷生《在小河那边》、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等。 2．特征： 现实主义的重新回归－真实性；个人性、情绪性、政治性；情感上的宣泄色彩，政治上的批判色彩；人道主义的回归。 （二）反思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 反思文学是对建国后社会历史生活，特别是对重大政治事件用艺术形式重新审视文学潮流。对农民悲剧命运的反思：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芙蓉镇》；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冯骥才《啊》、张贤亮《绿化树》、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干群关系：王蒙《蝴蝶》、刘真《黑旗》、王蒙《布礼》、张弦《记忆》、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 2．特征： 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以深邃的历史意识、批判精神和使命感来对历史进行反思与评价，致力写出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与环境中的命运与情感。 （三）改革文学 1．改革文学的兴起与特色： 改革文学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
八十年代的小说（二） 第一节：寻根文学 一、文学的寻根： 1、时间：1983年～1984年间，韩少功、李陀、郑义、阿城、李杭育、李庆西、郑万隆 2、论文：韩少功:《文学的“根”》——被看着这一运动的宣言。 郑万隆:《我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 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 共同点：中国文学应该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开掘这块古老土地的文化岩层，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 作家作品：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系列,阿城的《棋王》，郑义的《远村》、《老井》 4、目的：寻找民族文化精神，以获得民族精神自救的能力。 5、出现的原因： ⑴对文革的反思由单纯的政治层面转向探索历史失误与民族文化心理沉淀之间的关系。 ⑵对于传统文化的守成立场的生长。 ⑶文学本身的动机：简单模仿西方不能使中国文学得到世界的认同。 二、“寻根”小说的艺术形态： 1、对风俗、地域文化的兴趣。特定地域的民情风俗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是艺术美感滋生的丰厚土壤，并有可能使个体命运与对社会、对历史的深刻表现融为一体。 2、作家对生活方式的现代变迁的重视。 作家细致考察某一地域的居住、饮食、衣着、语言、交际方式、婚丧节庆礼仪、宗教等，成为拓展创作视野的凭借。陆文夫的《美食家》邓友梅写北京生活的小说，冯骥才的津门系列。 3、在思想倾向和价值估断上：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分为“规范”和“不规范”。 4、在小说的艺术形式上：作家把对生活场景、细节的真实描写和象征、寓言的因素结合起来。（叙述方式、小说语言） 三、代表作品分析：《棋王》：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自觉认同 1、作家简介： 2、人物：王一生：一个在历史的漩涡中具有独立生活方式和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他的整个人格中投射着久远的，富有无限生机的文化精神。 表现：对棋道的痴迷，吃饭。车轮大战。 目的：小说在塑造王一生这个人物形象时，写出他的无为的人生态度和有为的创造力时，力图表现古代道家文化思想生命力。贯穿在小说里的是有为与无为、阴柔与阳刚的相互转化。生命归于自然，得宇宙之大而获得无限自由的所谓道理，并进而把这种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人生联系起来，赋予其进取的现代意义。 四、乡土小说 一、主要作家：高晓声、汪曾祺、刘绍裳，古华，张一弓、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张炜等作家。 二、代表作：《人生》人生道路的选择和思考。（陈思和教程P238） 1、故事：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在一个爱情故事的框架内，聚集着丰富的人生内容和社会变动的诸多信息。 2、人物：高加林——是一个颇具新意和深度的人物形象 3、方式：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故事中多层次的展现了高加林的悲剧性格的形成过程。 4、作家的态度：作家并没有回避高加林选择的合理性的因素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天安门诗歌”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新时期文学” 体制的修复和重建 政治机构 书籍出版机构 文学规范制度的调整对合乎规范的作家作品加以褒奖（p191) 80年代的作家构成（P193)50年代的“复出作家” 艾青、汪曾祺、蔡其矫、牛汉、绿原、王蒙、张贤亮、高晓声、刘宾雁、邓友梅...... “知青”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郑义、梁晓生、阿城...... 文学著译的出版(p197) “新时期”文学开端《班主任》（刘心武） 《伤痕》（卢新华） 80年代前期：寻求反叛“文革”模式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想、文学话语资源。小说 “伤痕小说” “反思小说” 诗“复出诗人”的“归来的歌” 青年一代的“朦胧诗” 戏剧（话剧）与文革有关的“社会问题剧” 80年代中期：旨在离开“十七年”的话题范围和写作模式的“革新”能量“寻根文学”：着眼于民族文化的探寻 “现代派文学”：倾向于从西方现代文学获取灵感 “第三代”（“新生代”）：受“朦胧诗”滋养的“朦胧诗”反叛者 80年代中后期：“回到文学自身”、“文学自觉”小说 “先锋小说” "新写实小说" 诗歌：“诗到语言为止” 理论批评：着眼研究“内部规律” 人道主义思潮（p203）起源：“伤痕文学” 发展 1979年，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话题》 1983年，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制度的“异化”问题》 80年代文学
废墟上的雨后春笋——八十年代小说创作评述 2014021424 朱金娅 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建国初十七年文学的曲折发展，又遭受了十年文革文学的巨大创伤，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后得到了短暂的喘息和过渡，但从文学创作的总体上看，基本尚未挣脱左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潮。从80年代开始，文学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尤其是小说创作，在这片废墟上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出日趋繁荣的新局面。 整个80年代，是二十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所取得的实绩极为可观的十年。这个时代文学现象波涛汹涌，五彩缤纷，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翻开了80年代小说发展的新篇章。相对于一个废墟时代的文学，这几个流派表达了对文学新的理解和阐释，展示了丰富而多样的文学内容和形式。 80年代小说的发展承接着七十年代末期的伤痕小说。伤痕小说是文革后清算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最直接反映，当时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在文学中的反映，其主要展现了文革十年灾难、揭露文革十年的黑暗现实给党和国家造成危害、给人们心灵造成创痛。这类文学小说起始于刘心武于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并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小说通过塑造两个表面上好坏分明，实质上被极左思想扭曲而畸形的中学生形象，揭示文化大革命给孩子留下的内伤，勇敢地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意在唤醒人们必须从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1978年8月，卢新华的《伤痕》发表，该小说写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所造成的悲剧，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反动的“血统论”给人们心灵造成的重大伤痕，于是逐渐形成了伤痕小说的创作热潮。此后，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世凯的《我该怎么办》、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郑义的《枫》、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一大批带有伤痕印记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伤痕小说的问世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它是觉醒了的一代人对刚刚逝去的噩梦般苦难年代的强烈控诉，在文学上具有开拓意义：是文学冲破极左思潮全面复苏的信号，对文革的整体否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在美学上树立了丰富的现实主义和悲剧意识。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在艺术表现上显得十分幼稚，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作品的情感表露也趋于肤浅；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伤痕文学浪潮出现不久，出现了反思文学浪潮，反思小说是伤痕小说的延续和发展。往往在经历了巨大的挫折和创伤后，痛定思痛，随后而来的往往是冷静、严肃和深沉的思考。80年代一系列的政治政策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文学创作的进步，人们不再满足于暴露和批判，而是由表及里地追溯左的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的脉络，并究其原因。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如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刘真的《黑旗》、李国文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 陈云在1979～1989年十年中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有哪些重要思想值得我们牢牢记取? (一)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1977、1978年错在什么地方?就是错在没有把“实事”搞清楚。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已经不可能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考察了日本、欧洲，只看到了他们战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成为发达的国家，没有看到他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好，他们的技术力量比我们强，更重要的是没有看到他们没有八亿农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这样一个情况，从而不适当地坚持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并且错误地提出要以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要在20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结果犯了“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错误。 1983年以后错在什么地方?就是错在没有坚持20年翻两番的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振兴的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同样错在没有把“实事”搞清楚。当时的“实事”是什么?首先，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经济体制有待在经济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进行系统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前十年只能着重于打基础、理顺关系，速度不能搞得太快，而且要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由于没有这样做，一些领导人天天在那里鼓动翻番，鼓动大上基本建设项目，鼓动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结果出现了1984年第四季度的严重失控，1987、1988年又没有正视经济中存在的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软着陆没有着下来又再度起飞，最后导致国民经济的再度大调整，重犯了“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错误。 我们的问题，无不出之于不分析“实事”。我们每一个大的报告都是从形势分析讲起，而且用的篇幅不短。问题在于是不是把“实事”搞清楚了。回过头来看，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把“实事”搞清楚，不然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差错。 什么东西妨碍我们把“实事”搞清楚? 先有目标，然后去“分析”实事。1977年提出23年实现现代化以及随后一些部门和地区提出的翻番计划，都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但这种分析都是为了论证当时提出的目标是积极的和可靠的。定什么目标，应当是分析的结果，而不应当是分析的出发点。先定下目标再去找根据，是无法把“实事”搞清楚的。 “长官意志”在起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发展目标都是长官意志断定的，而长官的意志又是不受约束的、不承担责任的。做经济工作的人，扭不过长官意志，只能只唯上、不唯实。而在有些情况下，尽管经济部门唯实了，但长官意志可以轻易否定掉经济部门制定的计划方案。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5月人大会议通过，12月，中央领导人就发动批判生产和建设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数字于1956年11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1957年10月，中央领导人就发动“大跃进”，把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全面推翻了。1982年人大
197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 《班主任》刘心武《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神圣的使命》王亚平《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 《窗口》莫伸《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 《我们的军长》邓友梅《上海文艺》1978年第7期 《湘江一夜》周立波《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足迹》王愿坚《人民文学》1977年第7期 《顶凌下种》成一《汾水》1978年第1期 《愿你听到这支歌》李陀《人民文学》1978年第12期《弦上的梦》宗璞《人民文学》1978年第12期《伤痕》卢新华《文汇报》1978年8月11期《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张承志《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辣椒》张有德《人民文学》1978年第4期 《取经》贾大山《河北文艺》1977年第4期 《满月儿》贾平凹《上海文艺》1978年第3期 《最宝贵的》王蒙《作品》1978年第7期 《献身》陆文夫《人民文学》1978年第4期 《墓场与鲜花》萧平《上海文艺》1978年第11期《眼镜》刘富道《人民文学》1978年第2期 《姻缘》孔捷生《作品》1978年第8期 《抱玉岩》祝兴义《安徽文艺》1978年第7期 《“不称心”的姐夫》关庚寅《鸭绿江》1978年第7期 《看守日记》齐平《解放军文艺》1978年第12期《芙瑞达》于土《广东文艺》1978年第1期 《珊瑚岛上的死光》童恩正《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 1979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 《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小镇上的将军》陈世旭《十月》1979年第3期 《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 《内奸》方之《北京文艺》1979年第3期 《李顺大造屋》高晓声《雨花》1979年第7期 《彩云归》李栋、王云高《人民文学》1979年第5期 《我们家的炊事员》母国政《北京文艺》1979年第6期 《阿扎与哈利》樊天胜《人民文学》1979年第4期 《记忆》张弦《人民文学》1979年第3期 《悠悠寸草心》王蒙《上海文学》1979年第9期
八十年代以来的诗歌 一教学目的：了解新时期诗歌创作的概况。 二教学重点：掌握归来派诗歌、朦胧诗、第三代诗歌的创作特征。 三教学难点：理解归来派诗歌、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对新时期诗歌创作的影响。 四教学方法：讲授 五教学步骤： 第一节归来者的诗（1课时） 一教学目的：了解归来派诗人的创作情况及其代表诗人艾青的诗歌创作。 二教学重点：理解归来派诗人的概念内涵，了解他们的创作概况。 三教学难点：理解归来派诗人对八十年代诗歌的贡献。 四教学方法：讲授 五教学步骤： （一）课程导入：诗歌在八十年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出于探索的先锋位置。文革之后主要的诗人群体有两类：1是复出诗人的诗歌创作，又称为归来者的诗；2是以写朦胧诗为主的青年诗群。这一节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归来派诗人的诗歌创作。 （二）归来诗人概念
1 背景：1980年，艾青发表了一本诗集，名为《归来的歌》，同时，流沙河、梁南也写了诗歌《归来》和《归来的时刻》，由此，“归来”不仅成为这一期间老诗人复出的现象，而且成了普遍性的诗歌主题。这批复出作家也被成为归来诗人。 2 归来诗人的群体构成：（1）50年代反右运动中的右派诗人，如艾青、公木、昌耀、公刘等；（2）1955年“胡风集团“事件中的罹难者，如牛汉、绿原、曾卓等；（3）因政治原因而在50年代相继退出诗坛的诗人，如辛笛、陈敬容、郑敏等。 （三）归来诗人的诗歌创作 1 艾青：1978年到1982年艾青创作进入了新的高峰期。这期间他出版了《归来的歌》、《彩色的诗》、《雪莲》等3部诗集和1部诗论集《艾青谈诗》，从而显示了他的创作活力。 （1）诗歌主题：从时代特征、民族命运和对人类未来关怀的角度观察生活、处理题材是艾青艺术个性的基本出发点，倾吐忧郁与追求光明是他的作品并行互补的两大基本主题。如《光的赞歌》从宇宙——历史——社会人生的广阔宏大视野来赞颂光，光既是自然现象，给世界带来色彩、声音和生命，又是精神现象象征人类的智慧、理想和勇毅，并把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政治命题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曲折道路和所从事的伟大斗争的背景上来展开，在宏大的理性化的结构中表现了作者的人生观、宇宙观和美学观。但同时也由于强大的哲理挤压了情感的渗入使诗出现了理念化的倾
80年代小说阅读篇目 *刘心武《班主任》 *庐新华《伤痕》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丛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 古华《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 张贤亮*《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王蒙《布礼》*《蝴蝶》《活动变人形》 李国文*《月食》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 高晓声《“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 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 贾平凹《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远山野情》《商州》《浮躁》《废都》张炜*《古船》 叶辛《蹉跎岁月》 竹林《生活的路》 礼平《晚霞消失的时侯》 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 张承志《黑骏马》 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 朱晓平《桑树坪纪事》 张抗抗《隐形伴侣》 陆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阳》 老鬼《血色黄昏》 李锐《合坟》 汪曾祺*《受戒》《大淖纪事》 邓友梅《那五》 韩少功*《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 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 王安忆《小鲍庄》 张承志《黑骏马》《北方的河》 陆文夫《美食家》 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 冯骥才《神鞭》 莫言*《红高梁》*《透明的红萝卜》*《天堂蒜薹之歌》《白狗秋千架》《酒国》《拇指铐》《师傅越来越幽默》《檀香刑》《生死疲劳》《蛙》《丰乳肥臀》 郑万隆《老棒子酒馆》 扎西达娃《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 马原《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虚构》 格非*《迷舟》《唿哨》《敌人》《人面桃花》《边缘》《欲望的旗帜》 孙甘露《访问梦境》 余华*《活着》《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十八岁出门远行》《死亡叙述》《爱情故事》《现实一种》《世事如烟》 池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白云苍狗谣》《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方方：*《风景》《纸婚年》《黑洞》 刘震云：《塔铺》《新兵连》*《一地鸡毛》《单位》《官人》 刘恒：*《狗日的粮食》《力气》《四条汉子》《陡坡》 苏童：*《妻妾成群》《红粉》《1934年逃亡》《罂栗之家》《离婚指南》《平静如水》，长篇小说《我的帝王生涯》《米》《后宫》《刺青时代》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吴组缃 中国的小说，也和世界各国一样，是从神话传说开始的。有人说我国小说有很多起源，如寓言、史传、诸子散文等等，其实源头只有一个，那就是神话传说。神话是把神人化，传说是把人神化，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很难确切划分。 到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起的名字，我觉得概括得很恰切。神话传说也好，志怪、志人也好，都是作为一种史实记载下来的，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因此叫作“志”。“志”是记录的意思，而不是创作。所以最初的小说，同历史归于一类。比如《穆天子传》是个神话传说，可史书上却把它归于帝王“起居注”一类；《山海经》也是神话传说，《汉书》中却把它归于“地理志”中。 直到梁代萧统编《文选》，才第一个要把文学和历史区分开来。他在序中提出他的文学定义，即“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但这时他所指的文学只包括诗、文、赋，并不包括小说。我国的小说脱离历史领域而成为文学创作，还是进入唐代之后的事。唐代的文化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文人的思想也有所发展、开阔；这时传奇小说应运而生，如陈鸿写的《长恨歌传》、白行简写的《李娃传》，都是依照传说创作而成，不再是历史性质的东西了。唐代
小说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富于想象虚构与讲求文采，这就同过去的作品有所区分。参照萧统的文学定义看，虚构、想象正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则正是讲求文采。从此，小说便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但作为史的志怪志人传统也并没有中止。 传奇小说发展到宋代就衰落了。宋代的小说大致是根据史事记载完成的，没有什么虚构和富有文采的创作加工，同唐代小说大不相同。后来人们写了各个朝代的历史小说，大多走了宋代传奇的路子，即按照史书的记载编写，作为文学作品是失败的。 这时随之兴起的是话本。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就变成许多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大都是文人采用民间创作而进行再创作的。话本是民间“说话”艺术的底本，它是经过说书艺术的千锤百炼才产生、流传的。它以描绘精彩动人的情节场面和塑造生动活泼的人物性格见长；这就与专供人阅读的小说有了明显的不同风格，因为它们是植根于讲给人听的说书艺术的。 由这里再发展，便成为文人的独立的创作。这时不再拿民间的东西来加工了，而主要是自己创作。这一类代表作是《金瓶梅》，它在小说发展史上开辟了一条新路。无论《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是《西游记》，写的都是非凡的人物或者不寻常的英雄；而《金瓶梅》开辟了一条写平凡人和日常生活的道路，通过写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显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长足发展。沿着《金瓶梅》所开创出来的道路，《红楼梦》问世了，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达到
第七章 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 【教学目的、要求】： 了解新时期文艺思潮的发展概况、文学潮流、文艺论争。 【教学重点、难点】： 新时期文艺思潮的发展；文学潮流。 【课时】：1学时 【教学内容】： 一．新时期文学的复苏 （一）政治和文艺的拨乱反正 1.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6年4月5日（清明前后），天安门广场掀起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诗歌创作运动。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人民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声讨，对光明和理性的呼唤，歌颂和怀念周总理，具有极强的现实功利性和战斗性。四五诗歌运动宣告了“假大空”的文革文学的末日，成为“伤痕文学”的发端。 2．政治的拨乱反正 1976年底，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央对文革作出了定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引发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评两个“凡是”，要求“解放思想”；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3．文艺界拨乱反正和艺术自由的提倡 1977年至1979年，政治的拨乱反正也贯彻到文艺领域。集中清算了“四人帮”的极左文艺观念。文艺组织恢复工作。文学刊物相继复刊。一批被打倒的作家“归来”，重新获得了创作的权利和自由。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提出艺术民主，文艺界全面解冻。 1984年12月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提出创作自由的口号。 （二）文艺论争： 1．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论争 对“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提出了置疑。对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重视和重新认识，为1980年“二为”方针（“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提出作好了理论和舆论准备。 2．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 对现实主义中真实性的重新认识。对生活事实与生活真实，生活本质与生活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真实性与倾向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廓清了一直以来对现实主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观念，对以真实性为核心的现实主义达成了共识，确立了新时期文艺复苏的方向。 二．20世纪80年代前期文学思潮： （一）文学潮流 1．伤痕文学：直接起因于揭露文革的灾难，描述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官员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伤痕文学走出了文革的假大空颂歌模式，直面血泪人生。
“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王尧 如果把“重返八十年代” 视为近几年来的一个文化事件也许不会有什么争议。在知识界少有较大规模“集体行为”的情形下，2006年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主编的新版《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出版，给原本进行中的“重返八十年代”工作推波助澜，一时呼声鹊起、应者云集，蔚为思潮。但在短促爆发后又很快趋于平静，此情形和九十年代以后的一些讨论、思潮和事件一样。这个时代已经长久没有那种相对耐心持久、饱满结实的思想收获期。在“重返八十年代”的浪潮逐渐回落时，我们在学理和问题的层面上讨论“八十年代”以及重返“八十年代”也许更有意义。 在有了“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文化热”、“方法论热”和“小说革命”以后，“八十年代”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因此，无论是八十年代行进中的及时评论，抑或八十年代之后的不断阐释(种种阐释不能都视为“重返”)，关于八十年代的论述始终是当代文学界一个持续的话题。在八十年代，文学、哲学、美学以及史学发挥了“先锋”的作用，这也是当年的一大特色。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已经迅速发展，但有明确“重返八十年代”意识的还是以人文学者居多，其中，文学研究界的重返已有不少系统的成果问世。我们还注意到，在九十年代末期，不少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开始“重返八十年代”。 1999年岁末，韩少功的一篇谈话录《反思八十年代》触及到的一些话题也是近两年来文学研究界“重返八十年代”讨论到的关键问题，不少作家都不同程度对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有所反思。相对于许多学科在“重返”中的缺席，文学界的写作者和研究者表现得更为活跃，“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事实上是重返八十年代这个事件中的主要部分。“重返八十年代”这一巨大的任务显然不是文学界能够独立完成的，但文学的敏锐，恰恰又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 “八十年代”之所以成为我们思想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并不只是在当代文学史论述中它已经成为一个“断代”，不只是在“八十年代”发生过程中我们对“八十年代”的解释便已存在分歧，甚至也不只是因为新的知识谱系为我们阐释“八十年代”提供了新的可能，重要的是“八十年代”所包涵的问题是与之前的历史和和之后的现实相关联，这些问题生在八十年代，却有“前世”和“今生”。在来龙去脉中“重返八十年代”，既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世界观”的确立。如果“重返八十年代”只是“反思”和“再解读”八十年代文学本身，那么这样的重返不仅局促而且也缺少洞察历史变革的宏阔视野和支点。因此，我以为需要尝试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重返八十年代”。 和“八十年代”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新时期”。有争议的“新时期”曾被分割成“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部分，也有以“后新时期”终结“新时期”的命名。我想，我们可以暂时搁置这些概念的争议，就表述的内容来说，“八十年代”作为“新时期”的一部分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与“新时期”紧密关联的则是“文革”，当我们讨论八十年代文学时，势必牵涉到“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关系问题，也无疑会连带到“十七年文学”。这一关联性的研究，也正是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叙述和揭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讨论八十年代文学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关注“八十年代文学”是如何发生的。九十年代以后文学写作的变化以及文学批评的分歧，其实仍然没有能够避开“新时期”与“文革”相关联的若干重要问题，新世纪关于“纯文学”的争论，既是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也是回到“文革”结束后文学的基本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