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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研究(1)论文
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与内涵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
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W.W.Norton & 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 Asian Models和East Asian 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认同于单一“东亚模式”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六个重要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2)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3)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
(4)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注重公平增长，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6)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康健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幸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单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似乎又变为“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经济基础脆弱”综合体的代名词(注：Montes，M.F.，The Currency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Institute of.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 &nbs p;and Capital Flows，“Financial Time 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 Pill，H.，“International Borrowing:A Decomposition of Credit and Currency Risks，
“World 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 Sachs，J.，“The East Asian Finan cial 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 nal Development，20 April，1998.)。
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很多外国学者没有用East Asian Model (单一东亚模式)的提法，而是较多地用了East Asian Models(多样化的东亚模式)，以示区别。有的学者把“亚洲四小龙”称为“亚洲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First-tier ANIEs)，将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称为“亚洲第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Second-ti er ANIEs)，或“东亚虎”(East Asian Tigers)与“东南亚虎”(Southeast Asian Tiger s)，并比较亚洲两个不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同点(注：Jomo K.S.，Southeast Asia’s Misunderstood Miracle-Industrial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 ment in Thailand，Malaysia and Indonesia，Westview Press，1997.)。
不少学者使用世界银行的提法“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High Performi ng Asian E conomies)或“东亚经济体”(East Asian Economies)，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亚洲型经济
发展模式”。很多学者赞同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提出的东亚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明确提出，“在世界银行所涉及的八个经济体中，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的模式与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可被视为第三种模式。” 单
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两个。
第一，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应采取何种理论作为指导;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
发是否与东亚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理论学术界就对以日
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形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鲁格尔(Kreuger)和巴拉萨(Balassa)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五个经济体之所以成功，是因
为它们推行了金融和贸易市场自由化，采取现实主义的兑换率和经济对外国的开放，在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关税削减的同时，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 to Choose，pp.5 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张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state approach)的经济学家却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强政府正是
通过采取极其反市场干预的政策，如“选择赢家”政策(picking winners)和故意“将价
格搞错”(getting prices wrong)政策，对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投资、贷款和税收优惠倾斜政策，扩展了经济并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是难以实现的(注：Amsden，A.H.，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
a and Late lndustria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 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Ind ustrializati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之后，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也相继得到了快速增长。日本政府与学术界认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都是引进日本直接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结果，也是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模仿和复制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分不开的。日
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实力与影响的增强直接导致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及其经济实力的削弱。为了使美国势力重返亚洲，美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用
提供贷款和援助等方式，极力对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施加影响。美国通过提供有附加条件的贷款，要求受援国家和地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推行金融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非制度化改革。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就公开表示不
赞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附加条件的理论。认为世界银行向东亚经济体提供贷款要附加条件是不符合东亚的实际情况的。
日本政府建议世界银行对东亚发展经验进行全面研究，并为研究工作提供总额为120万美
元的经费，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反映日本政府的观点：(1)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其他地区
是不同的;(2)虽然成功的战略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但是，政府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应忽视。世界银行于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书
便是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有关系列报告试图用一种折中的理论“市场亲善论”(market-friendly approach)(注：市场亲善论主张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为市场交易提供合法机构并
在市场失败时提供公共政策或货物，同时强调，积极的国家干预在有的时候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解释东亚经济的成功，可视作一种妥协。然而，大量的研究案例却在说明“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经验的多样化、机制的多样性以及经济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同时，在正式承认国家(地区)干预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东亚地区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注：World B ank，The East Asian Miracle-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Forward and Oxf ord University Press，1993.See Forward，and p.366.)。不久，在对世界银行报告书《东亚奇迹》的论点进行各种批评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与之相悖的理论——市场增进论(注：该理论认为，东亚政府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不仅仅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更为重
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加强。参见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正当国际学术界还在为东亚模式是多样性还是单一性进行激烈争论之时，东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夏天在泰国爆发，因此引发了又一轮新的论争。这场论争的中心论题是危机与东亚模式的关系，因而出现了东亚模式过时论、东亚模式死亡论与东亚模式完善论等多种说法。然而，从本质上来看，此次有关“东亚模式”的论争仍然是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理论之间的争论，是东亚政府失败还是市场失败、是加强自由市场还是加强国家干预之争。危机初期，国际重要经济机构和西方著名学者认为，东亚的国家过度干预是危机爆发的根源。但是，当东亚金融危机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时，这些解释就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对这些论点进行挑战的是一些亚洲学者。他们认为，亚洲地区的宏观经济管理并未严重扭曲，而是金融自由化的力量(过多的市场)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导致危机爆发(注：Jomo K.S.，Ti gers in Trouble-Financial Governance ，Liberalization and Crises in East Aisa，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1998.)。
东亚经济发展的多样化使得危机根源并非同出一辙：泰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银行业扩张不谨慎、国内金融市场多样化和短期私人借贷膨胀所引起的;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金
融危机则主要归咎于危机的传染机制;韩国则是政府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失误，大企业集团
和金融机构经营方略失败以及政经结合过于密切(注：Montes，M.F.，The Currency Cris
●东亚模式与浙江现代化 [ 编者按] 近20 多年来, 现代化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焦点。在一个多极化发展的世界上, 各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与方式既有共性又有特性,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现代化模式。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所谓美国模式、北欧模式和东亚模式。东亚模式就是在东方儒家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方式、经验和道路。它所包括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指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它们在文化传统上属于儒家文化圈,但在现代化过程中学习并消化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市场经济体制和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人文主义价值观, 从而形成一个多元文化互动互补的社会。 浙江在历史上即与东亚国家和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与文化联系。浙江的经济、人文环境与日本和四小龙也有某些近似之处。因此,东亚模式的许多成功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汲取的。 下面四篇论文系本院“东亚模式与浙江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 分别从经济策略、社会保障、教育规划和人文精神诸层面探讨了“东亚模式”的经验、教训及其对浙江现代化的启示。 东亚:创造经济奇迹的成功经验及其借鉴意义 张仁寿 张仁寿,男,1956 年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杭州310025) 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及其成功经验令世人瞩目。浙江不仅与东亚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 处于同一地缘带, 而且比之于东亚模式中日本及随其后的“四小龙”, 属于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后来者, 现在正处在经济起飞时期。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我们要重视研究借鉴东亚模式特别是“四小龙” 经济起飞的成功经验。本文着重考察分析东亚成功地实行政府干预和促进出口这样两个事关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 其中的成功经验, 对于加快浙江经济现代化有着非同寻常的借鉴意义。兴工业化国家增加了一倍多。“如果高速增长的分布是随机的, 那么, 如此集中的区域性高增长是极为罕见的, 大约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按亚洲开发银行统计, 过去20 多年东亚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8 % , 远远超过世界发展中国家的413 %和工业发达国家的3 %的增长水平。东亚在全世界的GD P 中所占比例从1960 年的4 %猛增到1990 年的25 % 。到2000 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0 % 。与此同时,外贸规模也迅速扩大。1965 年,东亚地区的出口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为10 % ,1993 年已占到2518 % 。据预测,到本世纪末, 东亚贸易增长幅度将占世界贸易增长幅度的的1/ 3 。 进入90 年代, 西方经济景气低迷, 回升乏力, 而东亚经济一枝独秀, 仍然生机勃勃。在1993 —1995 年间, 东亚连续三年GD P 增长率超过9 % , 而且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超过1986 - 1995 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幅度。据世界银行1996 年发表的《全球经济前景与发展中国家》报告预测, 在1996 —2005 年10 年里, 东亚地区GD P 年均增幅仍将达到719 % , 人均GD P 有望保持过去10 年平均619 %的增长速度。 ·65 · 一、东亚奇迹 东亚的崛起, 已成为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最大奇迹。世界银行自1991 年下半年开始, 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等8 个东亚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系统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于1993 年出版了题为《东亚奇迹: 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政策调研报告。该报告指出, 在1960 年到1985 年之间, 日本和“四小龙”的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4 倍多, 东南亚新
一、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局限性分析 (一)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 东亚模式的特征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经济上，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倡导经济立国，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2、在政治上，实行集权主义和精英治国。严厉的压制性体制成功地维持了一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训练有素的技术精英则可以保证决策的合理化和科学化，获得经济增长。 3、在文化上，倡导儒家传统文化。儒家传统文化被称为东亚发展的“文化影响模式”，又称“东方情感型模式”，与被称为“现代型模式”的西方型文化迥异。根植于西方文化的现代型模式追求效率，强调个性。而东方型情感模式则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崇尚集体意识，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宣扬和谐精神，主张用伦理道德信条来规范人的行为和协调人际关系。 以四小龙为例进行解析：四小龙各自模式的合理性。 香港： 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能在香港得以存活，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香港是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自由港。政府对进出口的商品货物不设关 税；对商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形成不加干预；对所有企业 一视同仁，既不出台扶持政策也不对企业生产决策施加任何干涉，企业拥有完全 自主权。 其次，香港拥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它通过一系列经济立法和司法， 促进了市场的公平竞争，消除了市场壁垒。这使得企业更有竞争活力，同时获得 进出自由。资金会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流向最需要的地方。 第三，香港拥有一个完善的以市场信息为主的信息机制。香港收集、整理和传递信息的机构及媒体很多。这些信息量大而且全面客观的信息机构，保证了香港个人和企业能够及时、准确、迅速而又低廉地获得市场信息。 韩国新加坡台湾 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政府干预之所以能取得骄人的成绩，可以归功于以下 三点：首先，它们采取的干预和调控方式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 它们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基本上不以指令性的方式直接干预经济。 其次，它们确定的发展战略、制定的经济计划和措施符合当时的基本国情。 第三，它们的政府效率都比较高。这点以新加坡政府最为典型。新加坡政 府的廉洁高效得到了世人的公认。 (二)东亚模式的缺陷 东亚模式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紧密相关，它的历史成就客观存在，但东亚模式自身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 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赶超模式。为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不少国家政策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的扩张，而忽视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协调发展；重视物质的增长，而忽视社会、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东亚国家发展基本上都实行外向型战略。由于以出口为导向，以外资为增长动力，常常导致对同外资本、技术和市场的过度依赖而忽视内部资本积累和国内市场的开发；一旦外资进入减少或国际市场萎缩，经济增长就失去动力，甚至会出现经济衰退现象。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思 考 内部编号：（YUUT-TBBY-MMUT-URRUY-UOOY-DBUYI-0128）
由于始发于东南亚地区的危机波及到了东北亚的日本/韩国等地，许多人对所谓“东亚模式”产生怀疑，把这次危归结为“东亚模式”的危机，进而全面否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在促进快速增长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这样的看法具有片面性，会误导对这次的认识。 一、并不存在单一的“东亚模式” 理论界对“东亚模式”的讨论已有一段时间。最初的分歧来自对日本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快速增长原因的分析。它们持续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家强调力量的基础作用，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它们的政府（主要是日、韩等国政府）起到了主导的作用。1993年世界推出名为《东亚奇迹》的报告，将这两种观点进行调和，认为日本、“四小龙”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8个国家和地区在1965年～1990年间的快速增长，是政府政策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肯定了日、韩和地区实行的有选择干预措施起到了促进增长的作用。这一研究引起了对所谓“东亚模式”的更多讨论。比如，保罗。克鲁格曼1994年撰文指出“东亚奇迹是被夸大的神话”，他认为除日本外，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而不是提高要素生产率，与当年苏联的高速增长性质相同；伴随投入增加速度的下降，它们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会降下来。1997年以来，青木昌彦等人则提出系统的“市场增强论”，从克服“协调失败”的角度对东亚政府的经济作用进行了新的阐释。1997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也可认为是这一讨论的继续。该报告指出：“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并且认为政府的核心使命，是完成这样五项基
从东亚经济模式的特点看,主要有：1、较早地实行了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战略和政策。由于东亚国家资源和市埸均有限，都采取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方式。2、政府较强的干预。建立了行政引导市埸调节相结合的市埸经济体制。（香港除外）3、东亚地区经济呈互补性梯级发展，联系紧密，即“雁行模式”。地区内部贸易比重较大。 拉美发展模式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启示： 2000年以来，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同期，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中国，一些重点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开始被跨国公司所控制，这种情形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拉美国家情况类似。由此，理论界和工商界有人认为中国可能陷入“技术依赖”困境。有关专家分析了拉美发展模式不同阶段的增长驱动及其“技术依赖”形成原因，提出了若干针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启示。 一、拉美发展模式的演化 拉美发展模式演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但其资源驱动型增长的本质始终没有改变。 1.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19世纪初的独立战争结束后，拉美国家普遍接受了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该模式是典型的资源驱动型增长方式。拉美地大物博，以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外汇收入是天经地义的。就内部因素而言，以下措施无疑是促使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加速运转的主要因素。第一，来自欧洲等地的大量移民为初级产品生产提供了大量劳动力；第二，除了新开垦的土地以外，教会和印地安人拥有的大片土地也被用来种植农产品；第三，政府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第四，大量外国资本进入了拉美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第五，科技的进步使初级产品部门受益匪浅。 2. 进口替代型发展模式。二战爆发后，由于欧洲国家忙于战事而减少了工业制成品的生产，且战争影响了洲际运输线，拉美国家难以用充足的硬通货进口工业制成品。这一状况使得拉美国家发展本国工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显得更为突出。因此，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促使拉美国家认识到了采纳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必要性，那么二战的爆发则强化了拉美国家追求这一模式的决心。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拉美国家采取了以下措施：（1）对“幼稚工业”加以高度保护。（2）向“幼稚工业”提供刺激性优惠。（3）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利用国家资本，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并在一些“战略性”部门和私人投资者无力进入的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部门中直接兴建国有企业，或在对自然资源领域中的外资企业实施国有化后，将其改造为国有企业。（4）大力吸引外资。（5）开展区域经济一体化。（6）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发展制造业需要大量的资本货和先进技术。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拉美国家只能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货和技术。 3. 后进口替代（新自由）发展模式。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拉美广泛传播，东亚选择市场经济之路并成功起飞的示范效应使拉美开始实施“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其实质就是自由化市场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主要内容有：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私有化；税制改革；金融改革；劳工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拉美经济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其中突出的一个就是跨国公司对拉美经济的控制不断加强。而且，在进口替代时期拉美引进技术尚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有利干预和对国内市场的高度保护，但实施一系列自由化政策后，这些干预和保护不复存在，拉美的科技发展对外依赖越发严重。自由化市场经济以及对外资的严重依赖的一个结果就是与大多数国家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演进的路径不同。在拉美，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在1980年以后的20年间一直都在下降，而农业以及矿业、能源等资源密集型工业的产值则明显增加。 二、拉美“技术依赖”的特征与成因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由于始发于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危机波及到了东北亚的日本/韩国等地，许多人对所谓“东亚模式”产生怀疑，把这次危归结为“东亚模式”的危机，进而全面否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这样的看法具有片面性，会误导对这次金融危机的认识。 一、并不存在单一的“东亚模式” 理论界对“东亚模式”的讨论已有一段时间。最初的分歧来自对日本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快速增长原因的分析。它们持续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经济学家强调市场力量的基础作用，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它们的政府（主要是日、韩等国政府）起到了主导的作用。1993年世界银行推出名为《东亚奇迹》的报告，将这两种观点进行调和，认为日本、“四小龙”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8个国家和地区在1965年～1990年间的快速增长，是政府政策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肯定了日、韩和台湾地区实行的有选择干预措施起到了促进增长的作用。这一研究引起了对所谓“东亚模式”的更多讨论。比如，保罗。克鲁格曼1994年撰文指出“东亚奇迹是被夸大的神话”，他认为除日本外，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而不是提高要素生产率，与当年苏联的高速增长性质相同；伴随投入增加速度的下降，它们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会降下来。1997年以来，青木昌彦等人则提出系统的“市场增强论”，从克服“协调失败”的角度对东亚政府的经济作用进行了新的阐释。1997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也可认为是这一讨论的继续。该报告指出：“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并且认为政府的核心使命，是完成这样五项基本任务：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经济环境，包括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保持承受
面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在战后取得的巨大成功，人们将东亚的现代化进程总结为“东亚模式”。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些经济学家对“东亚模式”提出了质疑，引起广泛的争论。虽然危机已经过去，但如何看待“东亚模式”仍是当前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编辑本段一、“东亚模式”的含义 对“东亚模式”的解释不尽一致，大致有以下几种论点： 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是指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或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2、“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体制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是指近几十年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整套发展措施和体制结构，其最显著的特色是强力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 3、“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现代化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具有许多要点，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升级和调整的产业政策，温和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强有力的政府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相互合作，以及政府同企业界的密切联系与协调、技术引进及其特有的企业文化、较高的国民教育水平、倡导文化多元和民族文化的复兴等等。 4、“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模式。即认为东亚工业化地区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儒家传统是保持东亚工业化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决定意义的天生本性。 5、“东亚模式”是“制度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作为一种制度模式，其特征表现为：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它们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政府理性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并有效地予以实施的结果，制度是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原因。 以上诸多观点，从不同的视角、层面对东亚的经济奇迹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有些观点和分析还相当深刻而精辟。笔者认为，这些模式都强调了政府在“东亚模式”中的核心作用，即政府要想尽快赶超发达国家、实现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就必然要制定一套保证高速增长的制度安排，若想行之有效，要求政府高度理性。当然不可否认，这种政体和相应制度安排下的政府理性和自律是相当脆弱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东亚模式”必然也是一种制度模式，“制度模式”的说法只不过更多地强调了成功的制度因素而已，其核心还在于权威政府。因为，短期内完成这样的制度创新，必须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大规模地调动生产资源用于经济增长目标。因此，“东亚模式”可以表述为一种制度模式，但最根本的是“强政府”，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理性的集权政府。 小结： 1、较早地实行了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战略和政策。由于东亚国家资源和市埸均有限，都采取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方式。 2、政府较强的干预。建立了行政引导市埸调节相结合的市埸经济体制。（香港除外）
第22卷 增刊 Vol.22 Suppl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00年12月Dec.,2000 α拉美和东亚发展模式比较 唐国植 (广西大学商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摘 要] 吸取别国经济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有着重要意义,对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济发展也有一定借鉴意义。本文从四个方面比较东亚和拉美发展模式的差异,并从中得到若干有意义的启示。 [关键词] 拉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 [中图分类号] F 41 拉美发展模式指墨西哥以南,包括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所有美洲国家的发展模式,东亚模式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和泰国等东盟国家发展模式,不包括中国大陆。50年代初,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东亚,而在70、80年代拉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状态,东亚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国际经济学家对东亚模式比较看好,到了1997年,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拉美经济繁荣发展,而东亚爆发了金融危机,经济水平一下子退到几年前的水平,1999年才开始从谷底开始爬升,何以导致如此大的变化?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两种模式进行比较。 一、发展模式上的差异 (一)在“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和“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上的差异 大多数东亚国家在战后经过若干年的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后,建立了国民经济体系,促进了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东亚国家并没有停止在这个阶段,而是利用当时有利的国际大环境,积极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实现向“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转变。 战后至60年代,拉美国家长期奉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以推动满足国内市场工业发展来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为此,专门设计了进口替代的政策工具(如汇高率,进口限额和高关税)以抑制进口、进口替代在一般消费品阶段开始得比较顺利,当进口替代进入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阶段,“进口替代”发展模式严重损害了市场经济的效率,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在积累与消费的方面的差异 东亚模式强调一国经济发展主要靠内部积累,适当控制外债规模和外债结构。东亚经济长期迅速增长,主要是靠内部较高的储蓄率实现的。东亚地区的总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40%的高水平上,高储蓄率引起高投资,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反过来又使储蓄率进一步提高,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拉美国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忽视社会公平,享乐主义盛行,消费水平较高,社会储蓄率普遍较低,对外资依赖严重,一度形成借债增长型经济。实际上只有少部分国家在一定时期实现了高增长,总体上只实现了中速增长或较高速增长,而且并不持续和稳定。 (三)关于政府干预方面的差异 东亚在政府干预方面是比较成功的,一方面,政府尽可能对经济发展进行积极引导,有效调控;另一方面,尽量让市场规律发挥作用,政府只有在市场机制所不及的情况下进行干预。 拉美的行政干预是不成功的,西方传统古典经济学往往反对行政干预,但经济学家对拉美改革的建议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即由中央政府制定全面改革措施,群众则被动的接受改革。政府干预应以取得最大限 — 57—α 作者简介:唐国植(1971—),男,湖北人,广西大学商学院98级政经专业研究生。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新选择-经济学阶梯教室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新选择 点击数：【字体：小大】【收藏】【打印文章】【查看评论】 一位外交官把实现东亚经济共同体这个目标比作“梦想桃花源”——渴求是强烈的，但企及的道路却是艰难的。人们设想出了很多路径，却发现没有一条容易行得通 “当我将几十厘米厚的EPA行动计划放在小泉首相的面前时，他发出了‘哎呀’的惊叹声。”这是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在国会演讲时提及的一个小细节，这是在2006年3月。5个月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于8月23日作为日本政府代表，向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的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正式提出建立东盟与中日韩和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10+6”自由贸易区(FTA)。这是一个包括了日本以往所有的EPA设想、旨在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一揽子”计划。 日本的东亚EPA构想 事实上，早在2002年，日本就在东亚地区启动了EPA谈判。所谓EPA(Economic Partner Agreement，经济伙伴协定)，简单说，就是日本政府提出的带有自己鲜明特色的“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贸易协定)。以“日本—新加坡EPA”——日本EPA计划中的第一个成功案例为例，它不仅包括了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还包含投资规则、服务贸易规则、人员自由移动以及资本市场的共同规则，甚至规定了日新贸易、投资以日元标价、结算的规则。概括之，EPA是促进合作以及经济活动能够达到一体化的范围较广的一种协定。 日本的EPA计划，将包括东盟十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6个国家。拟议中的自由贸易区总人口将达31亿人，涵盖全球半数人口，将超过欧盟加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约国的总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近1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1/4，逼近美国12.5万亿美元的规模。 根据这个行动计划的战略步骤，日本将争取于2007年3月与东盟、印度尼西亚达成EPA 协议，于2007年前争取与越南、文莱、印度以及澳大利亚开始EPA谈判；同时争取在2008年后研究日中韩自由贸易区，缔结一个高水平的EPA；最终努力于2008年开始东亚EPA谈判，争取在2010年达成协议。 自2002年，日本与东亚国家的EPA谈判一直在进展之中(表略)。 从EPA具有的更广泛内容来看，日本之所以选择EPA而非简单的FTA，是因为EPA所涵盖的投资、服务贸易、人员自由移动以及资本市场等新领域，正是日本具备优势的领域，这将有利于日本在EPA缔结过程中，获得在这些领域的规则制定权，从而在东亚自由贸易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 而从EPA谈判进展表中也可以看出，日本安排与之谈判的国家先后次序很有“讲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季风研究员对《商务周刊》解释说，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突破口”，是因为“后者完全是一个城市化的国家，双边不存在农产品市场开放的问题”，这对日本这个农业保护方面极其敏感审慎的国家来说，无疑是缔结EPA的首选。而此后展开与菲律宾、马来西亚进行谈判，用张季风的话来说，则是“与中国赶跑‘与东盟经济关系合作’”的结果，因为在2001年11月，中国宣布在未来10年内与东盟建成自由贸易区，这一举动让日本大为吃惊，所以在随后的几年内，日本将与东盟的EPA 谈判放在了其“经济外交”政策的首位。 日本与中国的EPA谈判日程在所有东亚国家中被日本放在最后。“这不仅仅是因为中日
东亚自由贸易区：模式与趋势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目前已经向世贸组织报告的区域贸易安排已达293个｡其中,在关贸总协定近50年历程中,共有124个自由贸易区(FTA);而1995年WTO成立后,新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就达169个｡作为世界三大经济重心之一的东亚地区,其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势头如何,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的可行性,以及东亚自由贸易区未来应选择何种发展途径?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向自由贸易区方向发展 目前,东亚制度性区域经济合作正向着金融货币合作与自由贸易区建设两个方向展开｡现实地看,东亚国家已经或者计划签订的贸易协议大部分是自由贸易区协议｡如中国已经与东盟达成协议,计划在2010年之前与东盟发达成员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到2015年之前与东盟不发达成员国也建立自由贸易区｡日韩同东盟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在进行中｡韩国与日本的协定也已经在讨论中,并且双方同意于2005年底完成协议｡另外,还有区内的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也逐渐加入到双边或者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区协定中(见下表)｡相比之下,在整个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速度却是迟缓的,这主要是由于东亚各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影响因素太多｡因此,一般认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不可能一步到位,应循序渐进｡ 二、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分析 1.经济全球化以及应对来自其他区域集团的压力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外在动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兴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地区经济集团已成为一大趋势,尤其是自由贸易区已蔚然成风,不仅被称为世界经济三大板块的西欧､北美建立了自己的区域经济集团,拉美洲也在大搞自由贸易区,东亚却迟迟未能建立这样的组织,这使东亚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没有一个有形的实际载体而缺乏实在感｡随着欧盟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北美自由区向美洲自由贸易区扩展,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这对于大多数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大量出口ICT产品依赖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东亚地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东亚地区迫切需要建立起自由贸易区,增强其整体实力来与迅猛发展的欧美特别是美洲区域经济集团相抗衡｡ 2.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和APEC､WTO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受挫促使了内在需求的提升｡1997年,从泰国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于当时正处于巅峰时期的东亚地区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危机迅速波及其他东亚国家,给东亚各国和地区带来巨大的损失,日本更是从那次危机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至今经济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研究 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与内涵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XX、XX、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X 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XX、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
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X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W.W.Norton & 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 Asian Models和East Asian 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最新资料推荐………………………………………………… 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范畴，旨在探究东亚后进国家与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东弧模式特指“亚洲四小龙”在相类似的历史、宗教以及文化背景条件下，釜底依托政府干预手段，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通过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超越发展战略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本文站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尝试东亚模式与中国经济发展内在关联的探究。一、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局限性分析(一)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东亚模式的特征可有不同的表述，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经济上，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倡导经济立国，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2、在政治上，实行集权主义和精英治国。严厉的压制性体制成功地维持了一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训练有素的技术精英则可以保证决策的合理化和科学化，获得经济增长。3、在文化上，倡导儒家传统文化。儒家传统文化被称为东亚发展的“文化影响模式”，又称“东方情感型模式”，与被称为“现代型模式”的西方型文化迥异。根植于西方文化的现代型模式追求效率，强调个性。而东方型情感模式则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崇尚集体意识，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宣扬和谐精神，主张用伦理道德信条来规范人的行为和协调人际关系。(二)东亚模式的缺陷东亚模式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紧密相关，它的历史成就客观存在，但东亚模式自身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赶超模式。为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不少国家政策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的扩张，而忽视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协调发展；重视物质的增长，而忽视社会、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2、东亚国家发展基本上都实行外向型战略。由于以出口为导向，以外资为增长动力，常常导致对同外资本、技术和市场的过度依赖而忽视内部资本积累和国内市场的开发；一旦外资进入减少或国际市场萎缩，经济增长就失去动力，甚至会出现经济衰退现象。3、东亚各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一般从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产业入手，这种产业的比较优势是难以持久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劳动密集型产业必将实现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后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4、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容易导致政府包办一切，忽视甚至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政府的决策失误必将带来经济的非正常发展，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也极易滋生腐败现象。二、东亚模式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一)它山之石，可资中国经济发展借鉴东亚经济增长的魅力体现在很多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其在经济体制上的独特属性，这些独特属性对中国经济发展不乏借鉴意义：1、跨越性特征。许多东亚国家、地区自摆脱殖民地经济、依附经济，建立自己的民族经济以来，到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市场失灵危机和政府失灵危机的发展阶段。从总体上看，东亚模式的形成，跨越了市场经济的古典体制”。而且政府采取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干预活动，无形中创造了政府和市场的合力，创造了政府和市场二元机制优化组合的新体制。下一页2、兼容性特征。这里主要谈经济体制上的兼容：“东亚模式”是对传统的无政府的市场经济、政府刺激有效需求的膨胀型的市场经济及完全由政府直接支配的计划经济的扬弃。它是有政府管理的非财政金融膨胀型的非单一计划调节的经济，承袭了无政府经济中的市场竞争制度、有效需求管理型经济中的政府宏观调控职能、计划经济中的政府计划指导机制。3、多元性、差别性特征。东亚国家、地区间及国家范围内的地区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较长的时期内，电子计算机与算盘并存，高科技与原始的农耕技术并存。这里有最富裕的人口和地区，也有最贫穷的人口和地区。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时间不同，经济起飞的时间各异，形成了阶梯多样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也存在着很大的地区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科技等各方而发展迅速，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所以，中国应借鉴东亚模式在多元性、差别性的背景下发挥差异性的优势，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优势，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
东亚经济模式概述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借鉴 2010081507 刘志韬
摘要：近几年，“东亚模式”是一个备受世界经济学者关注的话题, 它曾创造了亚洲奇迹, 令世人瞩目,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 又广受世人争议。本文试对这一模式的特点、成功与不足作一个浅述, 以期对中国经济改革有所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东亚模式特点成功不足借鉴 东亚经济模式造就了亚洲经济奇迹，给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成功的经验。但东亚模式的缺陷也使东亚诸国陷入了金融危机而蒙受巨大损失。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与东亚经济模式有一定的相似，正确地认识彼此间的异同，采取相应的对策，避免东亚各国经济发展中走过的弯路，对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有着积极的意义。 1974-1993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7.5％，是同期发达国家经济平均增长率的两倍以上。就是在1974—1975年的石油危机，1979--1982年的经济危机，1990- 1992年的经济衰退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仍能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其经济实力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加强，经济自主能力不断提高，无论什么样的外部经济环境，其经济都表现出强劲的势头，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这种经济奇迹
虽然与当时的外部经济环境密不可分．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东亚经济模式所起的积极作用。 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亚洲经济的腾飞投下了一道阴影，给东亚经济模式的成功划上了一个问号。先是泰国发生了金融危机, 继而泰国金融危机向外扩散, 演变成东南亚国际金融危机; 进入10 月下旬以后, 东南亚金融危机又扩散到其它实行市场经济的东亚国家和地区, 如韩国、台湾地区, 以及奉行“东亚经济模式”的其它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货币汇率大幅下降,资本大量外逃, 国内经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经济增长率的大幅下降。但是，带动亚洲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我们应当正确而客观地分析亚洲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的关系，这不仅关系到亚洲各国今后的经济模式和经济战略，也关系到我国今后经济战略的决策。 一、“东亚模式”的特点 东亚经济模式属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即既具备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又注重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政府以强有力的计划和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政府充分利用经
东亚发展观研究 【摘要】：现代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主题。发达国家在反思现代化,既而改进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在启动现代化,既而推进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尤其引人关注,不论西方还是发展中国家本身都在寻找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最佳路径。现代化研究和现代性研究是当代学术界的研究重心所在。现代化理论是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学科理论。历史学科也不例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很成功,而东亚经济确实从70年代以来(日本从50年代中期)有了持续的高速度增长,因而对东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成为现代化研究的焦点和热点。所有的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研究都没有忽视东亚,无论是主张东亚必须走西方道路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还是不认为东亚会走西方道路的各种新现代化理论、反现代化理论等,或者是反思、批判,既而主张改进现代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后现代化理论,甚至是强烈批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认为这个体系可能已经走到尽头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以拉丁美洲为研究中心、强烈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脱钩的依附理论,也没有回避东亚的挑战。“东亚研究”在现代化研究中要么是比较研究的对象或参照,要么是直接研究的目标。这就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东亚现代化理论”,我们可以称为“东亚发展观”。对东亚发展观的研究既可以透视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侧面,也可以探索种种发展观对东亚、中国或其他正在进行或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提供理论反思和战略决策的参考。“东亚发展观”可以成为一个独
立的研究视点。历史地看,战后的东亚发展观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毕竟东亚发展观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经验性的依托。大体来看,可以分为三期,20世纪50-60年代为第一期,“经典”现代化理论主导了东亚发展观,这一时期的西方发展问题专家几乎都认为东亚的发展道路是“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实际上是“美国化”。美国现代化模式是全球道路,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守,争论的仅仅是如何实施的技术问题,而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西方发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性、重要性和普适性,但也要看到其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作为标准模式是有问题的。为什么现代化学家几乎异口同声地推崇西方现代化模式,尤其是美国现代化模式为普世模式呢?一则,因为只有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且只有美国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且是经济最为发达和实力最为雄厚的现代化国家,西方现代化经验是惟一成功的现代化经验,而美国现代化经验则是现代化最为“成功”的“范例”;二则,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百废具兴,渴望实现西方国家的那种物质上的丰裕,认为只有按照西方现代化模式才能够达到;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关键词】：现代化发展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东亚发展观:中国发展观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5 【分类号】：K091 【目录】：中文摘要10-15英文摘要15-21导论21-47第一编通论
浅谈中日关系对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进一步处于深刻变动之中，国际多极化趋势不断加深。当今国际形势总体上趋于缓和，为各国友好相处、互利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为区域合作一体化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近年来，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迅速发展，以及国际格局的不断变化，使东亚的区域一体化变得更加必要。而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责任。两国能否竭诚合作，将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因素；而一体化的浪潮也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基础。 二战后中日两国自身不断发展，通过截然不同的途径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跻身大国之列。与此同时，在国际局势频繁变化的背景下，两国的外交策略也不断改变，从而适应了当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而这些变化也理所当然地映射到对东亚地区的政策上，对东亚地区的发展及稳定局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中国，虽然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源远流长，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冷战时期中国与东盟国家大都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当时的中国，不强调自己的亚洲身份，总是以“社会主义中国”,“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自我定位。直到1991年中国才与所有东盟成员国建立和恢复了外交关系。1994年，中国与东盟建立了磋商伙伴关系，1997年，彼此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并尽力促进亚洲地区实现更大程度的经济、安全、政治合作。2003年中国与东盟高峰会议确定要建立战略伙伴的目标，使得双方的合作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双边经济发展，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也有利于强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关系。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趋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将在东亚地区获得更加主导性的地位。这是与中国的不断发展，并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的局势分不开的。对于日本，其在战前的早期现代化建设中曾取得一定成就，一度成为东亚邻国学习的榜样。近年来，日本一直寻求在东亚一体化趋势中的主导地位，试图成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国家。 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对东亚地区的发展及稳定有着重大的影响。二战以后，日本对东亚地区的政策倾向虽然不断变化，但总体上对其经济的飞速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日本通过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和援助，带动其经济发展，使东盟各国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飞速发展的一颗闪亮新星。长期以来，日本依靠自身的经济、政治实力谋求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的主导地位，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而中国是亚洲地区最大的国家，在亚洲和世界政治上的影响力高于日本。并且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突飞猛进，更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率先恢复活力，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一直坚持和平崛起的方针，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逐渐上升，并与周边各国保持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在东亚地区特别是在朝核问题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成为东亚地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许多方面也拥有着主导的地位。中国积极与东盟构建战略伙伴关系，并成功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促进各自经济贸易发展的同时，更加密切了与东盟各国的联系，从而争取在东亚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经济增长 方式的/阶段性0规律 )))由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谈起 郑玉歆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100732)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们由以往赞扬东亚的成功转变为批评其失败。我们注意到,这一转变使克鲁格曼/东亚无奇迹0的论点在中国变得颇为流行。近年来,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学者在各种场合重复着克鲁格曼对东亚增长方式的批评。还有的学者认为,东亚发生的危机是/对依靠高投入推动的高增长的质疑0,中国必须以此为诫等等。这似乎是在告诉人们,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东亚国家,在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其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TFP)对增长的贡献率也应如发达国家那样高,其增长才可能是可持续的。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这说明在大力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为主向集约经营为主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0规律仍受到忽视。下面,我们从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谈起,结合中国实际,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0规律进行若干讨论。 一、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估计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 克鲁格曼/东亚无奇迹0的主要依据是东亚国家TFP 的相对增长较低。我们由此可看到T FP 度量的重要性。它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对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的判断。另外,我们还看到,不同研究者对东亚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度量有着非常不同的结果,并直接导致对增长方式判断上的争论。可见,在讨论增长方式时,我们有必要对TFP 的度量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克鲁格曼/东亚奇迹的神话0一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普遍的看法是东亚的T FP 提高和技术进步被艾尔温#扬、劳伦斯#劳和克鲁格曼等人低估了。下面,我们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东亚国家的TFP 被低估的种种可能。 11TFP 内涵的影响 我们知道,对TFP 增长的估计是通过计算增长余值得到的。余值中包括的是不能直接观察的所有因素所带来的增长,故索洛把余值称为/我们无知的度量0。因此,当我们对增长来源做更细致的划分和识别并予以分离时,余值部分就会随之变小。按照新古典的生产理论,TFP 应该是仅限于非体现的、外生的、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然而,在实践中,很少有学者真正采用这个概念。乔根森等人所采用的TFP 概念是最接近此定义的。为此乔根森等人做了巨大努力。他们对投入和产出在详细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核算,按部门构建了详细的要素投入的数量和质量指数。即使如此,他们对要素质量的识别仍然远远不够。实际上要想确定要素投入 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