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马步芳家族官僚资本与青海近代化
关于青海近代化的研究，学术界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笔者发现，诸多文章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对与之关系重大的马步芳家族官僚资本探讨不深，没有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试图通过较为全面客观的分析，对马家官僚资本在青海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一个合理的定位及评价，希望能有助于接近真实的青海近代历史，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推动今天的青海建设向前发展。
近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的面极为广泛，当然最集中最能体现其成果的还是经济领域，所以本文也将研究的视点放在马家官僚资本与青海近代化的关系上，其他领域不再涉及。学识有限，不足之处，还望批评指正。
一、青海的近代化起步于马麒入主青海的民国初年，从一开始就打上了马家资本的烙印
鸦片战争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迫于世界潮流，相继踏上了近代化道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出现了新气象。但地处西部边陲的青海却似一块沉睡的冻土，触动不大。有人以为青海的近代化与全国一样，也始于鸦片战争后，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欠妥。鸦片战争后至民国初的这段时间，青海虽然也受到了国内较发达地区近代化的轻微影响，但还处于酝酿准备阶段，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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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马麒入主西宁后，青海近代化才真正起步。
辛亥革命后不久，马麒出任西宁镇总兵。1914年，他排挤走青海办事长官廉兴，1915年又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蒙番宣慰使，成为青海地区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为巩固地盘，维护家族统治，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马麒开始了“定海拓边”的一系列活动。他在递交中央的呈文中曾提出经营青海五大计划，列于第一位的是：“宜择地多设县治，屯垦开矿，练兵设学，兴实业以辟利源，修铁路以便运转。”很显然，马麒经营青海，已不再是传统的封建的老一套了，而是带有地方特色的近代化发展方略。
在经济上，马麒采用各种办法来积累资金，稳定社会，如试办玛沁雪山金矿；废止地方币票，改用通行银票，作为大规模开发青海的准备；改革税收制度，设立粮茶局，统管全区税务，实行草头税和营买粮制度，开始改变以往牧业区只收丁银，不收产税的做法；在农业区，实行禁烟制度，减少烟田，增加农田，以增加粮食收入；仿学兰州及内地新式的官督商办、官资合办的实业形式，设立垦务总局，放垦荒地，分级定价征收；在西宁及各县兴办了义源祥、协和商号等私资官办的商业网系，加强对青海商业的控制。所有这些做法，在税收方法、实业性质和经营方法上都开始带上了近代官僚资产阶级的色彩。这些具有近代化特征的举措给一潭死水的青海带来了许多活力。1932年林鹏侠有这样的描述：“自入青境，风物顿殊，似换一新世界。人民强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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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各安其乐，有太平盛世景象。”“及入青境，乃觉观感一新。此邦建省甫四年……然在千疮百孔之境内，土匪绝迹，烟毒扫尽，纸币不滥发，年粮不预征，贪污赌博之风不生，熙熙和和，各安所业。内地各省，少有能与之比拟者。”
在社会建设方面，马麒的热情也较高。这突出体现在交通建设上：1913年，他下令调查改造了从兰州到西宁的旧马路，开设新式邮政代替清代的驿站，还成立了西宁电报局；1920年开通了兰州到西宁的电报业务；1931年，为西宁电报局添置了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有效弥补了有线电报的不足；同一年，还接通了从西宁经平番到兰州的长途电话，奠定了青海近代通讯业的基础。当然，这些新式交通设施只是在省会西宁及不多的几个县份才出现，所覆盖的面是极窄的，能享受到便捷的也只是军政机关和为数不多的一些特殊人物，根本谈不上受惠于广大民众。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近代交通设施的零星出现给青海所带来的深远历史意义。
在马麒的苦心经营下，一些具有近代化特征的新鲜事物在青海陆续登台。虽然它们规模小，范围窄，影响力极为有限，但是，这些从前青海人民闻所未闻的东西毕竟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它们的产生，标志着青海地区正式踏上了近代化的历程。而马家初步确立的官僚资本及其运作结合军政权力使得青海近代化从一起步就带有浓厚的官僚家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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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马步芳时代，官僚资本进一步全面垄断了青海经济，青海近代化也由此而初具雏形
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马步芳逐步掌控了青海军政大权，成为新一代“青海王”。与其父叔相比，马步芳争强好胜、不甘落后的个性更加突出。为了能长治久安，摆脱处处落于人后的现状，他采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多种手段，处心积虑地经营着这个被标榜的“世外桃源”。在他手中，马家官僚资本经济最终建立起来并全面操纵了青海社会，而青海近代化在官僚资本的带动下也略具雏形。
先来了解一下马家官僚资本是如何一步步垄断青海经济的。
马家资本的积累，首先是从商业入手的。30年代，马步芳一手经办了义源祥商号，接办了协和商栈和德兴店，逐步实现了对全省商业的垄断。1938年，又筹办德兴海商号，并在全省各县市镇设立分号。1940年，成立青藏商务联合办事处，在拉萨、上海、兰州、包头、天津、西安、汉口等地设有办事机构，以青海的羊毛、皮张、沙金、药材兑换日、英等国的军火物资，垄断进出口商品，形成了私家经营的垄断地位。
马步芳利用军政权力和官僚资本，积极创办工矿实业。相继建立了火柴厂、三酸厂、玻璃厂、瓷器厂、皮革厂、造纸厂、毛织厂、印刷厂、电厂、自来水厂等地方工业；开办煤炭业、盐业、金矿开采业，从而吞并了原有的民族手工业。1946年，又将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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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栈和德兴海商号合并，成立湟中实业有限公司，并附设青海实业银行、西北工矿公司、西北畜牧公司、林业部等机构，从农、林、商、工、矿等各方面对全省经济实行垄断经营。湟中实业有限公司的成立，最后完成了马家官僚资本经济的建立，并全面操纵了青海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
有了雄厚的官僚资本做后盾，马步芳便大动作地进行着近代化建设，以实现自己“建设新青海”的蓝图。从军政机构等上层建筑的改革到近代文化教育的推广，从青藏商务队到“八大工厂”，马步芳主持下的青海近代化全面启动，并略具雏形。三、四十年代，青海相继首次出现了公路、机场、图书馆、饭店、百货商店、电影院、新式澡堂、医院等近代事物，它们带给青海人民的不仅仅是事物本身的物质价值，更重要的是对人民意识的巨大冲击。马步芳还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一套综合的社会改革方案——“六大中心工作”：保甲制度、训练壮丁、修筑公路、植树造林、禁止鸦片、扫除文盲。这个方案虽然带有这样那样的时代缺陷，所取得的成效也没有设想的那么美好，有的甚至贻害百姓，无功可言，但它对青海近代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当年的马鹤天先生对青海发生的巨大变化感触最深：“沿途一切均较前整齐进步，在甘肃境内，处处现从前繁荣而今衰败之景象，至青海境，则道路修治，树木密茂，房屋新整，处处有新兴气象……余来西宁，已三次矣。十年前来时，乘架窝，一周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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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虽乘汽车，因路工尚差，需四日；此次仅半日即达，可知西宁交通逐年进步……青海自改省后，一切积极建设，较十年前之兰州尤为进步。”同时代的著名记者范长江也看到：“青海道路，比甘肃境内修理得平坦些，两旁密种杨柳。” 他还饶有兴趣地探讨了马步芳的“政治作业”，认为马步芳是一个“可以有希望的人物”。陈赓雅则认为“青海原为边省之一，文化虽较落伍，然途中所见佳象，颇有一述价值。”并具体指出了青海发展的四大佳象。这些外人眼中的青海变化，足以说明马氏父子两代利用聚敛的财富和手中实权对青海进行的社会改造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三、马家官僚资本在客观上不自觉地影响了青海近代化的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肯定，在马麒时代，青海就已艰难地踏上了近代化道路。姑且不论马氏是否具有近代化意识或科学的规划，也暂且不管马氏经营青海的主观动机与目的如何，单就其建立的官僚资本经济体系及其活动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来说，马家官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青海近代化的发展。具体说来，这种不自觉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马家官僚资本体系的建立为近代化的开展进行了变相的资金积累。众所周知，近代化建设，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单靠少数势单力薄的私商或豪族是根本无法操作的，必须集中社会上的绝大部分财富，统筹规划，合理配置。而在“政治、军事、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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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脱了正轨本来是公的活动，转为私的经营。一切对人对事的关联，都根据这个私经营来出发”的青海，马家官僚资本却正好能满足青海近代化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例如，为适应长期抗战的需要，在中央的支持下，1939年，马步芳准备以3000万银元作为发展青海现代工业的资金，其中以1000万元投资于轻工业，2000万元作为办重工业的资金。1940年4月，资源委员会和青海省签订共建西宁电厂的合同，青海省投资6470.5万元。同年，投资50万银元建成修配厂，后改为西北机器厂。青海火柴厂，计划投资额80万银元；三酸厂，计划投资150万银元；洗毛厂，计划投资200万银元；玻璃厂，计划投资80万银元。很显然，这一笔笔资金是当时的民族资本家们无法负担的。
诚然，由于马家资本经济本身具有的畸形性和局限性以及维护地方统治的需要，使得其大部分资金用于军事行政开支，能投入再生产领域的微乎其微，投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及文化教育事业的更是少得可怜。但是，这些杯水车薪的资金投入，在客观上依然不自觉地推进着青海近代化的发展。
2．官僚资本经济带动了青海近代工业的诞生，使青海近代化有了实质性内容。“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工矿企业的创办，始终是衡量早期现代化进程启动与否的重要标尺。” 没有近代工业，就谈不上近代社会的出现。马麒就曾效仿外国办企业，但成效不大。马步芳更加积极地试图将商业利润转化为工业资本，先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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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了皮革制造、陶瓷、煤矿、电力、化工、印刷等所谓“八大工厂”，这是当时青海范围内最具时代性和先进性的企业。
关于青海工业的发展，默利尔·亨利博格有如下记述：“马步芳还在本省实现工业化方面做了某些象征性的努力。他反复讲青海工业化的必要性，但没有显著的实效。一些工厂被建在西宁或西宁附近。1945年以前，几乎所有的‘工业’都是手工业或家庭手工业，直到马步芳筹集资金建设起能生产诸如毛织品和尼纶织品、民用衣着、玻璃、陶瓷制品以及军需机械等的工厂时，才结束了那种局面。该省还建起小规模的火柴厂，生产的火柴仅够供应青海地区的需要。就在罗家伦的考察报告完成的1945年，青海省正在建造一处皮革厂和一座硫磺产品厂。罗家伦写道，省政府也计划建起一些现代加工机械、毛织衣着品、皮革制品、纸张和水泥等的现代工厂，这些项目的资金由马步芳提供。”
事实上，这些工业化的举措基本上没有带来任何经济效益，当然改变不了青海的落后面貌，也不能改变青海的社会性质。它们象征性地艰难出现，意义却非常深远。用机械化的生产代替手工作坊这本身就是划时代的进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走向近代的标志。这些现在看来十分简陋、极其幼稚的，或许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使青海近代化有了实质性内容，而我们对马家资本在其中被动地发挥的作用应该有个客观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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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家官僚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抵制了青海近代化路途中的一些阻碍。绝大多数人都赞成传统的说法，认为马家官僚资本是青海近代化发展中最大的绊脚石，甚至设想如果没有它的存在，青海近代化该如何开展……但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近代青海特殊的土壤必然孕育出的官僚资本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的确，马家资本的存在严重地阻碍着青海社会的发展：它没有积极主动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青海近代化服务，自始至终都是为巩固马氏统治而存在的；它采用各种卑劣手段打压民族商贸业和手工业，使其无法健康发展；它聚敛财富的结果是青海农牧业频临破产境地，广大农牧民生活极度贫困悲惨。我们不是想抹杀这些遗臭万年的史实，而是想换个角度来看事物的不同侧面，给今人更多的新启示。
近代化发展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诸如稳定的政治、和谐的民族关系、开放的文化教育及社会风气等等，而民国时期复杂多变的青海政局、民族关系及愚昧的民智现实显然与近代化要求格格不入，要一一克服这些难关，需要花费很长的一段时间，也是当时的形势无法允许的。马步芳家族迫于种种内外压力，凭借军政大权和雄厚的官僚资本，则可以绕开或顶住一些破坏力量，较为便捷地实现某些短期目标。如1939年组建的青海商务队，每程营业额约在10万银元左右,这条地方性的国际贸易通道，对于活跃青藏地区的物资交流，缓解青海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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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工业品匮乏起了积极作用，当时青海的军队、公务员以及相当多群众的衣着用布和部分日用品，就是由这条商路提供的。
“开发西北，毕竟给西北诸马也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发展契机，他们利用政府的政策、资金及内地的人才、科技，在30-40年代迅速建立起农、林、牧、工、商的官僚垄断资本体系。马鸿逵的‘富宁公司’和马步芳的‘湟中实业公司’及其麾下各项实业独步西北，其实力已经足以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企图渗透西北的庞大势力相抗衡，甚至已经有能力在不公平竞争中击败对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家官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被动地不自觉地抵制了青海近代化中的一些阻碍。
当然，笔者在阐述马家官僚资本对青海近代化的正面影响的同时，并不否认其产生的消极的负面作用，承认其负面作用一直占主导地位。正是由于官僚资本的封建性、垄断性和狭隘性才造成近代青海长期贫穷落后，使青海近代化运动始终没有走上良性发展道路，而是一直处于病态的畸形状态。马步芳家族及其建立的曾经不可一世的官僚资本已成为历史遗迹，我们之所以探究这段历史，寻求它与青海近代化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因为历史无法逾越，正是在当年的“废墟”上，后来的西部开发者们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现代化建设。历史也可以借鉴，从曾经的人与事中，我们沉思着今日如何更加科学合理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把青海的现代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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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刘喜堂，《简论民国初年马麒在青海的经济革新》，〔J〕，《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2］.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M〕，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70页。
［3］.林鹏侠，《西北行》〔A〕，《西北行记丛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4、129-130页。
［4］.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M〕，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5］.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A〕，《西北行记丛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147页。
［6］.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A〕，王道义主编《今日中国西北角》（四），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页。
［7］.陈赓雅，《西北视察记》〔M〕，《西北行记丛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8］.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A〕，王道义主编，《今日中国西北角》（四），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91页。
［9］.谷苞主编，《西北通史》〔M〕，（第五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4-676页。
［10］. 许宪隆，《诸马军阀与西北穆斯林社会》〔M〕，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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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
［11］.（美）默利尔·亨利博格，崔永红译《马步芳在青海（1931-1949）》〔M〕，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12］.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13］. 许宪隆，《诸马军阀与西北穆斯林社会》〔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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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历史复习专题：中国现代化（近代化）问题 高三历史复习专题：中国现代化（近代化）问题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生在封建社会后期，贯穿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社会主义确立、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经阶段。它是以科技为动力，以工业化为中心，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机器工厂取代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为主要标志，并引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变革的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启动，之后虽步履维艰，但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迈出了大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贯穿着两大主题：一是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二是繁荣富强和持续发展。 第一：理论分析 一、近代化的含义 近代化也叫现代化，是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引发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大变革，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动力，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是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过程。它将引起社会生产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态度的变化，其核心是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西方世界的近代化又称资本主义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近代化具有明显特色。近代中国前80年近代化可称为资本主义化；后30年又增加新的内涵，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近代化，亦称中国早期现代化或现代化，是指近代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化的历史进程。 1、从过程上看 它发生在封建社会后期，贯穿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社会主义
黄河上游的航运史 文章来源: 《青海史话》 自古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多为山峦沟谷，交通很不发达，运输物资极为不便，山区主要靠人背畜驮，也有少量的畜力车拉运。若长途运输非常困难，可在黄河上用皮筏运输却较为便利，其历史亦很久远。据《后汉书·邓训传》记载，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８９年），邓训任护羌校尉时，众羌归顺，迷唐羌酋不服，退居大小榆谷（今青海贵德黄河南岸），于是邓训发湟中兵六千，至归义城（今青海贵德黄河北岸尕让村），被黄河所阻，遂命兵士“缝革为船，置于稗上，以渡河”，命为“草船算”。这“革船算”就是首创于贵德一带黄河上的航运工具——皮筏。 古籍中还具体记载着用皮筏在黄河上游运输物资的情景。如清初梁汾著《秦边记略》记载：“黄河之水，浮于积石，至于龙门，唐治舟师，溯流上下。”这里指明唐代时，军用木船（即木筏）可以从青海循化航行到山西龙门地方。据《宋史·姚雄传》记载，河州（今甘肃临夏）知府姚雄在丙灵渡建城堡，“从湟水漕运”。即将河州军粮从黄河转入湟水，溯源而上运抵湟州（今青海乐都）。元代初，元世祖派遣招讨使都实探河源，在黄河源头建城，开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元史·地理志·河源录》）。这是说元招讨使都实将黄河源头的贡物以皮筏航行转运到京都。明代，在青海民和上下川口湟水河航段，设河湟造舟处，由水上运送军用辎重和木料等。这在《秦边记略》中亦有记载：“河湟间常造舟，载军仗，下宁夏以平贼”，“商市庄浪之木，顺流而下，日行二百里许”。据清龚景翰著《循化志·城池》记载，河州知府顾详，于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闰七月，筑循化城，所用木料全部从上龙布白佛地方（今青海尖扎东部——笔者）大林中砍伐，由隆务河顺黄河扎筏运输。又据《甘稿·交通三河运》记载：“甘肃（当时包括青海——笔者）之水，黄河为大，山峻水急，无舟楫之利。省西毛、革、木、粮，省东烟、药、蔬、果，所恃以东输省会，北达夏绥。航运之具，仅椎木筏、皮筏。自黄河至贵德县松坝峡，始有木料、粮食、皮毛之运。东行六十里吉利峡（今李家峡——笔者），又东一百里许拱北峡，二峡山势险峻，水流湍急，运载之货，率集于此。东行八十里撒拉川，又七十里孟达峡，又八十里大何家，旁内积石关，最称险隘。又八十里丙灵峡，峡长十有八里，岸石峻狭，载货之筏，必分析顺灌，始能出峡，出峡以后，复联系之。又八十里刘家峡，洮河入黄河处也，自洮岷北运之木料，于此入黄河。又东北六十里雁过峡，出峡十余里，西河（即湟水——笔者）入黄河处也，自西宁东运之皮毛、粮盐、木料、清油，于此入河。”这说明黄河上游的皮筏运输，要避开峡谷，按河段分转运输。 黄河上游的航运高潮为清代后期至民国时期。这是因为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扩张侵略，通过京、津商人深入西北各地，他们廉价收购大批羊毛、皮张、粮油和药材等土特产。因此，甘、青、宁等地的商人将上述物资，除少数采用畜力驮运外，大部分通过黄河上游的航运工具——皮筏，长途转运到包头，然后再经陆路运到天津等地交付外商。根据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９年４月出版周振鹤著《青海》一书中统计：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７年间，仅青海地区每年向外运输的羊毛约达３５０万公斤。同时，粮油的外运量也相当可观。据《新亚细亚》杂志上《青海水道运输》一文中记载，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全省每年运往兰州的粮食为５万余石（即５００万斤），号称西河粮；运往兰州的清油每年近万石；水上运输木材的数量也较大（主要是马步芳官僚资本经营投机贩卖所致）。黄河上游青海境内的水上航道，历史上只有湟水和黄河的部分段，黄河航线称为水道南线，起自贵德，流经尖扎、循化、民和，入甘肃境内，航程１８５公里。黄河支流湟水航线称为水道北线，起自西宁，流经小峡、老鸦峡、下川口、黑嘴子、马汇子至达家滩入黄河，西宁至下川口航程１２５公里，抵兰州
近代中国的转型.（近代化） 一、含义：近代化就是指资本主义化。它包括:政治上的民主化、法制化，经济领域上的工业化、商品化，思想上的理性化、科学化。 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近代化具有明显特色。近代中国前80年近代化可称为资本主义化;后30年又增加新的内涵，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此过程中，必须解决两大问题: 是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前提、基础)，二是社会的繁荣富强和持续发展(目的、要求)。 在中国近代史上，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与实现近代化的发展目标是相互交叉而又同步进行的，两者是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 工业化的发展为近代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近代革命又为工业化的开拓前进扫清了道路。近代百年的历史证明: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和取得民族独立，是实现近代化的前提和根本保证，实现近代化是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和取得民族独立的最终目的。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不解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掠夺和压迫，近代化就无法实现 三、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及阶段特征 （一）起步阶段（1840～1895年）主要是地主阶级领导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主要特征是: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 1.经济：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为旗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军工企业，主要有"三局一所":最早的是1861年曾国藩创立的安庆内军械所，最大的是曾国藩、李鸿章主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后期以"求富"为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主要有"三局一厂":最早的是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有所进展，并经历了由重工业到轻工业、由军需到民用、由国营到民营的发展过程。投资形式也由官办、官督商办到商办，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 2. 政治：这一时期，政治体制近代化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3 、思想文化：同时，由于洋务运动的需要，近代化开始由经济领域逐渐向科技文化和人才教育领域渗透，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就此开启。 (二) 整体发展阶段（1895～1927年）是中国近代化最重要的阶段。主要特征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与变革社会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近代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 .经济：在"实业救国"的浪潮下，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近代化有了长足发展。它分为两个时期:(1)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棉纺织业的发展最为突出; (2)辛亥革命后和一战期间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快。 2. 政治体制的近代化实现了重大突破。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维新派发动了戊戌变法; 革命派则成立了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成为时代潮流，有力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3. 思想文化：有了长足发展，开始由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型。主要表现在: 1) 西方文化大量涌入，"西学东渐"达到高潮，向西方学习，已从生产技术深入到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 2) 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主张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维新思潮); 3)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把从西方学到的国家学说发展为三民主义，并把理论学习和革命宣传变为实际行动，发动了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潮) 4) 资产阶级激进派(知识分子)则大力提倡民主和科学，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5)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科学理论。 6) 新的教育体制开始确立。1905年废除科举制，为教育体制的改革扫除了障碍。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教育部，对教育的内容和学制进行改革，使民国初年的教育得到了发展。产生了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 (三) 曲折前进阶段（1927～1949年）主要特征: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历史环境下艰难地进行。 1. .经济：国民政府统治前期，是中国近代化事业有所发展的十年(1927-1937)。如从外国人手中夺回了"关税主权"，设立了国家银行，统一货币，进行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推动了工业、商业及整个经济领域近代化的进程。但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垄断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挤了民营工业的发展。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来看，制定民主革命纲领，领导工农运动，进行国共合作，开创了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近代化的新纪元 2. 政治：同时，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的退让，对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血腥屠杀等都影响了民主制度的正常发展。 3. 抗战期间，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被打断，原有的工业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举侵略下遭到摧残。 4. 抗战胜利后，美国垄断资本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相结合，又把中国近代化事业推入绝境。（四）、新中国 l、过渡时期(1949年—1956年) l. 政治建设 (1) 《共同纲领》：1949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确立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型国家的架构, 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 (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①l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初步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② 1956年, 中共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组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3)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4年《宪法》确认其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 满足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愿望, 实现了民族平等, 也保证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2. 经济建设 (1) 1949年—1952年经济建设：国民经济得到恢复, 为国家开展有计划的 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2) 一五计划(1953年—1957年)：改变了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 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6年底,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 3. 外交建树 (1)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①提出：1953年。②内容：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③意义：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基本准则。 (3) 日内瓦会议(1954年)：新中国首次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的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在会议
中国近现代化的历程 必知热点 党的“十六”大指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回顾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我们任重而道远。 必背知识 一个概念：近代化（现代化） 两大任务：一是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二是繁荣富强和持续发展。 三个层次：至1919年以前，中国近代历程由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再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三个层次，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全面启动，逐步深入展开。 四个阶段：起步阶段、整体发展阶段、曲折前进与新发展阶段、新中国的现代化阶段。 五条基本线索：经济近代化(现代化)进程；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思想文化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实现近代化的前提与基础是民族独立。 一、关于“近（现）代化”概念 近代化即现代化，指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为推动，实现封建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化。近（现）代化是一项涉及价值取向、社会秩序、政治规范、制度运作、伦理认同等的系统工程，它将引起社会生产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态度的变化。 西方世界的近代化又称资本主义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近代化具有明显特色。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而非自发地开始的。表现为政治上反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封建争取民主自由；思想上争取自由、民主、科学；经济上向西方学习现代军事技术、努力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其核心是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二、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繁荣富强、持续发展两大任务及其关系 （一）中国近代化的不利因素有哪些
一、近代化的含义 近代化也叫现代化，是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引发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大变革，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动力，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是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过程。它将引起社会生产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态度的变化，其核心是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西方世界的近代化又称资本主义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近代化具有明显特色。近代中国前80年近代化可称为资本主义化；后30年又增加新的内涵，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近代化，亦称中国早期现代化或现代化，是指近代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化的历史进程。 1、从过程上看： 它发生在封建社会后期，贯穿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社会主义确立、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经阶段。 2、从内容上看： 它是以科技为动力，以工业化为中心，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机器工厂取代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为主要标志，并引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全方位变化的一场社会变革。在中国近代，近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就是实现社会的转型，即从封建社会转化为近代社会。 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二是繁荣富强和持续发展。 二、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及阶段特征 （一）起步阶段（1840～1895年） 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以后，传统受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中国人对近代化的探索开始了。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表明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清政府的近代化探索失败。 1、大事 （1）经济上： 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 地主阶级洋务派领导了洋务运动，其间经历了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官办、官督商办到官商合办、商办的过程。 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创办近代工业。 （2）政治上 洋务派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未将政治体制的近代化提上议事日程。总理衙门的设立，标志中国外交走向近代化。 （3）思想文化上： 开始了“西学东渐”，创办新式学堂，培养科技人才。 2、阶段特征： 这一时期，本阶段担负近代化任务的主角是地主阶级洋务派；领域主要在经济领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政治体制近代化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有所进展，并经历了由重工业到轻工业、由军需到民用、由国营到民营的发展过程。投资形式也由官办、官督商办到商办，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同时，由于洋务运动的需要，近代化开始由经济领域逐渐向科技文化和人才教育领域渗透。 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变 （1）经济（工业化）： 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的比较快速发展与清末新政、一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
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1、起步阶段（1840～1895年）担负近代化任务的主角是地主阶级洋务派，主要在经济领域 ①政治上：洋务派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未将政治体制的近代化提上议事日程 ②经济上：洋务派领导了洋务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创办近代工业。 ③阶级关系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产生，资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④思想文化上：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向西方学习；洋务派创办新式学堂，培养科技人才，派人出国留学。 ⑤军事领域：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 ⑥外交领域：总理衙门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外交由传统的理藩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变。 2、整体发展阶段（1895～1927年）担负近代化任务的主角是资产阶级，近代化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全面展开。 ①政治上：政治体制的近代化有了重大突破。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维新变法运动，想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
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颁布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 ②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一是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工业初步发展，二是辛亥革命后和一战期间民族工业出现短暂的春天。 ③思想文化上：维新思想与顽固派的论战、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新文化运动的产生等，民主主义思想广泛传播，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 3、曲折前进阶段（1927～1949年）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历史环境下，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几乎陷入绝境。但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担负起中国近代化的任务，中国近代化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①经济上，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实行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推动了经济领域近代化进程，但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垄断，又使民族工业的发展日益萎缩。抗战期间，原有的工业在日本侵略下遭到严重摧残。抗战胜利后，美国垄断资本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相结合，又把中国近代化事业推人绝境。 ②政治上，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的妥协退让，对共产党、工农群众的屠杀影响了民主制度的正常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制定了宪法大纲，开辟了正确革命道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
略论马步芳家族官僚资本与青海近代化 关于青海近代化的研究，学术界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笔者发现，诸多文章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对与之关系重大的马步芳家族官僚资本探讨不深，没有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试图通过较为全面客观的分析，对马家官僚资本在青海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一个合理的定位及评价，希望能有助于接近真实的青海近代历史，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推动今天的青海建设向前发展。 近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的面极为广泛，当然最集中最能体现其成果的还是经济领域，所以本文也将研究的视点放在马家官僚资本与青海近代化的关系上，其他领域不再涉及。学识有限，不足之处，还望批评指正。 一、青海的近代化起步于马麒入主青海的民国初年，从一开始就打上了马家资本的烙印 鸦片战争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迫于世界潮流，相继踏上了近代化道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出现了新气象。但地处西部边陲的青海却似一块沉睡的冻土，触动不大。有人以为青海的近代化与全国一样，也始于鸦片战争后，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欠妥。鸦片战争后至民国初的这段时间，青海虽然也受到了国内较发达地区近代化的轻微影响，但还处于酝酿准备阶段，直到 1/ 12
民国初年马麒入主西宁后，青海近代化才真正起步。 辛亥革命后不久，马麒出任西宁镇总兵。1914年，他排挤走青海办事长官廉兴，1915年又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蒙番宣慰使，成为青海地区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为巩固地盘，维护家族统治，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马麒开始了“定海拓边”的一系列活动。他在递交中央的呈文中曾提出经营青海五大计划，列于第一位的是：“宜择地多设县治，屯垦开矿，练兵设学，兴实业以辟利源，修铁路以便运转。”很显然，马麒经营青海，已不再是传统的封建的老一套了，而是带有地方特色的近代化发展方略。 在经济上，马麒采用各种办法来积累资金，稳定社会，如试办玛沁雪山金矿；废止地方币票，改用通行银票，作为大规模开发青海的准备；改革税收制度，设立粮茶局，统管全区税务，实行草头税和营买粮制度，开始改变以往牧业区只收丁银，不收产税的做法；在农业区，实行禁烟制度，减少烟田，增加农田，以增加粮食收入；仿学兰州及内地新式的官督商办、官资合办的实业形式，设立垦务总局，放垦荒地，分级定价征收；在西宁及各县兴办了义源祥、协和商号等私资官办的商业网系，加强对青海商业的控制。所有这些做法，在税收方法、实业性质和经营方法上都开始带上了近代官僚资产阶级的色彩。这些具有近代化特征的举措给一潭死水的青海带来了许多活力。1932年林鹏侠有这样的描述：“自入青境，风物顿殊，似换一新世界。人民强健，家 2/ 12
我记得明朝大诗人杨慎曾写过一首〈临江仙〉诗这样写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鱼胶江渚上，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读罢此诗我不禁生出这样的一个感叹：“历史是故事，历史也是事实。继而我又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能够把历史事实当做故事讲的那他一定有很深得史学功底，而今天当我在读杨效平先生的那本<<马步芳家族的兴衰〉时，杨慎先生诗中的意境便又依然浮现到我的眼前。 认识自然界的物固然已很困难，要认识人文界的客体，特别是基于一种治史的需要必须作许许多多明明暗暗的行为的政治人物，其困难就难以道计了。 杨效平先生写〈〈马步芳家族的兴衰〉其主要用意便在于帮助读者了解当时青海政坛上关系千百万人生命的一位红人-马步芳先生。 <<马步芳家族的兴衰〉之所以在当年的一本畅销书。有他许多不同的条件首先是选材好。从马氏家族的兴起写起直到1949年马步芳败逃青海止。书中引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集中展现了马氏家族从兴盛到败亡的家族史。换句话说能够了解马步芳就能了解民国时期青海社会许多转变及其原因。当然在这本书出版之前也有过一些有关马步芳的文章，但都是言之寥寥，语焉不详，也就无法满足读者对马氏家族的好奇心。读者也都能够希望能够越过歌功颂德者的马屁文章，以及经过删节的自白，突破种种镜像来源一个历史的真相。 杨效平先生的〈马步芳家族的兴衰〉可说是第一本用公正立场，以及他自己的是非标准，在自由的写作环境下全面地为马步芳做一个勾画，这本书到底成功到何种程度可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恐无定论了一切都要读者在经过读后自己去判定，杨先生已尽他最大的努力: ‘可说摘下有色眼镜帮助对历史研究有兴趣的读者找到历史的片断。主要是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秉笔直书 〈马步芳家族的兴衰〉第二个特点是取材广泛且不失严谨，而这些得益于杨先生在史学研究方面的功底。杨先生在青年时代曾就读于兰州大学历史系从那时起他就已经开始了马氏家族史料的整理收集工作曾编写一本〈〈临夏地区社会调查史料〉并对马氏家族有了比较约略的了解。后来于1980年利用业余时间编写〈西北军阀马步芳〉但他自觉之写马步芳并不能够全面地反映马家军阀历史的形成发展过程遂摈弃前稿改写〈马步芳家族的兴衰〉初稿于1982.6月告成但仍时分粗糙，并呈送有关人士征求意见，为做到记有所据，对回忆和口述资料使用较少，一般均以档案和文献资料为准，资料一时不足，或难以断论的史实暂不写入[1]。在人物分析方面，杨先生的文字力求以唯物主义观给人物已客观全面地评价。 〈马步芳家族的兴衰〉的另一特点是文笔生动、细腻。杨先生出生一个农民家庭，所以备尝个种辛酸滋味，因此它更知“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的重要性所以他发奋苦读，且国学基础很牢，这使他在日后的治史研究时终身受益〈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里比比皆是言简意骇的文句，文笔流畅、读来顺口。所以引起了我的兴趣 人都是时空下的产物，马步芳先生可说是19世纪以来形成的一个回族封建大家庭，再用宗教来维护其在西北的军阀统治{2]而蒋正是利用这一点是马成为了其在西北的军阀代表，
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 19世纪后期清政府洋务派大官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开办的近代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是中国官僚资本的雏形。以后北洋政府由外债支持建立的一些官办企业也构成官僚资本的一部分。 1936年以后，近现代历史文献中使用的官僚资本一词，主要是指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的垄断力量，通过发行公债、苛捐杂税、商业投机、通货膨胀等手段巧取豪夺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 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和战时经济统制手段大发横财，进而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到1949年，官僚资本大约占有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全国钢铁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发电量的67%，并拥有全国最大的银行和十几个垄断性贸易公司。 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是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的官僚资本除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外，又具有买办的封建的特征。它的存在和发展，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因而是一种反动的生产关系，是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另一方面，官僚资本本身又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社会化大生产，它集中了一定的现代化设备和科技力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人民政府在全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直接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总目的，从理论上讲，是发展经济以“改善民生”，从而实现三民主义。在当时开展此运动的具体目的是为了“自救救国”。开展此运动的目标是为了“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即在积极方面：（一）增加生产总量，解决生活需要。（二）增加工作机会，解决失业问题。（三）增加输出产品，借谋贸易平衡。（四）保障投资安全，鼓励生产活动。在消极方面，要解除阻碍生产发展之外因、内因、货物流通之障碍及妨碍生产建设之心理因素。 要正确评价这场运动，首先要弄清发起这场运动的主观原因及客观效果。如上所述，这场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自救救国”，这在当时国内经济残破，外则日寇侵逼，中日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的确有其积极意义。首先，它发展了国民经济，增加了国民收入。据刘大钧《国民所得》一书估计，国民生产毛值，1934至1936年分别为213、237、259亿元。其次，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项目，都是直接为战争做准备的。国民党五大通过的《请积极发展民营重工业以充实国力案》指出，从事经济建设，迅速完成重工业，其目的是“使战时工业能以动员，以供临时需要”。这次大会通过的《请兴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中更明确指出，在此“中日战祸一触即发之秋，沿江沿海随时有被封锁之虞。交通系国防至巨，为适应国防需要……确有及时兴筑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之必要”。资源委员会所办各厂矿，也主要是为国防做准备，厂矿的分布均远离海口。规模较大的钢铁、机器、电工器材等厂大都设在湖南，其余金属矿、煤矿、电厂多选择川、陕等内地省份。电工器材厂，从原料和产品运销的角度来看设在武汉为宜，但却将其设在湘潭，这完全是出于国防的考虑。即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资源委员会致力于资本需要量大、资金周转慢、盈利少、风险大，而为一般民族资本家所不愿问津的重工业及国防工业，大量投资于西北、西南等内地落后省份，这对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不合理产业结构和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通商口岸的极不平衡的产业布局都起了积极作用。这场经济建设运动为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例如浙赣线通车后，“东西战场之军队辎重，得随军事形势之转移，自由行动。”徐州会战时，将南方军队调至江北，徐州沦陷后，又调回南方保卫武汉……除军运之外，该路对沦陷区各路机车车辆之撤退，工商物资之疏散，难民之迁移后方等抗日事宜，俱尽最大之努力。 经济动员运动可见，这场经济建设运动的作用已不仅是发展了国民经济，增加了国民收入，而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场战前的经济动员运动。因为“在当时国际形势之下，我们不能打出鲜明的准备战时经济体制的旗子，只有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战时全国经济总动员的准备”。 这场经济建设运动，是一场由政府号召并组织的、动员各界人士参加的群众性的经济建设运动。在运动中，不仅注意生产本身的发展，同时也注意了生产意识、劳动观念的宣传及理论的研究。因此，它是一场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经济建设运动。对中国近代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切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和人民愿望的。
《马步芳传》读书笔记 《马步芳传》读书笔记 《马步芳传》，作者樊前锋。 近日为筹谋一本关于我家家史的小书，遂搜集同一时期历史及可能相关的记录。于图书馆内借得几本书阅之，现将这本《马步芳传》的读书笔记记下来，以俟后录。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青海尕娃，对于自己家乡的历史知之甚少是不是有点丢人了。长期以往自己的心里确实也没有多少对于家乡的热爱与留恋，多少次的想要去外面经历世事，尤其在北京上了五年学回来，更是没有了归属感。因为上大学之前一直是在乡间县里的农村娃，西宁城里是极不熟悉的。再有就是按我朋友的话来说，西宁要啥没啥，工资贼低，还物价贼高，尤其房价近些年升涨的有点吓人，几乎翻了一倍。为什么越不发达的地方反而房价上涨这么快呢?让人无法理解，也无法承受。再加之，青海省内没有那么多好的工作岗位，所以青海也留不住人才，换做我我也会选择回报更高的内地或国外。但是，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我有认识的朋友在青海找不到好的工作，或与自己专业匹配的工作，即使在家里趴着也不愿意出去闯荡，我是实在无法理解的。好了，走偏了，现在还是把目光转向一百年前的青海吧! 一百年前的中国，也就是屈辱地近代史里的中国。内忧外患，国贫民弱，人民困苦，民生凋敝，人们愚昧麻木，放眼九州大地，皆是一片鬼哭狼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青海当然也不例外。时年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推翻了延续了近千件年封建帝制，中国诞生了第一个共和制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同年，甘肃河州回回马麒，被中央政府任命为西宁镇台，从此开始了马氏家族对青海长达38年地统治。
一、成长 马麒，马步芳之父。 马麟，马麒弟，马步芳叔父。 马继援，马步芳之子。 这几位主人公，都是这段历史当中重要的参与者，还有更多的人共同涂画了这段极富色彩地青海历史。 历史中的马步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恐怕写书人，读者都不会完全明了，除非是他本人，或许连他本人也不是完全知晓，毕竟命运神的力量是未知的。书本里也只能是借着历史留下的气味足迹，一路寻觅，追根溯源了。 马步芳，字子香。相貌俊美，勤奋能干，有治军治省之才，他是从一个名不见经传地小人物一步步地成长为威慑一方地青海王，西北王的，他的身上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他是如何成长为一个民国政府时期的重要角色的呢? 应该说马步芳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是归因于家族及父辈为他打下的基础。 马步芳于1903年出生在癿藏村。他出生的时候，父辈人以及凭借累世功名，成为了左右陇右乃至整个河湟地区的关键人物。时值晚清，甘肃官场上无人不知其父亲马麒、叔父马麟之名。 其祖父马海宴，就是个叱诧风云地人物，参加当时回民反清的起义，并在河州以300人之众的敢死队，杀入左宗棠数万精锐湘军腹部，取得回军太子寺大捷，成功扰乱湘军，这一计被后人称为“黑虎掏心”，也被河州后人一代代传颂。后审时度势，归顺政府，为求自保，举家秘密迁至癿藏村。后
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 官僚资本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形产儿，买办性、封建性、垄断性是近代中国官僚资本的主要特征。1927年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后，逐步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和陈果夫为代表的四大家族，他们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政治、经济特权，巧取豪夺，大量聚敛财富，成为中国最庞大的官僚资本集团。毛泽东曾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1 官僚资本是一种反动的落后的生产关系，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严重的破坏和阻碍。因此，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官僚资本，主要是没收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所掌握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经济。 另一方面，从生产手段和设备规模来看，官僚资本又几乎垄断了中国一切比较先进的近代化生产部门，据统计，解放前夕，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占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80%，占全国工业资本的2／3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固定资产的80%。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共有工矿企业291个，掌握全国钢铁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电力的67%，水泥产量的45%及全部石油和有色金属的生产。官僚资本不仅控制了重工业生产，而且控制了轻工业生产，仅“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就有64个纺织厂，其纺绽占全国纺绽总数的38%，布机占全国机械化布机总数的60%。官僚资本控制着全国的金融机构和铁路、公路、航空运输以及44%的轮船吨位，还有十几个垄断性贸易公司。2因此，没收官僚资本，把其转化为国营经济，使新生的人民政权直接掌握比较强大的对国计民生具有重要作用的生产部门，对新中国的巩固和经济建设将起重要的作用。官僚资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最腐朽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没收官僚资本，是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中共中央为了保证对官僚资本企业接收的完整和顺利，不断总结经验。1948年11月，陈云写了《接收沈阳的经验》，后由中共中央作为成功经验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49年上半年先后发出了《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对〈关于接管江南城市指示草案〉的指示》、《关于接收平津企业经验介绍》等文件，详尽地规定了有关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方针和政策。 在接管新解放的城市时，注意保护生产设备，防止企业分散破坏。《接收沈阳的经验》中，提出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3目的是防止乱接一通，禁止乱搬乱拿，破坏分散物资和企业设备，以将企
黄河上游的航运史 文章来源:《青海史话》 自古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多为山峦沟谷，交通很不发达，运输物资极为不便，山区主要靠人背畜驮，也有少量的畜力车拉运。若长途运输非常困难，可在黄河上用皮筏运输却较为便利，其历史亦很久远。据《后汉书·邓训传》记载，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８９年），邓训任护羌校尉时，众羌归顺，迷唐羌酋不服，退居大小榆谷（今青海贵德黄河南岸），于是邓训发湟中兵六千，至归义城（今青海贵德黄河北岸尕让村），被黄河所阻，遂命兵士“缝革为船，置于稗上，以渡河”，命为“草船算”。这“革船算”就是首创于贵德一带黄河上的航运工具——皮筏。 古籍中还具体记载着用皮筏在黄河上游运输物资的情景。如清初梁汾著《秦边记略》记载：“黄河之水，浮于积石，至于龙门，唐治舟师，溯流上下。”这里指明唐代时，军用木船（即木筏）可以从青海循化航行到山西龙门地方。据《宋史·姚雄传》记载，河州（今甘肃临夏）知府姚雄在丙灵渡建城堡，“从湟水漕运”。即将河州军粮从黄河转入湟水，溯源而上运抵湟州（今青海乐都）。元代初，元世祖派遣招讨使都实探河源，在黄河源头建城，开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元史·地理志·河源录》）。这是说元招讨使都实将黄河源头的贡物以皮筏航行转运到京都。明代，在青海民和上下川口湟水河航段，设河湟造舟处，由水上运送军用辎重和木料等。这在《秦边记略》中亦有记载：“河湟间常造舟，载军仗，下宁夏以平贼”，“商市庄浪之木，顺流而下，日行二百里许”。据清龚景翰著《循化志·城池》记载，河州知府顾详，于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闰七月，筑循化城，所用木料全部从上龙布白佛地方（今青海尖扎东部——笔者）大林中砍伐，由隆务河顺黄河扎筏运输。 又据《甘稿·交通三河运》记载：“甘肃（当时包括青海——笔者）之水，黄河为大，山峻水急，无舟楫之利。省西毛、革、木、粮，省东烟、药、蔬、果，所恃以东输省会，北达夏绥。航运之具，仅椎木筏、皮筏。自黄河至贵德县松坝峡，始有木料、粮食、皮毛之运。东行六十里吉利峡（今李家峡——笔者），又东一百里许拱北峡，二峡山势险峻，水流湍急，运载之货，率集于此。东行八十里撒拉川，又七十里孟达峡，又八十里大何家，旁内积石关，最
略论甘南夏河民族与民族关系夏河县，俗称拉布楞地区，李安宅、于式玉等老一辈人类学家对这一地区进行过研究‚。现在，甘肃省藏族研究所设在拉布楞镇，负责全省的藏族研究。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史、地方史以及风俗上，而对现状研究却不多见。本文主要根据甘南夏河县的调查资料，探讨夏河民族与民族关系。 一、夏河县概况及族源 夏河县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西北部，西邻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北面是临夏回族自治州，南邻碌曲县、东接卓尼县。总面积8687平方公里，辖21个乡、2个镇、105个行政村、710个自然村。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000-4000米之间。气候为高寒湿类型，年平均气温0.4℃-4.8℃，年平均降水量516毫米，全年日照2300-2400小时。 夏河是一个多民族的县，1991年总人口14.23万人，其中藏族占61%，汉族占28.8%,回族占9.5%，蒙古、撒拉、东乡、保安、满族、土族等民族0.7%。在夏河县以藏族为主，次为汉族和回族，回族主要居住在县城、汉族则居住在县城和海拔较低的农区。因此在县城～拉布楞镇民族的多元性和民族关系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族源对民族的形成和认同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首先谈谈
族源。 (一)藏族 一般认为，藏族是来源于古代羌族的一支，但夏河县藏族的来源有三∶一是当地土著民族发展而来，二是青海、陕甘方面来的羌人、氐人、鲜卑人、土谷浑人、党项人，三是康藏来的羌人、土蕃人。这些人经过长时间的交融、混血、繁衍而形成了今日甘南藏族。 据史载，夏河地区最早的居民为羌人。两汉时，中央在夏河设白石县。西晋末年，辽东鲜卑慕容部土谷浑征服羌人，夏河归属土谷浑国。后来又沦为后凉、南凉之地。唐以后，土蕃王朝势力扩展到此，并使甘南地区各民族风俗习惯趋于一致。夏河县的“卡加六部”，其始祖是土蕃将领察的后裔，其部族原居于青海，后有兄弟三人迁移到夏河的甘加。其子孙后代分散驻牧，形成了后来的岗岔、南木拉、卡加、甘加、扎油、黑错六大部落。元代在夏河设臵土司，明代沿用这一制度，而没有在夏河实行“改土归流”。 (二)汉族 夏河境内很早就有汉人活动，西汉时在夏河设臵白石县，屯田垦荒。当时以军屯为主，所以汉族人多汉朝军士，但后放弃。北魏、唐时均有汉兵到达过夏河。宋代，在夏河设茶马司。明代为了解决军需粮秣的供应，在夏河除了用军队军屯外，并且从应天府(南京)、风阳、定远(安徽)一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