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1912—1949）青海畜牧业发展述论
张保见
【摘要】The suitable farming parts of traditional pasturing areas had been developed well,which made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closely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Hardy varieties with regularly distribution were the main part of cattle and the ranches were divided mostl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easons.The livestock production was developed along the route of down ＂U＂,which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were quite low,just the embryonic state of modernization.The ranch division for tribes was not just and most ranches were not used well,which caused serious disease of pest,larger number of cattle than the holding capacity and excessive pasturing in some areas.%传统牧区适宜农垦的区域得到农业开发,农牧结合紧密。牲畜以耐寒品种为主,分布较有规律。牧区牧场分划季节性强。畜牧业生产呈倒＂U＂字形发展,管理水平和技术含量低,处于萌芽近代化状态。各部落草场分划不合理,大部分草场
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局部地区病虫害严重、牲畜饱和及牧放过度。
【期刊名称】《古今农业》
【年(卷),期】2011(000)003
【总页数】10页(P91-100)
【关键词】民国时期;青海;畜牧业;发展
【作者】张保见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S812
民国是青海畜牧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学术界已有相应关注,地方通史类、相关民族类
通史以及有关通论性经济类通史、相关通论性之近代史著述皆有论述[1]。尽管对
民国时期青海畜牧业的讨论相对较多,成绩应当肯定,但现有研究存在的缺陷也颇为
明显:一是多通史性研究,缺乏专门的民国断代研究,对民国时期青海畜牧业的发展多语焉不详;再者这些成果的研究视角以历史考察为主,基本没有注意到历史时期经济
发展的空间因素,忽视了对畜牧业生产格局的讨论;此外研究成果多附带于其他区域
或领域研究之中,对于青海畜牧业来说多显得较为零碎、不成体系。也正是这些不足,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较为广阔的空间。
一、民国时期青海牧区分布之变迁
总体衡量,从水平方向上看,青海日月山以西、青南高原为牧业区;从垂直方向上看,牧区主要分布在海拔3500～5000米之间的地带,海拔高度受热带季风影响强弱和纬
度高低而有所升降。民国时期,青海农业垦殖力度逐渐加大,草原有所减少。但受自
然条件的限制,农业开垦主要集中在海拔较低、水热条件较好的河流两侧、湖泊四周、台地、谷地和南向山坡地带,草原以此为中心随着农业垦殖的发展而向周围逐
渐退缩。
清末民初,青海农牧分界较为明晰。大抵可以以日月山为界分区,山以东为农业区,山以西则为牧业区。日月山以东农业区,牧业为副业,牲畜以饲养和放牧相结合,牧场在农区附近的山上。此外,耕作条件较差,海拔较高的山中有蒙、藏等民族耕、牧兼营。日月山以西已经垦殖农田较少,几为纯牧区。据推算,清末民初青海实有耕地数应为20000顷左右[2],其中日月山以西牧区仅有农田500顷左右,且集中分布在共和、
同仁、都兰的局部地区[3],玉树通天河流域自协曲水口以下沿河两岸及固察、称多、拉布、歇武、义曲、结古诸河边谷地,子曲河流域自吹灵多多寺以下及江云、药曲、曹曲等河滨,杂曲河流域觉拉寺以下,鄂穆曲流域自村沙百长属地以下等条带状区域[4]。柴达木盆地区因降雨稀少,沙漠、戈壁较多,草场多集中于河流和湖泊附近,河流和湖泊也可为牲畜提供充足的饮用水,所以柴达木盆地牧区集中在河流和湖泊周围。其余地区除少数河谷及湖泊外,多为海拔在3500米以上的高原和山脉,至海拔5000米以上已为冰原带,水草稀少,牲畜难以生存,故牧场分布于海拔5000米以下地区,而在青南高山区域及北部祁连山区域,海拔4000米以上,多地势高燥,夏缺牧草,冬季冰雪,已不适于家畜繁殖,唯有少数藏民牧放牦牛而已。也就是说,青海西部牧区较为集中在海拔3000～4000米以下的山麓及河谷以及青海湖四周。
进入民国后,至1935年,由于外来移民增多,人口增殖很快,加上政府也开始采取措施鼓励和提倡农垦,设置屯垦机构,制定屯垦政策和策略,积极引导并予以一定程度的帮助,青海农业垦殖渐呈恢复及快速发展之势。1919年,设青海屯垦使于兰州。1923年,在西宁设立甘边宁海垦务总局,并在西宁、湟源、大通、循化、贵德、都兰、玉树、囊谦、大河坝、拉加寺等处设立10所分局。1927年改名西宁道垦务总局之后,大力推行放垦,垦殖规模加大,开垦荒地增多。据统计,1927年放荒约 283顷,包
括查获私垦地约89顷,共计约开垦372顷;至1929—1930年间,一年之内,查丈荒
地及无粮新垦地即约达2078顷[5]。在此期间,青海人口迅速突破百万。1930年青海人口约在90.6万人左右,1934年实际人口估计应有116万余人[6]。
这一时期日月山以东地区开垦力度渐次加大,较为宜农的浅山和脑山逐渐垦为农地,
牧场向海拔较高处退缩。随着东部可垦区域的减少,日月山以西、以南地区成为主
要的垦殖拓展方向,环青海湖地带、柴达木盆地沿河湖地区和贵德南部、同德、同
仁及玉树等地海拔较低、灌溉便利之处的草原成为新垦区的中心。以共和县为例,
原本业农者仅有少数内地迁徙之难民及隆哇地方部分藏民,设治后,外来垦民日多,建
省初期调查称其地“可耕之田现已逐渐垦殖”[7]。在地势高耸,自然环境恶劣的大
通河上游及青南高原地带,局部地区也开始形成小块农耕区。北部的门源县,1919
年出现专业农户,1929年后在八宝河、黑河及其支流两岸已逐渐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小块农区[8]。南部果洛地区,二十年代始在今班玛、久治一带垦殖,至 1956年调查统计,已经有耕地110余顷[9]。玉树的垦殖发展是向河流两岸已有农地周边宜于垦殖的区域扩展。1939年统计,玉树各地共有田地1206顷[10]。牧区相应得有不同程度地萎缩,但黄河南等地仍为纯牧区。
1936年青海土地局改称地政局后,各级官吏贪赃勒索事件逐渐增多;针对垦民的苛
捐杂税日益沉重。这些情况导致垦地成本大为提高,垦民往往入不敷出,严重挫伤了
农民的垦地积极性,垦地数量下降。而已垦之山旱熟地,因收益较差,抛荒逐年增多,青海部分地区尤其是日月山以东地区的一些浅山、脑山再度成为荒区。日月山以西一些易垦区垦殖地域仍在扩大,如柴达木盆地部分绿洲,20年代末,部分蒙古族开始从
事农业垦殖,从1930年起,出现内地人在都兰一带开展农垦,随后,察汉乌苏、查查香卡、哈拉哈图、香日德、德令哈、怀头他拉、宗家、巴隆等地均有内地人前来领垦。至40年代,柴达木盆地农作区已有较大扩展,马喀河流域、巴因河流域、柴达木河
流域之“巴隆、宗家、香日德各处,早经垦殖”,奈直河流域等已均有所开垦试种[11]。
民国时期青海土地垦殖力度相对较大,1942年调查,牧区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75%[12]。青海水利局1958年估算全省草山草原共8亿亩,占本省总面积的
64.72%[13]。虽说建国后的十年间,牧区农垦范围有所加大,但也不能不说,进入民
国后,青海省草场总体呈现出衰减的态势,其趋向是在水平方向上和垂直方向上均有
所萎缩。但由于人口有限,垦殖工具和技术水平差,由垦殖造成的草场退缩面积不大。近代青海农业垦殖的垦殖率是很低的。据统计,1949年青海垦殖率最高的东部河湟农业区,农地约5万顷,垦殖率也只有10%左右;其次是环青海湖地区,耕地只有1万
多顷;面积广袤的柴达木盆地及青南牧区,耕地总面积竟只有2000顷左右,垦殖率更低[14]。从这些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受自然条件、技术手段和时代环境的
制约,近代青海农田仍然局限在传统农业耕作手段许可的狭小范围之内。加以其时
大部分牧场的牲畜数量不多,所以对草场的破坏有限。据估计,1949年青海全省有
可利用草原5亿亩,实际仅利用了50%左右[15]。
二、主要牲畜种类分布概况
牲畜与畜产是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青海大部分牧区由于地势高峻,故牲畜以耐寒
品种为主,马、牛、绵羊、骆驼为主要畜种,青海东部各县如西宁、湟源、乐都、民和、互助、贵德、化隆、循化、大通县有驴、骡、猪等畜类的饲养。在柴达木盆地,还有山羊的饲养。民国时期,柴达木的山羊饲养意义重大,“山羊乳含脂肪,每头日可产乳四五碗,每十六碗可制黄油一斤,蒙民多利用之”[16]。所育山羊多供肉用,体大绒多,山羊皮尤为优良。有部分蒙民还汲取母山羊奶,以补充黄牛奶的不足,而柴达木贫民更是完全依赖山羊的乳肉提供饮食。一些农牧兼营的藏人,也饲养有少量山羊。此外,蒙、藏牧民户户均喂养有犬,做守夜、护畜之用。
青海为著名产马区,每年运至康藏销售之马达数万匹,为青藏间出口的大宗商品之一,主要产于青海东部农业区及大通河、布哈河及青海湖四周、柴达木各蒙旗。据产地和体质等不同,分为南番马、番马、玉树马、柴达木马几种。南番马产于黄河以南
一带,身躯大,为民国时期青海骑兵主要配备马种。番马,亦名青海马,产于青海省北隅、大通河流域、青海湖四周及布哈河一带,以门源县所产最佳,体形稍小,军用民用咸宜。玉树马产于玉树及果洛部分地区,耐寒能力为青海各马冠,可供跋山力役。柴达木马
产于柴达木盆地,善行沙漠,具有粗食耐渴等能力。
牛,可分为黄牛、牦牛和犏牛数种。黄牛供役用或肉用,多产于河湟一带农业区,而柴达木盆地各蒙旗及寰海八族牧地也多有蓄养。柴达木区不产牦牛,黄牛相对较多,牡
为平时驮役或供杀食之用,牝为其主要乳用畜。其他地区所养黄牛多以为牦牛种畜,
故数量极少。牦牛以玉树25族、环海8族、果洛诸族藏民及黄河南诸蒙、藏族蓄养最多,为供役用、乳用及肉用之主畜,以果洛族所产体高力大见称,玉树“之牧地,宜牛甚于羊。因草性粗韧使然,故该处牧家牛多于羊。至青海北部之牧家,羊多于牛,因草性不同也。是以玉树以牧牛为最要之生活,其用处最广,不但产皮毛乳酪,且可用之耕田运货,载量至百斤,日行可四十里,其特长之处在忍冷,善行崎岖滑㳠之地,而喂饲
不需给料”[17]。犏牛为牦牛与黄牛之杂交品种,以在青海、浩门河放牧之阿里克族、黄河北岸之阿粗乎藏族、黄河南岸之鲁仓藏族及黄河南四蒙旗所产之犏牛最为著名,“牡者可以负重致远,牝者产生大量浓汁之乳,特别富于滋养,蒙番牧民,皆珍视之”[18]。
绵羊,可分大尾羊、小尾羊二种。大尾绵羊,为柴达木蒙民所蓄养,肉肥毛短,毛质粗劣,产毛量低,近于肉用种。小尾羊,毛细而长,质优且产量较高。据时人调查,青海小尾羊每年每只可产毛5斤[19]。分布于环海牧区、黄河南岸诸族及玉树25族、果洛等地。其中,环海牧区及黄河两岸诸族所产之羊,以体大毛长见称,玉树25族及果洛族
之羊,以毛细著名。
骆驼“以柴达木所产推为首选”[20],原产柴达木诸蒙旗,供役使。进入民国后,环海牧区如郭密、都受、曲加洋、汪什代克诸族逐渐开始饲养,但饲育、管理、役使均
不得法,严重限制了骆驼养殖的发展。
三、青海牲畜及畜产产量之推算及其发展态势
牲畜的生产主要是指牲畜种群数量的增减,畜产品主要是指牲畜的皮、毛等类出产。民国时期,青海畜牧业以1935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民元至1935年,是青海畜
牧业逐步发展并达到顶峰的阶段。由于青海牧区基本为游牧,调查不易,缺乏准确的
牲畜统计数字,只能力求其数字的近似性。
民初,朱绣《海藏游记》对青海牲畜总数之统计为马20万余匹,牛20万余头,羊
220万余只。总计约260余万头。类似记载还有1934年青海省建设厅的报告,估
计马在三四万匹以上,黄牛约15万头,牦牛约万余头,羊200万头,驼8000余头,猪2万余头[21]。总计为230余万头。同一时期,王金绂的估计与此大体相当:马12万匹,牛20万头,羊 220万只[22]。总计 242万头。
但是,这些数字出来不久就有人认为估计过低[23]。从当时一些区县的较为可靠的实地调查数字,我们可以发现,如把朱绣等人的统计数字作为青海实际牲畜的总数,确实低的有点离谱。1934年庄学本实地考察后估计,仅果洛一地绵羊、牦牛两种牲畜总数已在百万以上[24]。同期调查,湟源有马6300匹,骡及驴12500头,牛18700头;玉树地区有牦牛265000头,犏牛37800头,马55000头[25]。1942年吴景敖果洛调查,“羊之产额年约三000000万只,S牛、犏牛年产约七 0000头,马年产约三 0000匹”[26],另有一种估计数字为青海全省年约产马12万匹,产羊总数约达230万头,年产牛约20万头[27],总计为262万头,与民初和1934年估计数据较为吻合。但从数字的描述情况来看,这应当是一种年交易牲畜的记录,而非青海牲畜的总数。以马为例,时人统计,在青海马的次要市场康藏地区,青海每年运销的马即达2万匹[28]。这仅为马匹交易之一小部分,青海产马更多的是用在骑兵建设上,并以西宁等地为销售中心,故年交易马12万匹是可能的。所以,这个记录基本上是市场交易记录的反映,可信度较大。故,民初和民23年的牲畜估计数字应当是青海长年平均的牲畜交易数字,而非青海实际拥有的牲畜数。
至于青海实际的牲畜总数,30年代从事西北考察的各团体实地调查后有一个统计数字,马、驴、骡100万头,牛200万头,羊1000万只,骆驼5万头,猪100万头[29]。这个数字当时已经有人使用[30],应该说还是比较为时人所认可。当然,也有人认为此数目依然估计较低,实际总数“至少要超以上数目之数倍”[31],这种估计显然太高。我们从羊毛生产入手加以推算,可以得出青海畜牧业鼎盛时期的羊只近似总数,从而来推断西北考察后的调查数字较为可信。
在青海羊毛生产的黄金时期,每年从青海各地交易外运的羊毛总数达1000余万公
斤。这个数字是市场成交数,应当较为可靠。其中可能杂有一些来自康、藏地区的羊毛,由于交通问题,这部分羊毛数量不会太多,而青海羊毛也经拉卜塄、松潘等地有外运情况。因此,估计单青海一地当时每年外运羊毛数应在1000万公斤左右。而据记载,当时青海的大尾羊一只年可剪毛四斤,小尾羊一只年剪毛5斤[32]。以每只羊产毛量最高值5斤算,青海全省30年代中期外运羊毛需要有至少400万只绵羊提供。除商业交易之外,青海牧区蒙藏民众之生产所需皮袋、皮绳等物及生活所需衣袜等物亦多来自羊毛,所需羊毛数比外运数量略微多一些,再加上少量的山羊,其时青海羊只总数为1000余万,应该说是较为可靠的数据。
1935年以后,青海牲畜瘟疫流行的次数越来越多,遍及地域越来远大,加上战争破坏和剥削严重,牧业生产破坏受到重创,牲畜数量急剧减少。以环海藏族汪什代海部落为例,清光绪年间有马万余,牛二万余,羊十五万余,至1930年,陈庆英估计有各类牲畜四十万头只上下,1951年调查该部共有马3703匹,牛23358头,羊189160只,山羊 11172只, “可见从 1930年到1951年牲畜减少很多”[33]。1949年统计,青海全省牲畜只有748.73万头,这其中绵羊和山羊等小牲畜为499.47万头[34]。毛、皮等畜产品一直是青海对外贸易的支柱,自19世纪以后,中外通商,青海羊毛输出日多。据统计,1919—1926年,西宁毛每年的出口量占全国羊毛出口总量的50%[35]。至 30年代,羊毛外销量达到顶峰,年有 1000余万公斤[36]。年出产羊皮200余万张,牛皮20余万张[37]。此后,开始逐渐下降。1949年统计,青海年产羊毛仅865万公斤[38],“大小牲畜比一九三七年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二点四”[39]。四、畜牧技术发展概况及其地域差异
民国时期,青海畜牧业技术基本上仍停留在传统畜牧业阶段,只有局部地点如官办牧场略有改进。半农牧区和纯牧区牲畜饲养存在一定差异。牧区以游牧为主,牧地一般分冬、夏,按季节轮换放牧。夏季牧于高山,冬季牧于低地,大多完全依赖天然草场,靠天养牧,无喂养饲料的习惯,无人工草场栽培,形成“夏起、秋肥、冬瘦、春乏
（死）”的恶性循环,尤其是牧区小而牲畜较多之族,冬春季经常发生牧草不足的灾难,老弱牲畜死亡较多,却不知采用种植牧草以解决冬春季牧草不足的问题。管理粗放,一般无牲畜圈和围栏,牲畜一年四季露宿,牲畜常受野兽的侵扰与风霜雨雪的打击,有害畜类的健康;牲畜经营好坏往往取决于畜牧经验的积累;畜产品加工能力低,一般为手工劳动,工具简陋,大多为铁制剪刀、小刀、毛绳、皮袋、木桶等物。
以玉树为例,各族放牧地冬、夏轮换,夏季在山坡或较高处,冬季多在山凹、山阳坡或平原有河流处。每族每村冬夏都有自属牧放区域,因为夏天不储备草料,故必留一冬
草区域,夏季绝不放牧其地。管理方法,昼者放牧,夜则收集帐房附近,以防野兽及窃贼。因游牧迁移无定,故虽有可耕之地,也不兼营农业。除结古外,“无牛羊圈,不储草,概
无兽医,故天然死亡率很高”[40]。在果洛地方,“夏有夏天的牧场,冬有冬天的牧场,甚或春秋亦有一定牧场。季节一到,全部迁移”[41]。季节未到的牧场是不容人去
放牧的。海晏县蒙古各旗“对于转场时间,人人都得严格遵守,谁要是迟上山或早下山,即以破坏草原论罪,罚以牲畜或以马支公差,这是他们游牧的规矩”[42]。
农区情况稍好,一般有饲料喂养的习惯,有畜栏畜圈,管理也优于牧区。农区普通饲料以稞麦、大麦、小麦、豌豆杆及野草为主,农产饲料以黑豌豆、燕麦、麦麸为主。
民国时期,青海牲畜品种改良传统的办法是从本部拣选体格健壮、毛色佳者作为种畜,一般不从外部引进良种。在牦牛育种上,注意采用与黄牛杂交,培育返祖牛只。这些育种方式,在局部地区也培养了一些优良品种。如但大部分地区管理粗放,混群放牧,自然交配,牲畜品质退化严重,产毛量、个体重量均有所下降,繁殖率和成活率低,
病害抵御能力差。
在病害防治上,专职畜牧业科技人员很少,除半农牧区稍有医学治疗外,广大牧区只能采用如放血等土方法,或者请喇嘛念经驱邪等,此外则只能听之任之。病畜往往不知
隔离,一旦染上传染病,危害更烈。1935年8、9月间,夏河县城及其以南各牧场,发
生牛瘟,波及青海,传染率平均 25%,死亡率平均高达95%[43]。1939年,海西蒙古
王家旗发生牲畜瘟疫,“草原上无药无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牛羊一头头倒毙,牲畜死亡率达百分之九十”[44]。兴海县河卡乡就是一个典型的藏族游牧区,“游牧业的
生产力水平,解放初期是很低的。完全按自然季节,顺着冬春夏秋牧场,周而复始地进行放牧,牧草靠自然生长,牲畜靠自然繁殖,生产工具异常简陋,常用的仅有:赶羊抛（藏语:吾什加）、牛挡绳（藏语:克儿当）、马脚绊（藏语:大竹乎）、羊毛剪（藏语:瓦克）、牛奶桶（藏语:塞）等几种。人力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很孱弱的。人
能起的作用,主要是对牲畜加强饲放管理、进行抚育和赶上逃避自然灾害。生产是
很不稳定和脆弱的。手工业直到解放还没有从家庭中分离出来”[45]。
牧区女子多以编织为副业,编织大多为手工毛编,原料基本上为自家豢养的牛、羊、
骆驼所产毛或牛尾等,编织之物大多为供牧民自己日常生活所需之帐篷、鞋袜、手套、褐子、毪子等物,少量多余产品出售。都兰县“蒙民以羊毛作毡,以制蒙古包;藏民以牛、羊毛捻线,制成毛布,以制帐房”[46]。农区妇女也有少数从事此业者。随
着加工技术的改进,东部农业区城镇毛织产品产量逐渐提高。一些区域经济活动的
中心地带,出现了部分规模相对较大的手工工场,如贵德县贫民工场、西宁栽绒工厂、西宁地毯厂、西宁毛织厂、西宁皮革厂、玉树裕民工厂、循化民生工厂等,从事毛
编织、兽皮加工等业。部分地区缝纫机开始引进,如三十年代西宁缝织已用缝纫机
代替人力,纯手工者“几乎绝迹”[47]。马步芳时期开设有洗毛、皮革、牛奶、地
毯等厂。产品大部分自用,部分外运销售。以西宁、湟源等地为例,见表1。
表1:三十年代西宁、湟源等地手工业制品产销情况调查表（资料来源:吕治平《青
海经济之现状及发展之我见》,《蒙藏月报》,9卷,5～6期,1939年。）产品种类
栽绒毯褥皮袄皮褂皮靴皮鞋总产数量 7000条 15000余件14000万余件7000余双7000余双外销数量 4500条 7000余件7000余件无无
青海畜牧业存在的诸多问题,当时已经有人注意,并加以批评,提出了改进畜牧技术、兽医水平和兽种改良等建议[48],并有科学考察团的屡次光临,但纸上谈兵而已。地
方政府也有所注意,并采取了一些改进办法,如进行畜牧业调查研究、设立畜牧业技
术机构、引进良种等,但大多或仅限于政府势力所及的城镇周边地区的官办畜牧场所,并没有能够深入广大牧区,即使是这种少量的改进和优化措施,推行者也大都敷衍了事,以致收效甚微。
五、结语
受经济因素的影响,民国时期青海传统牧区的部分适宜农垦区域得到农业开发。实
践证明,单纯的农业生产或牧业生产皆较为艰难,适宜地区的畜牧-耕作或耕作-畜牧
是致富的重要模式。在条件适宜地区,农牧结合紧密。畜牧为农民提供肉、乳、毛、皮等必不可少的食品、用品,为农业提供畜力和肥料;农业为畜牧提供农产高营养的
谷类、豆类饲料及秸秆等饲料,农区普遍定居,备有畜栏、畜圈,管理较好,利于牲畜生长。这种情况在青海有农业生产的地方普遍存在,尤以半农半牧区更为明显。农牧
兼营是条件适宜之区人民的致富之道,农而不牧和牧而不农皆生存艰难。在民国时期,由于青海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离开畜牧,耕作农业几乎不能单独存在下去。这种模式往往是自发的进展结果,也受到了政府提倡的部分影响。
在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农牧转换,如柴达木盆地部分绿洲,传统上以牧为主,进入民国后,随着移民的增多,农业垦殖力度加大,牧业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在纯牧区,以天然游牧为主,具有较为固定的路径、地域,牧场分划季节性强。平旷的草原地区,各部落在属于自己的牧场内按季节水平流动放牧;山区,随夏季来临逐渐往高山流动,秋季再逐渐下移,冬季牧于山谷、低地避寒。牧业和狩猎结合密切,狩猎既可保护畜群免于猛兽伤害,亦可提供肉、皮、毛等物品。
畜牧业生产好坏完全取决于经验,管理水平和技术含量低。不注重品种改良和生产
手段的改进,导致牲畜品质降低。牲畜较多用为畜力而非商品销售,生产率低,经济效益低下。广大牧区基本上靠天养畜,无人工草场的培植,无储存牧草、饲料的习惯。
青海牧区牧草一般在6～8月生长较为良好,这一时期牲畜逐渐摆脱冬春季乏食消瘦
状况而膘肥体壮,也是小畜出生时期。随后冬季来临,牧草匮乏,牲畜开始消瘦,老、病、弱及幼畜因乏食而大量死亡。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尽管在长期畜牧过程中,农牧民
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训,但在民国时期,青海牧业生产技术进展不大,基本上停留在传统畜牧阶段。畜牧业的近代化尝试和发展仅仅局限在城镇及其周围一带官办牧场,
并没有深入到牧区。
各部落草场分划不合理,表现为总体上草场的利用不足和局部的牲畜饱和及放牧过度,加上养护不力,已出现草场退化、缩小和载畜量下降的情况。果洛“自然草场受
野鼠、旱獭（俗名哈拉）为害很烈,加上风刮雨蚀,许多草原逐渐变成了一片片的
‘黑土滩',寸草不生,草原退化的现象极为严重”[49]。据解放初对刚察、玉树等
16个牧业县“七千一百万亩草原的调查,鼠害面积即达四千零四十五万亩”,“虫害面积达七百六十三万亩”[50]。牧区“平均养1只羊就需要28.7亩的可利用草场
面积”[51]。大部分草场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局部地区的牲畜饱和及牧放过度,主要是由于草场的不合理利用、历史原因及农业垦殖,部分是由于不顾牧业发展质
量只求数量的结果。柴达木“由于便于人畜饮水或管理牲畜方便,常常发现在水源
和帐篷附近的牧场上有强度放牧的现象。如噶尔穆河滩在6月下旬畜群进山前,一
连数月各种牲畜强度地混牧;在牧草开花抽穗的前期,如此集中放牧,践踏草场,足以降低牧草生活力,引起牧场衰退。而其他地区长期休闲,听任牧草枯老粗劣;低湿地区草高而密,也任他滋荣枯雕,少加利用”[52]。民国时期,青海各部落草场的范围基本上是历史发展的遗存,国民政府及青海地方政府对游牧地区控制力有限,基本认同这种
分划,无力从宏观上加以调控,造成一些牧场大而牲畜少和牧场小而牲畜多的矛盾。
由于牲畜数量和草场拥有量的不合理分配,致使40年代青海就出现了牧区小、牧草少而牲畜多的畜牧部落“到春时常有牧草不足之感,故牲畜老弱者死亡殊甚”的情
况[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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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1-2-1 8:13:00 2000年是实施"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头一年。我省各族人民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方针政策和调控措施，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全面完成了"九五"计划的主要任务。 一、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00年全省完成国内生产总值263.1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比上年和1995年增长9.0％和52.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068元，分别比上年和1995年增长7.4％和41.3%；全社会劳动生产率9786元，分别比上年和1995年增长5.2％和35.6%。"九五"时期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年均增长8.8%；尤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头一年，实现了良好的开局。 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推进。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继续发展壮大，第三产业保持快速增长。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8.50亿元，比上年下降4%，比1995年增长7.7%，比重由"八五"末的23.5%下降到14.6%；第二产业增加值113.16亿元，分别比上年和1995年增长11.7%和65.2%，比重由"八五"末的39.6%上升到43.0%；第三产业增加值111.46亿元，分别比上年和1995年增长11.0%和60.3%，比重由"八五"末的36.9%提高到42.4%。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产业减弱，二、三产业增强。 二、农业 2000年，我省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坚持围绕农牧业发展和农牧民增收的目标，加强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调整农牧业结构，因地制宜，精心组织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作，农牧业虽遭受严重干旱有所减产，但总体发展水平有新的提高。 农作物种植结构进一步调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压缩到32.27万公顷，总产量82.70万吨，比上年减产20.18%。经济作物播种面积19.17万公顷，占种植业的比重上升。其中，油料作物播种面积19.16万公顷，比上年减产31.93%；蔬菜种植面积1.58万公顷，总产量60.28万吨，增产6.45%；特色农产品不断增加。 林草植被面积继续扩大。全年造林面积4.53万公顷；完成幼林抚育作业面积9.15万公顷；退耕还林还草面积1.67万公顷，其中，退耕还林0.48万公顷，退耕还草1.19万公顷。荒山种草面积0.78万公顷，荒山造林面积2.15万公顷。生态保护和建设工作力度加大。 畜牧业生产形势良好。全省草食牲畜总增率、出栏率和商品率分别达26.26%、25.36%和20.10%，分别比上年提高3.35、1.32和1.68个百分点；年末存栏2083.4万头（只），畜群畜种结构中能繁殖母畜比例达45.85%。牧区"四配套"
中国近代（1840-1949年）兽医高等教育溯源及发展 鸦片战争打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西学东渐带来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和现代高等教育理念。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和北洋马医学堂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兽医高等教育的开端,也有了中、西兽医之分。自此伊始到新中国成立前约一个世纪,中国近代兽医高等教育从萌芽到起步,经历了几次重大调整和变革,在波折中发展,直至新中国成立。本论文以1840-1949年前后中国近代兽医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以大量史料和数据为论证依据,综合运用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方法,对中国近代兽医高等教育100余年的变迁进行回顾和系统分析。论文系统回顾了中国近代兽医高等教育的起源和发展,以政权更迭变化引起的学制变化和高校变迁为主线,讲述了清朝末期和民国期间不同学制下的兽医高等教育思想和机构设置差异,并立足于当时兽医高等教育所处的政治、社会和历史环境,对兽医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和变迁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和分析。阐述了不同3个历史时期的兽医高等教育情况,即1840-1911年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兽医高等教育从萌芽到起步阶段,并处于由传统兽医高等教育向近代兽医高等教育转变初期；1912-1937年的民国初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近代兽医高等教育与畜牧教育并行,畜牧兽医高等教育初具规模,并且发展态势良好；1937-1949年抗日战争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近代兽医高等教育取得了一定成就,并开始真正独立于畜牧教育,但由于战争等原因,在艰难发展中迎来新中国成立。论文通过列举了4所代表性高校和教育机构,以及其兽医高
等教育的溯源和发展,以期以点带面,对当时的兽医高等教育的创建、发展、变迁和动因进行案例分析,并将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科技进步等对中国近代兽医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进行论述和分析。正文介绍了中国近代兽医高等教育源起的社会背景,回顾了中国近代兽医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情况,以清末民初两种学制下的兽医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变迁为主线,论述中国近代兽医高等教育的起源和变迁,并在机构设置、师资队伍、教学开展、大才培养、国际交流及科技成果推广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论述,并对中国近代兽医高等教育的发展制约因素,如 来自政府保守派的发展阻力及媚外派系的排挤、政局多变导致的办学波折、经费短缺造成的办学困难、近代农业教育自身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五四”运动前夕、抗日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几次关于教育发展路线的争论对兽医高等教育的影响。在以历史时间轴为脉络,进行宏观分析的基础上,论文第三章到第六章选择了4个代表性 案例：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到北京农业大学的兽医高等教育发展沿革,是中国近代最完整和最复杂的一段兽医高等教育历史；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是中国近代兽医高等大才培养的摇篮,其发展沿革能体现出国民党政府时期整个兽医高等教育发展,也是当时农业高等教育的缩影；北洋马医学堂开启了中国近代兽医高等教育的先河,也是中国近代军事兽医高等教育的典型代表；国立兽医学院为中国第一所独立兽医学院,是西北地区兽医高等教育的代表,也是当时西北高等教育 的缩影。在高等学校和兽医高等教育的发展变迁过程中兽医高等教育工作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蔡无忌、罗清生、熊大仕、盛彤笙、
青海基本省情 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江河源"。境内有全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青海省因此而得名。青海东北部湟水流域是主要农业区；西部、南部均为牧业区；西北部是著名的额柴达木盆地。青海辖6州、1地、1市、48个县（区、市、行委），总人口495.6万人。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主要少数民族有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在全省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42.77%。1997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为202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0.6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79.1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82.3亿元。 『气候状况』 11青海属高原大陆性气候，日照时间长，年日照数2300--3600小时，昼夜温差较大；年平均降水量较少地区为17.6毫米，较多地区为764.4毫米。西宁市及海东地区东无酷寒，夏无暑，最热天气为7月，平均气温20℃。 『自然资源』 青海自然资源丰富，是个资源型省份。现已发现各种矿产123种，在已探明的矿产保有储量中，有50种居全国前十位。其中，居第一位的有锂、锶、冶金用石英岩、芒硝、电石用石灰岩、化肥用蛇纹岩、钠盐、钾盐、镁盐、石棉、玻璃用石英岩等11种；居第二位的有溴、硼矿、压电水晶、铸石用玄武岩、饰面用蛇纹岩等5种；居第三位的有铷、锢、自然硫、硅灰石、长石、石膏等7种。青海经国家审定上储量表的矿产有65种，保有储量的额潜在总17.26万亿元，人均占有量345万元（全国人均占有量为7.52）。 水力资源： 青海河流众多，落差较大，水力蕴藏量十分丰富，年平均径流总量为631亿立方米，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2337.6万千瓦，居西北各省区第一位。初步规划500千瓦以上水电站站172处（6处与其他省份共有），总装机容量约1800万千瓦。黄河在青海境内从龙羊峡到寺沟276公里的河道上，落差865米，可建设6座大型水电站和7座中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125万瓦，年发电量360亿千瓦时，是中国水能资源的"富矿"带。 盐湖资源： 青海柴达木盆地盐类资源富集。已探明氯化钾储量4.44亿吨，占全国储量的97%以上，氯化钠3262亿吨，芒硝87亿吨，镁48.22亿吨以及锂、硼、溴、铷、天然碱等。经过多年的勘探和开发研究，已具备加快开发的条件，是理想的盐化工基地。 石油、天然气资源： 青海柴达木盆地已探明石油储量2亿多吨，为低硫石腊基原油，属"小而肥"的油田；天然气储量1500亿立方米，甲烷含量在99%以上，是发展天然气化工的优质气源。柴达木盆地石油，天然气地质成矿条件好，继续进行勘探，储量还会增加，开发前景广阔。 黄金和有色金属资源： 青海黄金资源几乎遍布全省。主要有色金属铜储量超过180万吨，铅储量180多万吨，锌250多万吨。此外还有镍、钴等。德尔尼铜钴矿是一个大型铜矿、钴矿，也是一个大型金矿、银矿和硫矿。 非金属矿产资源： 青海有24种非金属矿储量居全国前10位，已探明石棉储量5700多万吨，居全
第11课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清政府：1840——1911年 中华民国北洋军阀政府：1912——1927年 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1927——1949年
一、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影响 1.政治：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无产阶级力量壮大，为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 2.思想：新文化运动兴起，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 3.经济：为民主革命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1.产生与发展：先天不足（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后天畸形（轻工业和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 2.诞生环境：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 3.分布：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内地很少，地区分布不平衡。 4.结构：民族工业主要集中在纺织、食品等轻工业，重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5.地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始终不是中国的主体经济。 6.发展历程：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制，具有曲折发展的特点。 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 1.经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一种新的经济因素，代表新的生产方式，其产生和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同时，它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反抗外来侵略提供一定物质基础。 2.政治：它导致民族资产阶级产生并发展壮大，为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提供了社会基础，也导致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阶级条件。 3.思想：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不断冲击和动摇着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推动了近代的思想解放，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社会条件。 4.发展趋势：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地区分布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难以独立发展。 五、启示：1.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步履艰难。 2.要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必须首先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华的统治，取得民族独立。 六、侵华日军对中国民族经济的破坏 1.目的：为适应侵略需要，把沦陷区变成服务于侵略战争的军事和工业基地。 2.侵略方针：“适地适产主义”。 3.表现：①采取“军事管理”“委托经营”等方式掠夺与控制沦陷区工矿业。 ②控制和垄断沦陷区的金融和内外贸易。 ③实行物资管制制度，以低价收购的方式进行物资掠夺。 ④在沦陷区掠夺大量劳动力，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的经济措施（了解） 1.整顿税务。国民政府加强对关税、盐税、统税的控制。统税是国民政府对国内工业产品征收的税。统税按一物一税的原则一次性征收以后,就可以通行全国,沿途不再征收厘金、杂捐,改变了从前“厘卡林立,重叠征收”的弊病。整顿税务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 2.控制金融。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改组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四大银行负责经营国库、发行钞票和公债。它们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逐渐形成一个金融垄断网。
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一、产生：1.时间：19世纪70年代前后 2.条件：（1）.外资企业的刺激 （2）.洋务派创办工厂的刺激 （3）.小农经济逐渐解体 3. 代表：上海发昌机器厂、广东继昌隆缫丝厂、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 二、初步发展：1.时间：甲午战争后到20世纪初 2.原因：（1）. 清政府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 （2）. 社会上兴起了实业救国的热潮出现张謇、荣宗敬等 一批实业家 （3）. 中国人掀起收回权利运动，引发振兴实业的高潮 三、黄金时期（1912-1937）：1.短暂春天（1912-1919）：(1)：原因：A. 民国的建 立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社 会政治地位 B. 民国政府实行有利于发 展的经济政策 C.倡导使用国贷 D. 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 E.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 洲各国减少对华的商品输出 (2):表现:A. 纺织业，面粉 业和卷烟业等轻工业的迅速发展 B. 重工业和新兴的民族工 业——化学工业也获得一定程度 的发展 2.萧条：（1920-1927）：原因：一战结束后，列强卷 土重来
3.较快发展（1927-1937）：原因：A. 1928年实现了 全国的基本统一 B. 推出了一系列 有利于国民经济 发展的政策 四、萎缩（1937-1945）：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对我国民族工业进行大肆侵略 五、陷入绝境（1945-1949）：解放战争时期，我国民族工业陷入绝境；官僚资本主义 的排挤 六、总体特征（缓慢原因）：1. 先天不足：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 2. 后天畸形：主要分布在沿海及通商口岸附近，区域分布不合理，轻 重工业比例失调 3. 夹缝中生存：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 迫 七、历史地位：1. 是中国近代先进的经济成分，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2. 民族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小，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 形式 八、作用：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 1. 政治：通过经济的发展，壮大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力量，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 革，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 2. 经济：民族工业在发展中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方式，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促进 了工业化的进程 3. 思想：便于传播西学，有利于思想解放，促进理性化 4. 习俗：使中国社会生活变迁，习俗逐渐多样化
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 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鸦片战争时期 (1840年～1860年)、洋务运动时期(1861年一1895年)、清末政府推动下的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建设的开始(1896年～1911年)、民国初期 (1912年～1927年)、国民党政府时期（1927年—1949年）这五个时期来论述。 一：鸦片战争时期 (1840年～1860年) 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经济基础是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为基础。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所需的大部分手工业品。 1840年，英国侵略者向古老封建的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性的战争，欧洲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固守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大量输出后，中国手工业日趋破产。中国牢固的经济体系，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东南沿海地区的农产品日趋商品化，这就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的自然经济的迅速解体，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使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 鸦片战争后英国列强还控制了中国的通商口岸。在这些口岸里，外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享有种种特权，控制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指明统治。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对中国的经济进一步的侵略。 总之，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伤害，把中国推向半殖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破坏了中国经济的平衡，使中国经济进入殖民地经济时代。但从客观说，它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局面，瓦解了牢固的、落后的经济体系，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洋务运动时期 (1861年一1895年) 这个阶段的中国经济进一步半殖民地化，农村被榨取的情况日益严重。就对外贸易说，九十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输入中国的货物比七十年代增长一倍以上，其中鸦片和棉布各占五分之一，棉纱从七十年代初的百分之三跃增为百分之十四强，开始占重要位置的商品有煤油（输入农村做灯油用）、染料、针等物。中国市场进一步被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被破坏了。中国输出的货品茶丝两大宗从七十年代初的占出口总值百分之八十，减为不及百分之六十。大豆（百分之一强）、猪鬃、皮革、油菜和短绒棉花（百分之五弱）等农业品和原料都是被搜刮出口的对象。于是农村阶级关系的日益紧张，自然就不可避免了。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近代机器工业，但此时的工业尤其是采矿、航运、铁路等大型产业部门仍然是由政府以官办的形式垄断经营。这些官办企业的组织形式、管理及经营方法与古代官营手工业作坊或官办矿场并无质的分别。除工业、运输业有一定的
2020年高考历史一轮复习：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的春天”(1912－1919年) 1．原因 (1)革命推动：中华民国的建立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激发了他们振兴实业的热情。 (2)政府政策：政府实行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政策，倡导使用国货，以抵制洋货。 (3)外部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对华商品输出减少，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4)群众运动：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的促进。 2．概况 (1)纺织业、面粉业和卷烟业等轻工业发展迅速。 (2)重工业和新兴的民族工业——化学工业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3)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发展实业的法令和政策，使民族工业在十年间得到了较快发展。 3．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民族工业很快萧条下去。 4．影响 [特别提醒]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的发展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影响 (1)无产阶级队伍逐步壮大，为以后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 (2)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也逐步壮大，要求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这种要求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就是要打破封建束缚，新文化运动应运而
生。 二、国民政府前十年民族工业的快速发展(1927—1936年) 1．主要原因 (1)整顿税务。即政府加强对关税、盐税、统税的控制，增加印花税、所得税等新税目。 (2)控制金融。即先后成立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改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四大银行控制全国的主要金融活动。 (3)改革币制。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以取代过去市场上流通的银元和各地方银行发行的纸币。币制改革顺应了统一市场的历史潮流，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4)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即国民政府鼓励发展工农业、交通运输业。 2．表现 棉纺织业和面粉业以及新兴工业部门，如化学、橡胶工业，都有较大发展。国民生产总值逐年增长，1936年民族资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3．作用：为持久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抗战时期民族工业日益萎缩(1937—1945年) 1．沦陷区：日本对民族工业的摧残和吞并 2.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经济体制与政策的调整 (1)目的：国民政府为扭转不利的形势，争取主动，在战争初期逐步实现抗战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原有经济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 (2)调整
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从1912年到1949年，这 段时间经历了中国革命、政治动荡和外部战争的时期。尽管这段时期 充满了困难和挑战，但也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变革。本文将 探讨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包括工业化、农业改革和贸易变革等方面。 一、工业化的推动 民国时期，中国开始了一系列的工业化措施，旨在推动经济的发展。这包括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公路、港口等。同时，政府采取 了一系列的工业政策，鼓励民间资本投资于工业领域。一些工业企业 如洋务运动中的矿山、钢铁和纺织工厂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举措为 中国经济的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农业改革的推进 民国时期，农业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行业得到了重视和改革。政府 鼓励农民使用现代农业技术，如化肥、机械化种植等，以增加农业生 产的效率。同时，政府还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提供农业信贷和技术支持，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这些举措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的现代化，并 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三、贸易变革的推动 民国时期，中国的贸易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政府采取了开放政策，鼓励国内外资本参与贸易活动。一些外国企业在中国建立了工厂 和商业机构，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中国积极拓展对
外贸易，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这些举措促进了贸易的繁荣和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接轨。 四、金融体系的完善 在民国时期，中国的金融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政府设立了中央银行和各级商业银行，提供金融服务和贷款支持。此外，民营银行也得到鼓励和支持，为民间资本提供了资金来源。这些金融改革措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金融支持。 五、社会福利的改善 民国时期，政府也注重改善社会福利。政府增加对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的投入，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医疗机构和学校的建设扩大了就业机会，并提高了人民的人力资本。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经历了工业化、农业改革、贸易变革、金融体系完善和社会福利改善等方面的变革。这些措施和政策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这段时期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限制，但毫无疑问，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为中国的发展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民国时期的交通运输发展 民国时期（1912年至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也 是在这个时期内，中国的交通运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本文将从铁路、公路、航空和水运等方面展开讨论，回顾民国时期的交通运输进展。 一、铁路发展 民国时期是中国铁路发展的关键时期，铁路的建设和运营取得了重 大进展。根据统计数据，民国初期的铁路总里程不到2000公里，但到 了1949年，总里程增长到了约7000公里。 铁路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许多益处。首先，铁路大大加速了人员和 物资的运输速度，方便了人们的出行和物资的流通。其次，铁路的修 建也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带动了许多行业的兴起。最后，铁路还 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区域差距，拉近了各地的联系和交流。 二、公路建设 民国时期的公路建设也蓬勃发展。早期的公路主要是靠人力和畜力 运输，但随着汽车的引入，交通运输方式得到了革命性的改变。 在民国时期，许多重要的公路项目如京杭大运河、广东公路、苏北 公路等陆续启动并竣工。这些公路项目不仅连接了各地，也方便了人 民的流动和物资的运输，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航空业的起步
民国时期的航空业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中国首 家航空公司——民航公司成立于1929年，标志着中国航空业进入了现 代化发展的阶段。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的航空产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新的航空 公司相继成立。民航公司陆续开通了多个国内航线，连接了各地主要 城市，这对加强中国各地的联系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 四、水运的改善 水运在民国时期依然是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中国的河流众多，运 河系统也十分发达，这为水上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 民国时期，中国政府也加大了水运的整治和改善力度。例如，对黄河、长江、珠江等重要河流进行了疏浚工程，以保证水道的畅通。这 些举措不仅促进了水上货物的流通，也提高了水运工具的安全性和运 输效率。 五、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交通运输发展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交通的便捷提高了人们的流动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地区间的交流。其次，交通运输的完善也拉近了城乡之间的距离，减少了地区间的差异。最后，交通运输的现代化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和商业提供了 良好的物流保障。
中华民国时期的工商业发展与都市文化 中华民国时期，即1912年至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在这个 时期中，中国的工商业发展迅猛，都市文化也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和发展。 一、工商业发展 中华民国时期的工商业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新政府成立的初期，中国的工商业基础相对薄弱。然而，在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后，工商业逐渐崛起。新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工业化政策，鼓励国内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生产扩张。同时，国家也积极引入外国资本和技术，促进了工商业的快速发展。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工业经济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和广州等。这些城市成为了中国的工业中心，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和工人前来就业或创业。一系列的工厂和企业相继兴起，产业链条逐渐形成，从原材料生产到加工制造再到销售都得到了有效的整合。各个行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如纺织、造船、钢铁、石油等。 二、都市文化的繁荣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中华民国时期的都市文化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大城市的 繁荣带动了文化产业的繁荣，各种文化活动和娱乐形式层出不穷。艺术、电影、音乐、戏剧等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上海成为了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集聚了大量的文人墨客和文化名流。上海滩 的繁华景象吸引了众多的绘画家和摄影家，他们以自己的艺术形式记录了这个时代的都市风貌和人文景观。与此同时，各种剧院和音乐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戏剧和音乐等艺术表演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电影在中华民国时期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首部中国有声电影《神女》于 1935年在上海上映，开创了中国电影史的新篇章。电影院遍布各个大城市，电影
作为一种新兴形式的艺术，深受广大市民的喜爱。许多经典的电影作品在这个时期诞生，如《路边女人》、《无花果》等。这些电影以其生动的画面和感人的情节，塑造了许多经典的角色和故事。 同时，中华民国时期的都市文化也给予了女性更多的权利和自由。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改变，女性在这个时期逐渐走出家庭，参与到各个领域的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在都市文化的推动下，女性开始展现自己的独立性和个性魅力，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妇女角色。 总之，中华民国时期的工商业发展与都市文化繁荣密不可分。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都市文化的繁荣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精神享受。这个时期对于中国的工商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民国时期地方新闻史的调查报告 本调查报告旨在调查和研究民国时期（1912年至1949年）地 方新闻史的发展和变化，探讨其对中国现代媒体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一、民国时期地方新闻史概述 民国时期是中国传媒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件和变化。在地方新闻方面，民国时期的发展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同时也受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影响。 1. 传统地方新闻 传统地方新闻主要是指在清朝末期和民初时期，由一些地方报纸和杂志创办者和编辑所创建的新闻媒体。这些媒体通常仅在一个地方发布，且内容较为局限，主要涉及当地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新闻，同时也会刊载一些社论和读者来信等内容。传统地方新闻的发展较为艰难，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社会背景，很难获得大规模的读者群体。 2. 现代地方新闻 现代地方新闻的出现是建立在中国新闻业的改革和现代化的基础之上的。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新闻业的逐渐发展，现代地方新闻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当时，各种媒体不断涌现，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多种形式，这些媒体的内容较为多样化、全面覆盖，能够满足更多读者的需求。现代地方新闻因具备更新的技术手段和信息系统得到了极速的发展。在当时，地方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的新闻得到了充分的报道和
跟进，地方新闻工作者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和提高。 二、民国时期地方新闻的发展特点和影响 1. 发展特点 （1）信息量大：新闻力图全面、客观、及时地报道当地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读者的知识面；（2）市场化：在当时，地方新闻以商业化、广告化为主要特征，让媒介成为广告商和商品的交易中心； （3）地域特色：地方新闻契合了当地文化、习俗、语言等特点，使读者感受到家乡文化的气息； （4）自我修养：地方新闻人注重探索中国地方文化，以促进 中国地方文化的发展为目的，提高了新闻从业人员的文化素养。 2. 影响 （1）推动社会进步：地方新闻的大量报道可以推动当地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和进步； （2）增强民族认同：地方新闻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和文化风格，有助于加强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和地域归属感； （3）培养公民意识：地方新闻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 状况报道，可以培养公民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参与感； （4）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地方新闻作为商业媒体，通过广告、宣传等手段，对当地经济予以推动。 三、结论 民国时期是中国新闻业发展历程中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地方新闻作为这个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地方
乡村振兴下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探索——以西宁市湟中区黑城村(黑古城)为例 摘要：“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我国城乡并举发展的重大举措。 那些深藏于城市背后、渐被遗忘的中国传统村落，因所承载的独特文化根脉和乡 愁记忆，重新回归大众视野，成为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可忽视的极为重要 的资源力量和重要抓手。活化传统村落，助力乡村振兴，打造村美人富产业兴的 新乡村，成为当下传统村落发展的时代主题。本文在此背景下,结合黑城村的规 划实例,从其传统村落现状特征、保护价值、保护策略、传统格局、文化保护、 产业振兴等方面对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保护发展路径进行探索研究。 关键词：乡村振兴、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黑城村 1.村落概况 黑城村，位于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有着近1500年建城史，是青海省迄今为止保存较 完整的唯一的一座古城堡，被列入全国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及全国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共同缔造示范村，住建部曾3次前来考察。2020年春节前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青海西宁 考察期间，特意来黑城村看望慰问群众。 村落地处青海省东部祁连山脉的支脉拉脊山北麓的湟中区上新庄镇区，西宁市大南川南 端咽喉地段，西宁——塔尔寺——贵德——青海湖黄金旅游线沿线。北距西宁城区26公里，西北距区政府所在地鲁沙尔镇及黄教圣地塔尔寺6公里，东侧过101省道（西久公路）紧邻 镇区，向南进峡口翻越拉脊山可通甘肃河西走廊，交通区位优越。 村落是藏汉混合村落，常住人口68户287人，其中藏族人口4户21人。地域面积391亩，耕地362.3亩。黑城村产业主要以农业、畜牧业、旅游业为主，农业主要种植小麦、油菜、青稞、马铃薯等；畜牧业主要养殖牦牛；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农家院和高原旅游等产品 正在逐步成为黑城村经济支柱的一部分；传统手工业主要手工藏毯纺织、银铜器加工、田氏 绘画等，传承良好。 2.村落现状特征
土族——民族概况 土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现有人口大约接近20万。主要分布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县和乐都县，部分散居于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门源县以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等地；还有2万多人聚居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兰州市永登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等地区。其中青海省境内的土族约占全国土族总人口的85%。 "土族"这一族名源于部分土族人自称"土人"，汉、回等兄弟民族也称他们为"土人"、"土民"、"土护家"等；但另一部分人却一直自称"蒙古尔"、"蒙古尔昆"（即"蒙古人"）、"察汉蒙古尔"（意即"白蒙古"，蒙古族也这样称呼土族）等；藏族则称土族为"霍尔"。"土人"在汉语中具有"土著"的意思，但与其祖先吐谷浑之"吐"似乎有直接关联，因为吐谷浑在唐朝中期以后称"吐浑"，而"浑"在蒙古语中是"人"的意思，所以到了元朝蒙古人统治时，汉文史籍中就出现了"土人"的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土族人民的意愿，统一称为土族。 土族有自己的语言。土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互助、民和、同仁三个方言区。各方言间只有语音的微小差异。在蒙古语族内，土语与东乡语、保安语更为接近。土族过去没有自己的文字，1979年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现正在试用当中。 土族基本上全民信仰藏传佛教。早期的土族，主要信仰原始的萨满教。元末明初，藏传佛教传入土族地区并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发展尤为迅速，土族地区出现了许多格鲁派寺院，主要有：互助的佑宁寺、华严寺、金刚寺、曼头寺、章嘉寺、天门寺、松番寺、曲隆寺、吉藏寺、却藏寺，大通的广惠寺、平安寺、松布尕寺、祁家寺、诺木齐寺，民和的朱家寺、文家寺、卡的喀寺、赵木川寺、白家寺、赵家寺，乐都的金角寺、扎的寺、山城沟寺，同仁的吴屯寺、年都乎寺和甘肃天祝的天堂寺等，其中以佑宁寺最大，号称"湟北诸寺之母"(青海湟水北部地区)。 土族人民在信仰藏传佛教的同时，还保留有早期萨满教的许多成分。青海土族地区的大部分村落都有"崩康"(意为十万佛)、敖包(嘛尼堆)、"苏克斗"(意为挡雹阵)，其主要作用是保佑地方平安，风调雨顺，抵挡冰雹灾害。 土族每户人家几乎都有一个特定的庭院，方位靠山向阳，多为土木结构。房屋多为平顶，院子当中有一圆槽，圆槽中间高竖嘛呢旗杆，旗杆顶端有木刻吉祥物，杆上悬挂印有六字真言或平安经的蓝白布经幡，以避邪除灾，保佑全家四季平安。如今圆槽大多已成为种植花草的花坛。湟水以北的土族村落大多依山傍水，其显著标志为附近山顶上的敖包和山壑上挂着的五色布做的"加达尔"。村前村后的山被视为神山。村庄最高点有寺庙，红墙蓝瓦、树林环抱，为供奉护法神的场所，是全村宗教活动的中心。 土族服饰比较独特。土族男女的上衣大都配有绣花高领。妇女服饰以五彩花袖衫最具代表性。花袖衫一般为小领斜襟，两袖用红、黄、绿、紫、蓝五色彩布拼成，衣袍腰间还配有一条彩带，带子两头有刺绣的花鸟鱼虫云纹图案。男子在高领白短褂外套深色长袍，腰系绿花带，头戴毡帽。 土族饮食以青稞、小麦、土豆为主，至今仍保留着牧业时期的痕迹，如喜喝奶茶、吃手把肉和酥油炒面等。忌食马、骡、驴、狗、猫等动物肉。土族人饮食最为讲究的是婚宴五道饭，第一道是酥油奶茶、馄锅馍及花卷，第二道为果子、油炸馓子、牛肋巴、炒油茶；第三道是油包子、糖包子、油面包子；第四道手把肉；第五道是擀长面，颇有特色。 土族喜欢饮酒，酒在土族的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形成了土族特有的酒文化。历史上，
民国经济史 民国经济史 近代中国是一个经历了深刻变革的时期，其中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的经济发展史更是凸显了这一变革的特点与挑战。在这三十七年间，中国经历了不同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和外部干涉，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本文将从农业、工业、金融和贸易等方面综述民国经济史的主要特点与变迁。 一、农业经济 (1) 土地问题：战乱导致土地所有权的不稳定，地主阶级土地的兼并加剧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然而，农村土地改革动议在各省份间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农业生产的低效与不平等。 (2) 农业现代化：在民国初期，一些农学家开始倡导科学农业和农村改革，通过引进新的种植技术、肥料和农具，提高农产品产量。然而，由于农民文化水平低，加上政治动荡和战争的影响，这些改革并未取得期望的效果。 (3) 农民困境：农村人口增长加剧了农民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源方面的竞争，导致了农村人口剧增和贫困现象的加剧。农民经常面临收入不稳定、债务累积和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的困境。 二、工业经济 (1) 对外依赖：民国时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严重依赖于外国资本和技术。许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建立了煤矿、铁路和纺织业等基础设施，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支持。 (2) 纺织业兴起：中国的纺织业在民国时期蓬勃发展，成为了当时最具活力的工业部门之一。然而，由于国内市场竞争
激烈，加之经济衰退和战争的不断冲击，纺织业也面临了严重挑战。 (3) 工人运动与劳资关系：民国时期，工人阶级开始组织起来，进行劳工保护和权益争取的斗争。然而，政治局势的动荡和内外战争的干扰，使工人运动多次受到打击。 三、金融体制 (1) 货币问题：民国时期，面对大面积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的困境，政府采取了多次货币改革措施，但均未能取得根本性的效果。货币乱象严重影响了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2) 银行业发展：在此期间，许多银行相继成立，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贷款需求。然而，政治和金融的腐败、贫困以及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问题，对银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四、贸易经济 (1) 对外贸易：由于政治不稳定和战争的干扰，民国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严重冲击。国内外市场骤减、交通阻断和贸易壁垒等因素，导致了对外贸易的大幅下降。 (2) 外商控制：在该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贸易活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外资垄断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依赖性，使贸易逆差问题凸显。 (3) 内地贸易：在政府鼓励下，新兴工业对内地市场产生了需求，推动了内地贸易的发展。然而，由于交通不便和政治动荡，内地贸易规模有限。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复杂的局势和挑战。农业问题、工业依赖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使经济稳定和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然而，这段历史也为中国的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经验教训
从引进到本土化民国时期的农业科技 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重 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大力引进了许多先进的农业 科技，并逐步将其本土化，从而促进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引进期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开始接触西方的农业科技，这一过程 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脚步。1912年，北京成立了农事试验场，以引 进和推广现代农业技术。此时期，介绍了一些西方现代化的农业科 技手段，如肥料应用、喷灌技术、高产优质作物品种、病虫害防治、畜牧养殖技术等。 1928年，中华农业科学院成立，是当时中国最高的科技机构。 成立之初，中华农科主要从国外引进农业技术与作物品种，同时在 国内推广种植新品种、施肥等措施。这对中国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有 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土化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知识的传播，民国时期，中国农业科学家开 始着眼于将引进的农业技术进行本土化，即在中国国情和土壤特点 下进行深化和改良。 1935年，任口波率领的科学家小组首次在植物遗传学上取得了 重要成果。随着遗传学研究的推进，中国科学家获得大量的植物新 品种，这些品种更适合中国的气候、土壤和农业条件，大大提高了
生产效益。同时，中国的稻种改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也依据中国特点选育出了适合本土环境的高产优质新品种。 此外，民国时期国内畜牧业也逐渐得到了改善。南阳农业学院第一次独立发明了具有中国特色和高标准的牛奶酸奶制造工艺，并将之推向市场，进而带动整个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在积极引进先进农业科技的同时，中国农科家们也致力于本土化突破，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力。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中国农业生产不断得到提升，农业现代化进程也得以有效推进。
民国时期（1912-1949）机器丝织品种和图案研究中国古代的丝织业源远流长,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技术体系。近代以来,西方的丝织技术开始影响我国,特别是民国时期(1912-1949),随着新型织机、原材料和工艺的引进和应用,中国丝织业逐步完成了近代化的进程,催生出我国第一批近代丝织企业,形成了一个与传统体系截然不同的近代丝织技术体系,丝织物特别是使用机器生产的丝织物其品类之繁多,品名之滥觞,图案之丰富,代表了当时中国丝织业的最高水平,并为当代丝绸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相对于民国丝绸业在整个中国丝绸业的重要地位而言,综观20世纪以来有关民国时期机器丝织品种和图案研究的学术史,现有的研究多是从经济史、社会史或者某一单一的角度出发,可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系统论述民国时期丝织物的著作。因此,本文力图对此进行一次基本而全面的阐述,这也是本文在学术意义上重要的一个首创性。 本文选取最能代表民国时期丝绸生产发展特点的一个特殊片断——机器梭织丝织物(使用机器动力织机生产的丝织物,包括全人造丝织物和其他交织织物等)作为研究对象,对尽可能多的实物进行组织结构和图案分析,并将实物研究和文献资料整理及历史研究作为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两大支柱。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力图通过比较研究和分类的方法,将实物分析的结果与现存的图像、文献资料进行比对,通过科学实验与资料论证相结合来探讨机器丝织物的品种结构类型及定名体系、机器丝织物图案设计特点等问题,力求在研究过程中做到考据和论证并重。而归纳整理的方法除了应用在各阶段性的研究过程外,还体现在整体研究的连贯与整合上,从而达到从艺术史和技术史两个不同的角度对民国时期中国,特别是环太湖流域机器丝织物品种和图案进行全面研究的最终目的。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在文献整理和今人研究成果研析的基础上,介绍了近代丝织企业群的崛起,及不同类型企业在织物品种和图案生产上的不同特点。 同时,重点分析了丝织业实现机器生产的近代化进程在时间维度上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以及在空间维度上,存在于地区之间和行业结构内部的不平衡性。并得出除了原料和织造技术的革新是传统丝织业实现近代化进程,达到机器化生产要求的技术支撑外,电力供应和当地丝织业人士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也是造成机器化生产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的结论。第二、针对近代机器丝织物命名分
我国草原畜牧业发展 历程
我国草原畜牧业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草原畜牧业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7年底。1953年，政务院通过并公布的中央民委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制定了“慎重稳进”，“恢复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方针；在社会改革方面，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用和平的方式进行民主改革；对牧主经济实行赎买政策等。1957年，中央召开了牧区畜牧业生产座谈会议，指出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号召全党动手，把畜牧业发展起来。中央还批转了农业部《关于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指示》和中央民委《关于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进一步完善了在牧区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生产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这一时期制定的牧区和草原畜牧业发展方针、政策和措施符合当时的实际，草原畜牧业发展较快，牧民生产生活条件也有了显著改善和提高。1957年，牧区牲畜头数比1949年增长74．4％，年均增长7．2％。 第二阶段，1957年底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由于受“左”的思想束缚，草原畜牧业指导思想上没有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忽视牧区和草原畜牧业的特点，要求过高，步子过急，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开垦草原种粮，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草原畜牧业陷入停滞状态，甚至一度出现滑坡。从1957年底开始，在所有制上搞“一大二公”；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划分阶级成份；经济上“以粮为纲”，大肆滥垦草原等，给草原畜牧业带来很大损害。全国牧区牲畜年增长率由“一五”时期的7％下降到2．7％。为改变这种状况，1963年，党中央批转了中央民委党组《关于少数民族牧业区工作和牧业区人民公社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的报告》(简称“牧区四十条”)。党中央和国务院还召开了全国牧区工作会议，着重纠正“左”的错误，调整生产关系，做出坚持“以牧为主”，严禁开荒等重要决定，有力地促进了畜牧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草原畜牧业发展受到严重破坏，10年中有5年牲畜头数下降。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召开了全国畜牧工作座谈会议，国务院批转了《全国牧区畜牧业工作座谈会纪要》 (国发[1975]152号文件)，重申了“以牧为主”的方针和“禁止开荒、保护牧场”，发展畜牧业生产等政策规定。 第三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草原畜牧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过去行之有效的各项方针政策重新得到恢复，颁布实施了《草原法》、《草原防火条例》，依法加强草原建设、保护和管理，并逐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和措施。1987年，国务院召开牧区工作会议指出：牧区要以牧为主；牧草是畜牧业的基础，必须加强管理，合理利用，保护和建设草原，发展草业，逐步做到草畜平衡发展；继续稳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