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49～1976年，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可细化为四个时期，不同时期的认识和政策都有所不同。在探索和实践中，获得过巨大成绩，也走过曲折的弯路。但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来说，都是难得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开始前，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了探索。一方面，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另一方面，由于我党缺乏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科学认识和实践经验，并受到“左倾”的影响，给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带来了毁灭性打击。这个历史阶段可细化为四个时期。
一、以利用为主的利用、限制非公有制的经济时期
1949年10月～1951年12月，党和政府从国情出发，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指导，对非公有制经济有着相对科学的分析和认识，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对民族资本主义持肯定态度，采取利用为主、限制为辅的经济政策。在3年时间里，为国民经济恢复、重建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多年的战争，国库空虚，财政困难，面临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我党清醒地认识到：想要迅速恢复和重建健康的国民经济，单靠重建国营工商业一种途径，不能完成这个艰巨任务。于是，我党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指导，对民族资本主义持肯定态度，采取利用为主、限制为辅的经济政策。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所有制结构为五种经济成分（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体经济）并存，提出了新时期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强调了“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但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1]毛泽东还在1950年6月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告诫全党：“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2]这一时期的党和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既采取团结政策，让其得到存续和发展，又采取一定的限制和引导政策，提防其对国计民生产生不利影响，引导其向资本主义国家过渡。
二、以限制为主的利用、限制非公有制的经济时期
1952年1月～1952年12月，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认为限制与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3]
从1949年4月～1951年底，仍有不法资本家、国民党残余势力扰乱经济秩序，全国出现四次物价较大幅度地上涨，部分民族资本家唯利是图，让中共对以利用为主的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开始有所动摇。1951年底～1952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党政机关内部以及私营工商企业中，分别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揭发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通过行贿、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经济斗争逐渐演变成政治斗争，经济问题从此被当成阶级斗争来对待，中共开始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从利用为主转变为限制为主。
三、从限制到几乎消灭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造时期
土地革命、抗美援朝以及国民经济恢复三件大事的顺利完成，使中共一直以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指导思想开始动摇。毛泽东在1952年9月的中共中央书记会议上，提出要用10年～15年时间，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以后才开始过渡，[4]经济上从继续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向消灭资本主义过渡。1953年1月～1956年12月，我党对非公经济的政策也从利用、限制向消灭民族资本主义转变。
1953年春，李维汉等向中央提交了一份经济报告，毛泽东非常赞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民族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途径”这一提法，并把报告中的“利用、限制、改组”改为“利用、限制、改造”。1953年9月，中共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标志着中共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最终形成，也标志着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消灭私有制经济，使消灭非公有制经济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此后的3年，国家又先后对工商业、农业以及手工业的非公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由于改造的步伐过快、过急、过粗，整个改造已经演变成为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过程。
四、政策反复调整最终混乱、失调的时期
1956年9月～1976年期间，我党对非公经济的认识和政策的制定，试图返回正确道路，但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政策反复调整，最终陷入长期混乱失调的状态。由于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波兰和匈牙利发生骚乱，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党内一些领导人开始对国情、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重新思考，也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作出调整。1956年9月八大上，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发展模式；[5]刘少奇和周恩来先后主张部分手工业要长期保持单独经营方式。同年12月，毛泽东也提出：“可以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可是，这些科学的理论和政策被“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以及“人民工社会”运动终止了，未能贯彻落实。
反右斗争，使党在经济政策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打压政策越演越烈。毛泽东在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在此思想影响下，党在经济建设上指导思想越发偏左，开始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积极作用。1958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经济、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对工业户、个体手工业户、小商小贩提出了不许存在、合并、重组等要求。同年5月，毛泽东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国内主要矛盾”。这一时期，私营、个体近乎绝迹，生产力严重破坏，外加自然灾害，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出现负增长，我党开始意识到“左”的危害。于是，在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非公有制经济又获得了发展机会。
但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提“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使此前所有允许、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全部被废止。1964年4月，中央发布《进一步开展代替私商工作的指示报告》，此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走上了“非公有制经济绝技、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经济发展道路。在“左”倾思想下，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大批“三自一包”、大搞“穷过渡”的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所剩无几，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完全束缚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个时期，不仅是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历曲折和失误的时期，也是我党在制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上出现脱离实际最严重的时期。
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及趋势 在1949年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对应，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发生了显著的嬗变。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和整合，也使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理在分化变动之后走向高度同一；在建国后的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打破了僵化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发生了积极的嬗变。经过几十年的变迁，中国人的价值观与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理智和成熟、越来越开放和多元、越来越主动和积极，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意识。新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和改革实践带给中国人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积淀，在精神层面上赋予了中国独特发展道路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工作中心的转移，我国的社会建设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改革开放前的以“政治导向”为特征的阶段；第二，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的以“经济导向”为特征的阶段；第三，21世纪以来的以“民生导向”为特征的阶段。新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变迁过程启示我们：社会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构建和谐社会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一个基本要求。而社会建设要顺利进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 现在中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为了达到共产主义这一终极目标。首先要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往的经验来看，计划经济的方法在中国现阶段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把经济由内向型转变为外向型，由以前的国有制经济转变为现在的以国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的局面，不管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基本都是一样的。都是由开始的农业国过渡到有更有利于发展经济的工业国，最后发展到以信息工业为主的国家，现阶段的中国与印度的情况有相似之处，都是人口大国，农业发展水平比较相似，工业化程度与第一世界国家仍有很大差距。 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现状及趋势新一届中央领导确立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耳目一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随着共产党的建设，共产党的总体素质和执政能力将进一步提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将更进一步得到稳固，这就为政局和社会的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政府体制改革将得到彻底推进，政府和市场作用将科学明确，市场作用将得到充分发挥，一个科学的政府体制将现在中央领导第二届任期内得到实现。现在推进的简政放权只是政府改革的序幕和前奏，政府权力更多地交给市场，政府的职责更多地由市场分担，政府廉政建设、官员责任的加大将使机构更加精简，人员更加减少，从而也带动整个社会就业观念等转变，届时人们将会看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政府，看到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看到更为精简、更为廉洁的政府，政府公务人员不再是人们追逐的热门职业，只是作为一种普通的职业选择。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政企将彻底分开，市场经济主体将有充分的自由和发展。 第三、对全体人民福利的关注进而惠及残疾人，政府、社会及各界对残疾人事业的关注、扶持力度将与日俱增，各项法规、政策将日趋完善。作为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福利企业将得到特殊的关注和扶持，未来在残疾人事业领域的发展空间将无限宽广。 12级统计学一班 张峥
2020年中国经济8项政策措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4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全面部署了2020年经济工作，明确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记者梳理发现，明年以下这8项政策措施将会影响你我的钱袋子，也有望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炒房行为将严格受限 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一表述引发高度关注，可以预期，明年想要投资投机性购房，就比较困难了，因为炒房行为会受到严格的限制。 “住房属于居民最基本的耐用消费品，功能是居住，基本属性不是投资品，不是用于投资和投机赚钱。”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对中新网记者表示，这意味决策层清醒认识到房子的定位，不容忍投机的泛滥，如果采取措施真正使住房回归居住属性，未来有助于房地产市场挤出泡沫，显现真实的
供求关系，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加快出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 ——养老保险将迎顶层设计 会议提出，要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出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 记者注意到，2020年以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动作频频，今年首次统筹安排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退休人员同步调整基本养老金，总体上涨6.5%左右。人社部在10月25日透露，养老金并轨工作目前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已经启动了参保缴费和待遇支付工作。 在专家看来，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金收支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作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加快出台非常必要。 减税、降费将加大工作力度 ——企业和居民税费负担有望减轻 会议提出，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 回顾2020年，官方减税、降费的措施不断，包括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银行卡刷卡手续费下调、普通化妆品取消征收消费税，16种不动产登记收费减免，等等。而近期又明确自2020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对购置1.6升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减按7.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
中国经济的“不可能三角”及政策选择 钟伟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 2018-09-07 ] 在国际经济学当中，有一个著名的“不可能三角”，即政府不太可能同时兼顾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管制和固定汇率制这三个目标，只能三者取其二，这通常被称为蒙代尔三角或者克鲁格曼三角，或者说，从政策可置信和可持续角度观察，我们只能选择角端解，难以选择中间解。 新近有研究者指出，考虑到国际金融周期，传统的不可能三角将被“二元悖论”所取代，即无论选择怎样的汇率制度，一国央行不可能兼顾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的资本管制。 尽管如此，在真实的金融世界中，新兴国家的央行总是试图在“不可能三角”中选择一些中间地带，例如一定程度的汇率弹性和资本管制，以换取相当程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这种“中间解”在危机来袭时往往会迅速滑向“角端解”，新近新兴市场的货币动荡显示，几乎所有危机中的央行最终都选择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管制，而不得不放弃汇率。当然，根据“二元悖论”，在开放经济下，央行同时选择这两项也是不太可能的，最终一国会被迫考虑，它是暂时和国际经济脱钩以自保，还是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管制中再被迫二选一。 同样地，在宏观经济中，我们观察到类似现象，也许中国经济面临着其独特的“不可能三角”，在稳定经济增长，改善实体经济和压降金融杠杆这三个目标中，有可能难以完全兼顾，而只能三选其二。这局限了可行的政策搭配，大约有三种搭配。 搭配一：如果选择稳定经济增长和改善实体经济，那么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过分严厉的监管政策也许是必要的
此时金融机构需要补充资本、提高风险容忍度，降低盈利预期，以多种手段收纳实体经济造成的不良资产，增强对稳增长、稳实体的服务能力。金融体系将守住不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等待穿越经济周期的未来可能性。 搭配二：如果选择稳定经济增长和压降金融杠杆，那么实体经济可能面临更严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压力 小散乱污企业的加速退出和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会显得明朗，传统经济的下沉会更迫切地需要新经济来填补空白，第二产业的困顿也会给第三产业带来机会。但无论如何，随着生产制造环节的规模扩张和利润率缩减，制造业向上游的创新研发，和下游的终端销售网络扩张可能是难免的。经济增长向消费驱动转型也势所难免。 搭配三：如果选择改善实体经济和压降金融杠杆，那么将经济增长维持在稳定区间的困难会加大 改善实体意味着艰难的结构升级，压降杠杆意味着金融顺周期出清，而不是逆周期承托。 在真实的宏观调控中，和央行总是试图突破“不可能三角”制约一样，宏观调控也会尝试寻找一些“中间解”，从而导致调控走走停停，甚至有所反复。或者说，稳增长将被界定为一个较宽的区间值，保实体可能会兼顾转型升级，去杠杆也阶段性地不排斥稳杠杆，并强调货币松紧有度地精确滴灌。尽管如此，中间解仍然会受“不可能三角”的制约而有明显倚重。例如在过去的12个季度，中国经济稳定在6.7%－6.9%这个平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盈利有所改善，这是政策重点。而金融体系则以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金融系统会经历穿越周期的漫长煎熬。 我们猜测，中国经济的“不可能三角”尽管意味着宏观调控可能会选择中间解，以时间换取空间，而不走激烈的市场出清之路。但如果遇到外部危机冲击时，中间解也会被角端解迅速取代。 观察1998年东亚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时中国的危机应对之策，实际上是在“不可能三角”中，究竟选择了哪两项？ 毫无疑问地，是稳增长和保实体，金融体系将暂时承接巨大风险。 东亚危机时，中国稳增长的区间是7%－8%，而后有国企“三年脱困”的努力，期间金融体系付出了沉重代价，始于2003年的、长达10年的经济景气周期，给“银行股改”带来了机遇。次贷危机时，稳增长和保实体的标志是巨大的经济刺激计划，金融体系在此后迅速膨胀，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泡沫至今未完全撇清，导致了所谓“三期叠加”。 厘清现实，目前五大国有银行给出了上半年的财务表现，盈利有4%-6%的增长，不良资产率均呈下降之势，这和“不可能三角”给出的预判存在偏差。在不
家乡百年历史变迁（1938——1978年） 20世纪上半叶，曲阜延续了旧有的文化传统，1949-1978年这30年间，一系列国家建构的制度性改革和组织重构深深影响着曲阜的发展。 1938年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曲阜后，县归隶鲁西道，1940年该属兖济道。1945年，日本投降后，与泗水并成为曲泗县。1946年，曲泗分治。1948年，隶属鲁中南行政公署第四专署，后改称尼山专署和藤县专署。 新中国成立后，曲阜迎来新的时代，1953年，曲阜改属济宁专署，1958年与滋阳合并，仍命名曲阜县。1962年，曲、滋分治，恢复原建制。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三孔里面的文物招到大量的破坏，许多石碑雕刻、千年古木被推倒，现在去看，修补的痕迹很是明显。“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正式登场，国务院1961年所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砸得粉碎，这一革命组织还向国务院发了抗议信。 大成殿孔子像被砸得粉碎，康熙所题的“万世师表”巨匾，用解放牌汽车拉还露出车厢外面来，在孔林西南角的普济桥，点火居然烧不着，浇上汽油，星星之火，瞬间烈焰冲天。那块高达五米之多的成化碑，捆上绳索，用拖拉机生生拉倒摔断。 孰说济宁汉碑半天下。谭厚兰们挥起铁锤，对付曲阜这些又臭又硬的老顽固，一定累得不轻。砸断一千余块石碑，其效率令人叹服，战果颇丰。乙瑛碑断裂，张猛龙碑断裂，兖公之颂碑断角，文宣王庙门记碑断角，敕修文宣王庙碑断裂，米芾书玄圣文宣王赞碑断裂，讲学堂经碑、大乘寺碑、《金人铭》全文碑、桂馥隶书“历山铭”碑------至于党怀英杏坛碑，也并非托了姓党的光，其实因为埋深过大，碑座深掩，不好下手罢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政府开始加大对三孔的保护，并立志打造闻名国内外的旅游城市。
1949以来中国发展观的演变及社会作用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有其形成、发展与创新的历史演变过程，建国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历史任务，对如何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的发传统发展观——改革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形成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的一脉相承和历史超越。一、传统发展观 新中国成立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围绕如何调整和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把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等课题，进行了一系列积极而艰辛的探索，在借鉴苏联发展观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传统发展战略：以追求经济增长为基本导向；以实现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发展目标，通过外延式与粗放式发展，提高工业总产值及规模；在发展态势上，提出在短期内赶超西方先进国家；在发展动力上，强调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推动经济发展。这一发展观，顺应了中国发展初期通过工业化奠定发展初步基础的要求，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二、改革发展观 改革发展观概括地讲就是在经济领域中对改革发展的本质理解和根本观点，它是发展改革的观点和基本准则，简而言之，就是改革
发展的指导思想。在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甚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改革发展观都有可能是不同的。我国改革发展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终于由片面走向了全面，由主观走向了科学。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改革发展观又一次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统筹协调、与时俱进、社会和谐等重要理念，正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
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效日益明显，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得到了较大提高，经济总量日益上升。据数据显示，到2014年上半年止，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这样的成绩当然离不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处于一片低靡状态，中国也不例外，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了几个百分点，失业率陡增，出口额下降。为寻求世界经济复苏，西方国家联手中国举行G20国峰会，讨论如何合作发展。实践已证明，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起了领跑者作用，成为全球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引擎。在2009年实现了经济增长突破8%的目标，2010年中国政府又投入40000亿，目的是刺激经济增长，确保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在一定程度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行，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我们借次机会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成就，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合作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推进城市经济文化建设，以点带面，辐射周边，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现阶段新一任领导人的上台，提倡科学发展观，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加大反腐力度，增加一些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与政治环境。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由“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发展，即科学发展。为实现其目标，中国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模式正由“粗放型”向“节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因为从长远来看，只有节约型增长方式才能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粗放型增长方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中国当前是市场经济。 “三农”问题是历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中之重，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差距逐渐拉大,为此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发展农村经济放在首位，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继续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提高养老金的发放金额，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房地产市场”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热点，改革开放特别是1998年以来，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观念明显转变，住房消费有效启动，房地产总体上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对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推进城镇化发展，改善居民住房条件，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但发展中也出现了诸多矛盾，普通居民没有能力购买高档房，而且部分商家从中在此“炒作”，使房地产市场秩序不太规范，为此中央政府加强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确保国民经济平稳较快运行。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明显，人民币汇率逐渐上升，对此有利有弊。西方国家都强烈呼吁中国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此来促动其自身的外贸出口，因为中国劳动力比较丰富、廉价，是以加工业为主要出口的，一旦汇率有较大波动，中国出口将会减少。所以对此问题，自2007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平稳的汇改政策，以此来推动经济平稳发展。
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与政策选择 如果中央政府选择现在出手应对通胀和抑制资产泡沫膨胀，将不可避免地对保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反过来，如果为避免打击经济复苏而对目前政策不做出适当调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膨胀的危险就会不断累积加剧，将来出手应对的难度会更大。 保增长任务依然艰巨 2009年，在历史罕见的全球金融风暴冲击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考验。所幸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救市政策支撑下，中国经济率先反弹，将继续保持8％以上的增长已成定局。尽管如此，展望2010年的中国经济，诚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当前形势时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严峻，2010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任务依然艰巨。 首先从内部看，2009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的拉动，特别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消费需求的增长却仍然不见明显起色。在大规模投资中，银行信贷的超常增长又发挥了决定性的支撑作用。然而，无论是过高的投资比率还是过快的信贷增长，且不论其所蕴含的风险，其本身就注定是不可持续的。2010年中国经济不可能再单单依靠投资的拉动来支撑增长目标的实现。 因此，消费需求方面能否有切实的改善和提升，就成为明年保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消费需求不足是中国经济近十多年来的一个老问题，造成消费不足的原因很多也是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这些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因此消费需求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有大幅度的提升。 再从外部环境看，尽管美国经济第三季度已经走出衰退，实现2.8％的正增长，但其中三分之二也要归功于政府投资，特别是对更换汽车和对首次购房者的补贴政策，距离恢复到依靠市场自身推动的增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美联储以及各大机构大都对美国经济前景持审慎乐观的态度，甚至一些学者和投资者预测美国经济将呈“W型”走势，即可能会出现二次探底的情形。可以说，美国经济复苏之路仍然漫长。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其经济真正转好，特别是其国内消费水平恢复之前，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不可能有真正持久的复苏。 综合内外因素，2010年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平稳增长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保增长的任务依然艰巨。 通胀与资产泡沫威胁显现 中国经济尚未完全走出通货紧缩的状态，但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却不断增强，加上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问题，给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带来威胁，也给宏观经济政策带来难题。
1949年至1978年潼关卫生事业发展情况 第一章医疗单位 第一节中医 民国二十年（1931），客籍西医张济苍在县城博爱街（俗称南北街）设济苍医院应诊。二十三年（1934），河南省灵宝县西医张勋甫在城内西大街北侧开设宏农医院。此后有济众医院、普及医院等，均于二十七年（1938）春受日本侵略军炮火威胁迁往外地。在城郊开业应诊的有明久、仁爱、惠生、竹君诊所。到三十八年（1949），诊所增至26家。诊治内、外、妇、儿、五官、花柳各科病症，一般治疗常见病、多发病。诊费、药价昂贵，1支青霉素收费价值小麦2市斗（每斗7.25公斤）。 1952年，城区中、西医院、所、铺店开始组织联合诊所，设备，药物评价折股作联合诊所，集体所有，按股分红。同年，华美、培康、正德、仁爱、秦光、秦济、碧泉、中亚西医诊所组成西医联合诊所，黄榆林任所长。1955年，6家中药铺组成中医联合诊所。1956年，太要街谦益堂、鼎生春中药铺及中医刘廷文、陆景春分别组成第一、第二中医联合诊所。迺华西医诊所及西医崔敦逸组成西医联合诊所。1958年，西医、中医联合诊所合并为中西医联合诊所。同年，城乡有14个中西医联合诊所，按照国家规定，收取诊费、药费，免征工商税。
第二节西医 卫生院 民国二十八年（1939），陕西省卫生处第二巡回医疗队驻潼关。三十年（1941)四月，医疗队就地成立卫生院，仇廷墀代理院长，编制10人，隶陕西省卫生处，院址设吊桥冯家城。同年冬，迁北刘村。三十四年（1945），迁东大街北侧，设备简陋，就诊者寥寥无几。三十七年（1948）迁石桥西，有房3间，国民党中央补助、富英加红十字会捐赠，自购药品84种，器械44种。同年十二月三十日，陕西省卫生处减超机构，划归县编制，名潼关县卫生院。 人民医院 1949年5月30日，县政府接管卫生院，7月，名县人民卫生院，编制8人。1952年，设内、外、妇三科。1953年，征地建房450平方米，设病床10张，始行外科手术。1956年7月16日，改名县医院，编制增至20人。1957年，设病床10张。1958年11月，卫生防疫站、工人保健站并入县医院。1959年1月，名潼关人民公社卫生院。同年冬，院址随县城搬迁至东方红大街东端北侧，占地8867平方米，建筑面积1960平方米，设16个科室，病床50张。1961年，医院复名。“文革”期间，派性斗争，主治医生以种种罪名被“批斗”，视患者家庭成份医病，非贫下中农患者看病难、住院难。医疗陷于半瘫痪状态。1977年，国家投资10万元，建筑住院部楼房1792平方米。1979年6月16日，改名人民医院，7月，病床增加到80张。1985年，有行政、医务人员91人，其中：主治医师5人，医师20人，医士7人，护理人员22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1949-2007）和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1949-2007）和成就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49-1956），第二个阶段（1956-1966），第三个阶段（1966-1976），第三个阶段（1978-2007）第一个阶段：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国开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中国真真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确定了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1953年开始的这会主义改造包括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1956年的完成标志着中国真正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由于改造过于激进，粗糙留下了许多问题，但是总体上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回复和经济的发展。 这一时期主要取得的成就是，成立了新中国，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并且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顺利的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过度。 第二阶段：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使国力增强，主要是发展生产力，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指明了发展的方向，指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但是在建设中出现了种种“左”的错误，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虽然进行了改正但是不彻底。加上当时气候的干旱不仅没有真正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反而使人民生活更加艰难。但是凭着当时人们的强烈热情还是取得了很大成功。 第三阶段：是十年的大动荡时期，由于毛泽东对于形势的判断失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整整十年国家都处于混乱之中，由于被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破坏，经济发展也进入一片混乱之中，打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被迫害，连国家领导人也不例外被打成“左派”。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损失，但是交通工业和科学技术在这一时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时间里国家建设基本在徘徊中前进。 第四阶段：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的一次伟大的转折，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确立了一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并提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在思想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春天。国民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经济，科学，文化，都走向了春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但是也面临这种种挑战，一直困扰人们的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在这时被解决。这时以江泽民为代表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接过重担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21世纪。以与时俱进为先锋号，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辉煌。2002年中共十六大，建立了以胡锦涛为中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重要指导思想，并创新的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为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更快、更健康地发展。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到底。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在航天科学事业，国防建设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神舟六号神舟七号，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以取得世界领先的水平。
那务六村1949至1978年大事记 1949年10月，在解放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化北各乡村纷纷归附， 壶垌乡第九保保长林名树率领全保百姓投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1月，归化北区壶垌乡管辖。 12月，废除保甲制度，成立六村村人民政府，设村主任、民兵队， 下辖自然村，设村长，均由上一级政府委任。 1950年3月，辖于化县第七区壶垌乡，同年，开展清匪反霸、退租 退押运动。 1951年春，成立农民协会（简称农会），会长执行原行政村主任职权。 同年，普种牛痘。 1952年12月，土改工作队进村，贯彻执行中央制订的“依靠贫、 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斗争地主，有步骤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路线和政策，推行土地改革政策，丈量土地，划分阶级，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按农村户口分配土地，分给贫雇农、下中农耕牛、农具、物资、房屋等。 1953年，土地改革圆满收官，农会裁撤，六村和上塱两个行政村合 并组建上塱乡人民政府，以六村为村治，属化县第十区区公所。 同年，开展第一次人口普查。 朝鲜战争期间（1950-1953年），六村钟志祥入朝参战。 1954年上旬，各自然村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为全面办社创造条件。 1955年冬至1956年春，各农业生产互助组相继转为初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私有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实行统一经营，按劳分配，取消 土地报酬。 同年，全国实行义务兵役制。 1956年，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组建六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自然村为单位划分生产队。 1957年,山心生产队、木坑垌生产队和龙善塘生产队合并,三队合一，1961年后分离。
1958年5月，党中央发动大跃进运动。 当月，撤并乡镇，章道高级社并入上塱乡，同时建立乡党支部，时 任乡团支部书记林名贵兼任乡党支部书记。 同年9月，推行人民公社化，上塱乡改制上塱管理区，设营（管理区）、连（自然村）、排（生产队）编制，以各生产队为基础组建 林业队、畜牧队、积肥队等专业性生产队。 同年下旬，在城堡旧址大炼钢铁。 1959年3月，根据县委四级干部会议精神，上塱管理区改为上塱生 产大队，设置管理委员会，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大队一级，生产队 则为包产单位。 五十年代后期，因生产建设需要拆除六村民堡。 1960年，水肿病情严重，各生产队水肿病人集中送往公社党委免费 治疗。 1961年7月，实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 给制，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是年，六村、章道从上塱生产大队析出，六村生产大队辖14条自然 村和16个生产队，陈启荣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同年9月至1963年1月，化州县划分为13个区，57个公社,那务 区辖那务、壶垌、宝树三个公社，六村大队属壶垌公社，其后撤销 13区建制，压缩公社数量，六村大队划归那务公社管辖。 同年，各生产队实行“四固定”和“三包一奖”的管理办法。 1962年2月，响应县人委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恢 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同年，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核算， 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推行“两头固定、中间按劳”的粮食分配形式，倡导多劳多得。 同年秋，发土地证，落实生产队集体的耕地、林地及水面的所有权。 1965年，深入学习大寨精神。 同年，开展“小四清”运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称帝者一览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称帝者一览 【大中华佛国】(1947----1953，1983) 先主石顶武1947----1953 图谋叛乱，被人民政府处决。 后主石金鑫1983 石顶武之子，1983年在农民“丞相”李丕瑞的“辅佐”下登基，于湖南醴陵农村复国，旋被县公安局镇压。 【道德金门皇帝】 丁兴来（盲人）1981----1990 地处大别山，创道德金门教，然后称帝，封了"正宫娘娘""西宫娘娘""宰相"等21个人,赐"仙印"41枚.由于交通闭塞，直到称帝后十年才被发现并被乡政府处理。 【中原皇清国】 正皇帝张清安1982 副皇帝廖桂堂1982 以皇清为年号.地处大巴山。 张清安刻“玉玺”，设“后宫”，分封“丞相，文武百官”，“颁布《天律森吏》”，打算定都巴中县，把巴中川剧团大楼当皇宫，甚至写好了准备（通过邮局）寄到台湾的册封蒋介石为
“威国王”的“谕旨”，还决定要“御驾亲征”，结果还没出师，就被县公安局给灭了。 【圣朝国】 1980----1982 林文勇，地处大巴山仪陇山区，被县公安局镇压。 〔玉皇大帝〕 1982年地处大巴山的曹家元自称玉皇大帝，旋灭。 〔皇帝〕 1980年地处大巴山的朱仕强自称皇帝，仅七日即被村书记带人灭了。 【大圣王朝】（1986----1988） 女皇晁正坤1986----1988 地处胶东半岛。行巫术、招童男、建“后宫”、后被县人民政府镇压。 【万顺天国】（1990----1992） 李成福1990----1992 地处豫西。自建安民党、万李起义军，自称唐朝后裔，妄图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复辟唐朝帝制，定都西安。后被乡派出所3名干警剿灭。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复习思考题 一、名词解释 1.公共物品 2.外部性 3.货币流通速度 4.国内生产总值 5.通货膨胀 6.市场失灵 7.负外部性 8.挤出效应 9.潜在GDP 10.赤字依存度 二、简单题 1.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有哪些？ 2.当增加政府支出时，IS曲线如何移动？为什么？ 3.财政扩张带来的挤出效应的原因是什么？ 4.请结合货币数量论（方程）说明货币供应量和物价的关系 5.何为自动稳定器？请说明它对缓和经济波动的作用。 6.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什么？ 7.请阐述货币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 8.私人储蓄、公共储蓄、国民储蓄的含义及其关系 三、论述题 1.请说明IS曲线、LM曲线的形状及原因，并分析曲线斜率的变化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 2.请阐述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的效果 3.请推导政府支出乘数、税收乘数及平衡预算乘数 4.请结合IS-LM-BP模型分析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增发货币所产生的影响。
四、分析题 1.假设对于一个特定的经济体，在特定的时期内，投资等于100，政府支出为75，净税收固定在100，消费有下面的消费方程决定： C=25+0.8Y D 是可支配收入。请回答： 其中，Y D （1）均衡收入水平是多少？ （2）政府支出乘数值是多少？税收乘数呢？ （3）假设投资下降了40个单位，变成60，请问新的均衡收入是多少？ 2.请结合IS-LM-BP模型分析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增发货币所产生的影响。 3.假定货币需求为L=0.2Y，货币供给为M=200，消费C=90+0.8Yd，税收T=50， 投资I=140-5r，政府支出G=50，求： （1）均衡收入、利率和投资； （2）若其它情况不变，政府支出G增加20，那么收入、利率和投资有什么变化？ （3）是否存在“挤出效应”？ 4.已知消费函数、投资函数分别为C=130+0.6Y和I=750–2000r，设政府支出为G=750亿元。试计算： （1）若投资函数变为I=750–3000r，请推导投资函数变化前和变化后的IS 曲线并比较斜率。 （2）增加政府支出时，请比较投资函数在变化前和变化后哪种情况的收入变化大？为什么？ （3）增加货币供给时，比较投资函数在变化前和变化后哪种情况对收入的影响大？为什么？
一、单选 ( 共 8 小题，总分: 40 分) 1. 吕随启副教授指出，2008年10月，在美国政府救市方案出台以后，中国货币政策迅速调头，货币政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一直从紧转为（） A.稳健 B.适度宽松 C.宽松 D.积极 2. 吕随启副教授指出，汶川地震发生前，我们采取的基本上是（）的财政政策与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 A.稳健 B.适度宽松 C.宽松 D.从紧 3. 吕随启副教授指出，以美国为例，在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所占的比重为（） A.9.2% B.35.5% C.40.2% D.15.1% 4. 吕随启副教授指出，以美国为例，在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中，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为（） A.40.2% B.58.8% C.44.7%
D.55.3% 5. 吕随启副教授指出，以美国为例，在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中，债券所占的比重为（） A.9.2% B.35.5% C.40.2% D.15.1% 6. 吕随启副教授指出，以美国为例，在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中，非银行贷款所占的比重为（） A.9.2% B.35.5% C.40.2% D.15.1% 7. 吕随启副教授指出，美联储没有收益索取权，只能获取（）的固定股利。 A.3% B.6% C.8% D.10% 8. 吕随启副教授指出，以美国为例，在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中，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为（） A.40.2% B.58.8% C.44.7%
D.55.3% 二、多选 ( 共 4 小题，总分: 20 分) 1. 吕随启副教授指出，2008年，我国货币政策由一直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刺激内需的十条措施以及增加四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迅即推出，这一战略思路存在以下哪些显而易见的特点？ A.通过刺激内需救实体经济间接救虚拟经济 B.通过稳定银行体系间接稳定资本市场 C.通过扩张债券市场间接稳定股票市场 D.通过提高出口补贴赢得更多外汇 2. 下列各项表述中正确的有哪些？ A.吕随启副教授指出，以美国为例，在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中，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高于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 B.吕随启副教授指出，以美国为例，在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中，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低于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 C.吕随启副教授指出，以美国为例，在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中，股票所占的比重低于银行贷款所占的比重。 D.吕随启副教授指出，以美国为例，在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中，股票所占的比重高于银行贷款所占的比重。 3. 下列各项表述中正确的有哪些？ A.吕随启副教授指出，美国救市方案出台之前，我们的政策目标的选择是“一保一控”。 B.吕随启副教授指出，美国救市方案出台之前，我们的政策目标的选择为“一保一稳”。 C.吕随启副教授指出，美国救市方案出台之后，我们的政策目标的选择是“一保一控”。 D.吕随启副教授指出，美国救市方案出台之后，我们的政策目标的选择为“一保一稳”。
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轻、重”之辨 武力/温锐 原载《经济研究》2006年第9期p39-48 内容提要：在1949-2005年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轻、重"关系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变：在1949-1978年的求强阶段，工业化的"轻、重"关系表现为"重重轻轻"①「这里的"重重轻轻"是当时的习惯说法，即指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在1979-1997年的求富阶段，工业化的"轻、重"关系表现为"农、轻、重"同步发展；在1998-2005年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阶段，工业化的"轻、重"关系表现为政府和企业都在通过结构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实现快速发展。通过对工业化三个阶段的分析，提出要纠正有关"轻、重"问题的五个认识误区。 关键词：工业化；重工业；轻工业；产业结构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信箱：wulijjs@https://www.doczj.com/doc/a66923785.html, ；温锐，江西财经大学，邮政编码：350007，电子信箱：wenruicom@https://www.doczj.com/doc/a66923785.html,.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 实现效益最大化是经济学的最基本目的，也是今天讨论中国工业化下一步怎样走的核心问题，由于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少，国家迫切需要解决这个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即面临着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如何实现从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即第二产业的迅速扩张问题；二是如何优化工业内部结构，即在工业水平总体落后情况下，如何处理轻工业与重工业协调发展、如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由于我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发展中大国，因此政府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也就自然关系重大。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今天，我国共出现了五次有关"轻、重"关系和工业结构问题的讨论。第一次是1952年至1957年围绕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讨论；第二次是"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关于"农、轻、重"关系的讨论；第三次是60年代中后期以备战为前提的围绕"三线建设"的讨论；第四次是1978年以后有关轻重关系严重失调和如何调整的讨论；第五次则是2003年以来的"重化工业化"问题的讨论。 而从目前讨论的情况看，虽然对科学发展观没有疑问，但是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在未来的工业化中如何解决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创新、就业、资源、环境等一系列矛盾，并没有形成共识。为了正确把握当前我国工业化中的"轻、重"关系，有必要通过对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轻、重"关系历史演变分析，来总结自己的经验，加深对国情的认识。 一、1953-1978年的"重重轻轻"及其根源 1953-1978为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单纯依靠政府力量，实行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２１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与政策选择综述(一)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稳固、规范、高效、健康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运行机制，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此将理论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综述如下。一、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展望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收支测算应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规划期间。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2000年的财政收入预测暂不考虑费税改革的体制因素，对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减持平处理，经济增长方面按7％考虑，物价方面按3％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按此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89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绝对额增加1000多亿元。关于2000年财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例14.0％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到1335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1％，绝对额增加1200多亿元。2000年支出与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减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660亿元，比1999年扩大157亿元。 “十五”时期的预算。收入测算应从几个因素来考虑和处理。（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3）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4）经济增长。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 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1.“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2.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12.4％。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
当前中国经济政策解析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近期有关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不断升温，经济学者纷纷阐释自己的观点，而著名学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吴敬琏在4月底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欧盟驻华使团共同在北京举行的“中国2004：政策分析与经济展望”高层报告会中指出，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对于今年中国经济是不是能够实现软着陆，吴教授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国内经济政策：过热症相明显 从短期经济的发展情况来说，中国经济从2003年的下半年开始，出现了资源短线愈来愈难以支撑过高的增长速度和过大的投资规模。2003年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都表现出了过热现象的某些症相。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全年的GDP增长，虽然在第二季度受到了SARS的影响，但是全年仍然增长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4％，广义货币增长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界就发生了一场争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应该采取的政策有很不相同的意见。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形势判断和相应的政策建
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经济没有出现过热，不但不需要踩动刹车和采取任何紧缩性的宏观（总量）经济政策措施，相反应该用更充分的货币供应来支持更高的增长。 第二种意见认为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货币过量供应，应该采取紧缩的政策。但持这种意见的人，多数并不主张采取非常强烈的紧缩性货币政策，而是主张用一种谨慎的政策措施，使得货币供应逐渐地放慢，增长速度逐渐放慢，保证经济逐步降温，实现所谓软着陆。 第三种意见认为宏观经济没有全面过热，只是在某些部门或某些行业，如房地产、钢铁业、冶金、建筑等出现了局部过热，所以，正确的做法不是动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总量调控，而是运用加强项目审批制度等行政干预措施，对这些行业的投资进行控制。 去年第一季度就有经济学家提出出现了过热的迹象，但那时第一种意见占有绝对优势；到了第三季度，提出第二种意见的经济学家开始多起来了，但是直到年底，多数决策部门还是倾向于第三种意见。这种情况到今年第一季度才发生了变化。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宣布把去年的GDP增长数字由%修改为%。第一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