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透视
民主通常被定义成一套程序和制度，通过这一套程序和制度，政治权力的拥有
者能够对广大的选民负责。而对民主的评估一般也是看公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
政治。正如埃里克森，莱特和麦基沃这样写道：“我们通常是以政治决策制定者对公众偏好的回应度为标准来评估一个民主政府的民主化水平的。”〔1〕美国是最早实现西方式宪政民主体制的国家，也是民主制度最积极的推动者。按理说，美国的
公众对政策的制定应该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是，考虑到美国还存在着其他几股力
量，比如说思想库，利益集团，政党以及作为第四种权力的大众传媒等，它们的力
量更强大，发挥的作用也更直接，在这样的决策环境下，公众舆论还能不能发挥作用，怎么发挥作用，发挥多大作用呢？本文将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对这些问题进行
分析。
一、公众舆论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与其他几股力量相比，公众
舆论的力量似乎单薄了些。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政治捐款和游说来影响决策过程；大
众传媒可以通过设定政策议题、提供政策方案等方式影响政策的制度；思想库可以
利用个人影响力，通过直接接触等方式对决策人施加影响。这样比照的话，公众舆
论好像只能是在外围呐喊，是不是能对决策层中心造成波动呢？国内外专家的研究
结果表明，公众舆论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国内环境的主要因素之一。归纳起来，理
由如下：
1. 民主体制。公众的同意也是民主政府运行的基础。如果没有公众的支持，任
何内、外政策都难以成功。曾当过美国副国务卿的纽瑟姆就深有体会地说：“虽然政府的某些程序是不对外公开的，但在美国民主体制下成功的决策最终有赖于公众
的接受和支持”。
〔2〕
2. 选举政治。在美国，高级官员比较注重民意，而低级官员则持有一种怀疑态度，这是因为低级官员作为事务类
公务员，职位终生，而高级官员是政务类官员，受选举影响较大，更加重视民意。
〔3〕
总统是由民众投票选举产生的，这
就决定其政策必须代表多数选民的意志。因此，民意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制约着总统的政策，民众的不满不仅制约着总统权力的运用，而且还会导致总统竞选的失败。
3. 外交资源。公众的支持对于外交政策成功与否非常重要，决策者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考虑公众的态度和反应，努力使政策被公众所接受，民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外交政策制定者执行外交政策的一种资源。
二、公众舆论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途径
公众舆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依据，决策者在制定或改变外交政策时，不能不考虑公众舆论。否则，政策可能因得不到公众支持而难以执行或继续。但是舆论必须形成强大的声势并通过各种渠道到达决策者，才能引起决策层的重视而对决策产生影响。〔4〕
在美国，公众舆论主要通过四种途
径发挥影响。
首先是投票。选票是公众手中的一张王牌，美国选民希望选出跟自己意见尽量相一致的领导，最好价值观和需求相同。领导人产生并执政一段时间后，选民当然期待他们对自己的意见有所回应。在就某一具体决策投票时，议员们也要考虑选区的公众舆论，选民的选票也会对他们的政治生涯产生影响。
其次是民意测试。民意测验是公众表达自身观点的一个途径，也越来越成为影响政策制定的一个方式。美国国务院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成立了信息处，对
公众舆论的了解和引导成为美国外交决策程序的一部分。二战以后，各种民意调查机构纷纷建立，新闻媒体也不定期进行公众舆论的调查，美国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CCFR是这方面的一个权威机构。从1975起，CCFR 每4年以“公众舆论与
浅析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戴
惠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210093）
［摘
要］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备受关注，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有其深刻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公众舆论能不能发挥作用，公众舆论通过哪些途径发挥作用，公众舆论又能对外交决策发挥何种程度的作用？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文章梳理了3组关系，希望能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关键词］公众舆论；外交决策；民主；选举
［中图分类号］G9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1—0100—02
［收稿日期］2012—01—02
［作者简介］戴惠（1989—），女，江苏镇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史。
2012年第1期理论观察
N o. 1, 2012(总第73期
Theoretic Observation
S erial N o. 73
100——
美国对外政策”为题就内政外交选择、大国关系和重要的地区问题进行一次民
意调查并予以公布。
〔5〕
第三是大众传媒。公众舆论与媒体舆论并不是一回事，大众传媒并不是简单的传声筒的角色，它也有自己的考虑，通过它本身的过滤，忽视一些观点，同时强化
另一些观点。大众传媒还能左右公众舆论，它对国际信息的选择和编排直接影响公
众对国际问题的关注程度。〔6〕
换言之，大众传媒
控制着美国民众的舆论内容和方向。
第四是利益集团。一个人的声音是单薄的，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能被决策层知晓并产生影响，一些人就会组织起来，以集团的力量向决策者施压游说政府。跟大众
传媒一样，利益集团的存在也是增加了一条影响的途径，但是，鉴于利益集团的多
元化，它们表达的观点并不相同。
三、公众舆论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程度
根据美国公众舆论研究专家V ·O ·基的“堤坝论”：在民主的领导阶层和普通大众之间的互动，一种观念告诉我们，公众舆论好比一座堤坝，它预示了公众行为的
方向，而政府层次的辩论和行动都必须在这个堤坝下谨慎地进行。公众的同意是民
主政府运行的外围堤坝，任何决策都要圈定在这个堤坝范围内。〔7〕根据V ·O
·基的理论，公众舆论的作用就是为决策的制定划定方向和范围，使政策在原
则上符合
公众舆论。
关于公众舆论的作用，学术界还有一种见解，就是“预期”理论。该理论假设：“总统们意识到他们不能简单的引导或指望公众跟从。他们的政策选择基于对公众
‘可劝说性’的解读，然后致力于使选择看上去符合民意。如果预期到强烈反对，决
策者很可能放弃现行政策考虑转向能得到支持的政策；如果预期到温和的反对，官
员们很可能努力向公众说教却执行所选择的政策……”。
〔8〕
“预期”理论为决策者影
响公众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这种观点，公众舆论是可以被影响和引导
的，政策制定者不是单纯地处于一种被动的位置，在不会引发强烈反对的前提下，
通过对政策进行包装美化，披上国家利益的外衣或是烙上自由、民主、人权的印
记，可以调动或改变公众舆论向着自己既定的方向转化。
还有一些更极端的看法，比如现实主义学者对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达成
了“阿尔蒙德—李普曼一致论”：如果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产生了什么影响，它也是非常有限的，不应该成为稳定和理性的外交政策的基础。
〔9〕
就连著
名自由主义理论家卢梭在谈及外交事务时也表示：“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主要是监督国内法、维护私有财产和保护个人的安全。只要与这三点有关的事务进展
顺利，让政府去与外国谈判和制订条约”，即民众管内政, 政府办外交。
〔10〕
这些
观点对公共舆论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持否定的态度，政府几乎可以对公众舆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就影响程度问题，学者们也进行实证研究希望能证明自己的观点，虽然研究结果有偏向，但是，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也让他们迟迟不敢下定论，对这一问题做出一个规范性的结论将是不明智的。〔11〕
本文也并不会在这一个问题上给
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只是理清几组关系，希望能加深对这一
问题的认识。
1. 公众舆论———
决策者：美国的对外决策形成与政府高层，主要由总统做出决定，因此，舆论作用的发挥首先要看能不能影响决策者，决策者对公众舆论的态度如何制约了公众舆论的影响程度。以民意调查为例，当民意和他们的认知、信仰相符时，他们就偏好使用民调结果；反之，则忽视甚至排斥民调结果，并会通过适当方式去改变民意，“教育”
公众。可见，公众舆论在决策者那得到的反馈程度不一，直接影响了舆论的影响程度。
2. 公众舆论———
利益集团、政党、精英：反对公众舆论影响外交政策的最常见的观点就是：政策实际上是由利益集团、政党和精英决定的，利益集团和精英掌握的资源使他们达成所愿，即使这种愿望是与公众舆论相违背的，而政党在制定政策时也会偏向其最热情的支持者而不是普通公众。
3. 公众舆论———
事件突出性：事件的突出性也会与公众舆论的影响程度有关。有实证研究表
明，当事件突出性增加时，公众舆论的影响程度也会随之增加。〔12〕阿尔蒙德就曾说过：当公众很关心一件事的时候，政府官员对这就事采取的行动就会影响到公
众选票的归属。这些事件包括战争、军费、外援、裁军等。事件越重要越突出，政
府的回应度就会越高，而政府的高回应度也仅仅限于这些突出问题上，在一些不那
么突出的事件上，如果官员认为事件的突出性在未来可能会有所提高，那么制定的
决策也不会与民意相去太远，而有些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公众不太关注不甚了解，
那决策者也就不需要对舆论做出什么回应了。由此可见，事件的突出性也是影响舆
论影响程度的关键变量，不能在所有问题上都一概而论。
以上，就公众舆论对决策的影响程度梳理了3组关系，当然，还有更多细微的地方值得进一步地探讨。就程度的问题，我认为是不存在一个确切的答案的，需要
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值得研究的是，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对舆论的作用程度。
四、结语
美国的民主政体和选举制度给予了公众舆论影响外交决策的一个合法和有效的
途径，大众传媒和利益集团也可以成为公众可以借以表达观点的渠道，而美国政府
的决策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公众的看法呢？本文对这一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
答案，只是从决策者、利益集团、政党、精英、事件突出性的角度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美国是一个民主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其政府对待公众舆论的态度可以对民主化
程度不高的或正走向民主化的国家有所启发，认真处理好政府与公众舆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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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Opinion on Public Policy are Too High:Empir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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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延臣〕
101——
2012年第01期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No.01，2012 第28卷JOURNAL OF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JILIN PROVINCE Vol .28（总301期） Total No .301 收稿日期：2011—09—13 作者简介：王佳琪（1988—），女，吉林延边人，延边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 决策人员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分析 王佳琪 （延边大学，吉林延吉133002） 摘要：外交决策是一个过程，从外交决策的条件来看，包括决策人员、智囊班子、公众舆论、党派斗争、国际局势。本文着重分析就决策人员来讲， 对于外交决策的影响程度。决策人员对事物的认知程度、历史事件对决策人员的影响、决策者是否过高的估计对方对自己意图的理解能力等方面都将直接影响着决策人员对于决策的把握程度。通过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从而更全面、辩证的认识决策人员在外交活动中的影响，意识到决策人员的个体因素只有通过外交决策整体进程才能产生作用，有力的交织在一起才可得出最大程度的理想效果。 关键词：外交决策；决策人员；认知；历史事件；影响中图分类号：D80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2）01—0121—02 一、外交人员在外交决策中的影响 “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发展最为活跃的基本因素，是生产力的主体和第一要素。而国家和政党领导人等关键的个人在制定和执行对 外政策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实对外关系无论 多么纷芜庞杂， 战略决策影响如何深远，回溯到本原也都是以个人为基本的主体元素， 国际问题、政策动向，都涉及特定时空里的个人。外交关系的发展固然取决于国家间关系的客观历史渊源、现实利益需 求等因素， 但国家领导人和具有权势的政治家对于外交官关系的政治判断和主观价值取向具有相当重 要的影响 。“主体是影响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因为任何外交决策归根结地都是由人做出的，其心理特点、生活经理、对环境的感知等都会影响决 策结果。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作为决策者，享有集中的权力，从这点来讲对外决策是处于一定条件下 的个人决策，“即使是决策集体或决策机构，它也是 由个人所组成的具有智能和主观能动性的系统” 。个人的品德、阅历、教养、动机和心理等都会对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外交决策主体是影响外交决策过程的关键性的因素，因为任何决策归根到底是由 人做出的，决策者的心理特点、 生活经历、对周围环境的认知等都会直接影响决策的结果。决策者不同 的个性、 经历或价值观念，会导致对于同一件事情、同一条信息，不同的决策者会有不同的看法。由此 可见，决策人员在外交决策中的深刻影响，以下详细分析外交决策人员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因素： 二、外交决策人员的影响因素（一）个人认知对决策人员的影响 外交决策的心理认知模式认为， 在信息输入和政策输出之间， 存在着诸多影响信息处理的变量，因此，需要有一种机制对以信息进行处理。比如对信息的阐释、对信息按偏好进行排序等，心理学家就把这个对信息的定义和排序的过程称之为认知。影响 外交决策者的认知因素包括：信仰体系、 意识形态、决策者的个性特征等。决策者的认知过程就是根据信仰体系、意识形态等对客观现实的重构而形成“意象”过程。意象的重构作用导致了决策者所捕 捉的信息只能是其感知和意象化的“客观现实” 。正如斯普劳特所指出的“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们将 环境想象成什么，而不是它实际上如何。”意象对信 息筛选起着近似于过滤器的作用。在信息量少的情 形下， 要依靠决策者个人现存的意象和信念来做出判断。在信息量大的情形下，意象又作为过滤信息的主要标准，因为在所有的信息中，我们只会选择 一部分信息， 对信息的解释将取决于个人决策者的信仰体系和他的意象。 1.认知误差 1 21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美国史（含美国外交史）考博参考书-考博分数线- 专业课真题 一、专业的设置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共招生33人，其中拟招收直博生3人，本校硕博连读生16人。分为中国史和世界史专业。应试生复试权重为30%。 二、招生专业及人数 系所名称历史学系 招生总数33 系所说明其中拟招收直博生3人，本校硕博连读生16人。应试生复试权重为30%。 招生专业：世界史（060300） 研究方向指导教师考试科目备注 06.美国史（含美国外交史）①英语②世界近现代史③美国史 三、导师介绍 北京大学在招生目录中并没有提供导师名单。 育明教育考博分校解析：考博如果能够提前联系导师的话，不论是在备考信息的获取，还是在复试的过程中，都会有极大的帮助，甚至是决定性的帮助。育明教育考博分校经过这些年的积淀可以协助学员考生联系以上导师。 四、参考书目（推荐） 专业课信息应当包括一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关于参考书和资料的使用。这一点考生可以咨询往届的博士学长，也可以和育明考博联系。参考书是理论知识建立所需的载体，如何从参考书抓取核心书目，从核心书目中遴选出重点章节常考的考点，如何高效的研读参考书、建立参考书框架，如何灵活运用参考书中的知识内容来答题，是考生复习的第一阶段最需完成的任务。另外，考博资料获取、复习经验可咨询叩叩：捌九叁，二肆壹，二二六，专业知识的来源也不能局限于对参考书的研读，整个的备考当中考生还需要阅读大量的paper，读哪一些、怎么去读、读完之后应该怎么做，这些也会直接影响到考生的分数。
第二，专题信息汇总整理。每一位考生在复习专业课的最后阶段都应当进行专题总结，专题的来源一方面是度历年真题考点的针对性遴选，另一方面是导师研究课题。最后一方面是专业前沿问题。每一个专题都应当建立详尽的知识体系，做到专题知识点全覆盖。 第三，专业真题及解析。专业课的试题都是论述题，答案的开放性比较强。一般每门专业课都有有三道大题，考试时间各3小时，一般会有十几页答题纸。考生在专业课复习中仅仅有真题是不够的，还需要配合对真题最权威最正统的解析，两相印证才能够把握导师出题的重点、范围以及更加偏重哪一类的答案。 第四，导师的信息。导师的著作、研究方向、研究课题、近期发表的论文及研究成果，另外就是为研究生们上课所用的课件笔记和讨论的话题。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初复试出题的考察重点。同时这些信息也是我们选择导师的时候的参照依据，当然选择导师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还应当考虑到导师的研究水平、课题能力、对待学生的态度和福利等等。 第五，时事热点话题分析。博士生导师在选择博士的时候会一般都会偏重考查考生运用基础理论知识来解决现实热点问题的能力，这一点在初试和复试中都有体现。近几年的真题中都会有联系实际的热点分析。所以考生在复习备考时就应单多阅读一些本专业本学科的最新研究方向研究成果，权威的期刊上面“大牛们”都在关心、探讨什么话题，以及一些时事热点问题能不能运用本专业的知识来加以解释解决。 五、北京大学考博英语复习指导 北京大学的考博英语满分100分，整体难度介于六级和老托福之间，对词汇量有很高的要求，特别注重对形近字、意近词和固定搭配以及语法的考察。做阅读理解一定要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翻译这一个题型很容易丢分，要想得高分，每一天都要遵循“八步法”练习三个句子。作文对于考生的英语综合能力要求很高，要做到“厚重、灵动和美观”，复习资料建议使用育明教育考博分校编写的《考博英语一本通》。每年有大批的同学英语单科受限，对于英语基础比较差的考生，建议大家早做准备。（考博资料获取、辅导课程可咨询叩叩：893.241.226）
美国文化特性与外交行为 【内容提要】文化是美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具有强大辐射性和渗透性的软国力，文化和政治、经济、军事等要素一样，一直是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驱动力之一。文化要素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不象其它要素的作用那么明晰和直接，但它象幽灵一般控制着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其作用更具有本原性。文化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机理可以表达为“文化控制”。美国的外交行为的那种世所共知的独特个性来源于这个国家的文化特性，外交行为的特性是文化特性的一种转移、复制和表达。文化的工具性功能和它在外交行为中发挥的导向性功能使它在美国国际战略的实施中具有双重意义。 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认为：“文化因素进入现实政治领域的程度，要比专攻国际关系和相关研究的许多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所承认的要大得多。也许可以再一次在不同程度上说，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他在这里强调了文化与现实国际政治的深刻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向我们提示了文化要素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本原意义。 文化是美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具有强大辐射性和渗透性的软国力，文化和政治、经济、军事等要素一样，一直是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驱动力之一。文化要素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不象其它要素的作用那么明晰和直接，但它象幽灵一般控制着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其作用更具有本原性。 一、作用机理与控制模式 迈克尔·H·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审视了建国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历程。他认为，为了更好地把握意识形态，应该从与文化体系相关联的角度去理解它，忽视文化价值的作用会走入误区。的确，文化作为一种本原性和导向性的要素，影响着美国外交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环节。那些曾经左右过以及现在正在左右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人物，都或多或少表达过这方面的体验。吉米·卡特就曾说过，世界的新现实要求“一种新型的美国外交政策——永远坚持我们的价值观与传统的乐观主义基础上的政策”。乔治·W·布什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了外交政策中的一些不变的精神：“自我们国家的初建时日以来，许多已经改变了，但指导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仍然相同。在未来的年月中，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体现美国的最高理想。”这里所说的数百年不变的基本原则、国家利益和最高理想，都来源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亨利·基辛格曾经从观念的角度谈论文化对决策者的影响，“领导人登上高位前形成的观点，是一笔智力财富，他们在整个任职期间会经常用到。”这里所说的观点是指这些领导人在共同的美国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 外交行为作为一种由特定的人和人群实施的国家行为，从其内容到实
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演变 美国外交史姓名：梁铁芹学号：2009210035 专业：历史学 概要：19世纪4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起步阶段，对华交涉时处处追随英国的炮舰政策，奉行“搭便车”外交，以分取一杯羹；19世纪60年代，美国联合英、法等强国为进一步维护和扩大在华特权，由蒲安臣推行“合作”政策；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进运动的开展和大陆铁路的完工，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内掀起一股强大的反华浪潮，美国开始实行排华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已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单独提出对华“门户开放”，初步体现了美国对华外交的独立姿态。 关键词：“搭便车”外交“合作”政策排华政策“门户开放” 学术界对美国对华外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个阶段，尤其是对排华政策、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深入，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对华外交的研究就显得有点单薄，本文就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演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19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搭便车”外交 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南京条约》的签订打破了早期中美对等的外交关系，美国开始实行以侵略为特征的不对等外交。鉴于美国生存在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圈内，没有足够的实力与英国抗衡；又正忙于开展西进运动和向拉丁美洲扩张势力，而美国在华商业利益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分量很小，没有必要像英、法那样在中国咄咄逼人。因此，美国打着有别于英国炮舰外交的“和平”旗号“选择追随英国的办法，借英国的实力达到自己的目标。狮子一吼，猎物到手；豺狼微笑，拾起骨头①”，奉行被欧洲国家极为不屑一顾的“搭便车”外交，来谋求在华利益，这是美国在当时保护自身利益的最佳方式。 英国以炮舰外交打开中国大门后，美国权衡利弊，在其“还是强国中一个不发达的弱国，即使有在东亚施展政治和军事权威的愿望，它也不具备这种能力②”的情况下，决定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而是静观其变，等待时机坐收渔翁之利。1842年8月《南京条约》开创了列强强迫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的恶例，美国不再无动于衷。12月30日，美国总统泰勒在国会咨文中的提议“国会拨出专款、遣使团来华、要求通商权利、处理外交事务和保护在华侨民③”就被国会采纳，总统任命凯莱布·顾盛为赴华专使。1843年5月8日国务卿丹涅尔·韦伯斯特训令顾盛打着有别于英国炮舰政策的“和平”旗号，步英国后尘，力争与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以获得在华特权。而在中国，清廷“天朝上国”的信念受到致命挑战，为阻止顾盛使团北上，于1844年7月3号，以《南京条约》为蓝本，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美国援引英国在华特权，获得最惠国待遇，成为其此后共享条约体系的法定依据。因此，顾盛曾趾高气扬地宣称“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了《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个门户打开得更宽阔了④”就很形象地说明了美国首次搭英国便车的外交方略大获全胜，以损害中国利益为条件，美国在“中美望厦条约中，初次披上了几件帝国主义的衣着⑤”就充分体现了其侵略性质，美国伪装和平的假面具被拆穿，美国人在中国的“美好”形象大打折扣，从根本上改变了早期中美对等的外交关系，成为近代中美不对等外交史的开端。 在鸦片战争中，美国靠拾英国人的牙慧在中国攫取了大量的侵略特权，这在外交界一直为西方国家所不齿，“美国作为一个伙伴跟在英国的后面，泰然自若地分沾了英国在中国的侵略特权⑥”就是明证。但此时美国对华的外交决策是正确的，它不仅适应了国内外形势，而且很明智地借用英国的强大的实力，为美国在华争得了切合自身实际的条约权利，为其以后对华外交的顺利开展铺平了道路。
中国环境外交 摘要:环境外交是伴随着环境问题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长期性国际政治议题。中国与世界在环境问题上的互动和相互影响非常深刻,成熟的中国环境外交成为世界环境外交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只有积极面对和克服中国环境外交的挑战和不足,才能实现中国的环境利益和兼顾国际共同的环境利益。 关键词: 环境问题全球化环境外交中国 环境外交是在环境问题恶化到一定程度、环境保护发展到一定阶段才逐步兴起并专门化的,伴随着环境问题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长期性国际政治议题。在国际上,较早明确使用"环境外交"一词的,应推到1983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环境外交:对美、加跨界环境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一书。[1]中国政府于1989年10月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要开展环境外交。从国内的相关著作和报刊论文来看,环境外交的定义有多种,相对完整的定义是"环境外交是指各种行为主体(主权国家的代表机关和个人、政党、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及公民个人)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外交行动,以交涉、谈判等和平方式去维系或调整国际环境关系,旨在捍卫国家环境权和争取国家发展权利的同时兼顾国际共同环境利益,也可以借此实现和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和其他战略意图。 一、国际环境外交的兴起和发展 在1972年以前,国际环境外交是零星的、非全球性和边缘性的外交,国际上通常把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作为国际环境外交的开端。[2]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传统安全议题不再处于核心地位;同时,由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跨国性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甚至开始威胁到一国的经济、政治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国际环境外交中来。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取得了重大成就,掀起了新一轮的国际环境保护和国际环境外交浪潮。 进入21世纪以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全球蔓延。环境问题成为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环境外交成为世界外交的焦点和热点之一。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于2009年12月7-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来自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召开峰会,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得到了各国前所未有的关注,引起又一轮的国际环境外交高潮。 二、中国环境外交的演变 中国的环境外交是在丰富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国际国内因素影响下起步并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环境外交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节律与世界几乎同步,迄今大致经历了初步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成熟发展阶段。 (一)初步发展阶段(1972-1988年) 1972年6月,中国政府派出以唐克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标志着中国环境外交初登国际舞台,环境外交在双边和多边环境合作方面都涉及广泛的领域。中国签订或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等约20个国际环境公约和协定,并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本阶段,中国环境外交初具雏形,为中国增添了一个融入世界的窗口,促进了国内环保事业的发展。[3]但也存在着对某些环境问题和相关机构缺乏完整的认识、国内关于环境外交的立场缺乏协调等局限。 (二)快速发展阶段(1989-2006年)
美国外交主导权的变迁 骆恺骐3090103508 摘要：美国宪法在对外政策上分别赋予过会和总统极大的权力，因为美国国父对英国国王的独裁暴政有痛彻的记忆从而给了过会更大的外交政策权力，然而自从两次大战以及随后冷战的开始，美国外交主导权转移到了总统一边，在60年代后期国会开始尝试收回外交权力。本文论述的便是总统与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优劣与两者外交主导权转换的原因。 关键词：美国外交政策、总统、国会、外交主导权转移 政治结构的演变在长久的平衡与调整当中，常常出现权力中心和权力结构的转移现象，而外交权作为国家权力中重要的一部分具有相对的难以控制性，本篇文章着眼于美国外交主导权转移的原因，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剖析了美国外交权在现代的国际环境下的几经变革，和最终的相对稳定。 首先，本篇文章以麦迪逊的名言开头，阐述了美国外交政策权力的分化的原因，然后详尽的列举了美国宪法当中总统与国会对外交政策享有的权力，使得读者能充分感觉到宪法授权有明显偏重国会的倾向。由于总统是一个新设立的政治角色，美国国父们对应该赋予总统什么样的权力不仅没有经验，而且还担心这个角色演变成一个专职暴君，所以国父们进行了分权安排，使得权力不至于集中在某个或者某些人手中。本文对这段的阐述非常详尽，很真实的再现了制定宪法时美国国父们的考虑。下文中讲了宪法中在外交事务的权力分配上存在着一大片不确定或者可以说是重叠的、有时甚至是对抗性的“半阴影区”。并列举了引用了许多政治学家的对这块“半阴影区”的猜想。个人认为“半阴影区”的存在是国父们故意在宪法中留的漏洞，使得以后总统与国会为了争抢这块权力而产生摩擦，来使人民避免遭受独裁的宰制。由于美国宪法的“半阴影区”特点，使得其被证明空间颇多且弹性极大，从而使得这部宪法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在这里，作者大量引用了亨金的话，也是用以阐述作者的观点，然而此处作者对自己观点的描述却是极少，可以说是几乎没有，读者只能从大量引用亨金的话这点来判断作者是赞同亨金的观点。 接下来，本文便进入了主要部分。这部分阐述了外交决策主导权的变迁。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外交决策主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国会手中。然而即使在国会占外交主导地位的日子里，各种国家紧急状态，使总统尅在特定时期里进行外交特权统治，这也为以后外交主导权掌握在总统手中埋下了伏笔。当然，在危机过后的和平时期，外交主导权依然在国会手中。这种外交主导权周期性摆动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自从美国介入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冷战的开始，美国外交主导权才似乎“永久性”的转移到了总统一边。直到60年代后期，越南战争的失利，国会感到应该重新确立自己的外交主导地位，但为时已晚，直到现在，美国国会依然没有拿回自己那一部分的外交权力。 接下来本文便开始阐述权力转移的原因所在。本文条理非常清晰的讲述了转移的原因，而且讲的非常详细，原因也写的很多，几乎把所有可能原因都写进去了。本文首先从总统和国会内部的结构功能、运行机制来分析可能的原因。首先分析了国会的结构，由于国会人数众多，而且来自不同的地方，致使全球视野相对较弱、权力分散、行动迟缓等不良现象，导致国会在处理一些需要迅速、秘密的采取行动的危机型事件上能力不足。而总统率领的行政部门采用的首长负责制，在处理事件紧迫、保密要求高的危机型事件时，能够进行国会无法提供的强
论外交决策模式中的理性决策模式 摘要：“理性决策模式”是外交决策研究的基本模式，具有决策者的单一人格化、决策目标的现实主义化、决策过程的完美理性化三个基本特征，但该模式忽视了显示国际政治中决策机构的多元化、国家利益的复杂性、决策过程的非理性操作性，存在着局限性。本文试就“理性决策模式”的定义、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作一定阐述，并对其得失提出自己的评价。 关键词：理性决策模式、定义、基本内容、基本特征、优势、缺陷 外交决策虽然是针对外交、应对国际环境做出的决策，但是决策的基础还是国内政治，而且外交决策可能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作为一种危机处理方式，无论是金融、安全、环境、技术、文化、教育等等各个方面出现了问题，都可能涉及外交决策。因此，外交决策可谓“贯穿内外，包罗万象”。 此外，外交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板，各国各地的国体政体、政治传统、民主程度都可能影响一国的决策方式。但是为了规范研究，学者们还是将外交决策模式在理论上大体上分为了三种：即以博弈论为主要方法的理性选择模式、以系统论和控制论为方法的官僚组织模式和基于心理分析法的认知心理模式。 理性决策模式（rational model），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汉姆·艾里森（Graham T. Allison）在其《决策的本质》一书中所论述的“外交决策三大模式”之一，也是众多学者、专家用来观察、理解各国政府外交决策的传统研究视角。 一、“理性决策模式”的定义及基本内容 “理性决策模式”，即是在历史学的外交决策研究框架内，将国家或国家外交决策者看作是一个高度统一的行为体，并认为决策者能从理性出发，能依据同样的国家利益，在一切可供选择的外交方案中进行决策，以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的一种外交决策模式。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理性”是“理性决策模式”的核心要素。那么，何谓理性？理 性一词（rationality）来源于拉丁词根“ratio”，带有“明智、理智”的含义，通常用来描述信仰范畴中的“坚持信念的方式”[1]以及行为活动范畴中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理性决策中的“理性”属于后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教
从热内事件看联邦政府初期的对外政策 百度mmxxyy01原创，欢迎转载 摘要：随着1782年美国在独立战争中打败英国赢得了自己的独立，合众国开始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加入了国际外交舞台，实行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1789年美国的盟友法国国内爆发了大革命，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不得不进行一番调整。而此时新到法国驻美公使热内对美国的外交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得美国从倾向于法国开始转入恪守严格的中立，并且对以后也影响深远。 关键词：联邦政府外交政策热内 美国和法国的友谊是有较长的历史的。美国的独立战争得到了法国的大力援助。虽然在战争初期法国出于对战争形势的判断不明而一直按兵不动，但随着萨拉托加大捷，法国人认识到可以凭借美国的力量打击英国来一雪七年战争战败的耻辱后，便开始大力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派遣海军封锁海岸，同英国舰队交战，破坏了英国的增兵计划，并且派遣了地面部队直接参战，多次同美国军队并肩作战。法国的加入还引来了很多同样对英国不满的国家的支持。西班牙、荷兰等国相继派出海军支持美国独立战争，同时其它国家建立了对英国有敌视性质的武装中立组织。可以说，法国为美国的独立不但直接援助，而且为其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也使得美国人对法国一直充满好感，他们在独立后同法国签订了长期的盟约，并且美国承诺用武力保卫法国的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 1789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从大革命的一开始，它便受到了美国人民的热切关注。法国于1793年对英宣战。由于英国同美国的经济联系较大，统治阶级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一直采取的亲英政策。但美国人民的感情还是在法国一边者占大多数。并且如前面所说美法之间有同盟条约，美国有保护法国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义务。而此时，新任法国驻美公使热内已经在赴美途中了。如何对待法国大革命引发的英法冲突，如何接待新任法国公使成了重要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不得不做出重要抉择。
浅析欧盟的外交环境政策。 【内容提要】欧盟作为一体化的区域性组织,其环境合作包括内部的环境政策、成员国的环境 合作以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展开的环境外交活动。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环境保护在世界上起步较早,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集团，欧盟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和 现实责任。欧盟对外环境政策的提出既是为了回应跨国环境污染尤其是全球范围内环 境恶化的压力，更是由于欧盟看到了环境保护在新的形势下对国际竞争的意义。欧盟 对外环境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确立欧盟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领导地位和道德权威， 取得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的话语主导权，制定有利于欧盟的国际环境政治游戏规则， 提升欧盟的综合竞争力。欧盟综合利用外交、经济和法律等多种手段，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 【关键词】欧盟，对外政策//环境外交 【正文】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近年来，环境问题逐渐成为欧盟峰会、八国集团会议、亚太经合组织等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环 境政治走到了国际政治舞台的前台，成为各国参与国际政治的重要领域。欧盟自其前 身欧洲共同体诞生以来，就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活动，其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身份 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特别是在国际环境保护方面，更是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成为国际 环境保护的积极推动者和领导者。 一欧盟对外环境政策的基本目标 欧盟成员国大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最早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的发展也意味着对环境的责任。欧洲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 使自己国家的人民过上富足生活，这也意味着它们对全球环境问题负有更大的责 任。在欧洲一体化之初，欧共体并未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在1957年的共同 体条约中并没有明确涉及环境保护的条款。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欧盟也采取了一 些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措施，制定了一些环境法规，但其着眼点并不是为了保护环境， 而是为了消除欧共体内部“因各成员国执行不同的环境政策而给自由贸易造成的壁垒，促进共同市场的形成和运行”。①进入70年代，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特别是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在瑞典首都斯德格尔摩的召开，欧洲各国政府受到的环境保护压力越来越大。1972年10月，欧共体各国在巴黎召开首脑会议，明确提出 要在地区开发环境保护、能源政策等方面开辟新的活动领域，同时开始关注国际层面 的环境政策。1973年，欧共体发布了第一个环境行动计划，其中就有国际环境合作方面的内容。但从总体上来说，此时欧盟在国际环境保护方面的态度并不十分积极。②
美国宗教对美国政治与外交的积极与消极影响 美国是一个拥有近2000种独立的宗教或教会的大国。据统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人声称信仰上帝，超过一半的美国人称每天至少祈祷一次，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美国人称每周至少去教堂参加礼拜一次。并且，当我们追溯美国宗教和文化传统时，会发现，“WASP”传统，在美国历史的优势地位保持了200多年。因此，说美国社会是世界上最具有宗教性的国家并不为过，进而，宗教对美国政治与外交势必产生相当程度上的影响。 最初乘着“五月花”号到达美洲新大陆的移民，多是为逃避宗教迫害或怀揣着宗教热情而来的，这使得美国在建国伊始就有很强的宗教性。并且，基督教的文化精神也深深影响了美国立宪建国的领导人，清教徒的思想中含有很强烈的幽暗意识，他们认为“神性至善，而人性本恶”，“道德沉沦的趋势普遍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由此产生的自由宪政思想就是日后美国革命建国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使得这批立宪者制定出一部现实主义，以制衡为核心的宪法，为后世的美国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款就谈到了宗教问题，规定“国会不得设立宗教或者限制其自由实践的法律。”这两个分句分别体现了美国宪法针对宗教问题的两个基本原则：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然而，“美国历史却可以证明，彻底的政教分离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作为美国宗教传统的基督教新教一直在影响着美国社会。”而托克维尔也认为，美国人的政治制度之所以得以经久不衰，宗教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他说：“美国这样的政教分开反而让两者相辅相成。人在社会上有越大的自由，人就需要更大的自我约束，这种约束在美国就来自于个人的宗教信仰以及与宗教有关的道德价值观念。”由此可以看出，宗教帮助了美国的统治者和立法者，使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得以提升，得以更加注重“永恒的爱好，崇高的情感，和对非物质享乐的热爱”。 由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两个分句，只是单方面的，即它只限制了政府对于宗教的权力，而对于宗教不得干预国家政治，政府事务，国家教育等问题却丝毫没有涉及。因此，毫无疑问，第一修正案为以后的政教冲突以及宗教干预政治埋下了种子。 当宗教保守主义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事务和社会问题上时，就带动了宗教右派的发展，而这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宗教右派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事务。宗教右派通过基层活动，通过媒体舆论，国会游说，通过印刷品、广播、电话、互联网，通过与共和党联姻，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正在逐步增大。共同的利益使共和党同宗教右派走到了一起。从此，共和党得以获得牢固的选民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共和党在1980年，1984年，1988年连续三届大选的胜利。而美国多数州的州长和联邦国会多数议员也有共和党人所担任。宗教右派则从共和党这里得到了政治上的支持和发展机会。在联邦选举和立法机构的活动中，宗教右派的势力在逐渐增大，形成了一股势力强大的政治右派集团，直接影响着美国的内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 宗教右派宣传传统家庭价值，反对堕胎合法化，主张教育私有化和地方化，反对同性恋者的权利，反对政教分离原则，希望恢复基督教传统价值在
美国的外交传统——关于孤立主义的研究综述 孤立主义源于美国独立战争前后的早期外交，在20世纪曾一度盛行于美国。孤立主义作为一项政策主张，是以尽量避免对外国承担政治和军事义务的同盟关系的方式来维护和扩展美国的利益。主要侧重政治、军事、外交，而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并不限制与外界的交往联系。孤立主义在思想渊源上有着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在具体的政策上，他理应更倾向于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确保国家利益。它是美国统治集团在某种条件下推行扩张政策的一种手段。孤立主义一直存在于美国的外交当中，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建国以来的外交活动。 孤立主义是美国的一项外交传统，同时也是新时期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基础。其作为贯穿美国外交政策的始终，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一项外交政策，是研究美国外交政策不可回避且必须加以深究的重要部分。 一、资料的整理与相关论文的发表、著作的出版 杨生茂先生《美国外交政策史》把美国外交政策分为三大时期：大陆扩张时期（1775年---1897年），海外扩张时期（1898年---1945年）和全球称霸时期（1946年---至今）。其中大陆扩张时期的主要外交手段就是孤立主义。比米斯的《美国外交史》是以一个美国人的观点来论述美国的外交，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孤立主义。 以上两本著作并不只是完全讲孤立主义，但其内容的方方面面都涉及了孤立主义。当然，关于此类的著作还有很多，不一一赘述。关于孤立主义的论文则有：王玮《美国早期外交中的孤立主义》，王缉思《新孤立主义的幽灵》，陈立军、国红梅《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新论》等，众多文章都为美国孤立主义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研究的具体内容 （一）孤立主义的含义或内容 英国的保罗·约翰逊认为，美国一直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国家。但美国是孤立主义国家还是国际主义国家，还得有那一时期美国主导的外交政策决定，这就同样要求我们明白孤立主义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孤立主义到底有哪些内容。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的付越超先生在其书《论美国建国初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中认为，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只运用于政治和外交，而在经济上和外界有许多联系。但在政治和外交上，也不是绝对的隔绝于外界，暂时结盟也是早期孤立主义补课缺少的内容。同时美国早期孤立主义在空间上只适用于欧洲，而对于拉丁美洲和亚洲，则是积极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影响和控制。美国早期孤立主义也不仅仅是消极防御政策，也包含有战略进攻的因素。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王玮在其《美国早期外交中的孤立主义》文中也提到了上述几点，只是他还多补充了几点，认为美国孤立主义的内容很多，与一系列概念相联系，如“不结盟”、“中立”、“不卷入”、“不干涉”、“不纠缠”、“反对在美洲大陆殖民”、“海上自由”等，并且这些概念在每一个时期也都有阶段性变化，具有时代的相对性。 陈立军等在《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新论》中提到，孤立主义的内容为：不结盟，对于国家争端保持中立，军事上和政治上（外交）拒绝介入；当然一旦美国利益（一般为显而易见的利益）受到海外的威胁与挑战时，且美国有能力进行干预时，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不受前几项内容的制约。 以上都是关于美国传统孤立主义或者说是早期孤立主义含义的叙述。事实上，二战后，美国外交上海涌现出新的外交形式---新孤立主义。新孤立主义的含义当然不仅仅是以上所叙述的这些，宫绍周在其论文中认为新孤立主义相对传统孤立主义还多一项经济上，即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对外经济援助。 （二）实行孤立主义的背景或原因 李庆余、任李明、戴红霞等主编的《美国外交传统及其缔造者》书中观点是，孤立主义
摘要：“美国例外论”是美国文化的一个核心理念，它认为美国是个与众不同的国家。这种思想受到宗教因素、政治制度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并发展成为美国文化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例外论”对美国的理想主义、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美国例外论；形成原因；外交政策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32(c)-0301-01 “美国例外论”是关于美国人如何看待自身，如何看待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作用以及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思想见解和主张。美国人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是不同的，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国各项制度优越，是其他国家的典范，美国负有拯救世界的义务，它必须向世界推广它先进的政治制度、民主自由观念。 一、“美国例外论”的形成原因 （一）宗教因素。在欧洲受到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带着清教精神来到北美。这些人把北美看做是他们的耶路撒冷，来到这里是受到了上帝的指引，他们是上帝的选民。1630年，率领清教徒移居马萨诸塞的清教牧师约翰•温思洛普曾说道：“上帝的以色列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将是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我们。”[1]由于当时在北美没有国家，也就没有共同的国家意识，这时，对上帝的信仰和忠诚成了唯一的心灵纽带。这种“山巅之城”意识从美国建国之前就深植人们心中，成为美国世代相传的思想遗产。建国后，美国社会中依然有浓厚的宗教色彩。20世纪初共和党参议员艾伯特•j•贝弗里奇曾说“上帝已经标明美利坚人民是他的选民来领导整个世界走向复兴。”基督教文化是美国文化传统的主要内涵，美国人相信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按照上帝旨意建立的国家。（二）政治因素。在殖民地时期，由于远离欧洲的控制，殖民地人习惯于自己管理事务，比当时欧洲人民享有的自由权大得多。因此，殖民地时代的美国人就曾称自己是“自由的民族”。建国后，美国抛弃了欧洲的贵族制、君主制和等级制，避免了欧洲的腐败、专制、阶级冲突，以人民主权为原则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国。美国人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高尚、最纯洁的政体，能最大程度维护个人利益，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旧世界的一切政府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无从在亚洲、非洲或欧洲改革人类政治的条件……美国人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全世界赢得了立足点。”[2]殖民地人们在北美按照共和原则建立了一个新的政体，这成了“美国例外论”思想的另一个重要依据。（三）自然环境因素。北美大陆地域辽阔，土地肥沃，大西洋和太平洋把它与欧洲、亚洲隔离开来，那里又没有其他强大的国家。这种地理环境对美国人例外心理的影响很大。早期的清教徒认为北美是上帝特意留给他们，让他们进行神圣实验的地方。北美是他们的避难所，使他们能逃离欧洲的苦难和罪恶。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提到，美国处于与欧洲“分离和遥远的位置”，这使得美国可以“采取一条不同的路线”，美国不应“摒弃特殊的地理位置带来的有利条件”。[3]他所指的“不同的路线”，就是为确保安全，美国不卷入欧洲事务，孤立于欧洲纷争之外，集中力量发展自身实力。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让美国人感到一种安全感，他们认为，生活在这里是受上帝指引，美国是高高在上的“灯塔”，是可以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的“楷模”，是世间的例外。 二、例外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美国例外论”是美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有很大影响。（一）理想主义。例外论给美国的外交政策添上了高度理想化的色彩。与欧洲传统外交政策不同，美国人自认为是一个高尚的民族，有着崇高的利他主义动机，他们认为自己有帮助那些未开化民族和国家摆脱愚昧落后的使命。对于19世纪时美国的领土扩张行为，他们认为这并不是侵略，而是以“善良的方式照顾这些不幸者”，他们的目的是无私的。例外论使得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国际行为中是清白无暇和乐善好施的。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声称参与战争是要“打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美国人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为了使
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分析 ——以中美建交为例 余丽 2013-2-15 15:36:51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1期作者简介：余丽(1964-)，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的教学与研究，河南郑州450001 内容提要：中美建交，既受国际体系的影响，也受到美国国内因素的制约。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时体现了理性行为者、官僚政治以及组织机构三种模式的决策特点。这三种模式的结合使美国能够较全面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但也带来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 关键词：理性行为者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组织机构模式中美建交 宏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是国际体系而不是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决定国家的国际行为，国家被当做一个理性、单一的统一体，国家的对外决策机制称为理性行为者模式。大部分探讨国家对外政策的文章都是使用这一分析模式。然而，单纯从国际层次进行分析的理论虽具有一定的解释性，但是它们“在实际存在的反常现象和理论的局限性的共同压力下很容易变得无能为力”[1](P42)，以至于这种单一层次的分析(国际层次)不得不让位于两个结合起来的分析层次，即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按照亨利?基辛格的看法，任何政治家在做出外交决策时都受到两套因素的制约：一是其他国家的政治、势力和行动；二是从公众舆论到政府和官僚机构的态度这一系列内部条件[2](P157)。由此，国家对外决策机制的模式也加以扩大，出现了官僚政治模式和组织机构模式等，这两种模式都是考察国家内部的因素如何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
中美建交是中美两国外交史上的大事，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过程曲折复杂，扑朔迷离。回望当时的国际局势以及美国的国内政治如何影响着美国与中国建交的决策，让我们把分析的框架纳入上述的三种决策模式。 一、“大三角”关系与卡特的决策：理性行为者模式 自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关系尘封已久的大门以来，两国关系逐步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但美国历经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与华建交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卡特上任之初也并没有把建交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可是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促使他在1978年初最终下定决心与中国建交。这些国际因素主要是：苏联的继续扩张和日益恶化的美苏关系；1978年初苏联向中国示好的姿态以及中苏出现和解的迹象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加紧了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态势逼人。1978年初，苏联向古巴军队提供空运支持，并通过古巴企图策划在东非建立“红海联邦”。受挫后，苏联于1978年1-2月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军事援助反对索马里，终于迫使索军于1978年3月退出欧加登地区。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地区争议中扩大势力范围的举动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 自毛泽东逝世以后，莫斯科一直希望改善中苏关系，为此不断向中国作出示好姿态。虽然中国对苏联的建议反应冷淡，但有迹象表明，中国也在认真考虑松动对苏政策。1977年秋，中国政府决定派王幼平去莫斯科任中国驻苏大使。在此之前，中国驻苏大使职位已空缺了18个月。1977年11月初，中国领导人派外交部长黄华赴苏联大使馆出席在那里举行的苏联国庆日招待会，这是10年来
概括说来,美国外交决策的因素不外乎国外因素与国内因素两方面。一方面,美国任何一项外交政策都是对某一或某些国外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心理等诸方面)所作的反应。另一方面,国内因素又是美国外交决策的基础。在国内因素中,有些是自然方面的,而更多的则是社会和政府方面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是最重要的自然因素。美国的经济发展、政治传统、民族构成、意识形态以及像利益集团、公众舆论、大众媒介、政党等是社会方面的因素。总统而以及国会、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系统等机构在决策中的作用则是政府方面的因素。一般说来,社会因素仅仅影响外交决策,而政府因素中的多数不仅影响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决策。在政府因素中,既要看到决策机构在参与决策中的重要性,又不能忽视决策者个人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否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美国外交史上,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等高层决策者在不同程度上对外交决策起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而决策者个人的作用则取决于决策者在决策中的地位(例如总统的作用一般要大于国务卿,而国务卿的作用又要大于副国务卿及其他外交官)和决策者的个性特点(包括决策者个人的信仰、道德、观念、习性等心理因素。以上概括了影响和决定美国外交决策的各类因素。这些因素决定着外交政策的制订,它们的变化决定着外交政策的变化。它们同各项外交政策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即各类因素通过决策过程转化为各项外交政策决定。然后,各项政策决定的实施又对各类因素起反馈作用,于是又推进决策过程,影响新的政策决定。 美国外交决策的根本依据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它规定了美国外交决策的基本目标。国家利益概念是美国外交决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美国外交决策者毫不隐讳地谈论美国的国家利益,将它视作美国外交决策的根本依据和美国对外关系的行为基础。美国外交决策的特点.历史上,美国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国家利益。其中有些是基本的和长期不变的,例如美国的“国防”利益(或称“安全”利益)和国际经济利益自立国至今始终是美国最基本的国家利益。“国防”利益在美国建国之初表现为要求维护国家独立,免遭外来侵略,以后又发展为军事上的向外扩张。二次大战后则是在“国防”与“安全”的口号下争夺世界霸权。国际经济利益要求增进美国的国际贸易,扩大海外投资,获取国外资源以及维护美国企业在国外的利益。20世纪以来,这一利益常常表现为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扩张。另外有一些国家利益则较为短暂并随着国际条件和国内情况的变化而改变。例如,19世纪,避免卷入国际争端曾经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而进入20世纪,国家利益要求美国越来越多地卷入世界事务。又如二次大战期间,美苏结成战时同盟曾 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到战后这一利益因美苏间爆发冷战而为美国对苏遏制的利益所取代。%当然,决策者在制订外交政策时,除了首先考虑各种国际事件涉及何种国家利益外,还必须善于正确判断这些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国家利益从而制订出处理每一事件的对策,采取符合国家最大利益的行动。 例如,同样是涉及“安全”利益的事件,有些可能涉及美国的切身利益以至生存利益(如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等)。对这类事件,决策者或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或采取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可能手段全力以赴。有些事件仅仅对美国的“安全”产生潜在的影响。对待这类事件,美国一般不使用武力而采取外交和经济手段以及军事援助的办法。对于那些虽涉及国家利